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6月30日）
（一）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从去年12月中旬起，遵照中央、西北局指示，省、专两级首先开始，县以三级于部会形式，于12月底至今年1月初相继进行。先经学习文件、民主检查，普遍暴露问题；2月初进入打“虎”，一般均经四个战役，最后普遍摸清了“底子”；3月半基本结束了打“虎”，转入建设阶段，并结合追赃定案、处理贪污分子，4月底基本结束。5月份以专人专责进行追赃、定案、处理贪污分子等遗留间题；现除个别人、个别事、个别部门的问题，尚难弄清留作专案处理，余均全部完成。省、专两级基本搞彻底了，但思想批判做得还欠深刻。县可分三类情况：贪污问题基本上彻底了，思想批判普遍进行但不够认真和深刻者37县（市）；贪污问题基本搞彻底了，思想批判未进行或只形式地进行了，但收效甚微者24县；“虎”未打彻底（因照顾春季生产与土地改革中途停止的），或“虎”虽打彻底但某些问题尚未弄清者36县。思想批判是一件极细致的工作，是巩固“三反”成果、提高干部觉悟程度和工作效率的关键。习书记指示我们：“要深入检查浪费，检讨官僚主义作风，批判资产阶级思想，普遍提高工作千部的政治觉悟，健全制度，改进工作，以巩固“三反”运动的胜利成果。因而，省、专个别单位或下乡未归干部，还须补上思想批判这一课，一般的可结合机关整党继续深入；县级更须补课，或结合机关整党，或结合区乡“三反”，务求搞彻底、做好。
全省查出大小贪污分子4.2万余名：军队1.4万，地方2.8万。贪污总值669亿元。省级贪污人数占总干部的24%，专区级占34%，县级占55%，军队占25%；贪污人数中，百万以下不以贪污分子看待的占75%，百万以上于万以下的占15%，“老虎”占10%左右。由此可见，三年来资产阶级向我们的进攻是狂妄而狠毒的。毛主席早在1939年10月4日《（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即指出：“如果我们党在不知道联合资产阶级时又同资产阶级进行坚决的、严肃的‘和平’斗争，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就会瓦解，革命就会失败。”这次“三反”中，使我们更进一步地体会了这一点。运动初期，对上述情况我们是缺少足够估计的。在中央、西北局不断的指示下，和在活生生的事实面前，使我们逐渐地清醒过来，克服了右倾思想，获得了“三反”的完全胜利。
截至现在，共追回贪污赃款224亿，占贪污总数的33.4%强。其中百万以下者缴回70%以上，百万以上千万以下者退回40%，“老虎”仅退出30%左右。一般贪污分子均已定案，并全部处理；“老虎”定案者1814只，下降者1852只，因材料不足尚未定案者1109只。原捕“老虎”数中已有38.7%下降，未定案者中估计还会下降三分之二。对贪污分子的量刑控制，均根据中央指示精神，提出详细比例数字，予以正确的处理。对思想批判一般抓得不紧，其原因：一则，各项工作尤其领导生产紧迫，领导和干部力量分散；再则，有些地方打“虎”中未注意调查研究、充分掌握材料，忽视证据，轻信口供，因而“老虎”一旦翻供，即真真假假，辨别不清，拖延时间，尤法定案，影响第四阶段工作的正常进行，出现“虎头蛇尾”或拖泥带水现象。固然“老虎”的下降主要是计算时间、方法、价格的变更，但确有一部分是不掌握足够材料，而以猛攻、硬追的方式“轰”下来的。必须反复甄别，仔细查究，是则是，非则非，应降者降，应升者升，做到不冤屈一人，不漏网一个。但定案中，各地曾出现有两种情绪：一种是怕“老虎”下降，草率定案；一种是只听从本人翻供，轻易放过。这都不是切实调查研究材料、实事求是处理问题的态度，表现出执行政策不严肃，必须纠正。
（二）整个运动，是稳步而健康地进行的，成绩是十分伟大的。首先，打掉了“三害”，为今后大规模的经济建设铺平了前进道路。在“三反”以前，贪污、浪费、官僚主义，在各级、各个系统普遍而严重地存在着，使国家各项建设遭受巨大的损失。省水利局1951年制造解放式水车中，由于领导上的官僚主义及干部的贪污受贿、奸商的偷工减料，仅44亿元加工费中，就使国家损失18.89多亿元，占全部加工费的40%以上。因而，每辆水车提高价格49.2万元，直接加重了农民负担，且成品很坏，对农民生产影响甚大。临潼县冯家村农民李宝春气愤地说：“我买的水车常出毛病，四亩棉花少收入80多斤。“武功县附鹿乡一农民，贷到水车不几天滚珠就坏了，急得抱头大哭。经过“三反”，查清了资产阶级“派进来”的“坐探“分子，打掉了完全被资产阶级腐蚀、糜烂、不可救药的分子，挽救了绝大多数虽已失足但愿改过自新的分子；纯洁和巩固了革命队伍，健全和改进了某些工作制度，密切了领导和群众关系。堵塞了贪污、浪费的涌洞。其次教育了全体干部和广大群众，改变了旧的社会风气。“三反”之前许多干部对资产阶级的“五毒“失去嗅觉，有些却滋长着铺张享乐思想，甚至仰慕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留职人员大部未得到彻底改造，有的还是“原封未动”；民主人士怀疑“共产党会不会腐化”。“三反”之后的情况截然不同了，社会风气大大改变，贪污、浪费、官僚主义，成为全体干部广大群众人人皆知、深恶痛绝的了；艰苦朴素、廉洁守法，成为众所瞻仰的光荣标榜。“毛主席英明伟大，不‘三反’不得了”、“‘三反’对我教育太深刻了，顶住十年学校”，是一种普遍的反映；“共产党一定万岁！”是民主人士由衷的话；“不‘三反’解放路会变成中正路”（即新中国会垮台），是群众以现实的例证，说明“三反”运动的伟大和胜利。至于一般贪污分子，在党的教育和宽大政策的感召下，认识了自己的错误，积极工作，戴罪立功，不少痛哭流涕，悔恨自己走错了路。伟大的“三反”运动，给了全体于部和广大群众以最实际、最深刻的教育，普遍提高了政治觉悟与工作热情出现了新的气象：铜川煤矿，民主改革前日产煤200吨，民主改革后增至370吨，当时领导上提出400吨的奋斗目标，好多人认为不可能，而“三反”后却达到日产煤470吨的新纪录。银行工作人员，“三反”后，经常到各机关劝说干部储蓄，大大增加了储存噩。宝鸡专区银行“三反”结束后，50天内做完了过去5个月的工作，第二季度的任务于4月底全部完成。省人民医院，1月份门诊9355人，医生主任喊叫：“病人太多了，忙不过来！”3月份门诊增加至16923人，比1月份增加7568人，医生主任不但无所怨言，且和全体人员自动延长工作时间。总之，“三反”后各级干部都前进了一步，上下关系较前密切了，领导有了改进，一般干部都能深入群众，认真做好工作，政治学习普遍重视，批评与自我批评形成习惯，普遍增强了劳动观念和工作责任心。但少数干部仍抱着消极情绪，不敢大胆负责，不愿沾手钱财，和商人的正当来往亦避而远之，以及某些工作中的形式主义、强迫命令作风还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同时，贪污分子的教育和继续改造，还是一个长期性的工作，看不到成绩的一面，就会在新的情况下失掉预见；看不到存在问题的一面，就会盲目乐观昏昏沉沉。我们要在“三反”成绩的基础上，继续前进。
“三反”中涌现了大批积极有为、德才兼备的优秀分子，不少的已被提拔起来，健全了机构，充实了力量，效果是十分良好的。但有些领导同志却不如此，甚至有的认为“‘三反’前就缺乏干部，‘三反’后更缺乏于部了”，“有经验的于部垮了，以后工作不好做“等等。这种看法是完全错误的。毛主席说：“人们常常叹气没有干部。同志们，真的没有干部吗？从土地斗争、经济斗争、革命战争中锻炼出来的群众，涌出来的无数的干部，怎么好说没有干部呢？丢掉错误的观点，干部就站在面前了。“西安铁路分局的例子完全证明了这点。该局“三反”中暴露了科、段、股长，工程师以上的391人中，147人有贪污行为，其中千万以上的即有35人，运动中先后法办10人，撤销工作4人，有些摊子被打烂了。但该局领导上及早注意了提拔干部工作，第一批提拔9人，计提拔5个工人，两个小职员为正副股长，两个工人为正副主任，以此新生力量补充了被打烂的摊子，因而工作效率空前提高：超额完成4月份运输任务，获得了全国铁路循环竞赛的优胜红旗；三桥车辆工厂（副厂长是这次提拔起来的劳动模范），亦光荣夺得全国铁路工厂循环优胜红旗。我们必须丢掉干部问题上的保守陈旧思想，大胆提拔运动中产生的积极分子，以适应工作的需要。“三反”之后，是干部更加多了而不是更加少了，是工作更加好做了而不是更加难做了。
运动中主要的缺点，是某些地方打虎中的“逼供信”，和追赃中的违反政策现象。“逼供信”以岐山、武功、大荔、白水、三原等县为最严重；“逼供”形式主要是车轮战，也有捆绑、罚站、打耳光、打嘴巴、站砖、站凳子、侮辱人格，个别有吊、打、冻等刑罚。武功县“逼供”形式有29种，31人受到不同形式的“逼供”；白水在追赃中，盲目向贪污分子家庭追要，致使有些贪污分子的家庭出卖土地房屋耕畜农具等。据统计该县共卖掉土地182.5亩，房28间，耕畜30头，羊44只，大车1辆，主要农具15件，桌椅、衣柜19个，衣物及日常用具多件。其中卖光耕畜不能生产者4户，卖完房屋无处居住者l户；一贪污分子家庭，因整座房屋卖不出去，而拆了门房四间、厦房三间，拉到集市零售。这是多么严重的问题！虽属个别现象，但对党在政治上的损失是很大的。必须正视它，深刻批判，严格纠正。“逼供信”是反马列主义的做法，是和“实事求是“背道而驰的东西。不实事求是，企图以“逼供信”的手段解决问题，只能把事情搞坏，阵营搞乱，再没有别的结果。武功县在打“虎”中，不注意掌握调查材料，盲目地猛打、硬攻、轻信口供，甚至给贪污分子坐“老虎凳”，结果打下的46只“老虎”中，26只下降了，初步定案的20只后来又翻供了，鱼目混珠，弄不清是非轻重。而咸阳县由于一贯重视调查掌握材料，曾为弄清一个问题，即到武功县调查了三次，他们打下的18只“老虎”，早已全部定案，且无一翻供。何利何弊，是很明显的了。
为什么有些县会产生这些违反政策的现象呢？第一，三级一齐动，“五反”也开始，省、专腾不出手来帮助、督导各县，直到县的打“虎”大劲过去后，省、专才把力量摆下去，因而某些县在打“虎”中就不够稳当；“五反”及早收缩了，是非常正确的，否则定会搞乱。第二，县的水平差，有些领导人手面不净，或是缺乏坚强的领导核心，掌握不稳。第三，对上面的指示、决定缺乏深刻的研究讨论和严肃认真的贯彻执行。今后要搞好任何一个运动，或做好任何一件工作，必须详细研究讨论上级指示，订出贯彻执行的方法、步骤；其次，在工作进行中，必须派遣强有力的检查小组，经常巡查督促、检查，了解政策执行程度和工作中所存在的问题，以便取得经验，推动运动正常前进。
（三）区乡脱离生产干部“三反”，应以千部整风结合群众提意见的办法进行，个别问题较大，群众意见甚多者，可在所在地召开代表会议进行检讨认错求得解决，以改善干、群关系。其内容主要是反贪污、反浪费、反命令主义，但可不提“三反”口号，不提“打虎”，不用军事术语，不分配“打虎”任务，有多少问题解决多少问题。时间拟放在秋收前布置冬季工作之时，采取召开县、区、乡三级干部会议或集训干部的方式，以20天左右时间做好；有些县级因故中途停止“二反”，或问题尚未彻底弄清者，可在此时一并加以解决。区、乡“三反”要搞的迅速、彻底、稳健，必须：第一，心中有数，做好充分准备工作，因此，预先的调查研究非常重要；第二，召开三干会的同时，乡上召集人代会（或农代会）调查材料，收集意见，以收上下配合之效；第三，专区全力领导，抽调大批干部下县，领导弱或问题多的县份，专区指定专人帮助指导，一般可采取检查组在若干县内巡回检查，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指导全面，不如此不能保证运动的稳健进展。同时要强调调查研究，掌握材料，禁止肉刑和任何形式的“逼供”，不经地委批准不得捕人押人，如有违犯应受纪律处分。
乡村不脱离生产干部，不单独进行“三反”。在秋后整党、民主建政、查田定产中结合做好。方针和办法是：以干部检讨会议的形式（必要时吸收积极分子或代表参加），以批评与自我批评和“与人为善”的态度，反复讲政策、说道理，促其自动交代，个别突出问题，民主批判，教育一般。同时，以乡人代会（或农代会）或村代表小组会形式，调查材料，吸收意见，并讨论和处理有关问题。这样既易掌握，又可与群众意见取得结合。重在批评教育，以戒未来。进行中切实做到不追、不逼；重点是现职干部，旧于部（已撤职、洗刷、落选的）有贪污间题者，已处理过的不再追究，虽未处理但问题不大、群众意见不多者，也不再追究，只是那些问题较大，群众意见甚多者，可加以处理，但仍须采取教育说服与批评的方式进行；处分农村干部的批准权，口制于县，以防草率。整党、查田定产工作队，就是处理农村干部“三反”问题的工作队，每乡须有5人以上，且有一个区级以上能掌握政策、经过训练的干部主持。区级“三反”是一件新的事物，各级党委均须充分准备，全力领导，妥善做好。
中共陕西省委
一九五二年六月三十日
注释
[1]这是中共陕西省委给中共中央西北局的报告，题目是编者加的。原件存陕西省档案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