米赈民[1]
新中国建立到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实现这一阶段，是我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时期。回首发生在这一时期的事件，历历在目，特别是我亲身参与并组织领导实施的咸阳县“三反”、“五反”运动，给我留下最为深刻的记忆。
1952年，我任中共咸阳县委宣传部部长、咸阳县增产节约委员会副主任。我们遵照党中央的指示和省委、咸阳地委的工作部署，从1月5日至11月8日，组织干部群众在咸阳县先后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骗国家资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三反”、“五反”运动。
咸阳县“三反”运动，从1月5日至11月8日分两期进行。为加强对运动的领导，县委成立了以书记任兴田任主任的咸阳县增产节约委员会，下设办公室，负责“三反”的日常工作。1月5日至4月20日，第一期“三反”运动首先在县级机关干部中进行，全县有10个部门，390余名干部参加。第二期“三反”运动，从10月11日至11月8日在区、乡机关和未参加县级机关“三反”的部分干部（共92人，其中区级于部43人，乡级干部35人，县级干部14人）中，采取召开三级于部会议的形式进行。运动分为学习文件、思想动员；民主检查、坦白交代；思想批判和处理四个阶段。
第一期“三反”共查出有贪污问题的干部172人，贪污旧币5亿多元，其中贪污百万元以上于万元以下的48人，百万元以下106人，占参加运动总人数的43%，“捕虎”18只（贪污千万元以上者为“虎”）。对164名有贪污问题的干部分别作了处理，其中受刑事处分12人、给予政纪处分34人、免予处分118人。共收回赃款3.3亿多元，占贪污总数的66%。第二期“三反”中查出有贪污问题的78人（其中县级11人、区级34人、乡级33人），占参加第二期“三反”运动干部总数的85%，贪污总额为6300万元（旧币）。21人受到政纪处分，其中开除公职l人、撤职5人、降级降职1人、记过9人、警告5人。
1952年1月31日，根据省委开展“五反”运动的工作部署，咸阳地委决定在工商业较为集中的咸阳县和三原县开展此项工作。咸阳县“五反”运动于2月4日开始，重点在辖区工商界进行，并成立了以咸阳县县长张振为主任、我为副主任的咸阳县工商节约检查委员会（下设办公室，杜锋任主任），领导“五反”运动。2月6日咸阳县委召开了“五反”运动动员大会，有1400多人参加。会议要求广大工商业主积极进行自查，主动交代问题，争取宽大处理。并号召工人、店员积极揭发问题。运动分为宜传政策、坦白检查、处理问题和划分类别三个阶段。全县共有300多工商户，1330多人参加。运动中对有问题的工商业户采取个别谈话、限期坦白交代、“下水洗澡”的方法进行教育和改造。节约检查委员会根据“对资产阶级既要团结又要斗争”的方针，执行“多数从宽、少数从严，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过去从宽、今后从严”的原则。经过“五反”运动，共收回了偷漏税和物资总计3亿多元（旧币）。划分半守法户2个、基本守法户236个、守法户95个。4月2日，运动基本结束。
“三反”、“五反”运动的开展，对于巩固新生的革命政权、根除国民党旧政权残留下的污泥浊水，推动抗美援朝，恢复和发展经济，净化社会风气都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的社会生活秩序至今令人向往。“三反”、“五反”运动的开展不仅解决了当时存在于党、政机关部分干部中的为政不廉、违法乱纪等问题，而且也为日后加强党的自身建设、教育和培养干部提供了历史借鉴。
“三反”、“五反”运动的历史作用是不容置疑的。但运动中的教训也是深刻的。这主要表现在：一是人为地下达指标，不坚持实事求是。如给各参加单位、部门下达“捕虎”的硬指标，造成没有那么严重贪污问题的也被拔高，被当“虎”来打，使个别干部压力过大，跳井、吞食金戒指自杀事件时有发生。二是扩大化的问题，运动中人人过关、无限上纲上线，挫伤了干部工作的积极性，教训深刻，值得反思。
（整理：宋东林 樊永婷）
注释
[1]米赈民，时任咸阳市委常委、宣传部长、副县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