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安康市委党史研究室
新中国成立之初，在百废待兴、百业待举的情况下，党中央为了共和国的长治久安，发起了声势浩大的“三反”运动，以及为将贪污、浪费、官僚主义彻底铲除的“五反”运动。1951年12月1日，党中央作出了《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以这个决定为标志，中央正式拉开了“三反”运动的序幕。
按照中共中央和陕西省委的指示精神，安康的“三反”运动在各级“节约检查委员会”的具体领导下，迅速在党政机关、国营和公私合营企业中开展。由于部分县土地改革和查田定产正在紧张进行，“三反”运动起止时间和发展、进度不尽相同。整个运动按照党的政策稳步、健康、顺利开展。
（一）精心部署，有序开展
安康是新解放区，从1951年10月下旬开始，全区10个县73个区813个乡镇，分三批开展土地改革运动，各项工作如火如荼。中共中央、陕西省委关于“三反”运动的指示发出后，安康地委迅即部署。12月18日，中共安康地委转发《中共中央关于反贪污运动的指示》，决定千1952年1月29日到2月10日在全区进行一次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专区机关从12月20日开始进行“三反”，各县于翌年元月中旬逐步开展“三反”运动，并结合进行整党建党工作。要求各县委立即着手根据实际情况作出安排部署。12月30日，地委又发出关于传达贯彻陕西省委关于开展“三反”整风运动的指示。1952年1月18日，地委发出传达中央关于抓紧“三反”的指示。根据中共中央《关于“三反”运动应和整风运动结合进行的指示》，安康地委拟定了结合“三反”和土改、查田定产运动分期分批整党建党的计划。并决定“三反”运动先由专区机关开始，逐步推向县、区。1952年1月29日，地委召开了专署机关大会，地委书记唐方雷在会上作动员讲话，首先带头作检查，“三反”运动随即开始。各县“三反”运动正酣，地委接中央指示，于3月17日发出通知，要求各县“暂停‘三反’运动，抓紧春耕生产”，“三反”运动遂告一段落。地委要求各县即派人分别召开县、区、乡三级积极分子会议，正确解释“三反”的意义，说明不违农时的重要性。针对各级干部的不同思想，指出他们过去即使有贪污行为，如能积极领导生产，争取主动，将来可从宽处理。春耕生产和土改工作稍稍趋缓，地委在总结前期“三反”运动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于7月24日下发了《对开展县、区、乡“三反”工作的意见》，要求县、区、乡“三反”运动继续进行。8月10日后各县“三反”运动再度开展，于9月上旬基本结束。整个运动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进行思想动员，学习有关政策规定；第二阶段是对照检查，有问题的交代问题；第三阶段是定案处理，进行思想建设。据统计，专区机关参加“三反”运动的干部共1301人，各县、区、乡参加“三反”运动的干部共4260人。
（二）广泛动员，重点检查
“三反”运动开始前，从专区到各县，都进行了比较充分的准备，结合土改、查田定产等项工作进行安排。一期土改总结会议期间，专署专员王廷佐即作了增产节约与开展“三反”运动的专题报告，地委书记唐方雷、副书记李力安，在县委书记县长及专区机关负责同志会议上作了动员，并利用一天两晚上的时间进行了讨论，各县及专区机关负责人在会上发言，首先纠正了“打头不大”和“无虎可打”的右倾思想，表示要把“三反”运动搞好。按照地委的要求，县、区、乡“三反”均采用三级干部会议，以整风学习形式进行。不提“三反”、“打虎”口号，不分配任务，首先讲明政策，稳定情绪，打通思想，解除顾虑，着重从思想上进行教育，划清界限。各县分别召开区委书记和区长会议，举办区、乡代表训练班，传达地委关于“三反”运动的部署，以及省委关于“三反”运动的指示，明确了方针、政策。同时又分别在党内和团内，对党、团员进行思想动员。为使“三反”运动健康开展，地委要求各县把三级千部会议开好，彻底解决问题，必须做到：第一，领导心中有数，做好充分的准备工作，事前需调查研究，将问题大小进行排队，便于掌握；第二，向所有骨干力量讲清政策、方法、纪律和贪污与浪费的界限，在工作中善于启发教育，掌握分寸，避免混乱发生；第三，要组织检查组巡回检查，发现问题要及时解决。按照这个要求，各县各系统各单位层层召开干部职工大会，普遍采取集中学习的方法，学习传达有关“三反”运动的指示精神。主要内容有毛泽东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议上的开幕词、周恩来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上的报告，习仲勋关于“三反”运动的报告，薄一波在中央机关干部大会上的报告及《人民日报》社论等。平利、白河、岚皋、紫阳、石泉、镇坪、宁陕7县上改工作已经结束，8月初即召开县、区、乡三级干部会议，进行整风学习。在学习中，大家畅所欲言，热烈讨论，深刻领会文件和讲话精神，理解和认识“三反”运动的重大意义，提高了认识，增强了信心，明确了开展“三反”运动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为顺利开展“三反”运动奠定了思想基础。运动开始前，一些干部职工听说要开展“三反”运动，普遍存在思想顾虑，一般有问题的，有“三怕“思想，怕丢面子，怕追究，怕下不了台。特别是财经战线和企业单位的人员，认为这次运动“凶多吉少”，“不管‘三反’或‘五反’，总是离不了财粮经”。也有人认为，贪污性质严重，浪费是次要问题，而官僚主义、强迫命令则是工作上的缺点。因而有的开始编造假材料，准备蒙混过关，有的则销毁账目，企图抗拒，还有的则准备交账，回家生产，等等。针对这些思想问题和顾虑，各县分别用5天时间进行学习动员，边学边议边检查，对问题不大或已基本搞清者，即作结论，妥善处理，充分体现政策，并结合典型示范，消除顾虑，以积极的态度参加“三反”。同时大力培养积极分子，发挥其主力军作用。对犯错误的同志思想批判从严，帮助其分析问题，认识错误。通过座谈讨论和大会典型批判，绝大多数干部职工思想都有很大提高，认识到“三害”的危害性，艰苦朴素、廉洁奉公、勤俭节约成了大家的行为规范。那些闹地位，闹待遇和不安心山区工作的思想倾向受到严厉的批评。一些有贪污行为或被确定为贪污分子的人表示惭愧，悔恨自己走错了路，决心痛改前非，立功赎罪。因而，对严重的贪污浪费现象、官僚主义强迫命令都能无情揭发，深入批判。
据1952年10月29日全区《“三反”数字统计表》记载：共查出有贪污行为的干部职工3103人。其中专区直属单位514人，县、区、乡三级共2589人。从贪污数量看，百万元（当时以旧币计，1万元等于新币l元，下同）以下者2831人，百万元以上，于万元以下者246人，千万元以上亿元以下者25人，亿元以上者1人。从涉及人员看，老干部128人，新干部657人，留职人员225人，工勤人员136人。
（三）宽严相济，慎重处理
“三反”运动进入第三阶段，重点是整顿思想，清查、处理问题。各县在处理问题时都很慎重，对具体问题做到反复研究，反复核对，作出客观、公正、明确的结论，按政策规定思想从严组织从宽的原则处理。这样做，使受处分的人心悦诚服，非常感激党的政策，感谢共产党挽救了自己，愿意痛改前非，重新做人，表示坚决拥护共产党，终生跟着共产党。
对清查出的有贪污行为的3103人中，给予行政处分者64人（万元以下）；不以贪污分子论处者2347人；给予刑事处分者8人（管制2人，劳教4人，判刑2人）。
全区参加“三反”运动的党员555人，查出犯有各种错误的231人，其中贪污189人，严重官僚主义2人，挥霍浪费16人，抗拒“三反”运动2人，蜕化堕落8人，阶级异己分子1人，违反政策的1人，其他12人。给予党纪处分的36人，其中：开除党籍13人，留党察看2人，撤销工作3人，警告11人，劝告7人。受处分人中县团级党员干部3人，区级党员于部18人，一般党员干部15人，免予处分者195人。
在运动中还清查出不少违法违纪和历史与政治性间题，如紫阳、岚皋县清查出的贪污分子中不少人与大烟有关，特别是产烟地区尤为严重。紫阳某区会计刘XX在没收的大烟中贪污70多两；旬阳、白河查出区乡于部有包庇反革命分子者4人，以及蓝衣社、青年党和伪党团骨干分子等。
除贪污间题严重外，官僚主义和浪费现象也十分惊人。于部布置工作，不从实际出发，不调查研究，不顾客观环境和条件，盲目主观、不慎重、强迫命令、摊派任务。如专区放下去的25辆水车，未作调查，盲目贷放，只有恒口、汉阴使用2辆，造成积压浪费；紫阳洞河荼厂要求瓦房店等五个荼场大量制作“天贡尖茶”，后中途停购，使茶农损失青叶2500余公斤；1952年7月至1953年3月，专署8个科室收到各县不同性质的报告517件，只批复39件，余不批复、不指示；对群众来信来访不认真处理，如安康县（现为汉滨区）双河乡农民刘XX为4分地的纠纷，30余次到县上访，计路程千余公里，未得到解决；紫阳某乡乡长私设法庭，将复转军人王某致残。安康县委在向地委呈送的“三反”运动总结报告中称：“建国三年来，全县乡级民兵做衣帽、各种组织和变工队做旗子、庆贺干部代表、庆祝土改胜利放鞭炮等共浪费248425670元（旧币）。”“土改前打人的乡干部占25%，日常工作中的强迫命令现象非常普遍。”
经过“三反”运动，教育和提高了干部职工的觉悟，认识了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的危害性，纯洁了干部队伍，消除了变质蜕化分子，挽救了一大批犯错误并愿意悔过自新的干部职工，官僚主义、强迫命令受到了严肃批判，密切了领导与群众、于部与群众的关系，健全和改进了各项规章制度，提高了工作效率，基本上堵塞了贪污浪费的漏洞。同时也教育了广大群众，改变了社会风气。在“三反”运动中，还锻炼了干部，涌现出一批积极有为德才兼备的优秀干部，为大规模的经济建设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根据中共中央《关于“三反”运动应和整党运动结合进行的指示》和《关于在“三反”运动的基础上进行整党建党工作的指示》，各县结合“三反”斗争对各级党组织和党员进行了坚持共产党员标准、防止资产阶级腐蚀的教育，对党员进行了登记、审查和处理工作，消除蜕化变质分子，撤换了不称职的领导干部，把“三反”斗争中涌现出的一批优秀积极分子吸收入党，共发展新党员1854名，提拔了一批德才兼备的优秀分子到领导岗位上来，从而在政治、思想、作风、制度上巩固了“三反”运动的成果。
1952年初，在“三反”运动的高潮中，经毛泽东提议，党中央又决定在大、中城市，发动反对资产阶级行贿、偷税涌税、盗骗国家财产、偷工减料、盗窃经济情报的“五反”运动，并于1月26日发出《关于在城市中限期开展大规模的坚决彻底的“五反”斗争的指示》。这场斗争，是打击资产阶级违法活动的重大措施，是工人阶级同不法资本家之间的阶级较显。斗争的胜利，打退了不法资本家向党、向社会主义国营经济的猖狂进攻，对于建立正常的经济秩序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以及开展有计划的经济建设，起了重要作用。
“五反”运动是在“三反”运动发展过程中引发出来的。随着“三反”运动的深入开展，明显地暴露出党政军民系统内部的贪污、受贿、盗窃等违法行为，绝大多数是和社会上资产阶级不法分子互相勾结进行的。随着经济的发展，私营工商业界不仅偷税浙税现象普遍，而且在完成加工订货任务中偷工减料、弄虚作假、营私舞弊，严重地损害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据统计材料表明，安康市[1]内2686户私营工商户中有不同程度的“五毒“行为者达76.4%，各县城区私营工商户中有“五毒“行为者也占有相当大的比例。因此，要击退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彻底铲除“三害”就必须同时进行反对不法资本家的“五毒”斗争。
（一）高度重视，广泛宣传
“三反”、“五反”运动伊始，各县都成立了“节约检查委员会”，并抽调专人，在“节约检查委员会”的领导下，依靠工人阶级，集中在城区工商业中开展“五反”斗争。地、市工商、税务、统战、工商联、青年团、妇联等有关部门密切配合，各级各类组织通过召开各种会议，宣传“五反”运动的重大意义，讲解政策规定，进行思想动员，层层发动群众。安康市工会还组织基层工会职工编演文艺节目，进行宣传，使“五反”运动的意义家喻户晓，人人皆知。宁陕县工商户闻讯“五反”运动，思想上有顾虑，采取消极经营，或者要求歇业，有的甚至采取拿光、用光、吃光的“三光”政策，分散转移资金。针对这种情况，县委组织人员到工商户中宣讲政策，了解情况，征求意见，稳定情绪。平利县从税务、司法、公安、工青妇等单位抽调12名干部组成工作组，利用各种形式进行宣传动员，还配合文化馆、剧团、学校，组织秧歌队，走上街头进行宣传。在学习、宣传、动员的基础上采取突破重点，全面展开的形式，使私营工商户全部参加了“开反”运动，一场大张旗鼓的“五反”运动从安康市逐步推向各县城区。
（二）打击重点，团结多数
安康地处秦巴山区，汉水沿岸。由于历史的原因，交通不便，信息闭塞，经济、文化等社会事业发展滞后。仅有的私营工商业户，基本上是小规模的商号，一些具有生产能力的加工企业多为作坊式的生产单位，规模都很小，不具备城市资本家的条件。面对这种情况，既要通过“五反”，解决“五毒”问题，使违法工商业户受到教育，又要争取团结绝大部分完全守法户和基本守法户合法经营，发展经济。因此，运动一开始，地委就强调，“放手发动群众与严密控制相结合”，严格按照党的政策办事。以安康市为例，由于宣传深入，政策明确，消除了顾虑，团结了广大工商业者，全市2686户私营工商户都参加了“五反”运动。码头等工会还组织成立了“打虎队”或“打虎组”，清理内部财产、账务；以工人、店员为主揭发各行各业问题。如国药掺假，粮食部门赵XX盗窃经济情报、不法盐商梁XX给盐务局长行贿、棉布私商刘XX抗税、意成棉布商号经理张XX转移资金（银圆400块、黄金20两）偷税等等。据统计，工人、店员检举657件，人民群众检举453件。“五反”运动之前，安康市工商界守法户占的比例较小，能够积极拥护共产党，靠拢党组织的主要有范希俊（大同商行）、史林基（五里）、田子辉（国药业）、邹家骥、刘卫生等。“五反”运动开始后，特别是原天津地委书记刘青山、专员张子善被枪毙后，对工商业户震动很大，凡涉及“五毒”有关问题者，都纷纷向各级党政部门坦白交代。安康市当时有不法行为的工商业者坦臼交代问题4185件，包括职工检举揭发的总计5295件，其中涉及偷税涓税的2127件、2008户，偷漏税款6.049亿元；盗窃国家资财的316件、26户，折合人民币925万元；偷工减料的126件、107户，使国家财产遭受损失403万元；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18件、7户，得利1989万元；贩卖毒品的296户、10050两；贩卖黄金的154户，计黄金374两、白银80两、银圆8659块。同时还揭发了国家干部受贿者227人、受贿款额4800万元。
平利县参加学习讨论的工商户有300余人，直接参加“五反”运动的工人、青年、妇女、学生、民兵等各界人士700余人。在学习、讨论的基础上，采取重点突破、坦白与检举相结合的方法，先后召开了两次大会，要求有问题的工商户在限定时间内交代问题。就这样，所有工商户都写了材料，共收到坦白材料423件，检举材料65件，其中偷税漏税的占8%以上。经过查证核实，守法户（包括基本守法户）占68.26%，半违法户占28.5%，违法户占4.65%。以上三类人员中，绝大多数属于偷税漏税，只有极少数属于偷工减料、盗骗国家资财，并在运动中表现不规，属于打击的对象。
汉阴县在“五反”中经过自我坦白、检举揭发共查出101户工商业户有违法行为，其中匿款资本的16户，金额达4744万元（旧币，下同）；牟取暴利的58户，金额达2069.75万元；坐商包庇临商涌临商税13户，金额达7000元；偷漏印花税的8户，金额达9.75万元。
岚皋县的不法商人则使用各种手段，拉拢腐蚀国家机关干部，如工商户马XX用美人计收买粮食仓库主任贺某，盗取国家大米1000多公斤；另一商户马XX利用15名机关工作人员为其违法行为提供方便，从中牟取暴利；有的奸商采取花言巧语、阿谀奉承、行贿受贿和小恩小惠腐蚀干部。经过一个星期的“五反”，大小商户80多人承认偷淜国家税款共3000多万元。
由于宣传深入广泛，政策贯彻到位，工人店员依法说理斗争，以及坦白从宽政策的启发，少数违法户与完全违法户解除了思想顾虑，主动坦白自己的违法行为，“五反”运动进展顺利。
（三）落实政策，依法处理
对“五毒“行为进行严肃处理，是“五反”运动的重要环节。根据违法程度及对错误的认识态度，在核实定案时，严格执行中央通知精神，对私人工商户“应分为守法的、基本守法的、半守法半违法的、严重违法的和完全违法的五类”，在划类时，要“过去从宽，今后从严；多数从宽，少数从严；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工业从宽，商业从严；普通商业从宽，投机商业从严”政策，把打击面限制在极少数完全违法户上。安康市对运动中揭发或交代的问题，按照“严肃与宽大相结合、改造与惩治相结合”的方针，对市内2686户私营工商户划为五类：即比较守法的578户，占总户数的21.4%；有轻微不法行为的1837户（偷漏税额100万元以下），占总数70%，一般情况下，只要求他们退出违法收入的一部分；有较严重不法行为的92户，占总数的3.4%，只要他们退出违法收入而不处理他们；有严重不法行为的40户（偷漏税额1000万元以下），占总户数的1.5%；有重大罪恶的39户（偷漏税额1000万元以上），占总户数的1.5%。其中，依法逮捕了有重大罪恶的刘XX、梁XX等15人，团结教育了大多数，打击和孤立了极少数。平利县对全城工商户分为三类：一类有172户，属于守法户（含基本守法户），占总数的68.26%；二类有72户，属于半守法户，占总数的28.5%，这类户主要是偷漏的税额比较多，偷工减料，但在运动中能彻底坦白交代，令其补交漏税款额，不予处罚；三类有8户，属于违法户，占总数的4.65%，这类户主要是大量偷漏税款，偷工减料，盗骗国家资财，在运动中拒不坦白交代，处理办法是将情节特别严重者依法逮捕1人，对情节不很重大，但不彻底坦白交代，企图抵赖的5户，当众进行批评、警告，并令其补交税款。白河县城虽有小汉口之誉，但商贸往来，只是山货特产与周边地区进行商品交换，虽有200多户私营工商业户，也基本上是一些小商小贩，小本经营，即便有偷税漏税现象，数额也很小。因此，“五毒”行为在白河基本上不存在。尽管如此，“五反”运动对私营工商业者及各界人士的震动和教育仍然是很深刻的，规范了他们的经营行为，增强了守法意识。宁陕县是山城小县，解放前也只有328户私营工商业户，经过“五反”运动的宣传教育，私营工商业得到迅速发展，到1952年达到504户，到1953年增加到621户，促进了经济发展。
“五反”运动打退了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巩固了工人阶级和国营经济的领导地位，在私营工商业中开始建立工人、店员监督生产与参与管理的制度，为后来的大规模经济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提供了有利条件。正如陈云所说的，”在‘三反’、‘五反’运动之后，一切腐蚀政府机关，危害国家建设，阻碍社会前进的‘三害’和‘五毒’已大量扣除出去，这对国家经济建设和正当的私营工商业的发展，创造了一个极为有利的条件”。
“三反”、“五反”运动，是在党的领导下，在全国主要是党政机关工作人员中普遍开展的一场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和城市私营工商业者中开展的一场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骗国家财产、反对偷工减料和反对盗窃经济情报的运动。这是我国历史上一次大规模的反腐倡廉运动，它的开展，为保持和提倡共产党人和国家干部的廉洁作风，有力打击不法资本家严重的“五毒“行为，对当时从严治党、抵制和克服资产阶级对党的腐蚀，维护正常的社会经济秩序起到了积极作用，同时也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
1. 反腐败斗争是加强执政党建设的一件大事。“三反”、“五反”运动是结合整风学习和加强党的思想建设进行的。实践证明，这种做法在当时是很成功的。它不仅使当时党内、国家机关内部存在的贪污、浪费、官僚主义现象得到一次广泛的揭露和相应的惩治，同时亦使广大党员、干部受到了一次生动深刻的反腐败教育，从而为20世纪50年代党风、政风的清明廉政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 反腐败斗争能否取得实际效果，关键在于领导干部能否以身作则。“三反”运动开始不久，毛泽东就宣布：在1952年的头四个月内，须每月作一次报告，以便中央有所比较，看出各级领导同志对这一场严重斗争哪些是积极的，哪些是消极怠工的，以便实行奖励和惩处。对于行动迟缓，领导不够得力者，毛泽东则实行严肃的批评与督促。安康专区机关“三反”运动开始后，地委书记唐方雷、副书记李力安、专员王廷佐，以及参加会议的有关领导，首先联系实际作了自我检查，既表示了自己对运动的态度，又对自己的错误作了初步的自我批评。而且“三反”运动首先从专区机关开始，取得经验之后再向各县推进，这本身就是先领导后基层，由上到下，为县乡“三反”运动起到了很好的示范带头作用。由此可见，反腐败斗争首先要抓住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这个关键环节是行之有效的。
3. 反腐败斗争必须有强大的社会舆论和广泛的群众参与。中央在关于“三反”运动的一系列指示中特别强调要“大张旗鼓“地、看作如同镇压反革命的斗争一样重要，一样的发动广大群众包括民主党派及社会各界人士进行。安康开展“三反”“五反”运动的情形足以说明学习宣传之深入、思想动员之广泛，达到了家喻户晓人人皆知，人人视“三害”、“五毒”为过街老鼠，从而形成了强大的社会舆论。“三反”、“五反”运动起到了净化党风和社会风气的良好作用，强有力的社会舆论和社会各界的广泛参与，尤疑起到了关键性作用。
4. 以党的政策为前提，解决问题为目的，是反腐败斗争的落脚点。经过“三反”、“五反”斗争，党政机关和广大干部的作风有了很大的转变，绝大部分私营工商业者都能守法经营，社会经济得到进一步发展。“三反”、“五反”运动开始时，安康各县正在进行土改、查田定产等项工作，而且都是既要保证高质量又不能延缓时日的重要工作。因此，地委在部署“三反”工作时即提出，“均采用三级干部会议，以整风学习形式进行”，“不能采取压、挤、轰的一套办法进行”，要求“结合查田定产，以检讨会的形式进行评思想、评工作、评作风，提高认识”。“着重从思想上进行教育，划清界限”，一般贪污问题“以自我检讨和相互批评等方式弄清，主要是提高思想，认识问题，作出适当结论，卸下包袱”；比较突出的贪污问题，“要强调调查研究，掌握材料，慎重甄别，根据政策，适当处理（已关押者甄别工作尤需认真）。严禁一切任何形式的‘逼供信’，违者要受纪律处分”。特别强调，“乡村‘三反’是结合查田定产进行，一般以乡为单位，必须有一个区级以上能掌握政策、经过训练的干部去主持，防止草率进行，将农村搞乱。”由于严格掌握政策，做到了宽严相济，既解决“三害”“五毒”，又促进各项工作的正常开展。因此，安康的“三反”、“五反”运动基本上是“稳步、健康、顺利”开展的，收到了积极的社会效果。
5.“三反”、“五反”运动中也出现过违反政策的现象。尽管“三反”、“五反”运动是合理的，必要的，也是非常适时的运动，然而，在“左”倾思潮膨胀和人们普遍还不能对资产阶级有全面认识的情况下，“三反”、“五反”运动又是一个有一定问题的运动。一是少数单位曾发生“逼供信”，对态度顽劣人员采取罚站、捆绑等过激行动；二是斗争扩大化和定性不准，造成冤、假、错案。尽管对“左”的倾向予以纠正，但仍造成不良影响；三是忽视制度和体制建设，过分强调思想教育和斗争手段的作用；四是忽视民主的制度化和法律化，片面理解“群众运动”的功效，不适当地采用了群众冲击的方式，把民主治腐变成了群众运动；五是对贪污行为的认定和定性处理政策界限模糊，分不清一般的请客送礼和行贿的界限，分不清一般商业信息和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界限，分不清一般的多吃多占和贪污的界限，分不清诸如偷税漏税、偷工减料这些问题的“量”和“质”之间的界限。有关统计数字不准确，等等。
历史的经验值得借鉴。我们应当看到，在新时期新的“三害”和新的“五毒”出现了，如何认识和把握新的阶级和阶层，怎样经受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条件下执政的考验，以保证我国的社会主义本质不变，同样是一个新形势下不容忽视的问题，也同样是一个发人深省的问题。
（执笔：李波）
注释
[1]安康专区辖10县1市，其中安康市为县级市，建立于1949年5月。1950年5月，安康市由县级市改为区级市，划归安康县管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