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在盐池的早期活动和陕甘宁边区西北前哨阵地的形成

一、党在盐池的早期活动

1926年,国民革命军冯玉祥部由绥远经宁夏入甘援陕参加北伐战争,其二十四旅所属某部进驻盐池县城。该部中的共产党员便向群众做宣传工作,在贫苦农民和城内小手工业者、小摊贩等群众中发展党员,建立党的组织,开展革命活动。该部政治部主任、共产党员王恩培和共产党员罗成进、王自成等,培养发展了在县城卖苦力的油漆匠李志恒、皮匠郭秉义、卖柴禾的刘孝喜等为共产党员,并与当年十一月建立了中共盐池县支部,王自成担任支部书记。从此党在盐池县播下了革命的火种。

1927 年,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 ”反革命政变,实行“ 清党”,白色恐怖笼罩全国,革命暂时处于低潮。这时,驻盐池的国民革命军开拔,这里的多数共产党员跟随部队走了,中共盐池县支部被迫解散。

但是,国民党反动派是无法扑灭革命火焰的。此时,活跃于陕甘、陕北一带的刘志丹、谢子长等领导的游击队打富济贫、解放穷人的消息不断传扬,使盐池人民看到了光明,受到了鼓舞。陕北党组织也不断派人潜入盐池,做发动群众的工作。1928 年冬,谢子长化名谢浩如,带领工作人员刘世庵,以做生意为名到盐池县城住了 20 多天,做党的秘密工作。1929年冬,刘志丹、谢子长等人先后到宁夏平罗等地搞兵运工作,途经盐池,在此停留,了解情况。进一步扩大了党在盐池地区的影响。

二、西征红军盐池解放

1935年10月19日,毛泽东和党中央率领中央红军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吴旗镇。喜讯像一声春雷震动了全中国,传向全世界。盐池人民惊醒了,解放翻身的日子就要到来。群情激愤,跃跃欲试。许多热血青年和贫苦群众开始活动,或秘密宣传红军、共产党打土豪、分田地、救穷人的消息,或暗暗进东山投奔红军……

为巩固和发展抗日根据地,大量消灭阻拦抗日的敌人,扩大红军,推动全国的抗日运动,党中央于1936年2月17日发表“东征宣言”。2月20日,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彭德怀等率领由红一军团和红十五军团组成的东征部队,东渡黄河进行东征。在东征取得许多胜利后,于4月底回师陕北。党中央根据时局的发展和国民党对日本态度转变的可能性,继续坚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并适时的放弃“反蒋”的口号,采取“逼蒋抗日”的方针,再次表示红军愿与一切进攻抗日红军的武装部队实行停战议和,以达到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目的。但是蒋介石拒绝议和,仍然坚持反共反人民的反动政策,继续调兵遣将,加紧对陕北革命根据地进行包围和进攻,企图吞噬革命根据地,消灭抗日红军。此时,陕北革命根据地周围大兵压境:东有晋军阎锡山部驻黄河东岸;东北有国民党中央军汤恩伯部驻清涧、缓德、米脂等地区;北有高双城、高桂滋部驻榆林一带;南有东北军张学良部和西北军杨虎城部驻洛川、宜川等地;西有蒋介石嫡系胡宗南部驻陇东;西北有马鸿逵、马鸿宾部驻宁夏。陕北根据地面临强大敌人包围的严重局面。

鉴于这种情况,为巩固和扩大陕北革命根据地,打破敌人的包围,迎接二、四方面军北上,建设新的巩固的抗日前哨阵地。东征胜利回师后,党中央于5月14在延川县太相寺召开了“方面军团以上干部会议”。毛泽东同志主持会议并做了形势与任务的报告。太相寺会议总结了东征,提出了西征。并且充分周密地进行了西征动员与组织工作。是年5月18日党中央发布了西征命令及西征战役计划,带着东征硝烟的红军指战员,又开始了西征。

以主力红一军团、红十五军团等部组成西征大军。彭德怀同志任司令员兼政委。西征部队分左右路:红一军团为左路军,左权代理军团长,聂荣臻任政委,从延川出发,经永坪、蟠龙、保安、吴旗南下,连克曲子、环县、阜城等地。之后,经过一些零星战斗,进抵宁夏七营川、清水河一带;十五军团为左路军,辖七十三、七十五、七十八、八十一师和红二十八军等部,徐海东任军团长,程子华任政委。从延川、贾家坪地区出发,经安塞、保安一线挺进“三边”高原。首战新城堡(靖边),直取宁条梁,守敌不堪一击,望风而逃。七十三师夜袭小桥畔,七十五师进攻安边城,均未克。遂留七十八师暂归彭总直接指挥,围攻安边城,七十三师、七十五师前抵豫旺堡一带。七十八师围困安边不久,即由宋时轮率红二十八军接防。七十八师继续西进,于6月16日抵三边重镇定边城下。当夜发起猛烈攻势,17日拂晓3个团的主力先后突入城内,师长韩先楚进城指挥作战,政委崔田民即拟电告总部及军团部。经过激战,定边攻克。歼敌马鸿逵一个骑兵连及保安团全部,俘敌350余人,缴获战马180匹。总部当即复电嘉奖:“你们机动灵活地攻克定边,庆祝胜利,防务移交宋、宋(宋时轮军长、宋任穷政委),继续向盐池侦察前进”。6月10防务任务移交红二十八军。19日,韩先楚、崔田民(宋时轮也一同前往)带七十八师连以上干部,骑着在定边缴获的战马前往盐池勘察地形,侦探敌情,骑兵团派出部队随之行动,担任警戒,大部队随之向盐池城外云集。

在红军攻克定边县城之后,盘踞盐池城内的国民党县长屈伸(外号屈胡子)、土豪劣绅、地主武装,惊恐万状,呼号求援。马鸿逵急派其骑兵二团一营于6月15日从惠安堡、大水坑方向驰援盐池。敌骑兵营是青一色的黑马队,武器装备较红军优良,战马膘肥体壮,颇有战斗力。敌骑兵进城后,屈胡子立即与营长孙兆祥密谋对策,紧闭城门,盘查行人,四处抓差,修筑工事,扒运城墙下面的沙子。警察局、盐务局、保安队等反动武装四、五十人,荷枪实弹,倾巢出动。早在1935年红军长征到达陕北时,马鸿逵派员从农民中强行抽集五、六百人的壮丁队和临时拼揍的商团、民团统统集结城内,日夜操练,准备顽抗。还有各种反动宣传,鼓噪塞耳。敌人满以为这样一来,盐池城就固若金汤,万无一失了。

6月19日中午,七十八师骑兵侦察员抵盐池城下。躲在城墙工事里的敌人看到红军战士非常年青,轻蔑地说:“娃娃兵还能打仗!”反动气焰十分嚣张。

红七十八师辖三个团,每团四百余人。主要装备是大刀、手榴弹、长短枪和少量机枪。与敌人相比,武器较差。但红军是人民的子弟兵,是一支能征善战的部队。部队集结城外后,为尽快部署,马上召集二三二团团长王得荣、政委刘懋功,二三三团团长彭仪隆、政委周庆安,二三四团团长何光宇、政委贺大增等同志研究作战方案,并于当晚发起进攻。战斗打响后,红军指战员不怕牺牲,勇猛攻击,敌人凭险死守,疯狂扫射,战斗十分激烈。攻城条件对红军非常不利,城墙高且厚,砌以砖石,结构坚固,红军又无重武器和爆破器材;城周围地形开阔,隐蔽条件差;红军指战员长途奔袭,鞍马劳顿;敌人以逸待劳,居高临下,依托城墙和工事死命顽抗。经过两个多小时的激战,城未攻克,部队即撤出战斗。6月20日,红军围而不打,指战员抓紧时间修整和做群众工作,宣传共产党、红军打土豪、分田地、抗日救国的政策;并了解城内敌情,观察地形,研究攻城方案。最后确定二三二团位城北,担任主攻;二三三团位城南、二三四团位城东,为助攻,天黑发起总攻,天亮前解决战斗。

当夜幕笼罩盐池城之后,敌人感到末日来临,个个龟缩在城头工事里。哨兵像幽灵一样在城墙上游动着,不时地吆喝呐喊为自己壮胆;城下,红军战士摩拳擦掌,斗志昂扬,以急切而紧张的心情等待着战斗时刻的到来。突然。嘹亮的军号声划破寂静的夜空,战斗打响了,顿时,枪声大作,杀声四起,从东南北三面向敌人猛攻,在机枪掩护下,年轻的红军战士不怕牺牲,前仆后继,攀云梯奋勇登城。敌人依仗有利地形和优势火力,疯狂射击。红军战士几次登城都被压下来,许多战士英勇牺牲了,战友的牺牲更激起指战员们心头万丈怒火。

城内敌人苟延残喘,困兽犹斗。屈胡子身穿老羊皮袄,腰系毛绳,掮着铡刀,助战催阵,声嘶力竭地吆喝:“打!给我顶住!”孙兆祥手提盒子枪,凶虎烈虎地在城墙上奔跑、督战指挥,转止三星店旁停下来观战:城下,红军战士的枪弹声如雷闪电,喊杀声震动城池。他胆怯了。对着城头上他的人马拼命地叫喊:“弟兄们,给我狠狠地打!”话音未落,一颗子弹飞来,孙兆祥应声丧命。此时红军在北城墙(三星店西侧)打开一突破口,战士们强攀云梯,跃上城墙,和敌人展开了激烈的肉搏。敌公安局长张某等被红军击毙,众匪惊慌失措,一片混乱。红军后续部队潮水般涌入城内,霎时,喊杀声、枪弹声连成一片。屈胡子紧忙揣起县印与敌副营长李国栋及少数残兵,惶惶然蹿至西城墙头,纵身跳下,跌跌爬爬向西逃命去了。

6月21日(农历五月初三)凌晨3时,鲜艳的红旗插上盐池城头。天亮了,盐池解放了!人民群众纷纷涌上街头欢迎慰问红军,城墙上“只有苏维埃才能救中国”、“保护工商业者”、“保护知识界、科学界、文艺界一切进步分子”、“欢迎白军同红军一路北上抗日”等标语煞是醒目;红军纪律严明,秋毫无犯。

解放盐池一仗,红军毙伤俘虏敌1个骑兵营,1个保安团和武装警察及商团、民团等千余人,缴获战马二百余匹,五十瓦特电台一部和大量枪支弹药军需辎材。

在七十八师攻打盐池之前,西征红军七十三师、七十五师已经定边至红柳沟,盐池至二道沟、苏堡子、麻黄山、大水坑等地向西挺进,先后在毛儿庄、青山等地击溃阻敌,6月下旬,盐池县除惠安堡外,大片土地解放。

6月22日至27日,七十五师和七十三师攻克王家团庄,全歼该地民团,又袭豫旺堡,歼灭马鸿逵骑兵团二营,俘获人马枪支各三百余。七十八师打开盐池后留下一个连帮助建立苏维埃政权,开展工作,大部队很快西进,爬山涉水,斩关夺隘,于7月间,进驻韦州、红城水一带修整。

同年11月中旬,红四军、红三十一军在盐池县萌城打了一个漂亮的伏击仗。

1936年11月4日,红军转移到同心县西南的黄吉川、陈候湾和马家塘地区;红三十一军转移到同心县南的西王家团庄、段家沟、田家庄地区。准备配合一、二方面军歼灭胡宗南追歼红军的第一、第三军、第三十七师等部。

为诱敌深入,寻机歼灭,13日,红四军、红三十一军再次向东转移。敌第一、第三军认为红军败退,即向东猛追。16日红四军、红三十一军进入萌城、甜水堡,立即布置战斗:红三十一军之九十一师和九十三师另一部分埋伏于石梁山,担任正面阻击;红三十一军之九十一师九十三师另一部分埋伏于右侧的魏家山;红四军的四个团埋伏于左侧的羊福山。17日11时,胡宗南部第一师自豫旺经范大坡、东家坡向萌城甜水堡逼进。当敌先头部队第二旅一个团刚抵达石梁山麓时,突然枪炮声大作,喊声四起,埋伏在山上的指战员如猛虎下山,向敌人冲去。埋伏在魏家山的红军亦发起攻势,迅速向敌后包抄。敌军如惊弓之鸟,慌忙抢占羊福山,刚接近山头,又遭红四军猛烈反击。在红军三面夹击下,敌军如冲入火海的野牛,横冲直撞,疯狂反击。红军发扬英勇顽强的战斗传统,与敌展开白刃格杀。十师政治部主任彭瑞珍等英勇牺牲。经过激战,敌人丢盔弃甲,狼狈向草坪山遁逃,红军乘胜猛追十余里。此时,敌后续部队赶到,汇同溃敌据守草坪山顽抗。战斗相持到当夜,红军遂撤出阵地。

萌城伏击战虽未能全歼敌部,但其战果是辉煌的,作用也是重大的。这一仗共毙伤敌团长以下六百余人,缴获步枪百余支,弹药及军用物资一大批。击落敌机1架。萌城战斗给了胡宗南有力的回击,掩护了红军主力部队的安全转移,也给刚刚诞生的盐池、豫海、环县苏维埃政权扫除了威胁。

三、中共盐池县委和县苏维埃政权的建立

(一)中共盐池县委的建立

1936年红军西征前,中共盐池县委的领导班子就在党中央驻地瓦窑堡确定了。新县委主要领导成员随西征野战部队先前到达陕甘宁省委所在地———甘肃省环县河莲湾村待命。红军打下盐池县之后,西征野战军政治部主任刘晓立即召开会议,宣布了盐池县委领导班子主要成员:县委书记惠庆祺,组织部长王敬民(随十五军团已到盐池),宣传部长王作元、少共(青年团)书记贺玉山、保卫科长曹广英、军事部长白鸿德等。惠庆祺率领26名干部从河莲湾出发,晓行夜宿,加紧赶路,经黑成岔、羊圈山、定边城等地到达盐池城,接管工作。从陕甘宁省委来的20几名干部和随军留下来的干部多数是党团员,大多分配到县级机关和各区担任党组织领导职务。是年10月,中央党校(其时中央党校在定边)又给盐池分来一批干部,使党的干部力量得到充实和加强。县委在发展武装力量的同时,抓紧发展党团组织,培训提高干部素质。首先,吸收了一批在打土豪、分田地,保卫革命政权运动中的积极分子入党入团。第一批入党的有袁兆瑞、韩保善、李天德、王瑞祥等;入团的有郭文举、张民、原季屿等。当年,全县建立起5个区委。接着,建立党支部和党小组。到1937年春,建立起26个党支部(农村25个,街坊1个)有党员90名(一区24名、二区5名、三区10名、四区25名、五区26名)。

与此同时,县委决定建立商会、工会、团委、妇联、统战部等党群组织配备了干部。团委书记先后是揭俊勋、贺玉山、王占基、马生荣、郝丰田、李志奇等;妇联干部先后是陈彩如、王玉兰、张银香、蒋彦芳、赵月亮;儿童团长甄礼;工会主席先后是张文辉、杨岐山、鱼勇泉等;统战部长先后是秦力生、白步华、高守登等。

(二)县苏维埃政权的建立

盐池一解放,红军指战员帮助建立了临时政权机构———盐池城市革命委员会(辖2个乡),主席王锡林。二十余日后,新县委接管工作,于同年7月,成立了盐池县苏维埃政府,主席袁兆瑞、副主席张长山。之后由马全、张常山等继任主席。县苏维埃政府下设几个部,有财政经济部,部长王瑞祥;土地部,部长余成河;贫农部,部长赵二;还有粮食部等。并根据盐池地理历史习惯区域,将全县划分为5个区。即一区(城区)、二区(先在柳杨堡,后迁余庄子)、三区(曾家畔)、四区(雷家沟)、五区(红井子),区下面又划分25个乡,318个行政村,三千三百多户,一万一千余人。县、区、乡苏维埃政府的领导多数是从当地贫雇农中选拔出来的立场坚定,革命热情甚高的骨干分子担任。

四、县委和政府初期工作

陕甘宁省委时期,党的口号是:“赤化陕甘宁”。党的中心工作是:第一、建立革命政权;第二、搞好武装和成立游击队;第三、发动群众和组织群众,打土豪、分田地;第四、建立和发展党的组织。

政府的中心工作是:第一打土豪、分田地;第二、保障红军的供给;第三、筹办合作社、成立贸易局;第四、设立列宁小学。

盐池县委和县苏维埃政府主要在抓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一)发展武装力量,保卫革命果实

盐池是宁夏军阀马鸿逵苦心经营多年的据点之一,地方反动势力,封建余孽根深蒂固,盘根错节。红军大部队撤走后,反动势力蠢蠢欲动,伺机反扑,妄图把新生的苏维埃政权扼杀在摇篮里。如反动分子秦润堂、颜生光等,秘密勾结马鸿逵部袭击盐池,被县苏维埃政府查获。为保卫已取得的胜利果实,牢牢掌握革命政权,县委和政府立即着手建立武装组织。起初,组织了一支武装力量,约三十人,二十多条枪,八、九匹战马。队长牛占彪。1936年10月,扩大到四、五十人,三四十匹马,成立了县大队,后改为县游击队,辖3个小队,由上级调来老红军苗凤山担任队长,长征干部吴亚雄任政治部主任,王志华任指导员。在盐池县城周围,游击支队以擅长的游击战术与马鸿逵部队迂回战斗,保证了新生革命政权的巩固与城内居民的安全。随之各区都成立了赤卫军组织。

据1936年10月10日《红色中华报》载:“盐池群众,在我们工作与群众积极起来的情形下,各级组织均已建立起来,赤卫军的组织在北区已成立了一个连,城区成立了一个排,少先队在北区已成立了两个小队,其他各区现在开始进行组织赤卫军,不仅建立了组织,并且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捉拿反革命与敌探,北区赤卫军曾捉获一个假借红军名义,强迫该地群众筹募抗日基金的土匪,送到县革委会处理。

县委和政府一面发展武装力量,一面宣传教育群众组织了四、五个工作组到南北两区和县城近郊,一村一庄,一家一户做宣传发动群众工作。在此基础上召开群众大会,斗争恶霸地主、土豪劣绅,并处决了秦润堂、颜生光等四个罪恶分子。此举,震慑了敌人,鼓舞了人民。

(二)重视妇女工作,发展文化教育

盐池地处边塞,文化落后。长期以来封建统治阶级实行愚民政策,推崇各种卑俗陋习,严重地束缚着人们的思想,麻醉人们的精神灵魂。如包办买卖婚姻,封建迷信活动、聚众赌博、吸食大烟、懒汉二流子等等,五花八门。劳动人民几乎全为文盲,解放时全县仅有县城一座小学,学生百余名,乡下各地只有个别财主办的几所私塾学堂,学生寥寥无几,且多是有钱人家的子弟。

盐池一解放,县委和政府从宣传教育入手,破旧立新,废除包办买卖婚姻,提倡婚姻自由,禁止赌博和封建迷信活动,改造懒汉二流子,动员妇女出来参加社会活动,动员儿童上学念书,派干部去县城完小任教,并在乡下筹办了几所小学。不久,全县就读学生260多名。

1936年11月初,盐池县组织起一个人民剧社分社,配合党的中心工作,排演小型节目,宣传教育群众,活跃人民文化生活,是年11月9日《红色中华报》第一版以《盐池人民剧社分社成立了》为题,报道:“盐池县为了发展苏维埃剧社运动,创造大众艺术人才,在团县委的领导下,组织了人民剧社筹备会。经过半个多月的筹备与努力。发展到15个演员,学会了儿童舞、劳动舞、大联合舞及几个活报剧。最后终于正式成立了人民分社。现在正积极开展这一运动,以使剧社工作更加活跃起来。”

(三)进行土地改革,发展农牧业生产

根据中央和陕甘宁边区政府的指示,盐池县于1936年冬季进行了土地改革。主要是打土豪、分田地,没收地主豪绅的金银财物、粮食牲畜等浮财,其一部分分给贫苦农民,一部分支援前线部队。12月12日爆发了“西安事变”,国内形势发生了急骤变化,为了团结一切爱国力量,抗击日本侵略者,中共中央决定停止打土豪、分田地,改为减租减息。县委将土地、房产证发给了贫苦农民,遵守党中央、毛主席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号召各阶层人士有钱出钱,有枪出枪,有人出人,以实际行动参加抗日救亡运动。

人民当家做了主人,农民有了土地、耕畜、农具,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不少村庄还组织变工队、互助组,生产搞的很起劲。这年风调雨顺,农牧业获得了双丰收,全县呈现出一派五谷丰登,六畜兴旺,有吃有穿,安居乐业的升平景象。

(四)筹办合作社,发展经济贸易

陕甘宁边区的建立和发展使蒋介石非常恐惧。于是,在军事上“围剿”,经济上封锁,妄图困死红军。根据这种形势党中央、毛主席一到陕北就十分重视边区的经济贸易和生产建设。“三边”一解放,中华工农民主共和国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国民经济部长毛泽民即到定边、盐池等地指导经济贸易工作。

当时,盐池面临着严重的经济困难:铜板不能使,法币又没有,苏维埃票币群众还不相信,使不开。因此,商店不开门,手工业工匠停工停产,农民不进城卖米、卖面、卖柴禾,城里人吃粮、烧柴等都发生了困难,新生的苏维埃革命委员会的同志们非常着急。在此关键时刻,毛泽民从定边来到盐池。他首先看到街面市场,又听取了县委县政府同志的汇报。然后,和他们一起商定出一些解决经济困难的具体办法。

还有中央组织的以毛齐华为团长,秦力生、邓振照、张育英、揭俊勋为团员的巡视团也来盐池了解情况,指导帮助工作。并将秦力生、揭俊勋二同志留在盐池工作。

大力宣传党的经济政策。由于群众对共产党政策的不大了解,盐池刚解放,不仅土豪劣绅逃跑了,城里的小手工业者、小商贩也躲起来了。因此,苏维埃政府的第一件大事便是多向群众宣传教育,特别要多向群众宣传党的经济政策,于是,组织人员,四处宣传,一面在城里召开群众宣传会,动员商号开门营业;一面派人到城周围的村庄向农民作宣传,动员他们进城卖粮卖柴禾。县苏维埃政府还张贴公告,告诉群众:外地商贩,驮盐脚户,可以自由出入盐池,做生意、运盐;法币和苏维埃币同时使用,自由兑换,买卖公平,不许囤积居奇,买空卖空,哄抬市价等等。

经过几天宣传动员,各商号的门开了,农民也开始进城卖东西了,市场渐渐活跃起来。

在此基础上,又发动群众组织起盐池有史以来第一个合作社———城区消费合作社。该社以县城内3家商豪的字号为底子,发动群众入股,每人3毛,共集54股,合市洋196元2角。开办了一个杂货铺,收购本地“三宝”(食盐、皮毛、甘草),向白区出售,换取白区军民急需的日用杂货,供应人民生活。

是年10月,又成立了盐池县税务局,原子美任局长。并在各区(除一区)设立了税务所。征收入境商品所得税、土特产品贸易税和境内物资交易税等。政府财政经虽然困难,但政策规定的税率低,也无乱征滥罚现象。边区政府的经济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县委的税收工作取得了人民群众的支持和好评,税收业务不断发展,政府财政收入与日俱增。

除此,县委还抓了清剿散匪,筹集粮草,支援前线,动员青壮年参军,整顿干部组织纪律等工作。

由于各级政权刚建立,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新工作,干部多是新发展吸收的,政策水平、文化程度都比较低,加之,在战争年月,情况多变复杂,所以,工作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比较突出的有两件:一是雷记沟游击队叛变;二是开始打土豪、分浮财,打击面偏大,触动了一些本该保护的工商业者,甚至错押了个别人。

上述问题,经三边特委书记贾拓夫和毛泽民及时指出,县委立即研究,采取具体措施,很快得到纠正。

1、县委派王敬民去三边做叛变游击队的争取教育工作。经过艰苦努力将他们中的一部分人争取回来了。接着进行了改编:对个别首恶分子,如姓张的三排长就地镇压,对少数投机革命,动机不纯者给予解散;对大多数愿意跟共产党干革命者,改编后充实到高岗率领的剿匪部队中,投入了新的战斗。

2、大力宣传共产党对工商业者、小商贩的政策是保护政策。即是大商豪,只要爱国抗日,服务于人民事业,我们都欢迎。并当即释放了在押的王维善、唐文焕等人。此举影响甚大,那些外逃的地主、富商闻讯,纷纷回乡操持家业,有的还给红军募集捐款,“欢迎”(赠送)了东西。在红军有力出力、有钱出钱的号召下,募集抗日现金一万数千元。

自此,广大人民群众,更加信赖共产党,衷心拥护共产党。一扫国民党反动派长期反宣传罩在人们心头的阴霾。

(五)、1936年彭德怀亲临盐池指挥战斗

为进一步扩大和巩固陕甘宁革命根据地,接应红二、四方面军北上,打击马鸿逵、马鸿宾的地方势力,实施宁夏战役,1936年5月11日至17日,中革军委在陕西延川太相寺召开了团以上干部大会。总结东征,布置西征,以主力红军一军团、十五军团、红二十八军等部组成中国工农红军西方野战军,彭德怀任司令员兼政委,向陕甘宁边界地区进行西征战役。

1936年5月18日,在彭德怀的指挥下,西征部队分为左、右两路,红一军团为左路,左权代理军团长,聂荣臻任政委,率部从延川出发,经永坪、保安、吴旗、曲子、环县进抵宁夏七营川、清水河一带。红十五军团为右路,徐海东任军团长,程子华任政委,辖七十三、七十五、七十八、八十一师和红二十八军等部,5月27日从延川贾家坪出发,经安塞、靖边越长城分两翼西进。5月28日,以二十八军七十八师为右翼占领柠条梁。以七十三师、七十五师为左翼的十五军团主力强攻安边未克,遂转向定边以南。彭德怀的西方面野战军前线指挥部随十五军团行动。6月18日,红十五军团右翼七十八师在师长韩先楚、政委崔田民的带领下,攻克定边县城,防务交宋时轮二十八军(政委宋任穷)后,继续西向盐池县城进发,于6月21日解放盐池。

在5月下旬,彭德怀就亲率红十五军团左翼部队由定边的红柳沟进入盐池境内,经二道沟、麻黄山、大水坑等地向西推进。进入盐池后,彭德怀很注重民族团结和统一战线工作,并颁布了相关禁令:1、严禁驻清真寺;2、不准吃猪肉及提“猪”字;3、不在回民区筹款及打土豪。6月27日,十五军团占领豫旺县城后,彭德怀随指挥部迁往豫旺堡。

同年10月,红军一、二、四方面军胜利会师后,胡宗南、马鸿逵部围追堵截。中共中央任命彭德怀为前线总指挥兼政委,统一指挥一、二、四方面军对敌作战。11月16日,红军进至盐池萌城、环县甜水堡地区,为了迟滞敌人行动,掩护主力转移,彭德怀命令红三十一军(军长肖克、政委周纯全)、红四军(军长王宏坤)紧密配合,在萌城、甜水堡占领阵地,与占优势兵力的胡宗南第一、第三军及四十三师展开战斗。萌城战斗共歼灭敌团长以下官兵六百余人,俘敌一部分,缴获步枪数百支,以及大批弹药和军用物资,击落敌机一架,并为11月21日山城堡战役的胜利创造了有利条件。

山城堡战役后,胡宗南并不死心,率四个旅向盐池、定边进攻。彭德怀指挥红一、二、四方面军转移到洪德城与盐池之间的沙漠边缘埋伏,拟在敌人通过沙漠疲乏和饥饿之际予以打击。

11月22日,毛泽东电告彭德怀、任弼时(中央军委刚刚指定任弼时为前敌政治委员):“敌进则坚决消灭之,如敌改取守势,我军当用一切方法,从定边、盐池、环县至吴起镇地区筹粮,休息训练一个月,进行军事、政治、地方工作训练,要求订出简明方案,在情况确定后,召集高级干部会宣布之。”

12月2日,彭德怀和任弼时电告各军首长并报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张国焘,因敌人日内有向定边、盐池进攻迹象,“我军以最大限度兵力,隐蔽集结待机位置,准备随时侧击胡敌于青山、红井子地域”。

12月12日深夜,彭德怀和任弼时住在一个牧人的土窑洞里,点灯看地图,窑洞外沙尘迷漫。译电员送来了中央关于“双十二”蒋介石被张学良软禁的电报,之后,中央又来电征求彭德怀对蒋介石的处理意见,彭德怀和任弼时反复交谈,一致同意中共中央放蒋抗日的决定。

“双十二”事变之后,根据中革军委指示,红军以备战姿态在环县、定边、盐池一带休整。12月15日,毛泽东电告彭德怀、任弼时,大水坑、豫旺堡一带之敌“节节有坚工,打难必胜”,红军主力“仍应向西峰方向行动”。12月20日,彭德怀率红军主力离开盐池,南下迎接新的战斗任务。

(六)、毛泽民亲临盐池开展工作

毛泽民同志(1896-1943)是毛泽东主席的大弟弟。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井冈山,他担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银行行长。红军长征时,担任中央红军十五大队队长和没收、征集委员会副主任(林伯渠任主任),中央红军到陕北后,任中央西北办事处国民经济部部长。

1936年6月21日西征红军解放了盐池县,从此盐池人民当家作了主人,生活揭开了新的一页。

盐池刚解放,面临着严重的经济困难。新生的苏维埃政权面临严重的考验。就在这关键时刻,时任中央西北办事处国民经济部部长的毛泽民同志,头戴大草帽,身穿白粗布衫蓝老布裤,从定边乘马来到盐池。毛泽民同志的夫人钱希钧(时任经济部会计科长,定边特委机关总支书记)也跟他一起来到盐池。

宣传党的政策

毛泽民同志进城,先看了街面市场,然后径直走向市革命委员会办公室,作了自我介绍,接着向市革命委员会主席王锡林等同志了解情况。当王锡林等同志向他汇报了经济困难的情况之后,他坦然笑道:“困难不要怕,能克服的。我给你们带来了一部分法币和苏维埃币,可以先兑换着使用。盐池刚解放,群众对共产党的政策还不大了解。现在的关键问题,是要多向群众宣传党的经济政策,使苏维埃货币在人民群众中建立起信誉。”毛泽民耐心地给大家教了一些宣传群众的方法。市革命委员会的同志听了喜出望外,马上就组织人员,分头去办。一部分人在城里召开城市宣传会,动员商号开门营业;一部分人到城周围的二堡、五堡、八堡等村庄,向村民作宣传,鼓励动员农民进城卖米面、卖柴禾,告诉他们见了苏维埃货币放心收,保证能在城里买到东西,万一不放心,市革命委员会可给兑换法币。只两三天,各商号的门都开了,农民进城卖东西了,市场活跃起来了,宣传工作威力果然大。

毛泽民同志还指示市革命委员会出安民告示,告诉群众:外地商贩可以自由来盐池做生意,驮盐的脚户可以自由出入;法币和苏维埃币一样通行,自由兑换;买卖公平,不许囤积居奇,买空卖空等等。布告一出,民心安定,生意兴隆,经济困难一天天减少了。

团结一切力量

盐池一解放,就开始了打土豪,分田地,没收豪绅浮财(牲畜粮食等)。党的政策是只打土豪,而保护工商业者。当时有些干部对党的政策理解不深,掌握得不准,因而开始打土豪出现了扩大化,把有些工商业者当作土豪打了,有些本不该关押的人扣押起来了。如有一个叫王维善的,虽说有钱,但没干过什么坏事,没多大罪恶,也被关押起来。

毛泽民发现了这些问题,立即召集市革命委员会的干部,提出纠正的意见。开头,有些同志想不通,他就给大家耐心解释,把打过的土豪一户户地提出来分析。他说:“人家自己流汗劳动,没剥削别人,虽然生活富裕,如果打人家土豪,没收浮财,这不符合当前政策,天理也不容。”并给大家解释了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共同抗日的重大意义。大家听了豁然开朗,立即纠正打击面过大的问题,把打错了的土豪的牛羊给退了回去,把错押的人放了出来,还把已没收的“复盛兴”等字号的东西退出一部分。这样一来,影响很大,县城的二十多家私商都陆续开门营业了,原先不愿拿出卖的货物,在消费合作社的影响下,也摆出来销售。市场很快活跃起来,城乡交流广为开展。外逃地主、富商闻讯后,也纷纷返回,还向红军捐款、支援抗日。如盐池县商会会长靳体元先生,在毛泽民同志的宣传影响下,率先接受党的领导,拥护党的政策,积极创办合作工厂,受到边区政府的表扬,后来被选为边区参议员,评为合作社劳动英雄,受到毛泽东主席的接见和奖励。

建立西北前哨经济组织

当时,国民党反动派对苏区实行经济封锁,物资匮乏,加上有些商人唯利是图,人民群众受剥削很重。为了便利广大劳动群众买卖货物,节省支出,增加收入,抵制商人的过分剥削,毛泽民指示盐池市革命委员会帮助人民群众建立自己的商业机构。

市革命委员会按照毛部长的指示,把没收“聚和兴”和“万兴和”两家商豪的货物,集中起来,以此为底子,办起一个门市部,名为城市消费合作社,为盐池的市场开了新局面。

消费合作社是广大群众集体的经济组织。为了向广大群众宣传建立消费合作社的意义、性质、目的和管理办法,毛泽民同志在7月4日(农历五月十六日)的群众大会上,作了生动的讲演。他说:消费合作社不是政府开的商店,也不是几个有钱人合伙开办的专以赚钱为目的的商店,它是广大群众的、集体的经济组织。过去我们向商人买货物,不但数量不足,而且货物不好的居多,价钱又大,一年到头,不知道要吃多少亏,把许多不应出的钱,都送到商人的腰包中去了。不但如此,我们卖剩余的产品时,又是卖不上好价钱,商人一转手,又把我们应卖的钱赚去了。我们要抵制商人这种过分剥削,要减少可以节省的支出,增加我们应得的收入,把过去一向依靠商人替我们买卖的事情,拿过来自己去办。这些事情,少数人和少数资本,固然办不成,人多钱多而没有组织,也不会弄好。所以我们要组织起来,大家拿出股本,选出几个我们信任而且又能做生意的人去管理,去经营,专门替我们大家办好事。赚了钱还应按章程规定,按股给我们分红,我们开办这么一个商店,它的名称就叫做“消费合作社”。为了把我们自己的合作社壮大起来,大家就要多入股金,人多力量大,资本雄厚,才能更多地替我们这些股东做些好事情,靠合作社才能有力量担负起这个伟大的任务。

毛泽民同志生动的讲话,对群众启发很大,大家积极入股,没多几天,就入了六百五十四股,每股三角,共合洋一百九十六元二角。消费合作社从油、盐、酱、醋、火柴、毛巾到布匹、文具、锄头、犁铧、人民生产、生活的必须品都经营,还组织收购当地“三宝”:咸盐、毛皮、甘草等土特产品,买卖公平,价格合理,很受群众欢迎。后来,盐池群众一提起合作社,就赞扬说:“还是毛部长有办法!”。

为开展工作广交朋友

毛泽民同志在盐池工作时,广交朋友。根据工作需要,毛泽民、宋任穷、高岗、贾拓夫跟蒙古族同胞结拜成兄弟,人们称他们为“四弟兄”。他们还广泛和商人交朋友,发展贸易,组织物资内购外销。通过商人把陕甘宁边区的食盐、毛皮、特产药草(甘草)收购后经石嘴山黄河运到包头,再运到天津、北平销售,换回边区所需的物资。

毛泽民同志在盐池期间,还亲自抓了整建税务工作。1936年10月,成立了盐池税务局,各区设立了税务所,并且确定了应征税目和各项税率。规定的税收项目有:入境布匹、烟酒等商品征所得税;出境食盐、毛皮和牲畜等土产品征贸易税;境内物资销售征交易税等。规定的税目、税率既公平合理,又防止了乱征滥罚,使各业都得到休养生息,因而受到人民大众的支持与好评,进一步促进了商业贸易的发展繁荣。1936年“双十二”事变后,毛泽民同志接受了新的任务,奉命离开了盐池。

毛泽民同志在盐池活动时间虽短,但在老区商业经济的建立和发展,在组织互助合作,发展生产,改善生活,打破敌人封锁,保卫红色政权等方面都做出了巨大贡献。

(七)、红二十九军与高岗部队在盐池剿匪

1936年“双十二”事变之后,红二十九军(军长谢嵩、政委甘渭汉)奉命从瓦窑堡开到三边地区,接替红二十八军(军长宋时轮、政委宋任穷),守卫延安的北大门。军部驻定边。二五六团(团长徐国珍、政委李长伟)驻守盐池县。抗日战争开始后,红二十九军番号改为八路军留守兵团警备二团(团长周仁杰、政委甘渭汉)。二五六团也相应改为二营,但编制并没有缩小,盐池的群众还一直把他们称“二团”。当时,红军驻守三边的主要任务是肃清匪患和反摩擦斗争,巩固边区的稳定与安宁。盐池县自从1936年解放后,人民翻身作了主人,建立起各级地方政权。但是,严重的匪患却时时威胁着人民的安宁,人民深受其苦。上世纪二三十年代,陕甘宁三省边界土匪如麻,经常骚扰盐池的有杨猴小子(杨耀峰)、杨老二(杨子福)、高广仁、史老幺(史文华)、倪巴子、张廷芝、范玉山、谢子冒、马兆先等。

1937年盐池承受着三种压力:一是北面内蒙古地主反动武装的骚扰,这股势力为害不太大,红军教训了他们一下,就收敛起来了。二是张廷芝土匪武装的骚扰,这是对盐池地区为害最严重的一股武装土匪。三是其他外来土匪的骚扰。范玉山部是绥远(今内蒙古,过来的武装土匪,十分凶残,装备也精良。每人备有三匹马,长短两件武器,连抢东西,带抢年轻妇女,见了小孩也抢。所过之处,奸淫烧杀,无恶不作,三边人民深受其害。1937年初,范玉山在红军的影响下,带领他的匪众,到定边来接受共产党整编。他本人进城和红军谈判,但他的部下却趁机背叛了他,另一个土匪谢子冒自封为司令带着人马跑回绥远后变得更加疯狂。以后马鸿逵曾对该部收编过一次,马鸿宾也收编过一次,但都上了土匪的当。1937年夏,这股土匪又从绥远经过苟池,越过长城,窜到盐池城西60多里的孙家楼。村里的老百姓闻讯都跑了,土匪就到山里搜索,把一些人从山洞里熏出来,男的抓回村给他们修工事,女的被惨无人道地糟踏。红二团闻报,立即前往剿灭。时任边区保安司令员的高岗,带领三边保安司令部骑兵支队(共有5个骑兵连),来到盐池,指挥剿匪。土匪很狡猾,马不卸鞍,人在炕上睡,马就在炕沿下喂,门也不关。听到情况,他们在院子里就上了马向外冲。红军赶到孙家楼,经过一阵激烈的战斗,土匪抱头鼠窜。红军进村以后,只见遍地狼籍,满目疮痍,情景惨不忍睹。土匪逃离了孙家楼,又窜到了盐池县城东面的滥泥池抢掠。红军跟踪追击,敌人又仓惶逃窜。进村后,见土匪把老百姓的耕牛有的给活活卸掉一条腿,有的活羊也被卸掉一条腿。老百姓的米缸面柜里,不是给撒上马粪,就是人屎人尿,弄得不成样子,真是可恶之极。行凶作恶后,土匪又跑回绥远去了。第三次,这股土匪于9月份又窜到了盐池城西的官滩。这次,高岗带的是八路军后方留守处直属骑兵一团(团长孔令甫)。二团和骑兵团两支部队汇合后,连夜出击,趁夜接近官滩村子,敌人吃饭、咳嗽的声音都可以听得见。高岗向徐国珍布置任务说,只要你们步兵把土匪能赶出村庄,就由骑兵来解决。拂晓时,二团首先发起攻击。土匪听到了枪声,一齐向村外冲了出来。红军骑兵团的一个排受到重大损失,高岗也差点被土匪抓住。徐国珍一看情况不好,马上指挥一个连抢先占领高地,上去12挺机枪,一齐向敌人扫射,一下子把敌打散了。红军骑兵团趁势追杀,战士们很勇敢,可就是红军的马追不上土匪的马。敌人向西逃窜,把抢到的几十名妇女、小孩、还有一些成为累赘的马匹,都丢在官滩以西的沙窝里,被红军救了回来。追过大水坑,土匪向西进了二马管区。官滩一仗,打死了土匪数十人,土匪司令的老婆和一个最顽固的连长也被击毙,使其元气大伤。当时分析,土匪虽跑向西边去了,但很快就会从原路返回来,因为马鸿逵、马鸿宾也是要收拾他的。于是红军想了个办法,控制水源、草源。山区水源较缺,我军在有水井的地方派一个班甚至一个排把守,把一些有饲草的地方也控制起来。军部把驻定边的二五七团也调过来协助。过了几天,土匪果然由原路返了回来,红军部队立即轮番追击。这一部分把他追了过去,那一部分又把他追了过来,叫他日夜不得停息。土匪的马饮不上水,又吃不上草,几天就被追垮了。越追土匪人越少,到了砖井与定边中间地带,已只剩下三五十人马。这时中央来了电报,要红军不用追了,就给国民党邓宝珊部“送个礼”吧。这股残匪走投无路,最后投到邓宝珊那儿去了。

肃清了匪患,盐池人民安居乐业了,群众对红军感激不尽。军民关系比鱼水还亲。红军冬天去打柴,或春季挖甘草,老乡们就把车赶上,去帮我们拉。红军无论走到哪个村庄,老百姓都自动把房屋腾出来,打扫得干干净净。逢年过节,老乡们就把好吃的东西给部队送来,每个连队他们都熟悉,都要送到,你不收,他们就不走。

(八)、掩护红军主力安全转移的萌城激战

萌城战斗遗址位于盐池县惠安堡镇萌城行政村沙坡子自然村西约2公里处,距盐池县城约135公里。

萌城村(2000年前设萌城乡)因村南3公里处一古城堡而得名。萌城古城建于明代嘉靖年间,曾设萌城驿、萌城递运所、批验盐行所等机构,相传为环庆道上“十二连环城”之一。该古城地处青岗峡西的咽喉要道上,自古为兵家争夺的要地,有明人薄彦微《萌城夜色坐诗》为证:


山路展转望萌城,灯火如流通汉堡。
钲鼓弄声清夜月,旌旗挥色列寒营。
龙非北极知清武,鼠窃西边尚构兵。
坐久余怀当此夕,悉闻谯角秦深更。

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会师以后,依照中革军委的战略部署,准备实施“宁夏战役计划”。后因战场局势发生了重大变化,宁夏战役计划被迫终止,红军主力由同心一带逐次向东转移。为了迟滞敌人的追击,中革军委指示,在有利地区集中优势兵力,歼灭敌人一至两个师,停止敌人的进攻。

11月13日,为了继续诱敌深入,寻机歼敌,红四军(军长陈再道)、三十一军(军长萧克)奉命由同心的黄吉川、马家塘、西王家团庄、段家沟一带,继续向东转移。国民党军认为红军败退,其第一、第三两军立即向东猛追。

16日,红四军、三十一军进至山城堡以西的萌城、甜水堡地区。两军在萌城、甜水堡以西的沙坡子村附近设伏,布下口袋阵,准备“瓮中捉鳖”。这里三面环山,一面开阔。三十一军第九十三师布于石梁山,担任正面阻击;第九十一师加九十三师另一部布于左侧的魏家山;四军四个团布于右侧的羊粪山(即史料中记载的“羊福山”)。

17日上午11时许,国民党军胡宗南部第一师自豫旺堡经范家大坡、东家沟向萌城、甜水堡前进,其先头部队第二旅一个团前进至石梁山下,红九十三师阻击部队突然发起攻击,预伏于魏家山的红三十一军主力亦向敌右侧后包抄。敌慌忙抢占其左侧要地羊粪山,刚刚接近山顶,又遭预伏之红四军部队的激烈反击。敌人在红军的三面打击之下,死伤累累,狼狈向草坪山溃逃。红军乘胜猛追10余里,但敌后续部队赶至,配合溃敌据守草坪山顽抗,战斗遂转为相持。于是当夜红军撤出战斗,继续向山城堡进发。此战总计毙伤敌团长以下600余人,俘虏一部分,缴获步枪百余支及大批弹药和军用物资,并用步枪击落敌机一架。

萌城战斗是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后在宁夏境内进行的最后一次激烈战斗,是山城堡战斗的序幕战。这次战斗给了胡宗南部第一师以痛击,掩护了红军主力的安全转移。红四军、三十一军在这次战斗中发扬了英勇顽强的战斗传统。当时部队自甘孜北上以来,已近5个月未获休整,弹药也十分缺乏,许多步枪仅有3发子弹。指战员们不顾疲劳,英勇战斗,前仆后继,以白刃战与敌人顽强搏斗。第十师政治部主任彭瑞珍等在战斗中壮烈牺牲,英雄们的忠骨至今仍埋葬于石梁山下。

(九)、吴亚雄血染盐池前后

在迎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五十周年的日子里,人们无限缅怀在革命斗争中英勇牺牲的革命先烈。1936年牺牲于革命老根据地盐池县的吴亚雄烈士,就是无数革命先烈中的一员。

吴亚雄名伟华,字亚雄。1903年出生于陕北横山县古水村一个农民家庭,少年时在本村冬学半耕半读。1921年考入横山县立第一高等小学。由于共同的志向,他与有进步思想的同学高岗、曹动之(曹开诚)等人交往甚密。1923年高小毕业,受聘于靖边县黄洋界小学任教。1928年陕北遭了特大年馑,吴亚雄送二姐全家到山西逃荒。一路上,他看到逃荒的穷人成群结队、啼饥号寒的悲惨情景,深有感触地说:“穷人不起来革命,是永远过不上好光景的!”1929年8月,他辞去教师职务,到西安去寻找从事革命活动的高岗,并由高岗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30年初,吴亚雄受党组织派遣与刘志丹、谢子长、高岗、贺晋年、张东皎、张秀山、牛化东等数十人一起,到驻军宁夏平罗县的冯玉祥部骑兵第四师(师长苏雨生)搞兵运工作,为建立革命武装打基础。1930年五六月,苏雨生在地方军阀混战中兵败,离开宁夏。谢子长和刘志丹遂将部分党员安插到国民党驻陇东的王子元部队,继续搞兵运,后带领一部分同志去了陕北。

1931年9月,刘志丹、马锡五等在甘肃合水县南梁地区组建了陕甘边第一支由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南梁游击队,开辟了南梁根据地。与此同时,高岗也在陇东策动一部分国民党士兵起义。吴亚雄按照预定计划以追捕高岗为名,带领八十多人随后赶上,合兵一处投奔南梁根据地。吴亚雄担任南梁游击队第四支队队长。

吴亚雄同志作战勇敢,指挥有方,深受大家尊重。1933年春季的一天,因叛徒出卖,游击队数十人受骗,被敌八十四师一个营包围在盘龙上川的榆树峁村。在紧急情况下,亚雄果断采取先下手为强的打法,迅速出击。敌人猝不及防,顷刻大乱,游击队趁机抢占了有利地形。当敌人第二次拥来时,即被打得狼狈不堪。

1933年秋至1934年夏,吴亚雄率部先后铲除了根据地附近的几个民团据点,处决了安塞县寨子圪堵民团头子、大恶霸地主王怀章,使得游击队一时名声大振。

1935年春天,吴亚雄率四支队到达陕北,整编为第四总队,吴仍任队长。不久,一、四两个总队合并成立总指挥部,吴亚雄任总指挥、刘明山任总政委。在敌人对陕北根据地发动第二次“围剿”的过程中,他配合刘志丹主力部队解放了安塞兴隆寨、李家塔寨等地,击溃了艾捷三民团;在子长与横山交界处的张家坬,亚雄设计“调虎离山”,一举歼灭了拥有明碉暗堡、炮楼高耸、寨墙坚固的守敌,解放了周围几十个村庄,受到刘志丹表扬。

敌人对吴亚雄没有办法,就拿他家里人解恨。横山县保卫团长曹仰汉带人将亚雄父亲、妻子、弟弟和两个儿子都抓进横山监狱。威胁其弟吴新华写信劝亚雄自首。吴新华严词拒绝。敌人见这一招不起作用,只好将他的父亲、妻子和儿子取保释放,以作为抓捕吴亚雄的诱饵,吴新华则一直被关到亚雄牺牲之后才释放出来。

1935年7月间,中共陕甘晋省委和三边党组织为了开辟蒙古地方的革命工作,在横山、靖边一带建立了一支三十多人的骑兵游击队,称蒙古游击队(队员多数是汉族)。1936年初,这支游击队已发展到七八十人,党组织调吴亚雄去担任队长,曹动之任政委。蒙古游击队配合陕北红军转战于陕北至伊克昭盟一带,在长城内外屡建战功,声震方圆数百里。

1936年2月,红军主力渡河东征。高岗、张爱萍奉中央指示,率领中央军委直属骑兵团(团长贺海元,后孔令甫;政委张爱萍,后高绵纯)北上,欲开辟内蒙根据地。3月,吴亚雄、曹动之带领蒙古游击队在靖边与军委骑兵团胜利会合,协同作战。敌人企图阻止我军北上,在沿途进行层层堵截。蒙古游击队奉命拔除了靖、横交界处一个地势险要、防守严密的黄大梁寨子,打通了北上道路。

1936年4月,部队到达无定河边的响水堡宿营。距该地不远的波罗堡有土匪史老幺的骑兵驻扎,但未引起部队领导的高度重视。第二天天刚麻麻亮,史老幺的骑兵从后路袭击了蒙古游击队驻地。游击队在毫无觉察的情况下仓促应战,终于招架不住,跑散了。敌人又直扑我骑兵团部,团部只有一个机枪排和一个警卫班的武装,全无思想准备,敌人快到跟前了还以为是蒙古游击队来了,待敌人开始冲锋,我方已无应战能力。警卫班拼力保护张爱萍等团首长突围出去,但机枪排的二十多人和六挺机枪全部丢给了敌人。

吴亚雄在响水堡“马失前蹄”,被撤销了蒙古游击队队长职务,但他并不气馁,仍跟随骑兵团行动。曹动之也被调离。组织上又任命齐廷珍为队长,杨勤生任政委。

1936年6月21日,红十五军团七十八师(师长韩先楚、政委崔田民)一举解放了宁夏省东南部战略要地盐池县。在建立党组织和地方政权的同时,部队还帮助盐池县建立起一支武装力量,称作县大队。大队长牛占彪。下辖三个小队(排)。8、9月份,当红军大部队西进之后,宁夏马鸿逵部又准备反攻盐池,形势极为紧张。三边特委书记贾拓夫亲自坐镇盐池,组织反击敌人。为了加强地方武装力量,将盐池县大队改称县游击支队,上级调来老红军苗凤山担任队长,吴亚雄任政治部主任,王志华任政治指导员。在盐池县城周围,游击支队以擅长的游击战术与马鸿逵部队迂回战斗了一个多月,使马部始终不能攻城,保证了新生革命政权的巩固与城内居民的安全。

由于盐池游击支队在初建时还没有充分发动起来,就招兵买马,审查工作没做好,致使一些兵痞、惯匪等趁机混了进来。加上少数人参加革命的目的和动机不纯,经受不住艰苦环境的磨炼,因而队伍中一些自由散漫等弱点逐渐暴露出来。当时环境紧张,吴亚雄等领导人又刚来不久,情况不熟,未能及时发现问题,加紧教育整顿,遂使意外情况发生。

10月22日(农历九月初八),游击支队巡逻到四区金家渠子村(属冯记沟乡)宿营,队长苗凤山、主任吴亚雄、指导员王志华、管理员宁福、交通员张虎儿等五人住在同一房间里。半夜时分,吴亚雄尚未入睡,二排长冯生德及黄喜才等四人假装查哨,持枪走进屋来,吴亚雄问:“你们有啥事?”冯等答:“没啥事。”说着就举枪向屋里的人进行射击。吴亚雄、苗凤山、张虎儿当场牺牲。王志华、宁福负伤装死,未遭杀害。

叛徒们将吴亚雄等领导人打死之后,便胁迫其他战士去投国民党。中途内部发生分裂,除少数人跑到惠安堡投靠了国民党外,大部分流窜到三区官滩、鸦儿沟一带当了土匪。

游击支队叛变,使盐池县的武装力量受到很大损失。县委专门研究后,认为游击支队的叛变主要是受少数坏人的煽动,多数人不明真相,他们虽然当了土匪,但绝大部分没有投靠国民党,说明他们不相信国民党,还在等待观望。再说,游击支队是我党一手建立起来的,党在广大战士中有一定的影响。据此,县委决定派人去把这支部队争取回来。接受这一重任的是县委组织部长王敬民同志。王部长经过多方联系和调查研究,耐心细致地做思想工作,终于在较短的时间内将这支部队争取回来。

吴亚雄烈士虽然已经离开我们六十多年了,但盐池革命老区的人民至今仍然怀念着这位功勋卓著的革命先烈,经常讲述着他的英雄事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