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全国人民经过八年浴血奋战，终于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抗战胜利后，历经多年战争苦难的全国人民，迫切地要求保证国内和平、巩固国内团结，实现全国统一，以建立独立、民主、自由、富强的新中国。但是，蒋介石却从峨嵋山上跑下来摘桃子，妄图独吞抗战胜利果实，发动全国规模的内战，消灭共产党，建立其独裁的蒋家王朝，使中国仍然回到抗战前的老样子。因此，中国人民同美帝国主义支持的以蒋介石反动派为代表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矛盾迅速上升为主要矛盾，中国面临着两种命运、两种前途的大决战。
在此紧要的历史关头，1945年8月13日，毛泽东主席在延安干部会议上发表《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的讲演，对抗战胜利后的中国政治的基本形势和无产阶级革命的策略作了精辟的论述。针对美蒋反动派蓄意抢夺抗日胜利果实，准备发动内战的严重局势，明确指出：“蒋介石总是要强迫人民接受战争，他左手拿着刀，右手也拿着刀。我们就照他的办法，也拿起刀来。人民得到的权力，决不允许轻易丧失，必须用战斗来保卫。”1945年11、12月，党中央发出《减租和生产是解放区的两件大事》、《一九四六年解放区工作方针》等指示，规定了1946年解放区工作的任务、方针、政策。指出，站在自卫立场上，粉碎国民党的进攻，是各解放区的任务。练兵、减租和发展生产是巩固解放区，粉碎国民党进攻的三件大事。
盐池县委、县政府，根据中央指示，首先开展了土改，后因马鸿逵部进犯三边，盐池失陷，土改迫于停止，遂转入南部山区，领导群众进行游击战争。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内的阶级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农民与地主阶级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为满足广大农民的要求，充分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党中央于1946年5月4日发出《关于清算减租及土地问题的指示》即“五四指示”。要求各级党委坚决支持农民一切正当的主张和正义的行动，由减租减息政策改变为没收汉奸、地主、豪绅、恶霸的土地分给农民的政策，在解放区开始进行消灭封建剥削斗争。是年冬，陕甘宁边区政府从延安向边区的一些县派出土改工作团。先后两次派来盐池的土改工作团成员共十几名，第一批团长是马定邦，不久，马定邦回延安。1947年春，又派来江隆基接任团长。因战争紧张，土地工作团改为战备工作团，边搞土改，边搞战备。
土改工作团到盐池后，首先和县委一起根据中央和边区政府关于土改政策精神，结合盐池地广人稀，半农半牧的特点，研究提出盐池土改的具体方案：以调整土地，动员地主献地为主，对不愿献地，抵制土改地主则发动群众斗争，并没收其土地，分给无地或少地农民。不定成份。接着召开了县、区、乡干部动员大会。会上，马定邦作了动员讲话，传达中央关于土改的方针、政策及土改运动的重大意义；孙璞县长根据县委决定，作了《关于土地改革的工作报告》，提出调整分配土地的具体办法：（1）先给贫苦之无地农民。（2）每人平均最好土地不得超过七架（每架5亩）最坏土地不得超过20架。（3）在耕者有其田的原则下，以乡为单位，使无地或少地的农民所得土地达到在质与量上与其他农民大体平均。对地主土地解决的办法是：已经打过土豪及没收归公之地主土地均为公地；被地主要回的土地及所收的租子应全部退给农民，留给地主的土地以当地中农土地为标准，留给房屋以够住为原则；对抗战有功的地主应酌情照顾。会后，县委抽调一批干部与土改工作团先在城区搞试点，城区土改试点结束后，遂于1947年1月、2月在全县铺开土改工作。当时，边区土改工作组和县政府共抽调34名干部，派往各区开展工作。一区工作组长杨润，二区工作组长高维太，三区工作组长朱红兵，四区工作组长李和春，五区工作组长郭文举。
是年3月下旬，土改运动正搞得轰轰烈烈，马鸿逵部进犯三边开始了。其时，土改工作组正调查、摸底登记、丈量土地，有的农民土地刚分到手，有的还未分到手，土地证普遍未发下去。干部群众都想把土改工作搞到底，因此，敌人开始进攻，他们仍然坚守工作岗位。但敌人来势迅猛，3月24日，马鸿逵部攻入盐池城，县党政机关干部和驻防部队即向东撤去，土改工作被迫停止。
盐池第二次土改运动虽然被敌人破坏，但它留给人民的影响是深刻的，产生的力量也是巨大的。
1947年春，蒋介石在“全面进攻”解放区的计划破产后，将兵力向解放区的两翼收缩，转为对陕甘宁边区和山东解放区发动的“重点进攻”。2月，蒋介石与西安绥靖公署主任胡宗南由南京飞到西安，策划进攻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军事部署。蒋介石命令调动上百架美制战斗机、轰炸机、运输机，分别集中于西安、户县、太原和郑州，随时待命起飞；又调遣34个旅（师），约25万兵马。胡宗南集团在南线主攻，宁夏马鸿逵集团，青海的马步芳集团和榆林的邓宝珊集团，分别在西线和北线配合，妄图一举攻占延安，歼灭我西北野战部队，摧毁我党中央机关。我西北野战军在陕甘宁边区的部队只有两万多人。国民党反动派在军事上占着暂时的优势。霎时，大有黑云压城城欲摧之势，战争气氛十分紧张。面对十倍于我之强敌，党中央、毛主席审时度势，决定以自卫战争粉碎蒋介石的进攻。为了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保存有生力量为战略决战之用，制定了集中兵力打运动战为主，以分散兵力打游击战为辅，暂时放弃延安，转战于陕北高原于崇山峻岭中，采取灵活机动的“蘑菇”战术，巧妙地把蒋胡部拖垮在陕北，消灭在陕北，配合和支援全国其他战场的对敌作战。
发生在盐池地区的几次战斗，即是这场保卫战争的一部分。
（一）兴武营歼灭战
宁夏军阀马鸿逵为配合主子蒋介石向解放区全面进攻，于1946年8、9月间，命令其驻宝塔的骑兵十九团，二十团的重兵器营袭占盐池西北部的兴武营及余庄子、大圪塔等地；马鸿逵部三十五旅一○三团亦于同时窜踞石家圈、长流墩一带，马部经常派兵刺探我方消息，抓丁抢物，虎势耽耽，伺机袭占盐池、定边。
驻守盐池、定边一带的我军有警备八团（三边军分区司令郭宝珊兼团长）、新十一旅一团、二团、回汉支队等。为保卫边区西北门户的安宁，打击敌人的嚣张气焰，三边军分区决定夜袭兴武营，歼灭入侵之敌。1946年12月初团部先派王建民、魏孝忠、赵国祯等10余名战士与回民进步商人井涛化装成敌兵潜入兴武营，镇上人很多，正有马戏团表演，敌人并无戒备，都在看马戏。王建民等同志侦得敌情，即返回团部汇报。根据敌人武力情况，指挥部立即研究作战方案，部署兵力：八团攻打兴武营，城川骑兵团曹凯成部队攻打大圪塔，新十一旅一团攻打余庄子，回汉支队、盐池警卫队等配合。郭宝珊司令员任总指挥。12月3日下午3时部队开拔，向西挺进。大部队出发之前，八团先派出一个侦察班，化装成老百姓，于下午2时出发，提前混进兴武营，等待大部队的到来，里应外合，夹攻敌人。八团指战员在王正川副团长的带领下，冒严寒顶风沙，经过7个多小时的急行军，行程100多里，按预定时间———当晚9点到达目的地，原地待命。此时，侦察班已进入兴武营，敌人毫无察觉，9点钟已钻进了热被窝。我侦察员将敌情汇报给王副团长，大部队于10点钟发起猛烈进攻。敌人从梦中惊醒，仓惶应战，我军已冲进敌营展开猛烈的肉搏，杀得敌人喊爹叫娘，丢盔弃甲，经过3个多小时的激烈战斗，两个连的守敌击毙俘获，一个连的守敌狼狈而逃。
与此同时，我骑兵团和一团分别向余庄子、大圪塔发起进攻，兴武营的炮声吓破了敌胆，大圪塔守敌慌忙向兴武营撤退，中途风闻兴武营敌人被歼灭，便掉头逃往宁夏；余庄子守敌逃向大圪塔，被我骑兵团迎头击溃。我一团指战员赶到余庄子，又赶到大圪塔，敌人望风披靡，我军一路追歼，沿途抓了许多散兵和马匹，赶到兴武营时，战斗已胜利结束，正在打扫战场。
兴武营打了个漂亮的歼灭战，我军伤亡战士14名，而毙伤敌兵50余人，俘虏130余人。缴获战马80余匹，骆驼100多峰，枪支弹药甚多。缴获白米、白面、豌豆等军粮马料50多（骆驼）驮。兴武营歼灭战的胜利，沉重地打击了马鸿逵部的嚣张气焰，大大提高了我军的士气。自此，人们将八团誉为“铁八团”。
（二）消灭奇恩诚
1946年冬，马鸿逵一面派兵不断骚扰盐池西部边境，一面勾结蒙古族败类、国民党乌审旗剿共司令奇恩诚窜犯盐池北部，企图两面夹攻，袭占三边。
1947年1月15日，奇恩诚向部下下达了一道密令：17日，团、营、连长到他家为老母过寿庆祝。实际这是一次调兵遣将，密谋进攻三边的军事会议。到会连以上军官及随从司令部人员共200余人。
三边军分区掌握这一情况后，当机立断，决定消灭奇恩诚，清除边区西北边境之祸患，保卫边区的安宁。作战指挥部决定：三边骑兵团、警备八团一部分和蒙汉支队参战。盐池担架队随军支援。
1月16日，所有参战部队和担架队集结于盐池待命。19日零时出发向西挺进，行至余庄子，突然掉头向东北急进。经内蒙三段地之漫水塘直达乌替，然后兵分三路：一路向大庙、一路奔乌替，一路去奇恩诚的羊场。五更时分，战斗打响了，攻打乌替的指战员猛冲猛打，敌人从梦中惊醒、仓惶应战，不堪一击，约半个钟头，顺利攻下了敌司令部，奇恩诚当场击毙，奇的参谋长白叶尔其，以及马鸿逵派给奇的两名特务参议均被俘虏。此时，大庙和奇恩诚羊场的战斗也胜利结束。
这次战斗，共毙伤敌人150多人，俘虏敌人40余人，缴获骆驼13峰、木轮大车5辆，枪支大批。敌弹药库被炮弹击中，爆炸燃烧。
战斗胜利后，在大庙召开公审大会，处决了在蒙汉人民中民愤极大，罪行累累的白叶尔其（两名特务参议23日在加沙井枪毙），释放了奇的母亲和儿子。
1947年3月19日，胡宗南部占领延安。宁夏军阀马鸿逵奉主子旨意，调集重兵，大举进攻三边，盐池首当其中。
（一）盐池城保卫战
是年3月下旬，马鸿逵兵分三路进攻盐池，一路由暂九旅少将旅长卢忠良指挥，指挥本旅两个步兵团又两个步兵营和马敦厚保安处的保二团，骑兵第十旅二十团及一个炮兵营。敌兵从灵武一带出发，兵分两路：一路沿长城，一路经磁窑堡，直扑盐池。
另一路由一六八旅少将旅长马光宗指挥，率本旅一个步兵团和骑兵十九团，从石嘴山渡黄河，绕鄂托克旗一带，然后南下盐池与暂九旅汇集。
我军驻守盐池、定边一带的兵力不足三个团，即新编十一旅一团、二团和警备八团。盐池城内驻防部队遵照上级命令，一面组织群众坚壁清野，一面加紧战斗准备。当数十倍于我之强敌兵临城下的时候，三边地委主要负责人错误地估计了形势，提出：“人不离乡，枪不离人，就地坚持斗争”的口号，县党政机关和驻防部队执行了这一指示。
3月23日黄昏，狂风怒吼，飞沙走石。敌暂九旅未等一六八旅赶来，即将盐池城包围，一个团开始攻打北门。我守城指战员奋勇抗击，接连打退敌人几次进攻，双方均有伤亡。激烈的守城战斗坚持到第二天拂晓，终因敌众我寡，难以坚守，遂突围撤出战斗。24日7时，大部队退往县城东的羊粪渠一带。坚守城西北角的我二营六连未及撤出，被敌人包围。全连指战员同仇敌忾，誓与城池共存亡，与敌人拼刺肉搏，血战到中午，大部壮烈牺牲，盐池城陷入敌手。
（二）血雨腥风
马鸿逵占领盐池后抄杀抢掠，无所不为。破坏了我4个区、19个乡人民政府，建立起为地主阶级服务的9个乡政府和保、甲组织，并拼凑起反革命武装清乡团，向人民反攻倒算。如清乡团100多人在棉蓬洼突然袭击我武工队，张义同志英勇牺牲，张志良、马伟、马志诚、靳润民等同志被敌人抓走。敌人还先后逮捕了我党政干部、共产党员和无辜群众多人，其中有杨芳、崔国寿、朱红兵、蒲政仁、夏珍、陈三义、武常新、刘富喜、王科、毛文德、朱彦政、龚占淮、孙学敏、冯文俊、白凤山、白凤歧、刘生仁等，这些同志遭受了敌人的残酷考打和折磨。在马鸿逵部二次侵占盐池后，敌人枪杀了杨芳、崔国寿。朱红兵、蒲政仁、张志良、马伟、马志诚、靳润民等被押禁于兰州五泉山集中营，其他人被押往银川。冯文俊、龚占淮、孙学敏等被敌人折磨的死于狱中。
由于叛徒王玉林等人的出卖，盐池县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33个党支部，27个被破坏。550名党员，多数被叛徒供出。
盐池失陷后，县委带领部分干部、民兵和县警卫队40多名战士撤往南山，组织了盐池游击队，到吴旗整顿后返回盐池南部山区，在定边、环县、盐池交界地区的冯前庄、王彪台、秦团庄、大巴咀、松记水、包原一带开展游击战争。
（三）几点教训
盐池失陷后党组织遭受破坏之严重，在三边地区震动颇大，地委领导就此问题做了检查。究其原因，大致有四：（一）三边地委总结中写到：“这次我军失利的主观原因是战略指导方针的错误。”由于地委主要负责同志提出“人不离乡，枪不离人，就地坚持斗争”的错误口号，下面死拼硬守，造成不应有的严重损失。（二）兴武营战斗的胜利，使党政军从上到下产生了轻敌麻痹思想，对敌人的猖狂与反动性估计不足，对解放战争的退却与相持认识不够，未做相对长期的游击战、运动战的充分准备。（三）王玉林等叛徒向敌人供出了我党政组织及党员干部名单，造成党政组织严重破坏，许多党员坦白、自首（多数党员是敌人事先公布名单，迫其就范）。（四）许多地方干部和群众未经历过大的战争，缺乏战斗经验。
血的代价深刻地教育了各级党的领导干部、党员和群众，他们进行了认真检查和总结，吸取了血的教训。所以，在后来的对敌斗争中变得更聪明，更坚强了。
（四）收复盐池
遵照党中央的战略方针，各解放区人民解放军从1947年7月至9月，先后转入战略反攻。是年6月，我西北野战军在彭德怀的率领下，于陇东大捷后，从甘肃环县出师三边，在定、环交界一带将马鸿宾的一0四团击溃，6月30日一举收复定边。7月7日郭宝珊率部将盘踞在盐池的马鸿逵两个骑兵团围困于县城西大滩，参加这次战斗的除野战军部队外，还有新十一旅二团，三边骑兵团、回汉支队等地方部队，战线拉得很长，南起太平庙，西至深井、石山子、聂记梁一带，北到土沟，柳杨堡。我军三面夹击，敌人东跑西窜，经过两个多小时的激战，敌溃不成军，狼狈逃命。盐池又回到了人民的怀抱。县委带领机关干部随军进城，清理组织，恢复政权开展工作。
（一）主动撤离
盐池收复一个月后，根据战争形势的变化，党中央、毛主席规定了解放战争第二年作战方针的基本任务：举行全国性的反攻，即以主力打到外线去，将战争打到国民党区域。在西北战场的我主力部队奉命转移，马鸿逵部乘机于8月9日再渡进攻三边。8月12日，县委组织党政干部、警卫队等人员，有计划、有步骤安全撤出，盐池第二次陷入敌手。
这次共撤出120多人，县委机关先撤至定边下白湾子，将逮捕的为敌效劳、破坏革命的杨学明、吴天顺、张镇、左强、李文玉、乔德信、冯玉林等7个反革命分子枪毙。后仍转入我县南山。县委、县政府机关设在李塬畔，以此为中心开展游击战争。为了便于开展斗争，三边地委指示各县委、县政府与民兵大队合并成立工作委员会，统一领导指挥，对内是党的工委，对外是县政府，军事行动是游击大队部。党的中心任务是：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
县委将干部、警卫队组成的一支游击队，成立了苏堡子、李塬畔两个巩固乡，发动群众，壮大武装力量，灵活机动地打击敌人。当时，环境险恶，生活艰苦，1947年又是一个大年馑，游击队战士和干部们常常一天吃一顿饭，有时缺粮断炊，只得饿肚子。人民群众对自己的干部战士非常关心爱护，尽管他们生活很困难，但总是节衣缩食，千方百计支援游击队，送粮、送物，侦探汇报敌情。因而，游击队不断发展壮大，战斗力愈来愈强，由开始的40多人发展到100多人，1948年正式编为盐池游击队四大队，县委书记孙璞任总指挥，白天章任大队长。下设三个中队（一个骑兵中队，中队长周景海；两个步兵中队，叶瑞林，石生斌曾任指导员。陈万、郝兆明、刘正、朱正祥、田枝叶曾任中队长）。
（二）情报工作
马鸿逵部侵占盐池后，立即拼凑地方武装组织清乡团，建立乡、保、甲地方政权，姬绍州、张广喜分别任两个乡的乡长。并将偏踞惠安堡国民党盐池县政府迁入盐池县城，陈步瀛任县长。马鸿逵部和盐池地方反动势力沆瀣一气，疯狂扑灭革命，和平民主的盐池顿时充满白色恐怖气氛。起初，游击队力量弱小，武器弹药缺乏，生活给养困难，不能跟敌人硬打硬拼。县委分析了当时的形势，决定开展情报工作，及时准确地掌握敌情，以便瓦解敌人，避强打弱，突然袭击，出奇制胜。由张广珍、陈希萍、刘凤歧、周登银、韩治邦、张佶等同志负责，首先在游击区设立情报点，发展联络员，然后在各区物色了一批骨干和可靠的群众为情报员：五区有单维卿、李万庆、付兴政；三、四区有周绪、张光、周璞、石占江；二区有张仲有、杨如林；一区有米玉、夏珍，还有马家滩的马双才等人。
有了这批情报员，县委的耳目灵醒了，敌人有什么行动，游击队很快就知道。后来，县委把情报线直通到敌人内部。主要办法：一是利用熟人拉关系———1947年8月，县委派张光祖同志潜入敌占区，通过其兄张光作敌西乡乡长张广喜的工作。很快，建立起从游击区通入国民党盐池县政府的情报线；二是选准部分敌乡保人员，抓入游击区教育后，交给任务，释放回去。游击队先后教育敌乡、保人员有清乡团队长王天祥，国民兵队长宋明德，保长冯富，保书记毛凤林，花马池盐务局司秤员陈英洲等。这些人经教育释放后，大多数不再为敌效劳，有的表面应承，应付软磨，有的暗中给我们“通气”，有的甚至上司派下征粮索款抓丁任务后，先偷偷请示游击队该怎么办。到1948年，我们的情报工作显示出很大的威力，游击队在敌占区活动自如，频频出击，搞得敌人提心悬胆，叫苦不迭。
（三）游击战争
1947年至1949年秋，在马鸿逵侵占盐池两年多时间里，县委领导游击队活跃在盐池山川，时南时北，忽远忽近，或独立作战，或协助部队，打得敌人晕头转向。其中比较出色的有夜袭牛毛井、击毙陈明德、攻打惠安堡，袭击莲花池，活捉高维珍等战斗。
1、夜袭牛毛井。为了打击敌人的嚣张气焰，鼓舞群众的革命斗志，1947年10月的一天晚上，县委抽游击队中队长陈万，班长田枝叶、王福、刘正和战士马俊、张富宝6名同志组成小分队，深入敌后袭击敌人，原计划潜入土沟，捉拿清乡团大队长张万义。由陈万带队，下午从张平庄出发，急行军一夜，天亮至马千湖沙窝。为不暴露目标，他们在沙窝里隐蔽了一天，等到天黑，继续北进，半夜到叶家豁子打听得知，张万义害怕游击队，夜里紧闭寨门，龟缩不出。于是改变计划，直奔牛毛井，袭击敌电话站。战士们长途跋涉，已一天两夜未吃喝，舌干口燥，饥肠辘辘，便决定找老乡家吃喝点再行动。吃喝后正准备动手，鸡叫了。他们计算时间，战斗结束后天即大亮，走不出敌占区，有同附近敌人重兵遭遇的危险。于是，在红沟梁沟里窨子隐藏了一天，晚上直奔牛毛井。正巧，当天下午敌人开来一个骑兵班保护电话站。战士们立即分成两组，投入战斗，一阵猛打，把敌人压在三间房内。敌人虽是一个骑兵班，因摸不清虚实，不敢冲出来，只得龟缩挨打。半小时结束战斗，击伤击毙敌人3个，缴获战马6匹，步枪4支，皮衣3件。
六战士夜间袭击牛毛井的事迹受到首长和同志们的赞誉，三边军分区给战士们每人记大功一次。
2、击毙陈明德。1948年春，游击队在远离县政府（李塬畔）100多华里的黄蒿湾活动。一天，清乡团中队长陈明德乘机带领40余名团丁偷偷窜进我五区四乡（西梁）抓丁抢粮，还妄图吞噬我县政府。游击队闻讯，星夜兼程，返回史堡子，吃饭休息，做战斗准备。五更出发，日出与敌人接火。县领导和游击大队负责同志孙璞、郭文举、张广珍、熊烈等身先士卒，冲锋在前。战斗非常激烈，游击队老战士唐文举和王起同志英勇牺牲。孙学荣、齐仲科同志身负重伤，但他们杀敌心切，不下火线。指战员们前仆后继勇敢冲杀，击毙了陈明德等2匪，又打伤2匪。团丁们一见头子呜呼哀哉，马上乱了阵，没命向北滩仓惶逃去。这次战斗，影响甚大，群敌失首惊慌丧胆。从此，清乡团龟缩据点，再不敢骚扰游击区了。
3、攻打惠安堡。1948年春季，马鸿逵部声言进东山“清剿”，妄图扑灭革命势力。三边军分区决定给予痛击。遂派警备八团部分指战员、新十一旅二团奔袭敌人长久盘踞的老窠———惠安堡。3月某日夜，狂风大作，飞沙扑面，部队由回汉支队战士冯玉河及盐池游击队的彭凤桐等带路，从苏堡子、西梁出发，顶风冒沙向西进发。半夜，行至学梁子部队稍事休息，由八团的一个连伪装成敌军，首先接近敌部。五更，到陈记大梁，突然下起猛雨，战士们歼敌心切，冒雨继续前进。拂晓，先头部队包围了惠安堡，不巧，敌骑兵二十团早几天已开拔，部分守敌正在炮楼上打麻将。守敌发现我军后，钻进炮楼疯狂射击，由于敌人躲在暗处，居高临下，我军几次冲锋未拿下炮楼。于是，停止攻击，喊话劝降，反复交待我军的政策。敌人看大势所趋，只好缴械投降。这次战斗虽未歼灭敌骑兵二十团，但也取得一定战果。俘虏敌人姓杜的大队长等30余人，粉碎敌人进东山“清剿”之阴谋，营救回被敌人捕去的两名干部家属。
4、袭击莲花池。1948年盐池是大年馑，群众想下盐湖驮盐换粮渡饥荒，可是，马鸿逵部国民党政府在各盐湖设立盐务局，派兵严守。因此，县委决定袭击莲花池盐务局，教训敌盐警，打开群众驮盐之路。5月的一天傍晚，副县长聂秉和、游击大队长白天章、骑兵中队长周景海带领20多名游击队员，从游击区麻黄山一个村子出发，直奔莲花池。半夜，包围盐务局大院，经搜查，院内无人。向隔壁老乡打问方知，驻盐务局的一班盐警白天去另一个盐湖未回，只有一名司秤盐警值班，正在姘妇屋里鬼混。游击队立刻从被窝里拉出那个司秤盐警，当夜带回游击区，经过教育，交待共产党的政策后，予以释放。命令盐警回去传话，以后百姓驮盐，不许刁难，谁若苦害百姓，游击队随时拿上山算账！果然，以后群众下盐湖打盐驮盐顺利多了，不仅莲花池盐警看管放松了，周围的烂泥池、泊罗池、盐场堡等几个盐湖也放松了看管。
5、活捉高维珍。清乡团里有个小队长叫高维珍，带20几个骑兵，白天抓丁抢粮，夜晚狂嫖滥赌。群众恨透了这条狗。要求游击队擒拿歼灭为民除害。
1949年春季某日，高维珍将他的20几个骑兵安排在刘窑头，自己荷枪乘马，带着勤务兵大摇大摆去了二道湖。是夜，游击大队长白天章带着战士从游击区二道沟出发，行程60里赶到二道湖，迅速包围了高的住处。一声枪声响，高的勤务兵越墙而逃，高维珍被游击队从姘妇的被窝里拉出来当了俘虏。此刻，他还在说梦话呢。战士们当即押着高维珍，迅速挥戈刘窑头，天亮，游击队人马已将刘窑头包围。未动一枪一弹，高维珍的全班人马乖乖束手就擒了。
游击队还在狼儿沟击溃清乡团头子张瑞兰的人马，在肖记湾智擒狗腿子尹三等战斗都较有影响。从此，敌人闻风丧胆，反动气焰大大收敛。
（四）党政建设。
马鸿逵部侵占盐池前，全县有33个党支部（包括机关支部），550名党员。盐池失陷，党组织遭受严重破坏，党员人数急剧下降：调走1名，被俘10名，病故3名，牺牲4名，坦白自首417名，共减少452名（其中农村原有党员408名，减少327名，仅保留下80余名），为了纯洁党的组织，加强党的战斗力，县委撤出后，根据具体情况，对坦白自首的417人，县委分别不同情节审查处理了180人，其中处死刑3名，判徒刑15名。从1948年5月起，抓紧党组织的建设工作，曾三次开会讨论研究，发动全党同志培养发展党员，到1949年全县新发展党员94名，党员总数达到157名。许多党员在工作中起到了模范带头作用，如：刘永贵破获团匪侦察案，刘生芝负责侦察通讯，赵兴财积极安置移民等。在发展党员的同时，注意发展巩固党的基层组织，建立了7个农村支部，11个党小组和27人的单线联系。
在盐池失陷两年多时间里，三边地委下设的宁夏工委住唐平庄等地，工委书记赵忠国（孙殿才）、第一副书记孙璞、第二副书记梁大均、委员何广宽、李健、张孝儒（张广珍）、薜池云、王志强。宁工委与盐池县委一起转战于南山游击区，组织领导游击队、武工队、回汉支队，活动于盐池、环县、同心、定边交界一带，摧毁敌人3个乡、21个保（盐池11个、里山区3个、环县7个）。为了扩大根据地，建立巩固的区、乡人民政权，发展党的组织，掌握敌人情报，为宁夏解放创造条件，1949年初，宁工委报请西北局批准，成立了甜水堡中心区，所辖3个区，即环县甜水区（区长李培山）、盐池县的里山区（区长张佶）和同心县的垦区。
是年春，已建立起9个巩固乡，近万人，11个游击乡，并在巩固乡建立了民兵组织。
1948年7月，县委召开县区干部鉴定会议，学习文件，总结检查工作，鉴定自己。使干部对自己的缺点有个较清醒的认识，懂得时局迅速向前发展，全国即将解放，应努力学习，搞好工作，跟上形势，迎接新的工作。县委还提拔了59名（农村34名）经过战争环境考验有工作能力的干部担负领导职务，分配到各地开展工作。
1947年至1949年春，全县党政军脱产干部变动情况如下表：
（五）生产救灾。
1947年盐池县春旱秋涝，粮食歉收。天灾加匪祸，群众生产极其困难。对此，县委极为重视，在领导人民反击马鸿逵部和清乡团斗争同时，又组织群众开展生产救灾。主要采取三种办法：一是组织群众互相调剂、互相帮助，政府发放少量的救济粮款（边区政府财经困难，救济不多），解决军干属和特别困难户。据统计，县政府发救济粮20石、荞麦种3石。二是组织以运盐换粮为主的副业生产，县委提出的口号是“南打开粮路，北打开盐路”。即组织群众从苟池、北大池、莲花池等盐湖运盐往环县、庆阳、西峰等地换回粮食、布匹等生活用品。如1948年曾组织13个乡400多户群众，夏季用305头毛驴运盐1240驮，换回麦子270石；冬季用557头毛驴运盐1189驮，换回土布千余尺。县委还在杨成沟设立卖盐换粮市场，生意兴隆，交易量大，每天平均销售食盐10石左右；又在谢儿渠设立税务局，派干部杨万等同志给群众开路条，写税票。为了群众经济利益，照顾困难户，不论解放区、敌占区的群众通通给予免税（地主不免）。对此，群众交口称赞，生产积极性甚高。打虎店子、麻黄山等地通往陇东的大路上驮盐、运粮的人畜络绎不绝。三是组织群众发展农牧业生产。在春播、夏耘、秋收等农忙季节，组织群众变工生产，发动百分之六十的妇女参加生产。如五区三乡152个女劳力，有116个参加了生产。党政军人员农事大忙季节，也全体出动帮助群众生产。据不完全统计共出工8555个，收、割、锄地1441亩。1948年，县委发动群众增添耕牛325头，开秋荒17665亩，增种冬小麦4250亩。
经过一番努力，战胜了天荒匪祸，虽然是大灾之年，但整个游击区呈现出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无一人饿死或外出逃荒讨饭。这与敌战区横征暴敛，民不聊生形成了鲜明的对照，群众纷纷议论：“八路军到处救灾生产，毛主席不让饿死一个人”。“马家不管群众死活，把草料也弄光了，乏死许多牲口，庄稼种不上。”
（六）召开党代表会。
1949年春，中央、西北局及三边地委先后发出关于召开各级党代表大会的通知。盐池县委立即召开委员会研究讨论了三个文件精神，并在3月10日召开了各区委书记、区长会议具体布置，发了通知。
这次党代会在游击区李塬畔召开。4月11日开幕，14日闭幕，历时4天。出席党代会的正式代表23名（3名因故缺席）。由于正处于战争环境，代表多数是县、区、乡、负责同志，即县委委员9名，各区、机关支部书记、四大队负责同志和乡长、支书共14名。县委、政府各科、部长及党员干事列席了会议。
三边地委保安处处长邓国忠同志参加了会议。会议的主要议程是：讨论通过县委副书记郭文举同志关于过去工作的报告；讨论研究今后对敌斗争、生产、建党、干部问题等四项重要工作；补选县委委员，选举邓国忠、王云、郭文举、聂秉和、白天章5同志为出席分区党代表会代表,白凤奎同志为后补代表。
（七）支援解放宁夏。
中国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于1949年4月21日胜利渡过长江，一举解放了南京及苏、浙、皖、赣、鄂等省的大部地区。7月，我军开始向大西北、大西南、中南等地区进军，全国各个战场上胜利捷报频频传来。解放宁夏的日子已经为时不远。为了早日收复盐池，解放宁夏，解放全中国，盐池人民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支前运动。首先组织了以县长韩效忠，副县长聂秉和为领导的盐池县支前委员会，组织群众开展支前工作。主要任务是向前线运送粮食，抬担架、做军鞋。群众的积极性很高，仅游击区统计，在两三个月时间里，共筹集粮食890石（约53万斤），马料235石（约164万斤）。有两个游击乡的群众仅5、6天时间就筹集了30多万石粮食，四、五区还组织了182峰骆驼和大批毛驴，前往灵武、韦州等地运送粮食235石，全县共运出粮、料2480余石，送草5万多斤，送柴5万斤。妇女为解放军和回汉支队做军鞋80余双，出担架100余副，2218人，青壮年几乎全部投入抬担架、送粮、送草、送柴。总共投入畜力10790个。支援解放军渡黄河用的羊皮600张。同时，还展开了劳军热潮，解放军每到一地，群众自动烧水、腾房腾窑，安排住宿，给指战员拆洗缝补衣被，赠送礼物，送犒劳军队的羊180只。
1948年4月22日，我西北野战军收复延安，胡宗南部溃败奔逃，人民解放军乘胜追歼。1949年8月，独立一师（师长高凌云），独立二师（师长黄罗斌）等我北线西进兵团于3日至5日三天内，连克安边、定边、盐池三县城。马鸿逵、张廷芝部一触即溃，闻风外窜。至此陕北行政区内已无敌兵。在我军进军盐池的战斗中，盐池游击队由县长韩效忠带领，经刘窑头直达县城，配合大部队于8月6日一举收复盐池。接着，大部队西进宁夏，盐池游击大队也随军西去。
8月8日，郭文举带领机关干部经三山口子进城。进城后县委集中20天（8月8日至8月27日）时间进行紧张的恢复工作。
（一）肃清反动势力，安定社会秩序
县委发动和组织群众于9日至10日，收容由高沙窝返归县城投降的国民党自卫队2个，分队2个（内有班长11人，士兵15人，七九步枪19支子弹400发，马2匹），由各区收容遣送县城的敌散兵俘虏11人，县委指派专人对上述收容人员登记审查，交待政策，经9天时间集训，根据其不同情况作了恰当处理：多数释放回家务农，少数编入游击四大队当战士。还捕押缉拿了敌潜伏下来的反动分子，便衣特务等6人。接着，又进行户口清查登记，清理可疑人员。
9月下旬某日，国民党县长陈步瀛带领40多人及枪弹骡马等前来投诚，我县政府表示欢迎。
（二）宣传党的政策，安定群众情绪
县委召开各类群众会议，张贴标语、布告、黑板报大力宣传党的各项政策，并约法八章，消除群众种种顾虑。在此基础上，一面动员组织群众参军参战，支援前线，一面有组织有步骤地接管各项工作。当时接管的有县城完小、邮电局、盐务局及两处乡村小学。对接管机构中的旧职员，经教育动员，继续任用。与此同时还召开商贩小摊经营人员会议，讲解党的经营贸易政策，动员商贩和群众用银圆、铜板兑换人民币。规定交易公平，禁止投机敲诈，禁止使用伪币。经过宣传动员，群众情绪安定了，各项工作逐步恢复走向正规，学校于8月25日按时开学，就读学生100名。邮电局、盐务局等开门营业。市场交易兴隆，物价稳定。
（三）解散敌乡、保、甲组织，建立人民政权
县委派干部下乡召开村民大会，宣布解散国民党乡、保甲组织，禁止其一切活动，有的村庄人民群众命令敌乡保长交出公章和表册，亲自摘掉给群众钉上去的奴隶符号———门牌，并当众悔过认罪。
不久全县恢复建立6个行政区（恢复原有的5个区，新建惠安堡第六区），32个乡，132个行政村，482个自然村，分别成立了区公署和乡人民政府。此时，党支部发展为33个，党员发展到186名。
1949年秋，全国解放战争已近最后胜利。9月23日杨得志、李志民、耿飙、潘自力等率十九兵团等部队进入银川，宁夏和平解放。三边专署已完成其光荣的历史使命，于9月27日宣布撤销，遂成立以曹鹏程、王守法为正副主任的留守处，领导三边各县支前，移交管理后方等项工作。
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人们兴奋若狂，奔走相告。
26日，党中央、毛主席给陕甘宁边区人民发来复电：
延安的同志们和陕甘宁边区的同胞们：接到你们的贺函，我十分愉快和感激。延安和陕甘宁边区，从1936年到1948年曾经是中共中央所在地；曾经是中国人民解放斗争的总后方。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人民对于全国人民是有伟大贡献的。我庆祝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人民继续团结一致，迅速恢复战争的创伤，发展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我并且希望全国一切革命工作人员永远保持过去十余年间在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工作人员中所具有的艰苦奋斗的作风。
为了团结全县各民族、各阶层人民参与政权建设，管理国家大事，12月25日召开了盐池县第一届各界代表大会。选出以李克忠为常务委员会主席，靳体元、穆易兰（回）为副主席的9人县常务委员会。在复电精神鼓舞下，县委带领全县人民，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巩固革命胜利果实，迅速战胜财政经济困难，恢复和发展经济建设，满怀胜利豪情，迎接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到来。
县委县政府领导成员一览表
中共盐池县委成员一览表（1936-1949年）
盐池县苏维埃主席一览表（1936年6月-1937年7月）
盐池县人民政府县长一览表（1937年7月-1949年底）
（一）中共金灵工委在盐池的革命活动
1940年4月，中共宁夏工委遭敌破坏，中国共产党在宁夏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作，主要由中共三边分区党委统战部负责。根据马鸿逵对外实行严密封锁，对内实行法西斯统治，不易派人到国民党统治区的实际情况，采取在靠近边境的地方建立中共党组织，在宁夏逃到边区的移民、难民和逃兵中开展工作，然后逐步向马鸿逵统治区扩展的办法，打开宁夏工作的局面。
1942年9月4日，中共三边分区党委研究宁夏工作问题，决定成立中共金（积）灵（武）工作委员会（又称河东工委，代号ABC）。指出：“我盐池边境与金积、灵武、惠安堡（国民党盐池县政府所在地）毗连二百余里，双方居民经济来往不断，且我区之士绅、非党的、党的干部及党员，多在金、灵、惠有亲友关系。根据多年来对宁夏工作的经验，利用此种适当的关系，施以适当的教育，在职业的掩护下，进行中层的统战工作和下层的建党工作及社会调查工作是非常可能的，以现有力量，实为开展宁夏工作的第一步”。9月中旬，中共金灵工委正式成立，书记何广宽，宣传部长江云，组织部长许宗岳。工委办公地点设在靠近灵武的曾家畔（盐池县三区政府所在地）。工委成立后，首先从移民、难民和马部逃兵入手，进行调查了解，选择和培养工作对象，建立工作联系。然后再通过这些积极分子，利用亲朋关系向马鸿逵统治区开展工作。同时，在盐池县、区两级党政领导的积极配合下，发动群众，对宁夏国民党统治区逃来的移民、难民和逃兵进行妥善安置，帮助解决住房、口粮、耕地、耕畜困难，使他们安家乐业，享受边区人民的民主权利。移民、难民和逃兵中不少是回民，为了加强民族团结，三边分区、盐池县党政领导和中共金灵工委都十分重视宣传贯彻党的民族政策，尊重回民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如在定边设立回民自治区，在盐池回民聚居的回六庄设立回民自治乡，划归回民自治区管辖。在民主选举中，回民自治区、乡实行单独选举，并在各级参议会中留给回族议员名额。定边、盐池还修建了清真寺，建立了回民学校，为回族群众的宗教活动和子女上学提供方便。对来往回民商人也给予照顾，及时发给“护照”，使其来往方便，有利可图。通过以上种种措施，提高了移民、难民、马部逃兵和广大回族群众对共产党和边区民主政策的认识，扩大了中国共产党的影响。
中共金灵工委还在移民、难民和马鸿逵部逃兵中培养了部分积极分子，个别比较成熟者被发展为共产党员，利用各种社会关系，向马鸿逵统治区开展工作。同时，设法同一些原有的统战关系取得联系，扩大工作面。建立的新关系有磁窑堡煤矿工人苗发明，灵武县城东门外居士李善堂等。恢复旧有统战关系有吕士元、孙学秀、夏麟阁、何晓霆等。通过移民、难民和这些新旧关系，调查收集了许多有关马鸿逵统治区的政治、军事、经济等方面的材料，很有参考价值。
1942年12月，中共中央西北局决定中共三边分区党委改为中共三边地委，实行党、政、军一元化领导。为充实地级机关干部，江云、许宗岳调往地级机关工作。1943年3月，工委书记何广宽因参加整风运动，不能再坚持工作，中共金灵工委遂于3月1日撤销。
（二）中共河东工作组在盐池的革命活动
1944年下半年，随着抗日战争形势的变化，陕甘宁革命根据地进一步巩固，马鸿逵对边境的封锁有所放松，中共三边分区党委及时调整宁夏工作方针，改变以往只注重一般性交际统战工作，不注重在宁夏国民党统治区发展共产党员建立组织的做法，制定了在工人、农民中发展共产党员建立组织的计划。同时派出干部，在盐池县二区余庄子、五区红井子和三段地建立了三个工作据点，划分了各据点的主要活动范围，要求互相配合，做好工作。余庄子据点由梁大均、李健负责，活动范围为灵武，逐步伸展到永宁、宁朔、贺兰三县；红井子据点由何广宽负责，活动范围为盐池、同心、金积、中宁、中卫五县；三段地据点由王延负责，活动范围为平罗、惠农、陶乐、磴口四县及阿拉善旗。由于组织工作和干部力量有所加强，各据点的工作都比较活跃，工作进展也较快。各据点进一步加强了移民、难民中的工作，在原有工作的基础上，经过考察培养，发展了一批共产党员。先后发展的秘密共产党员有永宁的王克和、周光耀、周广智、朱九章，贺兰的陈芳、邓万福、刘子和、邓广仁，陶乐的李双双、孙鸿谋，平罗的仇思诚、仇思忠，惠农的徐文彬、任天才等。通过这些党员利用亲友关系，把工作伸展到马鸿逵统治区内。还派人到马鸿逵统治区内开展秘密工作，收集情报。
余庄子据点负责人梁大均同三边地区保安处长赵文献商量后，派保安处外勤人员何述田到中宁与梁大均的好友李振邦取得联系。当时，李振邦在马鸿宾八十一军中宁县石空军械仓库任少校参谋，建立联系后提供了不少有用的军事情报。1945年秋，梁大均、李健介绍李振邦入党，李振邦成为隐蔽在马鸿宾部队的一名得力的地下工作人员。中共三边地委统战部派马少林、杨占彪等到金灵地区活动。马少林按照孙殿才的指示，对马鸿宾部八十一军中宁南营防驻军进行策反活动，该部孙克仁、张俊、张凤元、柳洪隆等于1945年8月脱离该部潜往定边，后参加了回汉支队。1945年2月，中宁县彰恩堡、刘廷相到定边找孙殿才，孙殿才将刘廷相又派回同心、中宁一带，以放羊为掩护，收集传送情报。另外，对马鸿逵部中下层军政人员的统战工作也有一定进展，并与一些进步人士恢复了联系。
1945年3月，中共三边地委决定成立中共河东工作组，组长赵文献、副组长梁大均，成员何广宽，并指出：“开展工作的明确方针是以建党为主，走农村路线，深入下层发动与组织广大群众，同时不放弃任何有机会的统战工作。”到1945年底，发展党员60名。鉴于抗日战争胜利后出现的新形势，中共河东工作组进一步提出，在工人和贫苦农民中发展共产党员，培养党的核心骨干力量，领导工人和农民进行自发斗争，把建党工作同群众的自发斗争紧密结合起来，同时重视和加强国民党中层领导的统战工作。截止1946年2月，共发展共产党员131名，分布在宁夏国民党统治区的11个县，并与74名国民党中层人士建立了统战关系，从而打开了宁夏工作的局面，消除了一些干部、共产党员认为宁夏工作难搞的顾虑，选派一批优秀共产党员回宁夏工作，增强了开展宁夏工作的力量。1946年6月，中共中央西北局批准成立在中共三边地委领导下的中共宁夏工委，中共河东工作组遂撤销。
（三）宁夏工委、宁绥工委的建立及其在盐池的革命活动
1、三边地委召开的讨论宁夏工作的“三月会议”
抗战胜利初期，党在宁夏马鸿逵统治区的工作，是由中央西北局领导，具体工作由三边地委及其领导下的河东工作组负责的。1946年3月，根据西北局的指示，三边地委于3月15日召开会议，专门讨论研究了宁夏党的工作。会议对1944年至1945年宁夏党的工作进行了总结，对今后工作作了部署，并形成了《三边地委对宁夏工作的决定》（初稿）。《决定》指出，今后“我党对宁夏工作的方针，应根据人民要求，抓紧时机努力争取与团结各阶层、各民族中的民主分子，准备力量，为建设民主自由、民族自治幸福的新宁夏而奋斗”！并对建党工作、统战工作、群众工作、回民工作和对宁夏的宣传工作提出了具体方针、任务和方法。如提出“宁夏建党工作的任务是准备力量，迎接新的合法斗争”。“今后应大量慎重地发展党员，使之在各个角落都能生下根去”。并强调“以农民为发展的基本对象”。对统战工作，《决定》指出：“既要争取团结马鸿逵，又要适当揭露和批评马鸿逵的黑暗统治，以争取群众。”对群众工作，《决定》指出：在发动群众时“要结合人民群众要求提出具体的斗争口号，今天一般的政治口号是要求人身自由、军队迅速复员和减轻人民负担，改善群众生活”。对如何做好回民工作，《决定》提出：“目前回民工作的基本政策，在我区（指边区）是调解教争，回汉团结，发展生产；在宁夏是回蒙汉三大民族，共同团结，提高觉悟，促进民族自治、民主政治的实现。”
会后，河东工作组为贯彻这次会议的精神，组织余庄子、红井子和三段地工作据点干部，并利用在宁夏境内的统战关系，对马鸿逵统治区的政治、经济、军事以及工人、农民生活状况，作了大量的调查研究，提出了贯彻会议决定的措施。在移难民中，广泛开展了对党的民族政策的宣传教育，发展党员，壮大党的力量。到1946年6月，各据点共有党员221人，使宁夏党的力量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这次会议，是抗战胜利后三边地委召开的专门研究宁夏党的工作的一次重要会议，习惯称为“三月会议”。
三月会议由于对马鸿逵积极扩军备战、追随蒋介石打内战、准备进攻三边，在思想和组织上缺乏准备以及脱离宁夏党的工作实际而提出了“进行合法斗争”的口号，这是会议的缺陷。但是，三月会议提出的有关宁夏建党、统战、群众工作和回民工作的一些具体方针、政策与方法，还是可取的、正确的。如关于在宁夏发展单线党员的规定和采取“派出去，叫进来”的发展党员的方法；关于在回民工作中贯彻调解教争，回蒙汉三大民族共同团结的方针等，都较为符合宁夏的实际和特点，具有指导意义，为宁夏工委建立后很快开展工作，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2、宁夏工委的建立及其主要活动
为了加强党对宁夏工作的领导，1946年6月，中央西北局决定建立中共宁夏工作委员会（以下简称“宁工委”）。6月17日至21日，三边地委在定边城召集余庄子、红井子、三段地据点干部会议，传达了西北局对宁夏工作的指示，宣布宁工委正式成立，同时撤销河东工作组。三边地委书记高峰兼任宁工委书记，三边地委统战部部长赵忠国（孙殿才）任工委副书记。会上高峰作了《关于时局的基本问题和目前形势的报告》，赵忠国发表了《对宁马工作的方针》的讲话，各据点负责人汇报了工作进展情况和存在的问题。会议分析了马鸿逵对全国政治问题的态度和动向，认为马鸿逵“在中国为中间势力之右翼，回民大地主与国顽有矛盾”，确定对宁马采取争取团结的方针，但又要组织群众对其进行适当地揭露与批评。讨论和研究了发展党员、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和加强移难民工作等问题。
宁工委建立后至1947年元月止，主要进行了下列工作：
（1）充实和加强各据点，大力发展党员，壮大党的力量
宁工委建立后，将原余庄子和红井子两个工作据点改称工委，即习惯称为“小工委”（亦称二区工委和五区工委）。余庄子工委由梁大均、李健负责，红井子工委由何广宽负责，三段地仍以据点开展工作，由王延、王茜负责。宁工委还大体规划了各工委和据点的工作对象、分工范围，即余庄子工委负责开展灵武、永宁、宁朔、贺兰等4县的工作；红井子工委负责开展盐池、中卫、中宁、同心、金积等5县工作；陶乐、惠农、磴口、平罗县的工作由三段地据点负责。并从军队、中央党校等单位抽调比较熟悉宁夏情况的干部派往各据点，以充实和加强干部力量。以各据点为单位举办训练班，教授秘密工作的原则与方法，训练党员和干部。各工委、据点干部深入到移难民中，宣传党的政策，启发群众阶级觉悟，物色选拔积极分子，发展党员。鉴于工委的大部分干部身份公开，不宜大批派到宁夏境内去建党，宁工委决定采取两种发展党员的办法：一是在逃兵和移难民中选拔培养建党对象，经过教育后发展入党，然后再派回宁夏；二是在来往边区的客商中物色对象，经过谈话教育后发展入党或建立党的交通。经过半年的努力，发展了一批党员。到1947年元月，宁工委所属党员总数，由工委成立初期的221人增至420人。从党员的成份看，97%以上是农民（包括逃兵），工人党员仅占2%，知识分子党员占1%。党员在各地的分布情况是：在马鸿逵统治区的13个县、市中、除了中卫、磴口县外，其它11个县、市都有单线联系的党员，其中灵武县最多，有党员80余名，其次是金积县和永宁县，各有党员20余名。
通过建党工作，培养了一批地方工作干部，为部队输送了一些排连级干部。但这一阶段的建党工作也存在一些缺点和问题。由于强调了以农民为建党的基本对象，而忽视了在工人和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党的领导机关长期在边区内，没有派出具有独立工作能力的干部去直接领导与指导宁夏境内的建党工作；没能建立起一批职业化和半职业化的地下交通；大部分党员没有或很少经过阶级、时事和工作方式的教育与训练，缺乏斗争经验，一部分党员未能起到应有的作用。
（2）开展对宁马的统一战线工作，建立了一批统战关系
宁工委成立后，积极开展对马鸿逵党、政、军、教机关上中层人士的统战工作。这期间，除了以马绍常个人名义给马鸿逵写信，继续做马氏的工作外，还在马鸿逵党、政、军、教等部门建立了几十个统战关系，其中有的统战关系是比较重要的。这些关系中，有保长、科长、县公安局局长，省、县参议员等，军队的营、连、排长，个别的乡、保长为我们所掌握。宁工委还动员部分党员参加国民兵训练，并在其中活动。旧政协会议后，宁马举行乡县选举，尽管这样的选举实为宁夏当局所控制，往往徒有虚名，但为了争取群众，宁工委也作了一定的准备，通过地下党员和统战关系的活动，在中宁县两个乡选举中，使鱼肉百姓的坏乡长落选。通过开展统战工作，使宁工委了解和掌握了许多有关宁夏的政治、经济、军事方面的情报，而这些统战关系的活动，又对于瓦解敌军、迎接宁夏的解放起了一定的配合作用。
（3）集中主要力量，组织建立游击武装，作好自卫战争的准备
1946年6月，在国民党顽固派挑起全面内战，准备大举进攻各解放区的情况下，宁工委根据西北局关于《紧急动员准备战争保卫边区的指示》，集中主要力量，组织各工委和据点干部，动员移难民和逃兵中的回汉族青年参军参战，建立游击武装，保卫边区。到本年冬季，余庄子工委建立了有80余人组成的游击队，红井子工委游击队有50余人，三段地据点也建立起10余人的游击队。同时，由金三寿、杨占彪、彭华庵（均系回族）等具体组织，在定边城西关回民乡和打盐队回民中组建了回民支队，约有100人。各游击队和回民支队建立后，开展了游击战争，配合三边主力部队打击进犯边区的敌人。红井子游击队曾深入盐池县里山堡，捣毁了国民党保甲组织，解散了国民兵集训队，建立了半公开政权。余庄子游击队和回民支队配合三边主力部队参加了盐池兴武营的自卫反击战，痛击马鸿逵骑兵第十九团，取得了自卫战的胜利。1947年元月，几支游击队和回民支队合编成立了回汉支队。
①宁绥工委的建立及其领导的游击战争
1947年1月17日，中央西北局讨论了宁夏工作和绥远伊克昭盟地区的工作。为了便于两地工作的领导，西北局决定将宁夏工委和伊克昭盟工委合并为宁绥工委，并以朱敏为书记，赵忠国为副书记。宁绥工委的日常工作与三边地委在一起，对外仍以三边地委统战部名义出现。宁绥工委统一邻导盐池余庄子、红井子等据点和伊盟的乌审旗、城川、三段地的工作，并领导回汉支队和蒙汉支队。
1947年2月1日至4日，宁绥工委在定边召开会议，工委副书记赵忠国，各据点负责人梁大均、何广宽、李健和伊盟地区工作负责人高增培、杨径纬、周仁山等出席。会议总结了原宁工委和伊盟工委的工作，研究了今后两地工作任务。3月，宁绥工委又制定了《宁夏工作方案》。方案指出：“在争取自卫战争的彻底胜利、发展西北、巩固边区的总趋势下，开展宁夏工作，准备力量，迎接胜利，是宁夏工作的总任务。”
《宁夏工作方案》制定后不久，三边战争就爆发了。3月下旬，宁马配合蒋胡军进犯三边。由于时任三边地委书记的高峰同志，坚持“人不离乡，枪不离人”的错误指导方针，在敌军数倍于我的情况下，死守硬拼，不能主动撤离城镇同敌人周旋，致使三边主力部队彭滩战斗失利。4月初，马鸿逵、马鸿宾部队相继侵占了盐池、定边、安边。三边党政军机关被迫撤退到吴旗。宁绥工委及其领导的回汉支队也辗转到达吴旗。所以，战前宁绥工委制定的《宁夏工作方案》，实际上已无法贯彻执行。敌人侵占三边后，建立反动政权，抓捕革命干部，强迫共产党员登记自首，致使宁夏境内已有的党的关系全部割断，党在宁夏的工作几乎陷于停止状态。
1948年春季，全国解放战争转入反攻，西北战场人民解放军宜川大捷后，宁绥工委根据三边地委的决定，抓住有利时机，乘势而上，迎难而进，全力开展宁夏工作，率领回汉支队向宁夏边境开展游击战争。4月2日，回汉支队离开吴旗，配合边区警备二、八团，于4月11日解放了国民党盐池县政府所在地惠安堡。
5月15日，三边地委在盐池县马甘掌召开会议，研究了打击消灭团匪、开辟新区的任务与方针。会议认为，打击消灭团匪为当前开辟新区的首要工作。要求回汉支队应采取积极主动、猛扑猛打、包围突袭的军事方针，以求将尚窜扰甜水区的惯匪予以歼灭性打击或歼灭之。会议决定，宁绥工委及回汉支队组成以赵忠国为总指挥、刘思孝负军事责任的西进指挥部，继续向盐、环、同3县交界地区西进，打击消灭团匪，开辟游击区，建立巩固区。5月3日，回汉支队收复了环县甜水堡，活捉团匪赵清彦，并在同心县下马关镇活捉团匪刘世颜，分别其击溃瓦解了团匪李阳珍和敬明君。至此，盘踞在盐环同一带的团匪“八大山王”势力基本被消灭。这期间，宁绥工委帮助环县耿湾区恢复、建立了第五、第六乡人民政权，恢复了盐池县里山堡区政权。6月，三边地委决定成立甜水堡中心区，直属宁绥工委领导，作为向宁夏省境内开展工作的基地。薛池云任中心区区长，回汉支队政委梁大均兼任区委书记。下辖环县甜水区、盐池县里山区和同心县垦区。11月，由于宁夏工作的发展，宁工委不便管理，遂将甜水区和里山区移交盐池县管理。
②宁夏工委的重建及其为解放宁夏所进行的准备工作
1948年下半年，全国和西北战场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为继续开展宁夏工作创造了十分有利的环境。为了加强党对宁夏工作的领导，做好解放宁夏省的准备工作，8月31日，中央西北局决定撤销宁绥工委，成立宁夏工委。宁夏工委以赵忠国、孙璞、梁大均、何广宽、李健、张广珍，薛池云、刘思孝、王志强等9人为委员，赵忠国任书记，孙璞任第一副书记（保留其盐池县县委书记兼县长职务），梁大均任第二副书记兼回汉支队政委，同时撤销原宁绥工委下属的余庄子、红井子工委，原各工委和据点干部，由宁工委根据工作发展需要，组成工作组开展活动。
宁工委机关先后设在盐池县南部的唐平庄和李源畔。9月初，宁工委对宁夏建党工作进行了认真的总结，对在战争环境下如何开展宁夏党的工作进行了部署。提出要尽快打开局面，领导回汉支队继续向边沿区开展游击战争，同时要积极发展党员，寻找、恢复同原有党员的联系，继续开展统战工作和群众工作，为早日解放宁夏而努力奋斗，坚决反对和克服部分同志中存在的坐等胜利的思想。
会后，宁工委带领回汉支队在盐池县游击队的配合下，向宁夏境内发展，开展游击活动。1949年2月，回汉支队解放了国民党盐池县里山堡和萌城乡，建立了人民民主政权。3月，回汉支队曾两次挺进同心县下马关镇，围困地主民团杨正英大寨子，回汉支队围而不攻，数次写信劝杨弃暗投明，交出武装，杨回信允诺一俟解放大军一到，定交出枪支。后杨正英实现其诺言，交出所存枪支，并协助解放军剿匪。
宁工委在开展游击战争的同时，将工委干部分成四个工作组，分别由工委委员梁大均、何广宽、李健、张广珍负责，先后组织和派出20名党员积极分子到宁夏境内进行组织建设，开展统战工作和群众工作。到1949年3月，恢复旧有关系100人，新建关系61人，经过训练又派出干部12人，总共在外部有新旧关系173人（内有共产党员54人，非党人员119人），其中包括马鸿逵的一些军政人员、社会进步人士。通过这些关系，收集到一些重要的情报，向群众宣传了党的政策和解放战争发展形势，对于提高群众觉悟，瓦解敌军的士气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工委通过来往客商，在盐池大水坑及南马坊边沿区建立了两个回民工作据点，向过往的回民宣传党的政策，扩大党的影响。在金积县组织了一个农会小组。随着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党的活动也越过了黄河以西。工委抽出干部，派往石嘴山、贺兰山一带开展群众工作，并了解宁北土匪郭拴子（郭永胜）的情况，通过平罗县知名人士给郭捎信，对其晓以大义，敦促改邪归正。这些工作，对日后郭拴子向人民政府投诚起了一定的作用。
8月26日，兰州解放后，人民解放军分三路大军进军宁夏，宁夏的解放指日可待。宁工委积极收集整理有关宁夏省的政治、军事、工农商等诸多方面的调查资料，提出并协助三边地委研究制定了接管宁夏省的工作计划、方案和干部配备意见。还派工委第二副书记梁大均前往固原以地方组织代表身份，同十九兵团六十四军联系，协助军队工作。在宁夏各地的党员、爱国民主人士也积极行动起来迎接解放。他们有的向群众宣传我党我军的政策与宗旨，以解除群众的顾虑，有的组织旧政权人员，保护仓库和档案，维护社会治安，在各自的岗位上为宁夏的解放做了不少工作。
9月初，宁工委全体人员组成4个工作队，到已解放的各县协助军队工作。9月23日，省会银川解放，宁工委随三边地委进驻银川，参与接管工作。10月中旬，宁夏省委成立，宁夏工委随之撤销。
李季（1922-1980）河南省唐河县人，1922年出生于一个农民家庭。1938年参加革命工作，后进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结业后，在太行山区部队里做基层工作。1942年冬，奉命从太行山区来到革命圣地延安，随即被分配到三边区靖边县小学任教导主任。
李季自幼爱好文学，尤其喜爱民歌。当他一踏上三边的土地，就被丰富多彩、优美动人的陕北民歌深深地迷住了。在陕北民歌中，最能表现当地劳动人民粗犷性格和真挚感情的，当推“信天游”。顾名思义“信天游”就是敞开胸怀，无拘无束，一任其感情漫天飘游。在那七沟八梁的黄土高坡上，在那空旷荒寂的毛乌素沙漠上，一声哀怨缠绵的信天游，就能使周围的环境顿时充满生气，让疲劳的行人即刻忘却困乏。“千里里的黄河连山川，好地方还数咱老三边”，“新不过爹娘一片心，三边是咱们的命根根”。李季反复品味信天游的意境，觉得每一首歌都是一扇敞开的门户，那里面既广大又幽深。他下定决心深入到实际生活中去，真正了解这块产生着美好民歌的土地和生息在这块土地上的人民。陕北人最爱唱，谁一开口，他就留了意。他用边区造的马兰粗纸订成厚厚的本子，随身携带，听人一唱，就掏出本本记下来，有时候，听见赶牲灵的脚户对唱，他悄悄地跟随在脚户的后边走，竟然忘记了时间和里程。日积月累，他把醉人的民歌词密密麻麻地记下了几十本，有好几千段。
1944年李季从三边干校“抢救失足者”运动学习班出来，分配到陕甘宁边区的西北门户———盐池县，担任政府秘书。其时，他尚无出名的作品发表，但优美的信天游，不断激发他文艺创作的热情。经过很长时间的琢磨，一篇以三边人民群众在共产党领导下，反抗地主阶级，建立人民政权的曲折道路为素材的叙事长诗，终于在腹内酝酿成熟。
1945年隆冬，塞上的夜晚寒气袭人。李季在盐池县政府一间小小的宿舍兼办公室里，就着豆大的麻油灯，开始挥笔疾书。手冻硬了，脚冻麻了，到微有温热的炭火盆跟前去烤一烤，接着再写。苦熬了整整二十个夜晚，一篇用信天游形式写出的长达七百四十多行的叙事诗《红旗插到死狼湾》脱稿了。之后，李季利用饭后茶余或下乡的机会，不厌其烦地念给盐池县委、政府以及区乡的干部和农民们听，虚心接纳众人的意见，又作了多次修改，然后才寄给报社。
1946年《红旗插到死狼湾》首先在《三边报》上连续发表。同年秋延安《解放日报》将该诗题目正式改为《王贵与李香香》，于9月22日至24日连载。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长的陆定一，高度评价《王贵与李香香》是“新诗歌的方向”。接着，《王贵与李香香》又由延安广播电台广播，并由新华社用电讯发出，不少解放区出了单行本，盛况空前。从此，李季一举成名为四十年代中期解放区诗坛上的新秀。《王贵与李香香》也从盐池走向了全国，轰动了新诗文坛。
《王贵与李香香》全诗共分三部十三章，反映了1930年前后，“三边”地区农民群众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开展的革命斗争；在急风暴雨式的群众斗争背景上，展开了王贵与李香香的爱情故事。作品中的主人公，都是土生土长的贫苦农民的后代，他们的苦难与欢乐，都和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的曲折变化紧紧地联系着。作品真切地反映了贫苦农民的解放和革命斗争胜利血肉相联的关系。在歌颂人民革命胜利的同时，热情地歌颂了王贵和李香香忠于革命的精神以及他们纯朴的爱情。他们的圆满结合和革命斗争的胜利，是水乳交融地联在一起的。“不是闹革命穷人翻不了身，不是闹革命咱俩也结不了婚。”“革命救了你和我，革命救了咱庄户人。”这是主人公发自内心的歌唱，也是作品表达的深刻的主题。
诗作一开头，就在读者面前展现了“三边”农村阶级压迫的一幅幅血淋淋的图画。这里，“一眼望不尽的老黄沙，哪块地不属财主家？”1929年“三边”大旱，“庄稼就像炭火烤”。第二年便出现了空前难度的春荒：“掏完了苦菜上树梢，遍地不见绿苗苗。百草吃尽吃树杆，捣碎树杆磨面面”。二三月饿死人装棺材，五六月饿死没人埋。在这饿殍遍野的境况中，恶霸地主崔二爷家“窖里粮食霉个遍”。他不但见死不救，反而催逼佃户们交租。“饿着肚子还好过，短下租子命难活”，王贵的父亲就是因为交不起租子，被崔二爷活活打死。十三岁的王贵也被迫成了崔家的“没头长工”，“打死老头拉走娃娃，一家人落了个光塌塌！”王贵一方面受到地主阶级的残酷压迫，另一方面却受到也是被压迫者李德瑞父女的关怀和同情。随着岁月的更替，王贵和李香香在苦难中长大成人，很自然地产生了爱情。
山丹丹开花红姣姣，
香香人材长得好。
一对大眼水汪汪，
就像露水珠在草上淌。
二道糜子碾三遍，
香香自小就爱庄稼汉。
地头上沙柳绿秦秦，
王贵是个好后生。
身高五尺浑身都是劲，
庄稼地里顶两人。
玉米开花半中腰，
王贵早把香香看中了。
诗人在这里用了精彩的诗句描绘了这两个由苦命娃长大的主人公的优美形象，点明了他们刚刚开始的火热的爱情。他们是劳动者，浑身充满了力量焕发出青春的光彩；他们早已尝到了人生的苦难，现在却开始追求人生的幸福。但是，在暗无天日的社会，他们的幸福并不容易得到，他们的爱情遭到了恶霸地主的阻挠和破坏。崔二爷敢于这样横行乡里，鱼肉人民，是因为他占有数不清的牛羊和土地，有反动政权作靠山“县长跟前说上一句话，刮风下雨都由他。”他是独霸一方的土皇帝，因此，他敢于胡作非为，肆无忌惮。作品开头所展现的这幅活生生的阶级斗争图画，揭示了两千多年来地主阶级压迫农民的情况，反映了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反动派加强法西斯专政，对农民群众实行血腥统治的现实。这图画还把作品中几个主要人物之间的关系和他们的身份、经历、思想状态清楚地告诉了读者，提出了故事发展的线索，为下边展开的曲折复杂的斗争作了很好的铺垫，描画出深广的历史背景。这是一个引人入胜的开头。
王贵的性格是从他所处的阶级地位发展成长起来的。杀父之仇，牛马不如的雇工生活，婚姻上的波折，是王贵仇恨崔二爷的现实根源，也是他反抗意识成长的出发点。当革命的火星把“三边”地区土地革命的烈火点燃起来时，王贵是死羊湾首先参加赤卫军的农民。在革命队伍熔炉中，他的朴素的反抗意识逐步发展成为自觉的革命思想了。他的革命劲头比谁都高：“白天到滩里去放羊，黑夜里开会闹革命。”“身子劳碌精神好，闹革命的心劲高又高。”革命斗争为他指明了唯一的出路，他也就一心一意地扑到革命斗争中去。当崔二爷发现了王贵参加革命而残酷地拷打他时，他用亲身感受的事实，痛斥了崔二爷的威逼利诱：“老狗你不要耍威风，大风要吹灭你这盏破油灯！”“我一个死了不要紧，千万个穷汉后面跟！”“我王贵虽穷心眼亮，自己的事情有主张”，“闹革命成功我翻了身，不闹革命我也活不长”，“趁早收起你那鬼算盘，想叫我当狗难上难。”这些坚定豪迈的语言表现了王贵对革命的认识和忠诚，也表明了他为阶级利益奋斗不怕牺牲的决心。这是王贵成为一个自觉的革命战士的标志。正因为他有了这样的觉悟和认识，所以当死羊湾获得解放，穷苦农民获得翻身，他和李香香结婚时，他就满怀深情地对李香香说：“一杆红旗要大家扛，红旗倒了大家都遭殃”，“太阳出来一股劲地红，我打算长远闹革命。”这是他亲身经历的真切体会，也是翻身农民从内心深处发出来的拥护革命的赞歌。他们的爱情的幸福正像革命大树上结出来的甜果子，所以他们由衷地拥护革命。
李香香是作品塑造的另一个成功的形象。她是李德瑞的独生女儿，自小死了母亲，过着贫苦的生活。“脱毛雀雀过冬天，没有吃来没有穿”。她形象俊美，心地善良，勤劳勇敢，爱憎分明，而且具有坚强的反抗性格。她“自幼就把有钱人恨透了”，却实心实意地爱上了王贵。作品不只是写出了她对于爱情的忠贞不二，还写出了她在斗争中逐步觉醒。当王贵遭到毒打时，她为了抢救亲人，明确地认识到游击队是自己的救星。当崔二爷领着白军回村，支走了她的父亲，强迫她成婚时，她的反抗意识猛然增长了，她的火辣辣的反抗性格得到充分的展现。她愤怒地抓了崔二爷的“狗脸”“两个血疤疤”。她当众痛斥崔二爷：“有朝一日遂了我心愿，小刀子扎你没深浅！”在孤立无援被软禁的情况下，她更加懂得了自己和王贵是命运相同、患难与共的夫妻，“五谷里数不过豌豆圆，人里头数不过咱俩可怜！”她怀着更加急切的心情盼望革命胜利，盼望游击队快打回来，把“狗腿子白军一扫光”，“公仇私仇一齐报”。这些愤怒的反抗，表明了李香香思想的觉醒和成长，也表达了她对爱情的坚贞和对革命的向往。诚然，李香香是带着不同于王贵的女性的特点来反抗旧社会和追求革命胜利的，这是作品反映的实际情况。这个形象在当时是很有典型意义的，她是千百万劳动妇女的代表，在她身上，体现了广大妇女要求婚姻自主、忠实于爱情的美好愿望，也反映了她们渴望革命胜利的急切心情。
作品对地主阶级代表人物崔二爷的刻划也是生动的。他形象丑恶，内心狠毒狡诈，他依仗伪政权，勾结伪军，豢养走狗，自立反动武装，任意草菅人命，妄图霸占李香香。他干了种种罪恶勾当，正说明了他是腐朽的封建统治的社会代表，是广大农民凶恶的敌人。在土地革命烈火面前，他极端恐慌，极为顽固，也极其愚蠢，进行了疯狂的挣扎和反扑。最后，他和他拼命维护的腐朽的封建统治，一起遭到了覆灭的下场，这是历史的必然。作品是通过他自身的合乎生活逻辑的言论和行动来揭示地主阶级反动本质的，夸张和漫画的艺术手段的运用，并没有使形象脱离生活真实，这是一个有个性特征的反面形象，不是一个简单的概念化的反面人物。
王贵和李香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参加了革命斗争的觉醒了的农民形象。他们为了自己的和阶级的利益进行了勇敢的胜利的斗争，他们对于革命的拥护，是发自内心的。这样丰满生动的艺术形象的成功塑造，本身就是对于人民革命胜利的赞歌。这样的形象在新诗作品中出现，意义尤其重大。自“五四”以来，我国新诗创作经历了长期的演进和变化，其间经历了许多斗争。革命的诗人们，为了反映人民群众的呼声，歌唱他们的英勇斗争，作过许多努力，也取得了很大成绩。但革命诗歌存在一个相当普遍的缺点，就是从艺术形式、语言到思想感情的知识分子气，与劳动群众还有着较大的距离。自从延安文艺整风以后，毛泽东同志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给广大文艺工作者指出了一条与群众相结合的道路，使革命文艺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王贵与李香香》较之《兄妹开荒》、《白毛女》、《李有才板话》等优秀的人民文艺作品的出现虽然要晚一点，但它在诗歌创作上运用劳动群众所喜闻乐见的形式，来反映他们的斗争生活，并塑造了如此丰满生动的艺术形象，不能不说是一个划时代的创造性贡献。郭沫若称赞这首诗是“人民翻身”到“文艺翻身”的“响亮的信号”。
整个作品将近一千行，全部采用陕北民间流传的“信天游”写成，可以说是开风气之先。“信天游，不断头”，它常常是由两句组成表达一个完整意思的短小抒情诗，联唱起来，变化多端，需要驾驭能力。诗人对于这种民歌作过大量的搜集和深入的研究，并由此得到启发，决定采用这种形式来描写这个“三边民间革命历史故事”。作品相当于把几百首“信天游”连缀成章，运用得十分圆熟自如，使得诗作在革命的政治内容和民族形式的运用方面相当完美地统一起来。这是作者遵照《讲话》精神，深入斗争生活，向群众学习所取得的丰硕成果。
在表现手法上，作品也从民歌中吸取了丰富的营养。它采用了民歌中许多精彩的句子，在描写人物形象和表达主题上，发挥了很好的作用。比兴手法的运用，本是“信天游”的特点。作品对此作了多方面的吸收，在具体运用上，也呈现活泼多姿的状态。比兴常常用在每节诗的首句，兴中有比，因比而起兴。如果首句是叙述句，第二句必须用“比”，否则诗句便显得呆板不形象，作品是力求避免这种情况的。此外，同一个事物还可引出多种比兴意义来，比如“山丹丹开花红姣姣”，是兴中有比，为下句赞美香香人材起兴作比的。“山丹丹花来背洼洼开”，也是兴中有比，是为刚刚开始的“交好的心思”不能公开而起兴作比的。作品对于比喻的运用，不但精彩贴切，而且运用得很广泛很自如，这就增强了语言的形象性和表现力。诗句的节奏流畅明快，同时显得自然和谐，没有生涩干硬的毛病。这些都说明作者对于这种民歌形式和群众语言很熟悉很了解，善于从中吸取营养，致使作品的语言在朴素中具有形象美、音乐美的特点，成为真正艺术化了的诗歌语言。
这个作品在当时出现，确如陆定一同志所指出的，从内容到形式都“出来了新的一套”，它在诗歌创作领域里“表示了新民主主义文艺运动对于封建的买办的反动的文艺运动的胜利”。这是在《讲话》精神照耀下产生的第一首优秀的人民的诗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