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建业[1]
1949年12月1日，我到西安市东关南街“永昌南行“当学徒。这家商行是以南广济街“永和银号”为主东家，由名叫张德荣的资本家经营的烟草、食糖、棉花、土特产等的批发商行。
我进这家商行的当天，恰逢原中共七区区委宣传部、区团委、区工会在东关景化巷小学举办工人夜校，组织工人和店员学徒学习《社会发展史》。资本家接到一厂一店去一人的通知后，沿用应对国民党在厂店征兵、拉夫的办法，谁进店最迟就派谁去，于是我就成为指派对象。
夜校成立会上，宣传部的同志讲了工人阶级在社会发展中的历史作用和在新中国的主人翁地位，动员工人和店员学徒组织起来，团结与监督资本家搞好生产经营，为恢复国民经济，稳定人民生活，巩固新生政权努力工作与学习。团委干部讲了要在经济活动和劳资斗争中涌现的先进青年中发展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员，建立团的基层组织。工会干部带领大家唱了一首“参加工会手续少，自觉自愿把名报，只需一人作介绍，你便可以入会了”的入会歌，当场发了工会会员登记表。渴求摆脱资本家剥削压迫、争取彻底翻身的工人和店员学徒，当场互相介绍，成为工会会员和此后建立工会基层组织的“火种“。区团委经过两个多月考察，便在东关的店员学徒中发展了一批团员，于1950年2月成立了西安最早的店员支部。有了组织依托的青年团员、积极分子和工会会员，旋即与一些不法资本家偷税漏税、压迫虐待工人和店员学徒的行为展开斗争。那时，每天晚上都有团员和积极分子到团委向李凡、毛钧魁、朱宏凯等同志反映情况，向三位当时在区团委工作的领导讨主意。
我所在的商行用现在标准衡橘虽不是大商店，但却有一个保守顽固、奸诈狡猾的资本家，在违法败德方面更是花招百出、不择手段。身处商海，使我有机会目睹当时资本家一些不法行为。
“五反”前的两年，为了鼓励与保护民族工商业，党和政府对他们税负很轻，税种单一，但唯利是图的资本家本性不改，千方百计偷税漏税。当时大宗商品，件件整装货上要贴印花税票作为完税标志，资本家就把这种税票在同类商品上反复使用，一次次逃税。当时市税局在东关入街口设了税务所，以东城门为关口，检查出入城门大宗商品的纳税情况，资本家就暗中派人与未经思想改造的留用税务人员相勾结，逃避检查，有些大宗商品常常在夜间绕过城门运输。西安东关自陇海铁路通到宝鸡后，是取代三原、泾阳的西北地区主要商品集散地，批发商行的大宗商品常常是不挪地方，一天之内三易其主，三变价格，资本家则对这种期货交易，一不记明账，二不报税。违背商业道德、欺诈顾客和商业伙伴的事情随处可见。比如大宗商品原地倒手时，他们便在计量上通过“捉秤人”大做手脚。买货人往往只看秤杆高低，看不到秤陀玄机，量以于计的商品，成十成百的分匮就被糊弄了。我所在商店的资本家偷逃了税，赚了黑心钱后不仅不感愧疚，甚至以奸商口吻自鸣得意地说：“妓女不谈情，商人不讲义嘛！”
为了压制、虐待店员学徒，资本家在店里配有一名监工，对店员学徒实施监视、打骂、搜身、体罚。厨师玉生茂，一生为商店做饭，解放时已60多岁，不仅一人承担着二三十人的伙食，所有应酬的宴席，而且常为资本家的五口之家做菜。1951年仅仅因为与监工发生口角，便遭到毒打。
解放后资本家意识到对店员学徒经常打骂已不时兴，便以各种借口进行体罚。店里配有“脚子班”（搬运装卸工），但为了欺压我们这些从事社会活动，对其违法活动检举的人进行报复，经常授意“监工”为我们安排一些力不能支、应由搬运工做的重体力劳动。1950年盛夏的一天，一位跟随资本家多年、年近半百的史姓高级店员，因患脑溢血死亡，两个资本家看都不看一眼，便让我和另外三名未成年学徒，用门板将尸体抬上送回其距西安市60多华里的蓝田原籍。我们动身时，资本家既不给死者丧葬费，也不给我们喝水钱。当我们头顶烈日，强忍着酷暑、饥饿，沿若乡间小道将死人抬到韩森琢时，资本家担心死者家属闹事，为摆脱与店方关系，又雇农民将死者送回蓝田了事，这种处心积虑、惨无人道的恶行，令我一生难忘。
作为一名团员，我响应党和政府的号召，对其拉拢腐蚀干部、偷税逃税行为进行了多次揭发，引起资本家的极大仇恨，遭到没完没了的虐待与打击。他们尤其痛恨我参与工会、青年团活动。许多往事不堪回首，我只说两件。1950年春节，国人准备欢度解放后第一个春节时，资本家张德荣在除夕之夜，当着全体员工的面，对我和团员陈平如进行攻击，他恶狠狠地说：“你们两个‘新民主’吃在我这里，住在我这里，却给共产党干事，怎能容得？！”副经理康子健接着吼道：“我们店里不需要工会，更不需要‘新民主’（团员）！“我俩当众与其辩论，说明是工人养活资本家，资本家是靠剥削工人的劳动剩余价值发财，两个不懂理更不讲理的老财只好以不给劳动报酬相胁迫。我在这家商行干了一年多，不仅一分未得，而且靠家里出钱看病、买衣服。1951年春节前，资本家故伎重演，召来大东家的代表、我进店的介绍人，准备强行解雇我时，党组织经过慎重考虑，由区长刘洛克在工人夜校主持召开了一个小型批斗会，对这个在政治上向党“叫板”、抵制改造的张德荣进行了一次严肃开导，鼓励我坚守岗位，坚持斗争。上面这段陈述只想说明党和政府、群众组织在解放初期为维护工人阶级权益所做的大量且富有意义的工作。
1951年2月，市委组织部选拔我到市总工会工作。当时市总工会办有一个《供您参考》内刊，送阅对象为市委、市政府领导和市总工会、市劳动局负责人。时任市委委员、职工委副书记、主持市总工会工作的朱子彤同志，将这个刊物视为及时、准确向市委、市政府反映全市工人运动情况的主要工具。
这个内刊的内容除在“镇反”和民主改革中，反映由工会系统收集的敌情动态外，经常大量反映的是每天在全市发生的劳资动态。在整理编印这个刊物过程中，使我有机会接触各产业工会和十二个区工会办事处送来的由工会干部从职工中搜集的第一手资料，对“五反”前的劳资动态和“五毒”泛滥情况及党、政府采取的反制措施有些了解。
我参加这个刊物的文字整理及编印时，是一个年仅17岁，无论是理论、政策、业务水平都急需学习与适应的“小鬼”。为了使我在实践中接受教育与锻炼，把握政策、不失偏颇，当时市总工会秘书长兼研究室主任，我所敬佩的良师益友陈来驹同志（晚年曾主持过党史研究室工作）曾给我作过一次至今铭记的指点：一要立场明确，遇到劳资问题时，不能站在劳资之中或劳资之上，要站在工人阶级一边；二要旗帜鲜明，提倡什么反对什么，要以所归纳的事实说明问题，不作个人评价，是非曲直由参阅刊物的领导判断；三要文字简练，讲究逻辑关系，保证出门文件的质拭。
“五反”前不法资本家向党、向国营经济的猖狂进攻，既是破坏当时脆弱经济秩序的恶毒行为，也是对工人阶级对其斗争的挑衅。放毒与消毒、进攻与反攻、造乱与治乱，曾使我市工人阶级与不法资本家在政治与经济关联的斗争“五反”前就出现过一波接一波的激烈场面。
一度泛滥的“五毒”在西安的主要表现和对其反制措施大体为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利用当时监管缺位偷税漏税。逃税是当时私营工商企业的普遍现象。那时身份卑贱的工人和店员学徒虽没法揭露不法资本家的暗箱偷税行为，但对浮在表面的行为不时进行了揭发，两个阶级斗争的焦点便是从此开始的。考虑到经常与资本家打嘴仗不是长远办法，为了对其实行监督，市总工会、市劳动局、市工商联在私营工商企业试行了“劳资协商会”制度，吸收工人参加厂店管理。这一举措遭到一些资本家的激烈反对，他们叫嚷：“掌柜与伙计，天分的高低”；“从来就是人骑马，哪里见过马骑人”。不愿与工人平起平坐，更不愿让工人了解他们的经营内幕。参与协调的工会干部和劳动局的干部，严厉驳斥了这些无视工人阶级权利的谬论，坚持试行这一制度。1950年在全市较大的工厂、商店建立起了130多个劳资协商会，一定程度抑制了一些不法行为。二是利用当时国营经济实力不强，人民群众基本生活用品紧缺，制造市场混乱。当时主宰全市面粉生产与供应的成丰、华峰、福豫、和合四个面粉厂，不仅不正常出售面粉，而且还在市场抢购面粉，使一袋面的价钱在一年时间内涨了三倍之多，不仅老百姓为食发愁，实行供给制的国家工作人员直到“五反”仍靠陕北和晋绥老根据地提供的小米生活。生产棉纱棉布的大华纱厂的资本家背着军管，压产压销，持货待涨。为了保证居民生活，市总工会在这些工厂动员职工广泛开展了增产节约运动和劳动竞赛，突破了资本家制造的麻烦。三是利用当时尚未进行币制改革，旧币和金银等硬通货大多掌握在私人银号、钱庄手里的资本优势，这些钱庄、银号便以转型为借口，大肆抢购、套购重要商品和物资，围积居奇，哄抬物价，牟取暴利。1953年我国发行了新人民币，西安市人民银行有了自己的金店，金融市场方逐渐稳定。四是利用抗美援朝支前需要和在西安医治、康复志愿军伤员救护需要，在私营工厂加工订货之机，偷工减料、以次充好、以假充真，发国难财。对这种不人道的行为，党和政府进行了严厉打击。五是在个别经济管理部门，用行贿手段拉拢腐蚀了极个别革命意志薄弱的干部。这个问题在“三反”中基本解决。
不法资本家虽然嚣张了一时，但敢于和党、政府公然对抗的毕竟是少数，于是便把对党和政府的不满情绪集中宣泄在工人身上。对积极参加社会活动的积极分子，采取“白天不留饭，晚上不留门，下苦不给薪”的办法。有的借口行业调整和厂店转型，停产停业，减发或扣发工资，逼迫工人离职，甚至无理解雇，弄得市劳动局在通济坊设置的失业工人救济处应接不暇。1950年市总工会曾对城内四个区私营工商企业拖欠工人工资情况进行过调查，当年有60%的厂店拖欠了工人该领的工资。无法了解的是，当年不知有多少未满三年学徒期的苦孩子由于劳而无酬、生存权得不到保障，含泪离开了私营企业这块伤心地。最为典型的是解放路“珍珠泉”的反动资本家焦繁东，纠合“明星池”等当时西安四大浴池的资本家，借口修理内部设施，在同一时间来了个全行业关门，停发工人一切待遇。针对不法资本家倒行逆施行为，市总工会和市劳动局，在私营工商企业动员工人和店员学徒，开展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停业与反停业、减薪与反减薪、分化与反分化、解雇与反解雇的斗争，稳住了形势。工人阶级除在组织领导下与不法资本家进行各种斗争外，还自发组织了一些活动，鼓舞自己的斗志，也给资本家一些颜色。七区的店员学徒从1950年起连续几年，利用正月厂店休假之机，从古迹岭、蔡家巷等城中村，借用锣鼓家伙，组织包括锣鼓、高跷、歌咏的宣传队，在东关商业繁华的街道和城内的东大街、北大街、解放路沿街宣传新社会的优越性，高唱“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团结就是力晕”等歌曲，鼓动店员学徒走出厂店大门，参加社会活动，向资本家展示工人阶级团结的力量。哪家厂店的资本家不规矩，群众活动受阻，宣传队就在其门口用歌声、锣声、鼓声，鼓动工人奋起，向资本家发出警告。工人阶级“五反”前在各级党政和群众组织领导与支持下开展的这些活动，为“五反”奠定了良好的群众基础。
“五反”运动前夕，市委成立了由政研室六人和从政府办公厅、工青妇抽调的六人组成“五反”办公室，市总工会派我参加了办公室的工作。办公室的主要职责是与各区联络，收集情况，编印简报，总结传播经验。我在这里虽然只工作了区区几个月，但有幸见了大世面，学到了在市级机关工作的许多知识，对“五反”运动有了一点直观认识。
全国性的“五反”运动是党中央周密部署、毛泽东亲自指挥的一场阶级斗争，是党史巳有记载的大事。如果说“五反”前两个阶级的较量是前哨战，“五反”则是对“五毒”的围歼战。十几年前看过党的元老薄一波对这次伟大运动的记述和真知灼见，我觉得已是尽善尽美了。西安市委党史研究室要我回忆这段历史，我犹豫了很久，总觉得这不是一个普通百姓而且离开原工作岗位四十多年的人可忆的具有历史性质的大事。在党史研究室同志一再动员难以推脱的情况下，我仅从自己在这次运动中获得的教益角度写成这篇拙作。
我对“五反”运动的感悟是：
群众发动深入，运动的规模大，声势大，对不法资本家的震慑力大。工人阶级在解放前和“五反”前的两年里，长期在资产阶级的压迫、剥削、奴役下过着苦不堪言的生活，中小工商企业的学徒既是苦役，又是奴仆，既要没日没夜劳作，又要给资本家做饭、看娃、提尿壶，不敢越雷池一步，他们对学徒身份的认定，就是所谓“徒弟徒弟，三年奴婢”。“五反”运动采取一竿子插到底，召开既有资本家又有学徒参加的动员大会，一开始就唤起工人阶级的斗争热情与胆狱。西安市的“五反”万人动员大会，是由市委副书记、市长方仲如同志作报告的。才华出类拔萃、语出惊人的市长历数不法资本家的“五毒”表现，讲“五反”的目的，讲政策，讲出路，既号召工人阶级大胆与资本家面对面地斗争，也告诫不法资本家缴械认输。这第一次动员大会，既唤起全市工人阶级的高昂斗志，也把资产阶级的威风打掉了一半。各区的“五反”动员大会均由兼工会办事处主任的区委书记联系本区实际作报告，对资产阶级进行了第二次灵魂刺激。我参加过四区（今新城区）在市体育场召开的万人动员大会，当区委副书记张钦（女）宣布大会开始时，站在前排的不法资本家就已先乱了阵脚，个个惶惶不安，面如土色，那种狼狈相至今仍有印象。为了鼓励工人阶级无所畏惧地参加“五反”斗争，中央西北局书记习仲勋同志，及时召见了七区一家商店一名“五反”积极分子，消息、照片一见报，全市工人阶级欢呼雀跃，斗志更加坚定。
客观地说，“五反”运动中的工人阶级虽然斗志昂扬，但表现十分理智，既讲斗争，亦讲团结。对不法资本家的揭发，一直本着有理、有据的态度。七八万人参加的运动没有听说过给不法资本家体罚、游街的事情。倒是极个别顽固不化的资本家为了对抗“五反”，威胁政府，采取了极端手段。东关南街一家药材批发店的资本家，既烧账也烧房，妄图制造事端，所幸放火使用的助燃剂是易于挥发的白酒，火焰没有钻进积压多年的账本，房子顶棚也因灰尘太厚没有起焰，否则，中草药一旦燃烧必然殃及四邻。当区上负责“五反”的朱宏凯同志、东关南街公安派出所所长和我半夜赶到现场时，火已被店员扑灭，但纵火者却无影无踪，几个小时后方从店后水井打捞上来，但人已没救了。
抓住了不法资本家的软肋，攻破了他们的堡垒，运动进展比较顺利。“五反”前工人和店员学徒由于接近不了资本家的账房和密室，对资本家违法行为的揭发未击中要害。“五反”揭发阶段，清醒了的积极分子将工作对象放在高级职员、高级店员身上，鼓励这些本属于工人阶级的人，与不法资本家划清界限，尽快归队，共同投入“五反”斗争。开始时资本家为了应付检查，收买高级职员，制造假账假据，甚至将问题推给职员。当这些知悄者揭竿而起纷纷站出来对其揭发时，不法资本家不得不交出暗账，认账、认错、认输，为此后定量、定性、定案提供了比较准确的依据。
正确执行了党对民族资产阶级既斗争又团结的政策，使其以后规规矩矩接受共产党领导，依法经营，照章纳税，为1956年实行公私合营打下良好基础。“五反”运动虽然声势浩大，给不法资本家进行了一次深刻教训，但党、政府和胸怀开阔的工人阶级，坚持了团结多数，孤立少数，打击个别的原则，按其违法程度与性质，准确划清了守法户、基本守法户、违法户的界限，在补税、罚金等方面，执行了比较宽厚的政策和标准，使资本家口服心服。
打破了资本家套在工人和店员学徒身上的枷锁，使处于社会底层的这部分人得到人格解放，许多人将它喻为“第二次解放”。解放前至“五反”，中小工商企业的工人特别是学徒，多数都背负着自己毫不知情，由为富不仁的资本家与介绍人单方面订立的“卖身契”，主要内容是三年学徒期内不给劳动报酬，有病资方不管医治，伤残不管救治，死了不管后事，资方可随意解雇等霸王条款。“五反”中这种肮脏东西纷纷被公之于众，变成废纸；不敢交出的资本家只能自行将其毁掉，再也不敢拿这种伎俩威胁工人了。
“五反”使工人阶级受到一次难得的阶级斗争洗礼，大大提速了成长过程，造就了一大批人才。火线入团、入党的不计其数，很多人进入党校、团校、工会干校学习，以后成为公私合营企业、国营企业、国家机关的业务骨干，城内四个区每区都有数以百计的人进入上述单位。工会组织在“五反”中迅速发展壮大，会员由运动前的占工人总数40%-50%发展到95%以上，工人的权益从此受到保障。
“五反”促进了生产力发展。国民经济恢复任务在“五反”后的1952年胜利完成。1953年全市纺织、面粉等七个主要产业的产值比1952年增长了184.58%。经济领域出现了市场繁荣、物价稳定、秩序良好、供给改善，资本市场有利可图，国家税收增加，人民生活改善的局面。55年过去了，其所以还能对当年的劳资斗争和“五反”略有回忆，这里要感谢我的另一位老领导及挚友、原市总工会党组成员、副主席、已经仙逝的褚国华同志。褚老在20世纪80年代离休后，｀曾找我和市总工会其他同志了解过他到市上工作前这一段历史，那时我们的记忆力尚好，且有切磋机会，事实应比较准确。文中使用了当时共同回顾的部分资料，特此说明。
注释
[1]韩建业，时为西安市工会干部，在西安市“五反”办公室工作。1994年退休前在西安市体制改革委员会从事调研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