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延安市委党史研究室
新中国成立后，百废待兴，在恢复战争创伤过程中，一些不法商人和资本家利用种种卑劣手段大发国难财。而当时我们有一些党员干部也物欲膨胀，贪污腐化，官僚主义严重。这些都严重干扰着国家经济的振兴和社会的稳定。鉴于此，党中央审时度势，于1951年12月在全国范围内发动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在城市工商界也发起了“五反”运动。
延安专区级和县级的“三反”运动从1952年元月开始。延安地委遵照中央和陕西省委指示精神，就全区的“三反”运动进行了及时动员与部署。专区迅速组织了70多人的工作组，分赴各县及专区所属各机关指导工作。各县也相继成立了节约检查委员会，领导运动的开展。运动大体经历了四个阶段。
1. 学习动员与暴露间题阶段：全区党员干部集中学习中央、省委及地委关于“三反”运动的指示及相关文198件，提高对运动认识，通过设立检举箱、检举坦白等办法暴露出一些间题。
2. 追查贪污犯，即“打虎”阶段：2月中旬，大部分县及地直机关进入“打虎”阶段。本阶段是运动的关键与难点。初始，由于部分领导和于部对运动认识不足，有保守思想，认为本地“山穷无虎”，即使有虎也是一两只而已，无需兴师动众，加之一些领导和“打虎”队员本身手脚不于净，顾及自己的名誉、地位，因而态度消极，致使运动进展缓慢，打不开局面。对此，地委专署及时加大领导的力度，加强了督促与检查，并对工作不力的县及机关进行通报批评。由此，运动有了很大的起色。各县、各机关纯洁了“节约检查委员会”和“打虎队”，对党员、干部进行了充分的思想及政策教育，尽可能解除一般干部群众中存在的怕报复、怕打击、怕得罪人和贪污分子中存在的怕斗争、怕丢脸、怕受处分、怕退赃的思想顾虑，利用攻心等战术，多次对贪污嫌疑人进行谈话，讲清政策，指明运动的意义和个人的前途，领导的决心与群众的力量，以此瓦解其对抗思想。对于有集体贪污嫌疑的“窝虎”，则采取了隔离法，以防其订立攻守同盟；对于有大贪污嫌疑且顽固不化者，则采取了大小会围攻等软揉硬打和硬打软揉的办法，使其坦白。由于广大党员于部、人民群众的齐心协力，自上而下的检查与自下而上的检举，“打虎”战役取得了不小的战绩，全区查出有贪污行为者1600多人。
3. 追赃定案屉刑阶段：由于打“虎”阶段后期工作的顺利进行，全区于四五月份开始着手复杂的定案量刑工作。这时，一些干部产生了松劲情绪，认为“虎”打下了大功告成，主要精力应投入生产，并认为司法万能，贪污分子交人民法庭处理就可以了，放松了复杂的定案工作。对此地委于6月初及时召开了定案、量刑检查会议，认真传达了中央关于定案工作的指示精神，学习了陕西省委《关于追赃定案中若干问题的规定》，要求各县及地直机关本着“实事求是，不怕麻烦，坚持到底，不枉不纵”的精神，坚持“斗争从严，处理从宽”、“少数从严，多数从宽”的原则做好重新审查与对证工作，并将所有上报材料退回重审。会后各县及各机关积极贯彻落实会议精神，对打“虎”阶段所列出的有贪污行为者采取由小到大，由易到难的步骤，进行了全面细致的调查研究与复审核实，许多县以负责的态度在本县、外县甚至外省询查取证，去伪存真。最后确定全区确实有贪污行为者1609人（其中专区各机关374人），内有百万元以上、千万元（以下统计金额均为旧币）以下者148人，百万元以下者1427人，于万元以上、亿元以下者21人，亿元以上者没有。贪污人员中有老干部820人，新干部761人，留用人员28人，其中有党员740人，团员139人，非党团员730人。专县两级共计贪污78978.6547万元（专区级4502.07350万元），受贿5247.4577万元（专区级3334.5953万元），浪费2544.432万元（专区级1743.1960万元）。从以上数字可以看出：①延安当时的贪污问题是比较严重的，且大贪污分子多在财经部门，又多是老干部。他们共同的想法是革命成功了，该弄点钱，享受一下生活，或置点房产，为退休回家打点基础。②暴露出的浪费问题较贪污更为严重。几乎每个单位和个人都程度不等地存在着。此外，还因官僚主义造成管理不善、计划不周、假报假领、偷大公肥小公等现象，对国家和人民的财产造成很大浪费。由此更说明“三反”运动的必要与紧迫。
在量刑处理方面，专县两级严格按照中央指示中规定的根据贪污数额的不同而区别处理的几个杠子，视其情节轻重、坦白情况分别设立了免予行政处分、行政处分及刑事处理等几个档次。在全区有贪污行为的1609人中，以贪污分子论处者共182人，其中受刑事处理的48人。在这48人中，除因牵扯其他问题的13人交公安法院专案处理外，尚有35人，其中判处机关管制（一至两年）者10人，判处劳役改造（一至三年）者10人，判处5年以下徒刑的7人，免刑者8人。受行政处分者共142人。
追赃工作，一般采取与定案相结合的办法，即对贪污分子反复讲明宽大政策，只有彻底坦臼、迅速退赃、立功赎罪才能得到宽大处理，由于政策的感召，许多人纷纷自动退赃。对于贪污数额较大者，则按其家庭经济状况，一般在不影响其正常生活及家属农耕情况下自己订出退赃计划；对于个别思想顽固，借口不退或少退者，除用家庭成员感化外，还采用大会打“退赃战”形式逼其退赃。
4. 思想批判阶段：经过打“虎”及追赃定案阶段的艰苦工作，挖出了许多贪污分子，追缴了大部分赃款赃物，并对其作出了不同程度的处理，取得了不少战果。但思想问题却没有真正解决，其主要表现在：有些贪污分子怕撤职法办、丢饭碗、心神不宁、垂头丧气；有的认为自己曾经是老革命，革命革得有了罪，今天发了财，公家就“眼红”；还有的认为“三反”运动来得太迟，早来三年自己就不会犯错；还有一些没犯错误的干部，高傲自满，认为对贪污分子太宽大等等。由此看出，贪污分子虽然在口头上坦白认错，但没有真正从思想根源上深刻反省。针对以上种种思想动态，各县、各单位展开了思想批判，结合学习，领导带头，深刻检讨，批判官僚主义作风，批判腐化堕落的资产阶级思想，批判极端的个人主义、自由散漫等作风，建立了各种制度，使干部群众真正从思想上澄清了一些错误认识。
从延安“三反”运动的总体情况来看，成绩是主要的，是健康发展的，一般都坚持了稳的原则，定案后还没有发现一例未贪污而被定为贪污的。尽管在运动中曾出现一些错误思想或行为，但都得到了及时纠正。
经过“三反”，沉重打击了贪污、浪费行为，克服了官僚主义作风。清除了一些不可救药的蜕化变质分子，挽救了大多数政治上失去警惕，走向贪污腐化的干部，提高了干部的政治觉悟，对资产阶级的“三害”、“五毒”有了深刻认识；“三反”后建立健全了工作制度，堵塞了贪污浪费的漏洞；运动进一步密切了党与群众的联系，大大提高了党的战斗力。这些为后来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有的同志在运动后感慨地说：“参加了‘三反’，顶住儿年学校的学习。”一般的有贪污行为者对自己走错了路深感悔恨，感谢“三反”救了自己，表示要积极工作，戴罪立功。群众拥护“三反”说：“今天来了‘三反’，今后的日子能过好。”
经过“三反”教育，干部普遍地提高了工作热情，出现了许多新的气象。如延安银行不少干部，“三反”前不安心在延安工作，怕吃苦，正在发款时，听到下班钟声立即停业，直到下次上班才接着办，对此群众意见很大。“三反”后不但改变了以往作风，而且能背着行李下乡工作。延安农业试验场，原20多人互相闹意见，工作拖沓，“三反”后，单位只有9人，可工作效率比以前高得多。另外“三反”中还涌现出许多优秀分子，他们工作积极热情，被及时补充提拔到领导岗位，健全了机构，对各项工作的开展有很大的推动。
延安的“三反”运动，经过四个阶段9个多月的艰苦努力，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在运动中形成了一些宝贵的经验，也留下了一些深刻的教训，并给今后的工作带来一些启示，很值得加以认真总结。
1. 领导是运动取得胜利的关键。首先，带领运动的领导班子必须是廉洁正派、手脚干净的班子，只有这样才能理直气壮地开展工作；其次，只有领导首先以身作则，带头开展自我批评，才能真正调动一般干部群众的积极性，真正形成自上而下、自下而上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最后，只有高水平的领导，才能准确理解上级的指示精神，掌握好运动发展的方向，并能及时纠正运动中出现的偏差。
2. 制定并准确、严格地执行定案量刑标准，是保证运动顺利开展的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只有定案量刑标准明确，便于操作，才能最大限度地团结和教育大多数犯错误的人，孤立和打击少数大的贪污分子，才能真正达到运动的目的。在“三反”中，中央制定的凡贪污数额在100万元以下且情节不严重者，一般都不以贪污分子看待并免除其行政处分，这一标准就解除了许多有贪污行为者的顾虑，真正起到了团结与教育的作用。
3. 坚持实事求是原则，注重调查研究，是运动能够健康、高质量进行的根本保证。反之，则会带来许多不良后果。在打“虎”及定案阶段的初期，有些地方或单位为了完成任务凑数字，不重视旁证材料的搜集与研究，轻信口供，草率定案，在整个高压气氛中供出了许多假数字，打了一些假“老虎”，致使定案材料上下反复多次，严重影响运动的进展。尤其是一些大贪污分子看到别人翻供，他们也乘机多次翻供，给运动带来了很大的困难。虽然6月初地委专署及时地予以纠正，但教训也非常深刻，即在运动中，应本着对每个人高度负责的态度，谨慎行事，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以事实为依据，定案量刑，绝不冤枉一个好人，也绝不放过一个犯罪分子。
4. 运动中斗争的方式方法问题是特别值得注意的问题。一些地方及单位在运动中，采用了一些过激行为，诸如车轮战、捆绑、拧耳朵、辱骂等刑讯逼供和侮辱人格的行为，个别地方甚至有吊打、关房子、拔胡子等现象。据统计，全区有畏罪自杀者7人，畏罪逃跑者10余人，关押不当者更多。在追赃过程中，一些地方出现封箱扯牛，逼卖家产、农具、青苗等，有些还捆打家属，酿成人命。凡此种种，在运动中虽不属主流，但在群众中造成极坏的影响。某种程度上影响了运动的健康发展。
5. 从整个“三反”运动来看，反腐斗争是极其艰巨、复杂的，也是长期的。既要解决领导干部的问题，也要解决一般干部群众的问题，既要挖出腐败分子，为国家挽回经济损失，也要警示和教育大多数群众。在运动中既要克服右倾保守，又要防止“左”的过火行为。
（执笔：杨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