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三反”“五反”运动

渭南专区“三反”运动综述

中共渭南市委党史研究室

在取得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胜利的基础上,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又发动了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这是我们党执政后自觉地抵制和克服资产阶级对党的腐蚀,保待共产党人廉政为民本色的一次成功实践,是一场关系革命成败的伟大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

渭南专区“三反”运动首先从专区一级各机关开始。1951年12月17日,渭南地委召开会议,对开展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进行讨论,制订初步计划,推选专员张俊贤等17人(内有民主人士3人)组成渭南专区增产节约委员会,负责全区整风工作。12月24日,渭南专区召开专区机关全体干部整风动员大会,渭南地委书记臼清江、专署专员张俊贤分别作动员讲话。全专区级37个机关分编为10个单位,以财经、企业单位为主,以问题较多、较大的机关为重点,各委员分工指导,立即进入学习文件、思想动员阶段。1952年元月2日“三反”运动转入坦白检举、普遍检查、暴露问题阶段。由于某些负责同志重视不够,学习不够深入,致使第二阶段声势不大,劲头不足。根据中央要求立即限期发动群众开展斗争的指示,元月3日、4日专区各县“三反”运动陆续展开。为扭转专区一级“三反”运动的被动局面,7日地委专门召开会议,要求各机关每夭抽一半时间进行“三反”。10日,地委决定专区一级机关元月11日、12日分别召开机关人员大会,以5天时间突击整风。元月15日、16日地委、专署分别召开“三反”总结大会,专区级“三反”暂告一段落。

打击贪污分子是“三反”运动的重点。为了使“三反”真正取得实效,中央、西北局和陕西省委先后作出关于“打虎”的指示。2月5日地委召开县委书记、专区各大单位负责人会议,进行紧急动员,层层分解任务,全力追查大贪污分子。2月7日,激烈的“打虎”战斗在全区展开,运动初期许多干部对“三反”认识不足、右倾思想严重、暴露问题一般的状况得到彻底改变。“老虎”纷纷落网,小贪污分子也都竟相交代间题。2月18日至25日,全专区又在“彻底、千脆、全部解决问题”的口号下进行了第二次“打虎”。“三反”运动取得决定性战果。

地委欲乘势而上,尽快结束全区“三反”运动,搞好农业生产,3月初地委派大批干部去各县帮助定案处理工作。由于在“打虎“过程中过分强调任务和完成时限,未注意调查研究和充分掌握材料,个别县发生了严重的逼供风,出现了一些冤假错案,致使追赃定案处理问题阶段陷于拖拉,加之各县从4月10日开始了40天左右的乡村“三反”,造成思想批判阶段走了过场。为此,地委在5月18日作出《关于认真做好“三反”建设阶段思想教育的指示》,要求全区以6月全月进行民主补课,普遍批判资产阶级思想及其他非无产阶级思想。各机关、各县都依地委指示认真进行,到7月10日,专、县级机关于部的思想批判已基本完毕,“三反”运动全部胜利结束。

在“三反”运动中,形形色色的贪污浪费行为被充分曝光,党员干部中的严重违法乱纪行为被彻底、有效地揭露出来。据统计,全区参加这个运动的干部、学员、战士、勤杂人员共12012人,专、县级(包括一部分区乡干部),除贪污数万元244人不计外,共有贪污行为者4981人(专区706人,县4275人),达参加“三反”总人数的41.5%。贪污数在100万元以下不以贪污分子看待者3772人,占贪污总人数75.4%;100万元以上不满千万元者968人,占贪污总人数19.5%;1000万元以上的“老虎”241人(原打虎669人,后降至648人,经处理辨别后,降级353人,打错14人,自杀2人,病死l人,未定5人,交专案处理者32人)占贪污总人数4.9%。各类贪污分子共贪污850728万元。贪污数在100万元以下者占9.9%.100万元以上不满1000万元者占39.7%,1000万元以上者占 50.4%。运动结束时,共追缴赃款485616万元,达赃款总数57.1%。

对贪污分子的处理,各地均是根据中央指示精神,按照严肃和宽大相结合,改造与惩治相结合的方针进行的。全区不予任何处理者3970人,占80%,受行政处分者859人,占17.2%,受刑事处分者仅97人。在刑事处分中,判处机关管制者57人,占刑事处分总人数 58.7%,劳役改造者17人,占17.5%;五年以下有期徒刑者20人,占20.6%,五年以上有期徒刑者只有3人。

反贪污的同时,浪费现象也被揭露出来。据统计,专、县级机关共浪费282560万元,其中行政费24000万余元;事业费20800万余元;修建费49480万余元,积压资金损失37100万;挪用公款损失14500万余元;物资保管损失24625万余元;被盗损失9600万余元;经营不善损失89430万余元;其他损失3765万余元。官僚主义随着贪污、浪费问题的揭露而揭露,过去一贯认为没问题的地方,“三反”中都暴露了问题。

专、县“三反”运动,根据反贪污的彻底程度和政策的执行情况看,专区较各县级深入彻底而健康。各县中情况又不尽相同,朝邑(已撤销建制)、潼关两县,“三反”运动发展比较健康而有生气,群众发动得充分,工作亦深入,问题也解决得彻底,这是第一类;澄城、蒲城、渭南、韩城、合阳5县基本完成了“三反”任务,但个别单位的贪污问题还没有全部解决,这是第二类;大荔、华县、白水、华阴四县或其他问题纠缠,或因执行政策不够严肃,或因领导上严重存在右倾思想,都使“三反”运动走了弯路,这是第三类。这种不平衡状态在思想批判中已得到部分改变。总的说来,整个专区的“三反”运动还是在步步提高的情况下发展的。贯彻政策,完成了任务的是绝对多数;不严肃执行政策,工作不深入,问题解决不彻底的是少数。

“三反”运动是一次深刻的整党运动,也是一场移风易俗的社会改革运动。①“三反”打退了不法资产阶级对革命阵营的猖狂进攻,使资产阶级不法分子原形毕露;对那些糜烂不可救药的分子已坚决予以打掉;对大多数偶尔失足的人进行了拯救;纯洁了革命阵营,巩固了工人阶级领导,建立和健全了工作制度,堵塞了贪污、浪费的漏洞,给大规模经济建设准备了条件。②“三反”运动,深刻地教育了全体干部,提高了工作效率,给增产节约运动创造了优良条件。以前在资产阶级进攻之下失去嗅觉的人,现在都提高了警惕,随时揭露不法商人的拉拢。过去抱有雇佣观点的工作人员,现在都积极工作,表现出爱国的热情。韩城花纱布公司,过去花块到处遗散,没人管事,“三反”后,许多干部自动捡拾,一次即拾到20斤。潼关中学教员在“三反”后,每人在课前都写教学提纲,并经常发动学生提批评意见。专区贸易公司的干部,利用工余时间,搬运面袋,节省国家开支,女同志亦不例外地踊跃参加。许多干部处处讲着“‘三反’教育了我”,尤其一般贪污分子在教育与宽大政策的感召下,认识了自己的错误,由衷发出“毛主席拯救了我”的感慨,不分昼夜地工作,并努力工作,弥补人民的损失。③“三反”运动,教育了广大群众,改变了旧的社会风气。“三反”以前,由于贪污、浪费现象的严重存在,有些民主人士还这样讲“共产党与国民党一样,时间长了,就会变腐化”。但在“三反”后,情况截然不同,贪污浪费巳成为罪恶的名词,廉洁奉公、艰苦朴素的新气象到处呈现。因而就使广大群众对共产党非常爱戴。“三反”不仅是一次伟大的社会改革运动,而且是一次群众思想建设运动。经过这个运动,在广大群众的思想上明显地划出新旧社会截然不同的界线。④“三反”运动,震动很大,影响最深,给各级领导干部敲响了警钟。在全国胜利后,大部分同志滋长着右倾思想,对资产阶级强调了团结一面,没有注意与之进行必要的斗争,在劳资关系上,对依靠工人的思想不明确,还没有很好地和工人接近,先接受了资本家所送的礼物。一些负责领导工作的同志同样也存在着右倾思想,不深入检查,发现不了问题,在发现问题之后,也未能够严肃处理,纵容贪污分子的嚣张。直到“三反”运动,他们才从梦中醒来,大吃一惊,特别在思想批判中,有系统地批判了资产阶级思想和其他非无产阶级思想后,许多领导同志才改变了领导作风。

但是,渭南专区“三反”运动也曾发生过偏差,出现过失误,在个别地方发生了严重的“逼供信“现象和追赃中的混乱现象。“逼供信”以大荔为最重,追赃中违反政策以白水为突出。大荔的“逼供信“刑罚竞有22种之多,主要是车轮战,另有捆绑、吊打、赤足站雪、站砖、罚站等等。受刑者共计23人。白水追赃中组织工作组下乡挨门追赃,向贪污分子家庭乱要,使贪污分子家属卖房卖地,不能维持生活和继续生产,有的家属在退不出赃或不愿退还受到打骂。这些造成很坏的社会影响。探究其主要原因有以下四点:①专、县“三反”同时进行,专区未能腾出手来,派足够的干部到各县检查、帮助,致下边的违反政策现象由小而大,逐渐发生。②某些县级领导同志政策思想不明确,从单纯的任务观点出发。③有些同志经不起大运动的考验,在“三反”中发生了自由主义,怕别人批评右倾,而纵容违法乱纪现象滋长。明知逼供现象而不敢坚决纠正。见打“虎”队捆人,而自己悄悄离开,假装不知。④个别坏分子在运动中乘机报复。

“三反”运动是新中国反腐败斗争的历史起点。它以良好的社会效果,证实了中国共产党反腐败斗争理论的两个基点“党外影响论”和“思想改造论”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是适用的。我们决不能把“三反”运动作为反腐败斗争的一种模式,而要在吸取经验教训的同时,根据已经发生变化的社会历史条件,制定新措施,解决新问题,把党的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执笔:张峻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