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商洛市委党史研究室
新中国成立初期，为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根据中、省的有关文件精神，商洛全区脱产于部在中共商洛地委的领导下，开展了以“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为内容的“三反”运动。整个运动从1951年12月下旬开始，到1952年10月底结束，历时11个月。全区参加“三反”的干部2270人，查出有贪污行为的有916人，处理贪污分子50多人。
1951年12月1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8日中共中央又发出《关于反贪污斗争必须大张旗鼓地去进行的指示》。根据中央的决定及中共陕西省委的有关指示精神，中共商洛地委决定在全区开展“三反”运动。“反贪污、反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首先在专区及县级机关进行。运动的重点是财经、贸易、税务、银行及管钱、管粮的部门。方法是组织干部、职工学习文件，宣传政策，在提高认识的基础上，个人坦白、群众揭发贪污、浪费、官僚主义等问题。
专区及县级机关的“三反”，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951年12月20日到1952年2月15日，制订计划，思想酝酿，开会动员，学习文件，着手检查，初步暴露贪污浪费间题60多件，涉及120多人，钱数2亿多元（旧币，下同）。但运动还处于冷淡状态中，劲头不大，信心不高。在这一段时间里，由于认识不到位，认为本区地措民贫，交通不便，经济落后，机关小资本不大，各单位经费少基础差，不会有大的贪污浪费，“老虎”（贪污分子）不多或不大，甚至于没有。因此，在2月5日前，“三反”运动缺乏具体的布置和深入的动员。对此，省委电示中共商洛地委”对‘三反’运动领导决心不够”，“对资产阶级向我们的猖狂进攻认识不足，是保守的右倾思想”。并下达了商洛打“老虎”的具体指标：分区级25只，县级42只，区乡级54只。第二阶段，1952年2月16日至3月25日，地委接受省委批评，及时调整工作部署，在不影响农业生产的情况下，集中时间，集中人力，在地县级机关打“老虎”。领导上分工负责，专员、地委秘书长、公安处长、分庭庭长等分赴税务局、贸易公司、银行、合作社、邮电局、公路局、粮食局、卫生院、书店等单位亲自指挥。同时发动与组织群众进行调查、算账、对单据。期间，商南县组织了6个打“虎”队，计45人，专门到农村调查材料。山阳县组织了3个组，共20多个人，分头进行算账、对单据。尽管运动中出现了下达打“虎”指标，完成打“虎”任务的不良倾向，但从暴露出的问题看，商洛地县级机关脱产干部中确实普遍存在着贪污、浪费及官僚主义的现象，有796人贪污20.15亿元（旧币，下同）浪费7.5亿元。第三阶段，1952年3月26日到5月初，全区展开追赃定案工作，处理千万元以下的贪污分子547人，占贪污人数的69%。除继续审查、研究“老虎”外，对机关干部都作了民主鉴定和思想批判，并制定出了工作、学习、生活、经费等制度。
对区乡两级脱产干部中的“三反”，地委在地县两级“三反”基本结束的情况下，于1952年5月中旬即作出了具体部署。为集中力量，便于领导掌握，地委要求各县区乡干部的“三反”，采用“召开县区乡三级干部会的形式进行。其中主要的是抽调区乡有问题的于部和上次未参加过县级‘三反’或虽参加过而尚未弄清的干部参加“。并要各县”在县三干会前（5月20日至6月5日）每县争取试办一个乡村的‘三反’工作，取得经验，以供县三干会上讨论与布置”。地委文件发出后，因时令即进入夏收夏播季节，加之商洛少雨，于早严重，全区干群全力“务农”，区乡脱产干部中的“三反”推后进行。同年10月初至10月下旬，各县先后召开了县区乡三级干部会议。会议除安排查田定产、冬季生产等正常工作外，各县三千会均利用10至15天的时间，集中进行“三反”。全区参加“三反”的区乡脱产干部共计2063人。区乡“三反”，时间虽短，但大体也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宣传动员，学习文件，解决思想顾虑。第二阶段反复动员，展开思想批判，在自觉自愿的基础上，普遍进行交代问题。交代时首先由党员、团员及负责千部与个别贪污事实严重、手段恶劣，经耐心说服教育愿意交代者带头自动交代。从暴露出的问题来看，各县区乡脱产于部中有贪污问题的904人，占参加“三反”总人数的44.84%，贪污钱数计折人民币1.976亿元，其中贪污100万元以下者867人、100万至500万者36人，500万以上者l人。贪污的手段各式各样：吃空名字、造假账、大秤入小秤出、敲诈勒索、私吞、受贿、偷盗等。贪污范围也是极其广泛的，有公粮、借贷粮、救济粮、优抚粮、教育粮、公产、公款、斗争果实、敌伪遗留物资、爱国公债、捐款、群众订报费、卖寡妇等。贪污的款项，有的用来放高利贷，有的置家产，有的个人挥霍，有的甚至堕落到吸食毒品的地步。镇安县区乡干部贪污人员中就有11人放高利贷、做生意。除贪污外，浪费现象也很严直。据不完全统计，浪费钱物折合人民币1.4亿元。“三反”中暴露出的干部不良作风问题也很严重，工作不深入的现象普遍存在着。在问题暴露出来以后，即根据“思想从严，处理从宽”的原则进行处理。首先进行典型民主批判，教育大家。处理方法是自报公议，领导核定。处理结果：据洛南、丹风、商南、山阳、镇安、祚水6个县的统计，受行政处分撤职者5人，记过者21人，警告者19人，开除者2人，降级者l人。对有贪污行为的300多名党员和400多名团员也分别作了开除、撤职、警告、记过等处理。第三阶段为杜绝贪污、浪费、官僚主义，树立干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人生观，巩固“三反”成果。一方面通过学习文件、领导报告，分析产生以上问题原因等，提高干部的思想觉悟和辨别是非的能力。另一方面，提出改正办法，建立健全各项制度，从管理上防止不良风气的产生。如商南县各区订出的制度是：①经济公开，发扬民主，定期公布；②新旧更换交接，必须列账造出清册，签名盖章，明确手费；③建立会议制度，严格组织生活，不断地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改造与提高自己；④加强学习，提高政治与政策水平。每月由县委宣传部出题，定期进行测验两次；⑤领导要经常深入检查督促，发现问题，随时纠正。
在部署区乡脱产干部“三反”工作的同时，中共商洛地委对村级于部的“三反”工作也作出了具体安排，并要求各县在全面展开前，争取先在一个乡村搞试办。地委的试办点是商县龙山乡。该乡从1952年5月11日至5月26日，利用半个月时间，在各村干部中开展了“三反”。工作步骤上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学习文件，掌握政策，宣传动员，调查了解，掌握情况，建立领导，组织力最。第二阶段是号召自动交代问题，而弄清间题者即予定案。第三阶段是定案追赃，处理问题。在整个工作过程中结合生产进行，同时各个阶段又是互相联系，不能截然分开。为搞好这一工作，该乡成立了增产节约检查委员会，负责领导“三反”，各行政村以积极分子为骨干力量建立领导核心。该乡参加“三反”的人数共有208人，其中旧职人员15人，现职人员120人，积极分子36人，群众代表37人。通过对账、查账、自我检讨、群众揭发、反复核查等形式，全乡查出有万元以上贪污行为的村干部27人，贪污财物折合人民币482万元，贪污最多者为110多万元，最少的为1.3万元。27人中全部退赔l人，酌情退赔1人，自动退赔4人，批评教育17人，移交学校、乡政府处理4人。根据龙山乡“三反”中的具体情况，地委提出乡农村“三反”后迫切需要解决的任务，即建立乡村工作经济制度。并就此提出了12条意见，如各村不准胡摊乱派，随便借名募捐，否则以贪污论处；“发扬民主，经济公开，每逄爱国捐献运动，必须列举名册，公布账目”；“凡属公益事业有关款项收支，必须召开有关该事业的群众会议，民主协商决定执行，少数人不能独断独行，并在每一阶段公布账目”；“乡长、支书、文书须多下乡，具体领导村的工作”等。在龙山乡试点的基础上，地委千1952年5月下旬对全区村乡“三反”工作提出了具体意见。地委指出，全区农村“三反”可分两期搞定，第一期可开始搞200个左右的乡，第二期可全部搞完。时间安排为7月初到7月底搞完第一期，8月初到8月底搞完第二期。后因区乡“三反”推至10月，村级“三反”在未及全面展开时，中央已指示结束“三反”，商洛村级干部中的“三反”除个别试点乡外，均未进行。
商洛的“三反”运动，在中共商洛地委的直接领导下，从1951年12月到1952年10月的11个月时间里，在地县区乡干部中，通过学习、宣传、教育、坦白，揭发、查账、定案、惩处、表决心、订制度等形式，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三反”运动从性质上说，是无产阶级政党反对资产阶级腐蚀的严重斗争，同时也是改造国家机关、移风易俗的社会改革运动。商洛的“三反”，清除了一批腐败分子，教育和挽救了一批干部，树立了廉洁朴素的社会风尚，并加强了地县区乡各级党政机关建设。“三反”运动对商洛广大干部和群众是一次深刻的社会主义思想教育，使广大干部群众提高了政治思想觉悟，增强了防止资产阶级思想腐蚀的能力，在社会上起到了树立新风尚、清除旧社会遗毒的作用。
（执笔：冀振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