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4月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了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正如毛泽东同志在《论联合政府》一文中指出的：“苏军已经攻击柏林，英、美、法联军也正在配合打击希特勒残军，意大利人民又已发动起义。这一切将最后地消灭希特勒，希特勒消灭以后，打败日本侵略者就为时不远了”，“中国的长期战争，使中国人民付出了并且还将再付出重大的牺牲”，“目前，在中国人民面前不但存在着强大的敌人，而且存在着强大的实际上帮助民族敌人的国内反动势力，这是一方面。但是，另一方面，中国人民不但已经有了比过去任何时候都高的觉悟程度，而且，有了强大的中国解放区和日益高涨着的全国性民主运动”。
宁夏解放前只有七十万人，但是养活着马家四个军，其中马鸿逵三个军（11军军长马光宗、128军军长卢忠良、贺兰军军长马全良），还有马鸿宾（子马敦靖）的八十一军，加上地方政府人员共约八万多人，而且，在解放战争开始之前将老百姓中的男劳动力九万人集中起来编入国民兵，常年进行训练，在农田劳动的只有妇女小孩，就是妇女、小孩劳动的一点收获，也被马匪多如牛毛的苛捐杂税（有记载的名目达四十余种）掠夺而光，当时宁夏流传有“万物皆上税，唯有屁无捐”之说。
人民最不堪忍受的是马匪征兵。“有兵就有权，有权就有钱”是马家父子的信条。马匪年年征兵，1940年以前每年征兵一次，1941年至1948的八年中征兵达12次之多。征兵的名目五花八门，有三抽一、五抽二、有幼子即为双丁、大配小、小配大，到解放战争开始后，征兵连名目也不要了，按保甲组织为单位，一要就是多少多少，“有人的要当兵，没人的摊兵款，老百姓倾家荡产，气的白瞪眼”，是当时的真实写照。最令人发指的是所谓的征补逃兵。仅举马匪保四团的一个例子，足见马匪残忍可恶之状，一九四七年冬保四团在陕北袁大滩被我解放军歼灭，团长弓长舒也被俘，连同其他部队共歼灭马匪四、五千人，马匪为把这些兵补起来，诬蔑这些兵是“逃跑”了，要进行惩罚，少一个兵罚三个，少一个官罚补五个兵，灵武县朱桥有保四团的一个兵，在袁大滩被歼灭，也要罚三个兵，其父母哭诉多次无效，直逼得从袁大滩抬回死尸才罢休。就这样马匪把新补起来的保四团叫“罚兵团”，老百姓称之为“讹兵团”。
宁夏土皇帝马鸿逵父子对宁夏的血腥统治，使宁夏回汉人民过着饥寒交迫，民不聊生的苦难日月，流行的民谣唱道：“宁夏川，两头尖，东靠黄河西靠山，年种年收水浇田，到如今家家没吃穿，不能怨老天。”因此，宁夏劳动人民和进步知识分子对马匪恨之入骨，不堪忍受马匪的压榨，许多人逃到解放区的定边县、盐池县等地，例如盐池县二区硝池子坑就逃来几十户，五区郧家畔附近的一个过去不住人的野沟内就有十几户，定边县在一九三六年只有一户回民，到一九四五年发展成一条街，成了一个回民乡。
在这种形势下，三边地委决定成立宁夏河东工作组，工作组由赵文献（地委常委、专署保安处长）、梁大钧、何广宽三人组成，赵为组长、梁为副组长，随即建立了两个据点开展工作，一是余庄子（盐池县二区政府所在地），由梁大钧负责，工作人员由李健、李占云、马盘山、马生财等；一是红井子（盐池县五区政府所在地）由何广宽负责，工作人员有杜景、聂秉和、张子玉、高力（王承业）等，这两个据点随着工作的发展，随后上升成了两个工委，余庄子工委书记梁大均，副书记李健；红井子工委书记何广宽。
1945年8月8日苏联政府宣布对日作战，百万红军进入中国的东北，这就使中国人民彻底打败日本侵略者的时间大大缩短，“中国人民的艰苦抗战，已经取得了胜利，用不了很久将取得最后的胜利。”
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代表蒋介石要来抢夺抗战胜利的果实，发动内战，屠杀人民，竟然要“中共必须先将军队交给他”，然后他才给中共以“合法地位”，蒋介石坚持独裁和内战的反动方针，对于中共和人民的寸土必争，寸权必夺，寸利必得。我们党已经有了革命的丰富经验，针对蒋介石的反动政策，采取了针锋相对，寸土必争的方针。
在这种形势下，余庄子、红井子两工委为应付突然事变，为适应政治和军事形势的需要，再加上宁夏逃到三边的回汉群众的革命要求，两个工委相继组织了武装力量。这就给以后回汉支队的建立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打下了初步的基础。
1945年冬天余庄子和红井子两个工委主动地先将秘密训练的地下工作人员公开了一部分，并吸收了部分群众，都分别建立了武装组织，不久便传来了要贯彻执行重庆谈判的“双十协定”精神，两工委就停止了扩兵。在1946年春节过后开始了大规模的精简，即所谓“解甲归田”，主力部队已有不少人减了下来，而工委自己成立的这些武装，当然要减掉。余庄子和红井子两个工委为妥善安置这些人，使他们生活有了出路，做了大量工作，给他们分别介绍了职业，，直到四月间才将这些人安置完毕。
1946年6月蒋介石和他的主子美帝国主义已经有了充分准备，并“认为可以在三个月至六个月的时间消灭全部人民解放军。”蒋介石就以近30万人的兵力于6月26日大举围攻中原解放区为起点，发动了对解放区的全面进攻，据此中共中央发出了“以自卫战争粉碎蒋介石的进攻”的指示。
余庄子和红井子两工委根据全国的形势和党中央的指示精神，又自动开始了重建武装，由于当时直接上级并没有指示，是自己搞起来的，经费仍由自已解决。当时吃粮还可向盐池的各仓库取用，最困难的是穿衣问题，没有吃菜等费用也无法解决。在困难面前两个工委并没有退却，他们除在上级给的对外工作经费中挤用一部分外，就是自己做生意赚钱，并向有钱的单位求援，当时在“广发西”（地委的店）任经理的韩效忠同志曾给了很大的支援，并关切地对何广宽同志说：“军队要大公养嘛！小公怎能养得起！”何有信心地回答说：“困难是暂时的，大公迟早总是会管的。”尽管困难重重，两个工委仍在扩兵，眼看冬天到了，三边地区冷的又早，人多了，供应方面的困难更大了，首先要解决的最大困难是棉衣问题（就在这时边区开始了大规模的征兵和归队）。何广宽和李健同志找到了三边军分区司令部的参谋长白寿康同志，他给了很大的鼓励和支持，他说：“边区到处扩兵，有的人家不愿来，你们搞起了军队为什么不管，有困难你们说，我支持，棉衣给你们发，供给方面的困难以后找曹鹏程（军分区后勤部副部长）”白寿康同志的话给了回汉支队很大的鼓励，尤其是解决了棉衣这个大困难，战士们非常感激！找到曹鹏程同志后，给支队每人一角法币（约相当于现在的一元人民币）。给的钱虽不多，但回汉支队在精神上不再感到孤立了。武器也一直很困难，直至兴武营战斗前不久才给发了部分枪支、弹药。
红井子这支武装，主动向敌区里山堡出击，因为是第一支向敌区出击的武装，延安《解放日报》以显著的位置发表了“何广宽部向下马关一带出击”的消息，对部队鼓舞很大。何广宽在雷家沟接受了郭宝珊副司令员的指示，回到红井子把工委工作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主力武装由何广宽、张元等同志率领向敌区出击；另一部分由聂秉和、张子玉负责后方机关和外部工作，为安全起见决定把机关后撤到西湾。对部队经过几天的教育等准备工作后，何广宽所部奔袭了敌王庄科乡公所和狼布掌国民兵训练队，俘虏了队长等3个人，解散了几百名被迫来受训的农民，这几百名群众感天戴地回了家，对共产党非常感激，这支武装在短时间内两次进入里山堡地区，摧毁了敌保甲组织和国民党的区分部等反动组织。
靠投机起家的马鸿逵，在抗战八年中按兵不动，养精蓄锐，现在看到全国内战已起，趁我主力集结在其它战场之机，便于1946年11月16日起出兵侵占我盐池县兴武营、大圪塔、天池子等地，马鸿宾也派他的三十五旅103团同时侵占我盐池县石家圈、长流墩等地。
我三边主力部队警备第八团在在12月4日于兴武营奇袭马鸿逵的主力骑兵第十九团，毙、伤敌50余人，俘敌130余人，缴获战马80余匹，骆驼100余峰，枪支弹药一部分，敌团长马德英赤着脚逃跑了。余庄子回汉游击队积极配合了兴武营的战斗，排长鲁光明同志壮烈牺牲。
在余庄子、红井子两个工委建立武装部队后，三段地据点也开始了扩军，这部分人数不多，后合编于余庄子工委的部队中。
随着形势的发展在兴武营战斗期间，三边地委统战部长赵忠国（孙殿才）等直接领导金三寿、杨占彪在定边西关回民乡和盐场堡回民打盐队中成立了回民支队，由金三寿任队长，杨占彪任副队长，彭华庵任指导员。这支部队成立的很急，许多人没有来得及审查，成分很不纯。这支部队成立起来后，出发到灵武县马家滩一带，其目的原想搞些武器，但没有达到目的就撤回边区了，到盐池县的野狐井，发现有的人不在了，以后才知道他们在杨家湾子（杨家窑）把杨天柱家的东西抢了，当时有人主张把他们杀了，以便挽回政治影响，经过讨论，把一些人清洗了，把一些认错好愿改正的人留了下来，不久就回到了定边合编于回汉支队。
为了保卫边区，更好的开展宁夏工作。经西北局批准，将余庄子工委、红井子工委和回民支队三支武装合并成立“回汉支队”，遂于1947年元月在三边地委所在地定边正式成立回汉支队。中共三边地委和三边军分区的领导同志朱敏（地委副书记、宁绥工委书记）、曹友参（三边军分区司令员）、郭宝珊（三边军分区副司令员）、赵忠国（宁绥工委副书记、三边地委统战部长）等都参加了成立大会并讲了话。
西北局于1947年元月17日指出：工委应把回汉支队看成是自己的干部训练队。继续不断地抽调与培养其中的积极分子，派到宁夏去工作……。因此决定该支队归工委领导，供给方面由三边警备司令部（即军分区司令部）统一筹划。三边地委确定，这支地方武装在政治上属宁绥工委领导，军事上由三边军分区领导。
整编时全支队共有234人，经过整顿只留下222人，其中有共产党员47人，回民65人。
编制情况是：支队部设正副队长、政委、参谋、政治干事、副官、书记员、军医、事务长、上士（生产管理员）通讯排号目等。
支队下设三个中队，中队下设分队，分队下设班。
各级负责人是：支队长刘振玉（陕西吴旗人、共产党员）、副支队长金三寿（宁夏吴忠人、回民、共产党员）、政委梁大钧（宁夏宁朔人、共产党员）、参谋长赵光祖（宁夏灵武人、共产党员）、政治干事汪毓斌（杨生桂、宁夏平罗人、共产党员)、副官张风元（宁夏中宁人、非党员）、副官李树芬（共产党员）、教官张俊（宁夏中宁人，非党员）、书记员孙克人（宁夏中宁人、非党员）、军医赵文章（陕西汉中人、共产党员）、通讯排长郝明（宁夏人、回民、共产党员）、事务长李生福（宁夏人、共产党员）、上士高明（盐池人、非党员）。
三个中队的编制和干部情况是：
一中队队长马富贵（绥远［内蒙古］人，回民、共产党员）、副队长库连清（宁夏人、共产党员）、指导员刘申（刘申三、宁夏贺兰县人、共产党员）。一分队队长郭生玉（宁夏人、共产党员）、二分队队长包玉生（宁夏宁朔县人、共产党员）、三分队队长张介忠（宁夏人、回民、共产党员）。
二中队队长杨继德（宁夏灵武人、回民、非共产党员）、指导员彭华庵（山东人、回民、共产党员）。副指导员马立凯（河北人、回民、共产党员）。一分队队长纳克孝（宁夏人、回民、非党员）、二分队副队长张汉英（宁夏人、回民、非党员）。
三中队队长董英（宁夏灵武人、共产党员）、副队长张元（盐池县人、共产党员）、指导员张玉林（宁夏人、共产党员、参加过红军长征）。一分队队长尹秉翰（宁夏金积县人、共产党员）、副队长马天忠（郝学文、宁夏灵武人、回民、共产党员）；二分队队长杨富荣（宁夏灵武人、回民、共产党员）。
这支部队的人员主要来自宁夏的难民中，其中马匪的逃兵占相当比例，他们的主要思想是反对马鸿逵的统治，“党员多在干部中，除红井子来的分队外，战士中没党员”。因此，为谁参军打仗的阶级教育任务很艰巨。
当时经费很困难，部队成立后只给了“五十两××，还卖不掉”，后又说给一千万边币，“估计每人每天需边币两千元”。
部队武器，既少又老旧，计有：步枪一百三十支（能用的只有八十一支）、驳壳枪两支、轻机枪一挺，手提式一支、掷弹筒两个、手榴弹六十多枚、大刀八把、有“七九”子弹一千八百五十发，“六五”子弹一百八十五发，马连匣子弹一百一十五发，水连珠子弹一百六十五发，轻机枪弹二百九十发，所以不少战士还是徒手。
面对着这支新合编起来的民族部队，没有进行过阶级教育，而且武器少而破旧，经费不足，供应困难，没有军装，菜金很少，尽管多数干部、战士没有什么怨言，但领导上不能不重视这些实际问题，支队领导采取了以下办法巩固部队：⑴办训练班进行教育，在政治上提高一步；⑵照顾家属（有家属的干部和战士二十四家）；⑶集中士兵中的物资进行生产；⑷部队生产公私兼顾。过旧历年后组织人去挖甘草。
进行整练和继续扩军：
1.旧历年后（即二月间）开赴盐池县四区政府所在地雷家沟。一是整训，因为绝大部分人员都是从马鸿逵统治区移来的农民或逃兵，阶级觉悟不高，遵守纪律差，因此需特别重视政治教育，提高战士的政治觉悟和军事技术。二是继续扩军，西北局曾指示回汉支队继续扩充到五百至一千人，为此，除在盐池县四区扩充人员外，派人到红井子、余庄子工委和三段地据点协同他们继续给回汉支队扩充人，十几天的时间内，就扩充了几十人。三是准备西进至盐池灵武交界处活动，打击敌人。
2.在雷家沟整训和扩军只进行了一个月，国民党开始对陕甘宁边区的重点进攻。胡宗南用三十四个师二十三万人的兵力，进攻革命圣地延安，并于三月十九日夜侵占延安。我党中央和边区各机关在敌人进来之前，已安全撤出延安。
一贯投机的马匪认为时机对他们有利，便立即出动兵力约三万人进攻三边，我军于3月23日撤出盐池县城，马鸿逵部暂九旅等随即占领我盐池县城。马鸿宾也于3月22日用将近三个团的兵力，由马忠率领侵占我大水坑、红井子、马坊、二道沟、苏家堡子。红井子工委被围困在西湾，距敌人只有十来里地，当时红井子工委只有一个排的兵力，工委领导决定绕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圈子，从敌人的侧后西南方向乘黑夜安全突出重围。马鸿宾部于次日（即3月23日）由苏薛家堡子向羊圈山进发。回汉支队得悉马匪要进攻三边的消息，连夜将部队由雷家沟撤到羊圈山。马鸿宾部到羊圈山时，由于回汉支队先已占据有利地形，用一个中队与之接触，敌人不了解虚实，未敢冒然前进，只是往山上打炮。从早至午打了一百多炮。回汉支队了解到敌众我寡，便主动撤退，在羊圈山阻敌中，回汉支队无一伤亡，只跑掉了一匹马。
回汉支队在羊圈山与敌交锋后，东撤至范圈一带，三边地委派邓国忠来到部队。何广宽在西湾突围后，把工委的人员安置在盐池五区的李塬畔大沟以南的山区，他只领了三个人绕道经过定边县二、六、三区也来到了范圈。
邓国忠同志由定边来到范圈传达了三边地委和三边军分区决定成立宁夏人民解放军的指示。
三边主力警备八团在彭滩战斗失利，王正川团长被俘，高昆山副团长牺牲，十一旅第一团团长赵级三叛变，绑走政委高波。定边、盐池、安边三县城及大部地区失守，形势急转直下。
（一）以回汉支队为基础的宁夏人民解放军
宁夏人民解放军一建立，就向西出击。在范圈邓国忠同志讲了定边的情况（即三边的形势）后说，地委和军分区司令部决定以回汉支队为基础，成立宁夏人民解放军。司令赵忠国（孙殿才）、副司令梁大均、参谋长刘振玉、政委邓国忠、政治部主任何广宽。
下辖两个支队，一个通讯队，即一支队（回汉支队）和第八挺进支队。
一支队长由刘振玉兼、政委由梁大均兼任。
支队副政委 马立凯 参谋 张俊
第一大队队长 董英
政委 孙占祥
第二大队队长 马富贵
政委 郑德州
副政委 杨福荣
第三大队队长 马金邦
政委 逯兆贵
副政委 韩光礼
八支队队长金三寿、政委由何广宽兼、副政委彭华庵、参谋杨继德。
第一大队队长马成仁、政委汪毓斌（杨生桂）、副政委蔡英（高登科）、第二大队队长张元、政委张世荣，第三大队队长尹秉翰、政委高力（王承业）。
通讯队队长库连清、副队长杨金国。
宁夏人民解放军宣布成立后，何广宽、金涛、彭华庵等率八支队立即出发西行，经定边县的康家山、吴阳山到盐池县的包家原。在李塬畔与张世荣、张元及红井子工委的全体人员汇合，并将红井子工委的全体人员都编入八支队。
八支队整编就绪后，立即返向滩边活动，经了解敌人在红井子只驻一个连。他们距离最近的双圪塔还有十八里远，八支队对红井子的地形很熟悉，所以决定由井沟畔出发奔袭红井子。因为时间未掌握好，等各队的人集中在距红井子还有十五里地的李伏渠时，天已亮了。当天奔袭已落空，打算在李伏渠、罗庄匡隐蔽一天，晚上袭击红井子。等到午后，由大水坑方向来了几个骑兵向李伏渠的东庄（李伏渠是东西两个庄子）前进，看样子是要到东南方向的苏薛家堡子去，八支队把部队埋伏好，准备搞掉这几个敌人，结果，有些人不守纪律，不停地抬头眺望，敌人发现了村子里可能有部队，距村子一里远就停止了前进。呆了一会，一匹马向红井子驰去，其他的都返往大水坑去了。因为敌人在平滩里，又是骑兵，并且距离回汉支队一里多远。考虑追不上，所以没有开枪，仍把部队隐蔽起来，不使暴露，再观敌人行动。等了不大一会，红井子出来了一个排的兵力，向回汉支队这边进行武装侦察。回汉支队把非战斗人员秘密地顺着沟壕撤向后山，把战斗部队隐蔽地集中起来准备把这股敌人吃掉。不料在背后的山上起了火，我方误认为背后发生了严重的情况，回汉支队是一支孤立无援的部队，更经不起两面受敌，行动必须谨慎，所以立即将部队撤往山上，结果山上是那些非作战人员失火，把荒山上的野草烧着了，结果就使伏击敌人的计划落空了，并且也暴露了自已。我方当即决定把部队沿着荀子山（没有村庄）后撤四十里，到陈家山宿营。
由于自我暴露惊跑了敌人的骑兵，又因自己失火丧失了歼敌之机，由此引起支队领导的警惕，部队今后行动要更加谨慎从事。
到陈家山后，回汉支队领导决定，第二天向南进山活动，先到谢儿渠一带。天方晚时，由崖窑峁群众传来梁大均给何广宽、金三寿的亲笔信云：“……把部队安置好，来此开会……”但没有写发信地址，这个“此”在那里？何广宽、金三寿、彭华庵等捉摸不定，送信的群众说信是由胶泥湾传来的，根据这封信，八支队改变第二天到谢儿渠的计划，把部队安置在崖窑峁，何广宽、金三寿还有搞敌情工作的刘风岐同志去胶泥湾（胶泥湾与崖窑峁只有一沟之隔，不到五里地），何广宽、金三寿到胶泥湾时没有一个军人，并且也没有过来部队。经询问，头天的信是由营盘山转来的，并说营盘山确实有咱们的解放军。营盘山距胶泥湾有十几里路，何广宽、金三寿决定到营盘山去查找邓国忠、梁大均，中途碰上谢儿渠方向来的地主武装张瑞兰的十一个骑兵、三十多个步兵，何广宽、金三寿、刘振玉放开马跑，闯出敌人的射击目标（本应在营盘山的西坡走，为了避开敌人的射击，而由东坡子绕过去）。到营盘山时，群众说梁大均等回汉支队并未来过，只有杜亚夫同志带领的独立营刚才出发到唐平庄方向去了，若走唐平庄（在东北方向）还得返回向北走一段路，要与追敌接触，于是便决定向东走，结果，这是走田间的一条道越走越小，直走到崖边，没有路了，在这前面有沟崖阻住，后有追兵的危急情况下，跳崖串沟而去。与敌人遭遇不久便狂风大作，飞沙扬灰，也给了何、金脱险的机会。这条沟底下，不仅从来没有人到过，有的地方连羊也没有到过，有几处，下边窄的连两只马蹄子都放不下去，不得不两只蹄子艰难地轮替着走，经过很长时间的艰难跋涉，才走出了这条沟，到了尹家洼子，看见南面有一沟相隔约二里地的贺家渠有穿着便衣的哨兵，群众说“昨天听说大路洼有军队，说话都是西面（指宁夏）人口音，贺家渠子什么时间来了队伍我们不知道。”
这宁夏口音的军队，是梁大均他们还是马匪军呢？一时弄不清楚，回汉支队已和部队失去了联络，并且三个人连一支步枪也没有，不能冒险了，决定将尽快离开尹家洼子，向北走唐平庄去打听情况。这时风刮得更大了，迎着风前进，快到唐平庄时，发现一群黄牛，误认为是敌人的骑兵，虚惊一场。
到唐平庄才和部队取得了联系，原来大路洼子住得军队正是梁大均他们，尹家洼子的民兵在放哨。
（二）在陕甘宁三省交界处与敌人周旋
八支队向西挺进后，宁夏人民解放军军部及一支队（回汉支队）不多几天也向西来盐池地区。在唐平庄与八支队汇合，全军集中向东行动，经盐池县的绕背山、定边县的刘拐沟，到刘峁原上的田石坷。经研究决定再向西行，计划去反动地主武装盘踞的甜水堡打击敌人，由定边县的最西边王彪台过了大川，到甘肃省的大坝嘴原，一直向西前进，走了几天，来到峁底里、马甘掌一带，突然得到情况几股敌人联合起来向我扑来，部队决定马上向东返。当晚行军序列是：一支队作前卫，司令部在中间，八支队作后尾。夜很黑走了十几里路来到马原畔附近，遭到反动地主敬明君股匪的伏击，因为一支队还未赶到，部队就贸然前进，司令部变成了前卫，敌人一冲没有武装的人便向后败退。司令部和八支队的人都被冲乱了，人们有的向后山跑，有的边打边退。听到敌人的枪声并不多，何广宽、金三寿想集结八支队绕到敌人后边去打击敌人，结果遇上一个沟，被敌人冲为两段。部队没有集结起来不能突击，因为敌人只有几十个人，也未敢长时间的追。这一仗的结果，只是逼迫乱跑了一阵，丢掉了许多行李，重要财物和马匹没有损失。在马塬畔遭到敌人伏击后的第三天早晨，何广宽、金三寿在刘峁塬白土洼接到了梁大均在王彪台来信，要何广宽、金三寿到“刘崾岘开会。”这个刘崾岘在王彪台的东南和王彪台是一个塬。相距不到十里路。何广宽、金三寿由白土洼动身，向南越过一个小沟。沿途收拢了前天大坝嘴塬上失散的各部人员。临时组成了三个班，总共三十九人，走到距刘崾岘还有几里地，只隔一个大崾岘的四湾里，有粮有水就决定在四湾里吃饭后再走，因为人多集中在一个村不仅吃粮困难，就是煮饭的灶具和水也常常发生困难。这个塬上没有水，就是几里或十里远的沟里的水也是苦的，吃不成，人们全靠收下的雨、雪窑水，刚吃完饭，突然在塬上发现了敌人的正规部队，回汉支队在两塬之间的北坡上，要过大崾岘到刘崾岘已很困难，立即决定在敌人未发现前，北撤跳过大沟去，留了刘秉翰等七个人作掩护，其他人迅速撤出四湾里，在撤退中间被敌人发现了，遭到接二连三的迫击炮的猛烈轰击，大家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后来遇着一个小崾岘，敌人集中火力封锁了这段隘路，为了避免敌人的炮火，绕到山背后的崖坡前进，结果三十八人安全撤出来了，唯有刘光汉同志（副排长、共产党员）失足，跌到崖下去，以后在群众家养好伤才归队。
何广宽、金涛等甩开敌人，到大水沟北边的柳崾岘和转咀子，与八队接上头，何广宽立即命令部队很快地向西过大川，再上大坝嘴原，先占领那面的高地（因王彪台、转嘴子、柳崾岘就在大川东边畔上），紧接着王彪台就打起来了，何广宽立即派人告诉邓国忠、梁大均“这个仗不能打，尽快撤出大川，上大坝嘴塬。”（因为地形和敌我力量对比都与回汉支队不利）何广宽派去的人只赶到半道上，邓国忠等人也被敌人压了下来。
部队撤出战场到大坝嘴塬的范崾岘畔等了好久，不见刘振玉回来，直到天黑后邓国忠政委召集几个主要负责人开会说：“刘振玉同志和一支队的两个队，现在下落不明，看来他们不会到这里来了，敌人可能要把回汉支队包围在大坝嘴塬上，而支队是一支孤立的部队。听说陇东的保二团在老爷山，于是回汉支队要向他们靠拢，了解整个情况，无论如何广宽今晚上要突围出去，今晚上部队由老何你指挥。”何广宽接受了指挥任务，并讨论了突围的布置说：“在天亮前一定要突出去，现有的四个队（一支队的第三大队，八支队的一大队和三大队，还有通讯队）还可作战，今晚军事任务的重点在前面，放两个队（八支队的第一大队和第三大队）不论有多少困难也要杀出一条路去；通讯队在中间保护司令部不使敌人冲进来，一支队的第三大队作为后卫，边打边退，不要和敌人粘着打，只掩护着让大家撤退，不让敌人冲进大队来就行了。”最后极严肃地强调一定要服从指挥，决定后，把没有作战能力的人员都放到中间和司令部一起走。部队走到杨掌附近时，突然中间被反动地主武装偷袭。把敌人打跑后，自己的部队因夜黑发生了误会自己打了一阵。战斗结束后，搜索中在邵掌发现一支队的郭占奎同志，他在王彪台受伤，队上把他留在老乡家中。郭占奎说：“董英、马富贵他们两个队向吴旗方向去了，刘振玉支队长负伤后先由大家抬着，后来就不见了。”这一仗未受到多大损失，但三个向导都惊跑了。这个地区回汉支队没有来过，夜又很黑，实在难行动，再加上这个地区反动民团经常出没，群众基础也不好，所以感到很大的困窘！没有别的办法，只有摸索着前进，到梁原（是反动民团经常来往的村子）命第一大队猛冲进去，没有敌人，便找了两个人带路。
出梁原后不久就离开了大坝嘴原，下大川向东山前进，估计敌人很有可能在桥儿沟附近埋伏重兵，为不使全部人马陷入包围，把大部分人留在川西边，何广宽只带了八支队的一、三两个队先行过川。结果没有敌人，赶全部人员过了桥儿沟这个口子天已亮了（后来了解到敌人早饭后赶到桥儿沟）。在上午九时左右才上了四合原，并派人去老爷山与保二团联系，结果董英、马富贵两个队，头天晚上已到老爷山附近，并已与保二团取得联系。
部队在四合塬上休息了一天多，在距老爷山五里地的敬崾岘，邓国忠召集梁、何、金开会，提出由何广宽带领一部分人，再返向三边活动。一方面打击敌人，另一方面打听刘振玉同志的下落。大部队向吴旗方向撤去找三边领导机关。决定全部撤向吴旗找上级机关。部队到老爷山东三十里的爱和庄休息了三天，然后由这地区出发，经东华池县的元城子、定边县的铁角城，吴旗县的二道川，于5月1日之前到达吴旗县，与地委，军分区取得联系。
部队到了吴旗后，在王彪台等地把三次战斗中失去联系的同志陆续找了回来，特别是王风岐、史岗等三同志被敌人包围，在孤立无援的危急情况下与敌人战斗周旋几个小时，乘黑夜突围出来，又经过第二次与敌人遭遇战斗后，历经七八天曲折的过程，终于找到了部队的事迹很使人感动，在刘渠子召开的军人大会上对史岗等三同志进行了表扬。
宁夏人民解放军虽然受到了一些损失（如刘振玉被俘），但能原建制地到达吴旗不容易，并且保护和带出了盐池县五区的干部和民兵、以及由延安派往三边的土改工作同志。因而受到三边地委和军三边分区的表彰。
（三）在吴旗整训
部队到吴旗后，邓国忠同志便回了三边地委，军三边分区司令部郝耀同志任军参谋长兼回汉支队队长。
部队先后在吴旗的宗圪垛、宗湾子、阳庆川、金佛坪、蔺家砭等地进行了整训，将原先的两个支队的六个队合为四个队，支队部和军部合为一个单位。主要是进行政治教育。
部队的成员虽然来自各个方面，但大多数是来自宁夏方面的农民和马家逃兵。他们不堪马鸿逵黑暗统治，才逃到边区来，他们参军的共同目的是反对马鸿逵的统治，希望解放宁夏，回到老家去。但各人参军的具体情况和愿望完全不一样，回汉支队成立只一个多月，这些问题还有待提高思想觉悟予以解决，就仓促投入战斗，加上三边整个形势恶化，敌人猖狂，所以连遭挫折，王彪台一仗尤为严重。
在王彪台战斗失利后，部队士气低落情绪不振，不少战士甚至基层干部对革命有失望悲观情绪，甚至动摇，产生离队思想。许多人没有见过解放军主力部队，只知道警备八团被马鸿逵称为“铁八团”，以为这就是最了不起的主力，当听到八团打了败仗，一团叛变的消息后情绪更为低落。
针对上述情况，部队着重进行形势教育和革命人生观的教育。开始时不少人听了形势报告不相信，对陕北青化砭、羊马河战斗的胜利也怀疑，对山东沂蒙山区的胜利更不相信，有的竟然说：“人又不是麻雀，那能一消灭就几千上万。”还有的人说马鸿逵报纸是十报九虚，共产党也有虚报。经两个月的反复讲解，对解放军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的发展过程有了认识，大部分人相信革命终究会取得胜利。尤其在环县见到大部队后革命胜利的信心更强了。在进行形势教育的同时部队还进行了革命人生观的教育，阶级教育，讲了个人与革命的关系，以鼓舞他们要革命到底。
以政治教育为主，战士阶级觉悟有了提高，在思想日趋稳定的同时，也进行了一些军事教育，因为这些人有的虽然在马鸿逵部队当兵多年，翻杠子，跳木马……练的不错，但没有实战经验，所以人们把他们叫做“老兵新战士”。因此，领导上对部队的实战教育很重视。
在整训中除讲政治军事课外，联系实际地总结了部队成立以来，特别是几次战斗经验的教训，分析了几次战斗失利的主客观原因。
经过吴旗整训，特别是到环县见了大部队，并得到武器装备，大家的情绪高涨起来，尤其是得悉大部队要去收复三边，情绪更高了，无论干部、战士都恨不得马上返回三边与马匪搏斗。
（四）西野支援，王震关怀。
元月份回汉支队成立时，各种枪支加在一起只有一百多件，三月间发生战斗后，宁工委下属各工委、据点都集中在一起，加上延安来的三边土改工作团的人，宁夏人民解放军共有几百人，但枪支很少，除回汉支队原有的一百多件外，只有各工委和据点带来少量的自卫武器，尤其是子弹本来就少，经过几次战斗更少了，三边军分区由于打了败仗，也无力补充，所以，这支部队中徒手占相当比例。
六月间西北野战军进入到陇东地区，第一纵队在元城子歼灭了马鸿宾的一个团，团长马殿邦也被活捉。听说缴获的武器大部分给了当地的游击队和民兵。宁夏人民解放军获悉后，让金三寿、何广宽到前总求援，因回汉支队是一支少数民族部队，估计一定会得到一些援助的。尤其是金三寿同志是回民更便于开口。何广宽、金三寿和两个警卫员由三道川的蔺家砭出发。经二道川，元城子等地几天的紧张赶路，在一天下午到达东华池县政府所在地悦乐，找到西北野战军的后勤部长方仲如同志（西北局组织部长马文瑞同志也在一起），方钟如和马文瑞看介绍信后问了三边的情况，然后指示说：这里没有武器，等到前边打仗缴下了可以给你们一些，司令部已向西去了，在庆阳县马岭一带，它的代号叫“东台”，你们明天直接去那里，我们明天也要到那边去。并告诉说，这一带部队很多，西边更多，住宿困难，东北方向的那个沟里部队不多，你们可向那边去找住处。因为马草困难，走了二十里地才住下来。第二天，又返到悦乐后向马岭前进，在马岭附近的贺琪找到前总司令部，和参谋长张文舟同志接了头，张很热情地接待了金三寿、何广宽，并指示就随司令部四科一起行动，等打仗缴下武器时给回汉支队。
西北野战军在环县，打跨了马鸿宾的主力，马部溃不成军地向前乱跑，重武器全被红军西北野战军缴获。战斗结束后，司令部介绍何广宽、金三寿到各部队（即一、二纵队及新四旅和教二旅）去要武器。金三寿、何广宽先和二纵队联系，王震司令员慷慨答应“收存起来你们来取”。后到新四旅，突然张文舟参谋长通知何广宽“你准备一下，彭总要找你谈宁夏马鸿逵部及三边的情况。”何广宽和彭总、习仲勋政委（西北局书记）张文舟参谋长三人，谈了约两个小时，搞到几百支步枪，几十挺机枪，几个小炮，一部分子弹。
虽然要的东西不多，但如何运到三边，又成了问题。而回汉支队只来了四人四马，拿不了多点，动员当地群众送，没有这个权力，也没有熟人（隔一个分区），而且大部队很多，群众的支前任务很紧。正在为难之际，6月23日（即旧历端阳节）早上，副司令梁大钧和参谋长郝耀带领几个队赶来了，但没有注意到几万部队集结处的粮食困难，自已没有带粮，大家饿着肚子在一个果树园子里避阴凉。战士们虽然饿着肚子，但由于见到大部队，又领到武器，所以情绪很高，直到中午才交涉到粮，吃了饭，便向三边返，由环县出发，经安山川、铁角城、头道川等几天的急行军，在距离定边的一百二十里的张台子找到三边地委和自己的部队后方人员。在行军中，由于粮食困难，灶具缺乏以及道路限制，虽然每天都在尽力往前赶，但总是走不了多少路，往往要等大部队走后才找锅做饭，在隘路上要等大部队过后才能走，贺涧到郭崾岘一天只走了十一华里，因没有房子住，在贺涧野外宿营了一个晚上。
6月29日，在吴旗头道川的王台正吃午饭时，二纵队的王震司令员来到我们住地，一同吃饭后，问了情况，并说：“梁司令、何政委跟我去一趟。”梁大均、何广宽随王震同志到二纵队所属的独四旅和359旅，谈了宁夏及马鸿逵部队的情况。当时王震同志提出要一个连的回民干部，梁大均、何广宽答应了，后来给了杨继德（连长）、马天忠、马金和（两个排长），以后又给四纵队输送了杨富荣、张介忠、魏德洪三个党员连排级干部。当晚就和王震同志在一个窑洞住了，第二天早上返回部队。
6月30日是，梁大均、何广宽在早上由王震同志那里动身，到张台子与三边地委联系后便到傅伙场，回归部队。当天晚上，在赵忠国司令（宁绥工委副书记、地委统战部长）的主持下，研究决定次日用一昼夜，于7月2日晨部队要赶到定边城（125里），这是军分区司令部的命令（这时刘思孝同志已来到部队，但未宣布职务，只是随军行动，部队仍由郝耀同志指挥）。
7月1日早上，起来没有喝的水，更没有洗脸的水，只有在几里路远的沟里驮来苦水煮饭；没有菜，只有煮黄豆拌盐当菜吃。由傅伙场下沟后又走了三十里慢上坡路到三盛坡。本计划稍微休息便动身，到油坊涧（距三盛坡有三十里成平滩了），赵司令员下令，做饭吃。由于三盛坡的窖水被前边的部队用完了，苦水也要到几里远的沟底去驮。结果，弄的一部分人在三盛坡做饭，一部分人到杜家阳洼，因为人多，灶具少，加上没有水，所以，大部分人还得赶到油坊涧去做饭。因为油坊涧既有水，村庄也很大。直到7月2日中午后赶到定边城。
6月30日西野收复了定边。7月3日，西北野战军和三边党政军民在定边城的北大操场召开了祝捷大会，彭德怀司令员在大会上讲了话，马匪军虽然跑了，但彭总用蔑视的口气说：“马鸿逵是秃头上的虱子，跑不了。”
（五）张宗逊称赞回汉支队
西北野战军浩浩荡荡，以排山倒海之势来到三边，一惯欺软怕硬的马鸿逵，在西野还未到之前便把定边和安边的部队撤之一空，匆匆地逃跑了。战士们看到马匪军逃跑和西北野战军的威武，特别是定边城里从东门外直到西门摆满了大炮，心中高兴，更加坚定了革命胜利的信心。
西野收复安边和定边后，决定迅速收复盐池，马鸿逵怕红军进攻盐池县，将其部队歼灭，先把全部步兵撤走，只留下骑兵一个团（骑二十团），以便红军进攻时逃跑。就是这一个骑兵团，也分散在红山子沟、天池子一带，妄图免遭围歼。为了防止敌人逃跑，红军包围圈也放得很大，宁夏人民解放军被分配在城北面的土沟，这是敌人逃跑的要道之一。
7月7日，战斗打响后，从盐池突围的敌骑兵第二十团，出城后先向西溃逃，被西野一纵队埋伏的部队击回，改向北逃。西野一纵部队在后紧追，敌逃至土沟，进入回汉支队的埋伏阵地，枪炮齐鸣，打得敌人措手不及，敌人被打的纷纷落马，互相冲撞地退了下去。因为马无法过沟，敌人又冲了上来，连续打退了敌人的数次冲锋，敌人在前有回汉支队堵击，后有一纵队的追击的危急情况下，拿出了白旗佯装投降，借我军停止射击的一瞬间蹿了过去。
回汉支队的同志们不仅在历史上恨透了马鸿逵，尤其是上半年几次战斗的失利，更恨透了马匪军。现在有了武器、弹药的装备，尤其经过两个月的政治教育，思想觉悟有了提高，特别是有大部队的撑腰，士气高涨，精神振奋，往日的悲观情绪没有了，满怀新仇旧恨，所以在这次战斗中，打得非常勇敢，何占龙等同志抱着轻机枪，大步跑着追赶敌骑兵，边跑边射击……张宗逊司令员从望远镜里看到后十分称赞这支部队的勇猛，当时他不知道这是一支以宁夏人为主组织起来的回汉族部队，向旁边的同志问道：“这是哪个部队这样勇猛？”当给他讲到这是回汉支队时，他更加表扬了一番。
在盐池这次战斗后，三边分区失去的地方全部收复了。盐池、定边、安边等县展开了大量的恢复工作。总结经验，重新建立健全各县组织，镇压了反革命，积极扩兵，准备再战。
根据形势的发展，在盐池———土沟战斗后，于盐池县的北马坊，由赵忠国同志主持开会，宣布地委决定：宁夏人民解放军这个名称还要，但把它只做一个空名存在，实际仍为回汉支队，由刘思孝同志任支队长、金三寿同志任副支队长、梁大均同志任政委；郝耀同志仍回军分区司令部；何广宽同志仍去搞红井子工委工作。会后郝耀、何广宽即离开部队，赵忠国住了不几天也回到地委统战部。至此，结束了宁夏人民解放军的历史使命，以后就以回汉支队的名称进行活动。
宁夏人民解放军改称为回汉支队的编制情况是：一中队队长库连清、指导员杨富荣；二中队队长张俊、指导员马立凯；三中队队长马成仁、指导员郑德州；四中队队长董英、指导员刘申。这四个队以后不久合为三个队，即：一中队队长董英、指导员张建武、副指导员杨富荣；二中队队长张俊、副队长张元、指导员马立凯、副指导员刘安邦；三中队队长马成仁、指导员马麟（马麟同志牺牲后指导员为马登银）。
支队直属的一个通讯排，排长是杨金国。政治工作先设总支，由梁栋岳任总支书记（后改为政治处，梁栋岳为主任），组织委员彭华庵，宣传委员汪毓斌。支队党委由梁大均、刘思孝、梁栋岳、金三寿、马立凯等人组成，梁大均任书记。到1949年8月由何广宽、李健两个武工队合编为第四中队，队长杨金国、副队长马天海、指导员杨忠林。
（一）转战山区和开展“新式整军”
1947年7月21日，中共中央在陕北靖边县的小河村召开中央扩大会议，研究了战略反攻问题。会后西野决定北上，佯攻榆林，围城打援。西野于8月上旬陆续撤离盐池、定边，向榆林方向前进。
西北野战军撤出三边后，马鸿逵部于8月12日再次进犯盐池、定边。我三边的领导机关，所有的军队，包括回汉支队再次撤进吴旗一带的山区。
这次回汉支队进山与上半年大不相同了，全国各个主要战场由防御转入进攻。西野在8月20日于沙家店歼灭敌整编三十六师两个旅，至此，胡宗南号称二十万大军进攻延安，半年中，被歼灭和拖垮近半数，西北战场也开始了反攻。由于整个形势的好转和回汉支队自身的壮大，经常活动于接近敌人的山边上，一面继续整训，一面阻击敌人，并派出部分人员掩护红井子、余庄子工委的工作。
1947年8月21日至23日在吴旗县的张阳湾，三边地委召开了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有：朱敏、吴志渊、梁大均、李健、何广宽、宋友田、赵文献、郭子清。在朱敏同志的主持下专门讨论宁夏工作和回汉支队的政治教育，特别强调了加强团结的重要性。郭秉坤同志到会讲了话，他说：“回汉支队现在基本上还不巩固，要加强教育。”
新安边遭遇战。8月间，马鸿逵暂九师师长卢忠良带领两个团，妄图进攻三边地委、军分区所在地———吴旗。胡宗南要马鸿逵在保安（志丹）会师，马因山里有游击队，不便前进，作为不愿去保安（志丹）的借口，并扬言要把游击队消灭后，方能前去。卢忠良利用一贯反共的清乡团头子张廷芝（马鸿逵命为保安旅旅长）部做他的先锋。张廷芝是吴旗金佛坪的大地主，曾在吴旗安边一带盘踞多年，对当地的情况很熟悉。敌人小心翼翼地推进到孙口崾岘一带。三边分区命回汉支队牵制和监视敌人的行动。第二天敌人继续南进，深入到新安边一带，敌人得不到消息，找不到东西吃，连吃水也很困难（那里吃的是窖水），又怕遇到解放军的袭击，不敢继续南进，又无法继续在原地呆着，只好向定边后撤。回汉支队当即派第二中队尾追。第二天拂晓时，在狼崾岘与敌人张廷芝部遭遇，回汉支队迅速迎战，打得敌人措手不及，打伤敌人数人，敌人因不摸我军底细，随即溃退。
赵崾岘阻击战，再次击退张廷芝部齐仁德营。张廷芝不甘心在新安边的失败，于8月末，命其营长齐仁德率领团匪一个营，窜到新安边。当时我三边分区后方的许多机关距此不远，情况很危急，回汉支队以二中队为主，阻敌于梁天池，敌依仗优势兵力，把回汉支队一个分队包围在山头上，同时向赵崾岘侧后进攻。回汉支队凭据有利地形，居高临下，与敌人激战一天。回汉支队转危为安，把敌人压在山下的大沟里，打死敌人7人，打伤13人，回汉支队轻伤2人，阵亡1人，（包占海同志一个人打了许多手榴弹，最后壮烈牺牲）。这是一次硬仗，回汉支队以少胜多，击退了数倍于己的敌人。从此张廷芝的团匪再未敢到这一带骚扰。这一仗的胜利，保住了三边分区后方机关的安全。受到三边分区领导的表扬。在赵崾岘战斗胜利后，三边分区的领导和边区的群众增加了对回汉支队的信任。
由于西北战场整个形势的好转，红军西北战场开始了战略反攻，加上赵崾岘战斗的胜利，在1947年的秋冬，回汉支队就能向前推进到定边半山半滩的海底涧、杨山涧、油坊涧一带活动。
追击敬明君股匪到甘肃环县李惠台。1947年10月11日，红军西野于清涧消灭敌整编第七十六师师长廖昂所率第二十四旅的两个团和师直属队，廖本人也被俘；西野于11月中旬二次围攻榆林。在袁大滩击溃增援榆林的马鸿逵部，共消灭马部四千余人，敌保安四团团长弓长舒也被俘，从此马鸿逵部龟缩在已占据的几个据点内，再不敢贸然进山骚扰了。在此情况下，当地反动地主武装便成了回汉支队主要打击对象，于是，回汉支队从吴旗地区向西进到定边的最西边，即定边县的六区一带，于1948年2月5日到达蔡家峁。第二天，反动地主武装敬明君股匪窜到姬左原一带，抢粮、抢羊、抢东西。回汉支队得到消息后，立即出发迎击。团匪闻讯逃跑，回汉支队一直尾追不放，追了一天一夜，到环县的李惠台，得知敌人正在沟里休息，计划两头向中间夹击敌人，由于一部分队伍没有按时到达指定地点，结果大部敌人逃跑了。这次虽然活捉三个敌人，但保卫了边区人民的财产，并安全地欢度了春节。从此，团匪再未敢来姬左塬。
运用“新式整军”提高了指战员的觉悟。1947年12月中旬，西北野战军在撤出榆林后，进行了有名的新式整军，即进行了“三查”（查阶级、查工作、查斗志）和“诉苦”。进一步提高了指战员的阶级觉悟和革命警惕，加强了教育，以“官教兵、兵教官、兵教兵”，作到了官兵互教互学，取长补短，加强了团结，提高了战斗力，毛主席把这种作法推广到全军，并誉为新式整军运动。
回汉支队在宁条梁战斗后，撤回吴旗，在阳庆川进行了整军，方法是进行诉苦，在以苦引苦，提高阶级觉悟的基础上进行“三查”，揭发批判不良倾向，同时进行政策教育。部队自成立以来，虽然领导上十分重视政治教育，并且也有计划的进行过一些整训，素质有所提高，但还存在着许多需要解决的问题，诸如阶级觉悟问题，斗志问题，团结问题，组织性、纪律性问题，军民关系问题等等，针对上述情况，在控诉蒋、马匪帮、官僚地主压榨之苦的基础上，对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教育解决。
通过学习《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和“总部关于重新颁布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训令”，使广大指战员进一步认识了战争的目的和解放军的任务，认识到加强纪律性和搞好军民关系的重要性。
教育方法是灵活多样的，除讲课、开会外，还采取刷标语、办墙报，开文娱晚会等多种形式的活动，来配合整军训练。
领导干部也按照整党整军的要求，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检查总结了部队成立以来的经验教训。三边地委、军分区领导同志也参加了会议，并作了指示，经过短短一个月的“新式整军”，部队精神面貌发生了显著的变化，阶级觉悟大为提高，战斗意志坚强了，纪律观点更明确了，纪律行为大大加强了，为以后的胜利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从环县见到大部队，并得到武器装备到吴旗“新式整军”，这是回汉支队逐步由弱变强的阶段，从不能打到能打，而且战之能胜。这一段时间内也是西北战场由防御转入进攻的阶段。
马鸿逵虽然二次侵占盐池、定边、安边城，但由于在孙崾岘一带被回汉支队两次击退，在援助榆林时于袁大滩惨败后，其爪牙张廷芝更不敢进山骚扰，回汉支队随即向西北推进到半山半滩地带活动，配合歼灭团匪冯海潮后西向姬。左原，并把团匪直追到环县的大坝嘴原，可见这支部队的战斗力大非昔比，已经大大提高了。
（二）开辟里山区，收复甜水堡，向下马关进击
1947年后半年，随着全国形势的好转，党中央提出要把战争引向敌占区。西北野战军到1948年初已发展到四万五千多人，经过新式整军后，士气异常高涨，于2月28日至3月3日在宜川歼灭敌人五个旅共三万人，最疯狂的敌军长刘戡、师长严明等人都被击毙。4月22日收复延安，从此西北的形势起了根本的变化。三边地委决定宁绥工委抓紧这个有利时机，用全力开展宁夏工作，积极向宁夏境内开展游击战争，打击和消灭盐池、环县的团匪。还由于1947年陕北遭受灾荒，三边又因47年上半年战争失利，许多粮食被敌人搞去，所以部队的粮食供应很困难，为此提出“打出去就食”的口号，回汉支队坚决执行了上述决定，于4月2日离开吴旗向西发展。
一是，配合二、八团攻克惠安堡。惠安堡位于盐池县城西南一百八十华里，是盐池县的一部分。1936年盐池县大部地区解放了，马鸿逵和盐池县逃跑出的反动分子，盘踞在惠安堡继续顽抗，并在该地设立了伪盐池县级机构，作为与我边区对抗的据点，经常派特务、便衣，甚至小股武装到我盐池县的四、五区捣乱。1941年春马匪为了配合国民党第二次反共高潮，派出军队跑到我盐池县四区回六庄将马文良同志捕去，同年4月17日晚在银川和崔景岳一起被敌杀害。
1948年4月10日，回汉支队同二、八团和盐池县游击队由盐池县五区的苏家堡子一带出发，经过连夜急行军一百二、三十里，到惠安堡时，由于敌人占据有利地形--炮楼，经过几个小时的战斗才拔掉这个反动据点，俘虏伪副县长兼公安局长赵耀西和国民兵大队长等三十余人，缴获了一批物资。
惠安堡战斗后，二、八团便调往陇东地区。二、八团走后，回汉支队就成为三边部队中的主力了。4月15日，三边地委书记、三边军分区司令员、政委郭秉坤等在马甘掌开会，决定组织西进指挥部，由赵忠国任总指挥，在军事上由回汉支队队长刘思孝负责。所谓西进，就是指盐池、环县（西部）、同心地区前进。
二是，开创了里山堡新区。里山堡是盐池县的一部分，位于盐池县城西南，惠安堡的东南，南靠环县的甜水堡区，西向下马关，东靠解放了的盐池县五区。
这一带自然环境很不好。这里是黄土高原地带，地势高，雨量稀少，无霜期短，3月解冻8月见霜，庄稼由播种到收获只有五、六个月时间，夏、秋雨很少，春冬北风怒吼，飞沙走石，庄稼不易生长，经常发生旱、风、霜、冰雹灾害，所以有十年九成灾之说。一遇大旱年，寸草不生，人畜渴毙。人畜用水主要靠收下的雨雪水用窖储存起来使用。就是苦水也是很少的。民谣有：“山上和尚头，沟里没水流，一遇干旱年，人人都发愁”。人们把这里的自然环境简称为：穷山苦水烂石头。人们生活靠半农半牧，主要的农作物是糜子。就是这样的地区，马匪的苛政并未放松，拔兵、要粮、要款、要羊、要羊皮等剥削压榨不遗余力。
这样的自然条件下，人们的生活本来就很困难、加上马鸿逵及其爪牙地主恶霸的压榨，人们在死亡线上挣扎着。
1936年夏天，这一带地区在红军西征时，获得解放，人民欢天喜地，区苏维埃政府就设在王家寺。冬天又被胡宗南、马鸿逵及其爪牙张瑞兰等政治土匪控制，在该地区设立了保甲制度和国民党区分部组织，对人民严加统治，残酷剥削。因为该地区靠边区，有的群众互相有亲属关系，所以对边区人民欢天喜地的生活十分了解，他们渴望早日重新得到解放。
在1946年冬，兴武营战斗期间，红井子工委（外边叫统战部）领导的武装（回汉支队成立前的一部分）由何广宽等领导两进里山堡地区，捣毁了保甲组织，摧垮了国民党的区分部，解散了在狼布掌训练的几百国民兵，马匪的人员不敢再来，作为我们的游击区，劳动人民拍手称快。但是，由于1947年春天三边整个形势失利，盐池、定边、安边大部分地区被马匪侵占，里山堡地区又陷入黑暗的深渊。清乡团反攻倒算，乡保长要粮催款日甚一日，不少青年被强迫去当兵。随着形势的好转，何广宽和李健率领的武工队（实为红井子工委和余庄子工委)于1948年3月再次突入里山区，打击了敌人的反动气焰，鼓舞了人心。
1948年4月在三边主力部队攻惠安堡的同时，何广宽率领的武工队在里山区展开了开辟新区的工作，彻底摧毁了伪政权，建立了人民的政权。任命张子玉同志为区委书记兼区长，区政府先设在桑家堡子，后移在高窖子古庙院，并秘密地发展了共产党员。
1、彻底摧毁了敌伪保甲制度：该区解放前是国民党盐池县第三乡，乡公所设在王庄科。在回汉控制地区的原国民党保甲人员有：副乡长赵文魁，保长宋子孝、孙俊、赵文元、王世华，副保长王世贵、王玉单等，几十个甲长、六个保丁。回汉支队摧毁了全部敌伪组织，进行了户口登记，将敌伪组织门牌、身份证大部收回，伪工作人员和国民党员进行了自首登，记除副乡长赵文魁一个人想继续为敌人当走狗，携带财产、牲畜、家眷逃走外，其他所有人员都向我人民政府声明弃职不干，改邪归正，在家劳动，愿受人民政府的监督。我人民政府采取了宽大政策，只要不再给敌人办事，一律既往不咎，并声明若再给敌人做事，一经发现绝不宽恕新账老账一起算。反动的赵文魁在外数月，生活无法维持，并认识到我方的宽大政策，携家属牲畜于九月间返回其家。回汉支队仍采取宽大政策，争取他本人回家悔过自新，只要不再给敌伪做事，回汉支队保证他的生命财产安全。
2、建立人民民主政权
摧毁了敌伪政权，建立了人民政权，首先在山内建立了两个乡政府，大沟以南比较巩固的地方为第一乡，采取了民主选举方式产生了乡政权。乡长张忠、副乡长桑维祯，委员：安生治、徐正元，文书宋志信，下辖四个行政村，二十二个自然村。行政村主任和自然村村长都是民选的，这些干部都是贫农和中农成份。二乡虽然也在山内，但在大沟以北，还乡团张瑞兰等有时偷袭，干部不便采取民选方式，用指定的办法解决，乡长古正玉、副乡长王世福，下属四个行政村，19个自然村，均指定了主任和村长，都是可靠的劳动人民。随着形势的发展，游击区向北滩里扩展，直至距惠安堡十公里的曹家圈附近。万家原、摆宴井逐渐成为稳固的地区，这块地方逐渐扩大到南北东西各四、五十里。
3、民主政权建立后所做的主要工作
召开干部会和群众会反复宣传共产党的政策，宣传各个战场解放军的胜利，揭露蒋介石、马鸿逵的罪恶统治，以教育提高人民的政治觉悟，发动群众积极生产，送情报，支援解放军游击队和自已的民主政府。
对干部进行政策观念和工作方法的教育，逐步提高干部认识水平和工作能力，并教育他们提高警惕，防止敌人突然袭击，由于有了准备，在回汉支队不在时敌人突然袭击几次，干部均未受到损失。
秘密地发展了党员，其中有一个是1946年就秘密发展的，还秘密建立了贫农团组织，开始只有三个小组、十二个人，以后逐步扩大；建立和扩大地方武装，于49年9月成立了三十多人的区武装队，回汉支队给了二十几条枪，加上原有的四支，每人基本上都有一件武器。
随着形势的发展，里山区的武装力量和地盘的扩大，各项工作便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了。里山区后来成了恢复环县甜水堡和向同心、下马关、垦区发展的后方，并对发展敌区的地下工作起了相当的作用。宁夏工委为腾出手来更好地开展敌区工作，将里山区交由盐池县接管。
（三）活捉赵清彦收复了政治土匪长期盘踞的甜水堡
甜水堡是甘肃省环县的一个区，位于环县西北部，西靠同心县的下马关，北靠盐池的里山堡。该地区的自然条件与里山堡大体相似，唯独此处有可吃的甜水，故以此得名甜水堡。它是由宁夏经惠安堡到环县、庆阳必经之地。
1936年，红军西征时，该地获得了解放。地主分子、民团头子赵老五，在我大军压境的情况下，宣布投降，我环县县委军事部长朱子修和宣传部长吴士芳同志去接收时，罪恶的赵老五露出了反动地主的本相，将朱、吴等同志一起送给宁夏土皇帝马鸿逵匪帮。是年冬，赵匪借胡宗南大举向红军进攻的机会，回到甜水堡地区大肆进行反攻倒算，杀害我干部多人，并收买拉拢了环县八个区的自卫军中的不坚定分子，在1940年冬发动了不同程度的叛变，是环县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反革命暴乱，即有名的“竿子队叛变”，一时白色恐怖笼罩了该地区。后来陇东地委和环县县委虽然重视该地区的工作，但由于该地靠近敌区，政治土匪经常出没，不易消灭，后来成为反动地主武装出没盘踞的地区。在解放战争期间，有赵清彦、赵怀章、敬明君、李阳珍、李林武、史彦芳、张瑞兰、刘世彦等，人称“八大大王”。这批政治土匪横行乡里，鱼肉人民，专门与共产党为敌，到处有他们的秘密爪牙，人民群众虽然把他们恨之入骨，但慑于其残暴，不敢反抗。这批反动家伙，后来又投靠了马鸿逵成为“清乡团”、“自卫队”，人数都有增加，但各股人数多少不一，有的三、四十人，有的一百多人，人数最多、最凶残的是赵清彦、敬明君这两股。他们经常四处骚扰，趁机袭击我方人员，对回汉支队开展工作和发动群众非常不利。因此，回汉支队决定拔掉这个钉子，收复甜水堡，以便恢复甜水区，巩固里山区，并向同心县的垦区发展。
1、收复甜水堡，活捉赵清彦
1948年5月2日，回汉支队由环县大坝嘴原的丰台堡出发，经过一夜急行军，三日拂晓到达甜水堡。当时赵清彦的人分散在各处骚扰去了，在甜水堡只有五十余人。回汉支队到时因天已亮，在几百米外被哨兵发现了，回汉支队一冲敌人便弃寨溃逃。赵清彦连马也未来得及骑就逃跑了，史彦芳也逃跑了。回汉支队紧追十余里，毙敌1人，活捉3人，缴获轻机枪、手提式各一挺，步枪三支，弹药等物资一批，回汉支队无伤亡。
赵清彦的家在环县的垦区李家口子，回汉支队在甜水堡战斗后得悉赵清彦回家去了，便于1948年5月9日和盐池县的骑兵连夜出发，次日黎明赶到李家口子，将赵家包围。并将赵及其亲信匪徒三人，全部活捉。缴获手枪一支，步枪二支、子弹一百多发、马六匹、牛十二头、驴四头、羊三百余只、粮食五石。
赵清彦被活捉后，在押送的途中逃跑，被击伤后，又捉回，送交环县政府镇压。赵匪的余部闻风四逃，只有二十余人投降了韦州的团匪。其余人员溃散各处，大多回了家。
拔掉甜水堡这个反动据点，消灭赵清彦股匪，改变了这个地区敌我力量对比。回汉支队的力量向西伸展到固原的毛渠井、马家大山，同心的下马关、锁家岔、预旺堡以东的垦区，恢复了甜水堡以东和垦区，恢复了甜水区建制，里山区的形势比较巩固。
2、连续追击敬明君
团匪敬明君派出苗连祥等三人，在甜水区五乡一带抢劫沿途商人和当地群众。回汉支队得知后，派出便衣四人，由1948年5月30日跟踪到31日将三个匪徒全部活捉，缴获步枪三支。
1948年6月，回汉支队与环县游击队配合追击敬明君股匪。6月9日由环县洪德城区大树塬出发，10日进至李家上山子，将敬匪一部30多人击溃，活捉其分队长邓俊志。11日部队到达党家畔宿营，12日敌向我挑衅，一经回汉支队还击即逃跑。12日晚获悉敬匪近百人在杨虎岔（同心县七乡）。13日黎明，回汉支队将杨虎岔包围，可是敌人在12日夜间抢了600多只羊、20多头牛、11头驴、1匹马，已向下马关逃去。尚有三个匪徒未走，被我方活捉，缴步枪2支。敬匪还未到下马关就折向李家口子、寺儿掌。待回汉支队赶到时。敬匪又逃向花儿山，回汉支队追到花儿山，将600余只羊截下来，敬匪即逃向黄草掌。17日回汉支队继续东追，晚上在八里堡宿营。
老虎口子失利。刘思孝队长由吴旗返回，带领病愈的同志和扩大的新兵44人，20余支枪，在1948年6月17日夜宿环县庚湾区一乡的老虎口子，被回汉支队穷追败逃的敬明君股匪袭击。这次被敌俘去18人（事后放回新兵4人）打死3人（指导员马麟、班长王占山和战士王占彪），失去步枪10余支，掷弹筒一个，马一匹。被我方打伤敌一人。在这次战斗中，班长王占山同志打得顽强，直打到弹尽无援的情况下被敌人当场杀害。
在刘家口子痛击敬明君。1948年8月盐池县五区的形势完全好了，三边分区的“七七剧团”来进行慰问演出。敬明君股匪，趁回汉支队等正在唐平庄休息看戏，偷袭我甜水堡区政府，杀害了我们两名干部。回汉支队得知后当即同盐池县大队一齐出发，追到刘家口子，将敌痛击，敌人趁黑夜冒充中共盐池县大队人员冲出逃跑，回汉支队一直把敌人追到八里堡，敌人凭居高临下的有利地形顽抗一阵，再次被回汉支队击退狼狈逃窜。这次战斗中另一匪首李阳珍被回汉支队击伤，俘敌3人，缴获了一挺机枪和敬明君所骑的马。从此，敬匪大伤元气，再未敢和回汉支队较量。
3、盘踞甜水堡的“八大大王”烟消云散
由于八股匪徒中最大的赵清彦部被我活捉和击散，敬明君被迫逃往他方，其他小股有的被我歼灭，有的投奔韦州等地的敌军，从此盘踞在甜水堡的所谓“八大大王”烟消云散。甜水堡变成了回汉支队活动的中心地区。有了甜水堡区这块根据地，便向韦州、红城水、下马关、豫旺堡等敌人的据点进攻提供了方便。
当时的敌情是：韦州城内共有武装三百余人，红城水共约50余人，下马关杨子英共有50多人，豫旺堡杨正英名义上有一百多人，实际只有七、八十人。
后来，下马关被我们拿下了，杨子英逃跑了，豫旺堡的杨正英与回汉支队讲和，互不相斗。
（四）建立甜水堡中心区
甜水区原有7个乡，100余户，约4000多人口。自1947年春战争以来，即为赵清彦、敬明君等股匪猖狂活动的地区，环县未能深入该区进行工作。
自1948年5月回汉支队收复甜水堡，并在该地区展开活动后，环县才派来五、六个干部配合回汉支队一块活动，但团匪也利用回汉支队不在的空隙偷袭我方工作人员和骚扰群众。在1948年10月遭敬明君袭击，受到损失后，只剩李培山带2个战士（长枪2支）。11月宁夏工委派薛池云同志随同回汉支队，积极恢复我们的政权，在回汉支队的掩护下，首先恢复了五个乡的工作，并建立了公开的政权组织，有三个乡逐渐转入巩固，开始借粮，并进行生产运动，其他乡进行游击活动。
在宁夏工委的领导下，回汉支队的大力支持下，成立了甜水堡中心区，领导着盐池县地区的里山区，环县地区的甜水区（并帮助了环县庚湾区的工作）及同心县东部山区的垦区。
中心区的工作，主要是领导盐、环、同三县交界地区的政权建设，发动群众和教育群众，作为跳板建立巩固的乡村政权，发展党的组织，并通过这块地区，积极地向金积、灵武、中宁、同心开展工作，除侦查了解敌情外，作了大量的宣传工作，宣传了共产党的各项政策，其中特别是对待敌伪人员的政策、民族政策等……。
在回汉支队的支持下，中心区的工作开展得很快，并帮助给中心区建立了地方武装。
直至1949年8月形势完全好转时，回汉支队的人才撤离这个地区，并随即撤销了中心区，将所辖的三个区分别移交给盐、环、同三个县接收。
回汉支队是党领导建立起来的，在回汉支队成立前，除回民游击队外，余庄子、红井子的两支部队中的干部都是共产党员，尤其是红井子部队中的有的战士也是共产党员。在1947年1月，三支武装合编为回汉支队，在各级成立了支部、总支、党委，一切主要活动，都是在党的领导下进行的。部队十分重视政治工作，为了把这支部队建设好，除了宁夏工委的重视外，三边地委和军分区司令部、政治部给予了极为重要的支持和指导，给回汉支队在方针、政策、战术指导外，先后还派了郝耀、刘思孝、马麟、张建武、梁栋岳……等一批有部队工作经验的老同志来加强回汉支队。一再强调武装力量必须在党的绝对领导下工作，
这支部队十分重视民族团结。宁夏工委和部队的领导同志，十分了解在宁夏工作中的少数民族工作的重要性，中国共产党早在1936年红军西征时曾规定有关回民的工作许多政策，例如“三大禁条、四项注意，”极为回族同胞所欢迎，因而团结了广大的回民群众。工委和部队的有些领导同志曾亲自参加过西征，深有感受，教育汉族同志严格尊重回民的风俗习惯。红井子工委规定在集体灶上不做猪肉。汉族同志吃猪肉时，借群众的灶具另做。经常对大家进行阶级教育，大家认识到马鸿逵虽是回族，但他不仅是汉族的敌人。同样是回族人民的敌人，回汉人民必须团结一心，才能打倒这个回族中的败类，解放宁夏各族人民。
回汉支队的创建，是宁夏回汉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寻求光明与争取解放斗争的必然结果。
宁夏解放前，军阀马鸿逵实行封建专制统治，大肆抽捐加税，到处抓兵，致使大片土地荒芜，民不聊生，社会黑暗，民族灾难极为深重。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压迫愈甚，反抗愈烈。早在1936年12月，吴忠堡的回族青年马怀蔺、金三寿等人就投奔到陕甘宁革命根据地。他们有幸受到毛泽东主席的接见，毛主席鼓励他们组织回民革命武装，起来反抗马鸿逵的统治，争取全民族的解放。此后，一大批回族青年在中国共产党的号召下，直接参加革命和支援革命军队，这是回汉支队的产生、发展和壮大的社会基础。
回汉支队是一支战斗队，又是一支工作队。它从诞生的那一天起，就在党的领导下投入了解放战争。部队在异常艰苦的条件下，发扬勇往直前、不怕牺牲的革命精神，英勇对敌作战，打击骚扰、进攻边区的马鸿逵部队，保卫和巩固了后方。同时，他们在剿匪、瓦解敌军、开辟游击区和新区、恢复建立人民政权等方面做了许多艰苦的工作，发挥了既是战斗队，又是工作队、宣传队作用。
回汉支队的建立，是回汉民族团结的典范，它起到了党联系回汉人民的纽带和桥梁作用。回汉支队在执行任务中，认真贯彻党的民族政策和统战政策，严格执行群众纪录，密切联系群众，军民之间建立了水乳交融的关系。支队指战员向广大回汉族人民传播党的主张，帮助人民群众早日觉醒，深得回汉族人民群众的拥护与爱戴。回汉支队的胜利，也是党的民族政策的胜利和军民团结的硕果。
回汉支队是一个大学校，它在枪林弹雨中造就了一批具有无产阶级觉悟、能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新人。回汉支队成立伊始，就一边战斗，一边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文化、军事知识，指战员的政治、文化和军事水平不断得到提高。回汉支队不仅为主力部队输送了一批优秀的回族干部，还为宁夏工委训练培养了一批党的工作干部。宁夏解放后，从回汉支队成长起来的县团级以上干部达数十人，其中有省级干部5人，地师级干部8人。转业到地方的连排级干部，积极参加了宁夏的建设，很多人还担任了基层领导工作，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回汉支队在部队建设上也创造和积累了有借鉴意义的成功经验。
坚持党对部队的领导权，是回汉支队发展壮大的根本保证。回汉支队刚建立时，三边地委就明确规定回汉支队在政治上由宁夏工委领导，军事上由三边军分区指挥。支队部先后设立了党的总支委员会、党委会，并抓紧在战士中培养骨干，发展党员。各连队建立了党的支部或党小组，排以上干部基本上都由党员担任，从组织上保证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权。
加强政治思想工作，是建设好部队的根本途径。支队领导始终把思想建设放在首位，多次开展整训与整军运动。在整军运动中，贯彻以思想整顿为主，兼顾军事整训方针；在战士中，广泛开展了“为谁参军、为谁扛枪、为谁打仗”的讨论，使指战员普遍受到了一次“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这一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的教育，增强了指战员将革命进行到底的信心和决心。认真贯彻党的民族政策，加强民族团结，是部队巩固和壮大的重要环节。宁夏工委和回汉支队的领导，十分重视回汉民族的团结，在部队建设中，狠抓了党的民族方针政策和统战的学习和教育；充分发挥老同志的带头作用，搞好民族团结；抽调连排干部，集中办训练班，专门进行民族政策的学习和加强民族团结教育；从支队部到各中队，定期检查执行民族政策和民族团结的情况。由于狠抓了教育，回汉支队的民族团结搞得好，兵员不断扩大，战斗力不断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