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宝鸡市委党史研究室
宝鸡市“三反”运动是1951年12月开始，1952年7月基本结束的。“五反”运动是1952年1月开始，5月基本结束的。“三反”“五反”运动的开展，清除了于部队伍中的贪污腐化分子，打击了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有力地巩固了新生的人民政权。
1951年12月1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把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作为贯彻精兵简政、增产节约这一中心任务的重大措施，要求采取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结合的方法，检查贪污浪费现象。12月8日，中共中央又发出《关于反贪污斗争必须大张旗鼓地去进行的指示》。中共陕西省委也发出有关指示，要求各地迅速开展“三反”运动。
中共宝鸡地委结合本地区实际，于1951年12月27日、28日先后发出了《宝鸡专区机关整风计划》和《关于开展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整风运动的计划》。地委指出，贪污、浪费、官僚主义作风，目前在全区干部中相当严重地存在着，一部分人经不起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脱离群众，滋生和发展了铺张浪费、官僚主义等错误，有些人竟贪污腐化，败坏了党的威信，问题触目惊心，应引起高度警觉和重视。为此，地委决定在专区机关及宝鸡市（时为县级市）机关开展“三反”运动。“三反”运动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学习文件，思想动员；第二阶段发动群众，民主检查；第三阶段抓住典型，“打虎”（将贪污分子比喻为“老虎”，把斗争贪污分子叫“打虎”）定案；第四阶段追赃处理。同时，地委成立了以地委副书记鱼得江、地委组织部长魏进德为正副主任的地委9人节约检查委员会，委员会下设党群、行政、财经、市级各单位共4个分会，负责机关各部门的“三反”工作。
为大造声势，提高干部对“三反”运动重大意义的认识，1952年1月6日，宝鸡地委召开了专区及宝鸡市机关三于人大会，地委副书记鱼得江作了动员报告。地委领导强调“三反”运动是一场极为严重的阶级斗争，在本质上是反对资产阶级腐化、堕落的斗争，也是对于资产阶级3年来向着工人阶级和中国共产党的猖狂进攻来一个坚决的反击。“三反”运动是维护和巩固人民政权的重要举措，党员要积极参加，以实际行动保卫人民政权。
“三反”运动是对干部思想、作风整顿的教育运动，但仅靠千部是不行的，必须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参加，才能搞好运动。宝鸡地委基于这个认识，在大会动员之后，又多次召开会议，要求各级党委负责人和各部门领导层层包于，向党员干部大力宣传毛泽东关于“开展一个大规模的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将这些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污毒洗干净”的指示，提高对“三反”运动重要意义的认识；采取上门做工作、谈心等形式，深入动员群众大胆检举和揭发一切贪污、浪费、官僚主义现象，以纯洁我们的队伍，增强人民政府同群众的联系。各单位领导在宣传动员的同时，带头检讨，坦自问题，对群众教育很大。经过深入、扎实的工作，群众打消了思想顾虑，情绪高涨，积极参加运动。于是“三反”运动转入大检举、大揭发、大清查阶段。
由于各级党委重视，群众积极参与，一些贪污事件和贪污分子很快被揭露出来。群众对干部贪污腐化深恶痛绝，而对于纠正干部浪费和官僚主义作风则不甚关注。因而，运动的重点则变成了反贪污。宝鸡地委看到了这一点，召开会议，进行引导，但成效不大，此时全国的“三反”也是这样。宝鸡地委随即指示各部门，要把斗争的矛头指向“大老虎”（指贪污1亿元以上的贪污分子。金额为旧币，下同），对一般贪污者造册登记后等候处理，以确保斗争的方向。
随着运动的不断深入，“三反”运动从专区机关、宝鸡市级机关扩大到各县机关。当时正值准备春耕生产之际，工作头绪多，任务重，宝鸡地委依据省委要求，指示各县（市）委，按时向中央、西北局、省委、地委书面报告“三反”整风计划及生产情况，每两天向地委电话汇报一次，以便上级掌握情况，指导工作。
“三反”运动的重点是“打虎”阶段，涉及的人和事多，工作噩大，政策性强，加强领导尤为重要。专区机关各部门及各县市委领导在“打虎”阶段，纷纷到主要下属单位督查，出主意，作指导，以加大工作力度。于阳县政府、粮食局、公安局等单位组织了“侦察组”、“攻心组”、“突击队”、“管教组”，对涉嫌贪污人员做思想工作，调查取证，使贪污分子无法狡辩，进展比较稳妥。
随着运动向纵深发展，群众检举揭发的线索越来越多，各种矛盾又相互交织，加之一些领导急功近利，以“打虎”多少衡最成绩大小，多者因“成绩大”受表扬，少者则被说成“工作不深入”受批评。在此思想支配下，运动出现了斗争扩大化的倾向，“逼供信”现象十分普遍，违反政策的事时有发生。如眉县有些单位给贪污分子脖子上挂40斤重的石锁，令贪污分子自打嘴巴。武功县有些单位为完成“打虎”任务，采取冻、捆、吊、拳打、脚踏等花样繁多的逼供办法查找贪污分子，致数人自杀，造成了恶劣的政治影响。长武县不经请示批准，擅自捕人，引起群众不满。
宝鸡地委针对上述间题，多次针对性地发出通报，要求迅速改正，指出“逼供信”是严重违反政策的做法，主要原因是情绪急躁，方法简单，对材料研究分析不够。各级领导要认真学习中央有关指示，提高执行政策水平。
类似事件屡禁不绝。风翔县虢王区两名“老虎”在“逼供信”下“供认”曾与数十名群众共同贩毒。区领导既没有掌握任何证据，又没有调查核实，就指示将涉及的31人关押，其中7人被打，时间长达7天。陇县盲目追求“打虎“数量，实行吊打等方法逼供，致使4人自杀。宝鸡地委为此发出紧急指示，重申擅自捕人、吊打逼供表现是简单急躁、急于求成，实质上是没有认真领会和掌握政策。各县主要领导要认真负责，实事求是，不得盲目追求“打虎“数晕，是者定之，错者改之，嫌疑难定者暂不处理，做到如实解决问题，主观主义思想和怕麻烦的情绪，必须坚决克服。
按照计划，全区“三反”运动3月结束。但实际情况是，由于运动进展不一，发展不平衡，很难在预定时间内结束。为此，宝鸡地委重新作出安排，要求3月底基本结束“打虎”战役，4月转入定案追赃处理阶段，遗留问题月底结束。全区“三反”运动加快了进程。
定案处理政策更强。为防止简单粗暴和为处理而处理两种倾向，地委向各县（市）委转发了中共中央《关于处理贪污浪费问题的若干规定》、《关于处理小贪污分子的五项规定》的同时，发出了《关于定案追赃处理及思想批判工作中存在的间题及纠正的办法的指示》，指出定案追赃政策性强，各级党委要坚决执行中央提出的“严肃与宽大相结合，改造与惩治相结合”的方针，贪污分子必须退赃；要抓好思想批判，重视从思想根源上解决问题；贪污数额较小，且能主动交代或有立功表现的可酌情处理。这些指示，对运动的稳健开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4月，宝鸡专区及宝鸡市机关、各县机关“三反”运动基本结束。
6月，根据上级要求，宝鸡乡村“三反”运动全面铺开。
乡村“三反”是在县、区、乡脱产千部中进行的。地委为指导运动，转发了宝鸡县周原区第八乡《农村“三反”试办总结》。第八乡开展“三反”运动的步骤办法，对全区乡村“三反”起了典型引路的作用。按照地委安排，各县将县、区、乡脱产干部统一集中，以三级干部会的形式进行。当时，区、乡干部思想顾虑较多，且有抵触情绪。宝鸡县第十区区长杨得江走时对村民说：“我这次去不得回来了。”有的于部走时带了许多衣服和鞋，准备坐监狱。通过学习，对区、乡干部触动教育很大。杨得江主动坦白了自己贪污大烟的问题。有位乡长深有感触地说：“参加了‘三反’，我才完全明白了啥叫革命工作！啥叫为人民服务！”
这年7月，宝鸡全区“三反”运动全部结束。宝鸡全区参加“三反”运动于部11107人（含区乡干部），查出有大小贪污问题者5372人，处理68人，免予刑事处分35人，受刑事处理33人。查出贪污款1051.1亿元，1亿元以上者9人，1亿元以下于万元以上者226人。
“三反”运动开展不久，“五反”运动开始。
1952年1月26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城市中限期展开大规模的坚决彻底的“五反”斗争的指示》，要求在全国大中城市，向违法的资产阶级开展一个大规模的坚决的彻底的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拊税、反对盗骗国家财产、反对偷工减料和反对盗窃经济情报的斗争。“五反”运动很快在全国展开。
宝鸡地委决定，在全区工商业户中开展“五反”运动。
2月1日，地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王自强代表宝鸡地委，向宝鸡市全体工商业者作“五反”运动动员报告。会后，全区抽调297名干部编成6个工作队，分赴各工商企业，宣传党的政策，动员工人、店员参加“五反”运动。
当时，新中国成立不久，党和政府采取保护私营工商业合法经营的政策，以恢复经济，巩固政权。宝鸡私营商业在国家政策指导和国营经济扶植下得到发展，许多工商业者拥护党的政策，对恢复经济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国家发行胜利折实公债时，他们积极认购；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工商业者表现出极大的爱国热情，在全省率先捐献飞机一架。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资产阶级唯利是图本性愈来愈充分暴露出来。不法分子为追求不法利润，拉拢腐蚀国家干部，盗骗国家财产，危害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如宝鸡市砖瓦公会主任尹吉堂私自组织“营业部”，有组织地将生砖卖给国家，修建公路时往石灰内掺渣灰；茶点业以委员苏肇章为首召集众人，议订偷税计划，向国家税收进攻；绸布业各店以明码标价为名，控制价格；百货、旅店等11个行业主任贪污武器捐献款和优扶基金1800万元。宝鸡市工商联与同业公会共有委员204人，其中189人有程度不同的违法事实。各县也普遍存在着奸商倒卖公粮、粮票以及贩毒等情况。不法资产阶级的进攻十分猖狂。
为动员广大工人、店员参加“五反”运动，地委下派的工作队深入各行业、各店厂，宣讲中央文件，讲清党的政策。随后，他们动员工人、店员检举揭发奸商受贿、偷税淜税、骗造假账、掺杂使假、偷工减料、以劣充优、盗窃国家财产、投机倒把等不法行为。宝鸡市总工会组织全市90%以上工人、店员参加了运动，成立了68个战斗队，45个检查组，93个规劝组，进行宣传动员。宝鸡市妇联把全市31个行业的2319名工商业者家属组成93个规劝组，不分昼夜，不讲情面，耐心说服教育不法商人坦白交代问题。广大工人、店员大多数出身贫苦，对党有着深厚的阶级感情，对不法商人甚为仇恨，所以一经动员，以工人、店员为主体的群众性“五反”运动迅速开展起来。
为震慑不法奸商，鼓舞群众的斗志，宝鸡市于3月13日召开了4万余人参加的“五反”运动坦白检举大会。宝鸡专区专员郭延藩在大会上讲话。他号召广大群众检举奸商和不法商人，揭露资产阶级向工人阶级猖狂进攻的罪恶。要求一切与公家发生关系而有贿赂、偷税湍税、盗窃国家财产、拉拢国家干部等行为的私营工商业者，坦臼认识自己的违法行为。大会在坦白检举后，当场逮捕了3名有重大罪行的奸商。
原来害怕奸商打击报复而不敢检举揭发的少数工人、店员，打消了顾虑，站出来勇敢检举揭发“五毒”商人的违法行为。那些不法商人则惶惶不可终日，心中十分恐惧，其中一些人开始主动坦白交代问题。“五反”运动掀起了高潮。
随着运动的不断深入，一些顽固不化的资本家为掩盖罪行，逃避政府打击，竟然对检举揭发他们违法事实的工人、店员采用解雇、打骂、冻饿等手段进行威逼报复，并采取施以小恩小惠的办法拉拢利诱，企图蒙混过关。还有极个别的不法奸商，竞然行凶杀人，抗拒“五反”运动。4月15日，宝鸡利生木行副经理、奸商史海林（畏罪自杀）之妻指使其妍头黄俊清，深夜持斧将揭发史海林违法事实的店员刘某等2人砍成重伤。4月 16日，风翔县长泰福药店经理，长期贩卖鸦片的奸商杨占卿，深夜持斧杀死检举揭发其罪行的该店会计杜敏、学徒白怀。“五反”运动开始，杨怕杜敏揭发自己罪行，要将女儿许配给杜敏，遭杜拒绝。杨因而怀恨在心报复杀人。
这两起凶杀案，引起了中共陕西省委的高度重视。中共陕西省委批转了宝鸡地委《风翔不法商入杀害店员、学徒事件的报告》。省委指出，这些事实说明，开展全国性的“五反”运动是及时必要的，是一场彻底的反对资产阶级腐化堕落的斗争。这场斗争既教育了工人、店员和市民，又打击了违法者和奸商的嚣张气焰，锻炼了广大于部，使大家更进一步认清了资产阶级的本质。宝鸡地委以这两起凶杀案为反面教材，在全区进行了“与资产阶级坚决斗争”的教育，更进一步坚定了工人、店员、市民把“五反”运动进行到底的决心。
“五反”运动查出的一些奸商罪行事实令人震惊。风翔县少数不法商人，采用行贿等手段，竟将县公安局长、股长、公安队长，甚至公安队班长，几乎全部收买，成为他们武装贩卖毒品、违法走私的保护伞。此类事实令工人、店员十分气愤，因而在运动中也出现过违反政策的现象。有些单位对不法商人打骂、捆绑、罚站等，有些斗争场面过大，误伤了好人。这些现象一经发现，都及时得到了纠正。
这年5月，宝鸡专区根据政务院转发的《北京市委关于“五反”运动中对工商业户分类处理的标准和办法》的有关规定，按照“过去从宽，今后从严；多数从宽，少数从严；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工业从宽，商业从严；普通商业从宽，投机商业从严”的基本原则，按有无违法行为，违法程度和性质，对宝鸡市及各县工商业户按类作了划定。宝鸡市守法户805户，基本守法户1835户，半守法半违法户533户，严重违法户95户。根据他们违法程度及对错误的认识态度，在核实定案后，分别给予或减免应补缴的税金和罚款，或退出非法所得，或刑事处罚等处理。至此，“五反”运动基本结束。
“三反”、“五反”运动是党为巩固执政党的地位采取的重大举措，意义十分重大。
毛泽东在1952年元旦团拜会讲话中说：“开展一个大规模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将这些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污毒洗干净！”“三反”运动就是一次从思想上、政治上清洗“污毒”的斗争，其实质是党在掌握政权后，对共产党员和国家干部保持艰苦奋斗作风、廉洁奉公、执政为民的思想整顿和作风教育。“三反”采取群众运动的方式进行，极大地鼓舞和坚定了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同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丑恶现象作斗争的信心和勇气，形成了强大的社会舆论和群众威力，极大地教育了干部。
宝鸡市的“三反”运动，自始至终是按照中央、省委指示进行的。“三反”运动有力地抵制了旧社会恶习和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袭击，树立了廉洁勤政、艰苦朴素的思想作风，教育了干部的大多数，挽救了犯错误的人，撤换了严重官僚主义者的职务，清除了贪污腐化分子，密切了党群干群关系。运动中提倡“大胆怀疑”，下达“打虎”指标，致使出现了“逼供信”等违反政策的现象，但很快得到了纠正。在运动后期，对一些犯错误的干部问题进行了核定甄别，防止了扩大化错误。可以说“三反”运动是健康的，成功的，收到了预期的效果。对于县（市）、区、乡干部，教育尤为深刻。他们在日常工作中，自觉地抵制旧社会的恶习和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侵蚀，保持与群众的密切联系，甘当人民的勤务员，事事为群众着想，涌现出不少优秀干部。群众说：“共产党干部好，我们放心。”
如果说“三反”运动是党自我整顿自我教育的运动，那么，“五反”运动则是党对资产阶级猖狂进攻的成功反击。“五反”运动的开展，有力打击了不法资本家严重的“五毒”形为，推动了私有企业中建立工人监督和实行民主改革，是党在同资产阶级的限制和反限制斗争中取得的又一个胜利。
宝鸡市“五反”运动，是严格按照党的有关政策进行的，虽然在运动中有打骂、罚站等过激行为，但很快得到了改正，没有造成不良后果。运动中短时期有极少数工商户曾一度停业歇业，物资交流亦曾一度中断，斗争中伤害了一部分工商业者的情绪，影响了恢复经济工作。地委发现后，通过与工商户座谈、交流，问题很快得到解决。可以说，“五反”运动全过程是稳妥的，效果是显著的。这是因为，与之同时进行的“三反”运动提供了一定的经验，避免了斗争扩大化的错误，加之各级党委和政府正确地把握着运动的大方向，紧紧依靠广大工人和店员、市民，团结守法的工商者，使斗争的矛头始终指向极少数不法奸商，从而稳定了市场，促进了经济的发展。“五反”运动既教育了广大群众，锻炼了干部，使大家更进一步认清了资产阶级本质，树立了工人阶级的威信，又打击了违法者和奸商的嚣张气焰。同时也使资产阶级认识到，只有在工人阶级和国营经济领导下，摒弃投机牟利的旧作风，从事正当经营才是出路，才有前途，才能发展。
总之，开展“三反”、“五反”运动的政治意义十分重大，首先是从千部队伍中清除了一批资产阶级分子和蜕化变质分子，教育挽救了许多干部，荡涤了旧社会的污毒，纯洁了干部队伍，树立了廉洁风气。二是打击了资产阶级的违法行为，进一步确定了工人阶级的领导地位，显示了执政党巩固政权的决心和力量，同时强化了国营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主导作用，提高了工人群众对私营业的监督和管理能力，为日后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积累了经验，创造了条件。三是为国家追回了大掀税款及资产，巩固了人民民主专政。“三反”、“五反”运动是中国共产党在防止执政党变质问题上的一次成功探索。
（执笔：焦晓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