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子彤[1]
“三反”、“五反”运动，是党中央针对不法资本家腐蚀拉拢国家机关干部获取高额利润，在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和私营工商业者中先后开展的群众运动。开展运动的起因主要是时任河北省委、天津地委书记的刘青山、张子善两位高级领导自恃功高，贪图享乐，大量侵吞国家资财、救济粮食和巨款，引起全党的震动，给刚刚建立起来的新中国和人民群众造成了恶劣的影响，党中央对他们进行了坚决果断的处决，以此教育党员于部，在我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使我至今记忆犹新。因此，我觉得有必要将自己亲历和知道的这方面的一些情况，如实回顾，供后人参考。
解放初期，中共西安市委成立，我任市委委员。当时，全党思想很明确，要依靠工人阶级，恢复发展生产。不久就成立了市工会筹备委员会，党组织派我搞工会工作。开展“三反”、“五反”运动时，我在市工会任副主席。市工会的干部主要由部分陕北根据地、晋绥老区的同志，部分地下党和由工厂抽调的工人，以及在西安招收的中学生和“华大”来的几位学生组成，这些干部都很纯洁。市工会的领导班子成员由我、刘松桥、马汉三、刘蓟、刘宗文等组成，秘书长是陈来驹，领导力量很强，有些曾参加过延安整风运动，包括我在内，马汉三在边区是老工会工作者，工作方法都是深入到群众中间，很少坐办公室。“三反”、“五反”运动时，这批不到百人的骨干力量，经过短期训练之后，分别被派到工厂和各区做工会工作，他们深入基层，不畏困难，开展工作，在工作中锻炼成长。市工会主席由赵伯平书记兼任，我和刘松桥、马汉三都是副职，可见党组织对工会工作重视的程度了。
“三反”、“五反”运动开始后，各个机关统一行动，很快就把群众发动起来了，要求比较严格。“三反”在前，“五反”在后。经过一段运动后，西北局、市委领导结合西安实际，研究制定了揭查“老虎”的范围。如凡单位开支在500万元以上，必定有一个“老虎”（经过一段“五反”运动后的大致估计）。前面谈干部情况，以此说明市工会这支干部队伍纯洁有力，中央、西北局、市委的一系列指示精神都能得到很认真地贯彻执行。运动开始抓得很紧，我们经过认真动员、讨论、揭发儿个阶段，从市工会本单位的实际情况看，经费开支起初由市财政拨款，当时机关人员不多，实行的是供给制，给带家属的干部发点钱和面粉，经费开支主要是伙食费支出，应该说没有太大的间题。1951年6月《工会法》实行以后，当年10月市工会经费独立。机关内部设了财务部，这年市工会经费收到866万（旧币），1952年“三反”运动开始，新的经费划拨还未到位。即便是这样我们还是很认真地去进行每一个步骤。
运动来了，我们体会很深，尽戳避免“逼供信”。指导思想是掌握实际情况，防止偏差，但还是要有侧重点地进行揭发。我们确定的对象是管理伙食和财务人员，让大家向他们提意见。管伙食的叫高士奎，是一位地下党员的老同志，我们很相信他。出纳袁立平是我党的一个统战关系的亲属，曾是家庭妇女，解放后来工会工作，对她也是了解的。当时查了他们两人的账，账面对不上，有差错，只好继续再查，每项工作都是认认真真、按部就班地进行，直到把账查清为止。但我们最后认为不存在贪污问题，是他们缺乏这方面的知识，不懂账务才出现这些问题。运动中，市委书记赵伯平、市长方仲如对于市工会没有按时揭发出“老虎”来，曾在大会小会上点名批评市工会领导有右倾思想，对我们的压力很大。当时，中央对“老虎”的认定是以贪污人民币（旧币）的一定限额为标准的。如贪污1亿元以上为大老虎，1亿元以下至1000万元是小老虎。运动经过一段时间后，上级领导认为，凡经费开支在500万元以上必然有“老虎”。按照上面的规定，市工会没有“老虎”，因而受到市委大会小会的多次批评。
我和马汉三、刘蓟等都是党的地下工作者，经常进出革命老区工作，也曾参加过1943年的边区整风运动。这些情况赵伯平、贾拓夫、习仲勋三位书记都有深刻的体会。所以市工会的领导思想上有个原则，既要克服右倾，又要实事求是，防止运动出偏差，按部就班、认认真真做好每一项工作程序，有“老虎”就有，没有就没有。为此，也曾引起其他单位领导对市工会提出质疑，因而在大小会上受到点名批评。后来再查高士奎、袁立平的账，还是对不上，组织让他们自己掏腰包把短缺的钱补上。最后的结论是工作失误出的差错，不属于贪污，也没有调离工作岗位。后来上面的压力太大，必须得抓出个“老虎”来，这时有20人揭发龚云（市工会的会计）用6万元（旧币）买了一块时髦手表，怀疑钱的来路不明，可能有问题。后来组织上就把目标放在龚身上，但心里终究不踏实。虽然经受市上领导多次批评，在市工会内部思想是明确的，实事求是开展运动，小心掌握政策，不夹杂个人私念。我们认为在全国掀起“三反”、“五反”群众运动是正确的，确确实实有的单位或是管钱的人思想有变化，当然也包括个别老干部在内，旧政权的留用人员和参加工作不久的人问题比较大。从开始到结束，市委对这次运动抓得很紧，确实是严格、认真的。记得1953年春，全国总工会抽调工会领导干部组团到国外共庆“五一“劳动节，我有幸成为其中一员。临出国时，赵伯平书记还当面对我说：“我不相信市工会没有‘老虎’，你认为没有，得给我写个保证来！“回来后我确实也给市委领导写了保证书。还记得有这样一件事，打“虎”期间，有位老同志，负责市上农业方面工作，由于机关揪不出“老虎”，曾听市委秘书长说他是思想“老虎”，气得该同志想不通，自寻短见，由于体胖跳井时被井口卡住，才避免了一场事端。像市工会没有弄出“老虎”的也是少数。上面压力太大，情急中把龚云报了个“小老虎”，但经过后来的定案复查，龚云的事情也不算贪污。运动中我也曾在大会上点名批评过个别同志对揭发不够积极等。多年后我碰见了该同志还向他道歉说，当时我在这个问题上批评得不对。运动后期，有些地方不实事求是，没有“老虎”硬要找出儿个“老虎”，使运动出现某些偏差。根据中央精神各地对有些不实的“老虎”都进行了平反。
市委领导机关在整个运动中抓得很紧，要求更为严格，这与有一个坚强廉政的领导班子分不开。解放初期，市委经常组织学习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精神，市委机关对节约特别注意。当时，市委机关的办公地址是新民街一家银行的宿舍旧平房内。现在市政府的办公地址是沿用解放时接收下来的旧址。1954年以后，市委机关才搬到南院门、五岳庙门办公，是省委由原住址转交的。由于领导机关带头节俭，谁也不能修建办公楼房，办公费用也枢得十分紧，广大群众反映特别好。在用车方面，只有市委赵伯平书记、市政府方仲如市长有专车，便于向上级汇报工作和开会使用。其他副书记和不会骑自行车的同志用车叫作公车。各部委领导因公用车都是使用公车或自行车，各区委、区政府领导外出办公都是骑的公用自行车。
1952年，市委某领导回老家探亲，顺便用公款给机关购买了一些土特产作为一点福利。在“三反”中照样有人提出这件事，市委领导对他也进行了批评教育。我认为市委对待“三反”运动是严格的，无论哪一级干部，群众揭发的问题属实，都要受到组织批评，严重的还要受到党纪政纪处分。在市委批评某领导同志的问题上，我认为是对的。当时，在市上召开的党代表会议，或是人民代表大会上，对赵书记、方市长开展批评也是很正常的事情。
“三反”运动以后，因马汉三同志身体不好，有肺病，市工会领导考虑给他制作了一件羊恙皮大衣。有人向上级反映，市委专门派了组织部领导到机关凋查此事。调查结果是确有其事。但不属于挪用公款和贪污，而是为了照顾病号所为。我们对群众反映情况没有任何反感，鼓励大家这样做。那时候真是这样，工作极具透明度。没有什么以权谋私现象，不怕群众反映问题。当领导的没有什么特殊化，出现问题该批评就批评。开展“五反”运动比“三反”运动稍晚一些，大概是1952年2月开始。我们作为群众团体，配合各级党委、政府部门开展工作。我跟马汉三同志分别负责工厂和各区的“五反”运动。工会的领导成员多半都被安排到各个工作组中指导工作，工作组力最较强，老同志居多，还有新招收的中学生和几个大学生。市工会还成立了派出机构－－－区工会办事处，由区委书记兼任主任，工作组负责人任副主任。我主要分管西安市各工厂这一块，按照市委工作计划，配合有关部门在大华纱厂、华峰面粉厂、成丰面粉厂、和合面粉厂、中南火柴厂、三酸厂等工厂搞“五反”运动，也给各厂都派了工作组。当时，我们首先进驻了大华纱厂。大华纱厂有党委书记，有工会主席，还有企业党委派的工作组，组织力量较强。我到大华纱厂有两重身份，一方面是工会副主席，代表市工会开展工作；另一方面是市委委员，代表市委开展工作。企业党委书记冯力生也亲自到大华纱厂一起工作。大华纱厂是当时陕西乃至西北最大的纱厂，经营规模比较大，有3000多工人，30000多个纱锭，800台布机。我跟冯力生都住在厂里，精心组织开展“五反”运动。工作进行了两个月都比较正常，没有出现什么问题。四五月间，大华纱厂经理熊轩卿在他的卧房里自缢身亡。我们在大华纱厂一再告诉各委员、积极分子，在工作中无论如何也要防止急躁情绪，要做细致的思想工作，但还是出了严重问题。知道此事后，我立即向赵伯平书记进行汇报，赵书记听后没有吭声，市委很快向西北局习仲勋书记汇报，立即受到了严厉批评。习仲勋书记很不客气地说：“你们做了一件漂亮的工作吗！“工作中出了这么大的事，在陕西、西北影响很大。他责成在大华的工作组认真做检讨，必须有文字的东西。市委也要做检讨，等候处理。下面出了这样的问题，作为责任领导，我们连续检讨了三四次都过不了关。具体工作的同志没有严格追究责任，但我们就不同了，责任在身，必须找出工作中的疏漏和问题。
实际上，我们开展“五反”运动，是严格按照市委的部署进行的，首先在全厂发动工人群众，使他们明确“五反”运动的重大意义，积极踊跃揭发资本家的“五毒”。随后工作组的同志对一些知情人做劝说引导工作，让他们站出来揭发资本家的问题。对熊轩卿没有采取硬逼口供，也没有搞过车轮战，只是对其看管较严，让其在家办公，交代问题。由于他对“五反”运动认识不清，思想上有抵触情绪，加上曾有不光彩的历史，因害怕过不了关而自杀。由此我们也得出一些教训来。一是经验不足。没有料到熊会上吊自缢，更没有想到在蚊帐杆上挂个绳子也可以死人。二是工作不细。思想启发教育工作做得不够，违法者没有了解政策尺度，害怕没有好结果，则是造成死人的原因。例如解放前，熊曾在大华纱厂当过车间主任，对工人尤其是对女工极为恶劣，积有民愤。解放后经过镇反等一系列运动，他心里害怕，又对“五反”目的摸不清楚，心里没底，才出现问题的。现在实事求是地讲，上级领导要求我们三四次做检讨是完全正确的，思想上没有任何怨言，不管怎样死人了，自己应负的责任是推脱不了的。
马汉三同志在各区街道、商店发动店员、群众，观点明确，立场坚定，掌握政策稳健，大会小会批判没有出现过问题。其他面粉厂、火柴厂、三酸厂等都没有出现此类问题。运动中以党的领导为主，工会配合行政、税务、工商拧成一股绳把这事办好。街道运动的领导都是依靠区委领导来进行的，工作上掌握政策比较准确、稳妥。我们经过很多事，都深有体会。但工作经验的不足，则是主要问题。以此写出材料供后人参考，则大有裨益！当时，党内在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方面，是很正常的。赵书记、方市长对干部的批评也是很严厉的，不拐弯抹角，不论对谁都是一样，对党认真负责，不讲情面。但过后被批评者可以解释，即使批评不当，事后他也会自觉改正，这些都是平常的事。这方面的许多事例都反映在上下级之间、干群之间、同志之间的团结上，真正形成了和谐相处、心情舒畅的局面。总之，经过了“三反”、“五反”运动，深刻教育了党员干部，打击了不法商人严重的“五毒“行为，挽回了经济损失，巩固了新生人民政权的成果，为完成新民主主义过渡时期的总任务打下了一定基础。
（整理：宋东林 樊永婷）
注释
[1]朱子彤，时为中共西安市委委员，西安市工会主持工作的副主席。1990年离休前，任西安市顾问委员会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