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西安市委党史研究室
“三反”“五反”运动，是1951年底到1952年10月，由中共中央发动的在全国党政军机关工作人员中开展的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和在城市资本主义工商业者中开展的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骗国家财产、反对偷工减料、反对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运动。其性质是无产阶级政党对资产阶级腐蚀的严重斗争，也是改造国家机关、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移风易俗的社会改革运动，是工人阶级同资产阶级的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也是促进新民主主义社会经济结构重组，进一步改造工商业的运动。
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开展了镇压反革命、民主建政、土地改革、抗美援朝等一系列社会变革运动，其主旨是为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铺平道路。当时，中国经济十分薄弱，私营经济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56.2%，而国营工业只占43.8%。由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和中国经济的落后状况，在新民主主义胜利的一个时期内，还需要尽可能地利用城乡资本主义的积极性，以利于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1949年9月29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会议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建设的根本方针，是以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政策”，“使各种社会成分在国营经济领导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以促进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1950年6月，党的七届三中全会重申了“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方针，对工商业中的公私、劳资、产销关系进行了调整。调整后，私营工商业得到迅速发展，1951年，民族资本家获得了在国民党统治22年间从未有过的高额利润。
面对繁荣的市场景象，资本家中的不法分子开始背弃《共同纲领》，他们不满足于用正常方式获得一般利润，利用和国营经济的联系，以“五毒”即行贿、偷税漏税、盗窃国家财产、偷工减料、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等手段牟取暴利，企图抗拒社会主义国营经济的领导，削弱国营经济。更有甚者，一些资本家在为抗美援朝的志愿军加工医药、食品、被服中，使用未经消毒的烂旧棉花和已经发霉变质的肉、蛋、粮食，偷换国家拨给的优等原料，直接危害志愿军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武汉、上海、北京、天津、广州、重庆、西安、沈阳等地均有影响较大的此类事件发生。这是一场严重的斗争，这种斗争必然反映到党政军机关内部。由于革命成功，党和国家机关少数干部革命意志消沉，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开始蜕化变质，革命阵营中出现了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的“三害”，违法工商业者也趁机利用人性的弱点，投其所好、腐蚀拉拢、发动攻势。经不起利诱的干部，被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击中，受贿、贪污，有的甚至成为资产阶级牟取非法暴利的代言人。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郑重告诫全党警惕资产阶级腐蚀的预言已成为客观现实，彰显出开展“三反”“五反”运动的必要性和紧追性。
1951年10月，中共中央为解决财政困难，在全国工农业战线开展增产节约运动。11月，全国各地在开展增产节约运动中揭发出大量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的问题，特别是刘青山、张子善贪污案向全党敲响了警钟。东北局向中央作了《关于开展增产节约运动，进一步深入开展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斗争的报告》，引起了毛泽东的高度重视，他强调：“必须严重地注意干部被资产阶级腐蚀发生严重贪污行为这一事实”，“我们要来一次全党的大清理，……才能停止很多党员被资产阶级所腐蚀的极大危险现象”。1951年12月1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指出：“自从我们占领城市两年至三年以来，严重的贪污案件不断发生，证明1949年春季党的二中全会严重地指出资产阶级对党的侵蚀的必然性和为防止及克服此种巨大危险的必要性，是完全正确的，现在是全党动员切实执行这项决议的紧要时机了。再不切实执行这项决议，我们就要犯大错误。”12月8日，中共中央又发出《关于反贪污斗争必须大张旗鼓地进行》的指示，全国大规模的“三反”运动开始。随着“三反”运动的深入，揭发出的党政军民内部的贪污分子的违法行为，大多数是和社会上资产阶级不法分子相互勾结进行的。为打退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1952年1月26日，中共中央及时发出《关于首先在大中城市开展“五反”斗争的指示》，以配合党政军民内部的“三反”斗争。2月上旬，“五反”运动首先在各大城市开始，并很快形成高潮。
中共西安市委、西安市人民政府根据中共中央和西北局关于“三反”运动的重要指示精神，结合西安的实际情况，以开展党内整风为先导，制定出台相关办法、规定，指导运动的发展深入，并提出具体要求和部署，分阶段、按步骤、大张旗鼓地在全市展开“三反”运动。西安市的“三反”运动，始于1951年12月，经过学习动员、坦臼检举（打“虎”斗争）、追赃定案、思想批判四个阶段，于1952年7月结束，历时8个月。“三反”运动彻底揭露了国家机关干部中存在的贪污腐化问题，批判了浪费现象和官僚主义作风，教育了广大千部群众，端正了党风党纪，纯洁了党的干部队伍，进一步强化了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威望，从组织和思想上为全面开展社会主义建设作了准备。
1951年12月12日，西安市委作出《关于1951年冬季开展反贪污浪费整风运动的指示（草案）》，《指示》强调这次整风的主要内容是坚持反对贪污浪费的蜕化行为和官僚主义的思想作风。同时初步统计了当年11个月全市干部中犯有各类错误的有245人，其中党员干部73人，非党员于部172人，占全市干部5979人的4.1%。其中贪污者69人，占犯错误干部总数的28.1%；官僚主义、不负责任，使国家财产受到损失者55人，占犯错误干部总数的22.4%；违犯政策法令者61人，占犯错误干部总数的25%；其他滥用职权、欺骗组织、久假不归、逃跑、包庇坏人等计60人，占犯错误干部总数的24.5%。在修缮建筑方面，由于出现官僚主义、草率行事的作风，造成严重的返工问题，使国家财产遭受损失5.7万余元。同年12月，西安市委在市第二次党的代表会议上，把“三反”运动作为中心议题，进行了专门讨论研究，并对贪污浪费与官僚主义现象作了初步的揭发与批判，决定立即在市级机关、人民团体、国营企业开展“三反”运动，并分别成立党派团体、政府机关及公安系统的节约检查委员会领导这一运动。这次会议发出了全市开展“三反”运动的动员令，为运动的开展做了思想、组织准备。
会后，“三反”运动在全市市级机关、区级机关、人民团体以及企事业单位普遍展开。
（一）学习、酝酿、动员阶段
1951年12月7日，西北局在西安召开了西北局、陕西省、西安市党员干部大会。西北局书记习仲勋在会上作了《继续反对官僚主义、反对贪污、反对浪费，为开展增产节约运动而斗争》的报告。这个报告是西北地区、陕西省、西安市最初的“三反”动员令。12月12日中共西安市委作出《关于1951年冬季开展整风运动的指示（草案）》。《指示》对开展“三反”运动的组织机构、领导形式、遵循原则、深入动员、重点检查、坦自检举等方面均作出部署，提出要求。12月21日，西安市人民政府和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举行联席扩大会议。市委书记赵伯平在会上作重要讲话，号召全市掀起一场由各界人士参加的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干部整风运动。大会宣布成立市节约检查委员会，具体负责“三反”运动的各项工作，市委书记赵伯平任主任。12月23日至30日，在中共西安市委第二次代表会议上，赵伯平代表市委作了《为开展与贯彻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而斗争》的报告。会议决定立即在全市开展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运动。12月26日，市长方仲如向全市工商界、店员学徒及12个区[1]的居民代表1.2万余人作了《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报告。与此同时广播、报纸也大张旗鼓地专题宣传、报道“三反”运动情况。各机关、企事业单位也以壁报、黑板报等形式，宣传“三反”运动。为了有力配合“三反”运动，更直观地教育群众，打击犯罪分子，西安市人民政府于1952年1月4日，在革命公园广场举行了有市各界人士7万多人参加的宣判张怀武等14名罪犯大会。张怀武是七人盗窃团伙的首犯，主要罪行是盗卖军用物资，贩卖毒品，扰乱金融市场。大会上，张怀武被人民法院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其余罪犯分别判处了徒刑。大会号召全体千部和全市人民群众，迅速行动起来，检举和揭发一切贪污分子，揭发官僚主义作风，启发贪污分子立即悔悟，自动坦白。大会把西安市“三反”运动学习动员阶段推向了高潮。从党内到党外，全市干部群众认真学习文件精神，经过思想酝酿，层层动员，至此，西安市各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及12个区的“三反”运动全面展开。
（二）坦白检举（打“虎”斗争）阶段
坦白检举阶段是“三反”运动触及实质问题的一个重要阶段。这一阶段任务重、头绪多，既要利用政策这把利剑，又要强调工作方法，启发贪污受贿者的觉悟，主动坦白问题，又要发动广大群众勇敢地检举揭发贪污分子。因此，为了切实有效做好这一阶段的工作，首先确定重点检查对象。1951年12月12日，西安市委《关于开展反贪污浪费整风运动的指示（草案）》指出：“本市重点检查应着重在建设、财经、税收、贸易、银行、公安、法院、仓库、财务等方面的工作和干部。”1952年1月6日，西北局书记习仲勋在西北区一级机关处长以上干部会上作题为《大张旗鼓地发动群众，为深入开展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运动而斗争》的讲话，指出重点检查是为了深入揭发。财政经济机关和事业部门应当作为重点。司法、公安机关也要着重检查工作人员有无受贿、敲诈现象。并阐明了鼓励开导大中小贪污分子坦白间题和工商业者坦白行贿、漏税的政策和原则。特别强调抓好以上工作的关键在于领导。要求共产党员和一切斗志坚强的革命者，排除一切顾虑，大张旗鼓地站在运动前面，勇敢坚决地开展斗争，大胆地揭发与检举一切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现象。习仲勋的讲话，为检查坦白阶段工作指明了方向。市级机关各部门在打通思想、交清政策的基础上，放手发扬民主，开展热烈讨论，进行严肃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检举坦白出不少贪污受贿问题、浪费现象和官僚主义作风。自1952年2月1日起，西安市一级机关对开展打“虎”斗争，普遍进行了战前准备，发动群众学习文件，组成“打虎”指挥部、“打虎”队，并分头深入基层、摸清线索、研究“虎”情、包干包打。2月7日打“虎”斗争正式开始，许多贪污分子在群众威力和确凿事实面前，纷纷被击垮。市税务局的领导克服了“虎少”的思想，下决心、集中火力向“虎”进攻，及时批评右倾思想，打“虎”成绩显著。市电信局领导开始认为本单位无“虎”，对此，方仲如市长指出，问题的根子是右倾思想在作怪。同时鼓励大家放下包袱，勇敢大胆怀疑问题，下定决心打“虎”，在较短时间里电信局打下了5只“老虎”。这一时期，西安市增产节约委员会及时发出自动坦白延期通知，促使许多违法问题较小的工商业者开始坦白，并与不法工商户划清界限，大胆揭发机关干部受贿贪污间题。据统计，全市参加“三反”运动者17178人，其中党员2291人，团员1973人，非党团员14034人。共查出贪污分子4375人，占参加“三反”运动总数的25.46%。其中党员贪污者417人，占党员总数18%，占全市贪污分子总数9.4%。团员贪污者463人，占团员总数23.4%。贪污人数最多的是财经系统的银行、税务局和工商局；政法系统的公安局；文教系统的卫生局。贪污的性质与方式各有不同。银行人员主要是挪用、套贷公款，放高利贷，出卖验货证，开大头小尾票据；建设局人员主要是泄密露标；工商局人员主要是出卖营业执照，私自批准开转歇业；邮电人员主要是违法走私兼做生意；卫生人员主要是勾结奸商倒贩和抽换药品；总务人员主要是吃回扣、重领假报；司机人员主要是盗卖汽油、零件；会计、出纳人员捣鬼转账等。
（三）追赃定案阶段
这一阶段是巩固“三反”运动成果，工作量大、政策性强的重要阶段。为了定案准确，有效追赃，中共西安市委根据中共中央有关指示精神，下发了《党内通知》、《处理中小贪污问题的通知》、《处理贪污分子暂行办法》等，使这一阶段的工作有章可循，有法可依。为了配合追赃定案工作，西安市级机关还举行了“退赃洗污“大会。这个大会标志着市级机关“三反”运动追赃定案阶段进入高潮。大会以生动的实例教育了贪污分子，使他们认识到，只有退赃才能减罪，只有退赃才能洗污。从退赃表现的好与坏上，可以看出贪污分子是否决心悔改。市税二分局阎子卿贪污1182.96万元（旧币，下同），现场退款881万元，并保证余款两天内退清；轮训班的赵继唐也退还了贪污的1917.54万元。会场临时法庭当即宣判，对彻底坦白、积极退款、决心海改、立功赎罪的阎子卿、赵继唐、王广生等5名贪污分子免予刑事处分。在“退赃减处、赖赃严惩“口号的感召下，会场上仅一个小时，就有894人当场缴赃，计缴现金60917万余元、黄金103两、银圆786枚、白银28两，加上一些实物折价共计7.9亿余元。随后，西安市有关部门在“打虎”队成员和群众的热情规劝和启发下，许多贪污分子都先后把自己贪污的赃款赃物退还给国家，并写出今后自己立功赎罪的计划。这个阶段的工作成效非常显著。在定案处理贪污犯的整个过程中，由于采取了群众充分酝酿，领导统一掌握，工作人员照章执法、慎重核实定案三结合的定案办法，因此在量刑上基本符合党中央的相关规定，体现了宽大与从严相结合的政策。在中小贪污分子3961人中，不以贪污论处和免予行政处分者占68%，给予警告处分者占9.3%，记过处分者占8.5%，降级降职者占1.2%，撤职者占1.3%。一贯贪污情节恶劣且工作消极，难以改造教育而开除者占4.2%，其中解放前的旧警察89人。个别情节恶劣，被迫坦白，判处机关管制者占0.3%，遣散调职者占2.8%，余1%者作最后处理。贪污受贿1000万元以上的“老虎”，原打下889只，经慎重定案下降为475只。已宣判的“老虎”共371只，免予刑事处分而给行政处分者181只，占56%，判刑者140只，占44%。在刑事处分中判处机关管制者占47%，劳改及5年以下徒刑者占52%，5年以上长期徒刑者占1%。对千犯有贪污错误的411名党员，结合整党分别给以党纪处分，免予党纪处分169人，开除党籍82人，留党察看22人，开除公职4人。
（四）思想批判阶段
这一阶段主要是针对全市科级以上干部进行的补课教育活动。思想批判是从自我批评开始的。西安市在党团员的示范检讨下，推动了全市7522名干部的思想批判工作。重点批判了干部中较为突出的间题，即受资产阶级思想侵蚀滋生的贪污享受思想和普遍存在的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批判纠正了运动后财经人员不安心工作、事务人员怕负责任、青年干部因打“老虎”而产生的骄傲情绪、部分领导干部的消极悲观情绪，消除了运动引起的思想上某些混乱现象。通过党内外干部广泛深入的思想批判，726人交代了与资产阶级、地主阶级、帝国主义以及敌特反革命分子过去、现在的关系。其中少数于部向组织交代了隐瞒的历史政治问题，从而使组织重新掌握了机关干部的经济与社会关系，划清了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廉洁奉公与贪污腐化之间的思想界限，加强了领导与被领导之间、党与非党之间、一般干部之间的团结。增强了组织与个人之间、同志互相之间的了解，对以后使用、教育干部创造了条件，进一步纯洁了革命队伍，巩固了无产阶级思想在国家机关中的主导地位。
（五）郊区“三反”运动情况
“三反”运动时期西安市的行政区划分为城关8区[2]和郊4区[3]。在城市“三反”运动集中力量反击资产阶级猖狂进攻的同时，西安市节约检查委员会组织58人，分成4个工作队，分赴郊4区，帮助农村开展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
郊区因靠近城市，受资产阶级腐朽思想影响较深，加上土地改革后，农村资本主义因素的增长，以及地主、恶霸和残余反革命分子的收买等因素，部分乡村干部严重存在贪污和盗窃国家财产的犯罪行为。
工作组到郊区后，立即投入工作。他们以党中央、西北局、西安市委有关“三反”运动的指示精神为指导，深入群众，耐心听取群众意见，充分发动农村广大群众参加“三反”运动，坚决纠正了“农村穷、城市富，城市有贪污，农村不会贪污”、“农村经过了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运动，现在干部都没有问题”、“这是老规矩，贪污巳成社会风气，不易改掉”等各种错误认识。通过努力细致的工作，工作组揭发出不少贪污分子。这些人中包括村农会主任、人民代表、妇女组长、治安委员、民兵队长等主要村千部，以及其他管钱、管物的人。他们的贪污手段有以下9种类型：（1）隐瞒敌伪财产。把敌人走时丢下的东西隐瞒起来，如马、枪、衣服、土地等不缴公。（2）盗卖公粮、公产。（3）敲诈群众。（4）贪污各种捐献款。如抗美援朝捐款、救济难民捐款、冬学捐款和公债等。（5）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的行贿。（6）给军队加工军袜、军衣、军被、棉衣时偷工减料。（7）贪污土地改革果实。（8）谎报免粮户。（9）倒换公粮，以自己的坏粮，换公家的好粮。同时还揭发出不少脱离群众，有严重官僚主义作风的干部。
郊区“三反”运动，肃清了农村中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铲除了部分于部贪污腐化及官僚主义行为，进一步树立了工人阶级在农村的领导地位，农村政权的民主精神更加发扬光大，基层组织更加纯洁，党群关系更加密切。
西安市的“三反”运动自1951年12月开始至1952年7月结束，历时8个月。
酉安市“五反”运动，始于1952年2月5日，经宣传动员和坦白检举、重点检查、审查处理、复查核实四个阶段，1952年8月结束，历时半年。“五反”运动的收获是巨大的，其一是打退了资产阶级向新生政权的猖狂进攻；其二是进一步确立了工人阶级的领导地位，巩固了人民民主政权；其三追回了国家应得的税款和损失。
（一）宣传动员、坦白检举阶段
根据党中央关于坚决彻底地打垮国内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以树立在政治上、经济上工人阶级和国营经济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坚强领导问题的指示精神，中共西安市委决定，西安市在继续穷追大贪污案及处理遗留问题的同时，还应进一步检讨思想检查工作，建立制度，巩固斗争成果，并着重整顿党、阶级与群众队伍，分析研究奸商坦白材料，明确该阶段工作重点。1952年1月20日，市委作出了《关于开展反行贿、反漏税、反盗窃、反欺诈运动的指示》，列举了不法资本家”贿赂国家工作人员，偷税漏税；在与国家交易时，用各种欺骗方法盗窃国家财物，窃取经济情报；在接受国家委托加工订货、工程修建时偷工减料，以贱报贵，以坏作好，以少说多，以假冒真，甚至互相订立‘工程密约’，‘承揽密约’，窃取高额利润，损害国家利益”等种种劣行。并安排布置了“五反”与“三反”运动穿插同步开展。《指示》还提出了不法工商业者坦白检举的原则：“自动坦白者，重罪减处，次罪轻处，轻罪免处，被检举者加罪处理；坦白漏税者，补税不究，被检举者，补税重罚；坦白窝藏官僚资本和反革命财产者，交出不究，被检举者，交出重罚；证据确凿，顽不坦白者，法办；对街盖子、行盖子，阳奉阴违的两面派，斗争打击直至法办；压制检举，实行报复者，严惩，并没收其财产。”为1952年2月全面开展“五反”运动做好了准备。
在市委的统一领导和布置下，2月5日，西安市召开了坚决打退资产阶级猖狂进攻动员大会。全市的工人、店员、学徒及各界人民代表，西北区级、陕西省级、西安市级三级党政军各单位、人民团体、企事业单位全体工作人员以及大中学校代表20多万人参加了大会。西安市节约检查委员会主任赵伯平、市长方仲如等先后在大会上向全体市民发出了大张旗鼓、雷厉风行地在西安工商界开展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窃国家资财、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运动的号令，得到了全市各界人士的拥护和响应。方仲如在讲话中列举了奸商勾引于部下水的惯用伎俩即从装烟、倒茶、吃便饭、看电影、请客、看戏、论朋友、讲交情、拉关系、认乡党、过节送礼、遇事借钱，到公开行贿，甚至用女色、用毒品麻醉干部，从要求照顾到讲条件、讲价钱，最后直接威胁，以达到大量盗骗国家财产的目的。方仲如的讲话，鼓舞了参会人员的热情，大家群情振奋，口号声此起彼伏，大会当场收到检举不法工商业者的信件4800余件。会后，西安市各区分别举行了各种形式的动员布置工作。为了加大“五反”斗争的力度，西安市节约检查委员会专门从机关抽调出一批得力的干部、工人、店员及民主人士、工商界代表2000余人，组成212个检查组，分赴各区，推动各行业的“五反”运动，采取跟踪搜查，穷追狠打，围攻重点户，讲明政策，分清利弊等措施，启发教育违法工商业者主动坦白间题，争取宽大处理。对拒不交代问题者，充分行使市节约检查委员会职权，发动群众揭发检举，组织人力查账，积极应对解决棘手问题，有效地推动了“五反”运动。三区、六区共组织了92个战斗队，深入工商界，发动工人、店员、学徒，特别是组织他们当中的党团员、城市贫民、穷苦群众积极配合战斗，主动接受党的领导，与资方划清界限。同时主动找工商界老板、经理谈话，发动政策攻势，规劝其主动交代问题，争取宽大处理。北院门社会路工作组和庙后街工作组，把工商业经理、老板的家属802人组织起来共同学习，并把他们分成55个小组，发挥知情人作用，动员说服老板、经理交代间题。同时利用广播、黑板报、墙报、办学习班、开大会等形式，广泛宣传“三反”“五反”运动的重大意义和市委有关文件精神，“五反”运动的规定、原则，对违法资本家提出具体要求等，以最普及最广泛的宣传形式，大造舆论声势，有力地配合了“五反”运动的开展。经过多渠道的宣传动员，“五反”运动家喻户晓，党的政策也更加深入人心，群众充分发动起来，许多店员、学徒自觉与犯有“五毒”的老板、经理划清界限，积极检举他们的违法行为。绝大多数中小违法工商户在形势压力下，纷纷主动交代问题，争取宽大处理。
（二）重点检查阶段
重点检查阶段是“五反”运动中一个重要阶段。这一阶段既要注意狠狠打击重点检查对象（严重违法户和完全违法户），又要加强统一战线，争取团结已经处理的绝大多数完全和基本守法户及半守法半违法户。2月21日，西安市协商委员会举行扩大会议，西北军政委员会副主任张治中、西安市节约检查委员会主任赵伯平、市长方仲如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决议通过逮捕戴正之等严重违法、拒不坦白的8名奸商；对坦白态度好并检举他人的付益齐等5人免予刑事处罚，同时批准工商联将自动坦白期限延长至3月5日。西安市所属各区节约检查委员会在会议精神指导下，按照市节约检查委员会的安排部署，周密筹划组织这一阶段的工作，调配精干力量，逐户摸排研究问题，使斗争有计划、有步骤、有重点地进行。发挥控诉会、劝导组的作用，造成群情激奋的社会氛围，有力打击了严重违法和完全违法工商户，同时发动千余名高级店员和要求进步的青年学徒，揭露检举严重违法及完全违法工商户的罪行千余件，为该阶段工作的深入开展打下了基础。如市第二区的店员学徒多年在封建势力的压迫下，苦难深重，为当时的诉苦、检举提供了条件。仁义兴棉布号有一名店员控诉奸商让他做假账欺骗政府时，哭得泣不成声。当他讲到自己因常年深夜抄账积劳成疾患了肺结核，经理不给看病时哭得昏倒过去，激起了在场工人、店员的义愤，大家相继诉苦，揭露资方问题。另外，除了抓住劳资主要矛盾外，还利用经理之间、行业之间、朋友之间等次要矛盾，以及资产阶级损人利己的天性，进行分化工作，使一些奸商较快地交代了问题。如永安公司的经理处理家庭问题不公正，工作组得知内情后，及时教育其大女婿，做通思想工作，后来这位大女婿参加诉苦会并带头检举经理的违法问题，从而教育了周围的学徒、店员、工人及资方人员，沉重打击了奸商的顽抗心理。经过广大工人、店员的说理斗争和劝导小组的“现身说法”，以及坦白从宽政策的启发，部分严重违法户与完全违法户解除了思想顾虑，主动坦白自己的违法行为。如一区敬盛合铁器铺经理马兆谦，二区义泰兴纸店经理宗智斋等先后坦白了盗窃国家经济情报及违法事实。期间西安市还集中力掀破获了李海亭盗窃集团。
（三）审查处理及复查核实阶段
为了使这一阶段的工作顺利进行，少走弯路，合法合理处理每一个案件，西安市委和市人民政府先后颁布了《关于处理一般坦白工商户的指示》、《善于在“五反”运动中处理暴露偷税漏税的规定（草案）》、《处理偷工减料暂行办法》、《盗窃国家经济悄报处理办法》、《善于处理坦白工商户的指示》等一系列规定、办法，为“五毒”案件的审查处理提供了依据。这一阶段工作的主要步骤是，采取先易后难、层层剥皮、分批审查处理的办法。开始一个半月内，处理了85.8%的工商户，安定了人心，市场逐渐恢复正常，迅速解放与团结了多数，形成了“五反”统一战线，孤立打击了少数违法工商户。对严重违法户和完全违法户的审查处理，严格执行政策把关、实事求是、慎重处理的原则。每处理一户，案件材料都先经过工人店员仔细审查、充分讨论、提出意见，然后送检查组和评判委员会研究，并征求有关部门的意见后，报经市节约检查委员会审查，最后再反馈给工人店员核实，才能定案。这种“三审定案”方法，使许多案件的处理合情合法。对一些严重违法户提交人民法院判决。经过大量深入细致的工作，最后审查处理结果得出，全市工商业户共计18586户，守法户2462户，占13.1%；基本守法户占11860户，占63.05%；半守法半违法户3782户，占20.8%；严重违法户436户，占2.3%；完全违法户46户，占0.3%。据统计资料表明，自1949年5月西安解放后截至“五反”运动的三年里，资本家的违法所得共965亿元，补退罚共收回854亿元。“五反”中，经市委报西北局批准，对违法情节严重的60人，分别给予刑事法办。
（一）“三反”“五反”运动的经验
“三反”“五反”运动相结合，是一场成功的反腐败斗争。在“三反”运动高潮中穿插交替开展的“五反”运动，既沉重打击了不法工商业者的“五毒“罪行，同时又有力配合了“三反”运动的深入开展，彻底深挖出一批党政军机关内部的腐败分子，纯洁了党的于部队伍，巩固了党的执政地位，增强了党的凝聚力，提高了党的威望。这种整治腐败把党内整顿与整顿社会违法工商业者相结合的方式，值得现在反腐倡廉工作借鉴。西安市“三反”“五反”运动取得的主要经验有以下几点：
1.“三反”运动彻底打击了存在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中的贪污违法问题，检查了浪费及官僚主义错误，为开展增产节约运动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清除了障碍。如当时的市政工程，经过“三反”运动，领导干部和工程技术人员的思想政治觉悟大为提高，打破了旧的保守思想，提高了工作效率，在不影响工作质量和安全使用年限的情况下，经过实际勘察，反复研究，大胆改变了原工程设计和施工计划，因此，1952年第二季度建设工程增产使用人民币约32亿元，节约34亿元。
2.“三反”运动巩固和纯洁了革命队伍。“三反”对党的组织是一次有效的整顿，清除了少数蜕化堕落分子，挽救了大多数失足而愿悔改者，考验并教育了全体干部，巩固、纯洁了党的干部队伍。有的干部这样说：“以后谁把金条塞到我怀里，我也不要了，‘三反’运动挽救了我。”还有的说：“经过运动，胜过上三年学。”
3.“三反”运动检查和转变了领导作风。各级领导干部进一步明确了深入检查与具体指导工作的重要性，提高了领导素质，批判了右倾麻痹思想。通过“三反”运动，各级领导普遍认为右倾思想根源，是三年来放松了警惕资产阶级向工人阶级、国家机关以及共产党猖狂进攻的结果，具体表现在执行工商管理政策方面，对面上的工作指导多，综合管理不够，特别是依靠工人阶级的思想不够明确。表现在税收政策上，过分轻信资本家伪装和叫苦，如1950年一季度给大华纱厂减免了3亿多元的营业税，在“五反”中大华纱厂暴露出三年来的税收不但不重，相反偷税漏税80多亿元。银行在放款政策上曾一度强调重用途，没有重视工人店员的监督作用。同时对大商户在资金上盲目扶持，尤形中助长了他们的“五毒”进攻。在执行干部政策上，有重资重才等片面观点，特别是财经业务部门在吸收和使用干部上，重单纯业务观，放松了政治上应有的警惕和严格的审查。同时，“三反”“五反”运动揭发出来的不少问题，使领导干部进一步认识到骄傲自满会削弱政治嗅觉的敏感性，一致检讨说：“过去认为工作还不错，这正说明官僚主义作风严重，不是没有问题，而是高高在上，不深入调查研究，没有发现问题。“通过“三反”运动，领导作风从根本上有了转变。
4.“三反”运动使干部的思想觉悟普遍提高。通过“三反”运动，许多要求进步的干部群众积极靠拢党团组织，请求入党入团。在此基础上，机关干部理论、文化、业务学习氛围空前高涨，工作效率大幅度提高。
5.“五反”运动巩固了工人阶级领导权，打退了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五反”运动树立了工人阶级的政治优势，打退了资产阶级的“五毒”进攻。进一步确定了工人阶级的领导权，巩固了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为大规模的经济建设清除了障碍、准备了条件。广大工人、店员学徒划清了阶级界限，思想上解决了谁养活谁的问题，坚定了立场，自觉监督资方，努力学习，积极劳动，明确了走社会主义道路是唯一光明前途。
6.“五反”运动促进了新民主主义社会经济重组。“五反”运动初步改变了私营企业的性质，巩固了国营经济的领导地位，加强了国家对私营经济的调控，为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和以后国家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奠定了经济基础。
7.“五反”运动是一次成功的移风易俗的社会改革运动。“五反”运动批判了资产阶级的腐朽思想，荡涤了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污泥浊水，树立了新的社会风尚，为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奠定了社会基础。
8.“三反”“五反”运动追回了一定数额的赃款。通过“三反”“五反”运动，国家追回了一定数额的贪污、受贿、偷税涌税、盗窃国家财产等赃款。一定程度上支援了抗美援朝战争，挽回了国家部分经济损失。西安市共追回各类赃款862亿元。
（二）“三反”“五反”运动的教训
1.“三反”运动中出现“逼供信”的问题。某些单位在打“虎”斗争中，忽视调查研究，盲目攻打，轻信口供，致使原打之“虎”经核实定案、口供不实而总数减半，造成严重违反政策的错误。“五反”斗争中，也出现了简单急躁现象，对运动造成不利。
2.“三反”运动中部分单位工作滞后，造成了“三反”“五反”运动后期工作的困难。“五反”复检与“三反”定案在时间与步骤上配合不够，“三反”定案落后于“五反”复查，致使奸商反悔抵赖，贪污分子推翻供词予以否认，造成后期对部分“老虎”核实定案工作的困难，这样有个别“老虎”侥幸漏网。
3. 偏重于反对贪污。“三反”运动中，将主要精力放在了反对贪污上，客观上冲淡了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
4.“五反”运动中，金融工作队工作不得力。金融工作队参加“五反”运动较晚，未能主动从思想、组织上与其他工作队密切配合。造成前期工作的孤军奋战，打击倒贩金银和地下钱庄不彻底，没有从地下钱庄和倒贩金银的于头万绪中，找到地下钱庄和倒贩金银集团，对地下钱庄和倒贩金银违法问题未能击中要害。
5.“五反”运动中有些处理办法出台较晚，出现了定案困难的问题。“五反”运动中，由于没能及时制定出与某些具体问题相应的处理办法、规定，增加了工商户的顾虑，影响了对半守法、半违法户的处理时间，造成了定案困难。以西安市二区为例，有按金银买卖或存款放款双方总数作为计算罚金标准，另外对于大批使用金银的处罚标准欠机动，造成处理具体问题的困难。
6. 在计算违法户违法所得的盗窃资财和情报方面，有些地方出现了计算混乱现象。主要是把盗窃和暴利两个概念混淆起来，有的按毛利不超过百分之几和纯利不超过百分之几计算资本家的违法盗窃所得；有的在营业总额中减去成本和开销，即成为违法所得；有的一律按贸易公司牌价计算；有的把资本家在解放前已抽出的资金也计算出来，并要资本家打上条子；有的是在斗争会上轰下来一个笼统数目，尤法查其内容和真假，造成了一定的混乱。
7. 在落实“三反”“五反”政策，把握原则上存在一定问题。“三反”运动有扩大打击面倾向，有“逼供信“现象。“五反”运动有因政策交代不清楚，资本家摸不着底，发生恐慌，出现个别自杀等情况。
（执笔：吴群）
注释
[1]1954年6月前，西安市沿用了解放前的行政区划，即由第一区、第二区、第三区、第四区、第五区、第六区、第七区、第八区、第九区、第十区、第十一区、第十二区组成，统称12个区。
[2]指第一区至第八区，共8个区。
[3]指第九区至第十二区，共4个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