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面对满目疮痍、百废待兴的局面，中共中央为了恢复国民经济，扭转财政困难，在1951年10月要求各地从11月起全面开展爱国增产节约运动。在增产节约运动中，为了遏制党政机关内存在的腐败态势，中央发动了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而“五反”运动，则是在1952年初“三反”运动的高潮中，经毛泽东提议，在全国大中城市为打击不法资本家的行贿、偷税漏税、盗骗国家财产、偷工减料、盗窃经济情报等违法行为而开展的大规模的群众运动。
新中国建立以后，党和政府依照《共同纲领》，有效地保护了私营工商业的合法经营和适当的发展，但是资本家中的一些不法分子，不满足于用正常方式获得一般的利润，力图用向国家干部行贿等非法手段获取非法利润。这种情况的严重发展，使党政军机关和人民团体的工作人员中，出现了大量的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现象，尤其是贪污现象更为严重。这些问题的发生，大大影响了党和政府在人民群众中的形象和各项工作的顺利进行，给党的事业和经济建设造成了极大的损失。
原天津地委前后两任书记刘青山、张子善案发后，查获二人利用职权直接盗骗钱财高达171亿元（旧币，下同，1万元折今人民币1元）。毛泽东亲自批准了处决二人的决定。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中国共产党人已形成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意识及艰苦朴素、严格遵守纪律的光荣传统，不能容忍腐败现象的滋生。进北京后，毛泽东多次告诫全党，不要做“李自成第二”，希望共产党人能以自己的信仰、清廉及民主，打破历史上所有政权出现的那种“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人存政兴”、“人亡政息”的周期律。从政治上考虑，党中央和毛泽东感到运动必须向纵深发展。1951年10月下旬，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运动。随之增产节约运动在全国各条战线迅速展开。12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增产节约运动由此扩大为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作为贯彻精兵简政、增产节约这一中心任务的重大措施。运动采取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结合的方法，检查贪污浪费现象。12月8日，又发出《关于反贪污斗争必须大张旗鼓地去进行的指示》，明确指出“三反”运动是一场反对资产阶级侵蚀的严肃斗争。
遵照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三反”运动在全国范围迅速展开。随着“三反”运动的深入，进一步发现党、政、军、民内部贪污分子的违法行为，大多数是和社会上不法分子互相勾结进行的。因此，要彻底铲除内部的“三害”（即贪污、浪费、官僚主义），就必须同时反掉资产阶级的“五毒”（即行贿、偷税漏税、盗骗国家财产、偷工减料、盗窃经济情报）。1952年1月26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城市中限期展开大规模的坚决彻底的“五反”斗争的指示》，要求在全国大中城市向违法的资产阶级开展一场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窃国家财产、反对偷工减料和反对盗窃经济情报的斗争，以配合党、政、军、民内部的“三反”斗争。
根据中共中央和中央西北局的部署，陕西省和西安市（隶属中共中央西北局）从1951年12月上旬到1952年5月底，在县级以上机关、学校、团体及国营、公私合营企业内开展了“三反”运动；从1952年2月到8月，主要在西安、宝鸡、南郑三城市进行了“五反”运动。
陕西通过开展“三反”、“五反”运动，清除了一些严重的贪污蜕化分子，挽救了绝大多数虽已失足但愿悔过自新的人，教育了千部，纯洁了国家机关，加强了工人阶级对国营经济的领导，清洗了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污泥浊水”，保证了经济建设和增产节约运动的深入开展。同时，也把资本主义工商业进一步纳入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为对其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创造了一定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