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后，吴忠各族人民进行了英勇的反清斗争。五四运动后，先进思想在甘肃省宁夏（宁夏当时属于甘肃省）各地广泛传播。1926年9月，冯玉祥国民军联军在五原誓师后“入甘援陕”，国民军联军中的共产党员开始了创建宁夏地方党组织的革命活动。中共盐池县第一个党支部就是在这一背景下于当年冬季建立起来的。

鸦片战争后，外国侵略势力侵入宁夏。他们在经济上掠夺人民，在精神上通过大量传播洋教毒害人民。封建势力与外国侵略势力相勾结，加重了对人民的压迫与剥削。吴忠地区数年连遭天灾水患，清统治者在民族问题上歧视回民等因素，各族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宁夏吴忠地区的民族矛盾、阶级矛盾日益激化，激起了吴忠地区各族人民的英勇反抗斗争。

在太平天国运动的影响下，1862年，西北陕甘回民纷纷起义。中国伊斯兰教哲赫忍耶门宦第五代教主马化龙率众以吴忠金积堡为中心响应起义。由于马化龙的宗教地位、社会影响和经济实力，金积堡遂成为宁夏及陇东地区回民反清运动的中心。宁夏各路起义军相互配合，一度攻占宁夏府城和灵武城，反清斗争进入了高潮。回民起义军与清军进行了近10年艰苦卓绝的斗争，多次挫败清军，使清军遭受沉重打击和重大伤亡。1871年，回民起义被清军残酷镇压，马化龙父子及亲属、朋友数百人被杀害。金积堡等地宁夏籍回民1.2万余人，被赶到固原州去拓荒。回民起义被镇压后，清朝在金积堡设立宁灵厅［1］，以加强对金积堡周边回民的监管。

回民起义虽被镇压，吴忠人民反清的火焰一直没有熄灭。1883年，宁灵厅哥老会首领赵良才（又名赵进才，同心豫旺城人）以开粉房、办货栈、相面、治病作掩护，在金积、灵州等地秘密发展哥老会会友，购买枪械，进行反清准备。1885年6月，赵良才在金积、灵州地区串联五六百人，自称“西烈王”，约定举事攻打宁灵厅。由于事前泄密，宁灵厅同知郭昌猷严令搜捕哥老会会众。赵良才于11月9日逃回原籍躲避,其会众随之散去，起义夭折。1886年9月，赵良才再次组织数百人起义，并以“西烈王开国大将军”的名义号召群众，声势大振。宁灵厅商人、地主、官吏推举镇压过回民起义的宁灵厅学官慕章办理灵州城防。陕甘总督派一员参将率队驰援。宁夏镇总兵冯南斌、宁夏道福裕、宁夏府知府黄自元都派兵“助剿”。慕章以重金收买赵良才的亲信，从内部瓦解义军。在敌人“剿抚”兼施下，赵良才被叛徒出卖，英勇就义。其他起义军首领张永邦、王恩美、任积堂等均被杀害。赵良才领导的哥老会反清起义因遭清军剿杀而失败。

辛亥革命后，灵武起义民军在宁夏革命党人领导下,首先光复灵武，后攻占宁夏府城、平罗县及府城南的大坝、叶盛堡、玉泉营等处，宁朔县（今青铜峡市）知事率文武官员向起义军投诚。起义军派杨雄、朱仝（均为化名）率300余人攻打金积堡的宁灵厅城。这支起义军攻取董府，奇袭清军武器库。他们还秘密联系宁灵厅城的城防营哥老会士兵，里应外合。起义军行至板桥，留居一富户家中等待城内消息。户主明着杀牛宰羊犒劳起义军，暗中派人向宁灵厅清军告密。宁灵厅同知黄寅、灵武营参将戴春霖得报后，封闭城门，布置警岗，实行宵禁，严密防守。起义军坐等天亮，在无音信的情况下，便直抵宁灵厅城东门开始攻城。戴春霖下令开枪，起义军伤亡30余人，攻城不下遂撤回灵武。一个月后，起义军被清军镇压。这次起义虽然失败，但宁夏各族人民起事响应反清的革命义举，最终还是动摇了清王朝在宁夏的统治，在宁夏府城建立了宁夏革命军政府及各级地方政权。

1919年5月4日，北平爆发了以学生为主体的五四运动。它是一次彻底的不妥协的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标志着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始，促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促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为即将成立的中国共产党作了思想上和干部上的准备。

五四运动后，倡导反帝反封建，提倡科学、民主的思想，宣传孙中山先生三民主义的思想，通过进步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使这些思想开始陆续在吴忠地区传播。

1923年6月，中国共产党召开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合作，建立了各革命阶级联合的统一战线的决议。1924年1月，国民党一大召开，决定了与共产党合作，从而开启了中国革命新的高潮。受革命形势的影响，在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冯玉祥将军毅然决定率部与共产党合作。

1925年8月，时任西北边防督办兼督理甘肃军务的冯玉祥，派其下属国民军第二师，由刘郁芬率领西进甘肃。受中共中央北方区委和李大钊指派，随军在政治部工作的共产党员宣侠父、钱清泉等沿途开展革命宣传活动。他们先后在宁朔广武、中宁石空、中卫县城及沙坡头、长流水等地，宣传国内外形势和国民军入甘宗旨，宣传“工农兵联合起来，打倒列强，打倒贪官污吏和土豪劣绅，铲除军阀”等进步思想。他们是最早在吴忠地区活动的共产党员。

1926年9月，冯玉祥将军在绥远五原誓师，就任国民军联军（后改为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在大西北举起了武装讨逆的火炬，对北伐战争予以有力支持与配合。冯玉祥采纳了中共北方局“出宁夏，图甘肃，援陕西，取潼关，而后与北伐军会师中原”的建议，制定了“固甘、援陕、联晋、图豫”的八字方针，将其部队由绥远向西安集结。部队途经宁朔时，部队中的共产党员利用在此停留的时间向群众宣传革命思想。当时，家住叶盛堡还处于少年时期的梁大均便接受了早期革命影响。当国民军联军的一部进驻盐池后，便开始了党在盐池的早期革命活动。

冯玉祥与中国共产党合作，不仅使银川、盐池等地成为北方国民军联军活动较为活跃的地方，而且也成为中国与苏联联系的通道。

1926年8月，冯玉祥由苏联回国时，希望中共党组织从莫斯科东方大学、中山大学留学生中选派20余名中共党员到国民军联军中去工作，邓希贤（邓小平）就是其中之一。1927年2月，邓希贤、王涤亚（王成荣）、朱逸尘（朱世衡）一行3人，骑着骆驼，穿越沙漠，一路风尘仆仆来到宁夏府城，住在后方留守处［2］，王一飞负责接待工作。邓希贤在宁夏府城休整约有两周时间。2月底，邓希贤、王涤亚、朱逸尘3人在王一飞的安排下，同《中山日报》［3］编辑兼记者刘贯一、西北军事政治学校的孔广耀、彭桂林一同离开宁夏府城经吴忠、同心、固原等地赴西安。在宁期间，邓希贤利用各种机会了解宁夏的社会状况及人民生活情况，并积极向青年学生宣传马列主义，介绍苏联的风土人情、十月革命胜利后社会各阶层的变化及政权建设、经济建设等情况。3月底，他们到达西安，邓希贤受党组织派遣，与中共党员史可轩等共同主办了中山军事政治学校，史可轩任校长，邓希贤任政治处处长兼政治教官。

1926年冬，国民军联军二十四旅一部进驻盐池后，该部政治部主任王恩培及罗成进、王自成等共产党员，向群众宣传革命道理，在贫苦农民、小手工业者、小摊贩等工农群众中发展党员，建立党组织，开展革命活动。先后发展油漆匠李志恒、皮匠郭秉义、卖柴火的刘孝喜等人入党，并于同年11月建立了中共盐池县支部，王自成任书记，李志恒任组织委员，郭秉义任宣传委员，这是党在吴忠地区建立的最早的地方党组织。

中共盐池县支部建立后，组织群众反对在县城设立耶稣教堂，反对妇女裹足，组织党员到附近农村进行革命宣传，发展党的组织。1927年初，又发展张进德、侯虎子、冯辛印、贺级山、冯忠荣等人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五一”国际劳动节，盐池县党支部配合国民军联军二十四旅政治部在盐池召开大会，悼念被害的李大钊同志，在民众、士兵中引起很大的反响。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大肆捕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中国革命受到严重摧残。在革命的危急形势下，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于4月27日~5月7日在武汉举行。这次会议没能在党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急时刻，为全党指明出路，提供强有力的领导，只徒然丧失机会，坐视整个局势继续恶化。此后，革命形势急转直下，革命阵营随之发生了急剧变化。到6月中旬，冯玉祥转向国民党右派，蒋介石、汪精卫、冯玉祥合流，反共势力形成，白色恐怖笼罩全国。

1927年8月，国民军联军离开宁夏，部队中的共产党员随军出发，盐池县党支部书记由李志恒担任。不久，西北军马福祥的部队进驻吴忠各县，宁夏各地“清党”相继开始。李志恒等共产党员被迫离开盐池县城。李志恒于1928年1月离开盐池后到陕西寻找党组织，其他党员暂时到农村隐蔽，中共盐池县党支部被迫解散。

第二章土地革命时期党在吴忠的革命活动（1927．8~1937．7）

1927年，第一次大革命失败以后，中国共产党人并没有被敌人的野蛮屠杀所吓倒，他们坚持革命，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在宁夏，虽然国民党反动派的反共“清党”活动使宁夏共产党的活动遭受了严重挫折，但中共北方局和陕北特委不断派人来宁夏发动学生运动和兵运。特别是1936年，红军西征部队转战宁夏东南部山区，先后成立盐池、豫旺、豫海、静宁、固北五个县苏维埃政权，宁夏革命形势空前高涨，使宁夏成为陕甘宁边区的组成部分，为中国革命作出了重要贡献。

大革命时期及其以后数年间，宁夏及陕甘地区属于冯玉祥［1］的势力范围。

1928年秋，国民政府改组，蒋介石出任国民政府主席。时任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总司令的冯玉祥为了巩固其在西北的地盘，同时也为了安抚部下，平衡各方势力，以宁夏道和青海道距离甘肃省城兰州太远不宜发展为由，提出了甘肃省分治的方案：将宁夏道和青海道从甘肃省划分出来，分别建立宁夏省和青海省，并将内蒙古的阿拉善、额济纳两个旗和磴口县划归宁夏。1928年11月1日，国民政府采纳了冯玉祥的意见，正式颁布命令，任命冯玉祥部国民革命军第七军军长门致中［2］为宁夏省政府主席。1929年1月1日，宁夏省正式成立。门致中身为军人，任宁夏第一任省主席后，缺乏驾驭宁夏政局的根基，加之宁夏的经济基础薄弱，他也没有在宁夏长期干下去的打算。此时，蒋介石、冯玉祥之间的矛盾又趋于尖锐，冯部准备参加中原大战［3］，欲联合阎锡山对抗蒋介石。在这样的政治局势下，宁夏建省前提出的“开发西北”“建设宁夏”的设想再也无人提起，而兵役财税却日益加重。1927~1929年，甘宁地区灾害不断，地震、干旱、冰雹、洪水、瘟疫时有发生，给穷苦人民的生命财产造成了巨大的损失。统治阶级之间、军阀之间，置人民生命于不顾，巧取豪夺，横征暴敛，穷苦百姓苦不堪言，度日如年。

1927年6月，冯玉祥联蒋反共后，其部下的军阀作风日益膨胀，在大汉族主义思想指导下，粗暴地对待回族群众，借教派之争派兵镇压，1928年5月终于酿成了马仲英［4］领导的“河湟事变”。马仲英时任西宁海宁军营长，他组成了“黑虎吸冯军”（后改为“西北边防联盟军”），与冯玉祥的军队展开了激烈的斗争。1929年4月13日,马仲英率部攻陷宁夏省城，宁夏省主席门致中逃往中卫向刘郁芬［5］求援，刘郁芬令吉鸿昌部［6］追击马仲英。5月22日,吉鸿昌率部与马仲英部在青铜峡大坝营激战，马部败北，丢弃省城。吉鸿昌率部收复了宁夏省城，省主席门致中辞去省主席职务。7月24日,吉鸿昌任宁夏省主席。他任职前后，政局混乱，战事不断。

1929年10月，冯玉祥、阎锡山联合，密谋推翻蒋介石，发起了中原大战，迫于形势，吉鸿昌率部东进。吉鸿昌临行前，委托民政厅厅长马福寿代理省主席职务，此时，宁夏政局更加混乱。马福寿当政后，手中没有军队，指挥不灵。他从平罗调集苏雨生的骑兵师进驻省城，并任命苏雨生为城防司令，苏雨生乘机扩军。苏雨生依仗兵权把持省政，引起马仲英余部的不满。在这种形势下，国民革命军总部于1929年11月9日电令马鸿宾［7］速到宁夏维持秩序，兼宁夏省代主席。1930年1月，冯玉祥正式委任马鸿宾为宁夏省主席。1930年10月，中原大战结束，蒋介石分化了阎锡山，打败了冯玉祥，并取代冯玉祥控制了西北。马福祥［8］、马鸿逵［9］父子在中原大战中投靠蒋介石，受到蒋介石的青睐。蒋介石为了答谢马氏父子，也为了制止陕西地方势力杨虎城部的发展，想让马鸿逵出任甘肃省主席，后来征求马福祥的意见，马福祥力荐侄子马鸿宾充任。于是，1931年初蒋介石任命马鸿宾为甘肃省代主席，马鸿逵为宁夏省主席。当时，马鸿逵任国民党讨逆军第十五路军总指挥，驻扎河南信阳，因不服马鸿宾，又嫌宁夏地盘小，没有赴任。

1931年8月25日，雷中田［10］受冯玉祥指令在兰州扣押了马鸿宾，史称“雷马事变”。1932年初，由于北洋军阀吴佩孚及国民党十七路军总指挥杨虎城的干预，打败了雷中田，释放了马鸿宾。国民党南京政府派邵力子到甘肃省主政，马鸿宾返回宁夏主政。

1932年8月，蒋介石为表彰马鸿逵在中原大战前叛冯投蒋的功绩，再次任命马鸿逵为宁夏省政府主席。1933年3月1日，马鸿逵率新的省政府委员宣誓就职。自此，开始了马鸿逵集团在宁夏十余年的统治。

1927年宁汉合流后，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建立了新军阀统治，先进的革命力量遭到极大的摧残。宁夏国民党反共“清党”活动自1927年8月开始，宁夏的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革命活动遭受严重挫折。但宁夏的革命活动并未停止，且有所发展。在中共地下党的领导下，一些进步青年走上了开展学运、兵运，建立革命武装的道路。

1928年，活跃于陕甘、陕北一带的刘志丹、谢子长等共产党人领导的游击队打富济贫、解放穷人，其消息不断传入盐池县，使盐池人民看到了光明，受到了鼓舞。陕北党组织也不断派人潜入盐池，积极开展发动群众的工作。1928年冬，谢子长化名谢浩如，带领工作人员刘世庵，以做生意为名到盐池县城住了20多天，开展秘密工作，宣传共产党的主张。

1929年冬，中共陕北特委决定借宁夏骑兵第四师师长苏雨生（驻扎在平罗、姚伏堡和立岗堡一带）扩军的机会，利用谢子长、刘志丹与苏雨生军中石英秀、王子元等人的关系，派遣谢子长、刘志丹、张东皎、马云泽、高岗、牛化东等人率领共产党员和革命青年100多人到苏雨生的部队中开展兵运工作，争取建立革命武装。他们提出的口号是“打进去，站稳脚，爬上去，拉出来”。经过努力，许多共产党员在苏雨生的部队中立稳了脚，有的已分别担任了旅长、团长、营长等职务。谢子长被任命为九旅副旅长，刘志丹被任命为十五团副团长。谢子长还把从陕北带来的100多名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组建成学兵大队进行军事训练。同时，在学兵大队秘密建立了中共特别支部，张东皎任书记、高岗任副书记、黄育华任组织委员、李树林任宣传委员。后来，特别支部发展到30多名党员，下设四个支部：学兵支部，八旅两个支部，九旅支部。另外还成立了“中共宁夏骑兵第四师兵运工作委员会”。特别支部直属陕北特委领导，其主要任务是“借水养鱼”，发展党组织，搞好兵运工作，争取建立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武装。期间，刘志丹、谢子长等人多次途经盐池、灵武等地，了解情况，开展活动，扩大了共产党在吴忠地区的影响。

1930年5月，苏雨生部奉命开赴甘肃平凉，部队到达固原附近时，遭到黄得贵部的阻击，苏部损失惨重，撤回宁夏。当苏部撤至宁安堡时，又遭马鸿宾部的包围，处境艰难。石英秀、王子元乘机率部脱离苏雨生投靠甘肃省代主席王桢，该部被编入雷中田部第八师第三旅，驻防甘肃省靖远县。在该部的中共特别支部和中共党员也随军离开宁夏赴甘肃靖远县。

1930年8月，中共北方局根据宁夏驻军复杂、矛盾重重、统治松散的有利形势，派原北平市委成员、组织部长杜润芝［11］任特派员，到宁夏开展党的秘密工作。当时，陕北、宁夏的党组织均由北方局领导。杜润芝来宁时途经陕北，与陕北党组织取得联系。陕北党组织派党员赵子元、马汉文等人应聘到宁夏中学任教，协助杜润芝恢复和重建党的组织。另外，原在河南省开封、安阳一带从事革命活动的共产党员邬逸民［12］、刘梅村因当地地下党组织遭到破坏，与组织失去联系，带领进步青年何高民于同年10月经北平到宁夏。通过刘梅村朋友的介绍，他们3人与杜润芝取得了联系。此时宁夏已经有5名党员。他们建立了党的组织，杜润芝为负责人。他们以教书为掩护，团结进步师生，发展党的组织。之后，杜润芝等人组织发动了“宁中学潮”、银川小南门兵变和中宁护路队兵暴。

1930年初，北京大学毕业的杜立亭由留平学生会推荐来宁中任教，并代理教务主任。9月，杜立亭又介绍自己的同乡、同学，原北京大学经济系毕业生杜润芝到宁中任伦理学教员。杜润芝不仅学识渊博，教学水平高，而且平易近人，善于联系群众，很快就掌握了学生的思想动态，将一大批进步学生如孙殿才、李天才［13］、梁大均、李振邦、李广成、潘钟林、征克非、张琪、叶松龄［14］、贺文绍等人团结在自己周围。在杜润芝等共产党员的影响、教育下，广大师生革命热情高涨，酝酿着新的革命风潮。

1930年秋，宁夏县县长刘端甫和宁中校长徐宗孺不按时给学生发放津贴，引起学生强烈不满。借校方开除带头闹事学生的学籍为契机，杜润芝秘密指示孙殿才、李天才、梁大均等进步学生，公开提出“驱逐绅士校长徐宗孺！”“拥护杜立亭当校长！”的口号，并举行罢课活动。为此，警察局持枪前来镇压，抓走13名学生关押在警察局。梁大均等人在同学的掩护下逃走。

宁夏当局大批逮捕学生的反动行径，引起了进步师生和社会各界的强烈不满，使上街游行、抗议等群众性活动日益扩大。省主席马鸿宾怕“宁中学潮”事态扩大会影响全局，经双方谈判，最后答应了学生的要求：将徐宗孺调离宁中，任命杜立亭为宁中的校长，释放全部被捕的学生。这样，“宁中学潮”以进步势力争得领导权，保护了革命力量，打击了反动势力而获得胜利。

1930年夏，马仲英从山东泰安重返宁夏，重整旧部，企图东山再起。马鸿宾将其控制在身边，授予他教导大队队长的头衔。杜润芝想借马仲英之力，建立一支党控制的革命武装，他让梁大均、杨生连、张振东、张绍翎、高尚文等人进行串联，动员一批进步学生参加了马仲英的教导大队。这年冬，马鸿宾发现马仲英与宁中学生联合准备“谋反”，随即谋划进行镇压。马仲英得悉，率先举事，将教导大队拉出银川，直奔中卫，集合中卫准备策应人员1000多人，自称陕甘宁青联军总司令，经张掖进入新疆。梁大均、李天才等人也随军前往新疆。1931年春，马仲英的教导大队到达酒泉，梁大均、李天才因其军事失败而返回宁夏。

马鸿宾对杜立亭、杜润芝等教员先支持学生闹学潮，后支持马仲英“叛逃”的行为极为不满，以“和共产党有来往信件”为名，将杜立亭、杜润芝逮捕关押，赵子远、马汉文被解聘并限期离宁，邬逸民因难以立足，离宁赴兰州。马鸿宾派军法处处长多次到宁中清查共产党，致使宁中处于白色恐怖之中。

1931年8月25日，兰州城防司令雷中田在兰州扣押了马鸿宾。这一事件发生后，马鸿宾驻宁夏部队开往兰州救援，途中获悉苏雨生、高广仁为配合雷中田反马率部进军宁夏，又返回宁夏城。陕甘宁的新军阀与冯玉祥联合起来争夺宁夏地盘，而此时马氏家族兵力不足，防务空虚，杜润芝认为起义时机成熟，便指示去狱中看望他的李天才、梁大均等人聚集在宁夏省城，准备发动兵变。在银川，梁大均等人首先联络了原宁夏中学闹过学潮的李广成、李振邦、张琪、杜学义等同学议事，研究兵变具体事宜。尔后，他们又联络了修械所的赵炮匠，驻扎在银川东郊掌政桥的马鸿宾的一个骑兵连以及银川小南门内的一个排，银北地方武装梁韶武、李玉柱，金积、灵武的失意军人朱邦科、王贵川、石万寿、李彪等人。决议以银川为中心，各地同时起事，汇集各路兵力，袭击宁夏城。在银川，计划掌政桥的骑兵连首先起事，由小南门的驻军策应，攻打警察局和城防司令部，占领省政府，他们刻了印章，制作了委任状，拟定了各路起义军的官职和军衔，将暴动队伍定名为“抗日救国西北军”，以杜润芝为总司令，实际上由梁大均负责。

李天才回到中宁后，在宁安堡联络了马鸿宾直属特务营机枪连连长孙天才、二连连长万金三、营部文书孙进朝，在鸣沙联络了马鸿宾西路民团团总兼护路大队大队长张自箴及所部大部分官兵。张自箴又联络了鸣沙地方派王治藩、民团和护路队员与一部分贫苦农民，以及中卫香山等地的民团，确定以孙天才的机枪连为内线，张自箴的护路队为外线。这年冬，李天才一直住在孙天才的机枪连内，制订计划，伺机暴动。最后约定农历11月17日暴动。

农历11月16日晚，张自箴率领护路队队员和贫苦农民数十人，由孙进朝带路，从宁安堡南门外向特务营夜袭（时称“踏营”）。由于把起事日期提前了一天，李天才、孙天才等人并未接应，“踏营”人员遭到阻击，起事失败。李天才、孙天才、孙进朝等人被捕，张自箴带领起事人员逃往陇东。

在银川地区，因为杜润芝尚在狱中，革命势力缺乏统一指挥。当中宁护路队兵暴失败后，梁大均等人决定提前行动，但他们的行动计划、起事日期在事前均已泄漏。宁夏省代主席马福寿、城防司令马玉麟早有准备，日夜防范。当梁大均派李振邦等人到掌政桥联络部队起事、提取藏匿的枪支弹药时，骑兵连已被解除武装，人员已被看管起来，枪支弹药也被敌人挖去，李振邦等人也被敌人逮捕。银川城门紧闭，军警荷枪实弹，到处是捉拿暴动人员的呼喊声，参加暴动的骨干李玉柱、余大河、王子仁、赵炮匠、梁韶武、石贵川等人纷纷被捕入狱。梁大均、杜学义从小南门逃出银川，抵达甘肃省环县，找到党组织，组织了环县游击大队，由朱榜科任司令，赵子元任副司令，梁大均任参谋长。

1932年初，马鸿宾被释放，然后返宁主政，他为了笼络人心，释放了李天才、李振邦等人。4月，杜润芝获释出狱，离开宁夏到兰州，后受组织派遣到靖远和谢子长等人一起，组织了水泉兵暴。

在杜润芝被捕后，中共陕北特委又派张德生来宁工作。张德生到宁夏后，先后与杜润芝、刘梅村一起组织了一系列活动。中宁护路队兵暴失败后，张德生离宁到兰州。1932年6月，张德生又与共产党员梁干臣来到宁夏，与留在宁夏的共产党员刘梅村、何高民等人商议，再次组建了中共宁夏特别支部，共有7名党员，张德生任书记。这年12月，为了统一领导甘肃、宁夏、青海三省党的工作，中共甘宁青特委在兰州成立，开始指导三省党的工作。

1933年8月，中共临河县委遭敌人破坏，县委决定派共产党员房鲁泉（即赵子明）到宁夏开展党的工作。1934年5月，原临河县委书记王森在北平向绥远省中共特委组织部负责人刘仁汇报了赵子明在宁夏的工作情况，提出迅速派人到宁夏协助赵子明开展党的工作。刘仁当即向北方局汇报了这个情况，决定派王森到宁夏。8月，王森等4人由包头乘船到达银川。赵子明已提前为他们办好了入城证。王森顺利入城后，按照上级的指示，成立了中共宁夏省特别党支部，王森任书记，赵子明任组织委员，地点设在银川西府井附近。宁夏特别支部成立后开展了许多卓有成效的工作。

1935年5月，正当特别支委顺利开展工作的时候，北平市宪兵三团得知被通缉的中共女党员李清华在宁夏，打电报给宁夏省主席马鸿逵，要求逮捕李清华及与之有关的人员。宁夏宪兵队随即逮捕了李清华、赵子明、刘梦仙、雷鼎三等人，宁夏党的特别支部遭到严重破坏。到1936年2月被捕入狱的同志才被解救出来。

1936年5月，日本帝国主义进一步入侵华北，平津危急，蒋介石却仍然坚持其“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加紧对革命根据地的进攻。为了粉碎敌人的“围剿”，巩固和扩大陕甘苏区，壮大红军，推动东北军、西北军的抗日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党中央和毛泽东决定红一方面军主力向西，到黄河以南、陕甘大道以北地区，向敌人兵力比较薄弱的地方进行西征。

1936年5月上旬，红军东征部队回师陕北后，5月14日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在陕北延川县太相寺召开团以上干部会议，总结了红军东征的经验教训，部署了红军西征的各项工作。毛泽东、彭德怀、聂荣臻、林彪、博古、张闻天、黄克诚、徐海东、程子华、杨尚昆等同志出席了会议。毛泽东作了形势与任务的报告，中央书记张闻天和彭德怀司令员都讲了话。毛泽东在总结中，向与会人员报告了红二、红六军团和红四方面军北上的情况，接着指出西征的主要任务是：扩大新根据地，扩大红军，打击马鸿逵、马鸿宾的封建势力，以此来巩固陕甘革命根据地，向南打通与红二、红四方面军的联系，早日实现红军三大主力会师，促进红军与东北军、西北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周恩来也专程从西安赶来，在会上作了关于统一战线的工作报告，详细介绍了东北军和西北军的情况，全面阐述了我党统战工作的政策和策略。会议决定组成中国红军西方野战军进行西征，并对西征进行了动员和周密的部署。

1936年5月18日，中央军委决定以红一方面军主力第一、第十五军团和红二十八军、红八十一师、骑兵团等共1.7万人，组成“中国人民抗日红军西方野战军”，由彭德怀任司令员兼政委，叶剑英任参谋长，刘晓任政治部主任。会议结束后，红军部队按照会议精神进行了短期整训，然后分别从驻地出发，开始了西征甘肃、宁夏的战役。为了更好地指挥西征战役，党中央机关又于7月1日从瓦窑堡迁到了保安（今志丹县）。

红十五军团为右路军，辖七十三、七十五、七十八师，红二十八军随右路军一起行动。在军团长徐海东、政委程子华率领下，经延川、贾家坪、贺家渠一线，直抵三边（定边、靖边、安边），首战宁条梁告捷。6月18日，红七十八师师长韩先楚率部一举攻克三边重镇定边县城，向宁夏推进。彭德怀及西征红军总指挥部随其前进。

1.左路军挺进陇东

1936年5月18日，左路军红一军团下辖一师、二师、四师接到西征命令后，于次日从延川一带出发。5月21日，左路军抵达安塞一带。5月底，部队到达庆阳以东地区，准备先攻占庆阳西北的环县政府。6月1日，红一军团代理军团长左权和政委聂荣臻率部兵临曲子镇，当时驻守曲子镇的是马鸿宾三十五师的骑兵团马培清部。红一军团首长得知敌情后，当即命令先头部队二团团长梁兴初指挥所部攻占曲子镇，歼灭国民党军第一○五旅旅部及骑兵团大部，击毙骑兵团团副陕有录等100余人，俘一○五旅旅长冶成章及部下150余人，缴获枪支200余支。6月3日，红军又在阜城设伏打援，取得阜城大捷，一举消灭了马鸿宾部7个营，又在曲子镇以南击溃二一○团马彦章营，敌军三十五师被歼近半。马鸿宾部遭到惨重失败后，退守固原以北的杨郎、三营地区。红一军团给宁夏的马鸿宾部以沉重打击后，军威大振，士气高涨，军队乘胜继续向西北挺进，先后占领木钵、环县、洪德城，而马鸿宾部遭此惨败后，退至固原以北黑城、三营地区，不敢再与红军交战。红军完成西征第一阶段任务，即第一战役进军陇东，兵锋直逼宁夏的马鸿逵部。

2.右路军攻占三边

1936年5月19日，右路军红十五军团在军团长徐海东、政治委员程子华率领下，从永坪、王家坪、贾家坪等地相继出发。彭德怀司令员率西方野战军指挥部，随右路军行动。中路军辖红二十八军、红八十一师等部，也随右路军一起行动。5月27日，红十五军团在新城堡集结后，立即开始分头行动。红七十八师由师长韩先楚、政委崔田民率领，挺进靖边，由于宁夏马鸿逵的军队不堪一击，红七十八师一举攻克靖边。首战告捷后，红七十八师立即挥戈向西，又夺取宁条梁。红七十五师在师长陈锦秀、政委常玉清率领下，进攻安边。

安边位于陕西的西部，地处陕、甘、宁、绥的交界地带。它北部紧靠古长城，西界定边。安边是一座小县城，城虽不大，但是城墙十分坚固，四周是沙漠，地势开阔，难以构筑工事，属于易守难攻的小城。它的战略地位却十分重要，是西到宁夏，东到延安、榆林的必由之地，是西征红军与陕北革命根据地来往的交通要道。

红七十三师由师长张绍东、政委陈漫远率领进攻小桥畔，因没有取得直接胜利，便改为围攻，并采用政治瓦解的策略。红军一边在城外进行政治喊话，一边准备攻城，经过努力，双方达成协议，当地民团结队迎接红军进城，红七十三师随军团指挥部继续西进。安边由国民党第八十六师高双城部约一个团的兵力驻守，城墙坚固，四周地势开阔，难以构筑工事，红七十五师连续发动几次进攻均未奏效。此时，彭德怀司令员命令右路军七十五师、七十三师由军团首长率领向宁夏进发。红七十五师围攻安边的任务移交红七十八师，由西方野战军指挥部直接指挥。7月下旬，红八十一师又将围困安边的任务移交红二十八军，遂向宁夏挺进。

6月16日，红十五军团第七十八师奉命进抵定边县城外。定边与宁夏接壤，攻占定边，等于打通红军进军宁夏的通道。韩先楚师长和崔田民政委立即发电报给彭德怀及徐海东、程子华，请求攻占定边。黄昏时分，红七十八师3个团同时向守军发起进攻，经过激战，于次日拂晓，红七十八师主力部队攻入城内。驻守定边的马鸿逵部骑兵一团二营稍加抵抗后，即退回盐池、灵武一带。此战全歼国民党守军1个营和1个保安团，俘350余人，缴获战马180余匹、枪60余支。

6月19日，红七十八师将定边防务移交红二十八军后，师长韩先楚率部向盐池进军。至此，西方野战军西征已完成第一阶段进军陇东、夺取三边的任务，转入第二阶段，夺取宁夏。

1936年6月19日，右路军红十五军团七十八师离开定边，当晚进抵盐池城外。

盐池县城又称花马池，位于宁夏东部，地处宁夏、陕西、内蒙古三角地带，西临宁夏灵武、银川，东接陕北定边，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县城虽小，但城堡坚固，城内还驻有保安团等地方武装。当红七十八师进攻定边时，盐池县县长屈伸（人称“屈胡子”）就惊恐万状，急忙向宁夏省主席马鸿逵求援。红军当晚向盐池县城发起进攻，广大指战员奋战两个多小时，仍无法攻克县城。6月20日晚，夜幕笼罩城头，城墙上的敌军哨兵踱来踱去，不时地吆喝几声，为自己壮胆。红军各团陆续进入指定位置，等待着战斗命令，后续部队也已进入指定地点集结，待机行动。突然鲜红的信号弹划破了黑夜，嘹亮的军号声打破夜空的寂静，攻城战斗打响了。红七十八师3个团分别从东、南、北三个方向发起猛烈攻击，刹那间，枪声大作，喊杀声四起，红军战士前赴后继，架起云梯，争先登城。敌人不甘灭亡，疯狂反扑，红七十八师攻城部队先后几次组织登城，都被敌军密集的火力压了下来。敌人的疯狂反扑吓不倒经过长征锻炼的红军战士。他们勇敢顽强，顶着枪林弹雨从北城墙登上城墙头，同敌军展开激烈的肉搏战，终于打开一个缺口，并逐步扩大战果。激战中，敌军黑马营营长孙兆祥被击毙，群龙无首，乱作一团，纷纷退下城墙。随着红七十八师第二梯队的进城，残敌溃不成军，守军很快被歼灭。 6 月 21 日凌晨 3时，红旗插上城墙头，盐池县城宣告解放。

此次战斗，红军七十八师消灭马鸿逵守军 1 个骑兵营、1 个保安团，俘敌 200 多人（其中包括县政府武装警察和定边县县长），缴获各种枪械 200多支、战马 200 匹、50 瓦电台 1 部以及大批弹药等军需物资，所获战马全部送交军团部。后来，会同在定边缴获的战马，组建了红十五军团骑兵团。

盐池县的解放，给当地人民群众带来了安居乐业的好日子。

右路军红十五军团七十五师进入宁夏后，立即执行西征第二阶段的任务。红十五军团军团长徐海东率七十三师、七十五师等部，从定边一带经盐池县南部之麻黄山、大水坑等地，直插宁夏豫旺县（今同心县)。 6 月 11日夜，红七十五师兵临下马关城下，并占领下马关北边的红城水。 6 月 20日，红军相继进占同心城（即半个城)和王家团庄，切断中宁至固原的公路。

下马关是国民党统治下的豫旺县政府所在地，地处同心东部的韦州和豫旺堡之间，是一座比较古老的城池。从明嘉靖五年（1526 年）总制王宪奏请朝廷筑城以来，迄今已有 400 多年的历史了。当年该城筑于长城外，是一座关城，城墙外砖内土，初名长城关，由于该城紧靠边墙而筑，三边总制每年秋季视察边防总是先下马到此关，后来改名为下马关。

红军到来时，驻城守军除豫旺县民团外，还有马鸿逵骑兵团第二营，营长孔庆福，城内戒备森严。

红七十五师到达下马关后，立即将县城包围。马部守军在城外民房内稍作抵抗便退缩到城内，企图据险抵抗。面对这一形势红七十五师采取了三大措施：其一，派小部队轮番发动小型攻击，骚扰疲惫守军，使敌军日夜不得安宁；其二，派宣传队发动政治攻势，对城内喊话劝降、发传单，分化瓦解守军；其三，采取从城外挖地道的办法，接近城墙，然后炸开城墙突袭。红七十五师刚一开始挖地道，就被敌军发现了，这些守军便在城内地下掏挖很多地洞，监听城外红军的动静。

红军的政治攻势，使城内守军十分恐慌，每天都有零散官兵出城逃跑或投降。红军从俘虏口中得知，城内守军有1000余人，有20多挺机枪，弹药不足，粮食和用水开始紧张，军心涣散，想逃者多，想战者少。其中骑兵营想逃，民团想守，互闹矛盾，举棋不定。红七十五师师长陈锦秀、政委常玉清、参谋长刘绍武、政治部主任王集成等领导开会，将双方情况作了比较：红军有2000余人，是守军兵力的2倍多；红军每连有9挺机枪，远远超过守军；红军士气高昂，守军士气低落。红军各方面都强于守军，夺取下马关把握较大。如再拖延下去，万一守军逃跑，不仅红军步兵追不上敌军的骑兵，而且歼灭守军和缴获军械物资数量将大大减少。师长陈锦秀、政委常玉清遂下定决心，令部队抓紧做好强攻的准备，坚决将守军围歼在城内。红七十五师将作战计划报告军团，很快得到批准。遂召集各团下达战斗任务：二二三团攻击北门，为第二突破口；二二四团攻击东门，为重点突破口；二二五团攻击西门和南门，相机突破；师直属队为机动分队。师指挥所设在下马关城东门外。

6月27日晚9时，红军包围下马关已整整17天，各攻击部队均进入指定区域。为迷惑麻痹守军，红军白天仍用小分队进行袭扰，大部队则休息待命。同时找到许多木匠，赶制几十架带轮子的木梯，攻城准备一切就绪。9时整，攻城战斗开始。为给守军造成红军突破其弱点的错觉，以调动东门、北门的守军增援，使守军东门、北门空虚，然后一举突破。红军先以火力突击南门和西门，东门、北门亦响起微弱枪声。守军遂将东门、北门兵力调至西门和南门，各增加机枪3挺。深夜11时，东门、北门红军同时发起强攻，所有机枪齐射，守军火力很快被压制。突击分队推着轮梯，迅速冲到城下。激战半小时后，红军二二三团、二二四团分别从北门和东门攻进城内，并同后续部队攻占守军指挥所。此时，马部守军溃兵四散，乱作一团。红军主力乘机进入城内，乘势猛打，守军见大势已去，便纷纷缴械投降。此战，共俘虏马部近300人、缴获枪械200余件、战马150匹。马鸿逵骑兵团营长孔庆福慌乱中跳城，将腿跌坏，侥幸逃跑；县长董天祥不知下落，据传被起义的民团壮丁击毙。红军伤亡仅20人。

红军攻克下马关，等于拔掉马鸿逵设在陕甘革命根据地边缘的一颗“钉子”，解除了西征部队的后顾之忧，打开根据地与宁夏的通道。此后，右路军红十五军团指挥部设在下马关城。

5.韦州攻城之战

韦州城在下马关城北40里之外。韦州古城因有大罗山和青龙山为东西天然屏障，扼守南北交通要道，成为古代边防重镇。古城平面近似正方形，东西长540米，东、南辟门，南门外有翁城。墙高10米，顶宽4米，夯土层8～12厘米。城墙四周有马面49座，间距43米。1936年6月28日，红七十五师攻克下马关后，与红七十三师合兵包围地处下马关以北的韦州城。宁夏省主席马鸿逵向来对韦州防务非常重视，认为韦州更接近银川，不论在军事上、政治上均居重要地位。盐池县、豫旺县失守后，危及到马鸿逵在金积、灵武的统治。宁夏东南部只有韦州是阻止红军西征的唯一重要据点,此时,驻守韦州的马鸿逵骑兵第一团第三营,人称红马营，营长陈廷琳，同时还有保安团100多人、壮丁队300多人。红军未到之前，马部已先行拆除城外民房，撤回城内固守。城墙上堆置石块、枕木和用棉团做的火球，严防红军登城。

6月29日，红七十三师二五○团参谋长在韦州康济寺古塔上观察韦州城内敌情时，不幸中弹牺牲。

红军进驻下马关后，即派人去韦州附近进行宣传，不幸被韦州保安司令苏廷瑞派壮丁队抓去。为争取和平解放韦州，军团领导徐海东、程子华曾先后4次派回民独立师师长马青年去韦州谈判，均未奏效。7月3日，红军趁夜色发起进攻，并一度架上云梯，攻上北城，击毙守军壮丁队队长苏瑞琳。此次战斗异常激烈，后因守军火力凶猛，红军遂退回城下，将韦州城包围。城内守军十分恐慌，频频向马鸿逵发电报求援，马鸿逵唯恐韦州城有失，危及金积、灵武和银川，于是派骑兵第一团（欠1个营)、骑兵第二团（欠1个营)、骑兵第三团（欠1个营)、骑兵第四团第一营、省保安处骑兵第一大队，共计1300多人，另配置迫击炮2门、机枪4挺，由骑兵第二团团长马光宗统一指挥，前往韦州增援，并限其7月2日到达石沟驿，3日到惠安堡，4日拂晓前解韦州城之围。

马光宗奉命率部由金积、吴忠等地出发，于7月2日夜12时到达石沟驿集中。7月3日凌晨5时，以骑兵第二团为前锋，向韦州以北之惠安堡急进。3日上午，马部到达惠安堡附近，侦悉惠安堡已被红军占领，于是电话请示马鸿逵。马光宗深知惠安堡有坚固碉堡，难以取胜，建议绕开惠安堡，马鸿逵未作决定，只说待研究后答复。直至当日下午4时许，马鸿逵才电话通知马光宗绕道。6时，马光宗部出发，朝韦州方向前进。

7月4日晨，马光宗率部到达十里墩后，令骑兵下马徒步至韦州。马部先出动5个营的兵力攻击红军，以图解围，其中3个营攻击东关，1个营攻击北关，1个营攻击东南角，其余兵力在外围接应。此时红军正忙于攻城，对增援的马部骑兵尚未觉察。当发现背后有马部援兵时，便立即调整部署回头迎击。战至下午2时许，红军因腹背受敌，一时难以取胜，遂退出韦州，到达红城水一带，与驻在这里的红军会合。在韦州攻城战斗中，击毙马部副营长马玉清等数十人，红军伤亡数人。

6.红城水地区反击战

红军退出韦州之后，马鸿逵令马光宗立即撤回。当地保安团和富户、乡绅唯恐援军撤走后，势单力薄，便一再挽留。马光宗便派人报告马鸿逵，马鸿逵在电话中指示：“一、准派保安处骑兵第一大队大队长保德良率部留驻韦州，共同防守。二、由马光宗把红城水的红军情况侦察明白，准备进攻。”7月5日凌晨，马光宗派营长田风翔率队向红城水搜索，其余部队随后跟进。马光宗部到达红城水后，即向上园发起进攻，因红军在上园仅有少量警戒兵力，不久上园被马部占领。马部同时亦占领旧红城水（仅有旧城墙）。此时，红军主力驻在下园煤山。下午，红军由煤山出击，以猛烈火力实施反击。马部难以阻击，遂退出上园，撤至旧红城水顽抗。

7月6日凌晨，马鸿逵派参谋长马光天乘坐飞机，飞临红城水上空进行侦察，发现形势对马部不利，急飞回报告马鸿逵。临飞回前，投下4枚炸弹，使红军遭受伤亡。马鸿逵获报后，又派马光天乘飞机飞到红城水上空，给马光宗投送命令，令其即刻率队撤回，以防被红军消灭。马光宗接到命令，立即下令部队撤退。此时，战斗呈胶着状态，马部无法行动，而红军兵力占优势，愈战愈勇。马光宗眼见情况危急，忙令号兵吹号，部队立即撤退。是日，马光宗收拾所部兵马退回韦州。次日，经惠安堡退回金积县。

关于红城水地区反击战，1936年7月13日《红色中华》报道：“我军之一部于日前在红城梁（水）击溃马全良部（约3个团），敌伤亡300余人，我军缴获甚多，残敌一部退过黄河西岸，一部退守惠安堡。”红军从韦州撤走后，马鸿逵以为红军软弱可欺，遂驱兵进犯，反遭到迎头痛击。

7.解放王家团庄

王家团庄为同心县城东南最大的一个村庄，全村有2000多人，属回民聚居区。红十五军团决定，在包围豫旺县城的同时，派红七十三师一部和回民独立师攻占王家团庄。

1936年6月12日，红军部队进抵王家团庄附近时，即与马绍武的民团相遇，双方当即相互射击，民团无力阻击，很快被红军击溃，红军遂进入王家团庄。王家团庄分南北两个堡子，对称坐落，堡子围墙高厚，四周有破旧房屋、土窑。有一条小街，每逢集日，商贩较多，方圆几十里的人来此地赶集。红军进村以后，十分注意与回民搞好关系。回民独立师政委欧阳武，利用自己的回族身份，亲自给各清真寺赠送锦幛，刷写标语。

经调查，红军掌握了全村的基本情况：红军到来之前，国民党宁夏政府和当地土豪曾大肆宣传共产党“共产共妻”，红军“杀回灭教”，好多人被吓跑了；马鸿逵当局在人口仅70万的宁夏，养兵10万，因而苛捐杂税多如牛毛，群众渴望予以废除；王家团庄恶霸王彦秀，在红军到来之前，实行坚壁清野，把庄上有存粮的群众和商贩数百人关入北堡子里，企图用断粮之计逼走红军。

同心县王家团庄北堡子，陕甘宁省豫海县回民自治政府办公旧址

6月21日，红军决定“先礼后兵”，在堡寨的东、南、西三面架起机枪，准备发起攻击。回民独立师师长马青年多次带人去找王学成之子王彦秀谈判，但王彦秀非常顽固，紧闭大门从不露面，只派人在墙头上答话应付。经了解，王彦秀寨堡内有马部三十五师巴拉副官带领的30名士兵防守，又有壮丁队数十人，王彦秀以此壮胆，只是令其弟王彦海在墙头上叫喊：“你们早点收兵吧，你们有枪没有子弹，别吓唬人!”王彦海说着便举枪准备向墙下红军射击，在此瞬间，还没等王彦海动手，只听“叭”的一声，王彦海应声倒下，原来是红军一位排长气愤不过开枪射击。随后，红军一面在墙下挖洞，一面强攻，顿时枪声大作。堡子内早已混乱不堪，还没等王彦秀明白过来，壮丁队就打着白旗高喊投降，并打开堡子大门。红军官兵蜂拥而入，当即活捉区长苏芳宾、民团团总王学成、恶霸王学富和税务局长等数十人，释放了被关押的600多名回民群众。但王彦秀趁混乱逃跑，巴拉副官吞金自杀。

北堡子被红军攻占后，红十五军团政委程子华指示回民独立师：“你们派人到南堡子去谈判，还是要以礼相待，争取他们打开寨门交出枪支，谈不成再想办法。”师长马青年带5名战士，牵着2只羊，去找王彦清。王彦清听说红军的马师长来拜访，忙站到堡墙一看，只见马师长不仅亲自来了，还带着礼物，于是就叫人打开寨门，带全家人前来迎接。相见后，双方互道“色俩目”，关系非常友好。当马师长讲了红军保回保教、信仰自由和共产党积极抗日的主张后，王彦清表示欢迎红军到来，并愿意献出全部家产。马青年说：“红军有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我们不是来没收你们家产的，我们实行买卖公平，只要你不和红军作对，为人民群众多做好事就行了。”王彦清听了很感激，把一部分粮食、布匹和十几匹马献给红军，又交了十几支枪。红军见王彦清一片诚意，便收下东西，除枪支外，其余都按价付了现款。临走时，王彦清又送给马师长两匹乘马。以后，王彦清见人就说：“红军说话算话，马师长是真正的穆斯林!”王家团庄解放，2000多名回民群众获得新生，从而扩大了红军在当地群众中的政治影响。

在此期间，红军先后攻占同心半个城、关桥堡、高崖等地，并得到初步巩固。仅一个多月的时间，除马鸿逵占据的银川、马鸿宾和东北军驻防的固原外，宁夏东部大片土地被红军解放，初步形成一块与陕甘边区相接的新根据地。

至1936年7月底，西方野战军完成西征第二阶段夺取宁夏（不含银川）的任务。从8月初开始，全军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一面休整部队，准备迎接北上的红二、红四方面军，一面深入开展地方群众工作，巩固开辟的新区。至此，西方野战军仅牺牲数十人，实现了预期目的，取得西征的重大胜利。

据1936年7月3日《红色中华》报报载：“这一胜利，给我们完成西北抗日大联合的任务以极顺利的条件，是继着东征胜利之后又震动全中国的胜利。”在7月初以前，红军西征共消灭马鸿宾之主力3个团，沉重地打击了马鸿逵部的嚣张气焰。活捉敌旅长1人，俘敌2000余人，缴获步枪1500余支，缴获无线电发报机2架。抗日红军扩大了800余人，筹得抗日经费4．5万余元（旧币，下同），扩大新的根据地纵横350公里，占领定边、盐池、环县、曲子镇、宁条梁、下马关、豫旺、同心城、七营等重要城镇。

8.邓小平在清水河畔

1936年，邓小平随红军西征。6月，红一军团政治部设在固原县的七营镇。时任军团政治部副主任的邓小平与政治部文书科的五六个干部战士，住在距七营镇不远清水河畔吊堡子村的一个四合院里。

6月23日是传统的端午节，军团后勤伙房里为战士们供应的仍然是高粱馍馍和腌制的咸萝卜。这天下午，邓小平早早地忙完手里急需处理的军务，带上猎枪，上山打了几只野鸽子。炊事员按照邓副主任的吩咐，炖了一锅野鸽子汤，吃晚饭的时候端了上来，分给战士们。可是，平时最想改善生活的战士，闻到鸽子汤的香味又忍着馋劲儿躲回自己的房间里吃起了咸萝卜。大家心里清楚邓副主任日夜操劳，平常和其他干部战士一样，每天吃着高粱馍馍夹咸菜，今天好不容易有了一点野鸽子汤，应该让邓副主任补一补身子，我们怎么能去分享呢？正在战士们推让时，邓副主任关心地说：“今天是传统的端午节，让大家喝点汤，有啥子好推让的嘛！”战士们都高兴地让邓副主任先尝一尝，邓小平随和地操着四川口音接着说：“过端午节，打个牙祭，讲啥子客气嘛？我们红军的老规矩就是有盐同咸，无盐同淡。来，大家快把鸽子汤报销了！”文书科的干部战士见邓副主任这么说，大家愉快地拿起筷子、勺子，共享这透着清香的野鸽子汤。

1936年9月8日，红一方面军和红十五军团部分领导人在同心吊堡子合影

在西征途中，驻在七营镇红军政治部的干部战士，经常要到30里外的后方供应站把粮食背回来。有一天，政治部的战士又要到供应站去背粮食，出发时见邓副主任也赶来了，大家就劝阻说：“邓副主任，你工作太忙，就别去了吧！”一贯严于律己的邓小平风趣地说：“命令是我下的，我能不带头执行？要吃饭，就要干！”说完话，他就挤进队列里，跟战士们一起出发了。一路上，邓副主任和战士们边走边交谈，给战士们讲自己经历过的革命故事。路上大家翻沟越梁，不知不觉就到达了目的地。

1936年8月1日晚上，为了纪念八一南昌起义9周年，红军政治部早就作好了准备，特意举办了一场联欢晚会。晚会的地点设在一个河滩上，战士们在那里搭建了一个简陋的小舞台，点着明亮的汽灯。参加晚会的有军团领导及干部战士，还有附近地区的群众，在舞台前的空地上黑压压地坐了一大片。在演出中，有一个节目刚演完，军团直属队突然响起了一阵响亮的欢呼声：“欢迎邓副主任唱一支法国歌曲！”只见邓小平乐呵呵地大步登上了舞台，双手作揖，用他那浓重的四川话说：“来一个就来一个，我给大家唱一支法文的《马赛曲》，歌词的意思是……”说罢他清了清嗓子，就自如地唱开了。歌声高亢，在夜空中飘荡，台下的观众静静地听着，军团的干部战士都为邓小平的博学多才，平易近人发出由衷的赞叹。

1.中共盐池县委和县苏维埃的建立

盐池县解放后，为了维护社会治安，动员社会力量支援前线，西方野战军立即成立了军事委员会，从红军中抽调人员对盐池实行军管。不久，西方野战军政治部主任刘晓主持召开会议，宣布成立中共盐池县委员会，由惠庆祺任书记，王敬民任组织部长，王作元任宣传部长，曹光英任保卫部长，白鸿德任军事部长。中共盐池县委直属陕甘宁省委领导。中共盐池县委机构组成人员是中共中央在瓦窑堡时期确定的，盐池县解放时，除组织部长王敬民随红十五军军团先期到达外，其余人员都在陕甘宁省委驻地———环县河连湾学习待命，得知盐池解放的消息，县委书记惠庆祺就带领26名干部从河连湾出发，经黑城岔、羊圈山、定边城，于7月初到达盐池，正式接手县委的工作。随着中共盐池县委工作的逐步展开，在全县建立4个区委、26个党支部，协助政府开展工作。红军在盐池实行军事管制的同时，着手筹备建立地方临时政权机构。

西征红军打下盐池城的第4天，即1936年6月24日，红军政治部召开会议，研究成立盐池县城市革命委员会。会上确定城市革命委员会的任务是：协助军管会，加强治安管理，恢复和发展商业贸易，保障居民的生活和部队的供给，动员人力物力支援前线，加强城乡联系，扩大城市苏维埃的影响，为正式成立人民政权打好基础。

7月初，军管会在县城的一个财神庙前召开有各界群众代表100多人参加的大会，会上宣布盐池县城市革命委员会正式成立，王锡林任革命委员会主席，袁兆瑞、韩宝善任副主席。随后，便着手开始组建武装力量，经与红十五军团商议，以群众中青年积极分子为骨干，成立盐池县城市革命委员会游击队，队长由武装委员牛占彪担任，副队长由宁寿山担任，并很快配备了枪支、弹药和马匹。

惠庆祺带领的县委成员来到盐池后，西征红军又帮助建立了盐池县苏维埃政府，由袁兆瑞任主席，张常山任副主席，王瑞祥任财政经济部长，余成河任土地部长，赵二任贫农部长，聂秉正任粮食部长，牛占彪任武装部长。根据当地的历史沿革，将全县划分为5个区，区以下又划分25个乡、318个行政村。

2.努力恢复盐池县经济

盐池县解放后虽然成立了苏维埃政府，但是群众和驻军的粮食供应却成了一个大问题。宣传动员商店开门营业，号召农民进城卖粮卖柴，恢复和发展商业贸易，是摆在城市革命委员会面前的一项艰巨任务。盐池刚解放，一些不明真相的群众对党和红军的政策不甚了解，加上反革命分子暗中造谣破坏，人心不稳。针对存在的困难和问题，新政府和留守红军政治部多次召开会议，研究具体的解决办法。采取的措施有：一是广泛宣传红军保护工商业者的政策，宣传买卖公开自由，动员商店开门营业；二是号召商人为抗日作贡献，捐款捐粮；三是向存粮大户借粮；四是对于那些囤积居奇，转移财产，有意与苏维埃政府和红军为难作对的反动商团、商人采取坚决的制裁。同时广泛宣传这些政策，动员了12家店铺开门营业。但所卖的商品中，群众所必需的粮食、香油、布匹等生活用品还是没有。经过调查，出现物资紧张的原因：一是有些店主对党和红军的政策仍心存疑虑，加上个别坏人囤积和转移大宗货物；二是当时市场上没有统一的货币流通，小店主的值钱货物不愿意拿出来卖。驻军政治部和城市革命委员会决定首先要打击不法商贩。经过红军政治部的同意，没收了逃亡店主聚和兴的粮油和企图转移财产的常会泉商号的布匹及40箱蜡烛，并召开公审大会，枪决了逃亡店主聚和兴和与敌勾结的商会会长秦世堂，并没收了他们的全部财产。这些举措受到广大群众的热烈拥护，震动了盐池商界，树立了红军和盐池县城市革命委员会的权威，店铺陆续开门营业，经济逐步恢复。

3.毛泽民到盐池指导工作

盐池刚解放时，群众一时还不了解党的政策，反动分子又在暗中破坏，城内商店不开门，城外老乡不进城，居民买不到粮食和柴火，群众必需的生产、生活用品得不到供应。解决军民的生活问题已成为燃眉之急。

1936年7月，正当盐池县城市革命委员会为如何发展经济，开展内外贸易的政策、途径和办法发愁的时候，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驻西北办事处经济部部长毛泽民到盐池检查指导工作。毛泽民与工矿科长高登榜，深入进行调查研究，了解盐池的实际情况，召集城市革命委员会的负责人座谈，从政策上、途径上寻求和开创盐池发展商业贸易的办法。毛泽民了解情况后，便指示城市革命委员会发动群众打土豪。城市革命委员会把打土豪没收来的财物集中起来，于1936年7月办了个消费合作社。有了资金以后，又在消费合作社附设了一个食品合作社，专门供应熟食品。合作社内杂货齐全，价格低廉，买卖公平，既方便了群众，又活跃了市场。

当时，市场没有统一的货币流通。毛泽民作出指示：由红色政权向群众发出公告，准许“法币”、苏票同时流通，允许群众用苏票兑换“法币”。为了扩大资金，推动合作事业的发展，苏维埃政府在县城召开了一次有几百人参加的群众大会，毛泽民在会上宣传了办合作社的目的、意义和办法，号召群众积极入股，集资办好合作社。因为红军和苏维埃政府在群众中的威望很高，会后群众即入654股，每股3角，共计196.2角。这时，合作社不仅供应群众必需的生活用品和生产工具，还收购农副土特产品。后来，又先后在各区成立了消费合作社。

与此同时，毛泽民还广泛宣传党的保护工商业的政策，指出即使大商豪，只要爱国抗日，拥护党的政策，就受到政府保护。毛泽民还及时纠正了当时打土豪、分富财中打击面偏大的问题，释放了不该扣押的几个商人。这样一来，影响很大，县城的20多家私商都陆续开门营业了，不愿出卖的货物，在消费合作社的影响下，也摆出来销售。市场很快活跃起来，城乡交流广为开展。外逃的地主、富商闻讯后，也纷纷返回，还向红军捐款，支援抗日。盐池县商会会长靳体元先生，在毛泽民的宣传影响下，率先接受党的领导，拥护党的政策，积极创办合作工厂，受到边区政府的表扬，后来被选为边区参议员，评为合作社劳动英雄，受到毛泽东的接见和奖励。

毛泽民还广泛和商人结交朋友，发展贸易，组织物资内购外销，以保证边区的物资供应。当时边区的食盐、皮毛、牲畜、青油、药材（甘草)、粮食的贸易收入占边区财政收入的90%以上，而盐池的三宝———食盐、皮毛和甘草占了大部分。这些产品收购以后经石嘴山运到包头，再运到天津、北平销售。边区缺少的物资则通过商人从北平、天津购进。

毛泽民在盐池期间，还亲自抓了整建税务工作。1936年10月，成立了盐池税务局，各区设立了税务所，并且确定了应征税目和各项税率。规定的税收项目主要是：对入境布匹、烟酒等商品征所得税；对出境食盐、皮毛和牲畜等土产品征贸易税；对境内物资销售征交易税等。规定的税目、税率既公平合理，又防止了乱征滥罚，使各业都得到休养生息，因而受到人民大众的支持与好评，进一步促进了商业贸易的发展繁荣。

毛泽民在盐池活动时间虽短，但对老区盐池商业经济的建立和发展，对组织人民互助合作，发展生产，改善生活，打破敌人封锁，保卫红色政权等方面都作出了巨大贡献。

4.中共豫旺县委和县苏维埃政府的建立

西征红军一边打击敌人，一边广泛发动群众，组织建立了政权机构。1936年6月16日，左路军红一军团二师，在师长梁兴初、政委吴文玉（吴法宪）和政治部主任萧华的率领下，一举攻占豫旺堡。21日，右路军红七十五师解放王家团庄、同心城。27日，红军七十三师解放了豫旺县城下马关后，随军行动的地方工作团干部随即成立了工作委员会，邓国忠任书记，陈玉山任副书记。在陕甘宁省委领导下，邓国忠等人又着手组建中共豫旺县委、县政府和基层政权。不久就成立了中共豫旺县委、县政府。西方野战军总政治部刘昌汉任县委书记兼政府主席，黄聚恩任县委组织部部长、惠安民任宣传部部长。在全城群众庆祝成立大会上，红十五军团军团长徐海东、政委程子华在大会上讲话。刘昌汉等和大家见面。

豫旺县苏维埃临时政府成立后，积极开展宣传群众和发动群众的工作，为建立区乡基层苏维埃政权创造了有利条件。7月上旬，西方野战军司令员彭德怀、政治部主任刘晓、副参谋长聂鹤亭随总指挥部进驻豫旺城，红十五军团和豫旺县苏维埃临时政府联合在城隍庙召开军民大会。政委程子华在会上讲话，他先讲红军西征的意义。接着又讲中国共产党的宗教政策，号召全体回汉群众团结起来，建立自己的政权，过上幸福生活。

豫旺县苏维埃临时政府，下辖城关区、豫旺堡区、东南区（下马关东南滩)、甜水堡区、罗山区、毛居井区。此后，红十五军团把缴获的枪支弹药拿出一部分，在回汉群众中挑选思想进步、工作积极的青壮年，帮助各区乡苏维埃政府成立游击小队，协助政府维护治安，打击恶霸。区乡基层政权的建立，使广大回汉群众有了主心骨，安心生产，支援红军。当地群众还编了《唱反调一个苏维埃》等民谣，其中唱道：“胡琴拉起来，唱一个苏维埃。苏区的天下人人爱，看见吆人民好自在……”

1936年9月18日，《红色中华》报上曾刊登过一红军战士的见闻———《路过回民区》，该文载：“豫旺堡一带回民群众在红军胜利、马鸿宾统治崩溃的情形下，使得苏维埃与红军的影响与信仰迅速在回民中增长提高起来了。”“在豫旺堡，回民自己起来建立回民自治政府，组织自己的武装。在该地有三个土寨子因受着敌人的欺骗，对苏维埃红军还不完全信任，曾关起寨门不出来，后来经过该寨子附近地区（已建立回民自己的政府)的回民无数次的去宣传苏维埃红军的主张，解释苏维埃对回民的策略，使寨内过去不太信任的回民完全相信苏维埃，自动地打开寨门，与红军联合，并慰劳红军许多东西，正在积极起来建立自己的政府。 ”“在我们走路时，凡经过一个村庄或人家时，所有回民无论男的女的老的少的均请你休息坐一下，并且招待很好，问你要吃馍还是吃面条，只要你说一声，他们很快就会弄起来请你吃，不要一个钱。回民那种热忱，对红军的拥护与爱戴的情形真是难以形容了。 ”

1936 年 6 月，西方野战军总指挥部部分领导人在豫旺堡城隍庙（今同心县豫旺镇）前合影

豫旺县委在西方野战军撤离该地区后，继续坚持敌后斗争，直到 1937年3月，陕甘宁省委鉴于地方反动武装势力猖獗，决定将豫旺县的干部编入新成立的定环县。

5.中共三边特委的建立

1936年9月，中央为了加强党的领导和开展对敌斗争，决定在盐池成立中共三边特委（与盐池县委合署办公）。特委书记贾拓夫，组织部长朱协辉，宣传部长贺捷三，白区工作部长秦力生，军事部长高岗，青年书记揭俊勋，妇女部长白茜，机关总书记钱希均。中共三边特委隶属陕甘宁省委领导，辖定边、盐池、定边三个县委及三段地委。1937年初，特委机关转移至定边城。

6.毛泽东指示成立回民游击队

1936年夏，红军西征解放了定边、盐池等地，长期遭受马鸿逵压迫剥削的宁夏人民，冒着生命危险，纷纷投奔红色解放区。宁夏吴忠市的回族青年马怀蔺、金三寿等人听说红军是穷人的军队，他们在这一年的夏末，悄悄地越过马鸿逵的封锁线，来到盐池解放区参加革命，受到李维汉为首的边区少数民族委员会的热情接待。不久，边区政府与毛泽东主席通电联系，毛泽东主席邀请马怀蔺、金三寿到保安会面。马、金两人听说后，高兴得一夜睡不着觉，不等天亮就动身，直奔保安去见毛泽东主席。他们到保安高桥时，就见路边张贴着“欢迎回民领袖马怀蔺”、“欢迎哥老会领袖马怀蔺”的大幅标语。到了保安，郭洪涛接待并安排了他们的住宿。过了两天毛泽东在百忙中抽空接见了马怀蔺、金三寿。毛泽东住的窑洞外面挂着一幅十分醒目的大标语“欢迎马怀蔺先生”。窑洞里面陈设十分简陋，有一张办公桌，几把竹椅。毛泽东在这里听取了他们投奔解放区的汇报。马怀蔺原名马相如，后来根据《廉颇蔺相如列传》的故事改名。他中学毕业后，曾在绥远结识了刘志丹，对共产党、红军有初步的认识。回到家里和金三寿等一些贫苦的回族青年常聚集在一起谈论共产党和红军革命的事情。1936年6月红军解放了盐池、定边，马怀蔺、金三寿、马宗标、金凤岐等人来到了定边。

毛泽东主席听完了马怀蔺、金三寿的汇报，十分高兴。又询问了解放宁夏、甘肃、青海的有关情况，接着又提出了可不可以在宁夏组织一支游击队，到贺兰山一带活动，为解放宁夏做准备。马怀蔺说：“现在还不行，贺兰山离苏区较远，回旋余地小，四面没有援军，首先在定边搞个回民游击队，然后向西发展。”毛泽东主席听了点头表示同意。马怀蔺、金三寿同毛泽东主席交谈了3个多小时，最后，毛泽东主席用一块白布亲自给马怀蔺写了委任状———西北方面军第一路游击司令马怀蔺，并赠给其战马一匹，驳壳枪一支，银元200块，希望他回去后立即组织回民游击队。

马怀蔺、金三寿回到定边，在少数民族委员会和三边特委的主持下，召集来到定边的部分回民代表，在西城门张文举的小店里成立了回民游击司令部，马怀蔺任司令，西方野战军派李静波任政治委员，金三寿任司令部管理科科长，由四、五两个支队组成。回民游击队成立后在政治、武器弹药方面，受到宋时轮、宋任穷率领的红二十八军的热情支持。回民游击队经盐池逐渐向吴忠、灵武敌占区开展游击活动，给马鸿逵在金积、灵武的防线造成了一定的威胁。后来他们在白区斗争中，由于革命经验不足，遭到敌人的严重破坏（此时马怀蔺因病亡故），游击队失败了，但是对后来的回民武装斗争影响深远，从中汲取了有益的经验教训。金三寿在党的培养下，担任三边地区回汉支队的主要领导和组织工作。他们为宁夏人民的解放事业建立了不朽的功勋。

7.豫海县回民自治政府的建立

1936年6月，西征红军相继解放了豫旺、海原大部分地区。8月，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派中共陕甘宁省委书记李富春专程来到同心，协助进行豫海县回民自治政府的筹建工作。李富春来到同心后，成立了以李富春、王首道、唐天际、程子华、王柏栋、杨奇清和马青年等人为成员的豫海县回民自治政府筹备委员会。为了实现党的民族统一战线，党中央决定成立“陕甘宁省豫海县回民自治政府”。经过两个月的紧张准备，各项准备工作基本完成。同年 10 月初，豫海县回民自治政府筹备委员会给毛泽东主席、党中央各团体、红军各部队发出了《召集豫海县回民自治代表大会通电》。

陕甘宁省豫海县回民自治政府成立大会旧址———同心清真大寺

1936 年 10 月 20 日，陕甘宁省豫海县回民自治政府成立代表大会在同心城清真大寺隆重举行。来自各区、乡的回族代表和各界人士共 300 人出席大会。这天，晴空万里，阳光照耀着同心连绵的山丘，金色的朝晖沐浴着同心清真大寺，获得解放的回汉同胞，穿上喜爱的盛装，敲着锣、打着鼓，从四面八方潮水般的涌向清真大寺。许多鬓发斑白的老人听说红军在清真大寺开会，便拄上拐杖让儿女陪着前来跟会，有些回族妇女被红军的宣传所吸引，破天荒地走出家门去参加新政府庆祝大会。

同心清真大寺，是同心县境内一座很古老的具有伊斯兰特点的建筑物，是中国现存的十大古老清真寺之一，是信仰伊斯兰教的回民群众进行宗教活动的中心，建寺已 900 多年，每年都有各地穆斯林前来朝拜。豫海县回民自治政府在这里举行成立大会，有很大吸引力。大会会场布置得庄严、隆重。主席台正面墙上悬挂着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画像，四周房檐上飘扬着印有镰刀斧头的党旗和各色彩旗，微风吹拂，彩旗飘飘。这一天，方圆近百里的回汉民群众都携儿带女前来观看。古老的同心城里，锣鼓喧天，红旗招展。红军战士剧社表演了文艺节目，盛况空前，是半个城（即同心城）从来没有见过的热闹情景。

10月20日上午9时许，回族人民代表、红军代表、回民独立师的代表以及来自其他方面的代表、各界知名人士在主席台就座。当筹备委员会负责人李富春同志庄严宣布大会开始时，会场里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经久不息。大会进行了3天，代表们怀着满腔的政治热忱，讨论通过《豫海县回民自治政府条例》《减租减息条例》《土地条例》等有关决议案，选举产生豫海县回民自治政府的领导成员，主席马和福（回族)、副主席李存德（回族)。大会还决定正式启用刻有中国共产党党徽以及阿拉伯文（以下简称阿文）、汉文两种文字的自治政府印章，办公地点设在同心城以南15公里的王家团庄。自治政府管辖：8个巩固区，即同心城、王家团庄、高崖、马家河湾、窑山、下马关、李旺堡、豫旺堡；4个游击区，即喊叫水、韦州、惠安堡、关桥堡。总人口3万多，面积约8200平方公里。不久，陕甘宁省委决定成立中共豫海县委，书记由贺恩宽（贺旭东）担任。

8.豫海县回民自治政府主席马和福

马和福1893年出生在甘肃省河州（今甘肃临夏）一个贫苦农民家里。4岁时，随祖父和父母逃难来到宁夏西吉县落户。1920年海原大地震后，又投奔到同心张家塬乡险崖子村扛长工的大哥马金山家，开始了他在豫旺堡一带打长工当短工的生活。1927年，他离开豫旺堡，流浪到金积鸿乐府给人做长工。1935年他又拖家带口回到豫旺堡南塬刘家岗子村居住。马和福出身贫苦，深知穷人的苦难，乐于帮助穷人，在穷人中的威信很高。

1936年6月，西征红军解放了豫旺堡。在这之前，由于国民党的反动宣传，许多老百姓都逃走了。马和福没有走，他等待着，要亲眼看看红军究竟是啥样的军队。在和红军交往中，他看到红军纪律严明，尊重回民的风俗习惯，替穷人说话，是真心帮助穷人的军队。于是他主动帮助红军做事，每天走东串西，爬山越沟作宣传，揭露敌人的造谣欺骗行为，动员外逃的人回家。在他的宣传带动下，许多回汉群众陆续回家，并纷纷给红军送“欢迎粮”，赠“抗日款”，帮助红军解决吃水问题。

豫旺县解放后，建立了临时苏维埃政府。在一次由红军回民独立师师长马青年主持召开的军民座谈会上，马和福倾诉了自己苦难的经历，表达了跟共产党闹革命的决心。在红军和政府领导的帮助下，他的阶级觉悟有了很大的提高，不久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中共豫旺堡区委成立后，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回民自决，回族的事情由回族自己解决”的指示精神，在豫旺区设立了苏维埃政府和回民自治政府，马和福任自治政府主席。接着，他发动和组织了20多名回族青年组成一支“回民游击队”，协助红军侦察敌情，打击不法豪绅，不辞辛苦地深入各山村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和民族政策，发动老百姓筹集粮饷，动员妇女为红军战士捻毛线、织毛袜。马和福是豫旺地区表现最突出的优秀回民干部。

马和福担任豫海县回民自治政府主席后，工作十分繁忙。为了广泛发动群众，壮大革命力量，巩固自治政权，他不畏艰险，走村串户，日夜奔忙着。他在对同心城、豫旺堡、王家团庄等地群众作宣传时说：“我们豫海地区的各族人民得到了解放，但宁夏川的劳苦大众还处在水深火热之中，我们还要搭救宁夏的父老兄弟，要打到宁夏去，解放宁夏城！宁夏（谐音硬下），宁夏，要硬硬地下，才能拿下！”马和福说话稍带河州腔调，铿锵有力，感人至深。

1936年11月12日，西方野战军、红二和红四方面军会集同心城，并在西门外河滩上召开了万人军民联欢会。马和福代表豫海县回汉人民致了欢迎词。参加大会的朱德总司令和彭德怀司令员在讲话中，对马和福及豫海县的工作给予了高度赞扬。

1936年11月中旬，红军向东撤退以后，马鸿逵的军队旋即侵占了豫海县，大搞“清党、清红”，整个豫海县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因马和福在农村开展工作，未及时接到撤离的通知而滞留在了沦陷区，此时的自治政府工作已被迫转入地下。在陇东边区工作的马青年受党组织委托秘密到豫海县寻找马和福。由于敌人的严密封锁，马青年没能与马和福及时取得联系……

1937年2月，因坏人告密，马和福在锁家岔被反动民团头子锁有智逮捕。他们将马和福先押往韦州，后转押在银川。国民党宁夏省政府主席马鸿逵多次派人酷刑逼供，并亲自审讯。在敌人的法庭上，马和福大义凛然，视死如归，义正词严地控诉了反动政府的罪行。尽管敌人软硬兼施，严刑拷打，施尽淫威，但终因马和福坚贞不屈而一无所获。

马鸿逵不能撼动马和福这位回族英雄，就把他押回同心秘密枪杀。临刑前，敌县长屈端庄问道：“你还有何话讲？”马和福拖着沉重的镣铐，傲然挺立，坦然地说：“为民族的解放，虽死无悔！———我要‘换水’。”屈端庄信服这位钢铁汉子，允他“换水”。之后，马和福穿好衣服，昂首挺胸走向刑场。

1937年4月3日，回族英雄、党的好干部马和福在同心县城西门外河滩上英勇就义。

解放后，同心县人民政府在老城（半个城）修建了马和福烈士陵园。1978年庆祝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20周年时，又将他的陵墓迁入新城红军烈士陵园。每年到烈士殉难日，许多干部、工人、学生、农民前去悼念这位回族英雄。

9.豫海县回民自治政府支援红军的革命活动

豫海县回民自治政府成立后，陕甘宁省委遂决定成立中共豫海县委。豫海县回民自治政府和中共豫海县委成立后，吸引、发动、团结当地回族群众，使新开辟的苏区得到巩固和发展。为保卫胜利成果，自治政府发动群众，组建地方武装，挑选了马新民、锁少贤、白生才等政治上进步的40多名回族青年骨干参加，成立了豫海县回民游击大队，大队长由马和福兼任。在红十五军团政治部唐天际、王柏栋等帮助指导下，组建江湖抗日游击队，马青年任总指挥，马正龙任副总指挥，王柏栋任政治委员。江湖抗日游击队的主要任务是争取当地的哥老会成员，改变其对红军的敌对态度，发展革命力量。游击队最多时曾达到3000多人。

自治政府还特别注意广泛发动和团结群众，巩固扩大根据地。北圈子（原同心县下流水乡)地处同心、中卫、海原3县交界地带，是纯回民区，干旱贫穷，交通闭塞，当地回民群众对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很不了解。回民自治政府成立后的第三天（即10月25日)，马和福主席亲自拿着政府《告北圈子四周围同胞书》的布告，到北圈子去张贴宣传。通过宣传，广大回族群众表示诚心诚意地接受自治政府的领导，捐粮捐款，支援红军。

自治政府经常派人深入农村，广泛宣传党的民族政策，教育号召广大回族青年参加红军。自治政府为迎接红二、红四方面军，实现三大主力会师，豫海县回民自治政府筹备小组广泛宣传红军会师的重大意义，发动群众，筹备了大量的物资。除粮食外，仅羊皮背心和大衣就有 500 多件，鞋近3000 双，牛羊 1 万多头（只），送给胜利会师的红一、红二、红四方面军。

1. 斯诺到达豫旺堡

豫旺这个中国西部的小镇，还迎接了中国人民的朋友———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1905~1972）和杰出的国际主义战士乔治·海德姆。世界名著《西行漫记》四分之一多的篇幅是在这里采访完成，乔治·海德姆则在这里参加红军并改名马海德。

埃德加·斯诺是世界著名的记者和作家，是中国人民的好朋友。斯诺出生于美国堪萨斯城，毕业于密苏里大学新闻系。1928 年，斯诺来到上海，担任《密勒氏评论报》的助理编辑，后兼任《太阳报》和伦敦《每日先驱报》特约通讯员。在中国的几年间，斯诺亲眼看到中国人民在苦难中挣扎的情景，产生了强烈的同情感。1936 年，他是第一个来到苏区采访的外国记者，后来，写出轰动世界的《西行漫记》（原名《红星照耀中国》）一书。

1936年5月，斯诺在其任教的北京大学未名湖畔遇见北京学联主席黄华，表达了想到陕北去见毛泽东、周恩来的意愿，但苦于不懂汉语，邀请黄华当翻译。6月初，斯诺带着宋庆龄、刘少奇、柯庆施等人写好的一封给苏维埃政府主席毛泽东的介绍信，从北京赴西安。斯诺到西安后，给妻子尼姆·威尔斯发电报，让她催促黄华上路。斯诺来到西安后，等待与一位姓王的牧师接头。几天后，斯诺与王牧师相见。这位王牧师，即为当时中共从事地下工作的董健吾。在董健吾的安排下，斯诺与中共中央驻西安联络员刘鼎、邓发在未央宫遗址见面，商定去苏区的办法。

7月6日，斯诺与从上海赶来的乔治·海德姆乘坐东北军张学良部队的军用卡车，避过国民党特工人员检查，出西安城。晚上，睡在洛川的一个土炕上。7月7日到达陕北，9日下午到达安塞县。当晚，斯诺与马海德赶到白家坪，受到周恩来副主席接见。周恩来对斯诺说：“我接到报告，说你是一个可靠的新闻记者，对中国人民是友好的，并且说可以信任你会如实报道，我们知道这一些就够了。你不是共产主义者，这对于我们是没有关系的。任何一个新闻记者要来苏区访问，我们都欢迎。不许新闻记者来苏区的不是我们，是国民党。你见到什么，都可以报道，我们要给你一切帮助来考察苏区。”周恩来还为斯诺安排了为期99天的采访旅程表，斯诺没有作声，心里却对这个旅程安排产生了怀疑，不相信苏区有什么新奇的事物可供他采访那么长的时间。7月10日，斯诺和海德姆由安塞出发前往中共中央所在地保安（今陕西省志丹县），三天后到达目的地。因周恩来提前已发电报，斯诺等到达保安时，林伯渠、董必武、谢觉哉、徐特立、吴玉章出城隆重迎接。

7月16日，毛泽东主席会见斯诺和海德姆，进行长时间的谈话。后来，斯诺又采访洛甫（张闻天)、徐特立、林伯渠等高级干部，并参观访问红军在保安的兵工厂、红军大学等。此时，黄华才赶到。在此之前，由吴亮平担任翻译。斯诺通过对保安的采访，对红军有了初步的了解。斯诺在保安采访结束后，得知蒋介石正准备进攻苏区，他顾虑仗打起来后从保安出不去，想在大战之前离开保安，回北平去。后来在黄华的劝说下，斯诺才下定决心到前线去，亲自看看战斗着的红军。毛泽东主席知道斯诺要到前线去，亲自来送行，中共中央派傅锦魁带一个骑兵小分队护送。途中，斯诺一行经吴起镇到环县曲子镇，中共陕甘省委书记李富春和夫人蔡畅接待了他们。半个月后，斯诺骑马来到豫旺堡。豫旺堡距豫旺县城下马关约35公里，有坚固的城墙，是西方野战军总部和一军团司令部所在地。斯诺和海德姆的到来，受到司令员彭德怀等热烈欢迎，并安排他们住在指挥部。

2.欢迎斯诺、海德姆大会

斯诺和海德姆等人到豫旺堡后，红一军团在8月22日为斯诺、海德姆举行盛大的欢迎大会，参加大会的有彭德怀、聂荣臻、左权、朱瑞、李富春、刘晓等及红一军团各师团的代表和驻豫旺堡连以上干部。彭德怀司令员在欢迎大会上作了热情洋溢的发言后，请斯诺讲话。斯诺高兴地说：“你们的斗争不是孤立的，全世界的无产阶级都拥护你们。我这次要把你们几年来艰苦奋斗的经过，去告诉全世界无产阶级知道。最后你们应努力把（用）中国的革命模范来推动和领导全世界革命。”演讲结束时，他又激动地高呼：“中国革命万岁!”“红军胜利万岁!”“世界革命成功万岁!”斯诺的讲话由黄华翻译后，同志们热烈鼓掌欢迎。事后，驻在豫旺堡附近杨家堡子的红军把斯诺的讲演摘要，用毛笔写在直保留到 20 世纪 60 年代，后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被破坏。

红一军团四师当时驻毛居井，距豫旺堡比较远，由政治部卢仁灿科长带领 10 多名代表，参加欢迎大会。出发前，四师决定从缴获的战马中挑选两匹上等黑色骏马，配上好鞍子，作为送给斯诺和海德姆的礼物，并以师领导的名义写信慰问。斯诺看到信后，通过翻译向卢仁灿反复表示谢意。接着，斯诺和海德姆跨上战马，绕场奔跑几圈，引起全场一阵热烈的掌声和喝彩声。在欢迎大会上，红一军团战士表演队列、刺杀、射击等军事项目，红十五军团骑兵表演了马术。斯诺用照相机和摄影机将此情景真实地记录下来。

3. 斯诺在前线采访

1936 年 8 月初，斯诺和海德姆冲破国民党的重重封锁，不畏艰险，辗转万里经西安、保安到红军西征前线即红军总部所在地豫旺堡采访。

斯诺每到一地，立即进行采访。斯诺到豫旺堡后，就住在红军总部院子里，经常和彭德怀司令员进行交谈。彭司令员给他介绍红军的生活情况，游击战的战略战术，红军的统一战线政策等等。斯诺在采访中，也了解了彭德怀个人的革命经历，并对彭司令员留下深刻的印象。当斯诺亲眼看到指挥千军万马的红军司令员，就住在一间简陋的房子里的时候，感慨地对翻译黄华说：“我见到过美国、英国、苏联和国民党的很多高级指挥官，彭德怀司令员是最俭朴的了! ” 他在《西行漫记》中写道：彭德怀的宿舍“有一张桌子和一条板凳，两只铁制的文件箱，红军自绘的地图，一台野战电话，一条毛巾，一只脸盆，和铺了毯子的炕。他同部下一样，给我的印象是穿很深颜色的两套制服，他们都不戴军衔领章”。“我必须承认彭德怀在他的谈话举止里有种开门见山、直截了当、不转弯抹角的作风很使我喜欢，这是中国人中不可多得的品质”。彭德怀司令员还领着斯诺一起参加红军的政治会议，访问红军连队，观看红军战士剧社的演出等等。当时红二师随军团部驻在豫旺堡，斯诺前往采访时，政委萧华曾为他安排详细的访问日程，使他对红军生活有了比较全面的了解。斯诺对红军“每一个连和每一个团都有列宁室”很感新奇。后来还在西方野战军政治部主任刘晓陪同下，到一个列宁室去参观，上了堂政治课，对红军的民主作风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1936年8月26日，斯诺在豫旺堡采访10天左右后，应徐海东军团长邀请，在10多名红军骑兵护卫下，前往驻豫旺县城下马关的红十五军团采访。出发时，彭德怀司令员和中共陕甘省委书记李富春等把斯诺和海德姆送到城外。斯诺和海德姆骑马经过5小时后，来到豫旺城下。途中，他们曾遇到前来迎接他们的一排骑兵战士。到城外时，由当地军民组成的“欢迎委员会”的成员，夹道欢迎他们。在城内，红十五军团广大指战员，按连队建制有序地排列在大道两旁欢迎客人。城门上挂着一条“欢迎美国国际新闻工作者到苏区调查”的横幅，欢迎场面十分热烈。斯诺一行在欢呼声中来到这座古老城楼前，徐海东等热情地同斯诺等人一一握手，表示欢迎。

8月27日，斯诺与徐海东军团长长谈了整整一天，他对徐海东的个人经历非常感兴趣，因此在《西行漫记》中，专门写了一章《红色窑工徐海东》，把他介绍给全世界。斯诺写道：“我一页又一页地写了许多同徐海东及其同志们的谈话的笔记，其中有国民党军队在鄂豫皖对老百姓所犯罪行的日期、地点及详细情况。但是我无法重述我所听到的最残暴的罪行。这些罪行不仅无法形诸笔墨，而且在那些不知阶级战争中阶级仇恨的可怕深度的天真派听来，很可能是不可信的。”斯诺也通过这些事实，认清了中国红军的力量。

8月28日，斯诺访问红军连队。8月29日，斯诺在徐海东陪同下，前往驻在红城水的红七十三师前线阵地参观采访。红城水与韦州镇遥遥相望，那里驻扎着马鸿逵部队。斯诺观看了前沿阵地和红军的防御工事，又找部分红军指战员和当地回民群众交谈，了解红军和人民群众的战斗生活情况。斯诺和马海德在红城水活动了一天。斯诺在红十五军团共参观采访5天，因“徐海东十五军团的三个师中有两个师准备转移，一支南下，为朱德开道，一支向西到黄河流域”，而于8月31日下午回到豫旺堡。

9月1日，斯诺随彭德怀司令员率领的西征红军总部向西转移。9月4日，进驻吊堡子村。9月7日，斯诺与彭德怀等告别，取道甘肃环县河连湾回到保安。10月21日，由保安赶回西安，后返回北京，开始撰写《红星照耀下的中国》（即中译本《西行漫记》)。一年后，即1937年10月，该书正式出版。斯诺返回时，黄华留在红一军团一师，海德姆留在中共陕甘宁省委所在地甘肃环县的河连湾从事医务工作。

4.国际友人马海德

马海德原名乔治·海德姆，1910年出生于美国纽约布法罗，祖籍黎巴嫩。

1933年，23岁的海德姆毕业于日内瓦大学并获得医学博士学位，同年来到中国，结识了宋庆龄等中国进步人士。1936年7月，经宋庆龄介绍，在中共地下党组织的安排下，他和美国新闻记者埃德加·斯诺一起到达被封锁的陕北苏区，先后见到毛泽东、周恩来、叶剑英等中共领导人。革命家远大的政治抱负和高昂的救国斗志，深深地打动了海德姆年轻的心，使他产生了留在中国、参加中国革命的想法。

乔治·海德姆1936年参加红军，后经彭德怀司令员同意改名为马海德

1936年8月，海德姆和斯诺一起来到西征红军前线总指挥部驻地豫旺堡，受到彭德怀司令员的热烈欢迎。在豫旺南塬召开的欢迎大会上，由黄华任翻译，海德姆和斯诺做了支持中国革命的演讲，还用刚学会的汉语问“同志们好”。

海德姆到豫旺后，和红军医生戴济民（回族）、钱信忠一起给群众看病，展示出海德姆高超的医术。他们不仅为驻地军民服务，还经常走村串户，足迹踏遍了豫旺地区的村村寨寨。

祖籍黎巴嫩的海德姆，虽然出生在美国，但受父辈的影响，仍然会讲阿拉伯语，会写阿文，他的这一特长更是备受回民欢迎。当地群众奔走相告，说是红军中来了一位“土耳其”人，精通教律，又写得一手好经文，大家争相请他到家里做客，连阿訇也多次请他到家里促膝长谈。每逢盛请，他就约上戴济民一起去。与群众多次密切接触后，他发现这里由于偏僻落后，认得汉字的没有几个人，却因学《古兰经》的需要，认识阿文的反倒较多。他将这一发现报告总部后，红军就让他把一些标语口号译成阿文刷在墙上。于是“回汉人民是一家”、“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等红军的政治主张以阿文形式出现在偏僻的山村里。当地群众特别是回民感到十分新奇，又十分亲切，一时围观者如云；有人还请来了寺上的阿訇，让翻译给他们听。海德姆的这一成功创举，对于号召回民起来参加革命起到了很大的宣传鼓动作用。

在与回民的频繁接触中，海德姆深为他们的勤劳善良、热情好客所感动，他决定参加中国革命，再不离开苏区，并且取豫旺回族最多的“马”姓为自己的姓氏，改名马海德，表明了他同中国人民风雨同舟、患难与共的决心。从此，红军队伍里又增加了一位外国友人。

马海德入伍后，经彭德怀司令员批准，分配在徐海东的十五军团，专门从事回民工作。在斯诺临行前，他特别关照斯诺，在发表《西行漫记》时，要求不能提及他一个字，原因有二：一是作为外国人，他参加红军还不宜公开；二是刚加入红军队伍，他还是普通一兵，没经过艰苦卓绝的长征锻炼，更没有立过一次战功，根本没有报道的必要。斯诺尊重老朋友的意见，在报道中删去了所有有关他的字眼。这就是《西行漫记》中只字未提马海德的原因。

斯诺结束对西征红军的采访，返回北平，而与他同来的乔治·海德姆却留了下来。从此以后，马海德把自己的命运同中国人民的革命紧紧联系在一起。马海德于1937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于1950年申请加入了中国国籍，成为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取得中国国籍的外国人。解放后，他历任卫生部顾问、中国麻风病防治研究中心主任、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政协常委等职。

留在西征红军中的马海德，在宁夏豫旺还亲身经历了两个重大历史事件：一件是陕甘宁省豫海县回民自治政府的成立，他作为特邀代表参加了大会，亲眼目睹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回族自治政权的诞生，荣幸地成为参与这一盛事的唯一的外国人。另一件是在同心红军的三军大会聚。1936年11月上旬，继红一、红四方面军在会宁会师，红一、红二方面军在将台堡会师后，红一、红二、红四方面军在同心实现了三军大会聚，马海德又成为这一历史事件的见证人。

1986年10月，同心县隆重举行红军长征胜利暨豫海县回民自治政府成立五十周年庆祝活动，马海德在北京被邀参加“五十大庆”，他非常高兴地接受了邀请。但由于同时还有一项重要的外事活动，使他未能再回到同心。为了表达他对同心人民的思念和良好祝愿，他用阿拉伯文、汉文两种文字署名，题赠了“同心同德，同建同心”的贺词。

历史把马海德引向同心，是一种机缘；同心有缘为这位杰出的国际共产主义战士改名，是同心的荣幸。历史将永远记住这样一个人：他出生在美国，归宿却在中国；他放弃了西方优越的待遇和美国国籍，却投身到贫穷的东方世界，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完成了人生的重大转变。

1.党的民族政策

红军进驻同心后，由于这里是回族聚居区，加之国民党的反动宣传，群众对红军究竟是什么样的队伍知之甚少。所以，认真宣传贯彻党的民族宗教政策显得尤为重要。1936年5月25日，即在红军西征出发前，毛泽东就发表了《对回族人民的宣言》，提出民族平等、民族自治，尊重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等党的民族宗教政策。5月24日，红军总政治部主任杨尚昆签发了《总政治部关于回民工作的指示》，明确强调红军不准驻扎清真寺，要保护清真寺，保护阿訇。红军战士与回民交往中不说“猪”字，不乱用回民器具。红军所到之处不仅不能损坏回教经典，还用阿拉伯文印发传单、书写标语。并将阿拉伯文认定为回文，响亮地提出：“保护回文，发展回民的文化教育。”西征红军战士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执行了党的民族宗教政策，赢得了广大回族群众的衷心拥护和爱戴。

回族群众信奉伊斯兰教，因而做好宗教上层人士的工作是宣传、发动、团结、组织回民的一个关键环节。红军进入同心后，多渠道、多层次地接触宗教界人士，详细讲解党的民族宗教政策和抗日救国主张。彭德怀、左权、聂荣臻、徐海东、程子华等首长带头做宗教上层人士的工作，在此影响下，许多宗教界人士、回族人士很快接受革命道理，同情和支持红军的革命行动。

2.组建回民独立师

西方野战军为尽快地在回民地区开展工作，广泛发动群众，搞好军民关系，创建回族自己的武装力量和回民自治政府，在红军各战斗团中都先后成立回民工作团，专门研究回民地区的政策和工作方法，承担有关民族工作的具体任务。左、右路两个军团都成立回民教导团，配备受过党校教育的回民干部任教，培训回民工作干部。这些经过培训的指导员，后来成为红军在回民地区工作的骨干力量。红十五军团攻占宁条梁之后，经报请西方野战军总部批准，在5月下旬正式成立回民独立师，由军团政治部宣传部干部马青年任师长，政治部科长欧阳武（回民)任政治委员，李铁民（汉族)任参谋长。该师是红军历史上建立的第一支回族武装力量。

回民独立师刚成立时，仅有一个步兵连和一个骑兵排，共100多人，枪100多支、战马50多匹。回民独立师由军团直接指挥，相继参加攻占小桥畔、安边、定边、盐池、惠安堡、豫旺县、王家团庄、半个城等主要战斗，缴获武器弹药甚多，很快得到发展和壮大。回民独立师边战斗边在宁夏回民聚居区积极开展宣传工作，扩大红军的政治影响。同时，在清剿当地顽匪、安定社会秩序、融洽军民关系、建立地方自治政权等方面均做了大量工作。半个城周围甜水井极少，当地群众主要靠雨雪天储窖水吃。城里仅有一口甜水井，叫“官井”。红军来到时，水井由于年久失修，群众常为吃水发愁。回民独立师征得群众同意后，按照回民的风俗，派一班回民战士，将井彻底掏洗一遍，并加固井口，新修井台，还专门设岗哨日夜看护。回民群众对此赞不绝口，传为佳话。有些外村回民，还特地从远处赶来，观看红军修过的这口水井。后来，当地回民群众就给这口井起名叫“红军井”。

回民独立师在同心开展民族宣传工作，帮助群众建立政权，取得很大成绩，但也遭受了一些不幸的损失。7月20日，红军为清剿当地散匪，为民除患，由政委欧阳武、参谋长李铁民带战士去搜剿土匪。经侦察围捕，抓获部分匪徒。当天晚上，因看守人员麻痹，欧阳武、李铁民和警卫员以及1名连长，被4个被俘匪徒杀害。

3.彭德怀在同心吊堡子

1936年7月初，在政治部主任刘晓、副总参谋长聂鹤亭的陪同下，彭德怀率西方野战军总指挥部进驻豫旺堡。彭德怀总司令员住在豫旺堡城隍庙内。在这里，彭司令员和西方野战军的首长们，用迎接外宾的最高规格，极其热情、隆重地迎接了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和医生乔治·海德姆。

9月上旬，西征红军总部移驻同心县羊路乡的吊堡子村。在这里，彭德怀司令员帮群众找马和转赠木床的故事传为佳话。

1936年9月的一天晚上，彭总正在屋里忙着工作，忽听外面有吵闹声，一打听，原来是回民马占才家的一匹大红马跑失了，全家人非常着急。彭总立刻叫了十几个红军战士分头寻找，自己也回到屋里提着马灯亲自去找。他们跑了五六十里山路，最后发现马脱缰后跑到清水河对面国民党东北军的防区了。当时红军已与东北军建立了秘密统一战线，双方关系处得很不错，于是彭总随即派人与东北军联系，到天快亮的时候，彭总才和战士们一起把马找回送到马占才家。马占才一家感激万分，要给彭总送这送那，都被彭总谢绝了。

彭德怀一生戎马倥偬，但骑在马背上的留影只有1936年在豫旺堡的这一张

在西征红军总指挥部移到吊堡子后，当地一个姓李的木匠怀着敬慕之情给彭总作了一个大木床，彭德怀婉言谢绝，再三讲明红军有纪律，不能随便接收老乡的东西。但李木匠却死认一个理：“这是我的一点心意，哪有送来了再拉回去的道理。”无奈，彭总让通讯员把钱付给了李木匠。这下可惹火了李木匠，李木匠临走时甩下一句“我又不是来卖床的”扭头走了。几天后，彭总到清真寺拜访阿訇，看到他的床铺简陋，立即指示战士回去把自己的铺盖卷起，把那个大木床拉来转赠给了当地伊赫瓦尼教派的李阿訇。

4.洪教主救红军洪寿林，字海如，红军长征路过同心时，他已80高龄，是当地的伊斯兰教虎夫耶门宦的教主。

1936年，红军长征经过同心时（当时县名为豫旺)，了解到洪寿林的为人和身世，就派人秘密和他接触。洪寿林住在现中宁县喊叫水乡红岗子村（原名豫旺县红岗子)。红军第一次来到洪家，洪寿林就热情地接待了红军，后来发展到关系十分密切，红军代表常常穿便服到洪家。有一次，红军代表来到洪家后，被当地国民党民团察觉，他们派人盘旋在洪家周围监视。由于他们没有掌握真凭实据，不能轻易抓人，只能见机行动。洪寿林怕红军被敌人抓去，就将两位红军代表藏在自己的“禁房”（教主修心盘道之净地，任何人不得进去)内，白天洪寿林的妻子一人送茶送饭，倒大小便，晚上洪寿林就与红军代表会面，经常谈到深夜。当时，因反动派造谣说，“红军要共产共妻，消灭宗教”，从而孤立了红军。同时，他们还搞坚壁清野，几乎十室九空，造成了红军供给的极大困难。红军代表给洪寿林讲共产党的宗旨、红军是穷人的队伍、抗日救国的道理，红军代表的一番话深深地打动了洪寿林。7天后，洪寿林出于安全，将两位红军代表打扮成阿訇模样，由周生斋和田风海等人护送回去。从此以后，洪寿林给教民宣传红军是人民的军队，讲回回为什么要支持红军的道理。他说：“红军是仁义之师，必定胜利。”动员教民给红军送粮草，做了很多有益的工作。不久，这里的国民党军队逃跑了。红军指挥部为了表彰洪寿林，由敌工部长唐天际、程宗受和马青年带领60多个红军来到洪家。红军给洪寿林送来了150只羊和一面长方形大红缎幛。幛面写着：“寿林回族大教主法正，爱民如天。汉族同胞唐天际、程宗受赠。”同时，还给洪寿林送去了豫海县回族自治政府委员的聘任书。洪教主接受红军送来的礼物后，立即派人宰了5只羊招待红军，并给每个战士回赠了3块大洋。洪寿林接受了红军送来的150只羊和锦幛以后，心情非常激动。7天后，他自制了一面绿色锦幛（回族崇尚绿色），并亲笔在绿色杭缎锦幛上用阿文题词。题词的大意是“红军好比是太阳的光辉，将来要照到大地的各个地方”。实际上洪寿林用了八个字来概括：“太阳之光，普照大地”。之后，洪寿林派周生斋和田凤海将这面锦幛和两箱蜡烛送到同心红军指挥部，并请周、田两人转告红军领导，送给他们蜡烛是有含义的。

洪寿林逝世时，他拿出了红军送的锦幛对他的儿子洪清国说：“我留给你红军的这面锦幛，比什么家产都珍贵，你要不惜一切将它保存下来，等待红军回来。”洪清国遵照父亲的嘱咐把锦幛放在罐子里，用黄蜡封上口，藏在坑洞里，一直保存到解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洪清国代表全家把红军赠送的锦幛献给了人民政府。后来由宁夏博物馆珍藏（现存宁夏博物馆)。

据同心县政协副主席洪洋说，他祖爷家收到红军的150只羊后，精心喂养、看护，一直到1949年全国解放时，这150只羊已经繁殖到800多只，洪家把这些羊全部交给了人民政府。

5.苏大娘冒险救伤员

1936年10月13日，驻红城水的红十五军团七十八师二三三团一部70多人，由团长彭义隆带领至韦州甘沟一带开展群众工作，于第二天天蒙蒙亮刚返回上甘沟，突然遭到韦州敌骑一个连及反动民团百余人的袭击，因红军猝不及防，寡不敌众，而且敌人占据有利地形，红军战士被围困在一座小庙里，团长彭义隆等人壮烈牺牲。有一名红军战士身负重伤，在途经任庄时，又遭敌骑兵的追捕。危急中，任庄为地主看羊圈的回族苏大娘，冒着生命的危险，将红军伤员扣在笸筐底下，敌人万万没想到地上的笸筐底下扣着红军伤员，他们拿着马刀胡乱翻腾了一阵，什么也没找到。苏大娘看着敌人骑上马远去后，连忙为那个伤员包扎了伤口，又做饭让伤员吃，待到晚上才设法使伤员回到红军驻地红城水。

1935年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毛尔盖会议指出，目前我们的中心工作之一是“必须加强川康省与宁夏省军委的工作……要使这一地区成为川陕甘苏区之一部”。1936年5月18日，中共中央发布西征战役计划时，即把夺取宁夏作为西征的主要任务之一。

1936年8月12日，中共中央曾致电红四方面军领导：“完成上述任务（指掩护红二、四方面军北上)之后，实行三个方面军在甘北之会合，扩大甘北苏区，准备进攻宁夏，这一步骤约在10月到11月实现之。”“12月起三个方面军中，以一方面军保卫陕甘宁苏区，并策应友军（指东北军)，对付蒋介石之进攻，以两个方面军乘结冰渡河，消灭马鸿逵。占领宁夏，完成打通苏联任务。”中共中央制订宁夏战役计划的理由，在1936年9月19日致红二、红四方面军领导的电文中，大致有以下方面的原因：第一，宁夏属陕、甘、青、绥、内外蒙古即整个西北之中心。第二，共产国际来电称，红军如果占领宁夏，即可给予援助。第三，原来设想，取得共产国际的援助有两条途径，一是新疆方向，一是内蒙古方向，相比之下，占领宁夏走内蒙古这条路更方便，冯玉祥过去就是通过这条路取得国外援助的。第四，可以先占领宁夏之乡村，背靠贺兰山，得到大炮等重武器后，即可攻占城市集镇。第五，宁夏有贺兰山，气候比绥远、青海、陕甘北部较好，且是产大米区域，在西北为最富，盐池、定边已解放，可大批买布，解决部队服装，攻占宁夏之中宁、金积等地后，粮食亦不成问题。第六，宁夏马鸿逵有二十几个团，汤恩伯、何柱国、高桂滋、高双城等部在我侧后，如果由红一方面军单独行动，有顾此失彼之虑，只有三军配合，方可图之，如果红四方面军西出甘西和青海，胡宗南、毛炳文、王均部就会落空。第七，夺取宁夏，不论在红军发展上，还是在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上，在开创西北新局面上，在作战上，都是决定性的一步。

针对上述作战计划，中共中央多次致电张国焘，催促其北上。并制订海（海原）达（达拉池）战役计划，作为宁夏战役的第一步。红四方面军进至达拉池后，胡宗南部即进占会宁、静宁一线，对红军步步紧逼。此时，追击红军的国民党军队有：胡宗南第一军、毛炳文第三十七军、王均第三军、关麟征第二十五师、何柱国骑兵军等，其来势汹汹，不可一世。中共中央的方针是：逐次转移，诱敌深入，而后在预定的有利地区集中兵力，给予胡宗南部以歼灭性打击，对王均、毛炳文部则威胁牵制，相机予以打击，对东北军则采取积极的统一战线的策略。中共中央军委于10月24日致电各方面军：“目前我处南北两敌之间，非攻克南敌，无法北进。”因此，“第一步重点集注意力于攻破南敌。”当时只要红军三大主力互相配合，打胜海打战役，即可达到“攻破南敌”之目的。

按中央军委战役计划，张国焘到达拉池后，由红四方面军未渡黄河之四军、三十一军正面阻击尾追红军之王均第三军，红一方面军从其侧后进攻，将其消灭在达拉池一带。但张国焘当面表示同意，背后却密令王宏坤第四军向同心城方向撤走，军委整个部署遭到破坏，红一方面军只得向东转移。转移中，海原守军马鸿宾的三十五师和何柱国的一个骑兵师伺机向红一方面军侧后进攻，红一军团一师和红十五军团之七十三师奋起反击，歼其千余人，残部逃回海原。红军转移至同心城与海原关桥堡之间时，彭德怀又提出部署伏击阵地，歼灭王均部。张国焘仅口头同意，但事后又命令红四军东撤，伏击计划再次落空。

10月24日，中央军委致电各方面军，要求“击破南敌”。次日，朱德、张国焘、彭德怀联合致电中央军委和红二、红四方面军，提出继续执行宁夏战役计划。红四方面军主力应速渡黄河，攻占一条山、五佛寺、水登、红城堡一线要点；红二方面军主力组成钳制部队在将台堡、赵化川一带活动，引诱敌人；红一方面军主力则集结于同心城一线，准备渡河，以占领宁夏，扩大和巩固陕甘宁边区，打通与苏联的通道，争取抗日统一战线的形成。红四方面军总部、三十军、五军、九军奉命陆续从靖远虎豹口渡过黄河西进，开始孤军奋战的艰难历程。10月27日，中央军委得知第九军等已西渡黄河，急电张国焘，指出目前作战重点，应该迅速击破南敌，停止对敌的追击。批示红四方面军除三十军、九军及指挥部已过黄河外，其余各部停止过河，并部署已过河的部队“以一个军向中卫延伸，一个军准备争取战略要地定远营”，“四、三十一两军即以一部逐渐延滞敌人，准备于郭城驿附近与敌人决战，消灭敌之突进部队，而停止其前进”。10月28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致电红军各总部及红一、红二、红四方面军首长和政治部主任指出：“目前我们正处在转变关头，三个方面军紧靠作战则有利，分散作战则削弱，有受敌人隔断并各个击破之虞。”并强调除第九军、第三十一军遵照朱、张电示执行外，其余各部“以坚决击破南敌为目的，务必消灭其进攻部队之一部或大部，根本停止其追击”。同日，彭德怀致电中央军委，提出海达战役计划，中央军委复电同意。要求全军深入动员，坚决消灭南敌，并任命彭德怀为前敌总指挥兼政治委员，刘伯承为参谋长，统一指挥海达战役。10月29日，彭德怀下达关于各兵团集中、协同消灭胡敌的命令。决定以西方野战军6个师协同红四方面军第四、第五、第三十一军于靖远、达拉池、古西安州一线歼灭胡宗南两三个师，红四方面军第四军到达干盐池休息，第三十一军由红井子向关桥堡转移，红二方面军第六军团经七百户、三百户到达吴家庄，总指挥部和第二军团六师到达小河子、陈家湾一带，第三十一军、第九十六军到达吴家塬、马家店庄。此时，红二方面军经曹家源，通过海原县城与黑城之间的封锁，主力改向西北。总指挥部和二军团六师，由杨明堡一线到达红井子及其附近。第六军团由冯家庄，经杨明堡、鸭儿湾到达相同川。

第三十二军在杨明堡西南的红羊场与胡宗南部一师接触后到达干盐池、古西安州之间，行军部队两翼后尾，均有胡宗南部接近并遭受轰炸，刘伯承的参谋长亦被炸伤。10月30日，国民党军拦路追击部队关麟征二十五师突进至靖远，控制黄河东岸，隔断河东红军增援宁夏的道路及与河西部队的联系。与此同时，张国焘命令留在河东的红四方面军之第四、第三十一军放弃军委和前敌总指挥部所指定的位置，撤至红一、红二方面军侧后的兴仁和同心地区，致使红军主力右翼完全暴露，不得不继续向东转移。红一军团第一师、红十五军团第七十三师在由达拉池向东转移途中，于海原城贺家堡地区与拦截之胡宗南部骑兵第六师和三十五师主力发生激战。红四方面军进至关桥堡。红二方面军第六军团经古西安州、陈家湾到达麻春堡。至此，海达战役计划整个被破坏，原定夺取宁夏的战略计划亦未能实现。后来彭德怀回忆说：“张国焘多次破坏作战部署，使我们不得不放弃豫旺以西大块土地。如果我军当时把王均军消灭，西安事变就可提早，我军就可能控制兰州和西兰公路以至甘肃省。”

1.盛况空前的万人军民联欢会

1936年11月8日，根据新的形势，中共中央致电朱德、张国焘、彭德怀、贺龙、任弼时，决定放弃宁夏战役计划。红二方面军在东北方向进军受阻的情况下，改变了计划，向西北移动；红四方面军西渡黄河受阻后，改向东南线前进，在集中向陕北革命根据地转移的时候，于1936年10月底转移至同心城一带。这里是豫海县回民自治政府所在地。当红二、红四方面军进入同心城时，街上头戴白帽的回民个个喜气洋洋，摆小摊的商贩非常多，叫卖声此起彼伏，到处是一派欢迎红军、支援红军的动人景象，革命形势使人精神振奋。

1936 年 11 月 12 日，朱德率领红军总部、彭德怀率领前敌总指挥部到达同心城，各路红军聚集同心城。豫海县回民自治政府在城西清真大寺西南边的河滩上，召开了万人军民联欢会。此会是继会宁、将台堡会师以来，三军主力和首长全部汇聚于一地的第一次盛会，也是红一、红二、红四方面军进入陕甘宁革命根据地的第一次盛会。三军统帅彭德怀、贺龙、张国焘率三军总部人员参加了大会，朱德总司令出席大会并讲了话。

在热烈的掌声中，豫海县回民自治政府主席马和福首先致欢迎词，他热情洋溢地说：“红军同志们、父老乡亲们，我们同心城，原来人们都叫它半个城，几百年来，回汉兄弟贫苦度日，过着暗无天日，牛马不如的生活。国民党和马鸿逵反动派把我们逼得人不人，鬼不鬼，连条性命都保不住，今天，解放我们的‘天仙’来啦，我们的大救星红军来了，我们表示热烈的欢迎! 红军历尽千辛万苦，爬雪山，过草地，以坚强的革命毅力，战胜了敌人，征服了艰难险阻，来到我们豫海，解放了受苦受难的回汉人民，使我们重见天日，我代表同心城和豫海县全体回汉各族群众，向伟大的共产党和红军表示衷心感谢!”马和福主席满怀激情的讲话，极大地鼓舞了全场军民，会场上爆发出一阵阵经久不息的掌声。不知是谁在人群中带头喊了起来：“拥护共产党，热烈欢迎红军!”顿时，人群沸腾了，人们流着热泪高呼着，跳跃着，口号声在同心城上空回荡着。

紧接着，朱德总司令讲话。他一手叉腰，一手打着手势，浓重的四川口音在同心清真大寺西南河滩上空显得格外响亮。他首先感谢豫海县回民自治政府对红军的亲切慰问和隆重欢迎,他铿锵有力地说：“感谢党中央对我们二、四方面军的慰问和关怀，感谢西方野战军指挥部和豫海县回民自治政府召开隆重的大会欢迎我们。中国工农红军三大主力会师，是一个伟大的创举。”“红军会聚同心城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从今以后，三军要形成一个拳头，互相学习，不断提高军事技术，同心同德，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就一定能打败反动派，打败日本帝国主义，驱逐日寇出中国。”“中国工农红军是人民的军队，今后，我们要加强团结，利用目前的有利形势，创建大西北革命根据地，继续夺取新的胜利。”

彭德怀司令员在会上特别强调，要加强内外团结，认真执行民族政策，他诚恳地说：“二、四方面军的广大指战员，你们不畏艰险，英勇善战，闯关夺隘，来到了新创建的西北革命根据地，我代表红一方面军的全体指战员热烈欢迎你们，向二、四方面军的官兵致敬!”彭总的话音刚落，会场上就响起了热烈的掌声。参加大会的同志们个个意气风发，斗志昂扬，决心与战友们团结起来，拧成一股劲，打倒一切反动派，完成解放全中国的伟大使命。指战员们表示：一定要按彭总的讲话去做，模范执行红军的民族政策，尊重回民的风俗习惯，做到遵守纪律，秋毫无犯。

三军首长萧克、关向应、聂荣臻、徐海东、程子华、王守道、唐天际、马青年等人参加这次大会。

大会结束后，红军领导人在马和福和清真寺阿訇的引导下，参观了同心清真寺。豫海回民自治政府在县城内回民金振明家中，设便宴招待了参加大会的首长。

2.同心城里结伴侣

1936年11月，红军来到了宁夏的同心城。这时，红军中大名鼎鼎的中央卫生院医生傅连暲（解放后曾任国务院卫生部副部长），写了一个和红军女战士陈真仁结婚的报告，请朱总司令批准。傅连暲原籍福建长汀，曾在长汀开了一家私人医院。1933年红军到长汀后，他就连人带医院参加了红军，后又跟随党中央进行长征。红一、红四方面军在甘孜会合后，他随同朱总司令留在了红四方面军。这年他已42岁。朱总司令看了报告后说：“同心城这个名字好，你们就在同心城举行婚礼吧！”

举行婚礼那天，朱总司令特地买了两只羊送来。晚上，总部的大师傅准备了十多种菜。虽然没有什么美味佳肴，但在那时候，在长征路上那样的条件下，就算是十分隆重和丰盛的了。朱总司令等领导都来参加了婚礼。马海德医生因事路过同心城，听说了这件事，也前来祝贺。婚礼上，朱总司令和几位领导同志讲了话。在红军长征胜利会师之后，举行的这个简朴而热闹的婚礼充满了喜庆的气氛。婚礼当时是在一个回民家里举行的，房东对傅连暲他们非常友好热情。来到同心城后，傅连暲和战友们经常给当地群众治病，彼此比较熟悉。婚礼刚刚结束突然接到行军命令，部队就连夜紧急出发，因为胡宗南的部队从南面追上来了。这对革命情侣加战友在同心城举行了一个特殊的婚礼。

1936年11月8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根据情况变化，认为宁夏战役已经失去了执行的可能，便致电红军总部和前敌总指挥部，提出新的作战计划：一是三个方面军主力于11月份在关桥堡至金积、灵武之间作战，求得一两个战役消灭敌之一部，争取休息，并将敌引至石嘴山一带；二是12月份上旬以后分两路出动，经陇东地区进入陕西，于适当时机再渡黄河入晋，寻求直接对日作战，或在晋、冀、鲁、豫、皖、鄂、陕、甘等省机动作战，以争取统一战线的形成；三是四方面军西路军在河西一带创建根据地，以直接打通远方为任务。

11月12日，红二方面军第六军团从蔡家塔、新庄子出发直抵豫旺城，西方野战军和红二、红四方面军会集同心城。

11月14日，红一方面军进抵豫旺堡以东，红四方面军进抵豫旺县韦州地区，红二方面军由豫旺县转至甘肃省环县北部隐蔽。国民党军误以为红军向盐池方向撤退，避免与其决战。

11月13日，红四方面军的红四军、红三十一军向东北方向转移，国民党军以为红军败退，胡宗南部第一军、王均部第三军驱兵紧追不舍。

11月15日，中央军委指出，目前重心是打破敌之进攻，然后才能开展局面，才有利于统一战线，并指示：“以洪德城为中心，豫旺县、盐池、环县之三角地区，最利于我们作战。 ”红一方面军主力和红四方面军两个军“应即在豫旺县城以东，向山城堡靠近，集全力准备打第一仗，消灭敌之北路纵队”，“二方面军到环县附近休息，准备打第二仗主力”。同日，前敌总指挥彭德怀下达《关于敌情及我各军团分途向指定地区集中及其部署的指示》，命令各部 18 日前完成向山城堡一带集结的任务。与此同时，红四方面军由豫旺县移至环县甜水堡一线。当日，第四军、第三十一军转移至山城堡西北之萌城、甜水堡地区，地形对红军设伏非常有利。红三十一军军长萧克、政委周纯全，红四军政委王宏坤等商定，利用这一带有利地形设伏，教训一下尾追的国民党胡宗南部。本来红二、红四方面军刚刚经过长征，物资没有得到补充，弹药十分缺乏，有的部队每人仅有 3 发步枪子弹，加之环境艰苦，生活条件差，体力尚未恢复，又每日行军打仗，指战员们的身体虚弱，极度疲劳。但由于红军三大主力的胜利会师，部队精神振奋，人人都想在会师后打一个大胜仗，向全国人民献礼。因此，红军总部很快制订好作战计划，命令以红三十一军的九十三师大部布于石梁山，担任正面阻击；九十一师和九十三师一部，布于右侧的魏家山；王宏坤政委指挥红四军的 4 个团布于左侧的羊福山，待机歼敌。

11 月 17 日下午 1 时许，蒋介石嫡系胡宗南部冒险深入，以其第一师向萌城方向扑来，当其先头第二旅一个团进至石梁山下时，隐蔽待机的红九十三师对其突然开火，预先埋伏在魏家山的红九十一师也从右侧发起攻击，形成夹击之势。此时，几架飞机飞来，对红军阵地实施扫射轰炸，国民党军趁机发起猛攻。在此关键时刻，红九十三师师长柴鸿儒身先士卒，冲上阵地，指挥部队打退敌人多次进攻。战士们望着空中的国民党军飞机怒不可遏，一齐举枪射击，一架飞机被打得拖着黑烟跌落下来，其余的仓皇飞逃。红军士气大振，立即发起反击。国民党军见势不妙，慌忙抢占左侧羊福山。但刚爬到山腰，就遭到红四军埋伏部队的猛烈扫射。在红军三面打击下，国民党军死伤惨重，狼狈逃回草坪山。红军猛追5公里，因敌后续部队赶到，遂撤出战斗。这次战斗毙伤国民党军团长以下600余人，缴获枪械千余支及大量弹药和军用物资。战斗中，红九十三师师长柴鸿儒、十师政治部主任彭瑞珍、二七三团团长潘子泉及政委刘汉雄等壮烈牺牲。

对于萌城战斗，萧克曾回忆说：“萌城战斗可以说是个平手，因为我们付出的代价也不小，但却给了不可一世的胡宗南当头一棒，狠狠地教训了他一下，迟滞了他们的疯狂追击，使友邻部队从容地在山城堡布置了一个更大的伏击战场。”

萌城战斗的主要缺点是：出击过早，使国民党军后续部队发觉红军之意图得以及时展开；设伏于羊福山的部队于16日晚进入阵地后，对阵前地形勘察不周，一条深宽各数十米的断沟未能发现，到第二天部队出击到该地时不能迅速通过，未能大量消灭胡宗南部。

萌城战斗后，红军第四军、第三十一军继续向山城堡、张佚堡转移，诱胡宗南部深入，为大量歼灭胡宗南部有生力量创造了条件。为打好山城堡一仗，中央军委和三个方面军都做了很多准备工作。11月15～20日，毛泽东主席致电三个方面军的负责人朱德、张国焘、彭德怀、贺龙、任弼时指出：“蒋介石仍坚决打红军，与南京妥协一时难成，我们应坚决粉碎其进攻。”11月14～16日，毛泽东主席在向各方面军领导下达的指示中再次指出：“敌人继续向我进攻，目前中心是打破敌人之进攻，然后才能打开局面，才能有利统一战线。否则敌以我可欺，不但局面不能开展，与南京的统一战线也是不可能的。”

山城堡古称仙城，位于环县以北的洪德城和甜水堡之间。该地区地形复杂，川塬相交，六水汇流，沟壑纵横，土寨众多，便于大部队运动、集结、隐蔽和设伏。彭德怀司令员决定在此组织一次战役，打击胡宗南部。11月16日，中央军委向各方面军军政首长发出《关于坚决消灭侵略苏区的胡宗南的指示》：“胡宗南孤军深入，长驱直进，侵犯苏区，反对红军抗日救国。我一、二、四方面军有权消灭该敌。各级军事政治首长，立即进行迅速坚决的动员，使每个指战员明白此战关系之大，我军胜利把握之多，敌人弱点之存在。号召红色军人一致努力，一举消灭胡宗南几个团，开展抗日救国之新局面。”同日18时，中央军委又致电中共陕甘省委李富春、罗迈（李维汉)：“红军日内到山城堡、环县之线，请你们动员工作人员及全体民众援助红军。”与此同时，红军各部向山城堡地区集结。

在红军各部向山城堡地区集结之时，胡宗南部粮食极为缺乏，屡电蒋介石告急。蒋介石令其急占定边、盐池，以解决给养，控制要点，并要其继续向东打通榆林。17日，胡宗南部分3路向定边、盐池前进。左路第一师第一旅由惠安堡东进，中路第一师第二旅向萌城、甜水堡前进，右路第七十八师由田家塬向山城堡前进。第九十师和第四十三师为第二梯队，进至豫旺县城及其附近地区，其中路第二旅在萌城遭红军击溃后，该路进攻受挫。11月18日，由毛泽东、张国焘、彭德怀、任弼时、朱德、周恩来、贺龙联合署名的《关于粉碎蒋介石进攻的决战动员令》明确提出：“从明日起粉碎蒋介石进攻的决战，各首长务须以最坚决的决心，最负责的忠实与最吃苦耐心的意志去执行……我们一定要不怕疲劳，要勇敢冲锋，多捉俘虏，多缴枪炮，粉碎这一进攻，开展新的局面，以作三个方面军会合于西北苏区的第一个赠献给胜利的全苏区的人民的礼物。”此动员令，对广大红军指战员起到极大的鼓舞作用。

11月19日，彭德怀率领前敌总指挥部到达山城堡东南之于家湾，并亲自勘察地形。周恩来、任弼时、彭德怀等在山城堡召集参战部队开会，部署兵力，决心歼灭胡宗南部右路之第七十八师。接着，红军完成以下部署：红一军团隐蔽于小山城堡以南的罗家沟至于家湾一线，待机出击；红十五军团以小部诱敌东进，主力隐蔽于山城堡以东及东北山地地区，待机出击；红四军主力隐蔽于山城堡至甜水堡一线，并向山城堡运动；红二方面军在山城堡至洪德城附近的水头堡集结，担任策应；红二十八军在红井子一带，钳制胡宗南部左路第一旅；红二方面军之第六军团以及红一方面军之第八十一师、特务团、教导营在洪德城、环县城以西地区，迟滞东北军；陕甘宁独立师在环县城以北之八里铺实施阻击；前敌总指挥部设在山城堡之东南于家湾。11月19日，向盐池方向进攻的胡宗南部主力攻占惠安堡，遂又向红井子方向前进。同日傍晚，胡部七十八师第二三二旅先头部队占领山城堡，主力占领丰台堡。胡部二三四旅则占领保宁堡及附近地区。在此情况下，红军改变在山城堡以西地区歼灭敌部七十八师的作战计划，遂决定在山城堡地区歼胡宗南一部。为此，红军各部迅速向山城堡东部、东北、东南方向移动待机。

11月20日，胡部左路军进占红井子（今盐池县南)，第九十七师跟进到红井子以西的大水坑；中路军撤回豫旺县城休整，第四十三师接任中路，向保宁堡前进；右路军第七十八师进至山城堡、小台子、风台堡等地，胡部二三二旅全部进入山城堡，并将二三四旅之四六八团暂归二三二旅旅长指挥。随后，即部署占领周围阵地。20日14时许，胡部二三二旅之四六三团以2个连的兵力，沿山城堡至洪德城大路侦察前进。当其行至八里铺以南地区时，突然遭到红军陕甘宁独立师猛烈攻击，大部被歼，少数逃回山城堡。同日，毛泽东致电“前总”：“王均部正在同心城，王以哲已电令其在豫旺堡东北地区盘桓数日，蒋介石令胡向定（边）盐（池）急进，丁、周两师为断炊所阻，不得不向山城堡。我可集全力放手作战，消灭丁德隆，则全部有利矣!”红军前敌总指挥部决定迅速发起歼灭胡部右路军第七十八师的战斗，尔后向北发动进攻。

11月21日下午，红军迅速对胡宗南七十八师形成包围之势，红一方面军主力和红四方面军之第四、第三十一军在合围同时，切断胡部退路，将其置于红军四面钳制之下。胡部七十八师发现形势不妙，遂向曹家阳台子一带撤退。红军乘胡部七十八师变换阵地之机，发起总攻，一军团之第一、第四师一举攻占敌七十八师前沿阵地，胡部七十八师阵脚顿时大乱，多部就歼，其余溃散的大部被红军压缩在山城堡西北山谷内，红军发挥近战、夜战特长，大胆穿插分割，战至深夜，敌大部被消灭，少数溃散于大山之中。战斗于11月22日上午12时结束。这次战斗，全歼胡宗南部主力七十八师第二三二旅全部及二三四旅2个团，缴获大批武器弹药和物资。同时，向盐池、定边进攻的胡宗南第一师也被红二十八军击溃。

至此，山城堡战役胜利告捷，国民党军胡宗南部遭到沉重打击，遂向西撤退，蒋介石进攻红军的计划再一次破产。此次战役中，红三十一军九十三师二七九团团长高廷成、红一军团二师五团政委陈雄及一批红军战士不幸牺牲。11月22日，中共中央向全体红军将士和全苏区人民发贺电，祝贺山城堡战役的胜利。12月2日，朱德、张国焘率红军总部到达中共中央所在地陕北保安。彭德怀、任弼时率前敌总指挥部和红一、红二、红四方面军转移至庆阳、合水、正宁、宁县等地，红四方面军第四军、第三十一军转入盐池地区，进一步促进抗日统一战线的形成。

山城堡战役后不久，西安事变爆发，局势发生了新的变化。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宣告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结束，全国出现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实行团结一致共同抗日的新局面。

第三章抗日战争时期党在吴忠的革命活动（1937．8~1945．8）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党中央决定加强宁夏和绥远地区的工作。陕甘宁边区党委、三边特委、宁夏工委等党组织先后派出党员到吴忠各地开展工作，发展党员，建立党组织，壮大党的力量，一些进步青年奔赴延安，朔南燃起了抗日救亡的烽火。1940年3月，新的宁夏工委在小坝小学成立，小坝小学和宋澄堡小学成为宁夏工委的工作机关。尽管党的组织遭到了破坏，但吴忠地区的革命活动并未停止，而是在挫折中继续向前发展。

盐池县是陕甘宁边区的门户和经济支柱之一。抗日战争时期，盐池县委和县政府领导人民群众巩固发展党组织、政权机构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开展了整风运动和大生产运动，发展了文化教育事业，支援了前线，为抗日战争作出了积极贡献。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日寇占领山西、绥远后，在包头扶持回奸、蒙奸，准备进攻宁夏，侵占兰州，威胁西安，进而包围陕甘宁边区。日寇派遣特务潜入宁夏和绥远进行间谍活动，并在宁夏管辖的额济纳旗东庙和阿拉善旗定远营（今巴音浩特）建立训马场、军用机场，开辟白灵庙—定远营—东庙之间的不定期航班。日本飞机多次到额济纳旗和阿拉善旗侦察，装卸军用物资。日本组织所谓经济考察团到宁夏，沿途勘测地形，拍摄照片。日本还以建立“回回国”“蒙古国”为诱饵，引诱马鸿逵投降日本。马鸿逵集团对日本侵华采取妥协、观望的态度，他们从其私利出发，既不愿站到反抗日本侵略的第一线，又不想让日本骚扰自己统治的地盘。“八·一三”事变后，大片国土沦入敌手，千百万同胞惨遭日寇的血腥屠杀和蹂躏。不愿做亡国奴的中华儿女，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国共合作新形势的推动下，为了民族的生存，纷纷拿起刀枪奋起抗日。迫于形势，马鸿逵通过保甲组织和保安系统集训壮丁，以壮大其军事实力，并修筑工事、挖掘壕沟、断绝主要通道等，以备阻击日军。但马鸿逵采取的是保守防御的政策，并不积极主动向日军进攻。

中共中央认真分析了当时宁夏的形势和马鸿逵的态度，估计日军可能进攻宁夏。倘若日军进攻宁夏，马鸿逵势单力薄，不是逃跑，就是投降，绝无抵抗之可能；倘若宁夏沦陷，陕甘宁边区的处境将会极度困难。为此，中共中央决定，立即派人加强宁夏和绥远的工作。

此时，吴忠境内的盐池、下马关、同心等地已被西征红军解放，红二十八军派出支队在金积、灵武地区进行游击侦察，开展回民工作，支持农民、商人反抗马鸿逵抽丁、派款的斗争。红二十八军还帮助建立了灵武游击队，即“西北方面军第一路游击大队”，马怀蔺任司令，李静波（长征老红军）任政委，金三寿任后勤科长。马怀蔺是吴忠上桥人，在宁夏中学和绥远中学读过书，是个进步的知识分子，拥护我党抗日救国的主张。他原是吴忠哥老会组织的一个头目，在绥远参加冯玉祥部西北国民军时认识了刘志丹、谢子长、高岗等人，来往甚密。盐池解放后，他带领金三寿、马宗彪等人投奔红军参加革命。马怀蔺在延安红军大学学习结业后返回定边，在回民抗日救国会工作，他以哥老会做掩护，委派回族党员和骨干潜回回民地区，宣传党的抗日主张，争取国民党军政人员、民主知名人士及宗教上层人士联合抗日。

红二十八军军长宋时轮［1］还给新华桥人石万寿写了信，争取他参加抗日救亡运动。石万寿自幼习武，为人正直，豪侠仗义，富有民族正义感，在当地颇有威望。石万寿接到信后十分感动，要求参加红军。但经宋时轮说服后，他仍留在新华桥，坚持宣传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开展抗日救亡活动。当地一些有志青年在石万寿的影响下，奔赴三边参加了红军。

1937年8月，由江苏省淮安县下河镇小学教师和高年级学生组成的新安旅行团一行10多人来到宁夏，他们每到一个城镇，都在公共场所进行抗日救亡的宣传活动，向群众演抗日戏、放映抗战影片、讲解防空知识和防毒知识。他们到吴忠境内已是初冬，金积董府的主人董文伦（清末将军董福祥后裔，现为自治区文史馆馆员）被这些团员的抗日热情所打动，留他们在董府度过了寒冷的冬天。1938年春，新安旅行团离开吴忠。4月上旬，受中共宁夏工委领导的“宁夏少年战地服务团”徒步到宁朔县（今青铜峡市）、吴忠堡、金积堡等地进行抗日宣传，通过张贴漫画、演讲、刷写街头壁报、唱抗日歌、演抗日戏等形式宣传抗日救亡。“宁夏少年战地服务团”的20多个宣传员在板桥住了2天，受到了马腾霭［2］的盛情接待。新安旅行团和“宁夏少年战地服务团”在吴忠的日子里，播下了抗日救亡的种子，促进了吴忠教育界、知识界的觉醒，激发了吴忠民众抗日救亡的热情，点燃了吴忠抗日救亡的烽火。

1937年10月，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共宁夏工作委员会，以便加强宁夏地区的工作。中央决定：宁夏工委由杨一木、李仰南、霍士廉（未到职）、苏文（即陆平）4人组成，杨一木任书记。杨一木上书中央，说明他本人在定边工作期间与宁夏方面的人员接触较多，不适合到宁夏国统治区秘密工作，另外，手头的工作暂时离不开，要求中央另派人负责宁夏工委的工作。中央遂又任命李仰南为宁夏工委书记。经组织安排，李仰南携带八路军西安办事处代表张子华给袁金章（张子华在北平的同学、国民党宁夏省党部科长）、雷启霖（张子华在北平的同学）的介绍信和三边特委赵统儒给袁、雷的信（赵、袁、雷早年曾同在北京俄文学校学习），与三边特委书记白如冰从延安到定边，同杨一木等人共同研究了赴宁夏开辟工作的问题，确定李仰南、何广宽、李维均、薛天民（敏）先行，与袁、雷建立联系，了解情况，站住脚后，再继续派人前往宁夏。

1.李仰南到宁夏

1937年11月，李仰南（化名杨学文）、何广宽（化名杨文卿）分别从定边经盐池到宁夏城。李仰南拜访了袁金章，袁金章表示愿意为抗日救国效力，对李仰南来宁宣传抗日表示支持。袁金章通过实验小学校长高立天（高尚信）的关系，安排李仰南到实验小学当庶务主任，以此作掩护开展工作。不久，又把李仰南介绍给原北京大学学生、时任平罗县黄二完小教员王振纲（王茜)。李仰南请求王振纲带领何广宽去平罗县尾闸（现归惠农县)拜见赋闲在家的雷启霖，动员他出来工作，掩护中共地下党组织开展活动。接着，李仰南多次去平罗、黄渠桥、石嘴山等地，通过王振纲、雷启霖结识了进步人士李冲和、叶松龄、雍民飞（雍生善)、贺闻韶、刘廷栋等人。何广宽一时找不到合适职业，暂以卖书报的名义，往来于银川、平罗、黄渠桥、石嘴山等地，主要做中上层进步人士的统战工作。此后，李仰南又到吴忠、宁朔、中宁等地了解情况，先后与梁大均（宁朔县叶盛堡小学任教）、马云泽（即马思俊，1926年入党，1933年到宁夏瞿靖堡养病与组织失去联系，时任宁朔县宋澄堡小学校长)等人建立了联系。另外，还通过苗培植（中共地下党员，马英才旅的副官)的关系，把从三边调来的党员李维钧安排在马英才部队，专门进行兵运工作，薛天民被安排在掌政桥谢冒家店铺当学徒，主要负责省城至定边之间的交通工作（薛天民暴露后何广宽接任交通）。

李仰南在掌握了宁夏的情况并作好上述安排之后，于1938年1月返回延安汇报工作，要求上级党组织继续派人到宁夏开展工作。

1938年2月，陕甘宁边区党委和三边特委先后从延安和定边抽调共产党员苏文、孙芳山（化名张芳山)、萧子珍等人到宁夏工作。苏文先被安排在马英才部当文书，准备配合李维钧做兵运工作，由于他不习惯军队生活，后来又被安排在平罗小学当教师，负责平罗县城一带的工作。孙芳山有文艺特长，被安排在宁夏中学任音乐教员，组织学生进行抗日宣传活动。萧子珍是经过长征的女干部，与李仰南以夫妻名义，租房住在银川，主要从事在红军长征中被俘现在马鸿逵兵营做苦役的原红军女战士的工作。4月，党组织又派金三寿、马宗彪、江生玉来宁工作，金三寿、马宗彪在吴忠堡做回民工作。江生玉在中宁老家当小学教师，并以此为掩护从事地下工作。

1938年夏，特务马子成回到宁夏。李仰南、何广宽在银川街头曾几次碰到此人，见他身着国民党军装，行动诡秘，遂引起警惕。因为来宁的部分地下党员与马子成在定边相识，为了党组织和党员的安全，工委决定利用放暑假的机会，将大部分党员撤回陕甘宁边区。李仰南、杨一木到定边、延安汇报工作，经上级党组织批准，决定对在宁夏工作的地下党员进行调整。

1938年8月，各学校开学之前，陕甘宁边区党委又派白玉光、杜琳、蒙兴中（化名李平山)、李宜成（化名李宛)等中共党员到宁夏工作。他们到定边后同李仰南、杨一木商议了到宁夏的路线和来宁后的工作安排。白玉光是一个参加革命多年的同志，派他到宁夏是为了加强宁夏工委的领导力量。但是他到定边后生病，直到1939年初才到宁夏，先在马云泽处任代课教师，后到宁朔县小坝小学任教。

李平山和李宛由杨一木带到黄渠桥，通过李冲和、刘堂琛、叶松龄的关系，分别安排在宝丰完小和石嘴山完小任教。苏文在平罗工作期间受到敌人的监视，不宜继续在平罗工作，由杜琳带到中宁，因找不到工作作掩护遂返回定边。杜琳是宁夏省城人，到中宁后由亲戚介绍先在中卫县兴台寺小学任教，尔后，又转至省城西门小学、新城小学任教。李仰南返宁后，因考虑到特务马子成的关系，不能继续在实验小学工作，便隐蔽在掌政桥那位同乡的店铺中，改名杨维宝，以商人的身份，领导宁夏工委的工作。

2.金三寿返回吴忠

1938年晚秋，杨一木、金三寿等27人在定边参加了一段时间的整训，学习党的抗日统一战线政策、做地下工作的原则和工作方法。为工作方便，特委还专门雇了一个哥老会成员，请他教哥老会内部的帮规和交际暗语。这27人分两路从定边出发，一路由李仰南、杨一木率领，从定边到山西省运城过黄河，再到宁夏平罗县爱国民主人士李冲和家里落脚，寻机潜入银川；另一路由金三寿和马宗彪率领，从定边经盐池到金积、吴忠堡、灵武一带。因马怀蔺在宁夏吴忠、金积、灵武一带的哥老会和富绅中有一定影响，金三寿等出发时还带着几封马怀蔺写给当地哥老会头目和社会名流的介绍信。

金三寿等人到吴忠后，因马鸿逵下令悬赏通缉他们，只好隐藏在哥老会成员或可靠的乡绅家里。他们所搜集到的情报，派专人送到银川羊肉街口的一个地下交通员手中。

当时，党组织从定边到宁夏建立了四个交通站，这些交通站是互不联系的单线站。定边的交通员叫谢天民，他将文件送到吴忠堡金三寿家，金三寿派人送到吕家堡子交通站，吕家堡子交通站派人送到青铜峡叶盛交通站，青铜峡叶盛交通站派人送到银川羊肉街口交通站。当时送往定边的是马鸿逵部队的活动情报，送往银川的是抗日宣传材料和揭露蒋介石、马鸿逵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资料，还有党组织给知名人士、宗教界人士团结抗战的信。

金三寿等人在做地下工作时，上级党组织没有能力发经费，他们就自己想办法挣生活费，不向上级伸手要一分钱。如杨一木打入银川实验小学工作后，他的工资就是大家生活和部分工作经费。杨一木每月给金三寿法币五块钱，但不够用，金三寿就给富户当长工或打短工，一是养活自己，二是掩护自己。到了夏天，金三寿等人就给人家割麦子、锄地；到了冬天，就给人家喂牲口等。

金三寿等人做抗日统一战线工作，比较成功的有两件事，一是发展马汉三参加革命，二是做吴忠伊斯兰教哲合忍耶教派板桥门宦教主马进西及其子马腾霭的统战工作。

马汉三原任灵武县政府办公室秘书，是个知识分子，与马怀蔺私交很深。金三寿听说他对蒋介石、马鸿逵消极抗战不满。金三寿就让人给他捎信说，马怀蔺委托金三寿来看望你，你能不能见一面?马汉三回话说可以。一天晚上，金三寿按约定去马汉三家，说：“你的胆子真不小，竟敢见我这个马鸿逵重赏通缉的共产党要犯!”马汉三笑着说：“你是不是要犯，我不管，我只知道你是马怀蔺的朋友。你冒着生命危险来看我，不见，我不够朋友。”金三寿给马汉三介绍了马怀蔺在陕北的近况后，说：“他听说你混上了官，嘱托我祝你步步高升呢!”马汉三说：“什么狗屁官!给国民党办事有什么出路!不瞒你老金，我早就烦透了。”金三寿对马汉三说：“国难当头，应该多为民族和国家着想。”金三寿还给马汉三介绍了陕北的情况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马汉三听后很高兴。此后，金三寿又和马汉三交谈了几次，最终，马汉三决定去陕北参加革命。马汉三先在三边保安司令部任秘书，后调到张达志的骑兵部队做秘书。

伊斯兰教哲合忍耶教派板桥门宦教主马进西在灵武、金积一带拥有许多教民，在甘肃、青海两省的众多教民中也有很高的威望。为此，金三寿等人打算争取他抗日救国。他的第十个儿子马腾霭是个进步青年。金三寿同中共宁夏工委书记杨一木一起，先后两次潜入板桥道堂，团结争取马进西。金三寿还在马进西的寨子里住了一星期，向他们详细介绍共产党的民族政策和抗日统一战线政策。在金三寿的积极努力下，马进西、马腾霭父子开始同情和支持共产党，他们为地下党员提供过食宿，帮助传递抗日宣传材料，并利用自己在宗教界的威望，教育教民不与红军作对，帮助掩护我党的地下工作人员，为边区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

3.宁夏工委的工作概况

1938～1939年，中共宁夏工委，先后在宁夏各地发展了一批党员，壮大了党组织的力量。新发展的党员有：实验小学校长高立天，教员杨文海、薛云亭（薛嵩山)；宁夏中学学生吴景惠、黄子华、霍纯锡；省城小学教师成明儒；黄二完小教师李东甫、郭英教，学生常凤翔；石嘴山完小学生王延（原名沈耀龙)，并恢复了叶松龄的党籍；宝丰教员王福寿、马焕如；中宁恩和小学教师安秉性、马成汉（又名马少波)。另有1938年送往延安抗大学习，入党后派回宁夏工作的贺闻韶、杨森林、王世同、姚怀廉等人。据1940年冬，陕甘宁边区党委组织部组织在宁夏工作撤回边区的人员编写的《抗战中宁夏党的工作》记载，1938年中共宁夏工委下属5个支部，32名党员。其中：宁夏中学支部，党员11人，其身份完全是学生；省城支部，党员5人，其身份是公务员、小学校长；黄渠桥支部，党员6人，其身份是教员和学生；石嘴山支部（包括宝丰)，党员4人，3人是小学教员，1名是工人；吴忠堡回民支部，党员5人，全系农民；中卫县派去党员1人，发展新党员1人，还未成立支部。各党支部成立后，经常召开会议，讨论《新华日报》社论、党的决议以及负责同志的文章。但党的组织生活少且不健全，对党员的政治教育还是很薄弱。

中共宁夏工委建立之初，正值第二次国共合作时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全国抗日救亡运动蓬勃发展，加之宁夏又与陕甘宁边区毗连。所以，马鸿逵也不敢公开禁止群众的抗日救亡活动，有时还发表一些支持群众抗日的言论。“七七”事变前后，在北平、天津等地求学的宁夏籍学生先后回乡，多在教育界工作。由共产党员张子华、孙殿才以及进步分子袁金章、雷启霖等人发起组织了宁夏旅平学生会，其会员中的绝大多数人参加了当地党组织领导下的抗日救亡运动，并进行了反对马鸿逵对宁夏人民实行反动、黑暗统治的斗争。他们思想进步，富有爱国热情，利用在教育界工作之便，进行抗日宣传教育活动，是我党争取和团结的一支进步力量。中共宁夏工委利用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有利时机，团结这批进步人士，很快在宁夏打开了局面，在建立、发展党组织，宣传抗日，发动群众，壮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培养革命骨干等方面做了许多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

1.建立群众团体，开展抗日救亡活动

在宁夏工委的领导下，在地下党员的组织、推动下，在爱国进步人士的全力支持下，以进步教师和青年学生为主力，从1937年冬到1938年底，宁夏建立了许多抗日群众团体。吴忠境内的宁朔县小坝小学和宁夏中学等十多个学校都建立了抗日团体。他们开展的抗日活动主要有组织抗日游行示威、教唱抗日歌、写标语、办壁报来颂扬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救亡活动等，以提高群众的爱国觉悟，激发青年的爱国热情。他们还组织抗日募捐和发行抗日报刊，如《新华日报》《群众》《中国农村》等，共捐款8000多元，推销进步报刊1.7万份。

2.争取、团结进步人士，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宁夏工委成立后，积极争取、团结知识分子及其代表人物，发展、壮大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如宁夏工委书记李仰南直接做了袁金章、雷启霖、李冲和、高立天、杨文海的工作，杨一木做了叶松龄、郑万福、王振纲、贺闻韶、郭英教、雍民飞的工作，并与金三寿一起做了伊斯兰教教主马进西的工作，何广宽做了雷启霖、李冲和、韩潮的工作，苏文在平罗期间做了刘廷栋、谈尚彦、俞占鳌等人的工作，李平山在宝丰做了刘堂琛、王福寿、李如檀等人的工作，江生玉在中宁做了张致和等人的工作，都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同时，通过这些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进一步团结了广大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争取了其他方面的社会人士，扩大了统战政策的影响，掩护了党的地下工作人员，支持了党的工作。许多共产党员来宁后很快得到安排和保护，得以顺利开展工作。在敌特搜捕共产党员时，不少党员在进步人士的掩护和帮助下，得以安全返回边区。

3.选送优秀青年赴延安学习培训

培养宁夏当地干部是中共宁夏工委的一项重要任务。要发动群众逼马抗日，准备日寇侵占宁夏后组织群众进行游击战争，完成今后党在宁夏的其他工作，都必须培养和造就一批熟悉宁夏情况，并与宁夏人民有着密切联系的革命骨干力量。因此，中共宁夏工委建立后，特别重视选送优秀青年赴延安学习培训。从1938年春天开始，中共宁夏工委先后物色和选送了30多名优秀青年到延安，分别在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鲁迅艺术学校和边区中等学校学习，如吴忠地区的金三寿、马宗彪、马怀蔺、梁大均等。这些同志都成为边区党组织和宁夏人民联系的主要桥梁。他们有的被党组织分配在边区和八路军中工作，有的被派回宁夏工作。

4.孟长有在海如学校的革命活动

海如学校位于原同心县喊叫水乡，是宁夏省政府参议员周阁臣和宁夏省主席马鸿宾出面集资兴办的一所回民小学，学校借用当地有名望的伊斯兰教虎夫耶教派教主洪海如的名字命名，校长由当地人士李士林担任。

孟长有1916年出生在宁夏中卫县柔远堡一个农民家庭，9岁到柔远文昌阁读私塾。1936年，在中卫中学读书时，学校来了一位语文教师尚建庵（尚钺)，为中共党员。他在学校秘密组织学生团体，让学生接触《大众生活》《全民抗战》《中国的西北角》等进步书刊，还以学生读书会的名义，自己垫钱从平津一带邮购《呐喊》《彷徨》《野草》等书籍供学生阅读，启发学生的思想觉悟。在讲作文课时，经常给学生讲鲁迅的《阿Q正传》《孔乙己》等小说和一些杂文；在课余时间，经常向孟长有等学生讲述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讲述国共第一次合作和红军两万五千里长征等。尚建庵老师经过观察，发现孟长有是个有正义感、有独立思考能力的青年，便常对他进行教育，推荐进步书籍给他看。在学习的过程中，孟长有心中逐渐点燃了革命火种，暗下决心要走上一条光明之路。

1937年，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魔爪从我国东北、华北又伸向了西北。当时，在中卫中学有一批像孟长有这样的学生，对马鸿逵在宁夏的统治极为不满。以尚建庵为首的进步教师，针对学生的思想状况，因势利导，启发学生的思想觉悟，带领孟长有等学生闹学潮，同封建落后势力进行斗争，这引起了宁夏国民党当局的注意。尚建庵被迫于1937年正月离开中卫。在离开中卫前，尚建庵给孟长有等同学留下了一封信，介绍他们到延安去。

1937年7月，孟长有等6位同学经过精心准备，以“出门到外地求学”为由，各自给家里写了一封信，然后悄悄地离开学校，徒步奔赴革命圣地延安。到延安后，孟长有被编入洛川一大队二支队。新的生活、新的天地、新的人，使孟长有这个追求光明、向往美好生活的热血青年大开眼界，对革命有了进一步的认识，看到了纪律严明、威武雄壮的八路军，看到了军民鱼水情、官兵亲如兄弟的动人场面，孟长有深深感到只有依靠中国共产党和党所领导的人民军队，中国才有希望，中国人民才能获得解放。在抗日军政大学的日子里，他还亲耳聆听了毛泽东主席、周恩来副主席、朱德总司令的亲切教诲，受到了马列主义思想的熏陶。1938年底，孟长有由于学习刻苦，努力上进，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入党后，党组织又派他到中组部在瓦窑堡举办的政治、党务短训班学习。学习结业后，孟长有回到洛川。当时，党中央决定把洛川、庆阳两个大队迁到太行山，成立抗大一、二分校。孟长有随一分校来到晋中南地区，担任分队长。在一次训练中，分队被敌人发现，受到围攻，孟长有沉着应战，利用有利地形，分兵阻击，击退了敌人的进攻，把学员安全带回驻地，受到上级表彰，并荣立战功。

1940年初，孟长有受党组织派遣，离开延安，回到宁夏中卫县，先在县城邮电局当书写职员，后又经中卫县应理学校任子裕老师介绍，到海如学校任教，利用教师职业作掩护，积极开展革命活动。

孟长有到海如学校后，主动与李示林校长接近，和他吃住在一起，经常谈心，向他介绍全国抗日形势。由于孟长有谦逊好学，乐于助人，又善于以理服人，很快得到了李校长的信任和敬重。在一次谈话中，孟长有得知李校长对当局在学校发展国民党、三青团极为反感，就一边启发李校长的政治觉悟，一面积极协助校长搞好教学。在授课时，孟长有充分利用讲台，寓革命道理于课文之中，深入浅出，向学生们宣传抗日救国道理。在讲历史课时，巧妙地结合日本侵略中国、中华民族处于危亡之中的现实，大讲岳飞、文天祥等民族英雄的事迹，借古喻今，引导学生不当亡国奴，誓作抗日救国的先锋。

在搞好教学的同时，孟长有还积极建议改革山区学校的教育制度，破除陈规陋习，提出制定新校规。他的建议、想法得到李校长的大力支持。不久，孟长有制定了“四不五提倡”新校规，即不要缠足妇女，不用日货，不体罚学生，不做亡国奴；提倡读书救国，提倡循循善诱，提倡教学相长，提倡重视体力劳动，提倡文化、娱乐、体育相结合。新校规推行后，深受学生的拥护。当时，海如学校与其他学校不同，学校没有国民党、三青团组织活动，学校重视体力劳动，重视文化、娱乐、体育活动。在孟长有的积极推动下，学校开展了武术、跳高、跳远等活动，使校园呈现出生机勃勃的景象。

为了唤醒穷苦人民，揭露地主、豪绅、贪官污吏对穷苦人民的残酷剥削压迫，孟长有以犀利的文笔写了快板书《醒俗箴》等文艺节目，以动员回民子弟入学为名，组织学生到喊叫水、白圈子、马家圹等10余个村庄演出，向当地群众宣传抗日救国，揭露控诉马鸿逵的罪行，指出劳苦人民只有团结起来，同地主、豪绅、贪官污吏进行斗争，才能过上好日子的道理。

孟长有时刻牢记自己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所肩负的历史使命。在学校的墙壁上，他书写下“读书救国”等大幅标语，教育学生不忘国难国耻。平时，孟长有白天忙教学工作，晚上又深入到学生中间，给大家讲“苏武牧羊”和“卧薪尝胆”的故事，启发教育学生。学生们经常被孟长有慷慨激昂的演讲所吸引，被故事中的英雄人物所感动。每当上音乐课时，他的教室里就传出《东北流亡曲》《义勇军进行曲》《大刀进行曲》等气壮山河的抗日歌声。在短短的时间里，孟长有就在海如学校培养了许多回族进步青年，在当地群众和学生中享有很高的威信。

1938年10月，广州、武汉相继沦陷，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日本侵华方针发生了改变：对国民党采取“政治诱导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策略，并以“共同防共”“经济提携”为诱饵，引诱国民党投降。因此，国民党顽固派不仅不积极抗战，还对革命根据地进行围攻，多次制造反共摩擦，全国政治形势开始逆转。

国民党“防共”“反共”的逆流也席卷了宁夏。马鸿逵当局采取了一系列“防共”“反共”的措施：首先，在宁夏与陕甘宁边区交界的主要据点驻守骑兵部队，增加岗哨，伙同特务机关稽查出入边区的人员。其次，建立了省军警联合督察处和县军警联合督查分处，专事稽查所谓“共产党分子”，在公安局设立高级侦察队，搜罗特务、叛徒，专门侦察我地下党的活动，命令各县严密保甲组织，经常稽查户口，组织传递哨，以查防“共产党嫌疑”。还明文规定今后任用各级行政人员和学校教员时，无一定机关介绍，无长期居留宁夏之人做保证，一概不得随意录用。

此后，宁夏当局“防共”“反共”活动逐渐升级。马鸿逵公然下令取缔抗日团体，追捕共产党人。特务机关加紧了对宁夏地下党组织及其领导下的抗日救亡活动的监视和侦破。

这个时期党的工作也出现了一些失误，宁夏党的工作混淆了公开活动与秘密活动的界限，在敌人严令取缔抗日团体、疯狂搜捕共产党人的情况下，党组织依然公开进行抗日宣传活动，暴露了党员和积极分子，给敌人搜捕共产党人和积极分子提供了线索。

特务马子成回到宁夏后，在银川、黄渠桥、吴忠等地遇到并认出了地下党员李仰南、杨一木、金三寿等人，便加紧了对中共地下党组织的侦察和监视。马鸿逵特务机关（军警联合督察处）和国民党中央设在宁夏的特务机关（国民党宁夏党部调查统计室）计划逮捕杨一木，但未得逞。为了安全起见，宁夏工委决定将大部分党员撤回边区。

1.杨一木辗转撤离

杨一木带领学生到石嘴山一带进行宣传抗日时，往往既在石嘴山小学搞宣传，也在石嘴山小学休息。石嘴山小学校长郑善亭，对杨一木等给予了热情招待和支持。郑善亭还安排杨一木等住在他的叔叔———绅士郑万福家。1938年冬，郑善亭家新建的浴池开张营业前，杨一木按照当地风俗，准备送点礼物，表示祝贺。12月的一个星期六，杨一木和李振声到黄渠桥镇上“德润昌”商号买大挂镜。“德润昌”商号掌柜见杨一木进来，就请他先到铺堂里间喝茶。杨一木进去后，见里间炕上躺着一个正在抽大烟的人，他是马鸿逵的特务、便衣队副队长马子成，l937年曾混入定边中共三边地委办的回民训练班。那时杨一木是回民训练班的班主任，他俩认识。

杨一木见马子成后，立即警惕起来，就借口天色已晚，光线暗，看不清东西（礼品），立即拉着李振声往回走。他们回到学校后，恐怕出事，不敢早睡，注意着周围的动静。大约晚上十一点，突然有人从外面跑进学校，杨一木以为是敌人来了，马上和李振声一起翻过校墙，跑到附近的黄渠（惠农渠）坝上，不敢回校就到该校教师郭英教家，把情况向郭英教讲了，郭老师就留他们住下。第二天清早，郭英教回校打听消息，原来头天晚上从校外跑进学校的那些人不是敌人。但就在这一天，敌黄渠桥军警联合分处派人来校逮捕杨一木，但扑了个空，敌人把校长雍生善、教员郭英教等拘留起来，追问杨一木的去向，并强迫雍、郭二人跟着他们去找杨一木。敌人跟着雍、郭二人到他们自己家里去搜查。当敌人一行数人骑着自行车快到郭英教家时，杨一木和李振声已从郭家出来，走在一条小渠旁边，雍生善远远看见，就有意把自行车骑得很慢，等他两人走远以后，才到郭英教家里。这时，杨一木、李振声也看见了来逮捕他们的敌人，便向西北方向跑。敌人到郭英教家没有找到人，就到别处去了。敌人走后，郭英教的父亲郭保子忙将情况告诉了进步人士李冲和。

杨一木、李振声离开郭英教家后，走到刘家大庄李振声的一个亲戚家呆了半天，傍晚来到了李冲和家。李冲和便将敌人到郭英教家搜查情况告诉了他们。李冲和住在公路旁边，敌人随时都有可能前来搜查，不安全。李冲和派人去贺兰山附近的好友熊根子家联系，准备把杨、李二人送到距离公路较远的熊家去避难。那里离贺兰山较近，一旦有事，可以进山躲避。待杨、李二人吃完饭后，换完衣服，李冲和派了个可靠的人叫杨喜子（李冲和的亲戚），将杨一木、李振声送往熊家。熊根子同李冲和是好友，他冒险掩护杨、李二人。第二天清早，熊家派人把杨、李二人送到贺兰山里的一家小煤窑上避难。他们在小煤窑上呆了一天，又回到熊家。然后经平罗、洪广营（未敢进城），沿贺兰山下的无人区，步行到青铜峡的邵岗堡，住在杨一木的一个同乡家里。约十天，黄河封冻，他们过河后，经惠安堡、盐池安全到达定边。

2.金三寿虎口脱险

金三寿接到撤退指示后，急忙回家烧毁文件。家里人告诉他，军警联合督察处派马国佐带一连人搜查了马宗彪家。马宗彪家距金三寿家不远。金三寿出去一看，马家房上站着持枪的特务，就赶紧把剩余的文件烧完，从后墙翻过去，到了保长金凤山家里，往麦草堆里一钻，躲了起来。后来特务到金三寿家，翻箱倒柜，吊起来打金三寿的妻子，逼她交代金三寿的下落，但没有结果。

军警联合督察员马国佐和金三寿是邻居，马国佐知道金三寿回来后在做什么。因为金三寿给他送过宣传共同抗日的材料，马国佐虽没有被争取过来，但他也没有出卖金三寿，对金三寿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他家大业大，有后顾之忧，但也不愿得罪红军和共产党。待太阳下山后，金三寿翻墙来到了马国佐家。

晚上，马国佐回家见到金三寿，说：“我猜你就跑到我这里来了。今天很危险，保安处长马全良来电令军警联合督察处抓你和马宗彪，这是郭继周便衣队送的情报。为了让你得到消息，我故意带队伍从大路先到早已离家的马宗彪家搜查，让保长取户口册乱查，便于你有时间躲起来，后来估计你已离家才到你家搜查。在你家，见你的狼皮大衣还在，我就估计你不能走远，可能跑到我家，就请假回家看看。”

吃过饭，天已黑，马国佐对金三寿说：“这里不能久留，你要快走!”金三寿说：“我走了，上边知道了，会给你家留下祸害，还是把我抓走吧。”马国佐说：“你不走，就没命了。你走了，我也不会掉脑袋!”金三寿换了一身旧军装，外面套了件皮褂子，带着马国佐给他的十几个大饼子和十块钱，在凌晨3点多离开了马国佐家。

出村后，金三寿就边走边跑，天亮时，鞋跑丢了，脚上打满了血泡。他坚持着一步一步地往前挪，过了杨马湖、狼皮子梁，到了张水窑，金三寿想休息一下再往马家滩赶。刚坐到路边，就过来十几个人，都带着枪，穿着军装。金三寿硬着头皮迎着他们站起来，领头的人问：“你是干啥的?”金三寿回答：“去马家滩看亲戚。”又问：“看亲戚为什么啥都不拿?你的军装是哪儿来的?哼，不是汉奸就是共产党，给我打。”没等金三寿辩白，几个人的马刀背就像雨点一样落到了金三寿的身上，边打边要金三寿承认自己是汉奸或者是共产党。金三寿知道这些人抓不到共产党，常把老百姓抓去交差，就咬着牙忍着疼不说话。打了一阵，那个领头的说：“先把这小子押到惠安堡公安局再说。”他们把金三寿押到了一个羊圈里后，就在外面宰羊做饭。金三寿在屋里想着逃跑的办法。吃过饭后，当兵的都在外面说闲话，那个领头的到屋子里来抽烟。金三寿想，如果他是哥老会的人，我就有救了。另外，我身上还有十元钱，如果说哥老会的黑话不行，就给他钱，放了我。一个敌军点烟时，金三寿上前两手一抱做个动作，说了一句哥老会接关系的黑话。那人就问金三寿：“你是马怀蔺的人?”金三寿说：“是!”他说：“这你就放心吧!我在惠安堡公安局做事，马怀蔺对我有情分，今天一定设法放你，先不要吱声。”于是，金三寿就躺在地上说挨了打，脚也烂了，走不动，要死就死在这里。那个领头的趁势说：“带去也是个废物，一路上谁伺候他?”当兵的一听就放了金三寿。金三寿先慢慢一瘸一拐地走着，看着离他们远了，顾不上脚疼撒开腿朝东面马家滩方向跑去。金三寿过了马家滩，来到盐池，最终回到了定边。

马宗彪和在宁工作的薛云庭、苏文、孙芳山、肖子珍、何广宽、李平山等人相继返回边区。党组织在1939年冬派白玉光、杜琳等人来宁，限于当时的形势也无法开展工作，宁夏党的工作基本停顿，吴忠党的工作也没能开展起来。

3.宁夏工委的重建

李仰南认为他在宁夏熟人太多，容易暴露，不宜继续留在宁夏从事秘密工作，要求调换工作。1939年10月，中央决定派崔景岳、王博到宁夏接替李仰南的工作。

1939年11月，李仰南回到延安汇报工作期间，在延安见到了崔景岳，把宁夏的情况向崔景岳做了介绍，并约定在宁夏中宁地下党员张重义等开办的经营烟酒糖茶的“协记号”［3］商店接头，再做具体交接手续。

12月，崔景岳、王博从延安出发，经平凉、固原来到中宁。李仰南则从定边出发，经盐池到达中宁。他们在“协记号”商店聚集后，李仰南带崔景岳到小坝、黄渠桥、银川等地了解情况，交接相关手续。当崔景岳得知老相识马云泽（中共党员）在宁朔县宋澄堡小学当校长时非常高兴，两人相见后有说不完的话。12月下旬，马云泽将崔景岳安排在宁朔县宋澄堡小学任教，公开身份是商人。王博、白玉光被安排在宁朔县小坝小学以代课教师为掩护进行党的地下工作。崔景岳、王博、白玉光决定重建宁夏工委。

1940年3月初的一个夜晚，崔景岳在小坝小学主持召开了宁夏工委会议，会议宣布了陕甘宁边区党委关于正式恢复成立宁夏工委组织以及确定领导成员的决定。崔景岳任书记、王博任宣传委员、白玉光任组织委员，确定小坝小学、宋澄堡小学为宁夏工委的工作机关。会议确定当前的主要工作是：日寇已进攻绥西，可能要侵占宁夏，要积极组织力量，准备游击战争；马鸿逵已公开反共，要把秘密工作和公开工作严格区分并紧密结合起来；对从延安回宁夏，身份已经暴露的本地党员，如江生玉、王世同等人，组织他们撤回边区；为壮大党的力量应进一步发展秘密党员；对各基层党支部，由工委成员分工负责。当时宁夏有5个党支部26名党员。会议决定由崔景岳负责将会议情况写成报告报送边区党委。

会后，崔景岳和其他同志分头到各地传达这次会议精神，按照会上的决定布置部分同志撤离宁夏。崔景岳到中宁县三道沟小学找江生玉，通知他抓紧做好撤退准备工作，还写了一份给边区党委的报告，叫他带到延安。并叮嘱他，半个月内务必动身，如果届时走不了，就把报告烧了，但江生玉延误多日没有动身，但也没有将报告销毁。

4.宁夏工委遭敌破坏

4月13日，崔景岳正在学校吃晚饭，马云泽推门进来，从衣兜里掏出一封信交给崔景岳。信中简要地写着：让老崔星期六到省城来一趟，有要事商量。信尾落款是杜琳。崔景岳看信后，打扮成商人，带着马云泽开的证明，骑着自行车上了路。

当时在宁夏城新城小学任教的地下党员杜琳被敌人盯梢，杜琳却没有觉察。他为了把新发展的党员西门小学教师马明儒介绍给崔景岳，就邀崔景岳4月13日晚到他家来。崔景岳13日晚按约定来到宁夏省城和平街27号杜琳家，被特务发现。午夜，敌特机关调统室主任、中统特务马孝贤、军警联合督察处中校科长徐宝璋带20多名宪兵冲入杜宅，将崔景岳、杜琳押往宁夏省军警联合督察处。

马孝贤和敌军警联合督察处主任高中第首先提审杜琳。杜琳承受不起敌人的严刑拷打，承认自己是抗大学生、中共党员，直接领导人是李仰南，崔景岳是李仰南给他介绍的。杜琳还供出了宁夏中学学生吴景惠、霍纯华、黄子华等三名共产党。14日，吴景惠、霍纯锡、黄子华在董府［4］被捕。接着，敌人连夜审讯崔景岳。当敌人从崔景岳身上搜出马云泽写的采购教具的证明后，厉声问道：“你是干啥的?”

“我是商人，宋澄堡小学的义务教员。”

高中第根本不信，接着又问：“那你和姓马的是什么关系?”

“我们是同学。”

敌人反复审问，崔景岳机智应答。马孝贤气急败坏，暴跳如雷，命令给崔景岳上刑，压杠子的人由原来的2人增加到4人，又由4人增加到6人。剧烈的疼痛，使崔景岳昏了过去。匪徒们用冷水把他喷醒。马孝贤继续逼供，崔景岳仍拒绝回答。敌人见得不到任何供词，又令打手把崔景岳吊在审讯室外的柱子上，用皮鞭使劲抽打。崔景岳紧闭着双眼，忍受着敌人的残酷折磨。不一会，崔景岳什么也不知道了……

敌人根据杜琳的招供，派徐宝璋带领宪兵先后去宋澄堡、董府、中宁、同心等地抓人，形势急剧恶化。

15日，孟长有在同心被捕，江生玉、姚怀廉在中宁被捕。江生玉被捕后叛变，供出了崔景岳、白玉光、王博，并将崔景岳写给中共西北局的报告的存放地点也告诉了敌人。

敌人拿到密信，如获至宝。但捧着一张白纸，却不知道里面写的是什么，便拷打崔景岳，逼问用什么方法显字。看着这份极其重要的报告落到敌人手中，崔景岳心急如焚。他知道这封密信上写着整个宁夏党组织的情况，一旦被敌人掌握，就会立即给党造成极其严重的破坏，后果不堪设想。他沉吟片刻，镇定地说：“我给你显字!”狡诈的敌人不肯给，接连问：“用什么显字?”“用五倍子水。”崔景岳明白，只要敌人将密信泡进五倍子水里，文件就立即毁了。狡猾的敌人拿来五倍子水，先将信的一角试了一下，纸角立即变成了黑色。敌人勃然大怒。后经叛徒招供，敌人将碘酒涂在密信上，字迹显现了出来。敌人根据这些情报于5月4日在小坝逮捕了白玉光、王博等中共党员。

险情迅速扩大，特务按密信中提到的地点，四处抓捕中共党员和进步青年。一天，敌人又拿了一份名单，要崔景岳辨认哪些是中共党员。崔景岳机智地拿起毛笔，把敌人四大厅八大处的头面人物，用笔圈了不少。特务们接过名单一看，气急败坏，立刻把崔景岳吊起来打，压杠子、坐老虎凳、揭背花，各种酷刑轮番上。可是，有关宁夏党组织的情况却无法从他嘴里掏出一个字。

敌人还在疯狂抓人，牢房的人一天天多起来。20多天中，敌人搜捕了30多人，其中16人是地下党员。宁夏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一天，牢房里关进来几个从边区来的老乡。通过交谈，崔景岳知道他们都是定边的商人。于是，问他们能不能帮助捎信到边区，这几个商人答应了。

5月14日下午，在难友的掩护下，崔景岳给中共边区党委和中共三边分区负责人写了一份简短的报告，汇报了宁夏地下党组织被破坏的经过和狱中斗争的情况。信中还写到：“现在在生死关头和各种卑劣的威胁中，我当然抱定最后牺牲的决心。请将此事告知中央……”崔景岳在敌人淫威面前，表现了对党的无限忠诚和对同志们的关怀之情。

5.建立狱中支部

5月22日，敌军法处把崔景岳转押到宁夏第一模范监狱，与崔景岳一起被转押的有孟长有、马云泽、白玉光、王博等人。

牢房阴暗、潮湿、狭小，不见太阳。夏天，臭虫、虱子随手一摸就是一把，屋子空气污浊，臭气熏人。这些崔景岳都能忍受，他日夜思考的问题是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教育和组织同志们坚持长期的狱中斗争。他们几经商量，决定成立狱中党支部，崔景岳担任党支部书记，白玉光、王博、马云泽、孟长有为委员。大家明确了党支部今后工作的三项任务：一是进一步与敌人斗争，二是设法与上级组织取得联系，三是保护好身体，以利继续战斗。

狱中党支部建立后，首先组织开展了团结难友，争取自首分子，拒绝在“反共宣言”上签名的政治斗争。在狱中党支部的领导下，许多同志团结一致同敌人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有的动摇自首分子也逐步坚强起来，拒绝在敌人写的“反共宣言”上签字。敌人无计可施，只好把崔景岳单独押起来，不准与其他难友见面。

崔景岳从一些在艰苦环境中脱党叛党分子的身上看到了党的工作中的薄弱环节，以及对党员加强政治思想工作的极端重要性。他除了重视和加强对党员的思想教育，从思想上、生活上关心每一个难友外，还注意以身作则，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来影响和带动他人。为了保存体力，坚持到斗争胜利，他带头吃霉味熏人、有老鼠粪和沙粒的饭食。为了改善大家的伙食，促使同志们尽快恢复体力，他托人变卖了自己的自行车，用这笔钱在外面买些馍馍、饼子，让大伙充饥。

冬季，阴湿的牢房寒气逼人，崔景岳主持召开狱中党支部会议，研究如何帮助衣着单薄的难友过冬。会议确定捻毛线织毛衣，崔景岳就东拼西凑，共凑了20多块钱，托人从外面买回了10余斤羊毛。难友们齐动手，很快大家都穿上了毛袜。随后，衣服单薄的同志又穿上了毛衣、毛裤。多余出来的毛衣，他们还托人捎出去变卖。这样，生活也开始有了改善。

“监狱热”开始流行，有些同志先后染上了这种疾病，整天昏昏迷迷，生活不能自理。崔景岳和马云泽日夜轮流守护，精心照料病友，全力挽救奄奄一息的战友。

为了锻炼身体，崔景岳在刑伤严重、步履艰难的情况下，带领难友们做“狱中早操”。早操完毕，组织大家学习狱中仅有的书刊。尽管狱中不止一次地传出崔景岳将被判处死刑的消息，他却漠然置之，仍然团结全体难友与敌人展开了一次又一次的斗争。同志们都亲切地赞誉他为“狱中的阳光”。

马鸿逵为了争取宁夏地下党负责人自首叛变，授意特务高中第、马孝贤找崔景岳“谈话”。特务头子马孝贤，对崔景岳说：“我们马主席给你最后一次机会，劝你不要那么死心眼，在哪里不是做官呢?你只要认错，马主席让你当大官!”“我要当人民的干部，你们国民党的官再大，我也不想当。死可以，我们共产党人不怕死!”崔景岳用铿锵有力的话语回答对方。

特务马孝贤、高中第将谈话情况向马鸿逵作了汇报。马鸿逵立即密令：“将崔景岳活埋!”

1941年4月17日深夜，突然监狱门上的铁锁被打开了，特务头子高中第走进关押崔景岳的号子，尾随进牢房的狱卒高喊：“提崔景岳、孟长有!”难友们预感到将要发生的事情。他们不约而同紧紧地围住将要遇难的战友，急切地问：“还有什么话要说!”崔景岳知道生命的最后时刻来到了，从容镇定，一字一板地说：“话我都说过了。以后就剩你们了，要按我们过去说的坚持下去。”

刚出牢门，崔景岳停下来，解开棉袍扣子，脱下了棉袍。高中第走上前来，假惺惺地说：“天气冷，穿上吧!”“我只冷这一回，他们更需要!”崔景岳转回身，抱着棉袍走向牢房。狱中的同志们伸出双手接过棉袍，含泪目送亲爱的战友。

崔景岳单薄的身上仅穿着一件单褂，阵阵寒风扑来，然而，他挺着胸，昂着头，和孟长有一起大踏步地向门外走去。刚走不远，敌人又从另一间牢房押来一个人。崔景岳看出是自己的同志，便快步迎了上去，主动介绍了自己和孟长有的姓名、身份。那人自我介绍说他叫马文良。

6.马文良在盐池回六庄落入魔掌

马文良原名尹九官，回族，辽宁省海城县人。1912年10月，出生在一个职员家庭。早年丧母，从小沉默寡言，性格倔强。7岁时，上海城清真小学，几年后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同泽中学。中学时代，马文良亲眼目睹了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土地上烧杀掠夺，横行霸道的侵略行径，使其幼小的心灵受到了极大的震撼。在家里，他经常与家人诉说日本侵略者对中国人民所犯的种种罪行，表现出极大的不满和愤恨。对此，家里人很担心，大嫂和二姐多次告诫他：“小孩子不敢胡言乱语。”他却说：“中国人受欺辱就在于胆小怕事，不敢反抗。”大嫂问：“你一个人能反抗得了吗?”他却坚定地说：“只要大家团结起来，就能反抗得了。”他经常向同学们说：“只要中国人抱成一团，就什么都不怕”!随着年龄和知识的增长，马文良反日情绪逐渐高涨，经常和进步同学奔走于大街小巷，宣传抗日和抵制日货，并决心到外面闯荡，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

1930年，考入东北大学法学系预科班，改名叫尹志异。在校期间，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九一八事变以后，学校被迫停课，他辍学回到海城，后经人引荐到长春市公署当职员。在这里，他结识了金质洁，并于1932年结婚。不久，考入东北大学法学院边疆政治系俄语班，与金质洁一起在该校就读。

1935年，马文良和其他爱国学生在中共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下，冲破国民党的恐怖统治，参加了一二·九学生抗日爱国运动。他们走上街头，高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等口号，与军警展开英勇搏斗。同时，还参加了抗日民族先锋队和反抗东北大学迁校西安等斗争。

1936年初，马文良东渡日本求学，在东京早稻田大学留学时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群众组织解放社（即以读书会、时事座谈会、新知识座谈会等形式学习马列主义，组织东北籍具有民族意识的进步青年开展反满抗日活动)的工作。在这个组织里，马文良经常与金浪白等人就人生观、中国革命及前途、谁能领导中国的抗日斗争取得胜利等问题进行探讨。这段时间里，马文良的革命思想、马列主义理论水平都得到了很大的提高，坚定了跟着共产党走的信心和决心。

1937年夏，马文良的革命活动引起了日本当局的注意，被列入黑名单，行踪受到监视。在中共地下党组织和郭沫若等进步人士的帮助下，马文良化装逃出日本，回到东北。不久，又重返东北大学。七七事变后，马文良和部分爱国青年经济南、太原到达延安。在延安，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改名为马文良。1938年，马文良在延安马列主义学院（即中央高级党校)学习。

1940年1月，由八路军政治部的金浪白，马列学院的马文良，中央党校的马青年、王占奎、王谦、苏汝智，中共西北工委的牙含章，女大的苏冰等人，共同组织发起了延安回民救国协会。2月26日，举行成立大会，推选马文良、金浪白、马寅（陕公)、马青年、苏冰为理事。这是陕甘宁边区少数民族组建的第一个抗日救亡团体。3月10日，延安回民救国协会发表了《告边区回民同胞书》，强调指出加强回汉民族的抗日团结，粉碎敌人的欺骗诱惑，是目前极端重要的任务。10月7日，在延安大礼堂举行中国回教救国协会陕甘宁边区分会、边区回民文化促进会成立大会。马文良参加了协会的领导和组织工作，分别被选为干事会常务干事和理事会常务理事。在此期间，马文良还积极带头组织回民干部参加大生产运动。10月，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组织了关中、陇东、三边3个回民巡视团，任马文良为三边回民巡视团中共特支书记兼团长，派往定边、盐池边境区开辟工作，对该地区的回汉及各族群众宣传党的少数民族政策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号召回汉民族团结起来共同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

1941年2月28日，马文良带领马文奎、马占仁、马尚福、郑风云、钟正鸣等一行6人，在盐池县四区回六庄工作时，突然遭到马鸿逵的骑兵队包围。除马文奎逃出外，马文良和其他同志不幸被捕，被押往宁夏省城监狱。马文良被捕后，党中央曾设法营救，但未能成功。

在狱中，马文良受尽了敌人的酷刑拷打，但对党的事业无限忠诚，始终坚贞不屈，与敌人进行坚决的斗争。在法庭上，他义正词严地痛斥国民党反动派破坏抗日、反共反人民的罪行，宣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抗战必胜的政治主张。敌人企图用死来威胁他，问道：“难道你就不怕死?”马文良斩钉截铁地回答：“怕死就不抗日!怕死就不当共产党员!”“我早就将生死置之度外了，你们要杀要砍随便!”经过一个多月的审讯，敌人一无所获。7.崔景岳、孟长有、马文良壮烈牺牲

1941年4月17日晚上，宁夏省城全城戒备森严，敌人在新门外（原城隍庙后面）布置了刑场。崔景岳、孟长有、马文良三位战友，肩并肩地迎着凄厉的寒风，踏着沉睡的大地，昂首阔步走向刑场。当他们走到离土坑四五米的地方时，高中第杀气腾腾地问：“崔景岳，你还有什么话要说?”崔景岳沉思片刻，从容自若地说：“我本没有什么话要说，既然你们问，我就说上几句。”他停了一下，接着说道：“人活百岁，总有一死。我今天的死，虽不得其时、其地、其所，但却死得其值。我是一个共产党员，这一辈子感到无上光荣。我今天所遗憾的是，祖国的半壁河山正在日本帝国主义的蹂躏之下，你们不为民族着想，不为抗日着想，却要积极反共，屠杀共产党人。你们应该对自己的行为扪心自问……”

“住口!”敌人恼羞成怒地吼叫着。

“你们杀不完共产党人!也杀不完中国的老百姓!他们总有一天会给我们报仇的!”

凶恶的敌人挥起大棒，使劲朝崔景岳猛击过去……

“把他推进坑!”高中第气急败坏地厉声吼道。

“中国共产党万岁!”

“同志们坚持下去，天就要亮了!”

崔景岳牺牲时年仅30岁，孟长有年仅25岁，马文良年仅29岁。

崔景岳等人牺牲后，狱中的党员又组织了由白玉光、马云泽、王博负责的党支部，领导大家继续坚持狱中斗争。白玉光、马云泽、王博等人一直被关押到1949年9月宁夏解放。

新中国成立后，中共宁夏省委和中共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对宁夏党组织被敌人破坏一案进行过两次调查和审理。江生玉被定为叛徒，判刑三年；杜琳被定为自首分子，判刑一年。

第三节甘宁工委、金灵工委和河东工作组的建立及党在吴忠地区的革命活动

1942年8月，中共中央西北局作出《对甘肃工作的决定》。《决定》指出：一般党员干部对“精干隐蔽，积蓄力量，长期埋伏，以待时机”的方针理解不深，思想比较混乱，要求迅速整顿甘肃党的工作。“为了有计划地整顿和推进甘肃的工作，决定重新建立甘肃工委……”“甘肃党应设法在宁夏、青海建立党的组织。”根据中共中央西北局的这一决定，西北局民运部部长贾拓夫召集陈成义、李仰南开会传达了关于组织甘宁工委的指示。不久，中共甘宁工委在甘肃庆阳正式成立，孙作宾担任书记，委员有陈成义、李仰南等。

中共甘宁工委成立后派李仰南、穆德彪到盐池和三段地调查了解宁夏情况。

1943年4月，因受康生所搞的“抢救失足者运动”的影响，甘肃地下党被诬陷为“红旗党”，甘宁工委负责同志几乎都被隔离审查。甘宁工委的工作暂时由陇东地委统战部副部长朱敏负责。后来，朱敏也被隔离审查，刚刚打开局面的中共甘宁工委的工作被迫中断。

中共甘宁工委从成立到结束仅有几个月的时间，所做的工作也是有限的。但是，它认真总结了建立和发展地方党组织的经验教训，明确了今后的工作任务和方针，为后来党组织的工作提供了借鉴。

1940年4月，中共宁夏工委遭敌破坏后，党对宁夏的工作由三边分区党委领导进行。鉴于马鸿逵集团统治异常残酷，对边境封锁严密，党组织不宜派人到宁夏国统区内活动的实际情况，只能采取在靠近边境的地方建立党组织的办法开展宁夏工作。为了打开宁夏工作的困难局面，三边分区党委决定：首先，从宁夏逃到边区的移民、难民和逃兵中开展工作；其次，因为宁夏是个回族聚居的地方，特别是靠近陕甘宁边区盐池县的金积、灵武、同心一带，回族人口较多，做好回民工作有着重要的意义。因此，三边分区党委在盐池县委和政府的密切配合下，从妥善安置移民、难民，争取团结回民入手，逐步向马鸿逵统治区内扩展。

为了进一步开展党对宁夏的工作，1942年9月4日，三边分区党委研究决定成立中共金（积）灵（武）工作委员会（又称河东工委，代号ABC工委）。1942年9月中旬，金灵工委正式成立，何广宽任书记，许宗岳、江云分别任组织部、宣传部部长。先后参加工委工作的干部有张万福、李占荣、马盘山、邵占奎、孙占元、宫光等人。工委办公地点设在靠近灵武的曾家畔（盐池县三区政府所在地）。

根据三边分区党委的要求，金灵工委的主要任务是：首先，对从宁夏国统区逃到边区的移民、难民、逃兵进行妥善安置，帮助解决住房、口粮、耕地、耕畜等困难，使其安居乐业。通过他们来宣传共产党和边区民主政治的好处，对其中的进步分子发展入党。其次，对宁夏国统区中上层人士进行调查了解，选择工作对象，建立工作联系，然后通过他们向马鸿逵统治区展开工作。再次，设法恢复原有的统战关系，如恢复与吕士元、孙学秀、夏麟阁、何晓霆等人的联系。

金灵工委根据三边分区党委的上述要求，积极开展工作，在马鸿逵统治区建立的新关系有：金积县鲁庄子农民鲁光宝，磁窑堡煤矿工人苗发明，灵武县城东门外居士李善堂，灵武东山大洋其农民李成福，石沟驿煤矿工人杨全林、彭学礼等。鲁光宝、李成福等后来均发展为单线联系的共产党党员。

通过这些关系，进一步了解了国统区的政治、经济、军事情况。工委还对国统区的社会名流、绅士、军队中的中下级军官、政府人员进行了解，为研究和开展宁夏国统区的工作，提供了线索和资料。

1943年2月，因开展整风运动，金灵工委停止活动，工委成员许宗岳、江云调往三边地委工作，何广宽调往盐池县委工作。1943年3月1日，中共金灵工委撤销。

1940年夏，三边地委提出了加强外部工作的问题，并制定了在宁夏国统区建立党组织，在工人、农民中发展党员的方针。同时，派出宁夏籍和熟悉宁夏情况的干部，在盐池县二区余庄子、五区红井子和内蒙古鄂托克前旗三段地建立了3个工作点，积极开展对宁夏方面的工作。中共三边地委决定：余庄子工作点由梁大均、李健负责，活动范围为灵武、永宁、宁朔、贺兰4县；红井子工作点由何广宽负责，活动范围为盐池、同心、金积、中宁、中卫5县；三段地工作点由王延负责，活动范围为陶乐、惠农、平罗、磴口4县和阿拉善旗。

由于组织工作和干部力量有所加强，各工作点的工作比较活跃，工作进展也较快。各工作点进一步加强了在移民、难民中的工作，在原有工作的基础上，经过考察、培养，发展了一批新党员。然后再通过这些党员，利用亲友关系，把工作延伸到马鸿逵统治区内，发展单线联系的党员。余庄子、红井子、三段地工作点都发展了一批党员。通过发展党员，扩大了党的组织，并增进了同马鸿逵统治区群众的联系。同时，设法派人到马鸿逵统治区内开展秘密工作，收集情报。如余庄子工作点负责人梁大均同三边保安处处长赵文献商量后，派保安处外勤人员何述田到中宁与梁大均的好友李振帮（时任马鸿宾第八十一军中宁县石空军械仓库少校参谋)取得联系，李振帮提供了不少有用的军事情报。1945年，李振帮经梁大均、李健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三边地委统战部部长孙殿才以单线联系的方法派马少林、杨占彪等人到金灵地区活动，对马鸿宾第八十一军中宁南营房驻军进行策反活动，该部孙克仁、张俊、张风元、柳洪隆等于1944年8月脱离该部，逃往定边，后参加了回汉支队。1945年2月，中宁县彰恩堡农民刘廷相到定边，找孙殿才要求参加革命。孙殿才将刘廷相派回中宁，以放羊为掩护，收集、传送了许多有价值的情报。

为了加强党的统一领导，协调、促进各工作点的工作，中共三边地委于1945年3月决定在盐池成立中共河东工作组，组长赵文献，副组长梁大均，成员何广宽。中共河东工作组统一领导余庄子、红井子、三段地3个工作点的工作，并明确提出了今后工作的方针是“以建党为主，走农村路线，深入下层发动与组织广大群众，同时不放松任何有机会的统战工作”。到1945年底，共发展党员60名，并将余庄子、红井子两个工作点改为工委。余庄子工委由梁大均、李健担任正、副书记，红井子工委由何广宽任书记，三段地工作点先后由王延、王茜负责。1945年12月，中共三边地委在盐池县召开了河东工作组会议。鉴于抗日战争胜利后出现的新形势，进一步提出大量发展党员的方针，主要对象是工人和贫苦农民。并要求培养党的核心骨干力量，领导工厂和农村群众的自发斗争。把建党工作同群众的自发斗争紧密结合起来，同时，重视和加强中层统战工作。此次会议后，各工作点都加强了党组织的发展工作。截至1946年2月，在宁夏国统区共发展党员131名，遍布于宁夏国统区的11个县。在中上层人士、国民党军队、政府中建立统战关系70多人。党依靠上述力量，掌握了宁夏国统区内党政军、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情报，消除了一些干部、党员认为宁夏工作难搞的顾虑，选派一批优秀党员回宁夏工作，为1946年5月中共宁夏工委的建立打下了基础。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盐池县建立了县委和抗日民主政府，领导革命群众坚持抗战，这与其他各县地下党组织的秘密活动有很大不同，其影响积极而深远。

盐池县是陕甘宁革命根据地的组成部分，是陕甘宁革命根据地的西大门，也是1936年红军西征在宁夏境内建立的6个（盐池、豫旺、固北、静宁、固原、豫海）红色县级政权中唯一一个坚持到全国解放的县。到1945年，盐池县共有2.6万人。盐池县战略地位十分重要，盛产食盐、甘草、裘衣、煤炭、石膏、砂、硝等物产，是陕甘宁革命根据地的经济后盾之一，在抗日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1.中共盐池县第一次党员代表大会的召开及党政机构的建立

1937年5月，党中央在延安召开了全国代表大会，以确定党在新形势下的新任务。毛泽东代表中央政治局在会上作了题为《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和《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的报告。时任盐池县委书记的惠庆祺参加了这次党代表大会。会后，边区各县相继召开党代表会议。

1937年7月，中共盐池县第一次党员代表大会召开。会期5天。出席这次大会的有78名代表，代表着全县200多名党员。陕甘宁边区党委派组织部长罗梓铭、内政部长王子宜参加并指导这次大会。会议传达、讨论了5月在延安召开的全国代表会议精神，选举产生了新的县委，王敬民任县委书记。会议还选举冯德厚、朱海山、刘生义、郭文庆为出席庆环分区党代会代表。县委设有组织部、宣传部、统战部、秘书室，撤销军事部，妇女工作部改为妇救会，不再作为县委工作部门。县委下辖5个区委：将原城区、北区、西区、南区区委分别改为一区、二区、三区、四区区委，将原划归定边县的盐池南部6个乡重新划归盐池县管辖，成立第五区和五区区委，全县共建立党支部27个。盐池县委根据上级党委关于加强党的建设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巩固和发展解放区人民政权、壮大人民武装力量、打退国民党的反共阴谋、驱逐日本侵略者的指示，狠抓党组织和各级政权建设，发展武装力量，开展整风、支前、大生产等工作。

党代表会议结束后，盐池县于1937年8月开始进行第一次民主普选，当时一切赞成抗日的人们不分阶级、党派、性别、民族、信仰，不受财产和文化程度的限制，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这一做法符合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驻西北办事处颁布的《议会及行政组织纲要》和《选举条例》精神。选民以普遍、直接、平等、不记名的方式自下而上地选举出乡、县各级议员。为了贯彻党的民族政策，四区五乡回民聚居的回六庄进行单独选举，选出县议员1名，乡议员5名，候补议员2名。在此基础上，于1937年10月召开了盐池县第一次议员大会，盐池县第一届议会宣告成立。会议选举产生议长和常驻议员，正式成立了盐池县议会———全县人民的最高权力机关。这次大会还根据陕甘宁边区政府的指示和抗日战争的需要，将县苏维埃政府改为抗日民主政府，将县政府主席改为县长。并民主选举产生了政府领导人，曹健勋当选为县长。原苏维埃政府所属各部均改为科，县政府下设秘书室、民政科、财政科、教育科、建设科、保安科、粮食科、税务局等科室。会后，各区、乡苏维埃政府也改称为抗日民主政府，区、乡政府主席分别改称区长、乡长。盐池县抗日民主政府与国民党惠安堡政府协商，划定了区域界限。

1939年2月，根据《陕甘宁边区各级参议会组织条例》的精神，将盐池县议会改为盐池县参议会。规定县参议会的职权是：选举县长、县政府委员及法院院长，监察及弹劾本县政务人员，决定本县人民之生计设施，议决本县之单行公约，议决县长和委员提交审议事项，议决民众团体提交审议之事项，督促、检查执行参议会之决定，决定本县应兴革之事项。在盐池县历届参议会上，全体议员听取政府工作报告，检查政府工作，决定各种重要政策和应兴应革事项，选举正副议长、常驻议员和县政府县长、委员。在参议会闭会期间，责成常驻议员监督政府执行大会全部决议。

2.推行“三三制”政权建设

首次提出建立“三三制”民主政权的政策，是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参议会通过的《陕甘宁边区抗战时期施政纲领》。实行这一政策的目的，在于保证中国共产党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权的领导地位的同时，紧密团结广大的小资产阶级，争取中等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以孤立反共顽固派，进一步巩固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由于历史原因，直到1940年，各级政权全部或大部掌握在工农手里，一些县政府委员几乎是清一色的共产党员。1940年3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抗日根据地政权问题的指示》，明确指出在抗日战争时期，我们所建立的政权的性质是民族统一战线的，这种政权是一切赞成抗日又赞成民主的人民的政权，是几个革命的阶级联合起来对付汉奸和反动派的民主专政。抗日统一战线政权的产生，应经过人民选举，必须保证共产党在抗日战线中的领导权。提出了抗日民主政权的构成原则为“三三制”。

1941年1月，中共陕甘宁边区中央局发出《关于彻底实行“三三制”的选举运动给各级党委的指示》，决定从2～5月，利用4个月的时间，根据“三三制”原则，对边区各级政府和各级参议会进行改选。

1941年5月1日，中共陕甘宁边区中央局制定了《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把“三三制”原则以党的施政纲领形式确定下来，并经中央批准实行。在这个纲领中，提出了抗日民主政权机构中实行“三三制”的原则：共产党员占1/3，代表无产阶级和贫民；左派进步分子占1/3，代表小资产阶级；中间派占1/3，代表中等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根据这一精神，盐池县1941年4～8月进行了第二次民主普选，按照“三三制”的原则自下而上的选出了县、乡议员，组成了各级参议会。选出参议员41人，其中共产党员16人，国民党员6人，无党派民主人士19人。选举县政府委员13人，内有共产党员5人，国民党员2人，无党派民主人士6人。

1941年9月20日，召开盐池县第二届参议会第一次会议，选举李维钧为参议会议长，靳体元为副议长，李维钧、靳体元、肖佐汉、李子奇、左英5人为常驻议员；选举阎志遵为抗日民主政府县长，孙璞、刘俊秀、杨华亭、杨存富、张广珍、郭文举、王维春、芮丁、张永安9人为县政府委员会委员。为了更好地贯彻“三三制”原则，在1942年3月25～27日召开的盐池县第二届参议会第二次会议上又作了调整：县参议会5名常驻议员中的共产党员肖佐汉退出，补选非党人士左祥林，调整后的县参议会常驻议员中有共产党员2人，党外人士3人；县政府委员中10名共产党员退出7名，补选6名非党人士，调整后的县政府委员共有9人，其中共产党员3人，非党人士6人。这次会议还讨论布置了1942年的经济建设任务。1945年8月，盐池县进行了第二次县、区、乡三级选举，选出县议员38名，内有共产党员14名，国民党员1名，无党派民主人士23名。

“三三制”民主建政原则的推行，使盐池县县、区、乡三级政权真正成为民族统一战线性质的、一切赞成抗日又赞成民主的人民政权，充分体现了民主政治的原则。它对于团结各革命阶级、阶层人士，巩固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调动全县人民的积极性作出了很大贡献。

3.回民自治乡回六庄

回六庄位于盐池县西部边缘与灵武市马家滩乡交界处，是现在冯记沟乡的一个行政村，距县城约65公里。回六庄共有井沟、南滩、老庄子、强家滩、苦水儿、岔岱6个纯回民自然村，自古以来就称“回六庄”。

党中央和陕甘宁边区政府十分重视少数民族地区的工作，盐池、定边一解放，就成立了回民工作委员会（驻盐池，主任贾拓夫)和蒙古委员会（驻定边，主任高岗)，隶属中共少数民族工作委员会（主任李维汉)，专门进行宁夏回族同胞和内蒙古蒙族同胞的民族统一战线工作。

1941年5月1日，边区政府公布了《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其中规定：“依据民族平等的原则，实行蒙、回民族与汉族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的平等权利，建立蒙、回民族自治区。”回民成立自治区、办学校、夜校等，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帮助回民同胞提高认识，共同驱逐日寇，参加边区建设。

1941年夏，盐池县进行了第二次民主选举。在这次选举中，回六庄实行民族单位独立选举。选举出乡参议员5人，候补议员2人。1942年4月，三边分区党委根据回族群众的意愿和要求，报请中央西北局批准，在定边西关新华街（回民聚居地)成立了一个回民自治区。这个自治区包括原定边县四、五区以及城关的两个自然村，并将盐池县回六庄划为一个回民自治乡，直属定边回民自治区管辖。当时，回六庄回民自治乡共有回族人口200多人，大部分务农，也有些做小生意的。当地回民马光荣当选为回六庄回民自治乡乡长。

回六庄与定边相距100多公里，管理上有诸多不便。在1943年夏，经中央西北局批准，又将回六庄划归盐池县四区五乡，回六庄回民自治乡是宁夏境内继豫海回民自治县成立以来，在共产党领导下建立的又一个乡级回民自治政权。

4.反“摩擦”斗争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国民党顽固派推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加紧制造“反共摩擦”。当时的盐池县，东有驻苟池蒙兵一个连，西有驻宝塔马鸿逵部一个多连，北有驻北大池蒙兵一个连，西南部的惠安堡是马鸿逵伪盐池县政府所在地。1938年2月，国民党盐池县政府以设立“防空监察哨”为借口，到盐池县三区牛毛井设立哨所，架设电话线，进行特务活动。1938年冬，马鸿逵骑兵二旅四团五连以“借防”为名，强行进驻共产党所辖盐池县的宝塔，并在宝塔一带编组保甲，抓人派款，叫嚣“收复失地”。1939年2月，驻伊克昭盟的章文轩部武装越境，侵占盐池县二区的二乡、四乡、五乡以及一区的五乡，强行编组保甲，在麻花塘设立区公所，在苟池、北大池驻军“保护”。1940年11月，章文轩部还多次袭击驻苟池的八路军，大肆抢劫群众财物。1941年1月，马鸿逵部驻惠安堡骑兵巡逻队将陕甘宁边区回民救国会派往盐池县回六庄工作的三边回民巡视团团长马文良等五人捕去并送往银川。

“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盐池县军民坚持抗战、团结、进步的方针，有理、有利、有节地开展反“摩擦”斗争。各区建立了统战委员会，乡党支部配有统战干事，加强统战宣传，组织群众严防和击退敌人的侵扰，侧重政治说理，避免正面冲突。盐池县县长阎志遵多次给国民党伊盟司令员章文轩、宁夏省主席马鸿逵等人写信，晓以团结抗日之大义。同时，对破坏抗日的敌特顽固分子则给予坚决打击，如摧毁了在边区境内的国民党保甲组织，逮捕组织保甲的顽固分子，收复被侵占的区域，对窜入边区抢劫的民团扣押缴械。抗日战争后期，盐池骑兵队已发展到150人。他们坚决回击了多次袭扰驻盐池八路军、大肆抢劫群众财物的章文轩部，毙敌31人，俘敌8人。对此事件，八路军三边警备司令部还发出了《为苟池事件告全国同胞书》，以揭露顽固分子有意制造“摩擦”的反动嘴脸。反“摩擦”斗争的开展，使敌人的破坏活动有所收敛，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得以巩固。

1941年5月~1945年4月，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开展了整风运动，史称“延安整风”。这是一场深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运动。延安整风运动分为三个阶段：1941年5月~1942年2月，为高级干部整风阶段；1942年2月~1943年10月，为全党普遍整风阶段；1943年10月~1945年4月，为总结提高阶段。运动中，运用学习理论，提高认识，联系实际，采取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以“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学风”为主要内容。整风运动先在党内进行，后发展到全体干部。根据中共中央的统一部署，1942年4月，盐池县委书记李维钧、县长孙璞先到延安参加了边区高干会议和整风运动，历时近3个月。他们返回盐池后传达了会议精神，7~8月整风运动在盐池全县普遍展开。整风期间，学校放假，干部半天学习半天办公。县级机关和区、乡脱产干部以及学校教师都集中到县城参加整风。大家认真学习《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等文件。领导带头进行自我批评，引导大家揭发问题，倡导发扬民主。整风运动中，大力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和自由主义，以便达到改造思想，统一作风，提高党员素质，整顿基层组织，巩固和发挥党的领导作用的目的。1943年夏，盐池县的整风运动进入高潮。整风运动中，确定了党的工作中心是经济工作和文化教育工作，提出要进一步贯彻“三三制”和精兵简政等政策，纠正领导机关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作风，协调党同人民群众的关系。

整风运动是一次普遍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盐池县的广大党员干部把整风学习和改造世界观紧密结合起来，他们以整风文件为武器，对照检查自己参加革命以来的思想转变过程和工作表现，在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基础上，写出了思想小结，总结了经验教训，进一步坚定了革命人生观。整风运动使盐池县党组织在党中央、西北局和三边地委的领导下，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空前地团结起来。通过整风运动，有力地推动了盐池县各项工作的进展，使盐池县的面貌为之一新。

这次整风运动受到了“左”的思想的干扰，造成了一些冤假错案，使一部分同志受到了不应有的打击。党中央、毛主席及时地发现了这种错误做法，于1943年8月作出“关于审查干部的决定”，后又强调“一个不杀，大部不抓”。盐池县委本着实事求是，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原则，为被搞错了的同志甄别平反，恢复名誉，巩固了整风运动的成果。

1941~1942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战进入最艰苦、最困难的时期。日本帝国主义为解决兵力、财力问题，对国民党实行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方针，集中兵力进攻八路军、新四军和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实行“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

陕甘宁边区处在日寇和国民党的双重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之下，国民党不仅停发了八路军的军饷，而且不准边区的农副产品向外输出，禁止国统区的货物，特别是棉花、布匹、粮食、药品、火柴、电信器材等运往边区，违者军法处置。在沿陕甘宁边区各县设立盘查哨站，切断了边区与外界的联系，使边区物资匮乏。边区的财政、经济出现了严重困难。作为陕甘宁边区一部分的盐池县，情况和边区其他地方大致相同。

为了克服困难，坚持抗战，陕甘宁边区和敌后各抗日根据地，响应党中央和毛主席提出的“发展经济，保障供给”、“自己动手、丰衣足食”、“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号召，机关、部队、工厂、学校及其家属，从1942年开始，积极行动起来，投入大生产运动中。

盐池县的大生产运动主要是开荒种地、办合作社、打盐运盐、发展纺织业和手工业生产。

1.开荒种地，发展农副业生产

盐池县地广人稀，有大量可耕地没有开垦使用。为了扩大粮食产量，解决军队、干部和人民群众的吃饭穿衣问题，渡过难关，县委和县政府鼓励开荒种地。

大生产运动开始后，盐池县委和当地驻军带领广大干部、战士、学校师生等及其家属开荒种地。盐池驻军警备三旅七团打井掏泉开垦水浇地100多亩，种植粮食和蔬菜，养羊500多只，养猪100多头，做到自给有余之外，还抽出一部分粮、油、菜、肉支援机关和群众，进一步密切了军政、军民关系，促进了军民团结。人民群众也积极响应政府号召，开荒种地，扩大耕地面积，增加粮食生产。全县耕地面积和粮食产量有了显著增加。1942年，有耕地约19.5万亩，开荒近6.5万亩，粮食总产量约2.4万石。1945年，则有耕地约46.8万亩，开荒近4.8万亩，粮食总产量达3.8万石。三年时间，耕地增加了27万亩，粮食总产增加了1.4万石。

通过开荒种地，机关、学校部分或完全解决了粮、油、肉、菜的供给，有的还达到“耕三余一”“耕一余一”。

除开荒外，部队、机关、学校、农民还开展了副业生产。挖甘草、打柴火、烧砖、种菜、养猪、养羊、养骆驼，增加了收入。1936年，盐池解放时有羊4．8万只，1945年发展为15．7万只，牛由原来的1100多头发展到4100多头，骆驼由原来的80峰发展到1100多峰。通过开荒种地，发展农、副、牧业生产，干部、战士、教职工和人民群众的生活有了显著的改善。

为了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在毛主席“组织起来”的号召下，广大农民根据自愿互利的原则，组织了互助组、变工队等劳动组织。以1939年为例，全县共有互助组210个，互助社26个，参加人数为2243人；义务耕田队26个，参加人数为1032人；妇女生产组136个，参加人数为1035人。还有儿童杂务队。这些组织在大生产运动中又得以巩固、发展。1945年变工队发展到263个，人数达2000余人，占全县农村劳力的55％。在组织互助合作运动中，共产党员发挥了模范带头作用。据1944年统计，全县参加变工队、互助组的党员有218人，占党员总数的60％，有1／3的党员担任了组长、队长。在 1943 年 12 月召开的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劳动英雄代表大会上，盐池县劳动英雄商仲和、刘占海、王科等获得甲等奖，受到毛泽东、朱德等中央领导的接见。

在开荒种地、组织集体劳动的同时，对一些不好好劳动的“二流子”进行了思想改造，采取“官督民逼”的办法将“二流子”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据 1943 年统计，全县有 135 名“二流子”，其中 114 人被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

1942 年 12 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上，作了《抗日时期的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论合作社》的报告，提出了经济工作和财政工作的总方针是“发展经济，保障供给”，强调发展经济的主要方法是开展互助合作运动。会后，边区各县的合作社，在原有基础上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盐池县的消费合作社是在 1936 年兴办的，当时只有 9 个，社员 1816名，股金 4715.7 元。 1944 年 9 月，社员发展到 2085 名，股金 21160.7 元，公积金 2147.47 元，销售总量为 49920.92 元，纯利润为 3688.72 元。其中，元华工厂成绩最为突出。 1944 年 7 月 4 日，毛泽东在延安杨家岭大礼堂接见边区合作社英雄模范人物时，详细询问了元华工厂经理靳体元先生创办元华工厂的情形。听完汇报后，毛主席表扬“元华工厂办得好”。

元华工厂是1941年9月由原任盐池县商会会长靳体元先生和时任商会会长杨华亭先生等人创办的。共产党员孙春山任厂长。最初只有2名工人，资金12万元。到1944年，工人发展为56名，资金达4171.7万元。除办工厂外，还兼营畜牧、农场、运输、消费合作社等业务，能够生产地毯、毛毡、被套、衣服等20多种产品，生产的产品不仅能够满足盐池县的需要，而且支援了边区其他地方和部队，还将部分产品运往国民党统治区，为边区换回了布匹、粮食、药品、火柴等物品，为支援边区建设作出了卓越贡献。

盐池县以境内众多的池盐而得名。食盐既是人民生活的必需品，又是多种工业的原料，它是盐池县的经济支柱。早在1937年8月，中共中央国民经济部就曾发出“大家到盐池驮盐去”的口号，以便发展边区经济，改善群众生活。1940年的严重灾荒，影响到边区内外食盐的供应，边区政府为了促进产盐运盐业的迅速恢复与发展，确定“以军队生产为主，盐民产盐为辅”的方针。部队广大指战员响应党和政府的号召，积极打盐井、筑盐坝、辟盐田，使食盐产量猛增。

1940年秋，王震所部八路军三五九旅四支队近千名官兵，在司令员苏螯、政委龙炳初率领下，奉命来盐场堡打盐，开展自产自救。指战员在古长城上开凿窑洞居住。经过一年多艰苦奋斗，生产食盐约30万驮（每驮约合150斤)。1941年11月，在国民党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之际，驻绥远伊克昭盟境内的国民党新编第二十六师何文鼎部，突然南下向三边地区逼近。为确保三边安全，王震、贺晋年分任正副司令员组建一野战兵团，开赴三边前线，使何文鼎部未敢继续向三边推进。

边区政府在1942年又将“以军队生产为主，盐民产盐为辅”的方针改为“盐民产盐为主，部队产盐为辅”，积极动员农民、机关、部队、学校组织人力下湖打盐。

1943年8月，三边专署专员罗成德亲自带领盐池、定边两县干部群众、驻军战士2100多人，前往盐场堡打盐。在盐池打出盐后，利用毛驴、骆驼运往陕北、延安、庆阳、关中以及内蒙古、绥远等地。边区政府对参加运盐的人数、运出的数量及销售情况作了详细的统计，由各区、乡经济部门按月逐级上报。由于进行了有组织的打盐、运盐、销售，使盐产量逐年增加。1939年为19万驮，1940年为23万驮，1941年为29.9万驮，1943年为38.8万驮。食盐的生产、运输和贸易，对打破国民党的经济封锁，活跃边区经济贸易，支援抗日战争作出了重大贡献。

4.发展纺织业和其他手工业生产

抗战期间，由于国民党对边区的经济封锁，给边区军民的穿衣和其他生活日用品造成极大的困难。边区军民在大生产运动中，响应毛主席“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积极发展纺织业和其他手工业生产，公营、民间纺织、皮坊、毡坊、铁坊、木材、裁缝等手工业均蓬勃发展起来。

盐池县的纺织业主要有两种形式：一是以元华工厂为主，帮助各区、乡发展纺织业；二是家庭自纺自织。盐池县党政军干部带头并动员家属参加纺织。县长、县委书记在大生产运动中，都学会了纺纱织布。县委书记肖佐汉的妻子下乡传艺，一人教会20多名妇女纺纱织布。在他们的带动下，盐池全县掀起了纺纱织布的热潮，解决了部队指战员、干部、师生和人民群众穿衣用布的困难。

在大生产运动中，盐池县的手工业生产也有了显著的发展。截至1944年10月，城乡共有毡匠21家，从业人员62人；口袋匠7家，从业人员10人；木匠42家，从业人员71人；铁匠19家，从业人员37人；铜匠5家，从业人员6人；银匠4家，从业人员16人；裁缝4家，从业人员9人；鞋匠38家，从业人员52人；箩匠1家，从业人员3人；绳匠8家，从业人员10人；泥水匠13家，从业人员18人；剃头匠4家，从业人员6人；石匠11家，从业人员17人；皮匠81家，从业人员146人；工厂1家，从业人员48人。

盐池县通过大生产运动，农业、手工业、商业都得到了发展，机关、部队、学校基本上实现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目的，农民生活有了显著的提高，阶级成份也有了明显的变化。1938年，盐池县农民中，贫农占54.25％，雇农占20.92％，中农占19.16％，富裕中农占0.65％，富农占2．61％。1944年盐池县农民中，贫农占44.25％，雇农占4.74％，中农占31.28％，富裕中农占13.27％，富农占4.74％。

盐池县的文化教育事业十分落后。民国初年，全县只有县城惠安堡一所高级小学，学生很少，且多为地主豪绅子弟。1918年，盐池城（旧称花马池)又设立了一所高级小学，个别乡也创办了初级小学和私塾。到1936年盐池解放时，全县历年小学毕业生累计仅有50人。所办学校教师缺乏，资金不足，设备简陋，学生人数甚少，且多为男生，贫雇农的子女无上学的机会，女孩子更是寥寥无几。学校实行封建教育，开设的课程主要是国文、修身、四书，没有自然科学。1936年6月，盐池解放后，党和政府特别重视教育事业。抗日战争时期文化教育事业有了较大发展，特别是小学教育和社会教育发展较快。

1.盐池县的小学教育

在党中央“民主的、科学的、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教育方针指引下，盐池县在办好公办小学的同时，号召和发动群众大办民办学校，政府从人力、物力、资金方面给予支持。边区政府还从鲁迅师范派高鹏林、高鸿宾、冯剑涛、雷兆春、霍仲廉、金任富、王崇仁、吕祯瑞等同志来盐池任教。三边分区和盐池县又从当地选拔一批文化程度高、思想素质好的青年送往外地培训，毕业后回盐池当教师。为了尊师重教，政府提高了教师的政治待遇和生活待遇。如在乡上的教员，就是乡政府的委员，区管学校的校长，必须是区政府的教育委员。区、乡领导经常邀请教师参加区、乡有关会议，搞些行政工作。1941年陕甘宁边区实行“三三制”政权时，各级政府机构中多有教师参加，教师的生活待遇较行政干部高，政府每月发给25~50公斤小米，每年发一套单衣，两年发一套棉衣。

边区政府教育厅为学生编写了语文、算术、农村应用文、珠算等各种教材，要求采用民主的方法管理学校，采用说服教育的方法教育学生，取缔体罚和变相体罚学生不当行为。盐池县还在县城北关建立了伊斯兰小学，专收回民学生入学。为筹措教育经费，县政府规定房屋租赁费、牲畜附加费、部分罚款、地租、营业收入等项收入均拨给教育部门使用。1942年，盐池县筹措教育经费达11.7万元，支出6万元，节余5.7万元。1944年11月，陕甘宁边区文教代表大会在延安召开，盐池县受到边区政府表扬，二区荣获集体特等奖，李和春、石礼、阎成美、王百宜荣获个人奖。

到1945年，盐池全县有完全小学1所，在校学生62人；公办中心小学2所，在校学生36人；公办普小3所，在校学生48人；民办小学15所，在校学生147人。

2.盐池县的社会文化教育

盐池县委县政府在狠抓小学教育的同时，大力开展了社会文化教育。延安和三边地委派来一批文化教育干部到各区、乡宣传动员，大办冬学、夜校、识字班、读书班等各类学习文化的组织57个，参加学习的共有1765人（男1510人，女255人）。盐池县二区文化教育搞得最好，涌现出了先进典型李兰英。盐池二区750户农民中有80多户搞家庭识字教育，许多农民脱掉了文盲的帽子，学到了文化知识。

1.盐池自卫军和骑兵游击队

盐池县早在1936年就建立了地方武装。抗日战争时期，为保卫边区、保卫家乡，早日将日本鬼子驱逐出去，盐池县组织建立盐池自卫军和骑兵游击队等武装力量，大力支援抗日前线，战士们英勇杀敌，反奸锄特，不少人在保家卫国的斗争中流血牺牲。

盐池自卫军。1937年7月，原盐池赤卫军改名为自卫军。1938年，盐池自卫军发展到2300多人，有刀、矛、土枪等武器约1630件。自卫军还组织了游击小组、担架队、运输队、侦察班和通讯联络组。1939年，自卫军发展到2850多人，改编为5个大队，21个中队，56个小队。1942年6月，盐池县成立了临时人民武装委员会，由阎志遵、杨存福、李维钧、李子奇、刘克明5人组成。民主选举出各自卫军组织指挥员，对自卫军进行整顿和训练。整顿后的自卫军共2180多人，有刀、矛、土枪等武器1640件。自卫军在抗日战争中协助部队清剿土匪、反奸防特、捉拿敌探、送情报、抬担架、送军粮、运武器和站岗放哨，为抗日战争和地方保安作出了贡献，发挥了积极作用。抗日战争胜利后，自卫军改称民兵。

骑兵游击队。1942年，盐池县委决定在二区、三区、四区、五区同时建立4支骑兵游击队，任命马进才、周金海、刘生海、彭凤桐为各游击队队长，进行组建骑兵游击队的工作。他们动员贫雇农子弟和家庭劳力多的青壮年参加游击队，动员地主、富农出马出枪，并用没收走私者的银洋买战马、鞍具和枪支弹药。到年底，五区首先建立了一支有10多名战士、10多匹战马、10多支枪的骑兵游击队。到1943年春，二区、三区、四区的骑兵游击队也先后建立。他们活跃在陕、甘、宁、内蒙古四省（区）交界一带，同蒋介石、马鸿逵部队及清乡团、土匪等进行顽强的斗争。1944年，盐池县委决定将4支骑兵游击队合并为两支，二区、三区合并为一支，驻防余庄子；四区、五区合并为一支，驻防红井子。合并后每队30多人。到1945年，骑兵游击队发展到150人。据记载，1943年10月，骑兵游击队在五区何新庄捕获土匪头子饶端昌并就地处决，除掉一害。抗日战争后期，骑兵游击队协助八路军打击国民党军章文轩部，毙敌31人，俘敌8人。

2.盐池县的群团组织

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共盐池县委根据陕甘宁边区政府发出的“关于统一群众团体，组织抗敌后援会”的指示，将少共组织改为青年救国会，成立了妇女救国会，并且成立了以工会为基础，有青年救国会、妇女救国会参加的盐池县抗敌后援会。抗战时期盐池县群团组织的纲领是广泛地团结动员全县工人、农民、青年、妇女、商人及各阶层群众积极参加抗战，保卫边区、保卫西北、保卫全中国，改善群众生活，改善既得利益，实行武装自卫。它们的日常工作，是动员群众参加抗战，如优待抗属、慰问抗日部队、替军队运输物资、修筑工事、锄奸剿匪、加入自卫军、参加春耕秋收运动、缴纳救国公粮等。

盐池县抗敌后援会。1938年3月，根据陕甘宁边区政府的指示和抗日战争形势的需要，盐池县以工会为基础成立了抗敌后援会。当时成立的青救会和妇救会也参加了抗敌后援会。它是一个群众性的动员抗战组织，也是战时最广泛最普遍的抗战组织，它在动员兵员、支前、锄奸剿匪、发展生产等各项工作中发挥了积极作用。朱海山、郝丰田、白凤奎先后任抗敌后援会主席。抗战后期，盐池县抗敌后援会撤销。这以后，工会工作由县委设专人负责，在县委领导下积极开展工作。

盐池县青年救国会。1938年初，中共盐池县委将少共组织改为青年救国会。它是当时解放区团结各界青年一致抗日的群众性青年抗日组织，是领导青年工作的机关。它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抗日救国宣传，动员青年积极参军参战，开展减息减租和大生产运动等。凡是愿意抗日的青年，不分阶级、不分党派、不分民族、不分信仰，都可以加入青年救国会。郝丰田、李子奇、白凤奎先后任青年救国会主任。到抗战后期，青年救国会不能满足先进积极分子的要求，最后解体。抗日战争后期，盐池县委设专人做青年工作，继续领导青年参加斗争。

盐池县妇女救国会。1936年8月，中共盐池县委曾设妇女工作部，宣传、动员广大妇女破旧立新、争取婚姻自主，积极参加社会活动。抗战爆发后，盐池县委撤销妇女工作部，成立了盐池县妇女救国会，并加入到盐池县抗敌后援会。盐池县妇女救国会是县委领导下的妇女抗日群众组织，主要任务是宣传党和政府的政策法令，对妇女进行形势教育，关心维护妇女的切身利益，动员和组织妇女为抗日战争服务，争取抗日战争胜利。陈彩茹、赵月亮、杨润先后任妇女救国会主任。到抗战后期，盐池县妇女救国会自行解体，妇女工作由县委设专人负责。

盐池县商务会。抗战期间，盐池县商务会得到了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国民党对边区实行经济封锁，给边区的经济发展造成了极大的困难。盐池县商务会积极组织和领导商业人士兴办各类工商业，发展经济。杨华亭、靳体元、张志荣、姚耀先先后任商务会会长。商务会会长、进步商人靳体元曾被选为县参议员。盐池县商务会对发展地方经济、支援抗战作出了积极贡献。

盐池县在抗日战争中，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盐池县是陕甘宁边区的门户前哨。盐池历史上就是防御外族侵略的边关前哨、军事要塞。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共盐池县委和县政府领导人民认真贯彻执行了党的各项方针政策，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都取得了显著成就，把一个在国民党统治下极端贫困落后的地方，建设改造成为国民党统治区人民向往的地方。

盐池县为开展宁夏国统区的工作作出了重要贡献。1940年以前，中共宁夏工委的绝大多数工作人员，都是通过盐池县境进入国民党统治区的，遇有情况变化，也是通过盐池县境撤回边区的。盐池成为我党地下工作人员来往的联络站、转送站，为他们的工作生活和安全提供了重要保证。1940年以后，国民党顽固派制造反共摩擦，马鸿逵集团封锁国统区和解放区的边境，强化辖区的反动统治，宁夏地下党组织遭到彻底破坏，盐池县便成为我们党向宁夏开展工作的重要基地。盐池先后安置了从宁夏国统区逃来的大量移民、难民和逃兵，为党开展宁夏工作建立了群众基础。抗战后期，党的领导工作机关，如中共金灵工委、余庄子、红井子工作据点、河东工作组均设在盐池境内。盐池县委对宁夏党组织的工作给予了密切配合和有力支持。

盐池县是陕甘宁边区的经济支柱之一。盐池县地广人稀，可耕地面积大。1945年，全县粮食总产达38290石，折合957.25万公斤左右，除供本县人民和驻军食用外，还解决了许多移民、难民的生活用粮。盐池人民积极生产、踊跃支前，为边区经济建设和抗日战争的顺利进行作出了贡献。

盐池盛产食盐，食盐不仅是生活必需品，而且是多种药品、工业品的原料。1939～1943年盐池共打盐运盐100多万驮，用这些食盐换回了布匹、药材、粮食、电信设备等，解决了边区军民的部分困难，满足了前线的需要，增加了人民的收入。

盐池县草原辽阔，畜牧业在盐池国民经济中占有很大比重。1936年盐池解放时有羊4.8万只，牛1100多头，骆驼80多峰，到1945年分别增至15.7万只，4100多头和1100多峰。畜牧业的发展增加了农牧民的收入，满足了军民对肉、皮毛的需求。

盐池还盛产甘草，有丰富的煤炭、石膏、砂、硝等矿产资源，这些资源的开发也有力地支持了边区的经济建设和抗日战争。

抗日战争期间，每年秋收后，盐池的革命群众把粮食打净晒干，赶上毛驴，把粮食送往国库，还拿自产的蔬菜、皮毛、肉、食盐等支援前线。元华工厂为抗日部队和边区政府提供毡胎子、毛毯、绒帽、军鞋、条毡、毛袜等计12万多件。盐池商务会1938年缝制皮衣140多件，1941年完成救国公债10570元，超额570元，1944年完成救国公债1.6万元，超额6000元。

逢年过节盐池县党政军民都在一起开联欢会，干部群众抬着猪肉、羊肉、米酒、年糕等慰问子弟兵和抗属。为解决前方将士的后顾之忧，政府给生活困难的抗属定期发放救济粮，盐池县还组织了1000多人的义务耕田队，为抗属代耕代种。子弟兵也为群众挑水、垫圈、背柴、打扫卫生。军民关系情同手足，犹如鱼水。

第四章解放战争时期党领导吴忠人民进行的英勇斗争（1945.9-1949.12）

抗战胜利后，饱受抗战之苦的中国人民，渴望和平与民主。但是，蒋介石集团却倒行逆施，迫不及待地要抢占抗战胜利果实，积极布置内战。宁夏军阀马鸿逵一边坚持内战、独裁的政策，积极扩军备战，一边采取观望态度，暂时收敛其反动活动，为中国共产党在宁夏国统区开展工作提供了机遇。 1946 年 6 月，恢复和重建了宁夏工委，重点在金灵吴地区开展了工作。 1947 年 1 月，组建了宁夏人民的革命武装———回汉支队。 3 月，马鸿逵部队配合胡宗南部向三边进攻，盐池县曾两度失陷，中共盐池县委和县政府发动群众，建立武装，开展游击战争，为光复盐池进行了英勇斗争。同时加强党政建设，进行生产救灾，为支援解放宁夏，作出了重大贡献。

1949年9月，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野战军十九兵团奉命挺进宁夏。于9月12日解放同心县。9月17日突破了天险牛首山。19日发动了金灵之战，歼灭了宁夏兵团主力一二八军。21日后，金积、吴忠、灵武、宁朔相继解放。吴忠人民获得了新生，走上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新里程。

中共宁夏工作委员会（简称宁夏工委）自1940年4月遭敌破坏后，马鸿逵加强了“防共”“反共”的活动，中国共产党在马鸿逵统治区内重建党组织的工作遇到极大的困难。在抗日战争刚结束，蒋介石尚未发动全面内战之前，马鸿逵暂时收敛其反动活动,相应地放松了对陕甘宁往来人员的监督、盘查，为中国共产党在宁夏国统区开展工作提供了有利的时机。

党对宁夏的工作，具体由中共三边地委统战部负责。1946年3月，中共三边地委根据中共西北局的指示，专门讨论了宁夏的工作，制定了《三边地委对宁夏工作的决定》。《决定》指出：根据目前的形势发展，今后“我党对宁夏工作的方针，应根据人民的要求，抓紧时机努力争取与团结各阶层各民族中的民主分子，准备力量，为建设民主自由、民族自治、幸福的新宁夏而奋斗”。并且，三边地委对宁夏工作作出五项要求：一是建党工作。发展新党员必须是政治可靠，愿意积极革命，且能起作用者，发展对象仍然是农民、工人、知识分子、中下层公教人员，马鸿逵部下级军官、士兵、小商、城市贫民，方式仍是秘密、隐蔽、单线联系，有一定数量党员时建立党的组织。二是统战工作。主要是团结中间力量，开展对马鸿逵部军队的工作，争取马鸿逵及中上层的一切民主力量与我党长期合作，共同建设新宁夏。三是群众工作。主要是做好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工作，准备力量迎接即将到来的民主合法斗争，但是，必须注意合法斗争与秘密活动的密切配合。四是回民工作。调解教争，加强回、蒙、汉三大民族的团结，发展生产。五是加强对外宣传工作。要建立对外宣传点，大量培养对外宣传员，特别要注意对统战关系、学校、兵营的宣传工作。

会议之后，在盐池成立中共宁夏河东工作组，负责领导国统区的工作。河东工作组在三边地委的领导下，根据会议的决议，提出了一些具体措施，进一步加强了对宁夏工作的领导。

三月会议后，三边地委为了加强党对宁夏国统区工作的领导，经中共西北局同意，决定成立中共宁夏工委。1946年6月17～21日，三边地委在定边召集余庄子、红井子、三段地各据点负责人会议，传达中共西北局对宁夏工作的指示，宣布了中共宁夏工委的成立，同时撤销河东工作组。书记由三边地委书记高峰兼任，副书记由三边地委统战部部长赵忠国兼任，委员有梁大均、何广宽、李健等。会上，高峰作了《关于时局的基本问题和目前形势》的报告，赵忠国讲了《对宁夏马鸿逵工作的方针》。会议认为：“马鸿逵在中国为中间势力之右翼，回民的大地主，与国民党顽固派有矛盾。”确立了对马鸿逵先采取争取、团结的方针，但必要时还要组织群众对其进行适当的斗争。会议还讨论和研究了发展党员、统一战线以及有关群众、移民和难民等工作。

宁夏工委成立后，当时的主要活动区在盐池县的余庄子（二区）、红井子（五区）。宁夏工委在余庄子、红井子分别建立了余庄子工委（书记梁大均、副书记李健）和红井子工委（书记何广宽），三段地仍以工作点开展工作，由王延、王茜负责。宁夏工委还大体规划了各工委和工作点的工作对象、分工范围，即余庄子工委负责开展灵武、永宁、宁朔、贺兰4县的工作，红井子工委负责开展盐池、中卫、中宁、同心、金积5县的工作；陶乐、惠农、磴口、平罗县的工作由三段地工作点负责。并从军队、中央党校等单位抽调比较熟悉宁夏情况的干部派往各工作点，以充实和加强干部力量。以各工作点为单位举办训练班，教授秘密工作的原则与方法，训练党员和干部。各工委、工作点的干部深入到移民、难民中，宣传党的政策，启发群众阶级觉悟，物色选拔积极分子，发展党员。鉴于工委的大部分干部身份公开，不宜大批派到宁夏境内去建党，宁夏工委决定采取两种发展党员的办法：一是在逃兵、移民和难民中选拔培养建党对象，经过教育后发展入党，然后再派到宁夏；二是在来往边区的客商中物色对象，经过谈话教育后发展入党或建立党的交通。

在中共宁夏工委成立初下属各工作点有党员221人，其中余庄子114人，红井子54人，三段地45人，定边8人。宁夏工委成立后，经过半年的努力，党的工作有了较大的发展，到1947年1月，共有党员420人，宁夏国统区的各县基本上都有了单线联系的地下党员，其中灵武县最多，有党员80余名，其次是金积县和永宁县，各有党员20余名。

1946年6月，全国内战爆发。宁夏军阀马鸿逵也蠢蠢欲动，经常派出小股部队骚扰边区，抢劫民财，抓捕干部，并一度侵占中共盐池县兴武营。为适应战争的需要，打击敌人的骚扰，宁夏工委着手组建地方武装。从1946年7月开始，以盐池县保安大队的名义在余庄子、红井子、三段地都建立了地方武装。1947年1月，这支部队同金三寿领导的定边回民支队合并组建了回汉支队。党组织还加强了宣传教育工作。宣传工作分口头宣传和文字宣传，许多宣传员都以回民支队、回民乡的名义发出。口头宣传多以清真寺为据点，用读报讲话的方式进行。地方党组织和军队党组织都注意对干部的培养，培训了一批军政干部。

在宁夏工委领导下，党在宁夏国统区吴忠的工作迅速发展，靠近盐池的金灵地区是重点开展工作的地方。1946年春，在金积县三乡三保（今峡口赵渠村）设立了中共宁夏工委地下工作联系点。宁夏工委和红井子工委等先后派10多名地下工作者，深入吴忠、金积、灵武、中宁等地，利用各种身份，与这些地区的国民党军政要员和宗教上层人士建立统战关系，搜集情报，购买枪支子弹，宣传解放战争的形势和党的政策，动员士兵投奔回汉支队等，为人民解放军解放宁夏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

1947年1月17日，中共西北局讨论了宁夏工作与宁夏北部连接的绥远伊克昭盟地区的工作，决定将原来的宁夏工委和伊克昭盟工委合并为宁绥工委，朱敏（三边地委书记）兼任书记，孙殿才任副书记。宁绥工委隶属中央西北局领导，日常生活与三边地委在一起。宁绥工委统一领导盐池的余庄子、红井子和伊盟的乌审旗、城川、三段地各工作点的工作，并领导回汉支队和蒙汉支队。

3月19日，胡宗南部侵占了延安。马鸿逵部配合胡宗南部进攻陕甘宁边区，于3月24日侵占盐池，4月3日侵占定边。敌人侵占盐池、定边以后，建立反动政权，抓捕中共干部，致使党的工作近乎陷于停滞状态。为此，宁绥工委向各工委发出指示，对宁夏外部工作提出四点要求：一是经过战争之后，宁夏党的关系被割断，要把派人寻旧关系，发展新力量作为宁夏工作的首要任务；二是开展宁夏工作的主要力量是回汉支队；三是开展瓦解马鸿逵、马鸿宾部队的工作；四是开展群众工作。

1948年，在全国和西北革命战争形势发生根本变化的情况下，为了加强党对宁夏工作的领导，做好解放宁夏的有关准备工作，中共西北局决定再次成立宁夏工委。1948年8月31日，西北局办公厅发出通知：“西北局决定以赵忠国、孙璞、梁大均、何广宽、李健、张广珍、薛池荣、王志强等同志为宁夏工委委员（后又增加刘思孝为委员），并以赵忠国为书记，孙璞为第一副书记，梁大均为第二副书记仍兼回汉支队政委，梁东岳任该支队副政委。”原宁绥工委撤销。

宁夏工委重建后，工委机关先后设在盐池县南部的唐平庄和李塬畔。9月初，三边地委召开会议，讨论宁夏工作。会上，对宁夏建党等工作进行了认真的讨论，认为为适应战争环境，尽快打开局面，首要任务是领导回汉支队开展游击战争。同时，要积极发展新党员，寻找、恢复同原有党员的联系，发展壮大党的力量，继续开展宁夏国统区的工作，为解放宁夏而努力。

9月下旬，宁夏工委在唐平庄召开会议，宣布了三边地委关于宁夏工作的决议。会后，宁夏工委将干部分为四个组，由工委副书记梁大均和委员何广宽、李健、张广珍分别负责，先后派出近20名党员和积极分子到国统区进行党的建设，开展统一战线，收集军政情报。到1949年3月，已恢复外部的旧关系100人，新建关系61人，经过训练派出12人，总共在外部有新旧关系173人（内有党员54人，非党员119人），其中包括马鸿逵的一些军政要员和进步人士。这些秘密党员和统战关系，分布在宁夏国统区的10多个县市的各行各业中，其中吴忠地区的金积43人，吴忠堡8人，宁朔8人，同心1人，盐池12人。同时，在一些地方建立了党的小组和群众工作点。在盐池大水坑及南马坊边沿区建立了两个回民工作点，在金积县三乡建立了阎生明工作小组。为宣传党对回民的政策，争取团结回族，6月17日，盐池县甜水堡中心区成立后，由金三寿、马鸿钧和当地阿訇马登银三人组织建立了秘密回协，专做来往宁夏回民商人的工作，先后与25名回民建立了联系，有的被发展成为党员或回协会员。通过以上各种关系网和联系人，收集到一些重要军事情报，向群众宣传解放战争的发展形势和党对新解放区的有关政策，对安定民心，瓦解敌军等方面起了积极作用。

1949年夏，西北野战军即将向甘肃、宁夏进军。西北局指示，由中共三边地委负责接管宁夏。6月15日，中共三边地委第二届党代会作出《关于宁夏工作的决议》，指出：“宁夏工作要充分利用现在的有利条件，防止依靠等待思想，积极开展各种工作，积蓄力量，埋伏生根，配合军事力量解放宁夏。”并指出当时的工作重点是：一是积极开展同心、盐池的游击战争，扩大游击区，发动组织群众，摧毁保甲，建立根据地，扩大外部工作阵地，向宁夏内地发展。二是争取敌军工作，务必积极开展。三是培养回汉干部，坚持办培训班，争取回汉知识分子来宁夏学习。四是加强调查工作，注意城市交通要道的调查。《决议》还特别强调：“积极培养回、蒙族干部，为宁夏解放后做好回民、蒙民工作准备条件。”

会后，中共宁夏工委根据《决议》和三边地委指示精神，一面领导回汉支队向同心、盐池国统区开展游击活动，摧毁保甲组织，扩大游击区域和中国共产党、人民解放军的影响；另一面加强对宁夏国统区的工作，进一步了解掌握马鸿逵、马鸿宾部队的布防情况、军政官员情况、广大群众的意愿和要求等。在边区工作的宁夏籍干部如赵忠国、梁大均、孙璞、王茜等人，利用写信、托人传话等形式通过师生、同学、亲友等关系，对中上层人士进行统战工作，宣传党的政策，要求他们做一些瓦解敌军，保护仓库、物资、交通、桥梁等工作，为人民解放军解放宁夏创造有利条件。

1949年8月26日兰州解放。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第十九兵团进军宁夏，宁夏工委全体人员由定边出发赴宁，并组织4个工作队，由宁夏工委书记赵忠国、副书记孙璞率领，于9月19日到达吴忠与十九兵团六十四军接头。9月23日宁夏解放，中共宁夏工委随三边地委进驻宁夏，参加接管工作。1949年10月中旬，接管工作基本结束，中共宁夏省委成立，宁夏工委随之撤销。

回汉支队是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为保卫陕甘宁边区、解放宁夏而建立的一支以宁夏籍干部、战士为主，由回、汉等民族组织成的革命武装力量。它转战宁夏的盐池、同心，陕北的定边、安边、靖边、吴旗，甘肃的环县及与陕甘宁边区接壤的内蒙古鄂托克旗等边沿地带，经历了成立，渡过难关、由弱变强，转战三边西南部，进军宁夏四个发展阶段，为保卫边区和解放宁夏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军阀马鸿逵对宁夏人民实行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特别是征收苛捐杂税，派粮抓兵，常年的国民兵训练，致使宁夏人民的生活痛苦不堪。宁夏解放前有 70 万人，不仅养活着马家四个军及地方政府人员共 8万多人，而且，老百姓中的男劳动力 9 万人在解放战争开始以来就集中编入国民兵，进行常年训练。在农田劳作的妇女、小孩的一点点微薄收获，也被马匪多如牛毛的苛捐杂税（有记载的名目达 40 余种）掠夺而光。

人民最不堪忍受的是马匪征兵。 “有兵就有权，有权就有钱”是马家父子的信条。马匪年年征兵，1941~1948 年中征兵达 12 次之多。征兵的名目五花八门，有三抽一、五抽二,有幼子即为双丁、大配小、小配大，到解放战争开始后，征兵连名目也不要了，按保甲组织为单位，一要就是多少多少，“有人的要当兵，没人的摊兵款，老百姓倾家荡产，气得白瞪眼”。最令人发指的是所谓的征补逃兵。如 1947 年冬，保四团在陕北袁大滩被我解放军歼灭，团长弓长舒也被俘，连同其他部队共歼灭马匪四五千人。马匪为把这些兵补起来，诬蔑这些兵是“逃跑了”，要进行惩罚，少一个兵罚三个，少一个官罚补五个兵。灵武县朱桥有保四团的一个兵，在袁大滩被歼灭，也要罚三个兵，其父母哭诉多次无效，直逼得从袁大滩抬回死尸才罢休。就这样马匪把新补起来的保四团叫“罚兵团”，老百姓称之为“讹兵团”。

马鸿逵父子对宁夏的血腥统治，使宁夏回汉人民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流行的民谣唱道：“宁夏川，两头尖，东靠黄河西靠山，年种年收水浇田，到如今家家没吃穿，不能怨老天。”因此，宁夏劳动人民和进步知识分子对马匪恨之入骨，无法忍受苦难生活的民众到处逃亡，部分流向盐池、定边等解放区。例如，盐池县二区硝池子坑就逃来几十户，五区郧家畔附近的一个过去不住人的野沟内就有十几户，定边县在1936年只有一户回民，到1945年发展成一条街，成了一个回民乡。到1946年初，逃亡到定边、盐池的回族民众有3000多人。他们愿意参加革命，打回老家去，解放全宁夏。

早在抗日战争期间，宁夏回族青年马怀蔺、金三寿等人在党的领导和支持下，在三边解放区曾两次组建回民支队。1946年6月，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全面内战。之后，马鸿逵不断派兵袭击、骚扰解放区，余庄子、红井子、三段地工委为应付突然事变，根据上级党委关于扩兵的指示精神，于7月建立游击武装。到1946年冬，余庄子游击队有80多人，红井子游击队有50多人，三段地游击队有10多人（后合入余庄子游击队）。这些游击队的成员绝大部分为宁夏的移民、难民和马鸿逵部队的宁夏籍逃兵。与此同时，金三寿、彭化庵等人在定边县西关回民乡和盐池回民打盐队的回族群众中积极活动，成立了回民支队，约50人。

上述三支游击队在配合部队与马鸿逵部队作战中，扩大了人员和武器装备。经西北局批准，三边地委和三边军分区决定将这三支游击队合编，成立回汉支队，以适应政治和军事形势的需要。1947年1月中旬，在定边（三边地委所在地）城南关，召开了回汉支队成立大会。中共三边地委和三边军分区的领导朱敏（地委副书记、宁绥工委书记）、曹友参（三边军分区司令员）、郭宝珊（三边军分区副司令员）、赵忠国（宁绥工委副书记、三边地委统战部长）等同志参加了成立大会并讲了话。回汉支队的建立，标志着宁夏人民武装的诞生，它肩负着保卫边区、解放宁夏的重任。

回汉支队在政治上属宁绥工委（后为宁夏工委）领导，西北局要求：工委应把回汉支队看成是自己的干部训练队，继续抽调与培养其中的积极分子，派到宁夏去工作。在军事上，回汉支队由三边军分区领导，供给方面由三边警备司令部（即军分区司令部）统一筹划，为团的建制。回汉支队整编后共有234人（其中党员47人，回民65人，宁夏籍人占90%以上），刘振宇任支队长，金三寿任副支队长，梁大均任政委。支队下设3个中队。中队下设2~3个分队，分队下设3个班。这支部队的党员多在干部中，除红井子来的分队外，战士中没有党员。在党员干部中，来自吴忠地域的有：副支队长金三寿（吴忠人，回民），一中队二分队队长包玉生（宁朔县人），三中队副队长张元（盐池人），三中队一分队队长尹秉翰（金积县人）。

回汉支队成立后，主要困难是：部队成分复杂，纪律松弛，大部分战士政治觉悟低；经费困难，战士身无军装，食无菜粮；武器装备不足，只有步枪130支（能用的只有81只），机枪1挺，大刀8把，子弹2000余发，不少战士还没有武器。

为解决困难，支队采取以下办法：举办训练班，进行形势和任务教育，提高政治觉悟；通过审查，洗刷不合格人员；照顾部队家属（当时有家属的干部、战士共有24家），以便安定人心；集中部队物资进行生产自救，解决经费，改善生活。

1947年2月，根据三边地委决定，回汉支队开赴盐池县雷家沟进行整训。这次整训，以政治教育为主，以提高觉悟，加强组织纪律观念，并辅以军事常识的学习和简单战术训练。期间专门办了干训班，集中对排以上干部讲授政治课。根据西北局“回汉支队要继续扩充”的指示，人员增加到300多人，支队由3个中队扩编为4个中队。

1947年3月底，马鸿逵出动3万兵力侵占盐池、定边、安边等地，回汉支队向南转入吴阴山区开展游击活动。三边地委常委、保安处长邓国忠来到吴阴，传达了三边地委、三边军分区的决定：改回汉支队为宁夏人民解放军，任命赵忠国为宁夏人民解放军司令员，梁大均为副司令员，邓国忠为政委，何广宽为政治部主任，刘振宇为参谋长。下辖一支队（回汉支队）和第八挺进支队（为挺进宁夏而组建）和一个通讯排。一支队队长刘振宇（兼），政委梁大均（兼），副政委马立凯，共300多人，下辖3个大队。第八挺进队队长金三寿，政委何广宽（兼），副政委彭华庵，共200多人，下辖3个大队。

宁夏人民解放军成立后，何广宽、金三寿、彭化庵等率八支队出发西行，在李塬畔与张世荣、张元及红井子工委的全体人员会合，并将红井子工委的全体人员编入八支队。到唐平庄与宁夏人民解放军军部及一支队会合后，向陕甘宁交界处的王标台转移。在此，与马鸿宾部唐占元团遭遇。战斗中，宁夏人民解放军失利，损失40多人，支队长刘振宇负伤后被俘。部队决定暂到吴旗县休整。

部队到达吴旗后，由于西北战场形势紧张，加之部队连连失利，战士思想波动较大，个别人甚至产生悲观动摇情绪和离队思想。当听到三边主力警备八团（称为“铁八团”）被马鸿逵打败后，情绪更为低落。为了加强对部队的领导，三边军区派郝耀任宁夏人民解放军参谋长兼回汉支队队长，并决定对部队进行整训。将原来的2个支队的3个队整编为4个队，支队部和军部合为1个单位。这次整训先后在李家砭、金佛坪、阳庄川、三道川等地进行。在整训中，针对上述情况，着重进行形势教育和革命人生观教育。讲陕北青化砭、羊马河战斗的胜利，山东沂蒙山区胜利的大好形势，鼓舞士气，树立必胜信心；开展正规军事训练，进行实战教育，联系实际总结部队成立以来，特别是几次战斗的经验教训，用自己亲身经历战斗进行回忆，分析几次战斗失利的主客观因素。经过半个多月的整训，稳定了部队情绪，提高了思想觉悟和战术水平，渡过了最困难、最艰苦的时期。

1947年6月，西北野战军继蟠龙大捷后又直取陈龙，威逼环县。回汉支队受到胜利的鼓舞，纷纷请战，金三寿、何广宽等人也到环县找西北野战军求援解决武器问题。彭德怀、习仲勋等领导亲切接见，指示部队要大力支持。未过几天,西北野战军攻克环县，将缴获的几百条步枪、几挺机关枪、掷弹筒等一部分武器送给宁夏人民解放军，使宁夏人民解放军每个战士都有了一条枪，每个连队都配备了机关枪、掷弹筒。部队士气空前高涨，干部战士欢呼雀跃，称环县领枪为“彭总赠枪”。

6月29日，二纵队王震司令员到宁夏人民解放军的住地吴旗头道川与梁大均、何广宽谈话，希望支援回民干部到二纵去。梁司令、何政委表示支持，后输送杨继德（连长）等5人到二纵，杨富荣等一批优秀的连排级干部和战士到四纵。

随后，宁夏人民解放军奉命随西北野战军四纵队出发，过环县收复定边，在定边城的北大操场召开了祝捷大会，彭德怀司令员在大会上讲话，他风趣地说：“马鸿逵是秃头上的虱子———跑不了。”为了防止敌人逃跑，西北野战军对盐池马部实施了大包围。宁夏人民解放军随队参加了收复盐池的战役。在此战役中，宁夏人民解放军奉命埋伏在盐池城北的土沟，拦截北窜的敌人。7月7日，敌骑兵二十四团向土沟逃窜，宁夏人民解放军多次打退敌骑兵冲锋，并纷纷冲出阵地追赶敌人。此战毙伤敌军数十人，缴获一部分战马，受到西野一纵队张宗逊司令员的表扬。自此，宁夏人民解放军战斗力空前提高。这是回汉支队在战斗中由弱变强，逐步走向正规化的转折。

1947年7月，根据中共三边地委决定，取消宁夏人民解放军的建制，恢复回汉支队的名称，对干部作了调整：刘思孝任队长，梁大均任政委，金三寿任副队长。并取消了一支队和第八挺进队的番号，分为4个中队，一个通讯排，近400人。为了加强部队党的建设和政治工作，部队设立了党的总支委员会，梁栋岳任党总支书记。

为彻底粉碎敌人对山东解放区和陕甘宁边区的重点进攻，中国人民解放军决定打到外线去作战。西北野战军决定出击榆林，调动陕北的敌军北上“围城打援”。8月上旬，西北野战军撤出三边。8月12日，马鸿逵部队乘西北野战军主力部队东移，再次进犯盐池、定边。三边的地方部队（包括回汉支队）撤进吴旗一带山区进行整训。这次整训主要进行形势、任务和树立革命人生观的教育，提高认识，整顿纪律。为加强党的建设，回汉支队成立了党委，梁大均、刘思孝、梁东岳、金三寿、马立凯为党委委员，梁大均任书记。整训中开展军事训练，讲军事常识，进行战术训练，特别加强了山地作战的训练。通过整训，军政素质显著提高。

1947年8月底，马鸿逵部暂九师师长卢忠良带领2个团妄图进犯中共三边地委和军分区驻地———吴旗。回汉支队负责牵制、监视敌人。回汉支队在赵崾岘与敌张廷芝部三边清乡团遭遇，回汉支队迅速迎战，打得敌人措手不及，打伤敌人数人，敌人因不摸我军底细，随即溃退。张廷芝不甘心失败，又命其营长齐仁德率领团匪一个营进抵新安边一带，企图袭击中共军分区机关驻地凤凰寺。回汉支队闻讯及时赶到，抢占有利地形，经过一昼夜激战，把敌人压在山下的大沟里，打死敌人7人，打伤13人，回汉支队仅轻伤2人、阵亡1人。这次战斗的胜利，回汉支队以少胜多，击退了数倍于己的敌人，使得张廷芝团匪再不敢到这一带骚扰。这一硬仗的胜利不仅保卫了军分区，而且保护了隐蔽在山后的后方仓库、医院及家属的安全，回汉支队因此受到嘉奖。

1947年秋季，回汉支队逐渐前进至定边、东山畔的海底涧、杨山涧、油坊涧半山半滩的地区活动。在这里多次击退团匪的骚扰，保护了群众的安全。1948年2月，回汉支队奉命配合警三旅八团和蒙汉支队一起攻打定边县的宁条梁。在此战役中，击毙三边清乡团的连长马海潮，俘获安边县县长及敌人100多人，拔掉了宁夏至榆林地区必经之路———安边和靖边中间的一个钉子。

回汉支队在宁条梁战斗后，撤回吴旗，在阳庆川进行了整军，方法是进行诉苦，在以苦引苦、提高阶级觉悟的基础上进行“三查”，揭发、批判不良倾向，同时进行政策教育。经过短短一个月的“新式整军”，部队精神面貌发生了显著变化，阶级觉悟大为提高，战斗意志坚强了，纪律性大为加强。

在这一阶段，回汉支队主要活动于三边地区。这里是陕西、甘肃、宁夏、内蒙古的交界地带，是革命与反革命势力斗争的前沿阵地。由于回汉支队和兄弟部队的英勇战斗，有效地控制了这块战略要地，沉重打击了东犯边区的马鸿逵军队和地方武装土匪，保卫了边区的安宁，为解放宁夏打下了良好基础。

1948年春，全国解放战争转入全面反攻阶段。三边地委决定，回汉支队“要抓住这个有利时机，全力开展宁夏工作，积极、主动向宁夏境内开辟游击战争，打击和歼灭伪盐、环团匪”。根据这一要求，回汉支队奉命配合三边军分区二团和八团，转入外线作战，首战目标选择了盐池西部重镇惠安堡。

惠安堡位于盐池、同心、灵武、金积4县的交界地带，是马鸿逵盐池县政府所在地，也是马鸿逵防卫宁夏的东大门，驻有一个骑兵连和一个清乡团，共有300多人。5月1日，回汉支队等部队来到盐池苏家堡子后，得悉敌骑兵连奉命调离，只留地方团队驻守惠安堡。部队冒雨夜行军120里，经过一天激战和政治攻势，守塞之敌投降，惠安堡宣告解放。

惠安堡战斗结束不久，组织了西进指挥部，由赵忠国任总指挥，在军事上由回汉支队队长刘思孝负责。宁夏工委和回汉支队决定向西发展开辟宁夏工作。回汉支队协同盐池、定边游击队向盐池、环县、同心边境西进，发动群众，消灭土匪武装，为解放宁夏扫清道路。

同心、环县一带历来匪患严重，当时，这一带有十余股土匪。势力较强的镇原清乡团的敬明君，环县甜水堡的赵清彦，各有匪众100多人，还有李阳珍、刘世颜、赵怀章、李林武、史颜芳、张瑞芳等匪部，号称“八大山王”。他们纠集匪众800多人，在马鸿逵扶植下，凭借人地两熟，时分时合，出没无常，不断袭击中共基层政府，屠杀干部，残害群众，抢劫支前物资，是陕甘宁边区的心腹之患，是解放宁夏的绊脚石。

回汉支队首先打下甜水堡，消灭了以此为据点的盐环“游击大队”赵清彦匪部，并奔袭赵清彦的老家———李家口子，活捉了土匪头子赵清彦。接着又消灭了其他小股土匪。最后，消灭了势力稍大的盐池县“游击大队长”敬明君，从此“八大山王”烟消云散，回汉支队声威大震。

回汉支队在宁夏工委的领导下，注重政权建设工作。在打击消灭敌团匪、摧毁敌人保甲组织的基础上，恢复、扩大、开辟了根据地和游击区，帮助建设区、乡人民政权。攻克惠安堡后，成立了里山区政府，任命张子玉为区委书记兼区长。收复甜水堡后，成立了甜水堡中心区政府，任命梁大均为区委书记，薛池云为区长。还帮助开展环县耿湾区及同心东部山区的垦区工作。随着盐池、同心等部分地区的解放，筹备成立盐同中心区委。这些新解放区，成为了解放宁夏、开展宁夏工作的前进基地。回汉支队依托这些新区，积极向国统区的金积、灵武、中宁、同心等地开展工作，掌握敌情，为人民解放军解放宁夏作准备。

1949年8～9月，回汉支队随同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军宁夏。回汉支队先抵吴忠杨马湖，补充了重武器，组成了骑兵队，遂开往同心县下马关一带剿匪。数月后，回汉支队又进驻永宁县塔桥一带。1950年1月，回汉支队进驻银川，与定边县游击队合编为宁夏独立团，刘思孝任团长，王兴帮任团政委，许学道任副团长。中共宁夏省委书记潘自力亲自授团旗。1月12日，独立团驻防磴口县。6月，调永宁县塔桥整编，其中一个营调拨陕西省榆林县，其余编入各县保安大队，部分干部转业到地方工作。至此，回汉支队完成了“保卫边区，解放宁夏”的历史任务。

回汉支队是一支战斗队，又是一支工作队。它从诞生起，就在党的领导下投入了解放战争。部队在异常艰苦的条件下，发扬勇往直前、不怕牺牲的革命精神，英勇对敌作战，打击骚扰、进攻边区的马鸿逵部队，保卫和巩固了后方。同时，他们在剿匪、瓦解敌军、开辟游击区和新区、恢复建立人民政权等方面做了许多卓有成效的工作，发挥了既是战斗队，又是工作队、宣传队作用。

回汉支队的建立，是回汉民族团结的典范，它起到了党联系回汉人民的纽带和桥梁作用。回汉支队在执行任务中，认真贯彻党的民族政策和统战政策，严格执行群众纪律，密切联系群众，军民之间建立了水乳交融的关系。支队指战员向广大回汉族人民传播党的主张，帮助人民群众早日觉醒，深得回汉族人民群众的拥护与爱戴。回汉支队的胜利，也是党的民族政策的胜利和军民团结的硕果。

回汉支队是一个大学校，它在枪林弹雨中造就了一批具有无产阶级觉悟、能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新人。回汉支队成立伊始，就一边战斗，一边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文化和军事知识，指战员的政治、文化和军事水平不断得到提高。回汉支队不仅为主力部队输送了一批优秀的回族干部，还为宁夏工委训练培养了一批党的工作干部。宁夏解放后，从回汉支队成长起来的县团级以上干部达数十人，其中有省级干部5人，地师级干部8人。转业到地方的连排级干部，积极参加了宁夏的建设，很多人还担任了基层领导工作，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回汉支队在部队建设上创造和积累了有借鉴意义的成功经验。

坚持党对部队的领导，是回汉支队发展壮大的根本保证。回汉支队刚建立时，三边地委就明确规定回汉支队在政治上由宁夏工委领导，军事上由三边军分区指挥。回汉支队先后设立了党的总支委员会、党委会，并抓紧在战士中培养骨干，发展党员。各连队建立了党支部或党小组，排以上干部基本上都由党员担任，从组织上保证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

加强政治思想工作，是建设好部队的根本途径。支队领导始终把思想建设放在首位，多次开展整训与整军运动。在整军运动中，贯彻以思想整顿为主，兼顾军事整训方针；在战士中，广泛开展了“为谁参军、为谁扛枪、为谁打仗”的讨论，使指战员普遍受到了一次“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这一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的教育，增强了指战员将革命进行到底的信心和决心。认真贯彻党的民族政策，加强民族团结，是部队巩固和壮大的重要环节。宁夏工委和回汉支队的领导，十分重视回汉民族的团结，在部队建设中，狠抓了党的民族方针政策和统战的学习和教育；充分发挥老同志的带头作用，搞好民族团结；抽调连排干部，集中办训练班，专门进行民族政策的学习和加强民族团结教育；从支队部到各中队，定期检查执行民族政策和民族团结的情况。由于狠抓了教育，回汉支队的民族团结搞得好，兵员不断扩大，战斗力不断提高。

1945年11~12月，党中央先后发出《减租和生产是解放区的两件大事》《一九四六年解放区工作方针》等指示，规定了1946年解放区工作的方针、政策、任务，并指出粉碎国民党的进攻是各解放区的任务。根据党中央的指示精神，中共盐池县委和县政府领导盐池县军民，为巩固解放区、粉碎国民党反动派的进攻，抓紧进行了练兵、减租和发展生产这三件大事。

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是党在民主革命中最基本的历史任务。各解放区根据1946年5月4日中共中央发出的《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开展了土地改革运动。1946年冬至1947年春，盐池县进行了第二次土改。

1947年3月，国民党反动派集中90个旅近70万人，分别向陕甘宁边区和山东解放区实行重点进攻。3月24日，马鸿逵部队乘机攻占盐池县城。7月7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野战军配合地方部队，又收复了盐池县。为了彻底粉碎敌人的重点进攻，8月初，在西北战场的人民解放军主力部队奉命转移到外线作战，马鸿逵再度进攻三边。8月12日，中共盐池县委带领党政干部、警卫队员，有计划、分步骤地安全撤离，盐池县第二次失陷。1949年8月6日，西北野战军配合地方部队再度收复盐池县。在这两年多的时间里，中共盐池县委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为光复盐池进行斗争，加强党政建设，进行生产救灾，为支援解放宁夏，付出了血的代价，作出了重大贡献。盐池县光复后，中共盐池县委和县政府领导群众，迅速战胜经济困难，恢复发展了经济建设。

1946年5月4日，党中央发出《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即《五四指示》），要求各级党委坚决实行由减租减息政策改变为没收汉奸、地主、豪绅、恶霸的土地分配给农民的政策，在解放区开始进行消灭封建剥削制度的斗争。

1946年冬，陕甘宁边区政府从延安向边区一些县派出土改工作团。派往盐池的土改工作团团长先是马定邦，1947年春又派江隆基接任。先后有土改团成员10多人。后来，由于战备紧张，土改团改为战备工作团，边搞土地，边搞战备。

土改工作团到盐池后，首先和县委一起，根据党中央的土改政策，结合盐池县地广人稀、半农半牧的特点，提出了盐池县的土改方案：以调整土地，动员地主献地为主；对不愿献地、抵制土改的地主，则发动群众对其进行斗争，并没收其土地，分配给无地、少地的农民；土改中暂不定成分。其次，提出调整分配土地的具体办法：优先分给贫苦无地的农民；每人平均最好土地数量不得超过7架（每架5亩），最坏土地数量不得超过20架；在耕者有其田的原则下，以乡为单位，使无地或少地农民所得土地，在质与量上与其他农民大体相等。另外，还确定了解决地主占有土地的办法，已经打过土豪及没收归公的原地主土地均为公地；被地主要回的土地及所收的租子应全部退给农民，留给地主的土地数量以当地农民占有土地数量为标准，留给地主的房屋以够住为标准，对抗日有功的地主应酌情予以照顾。

县上召开县、区、乡三级干部动员大会。会上，马定邦作了动员讲话，传达了中央关于土改的方针、政策及土改运动的重大意义。孙璞县长根据县委决定，作了《关于土地改革的工作报告》。会后，县委抽调一批干部与土改工作团（共34名干部）一起，先在城区搞试点。2月，在全县铺开土改工作。全县正处于调查摸底登记丈量土地阶段，个别地区农民已经分配了土地。正当土改工作轰轰烈烈进行之时，3月24日，马鸿逵部队攻入盐池县城，盐池县党委、政权机关干部和驻防部队东撤，土改工作被迫停止。

1946年6月，国民党反动派大举进攻中原地区，人民解放军奋起抗击，全面内战爆发。党中央制定了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军事方针，集中兵力打运动战为主，以分散兵力打游击战为辅，暂时放弃延安，转战于陕北的崇山峻岭中，采取灵活机动的“蘑菇”战术，巧妙地将蒋胡部拖垮在陕北，消灭在陕北，配合和支援全国其他战场的对敌作战。到1947年2月，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全面进攻。在这期间，盐池地区也发生了几次大的战斗。

1.兴武营歼灭战

马鸿逵为配合蒋介石向解放区的全面进攻，1946年8～9月，命令驻宁宝塔一带的骑兵十九团、二十团和重兵器营袭占盐池县西北部的兴武营及余庄子、大圪塔等地，命令三十五旅一○三团到石家圈、长流墩一带，伺机侵占盐池、定边等地。

驻守盐池、定边一带的解放军有警备八团（三边军分区司令郭宝珊兼团长），新十一旅一团、二团，回汉支队等部队。为保卫边区西北门户的安全，打退敌人的嚣张气焰，三边军分区决定夜袭兴武营，歼灭入侵之敌。

1946年12月初，警备八团先后派出王建民等10多名战士与回民进步商人井涛化装成敌兵潜入兴武营，侦察敌情。根据侦察员的汇报，研究了作战方案，部署了兵力，决定警备八团打兴武营,骑兵团攻打大圪塔，新十一旅一团攻打余庄子，回汉支队和盐池警卫队配合作战。全军由三边军分区司令兼警备团团长郭宝珊任总指挥。12月3日下午2点，八团先派出一个侦察班化装成老百姓潜入兴武营，等待大部队到来里应外合。下午3点，大部队出发，在副团长王正川率领下，顶风冒雪，经过6个小时，行军100多里，按预定时间（晚9点）到达目的地。侦察班报告，敌毫无戒备，9点多已钻入被窝。解放军当晚10点钟发起猛攻，经过3个多小时的激烈战斗，我军以伤亡战士14名的损失，毙杀敌兵50余人，俘虏130多人，缴获战马80多匹，骆驼100多峰，枪支弹药甚多，粮食50多驮，沉重地打击了马鸿逵部队的嚣张气焰，大大提高了解放军的士气。至此，人们将八团誉为“铁八团”。

与此同时，骑兵团和一团也分别向余庄子、大圪塔发起猛烈进攻，击溃这两个据点的敌人。迫使敌人逃往宁夏。

2.歼灭鄂托克旗剿共司令齐恩诚部

1946年冬，马鸿逵一面派兵不断骚扰盐池西部边境，一面勾结蒙古族败类、国民党鄂托克旗“剿共”司令齐恩诚窜犯盐池县北部，企图两面夹击，侵占盐池县，进而袭击三边。三边地委和三边军分区决定严厉打击这股反动势力。

三段地工委派王克和、张子珍等人侦察齐恩诚的动向。经仔细侦察后得知：1947年农历正月15日，齐恩诚密令排以上军官，17日齐集齐恩诚的老家乌替，为其母祝寿。这实际上是一次调兵遣将，密谋进攻三边的军事会议，到会人员有排以上军官及其随员200多人。

三边军分区调动警备八团一个营、骑兵团的一个连和蒙汉支队等部队，日夜兼程集合于三段地。盐池担架队随军支援。正月16日晚，月明星稀，寒风凛冽，我军分兵三路：一路攻打齐恩诚团的驻地———大庙，一路攻打齐恩诚的老家———乌替，另一路攻打齐恩诚的羊圈。17日拂晓，战斗打响，经过3个小时的激战，共毙伤敌人150多人，俘敌40多人，缴获骆驼13峰，木轮车5辆，并缴获大量枪支弹药、马匹，敌弹药库被炮弹击中，爆炸燃烧。齐恩诚被当场击毙，其参谋长白叶尔其及马鸿逵派往鄂旗的“专员”、国民党特务韩裕如、齐学增被俘（后被处决）。胜利的歌声响彻了鄂托克旗的草原和荒漠。

1.盐池县的第一次失陷

1947年3月，国民党反动派调集20多万兵力，向陕甘宁解放区实行重点进攻。3月19日，胡宗南占领了延安。宁夏马鸿逵也调集重兵，大举进攻三边。3月下旬，马鸿逵分兵三路进攻盐池。一路由暂九旅少将旅长卢忠良指挥，率本旅两个步兵团又两个营及马敦厚的保二团、骑兵第二十团及炮兵营，从灵武出发，兵分两路，一路沿长城前进，一路经磁窑堡，直扑盐池。另一路由一六八旅少将旅长马光宗指挥，率本旅骑兵团和骑兵十九团，从石嘴山渡黄河，绕鄂托克旗南下盐池。

人民解放军驻守盐池一带的兵力为三个团，即新编十一旅一团、二团和警备八团。面对数倍于我之强敌，三边地委主要负责同志错误地提出“人不离乡，枪不离人，就地坚持斗争”的口号，下令死拼硬守，造成了不应有的严重损失。

3月23日黄昏，敌暂九旅来到，敌一六八旅就包围了盐池城。首先攻开北大门，守城指战员拼死战斗，终因寡不敌众，次日拂晓，突围至城东羊粪渠一带。坚守西北角的三营六连未及时撤出，被敌人包围。全体指战员同仇敌忾，与敌人展开肉搏战。24日中午，大部分战士壮烈牺牲，盐池城陷于敌手。

盐池失陷后，县委带领部分干部、民兵和县警卫队40多名战士撤往南山，组成盐池游击队。经过吴旗整顿后返回盐池南部山区，在定边、盐池、环县交界地区开展游击战。

马鸿逵部进入盐池，烧杀抢掠，无所不为。破坏了4个区、10个乡的人民政权，建立起为地主阶级服务的9个乡政权及其保甲组织，并拼凑起反革命武装清乡团，向人民群众反攻倒算。敌人先后逮捕我党政干部、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多人，其中有的被枪杀，有的被囚于银川监狱，有的被押解至兰州五泉山集中营，受尽酷刑，被折磨致死。张义、杨芳、崔国寿等同志在盐池失陷后献出了年轻宝贵的生命。盐池县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整个盐池笼罩在腥风血雨之中。

1947年7～9月，人民解放军进入战略反攻阶段。西北野战军在彭德怀司令员兼政委的率领下，于陇东大捷后，从甘肃环县出师三边，击溃马鸿宾的一○四团，于6月30日收复定边。7月7日，三边军分区司令员郭宝珊率部将马鸿逵的两个骑兵团围困于盐池城西大滩。参加这次战斗的除西北野战军主力外，还有新编十一旅二团、三边骑兵团、回汉支队等地方部队，从南起太平庙，西至深井、石山子、聂记梁一带，北到土沟、柳杨堡，拉开了战线。人民军队以优势兵力，从三面夹击，敌东奔西窜，溃不成军，经两个多小时激战后，盐池县又回到了人民的怀抱，盐池县委带领机关干部随军进城，清理组织，开展各项工作。

1.我军政人员主动撤离盐池县城

人民解放军经过一年的内线作战，歼灭敌人大量有生力量，使敌我力量发生显著变化。据此，党中央提出人民解放军第二年作战的基本任务是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反攻。西北战场的主力部队奉命进行战略转移。1947年8月9日，马鸿逵部乘机再度进攻三边地区。12日，县委组织党政干部、警卫队员，有计划、有步骤地安全撤离县城，盐池县第二次陷入敌手。

这次随县委撤离的人员共有120人，先撤至定边县白湾子。在这里处决了为敌效劳、破坏革命的7个反革命分子。此后，转入盐池县南山，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县委、县政府机关设在李塬畔，与民兵大队合并成立了工作委员会，对内是党的工委，对外是县政府，进行军事行动时是县游击大队队部，灵活机动打击敌人。

当时环境险恶，生活艰苦，游击战士经常一天只吃一顿饭，有时还免不了缺粮断炊。1947年盐池异常干旱，但人民群众仍节衣缩食支援游击队，送粮、送物，侦探、汇报敌情，因而游击队不断发展壮大，由40人增加到100多人。1948年，其正式编为盐池县游击队四大队，县委书记孙璞任总指挥，白天章任大队长，下设一个骑兵中队，两个步兵中队。当时还建立了苏堡子、李塬畔两个巩固乡，解放区也在不断扩大。

2.开展情报工作

马鸿逵部侵占盐池后，立即拼凑地方武装组织清乡团，建立乡、保、甲地方政权，姬绍州、张广喜分别任两个乡的乡长。并将偏踞惠安堡国民党盐池县政府迁入盐池县城，陈步瀛任县长。马鸿逵部和盐池地方反动势力沆瀣一气，疯狂扑灭革命，此时的盐池顿时充满白色恐怖气氛。起初，游击队力量弱小，武器弹药缺乏，给养困难，不能跟敌人硬打硬拼。县委分析了当时的形势，决定开展情报工作，及时准确地掌握敌情，以便瓦解敌人，避强打弱，突然袭击，出奇制胜。由张广珍、陈希萍、刘凤歧、周登银、韩治邦、张佶等同志负责，首先在游击区设立情报点，发展联络员，然后在各区物色了一批骨干和可靠的群众为情报员：五区有单维卿、李万庆、付兴政，三区、四区有周绪、张光、周璞、石占江，二区有张仲有、杨如林，一区有米玉、夏珍，还有马家滩的马双才等人。

有了这些情报员，县委的耳灵目敏，敌人有什么行动，游击队很快就知道。后来，县委把情报线直通到敌人内部。主要办法：一是利用熟人拉关系。早在1947年8月，县委派张光祖同志潜入敌占区，通过其兄张光作敌西乡乡长张广喜的工作，很快，建立起从游击区通入国民党盐池县政府的情报线。二是选准部分敌乡保人员，抓入游击区教育后，交给任务，释放回去。游击队先后教育的人员有清乡团队长王天祥，国民兵队长宋明德，保长冯富，保书记毛凤林，花马池盐务局司秤员陈英洲等。这些人经教育释放后，大多数不再为敌效劳，有的暗中给我们“通气”，有的甚至是上司派下征粮索款抓丁任务后，先偷偷请示游击队该怎么办。到1948年，我们的情报工作显示出很大的威力，游击队在敌占区活动自如，频频出击，搞得敌人提心吊胆，叫苦不迭。

3.撤离盐池县城后的斗争

（1）开展游击战争。1947年秋至1949年秋，马鸿逵侵占了盐池县，中共盐池县委领导游击队开展游击战争。游击队活跃在盐池山川，时南时北，忽东忽西，或单独作战，或协同正规部队作战，打得敌人晕头转向。比较出色的战斗有：夜袭牛毛井，击毙陈明德，攻打惠安堡，袭击莲花池，活捉高维珍等。

夜袭牛毛井。1947年10月的一天晚上，县委抽调游击中队长陈万等6人组成小分队，深入敌后袭击敌人。原计划潜入山沟，提拿清乡团大队长张万义，但途中打探到，张万义夜里紧闭寨门，龟缩不出。因此，改变计划，直奔牛毛井，袭击敌电话站。此时已鸡叫，估计战斗结束后即天已大亮，无法走出敌占区，因而在窖里隐蔽一天后，夜袭牛毛井。战士分两组，猛打电话站。电话站由敌一个骑兵班保护。敌人由于不明虚实，不敢冲出来，所以战斗很快结束。击毙敌3人，其余逃窜，并缴获战马6匹、步枪4支、皮衣3件。六战士夜间袭击牛毛井的事迹受到首长和同志们的赞誉，三边军分区给六位战士们每人记大功一次。

击毙陈明德。1948年，游击队在远离县政府（李塬畔）100多公里的黄嵩湾活动，一天敌清乡团中队长陈明德率团丁40多人，窜入中共五区四乡（西梁）抓丁抢粮，还妄图吞噬我县政府。游击队闻讯后，星夜兼程追赶敌人。县委书记孙璞以及郭文举、张广珍、熊烈等负责同志，身先士卒，冲锋在前，指战员们前仆后继，勇敢冲杀，击毙陈明德等2人，打伤团丁数人，由于群匪无首，敌人乱了阵脚，仓皇向北滩逃命。从此清乡团龟缩在据点，再也不敢骚扰游击区。

攻打惠安堡。1948年春，马鸿逵声言进东山“清剿”游击队，妄图消灭革命势力。三边军分区决定给予痛击，派警备八团部分指战员、新十一旅二团和盐池县游击队协同作战，攻打敌人的老巢惠安堡。3月初的一个夜晚，狂风大作，黄沙扑面，部队从苏堡子、西梁出发，顶风沙向惠安堡挺进。半夜，行至学梁子，部队稍事休息，先派八团一个连伪装成敌军接近敌部，五更天，包围了惠安堡。由于敌骑兵二十团已开拔别处，由敌清乡大队长杜某负责守备。守敌发现我军后，躲入炮楼，疯狂扫射。我军随后展开政治攻势。敌人发现我军人多势重，缴械投降。此次战斗，俘敌30多人，并营救了被敌人捕获的两名干部家属。

袭击莲花池盐务局。1948年盐池遭重灾，群众想下湖驮盐换粮度荒。可是马鸿逵在盐池各盐湖边均设立盐务局，派兵把守。盐池县委决定袭击莲花池盐务局，教训盐警，打开群众驮盐之路。5月的一个傍晚，副县长聂秉和、游击大队长白天章率20多名游击队员从游击区麻黄山出发，包围了莲花池盐务局，但此时驻莲花池一个班的盐警执行任务未归，只留一个盐警值班。游击队抓获此人，经教育后释放，让他传话给各盐湖，谁要刁难老百姓驮盐，游击队定捉拿上山问罪，各盐湖盐警惧怕游击队收拾他们，放松看管，群众得以较顺利地下湖打盐、驮盐。

活捉高维珍。清乡团小队长高维珍，经常带领20多名骑兵，白天抓兵抢粮，夜晚狂嫖滥赌，群众对他恨之入骨。游击队决定为民除害。1949年春季某夜，游击大队长白天章带领游击队从游击区二道沟出发行程60里直奔赴二道湖一带，活捉了为非作歹的高维珍，并挥戈直至高部驻地刘窖头，未费一枪一弹就活捉了高维珍小队20多人。

游击队还在狼儿沟击溃清乡团头子张瑞兰的人马，在肖记湾智擒狗腿子尹三。经过这些战斗，游击队威名大震，敌人闻风丧胆，反动气焰大为收敛。

（2）加强党政建设。盐池失陷前，全县有33个党支部，550多名党员。失陷后，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只剩下98名党员。从1948年5月起，加强党组织建设，曾三次开会讨论研究，发动全党同志培养发展党员。到1949年，全县党员总数达到157名（新发展党员94名），建立了7个农村支部、11个党小组，27人进行单线联系。县委在抓紧组织建设的同时，注意党员干部的思想建设，召开县区干部鉴定会议，学习文件，提高认识，检查思想，做自我鉴定。绝大多数党员在工作和战斗中发挥模范带头作用，59名党员（农村34名）经过战争环境考验，有工作能力的担任了领导职务，被分配到各地开展工作。

在盐池失陷的两年中，宁夏工委和盐池县委一起转战于南山游击区。组织领导游击队、武工队、回汉支队，活动于盐池、环县、同心、定边交界处，摧毁敌人3个乡、21个保，扩大了根据地，建立了巩固的区、乡人民政权。1949年初，建立了甜水堡中心区（县级），下辖3个区。另外，还建立了9个巩固乡（共1万多人），11个游击乡，并在巩固乡建立了民兵组织。

（3）生产救灾。1947～1948年春旱秋涝，粮食歉收，天灾匪祸，群众生活极度困难。县委组织群众开展生产救灾工作。一是组织群众互相调剂、互相帮助，政府同时发放少量的救济粮款来解决军干属和特别困难户的困难。二是组织以运盐换粮为主的副业生产。组织群众从盐湖运盐到外县换回粮食、布匹等生活用品。如1948年曾组织13个乡400多户群众，夏季运盐1240驮，换回麦子270石，冬季运盐1189驮，换回土布千余尺。县委在杨家沟设立卖盐换粮市场，生意兴隆，每天平均销售食盐10石。三是组织群众发展农牧业生产。在春播夏耘秋收等季节，组织群众变工生产，发动60%的妇女参加农业生产。在农忙季节，党政军人员也全体出动，帮助群众搞生产。还发动群众增添耕牛，开荒种地。经过努力，战胜了灾荒，巩固区、游击区呈现出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大荒之年无一人饿死或外出逃荒。这与敌占区横征暴敛、民不聊生形成了鲜明的对照。群众称颂道：“八路军到处救灾生产，毛主席不让饿死一人。”

（4）召开党代会。1949年春，在解放战争即将取得全国胜利前夕，中共中央、西北局、三边地委先后发出召开各级党代表大会的通知。盐池县委决定在游击区李塬畔召开党代会。会议历时4天（从4月11～14日）。出席党代会的正式代表23名（3名因故缺席）。由于处在战争环境，代表多数为县、区、乡负责同志，即县委委员9名，各区、机关支部书记、四大部门负责同志和乡长、支书共14名。县委、政府各科室长及党员干部列席会议。三边地委派保安处处长邓国忠参加了会议。会议的主要议程是：讨论县委副书记郭文举代表县委所作的工作报告，讨论研究了今后的对敌斗争、生产、建设、干部问题等重要工作，补选县委委员，选举邓国忠、王云、郭文举、聂秉和、白天章5同志为出席分区党代会代表，白凤奎同志为后补代表。

（5）支援解放宁夏。1949年7月，人民解放军向大西北挺进，捷报频传。为了早日光复盐池，解放宁夏，盐池县人民政府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支前运动。组织了以县长韩效忠、副县长聂秉和为领导的盐池县支前委员会，发动组织群众开展支前运动。主要任务是向前线运送粮食、抬担架、做军鞋。仅游击区在两三个月时间里，就筹集粮食890石（合53万斤）、马料235石（合16万斤），全县共运出粮料2480余石、草5万斤、柴5万多斤，妇女做军鞋80多双，出担架100余副、2218人次。总共投入畜力10790个，支援解放军渡河用的羊皮600张，青壮年几乎全部投入抬担架、送粮、送草、送柴。同时开展劳军热潮。解放军每到一地，群众自动烧水、腾房、腾窑、安排住宿，给指战员洗补衣服，赠送礼物，仅劳军羊就有180多只。

1949年8月初，独立一师（师长高凌云）、独立二师（师长黄罗斌）等部北线西进兵团，向三边地区挺进，势如破竹。8月3～5日，解放军连克安边、定边、盐池三县城。马鸿逵、张廷芝部一触即溃，闻风外窜。在解放军进军盐池的战斗中，盐池县游击队由县长韩效忠带领，经刘窖头直达县城，配合主力部队于8月6日一举收复盐池全县。接着，大部队西进宁夏，盐池游击大队也随军西去。

2.肃清残余反动势力，安定群众情绪

8月8日，县委副书记郭文举带领机关干部经三山口进城。县委集中20天（8月8～27日）时间进行了紧张的恢复工作。

首先，肃清残余反动势力，安定了社会秩序。县委组织群众收容由高沙窝返归县城投降的国民党自卫队2个、分队2个共26人，收容散兵11人。对上述人员登记审查，交代政策。经9天时间集训教育后，多数释放回家务农，少数编入游击大队。还捕押了敌人潜伏下来的反动分子、便衣特务6人。接着，在全县清查户口，清理审查可疑人员。对在逃未归的敌党政军人员传话带信，宣传共产党的政策，动员他们弃暗投明。9月下旬，原国民党盐池县县长陈步瀛在共产党政策的感召下，带领40多人及枪支、骡子等前来投诚。

其次，大力宣传党的政策，安定群众的情绪。县委召开各类群众集会，张贴标语、布告，办黑板报、墙报等，大力宣传党的政策，回答群众的疑问，戳穿各种谣言，消除了群众的顾虑。并一面动员群众参军参战，一面组织有步骤地接管各项工作。对留用人员，认真进行教育帮助，多数继续任用。各项工作逐步恢复正常，学校按期开学，邮电局、盐务局、商铺等开门营业，市场交易兴隆，物价稳定，人民群众安居乐业。

3.解散敌伪组织，重建人民民主政权

县委派大批干部下乡，召开村民大会，宣布解散国民党的乡保甲等敌伪组织，禁止其一切活动。

不久，全县恢复、建立6个行政区（恢复原有5个区，新建惠安堡区），32个乡，132个行政村，48个自然村，分别成立了区公署和乡人民政府，选派了村长。党支部发展为33个，党员发展到186名。

9月23日，十九兵团进驻银川，宁夏解放。三边专署已完成其光荣的历史使命，于9月27日宣告撤销。

10月25日，盐池县召开第一届各界代表会，选举产生了县常务委员会。主席李克忠，副主席靳体元、穆易兰（回族），委员共9人。从此，盐池人民满怀豪情地迎接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到来。

李季［1］河南省唐河县人。1938年参加革命工作，后进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结业后在太行山区部队里做基层工作。1942年冬，奉命从太行山区来到革命圣地延安，随即被分配到三边区靖边县小学任教务主任。

李季自幼爱好文学，尤其喜爱民歌。当他一踏上三边的土地，就被丰富多彩、优美动人的陕北民歌深深地迷住了。在陕北民歌中，最能表现当地劳动人民粗犷性格和真挚感情的当推“信天游”。李季下定决心深入到实际生活中去，真正了解这块土地和生息在这块土地上的人民。日积月累，他把醉人的民歌词密密麻麻地记下了几十本，有好几千段。

1944年，李季从三边干校“抢救失足者”运动学习班出来，分配到陕甘宁边区的西北门户———盐池县，担任政府秘书。

1945年隆冬，李季在盐池县政府一间小小的宿舍兼办公室里，借豆大的麻油灯，苦熬了整整20个夜晚，一篇用信天游形式写出的长达七百四十多行的叙事诗《红旗插到死狼湾》脱稿了。经多次修改后，寄给《三边报》社。

1946年，《红旗插到死狼湾》在《三边报》上连续发表。同年秋，延安《解放日报》将该诗的题目正式改为《王贵与李香香》，在9月22～24日连载。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长的陆定一，高度评价《王贵与李香香》是“新诗歌的方向”。接着，《王贵与李香香》又由延安广播电台广播，并由新华社用电讯发出，不少解放区出了单行本，盛况空前。从此，李季一举成名为四十年代中期解放区诗坛上的新秀。《王贵与李香香》也从盐池走向了全国，轰动了新诗文坛。

《王贵与李香香》全诗共分三部十三章，反映了1930年前后，三边地区农民群众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开展的革命斗争。它是以疾风暴雨式的群众斗争为背景，展开了王贵与李香香的爱情故事。作品中的主人公，都是土生土长的贫苦农民的后代，他们的苦难与欢乐，都和反帝反封建的曲折的革命斗争紧紧地联系着。作品真实地反映了贫苦农民与人民解放军血肉相连的关系。在歌颂人民革命胜利的同时，热情地歌颂了王贵和李香香忠于革命的精神以及他们淳朴的爱情。他们的圆满结合和革命斗争的胜利，是水乳交融地联在一起的。“不是闹革命穷人翻不了身，不是闹革命咱俩也结不了婚。”“革命救了你和我，革命救了咱庄户人。”这是主人公发自内心的歌唱，也是作品表达的深刻的主题。

《王贵与李香香》较之《兄妹开荒》《白毛女》《李有才板话》等优秀的文艺作品的出现虽然要晚一点，但它在诗歌创作上运用劳动群众所喜闻乐见的形式，来反映他们的斗争生活，并塑造了如此丰满生动的艺术形象，不能不说是一个划时代的创造性贡献。郭沫若称赞这首诗是“人民翻身”到“文艺翻身”的“响亮的信号”。这个作品在当时出现，确如陆定一所指出的，从内容到形式都“出来了新的一套”，它在诗歌创作领域里“表示了新民主主义文艺运动对于封建的买办的反动的文艺运动的胜利”。这是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话》的精神照耀下产生的第一部优秀的人民的诗篇。

1949年4月21日，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人民解放军向中南、西北、西南等地大举进军。第一野战军在彭德怀司令员的率领下挺进大西北。7月，发动了著名的扶眉战役，将蒋介石嫡系胡宗南部主力歼灭于陕西扶县、眉县地区，粉碎了胡宗南部与青海马步芳部、宁夏马鸿逵部之间的联盟。援胡的青海马步芳部、宁夏马鸿逵部获悉胡宗南部主力被歼后，迅速向甘肃陇东、平凉地区逃窜。

一野十九兵团在杨得志司令员、李志民政委率领下奉命追歼宁夏马鸿逵部。援胡马鸿逵部（国民党宁夏兵团）第一二八军（军长卢忠良）、十一军（军长马光宗）后退至固原六盘山地区，占据三关口、瓦亭、任山河有利地形设防，摆出与我军决战的架势，企图阻挡我军进入宁夏。8月1日，十九兵团所属六十三军（军长郑维山、政委王宗槐）、六十四军（军长曾思玉、政委王昭）、六十五军（军长邱蔚、政委王道邦）发起对三关口、瓦亭和任山河守敌的攻击，经激战歼敌5000余人，我军控制了六盘山地区战略要地。十九兵团进军宁夏首战马鸿逵部告捷，重创国民党宁夏兵团主力，打开了进军宁夏的南大门，实现了分割青海马步芳部与宁夏马鸿逵部的目的。8月上旬，固原各县先后解放，十九兵团六十四军负责钳制宁夏马鸿逵部，六十三军、六十五军参加兰州战役。

与此同时，我西北军区独立一师（师长黄罗斌）、二师（师长高凌云）、回汉支队等北线西进兵团从8月3日开始，连克安边、定边，于8月6日一举收复盐池，将马鸿逵部队赶出了三边地区，第二次失陷近两年的革命老区盐池县重获解放。接着，大部队西进宁夏。8月26日，被敌人吹嘘为“攻不破的铁城”———兰州宣告解放，歼灭了西北地区敌军中战斗力量最强的青海马步芳部主力，宣告了西北战场决战的胜利。9月上旬，十九兵团十万大军分左、中、右三路挺进宁夏，揭开了解放宁夏的历史画卷。

1.解放宁夏的战略方针

为了加快宁夏解放的进程和力争宁夏的和平解放，毛泽东主席亲自起草了大量电文，作了一系列重要指示，高屋建瓴地提出了解放宁夏的战略方针，为我军进军宁夏指明了方向。

1949年8月6日，毛泽东主席在关于西北军事政治方针的指示中指出，对西北军“除用战斗方式解决外，尚需兼取政治方式解决”。“我们认为，西北地区甚广，民族甚复杂，我党有威信的回民干部又甚少，欲求彻底而又健全又迅速的解决，必须采用政治方式，以战斗方式的辅助。现在我军占优势，兼用政治方式利多害少”。9月4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贺龙、习仲勋等，针对马鸿逵残杀陕北人民甚多，和平解放宁夏的可能性虽未丧失，但实际执行确有困难的情况，要求第一野战军对宁夏军队力争全部缴械，其次则争取大部缴械，一部改编。9月19日，毛泽东起草的薄一波复傅作义电，进一步明确指示：“我们可以将马鸿逵部与马鸿宾部分别对待，但问题的解决必须在前线而不能在北平。全国各地都是如此，宁夏不能独异。”

毛泽东关于解放宁夏问题的一系列重要指示，充分反映了党中央关于解放宁夏的战略方针，其主要精神是：一是考虑西北乃至宁夏复杂的民族关系，必须采用政治方式，这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对西北乃至宁夏民族问题的高度重视，对宁夏广大劳动大众免受战争伤害的高度重视，对妥善解决西北乃至宁夏问题实现民族团结和社会长治久安的高度重视；二是正确分析与估计到马鸿逵反革命顽固势力的反动本性，解决宁夏问题必须以军事威慑为前提，必须以对敢于顽抗的反动势力实施必要的军事打击为前提；三是针对马鸿逵和马鸿宾部及其集团内部势力的不同政治态度，采取不同的斗争方式去解决。一野军首长根据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主席的指示精神，采取了军事打击与政治争取相结合的方针，全面展开了解放宁夏的斗争。

2.马鸿逵反动集团关闭和谈大门

以马鸿逵为首的宁夏反动势力，尽管过去多次与我党对立，做了许许多多坏事，但我党始终争取用和平方式解放宁夏。中共曾通过各种渠道，利用各种关系与马鸿逵、马鸿宾等接触，多层次地开展统战工作，耐心规劝宁夏二马（马鸿逵、马鸿宾）弃暗投明，以期达到和平解放宁夏之目的。

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早就通过国民党起义将领傅作义［2］、邓宝珊等做马鸿逵的工作。西安解放后，十九兵团联络部部长甄华即派遣原马鸿逵部少将、交通处长孟宝山［3］前往银川，直接做宁夏二马及其部将的和平争取工作。孟宝山多次建言均遭马鸿逵父子拒绝。马鸿逵之子马敦静则以宁夏兵团司令官和代理宁夏省主席的身份，发布杀气腾腾的斥和言战布告，并令孟宝山立即离开银川，否则，要将其押送广州国民党政府。

兰州战役后，我军解放宁夏已胜券在握，只是时间和方式问题。我党通过原国民党第四十六军军长、爱国将领时任兰州市军管会副主任的韩练成［4］以及傅作义将军致函马鸿逵，劝其当机立断，悬崖勒马，遭到马鸿逵蛮横拒绝。不仅如此，马鸿逵还要求部下“节节抵抗，直至军队打完为止”，甚至他还布置军队在抵抗不住时就放火，并说在银川市放火时，先从他的公馆———将军第烧起，以此来表示他顽抗到底的决心。马敦静则在吴忠召开军事会议，重新调整各军建制，积极布防，企图利用牛首山天险以及吴忠地区水渠、水沟、水田、苇湖密布的地形，欲意顽抗到底。

9月5日，当十九兵团中路主力向宁夏推进时，我军又邀请甘肃省伊斯兰教界有声望的回族老人郭南浦［5］一行赴宁做说服二马的工作。郭南浦一行14日到达银川后，马敦静将郭南浦及此时又返回银川的孟宝山等人软禁在其住所内。15日又责令郭、孟等人必须在3小时内离开银川，否则军法从事。至此，马鸿逵父子彻底关闭了和谈大门。

我党我军以最大诚意争取宁夏的和平解放，而马鸿逵父子则执迷不悟，困兽犹斗。事实证明了党中央对马鸿逵反动本性的深刻分析和清醒的认识，表明我军必须以军事打击来消灭一切敢于顽抗之敌。

兰州解放后，马鸿逵自知大势已去，一面将搜刮的大量金银财宝转往香港，作流亡海外的准备；一面由于其反动本性的决定，又抱有种种幻想，制定了“打光、烧光、放水”的反动政策，做垂死挣扎。宁夏兵团司令马敦静秉承父意，关闭和谈大门，率 4 个军约 7 万之众，部署三道防线负隅顽抗。第一道防线：新编骑兵第一旅守景泰，八十一军一部守靖远，骑兵二十团守同心。第二道防线：八十一军主力守中卫（军长马鸿宾之子马惇靖［6］），贺兰军（军长马全良。其贺兰军为马鸿逵自行增编的一个军，取岳飞《满江红》中“踏破贺兰山阙”之意，准备失败后到贺兰山打游击，或越过腾格里沙漠，撤逃河西，同兰州战役后撤到河西的国民党军会合)守中宁。第三道防线：宁夏兵团主力一二八军驻守吴忠堡、金积一线，十一军驻守银川、灵武一线。

一野十九兵团是由原华北野战军第十九兵团，于 1949 年 7 月接中央军委命令，从山西平遥地区出发，加入第一野战军（西北野战军)序列，进军大西北。在兰州战役后，为了不给马鸿逵部（国民党宁夏兵团)以喘息机会，早日解放宁夏受苦受难的各族人民，十九兵团不顾数日长途跋涉、连续追击作战的疲劳，只作短暂休整。 9 月 1 日接到作战命令，9 月 2 日就以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奉命分三路开始向宁夏急速进军。这支英雄的部队在进军宁夏的征途中克服了疲劳、干渴、饥寒等困难，保持了高昂的革命热情。途中部队经过数百里人烟稀少的草原沙丘，由于缺水少柴，交通不便，供应困难，部队常常风餐露宿，一天只吃一顿饭。时值夏末秋初，气候多变，日出暴晒闷热，人人口干舌燥，嗓子冒火；日落冷风飕飕，寒气刺骨。且秋雨不断，道路泥泞，这对于负重在七八十斤以上，大多来自华北平原的年轻战士们来说，都是从未经历过的。面对重重困难，干部战士与红军长征时的困难比一比，与进军新疆兄弟部队开展竞赛的斗志，保持了越是困难越高歌的昂扬激情。干渴时，有时喝上一点又咸又涩的苦水。偶遇窖水、泉水，大家都自觉均匀地让每人喝上一点。下雨时，用军帽、毛巾、衣服保护好自己的弹药和干粮。有人滑倒时，大家笑哈哈地相互扶起。路过村落，乡亲们看到雨中行进的战士，关切地说：“下这么大的雨，路又这样难走，同志们真是辛苦啊！”我们战士回答的总是：“为了早日解放宁夏，消灭马鸿逵敌军，我们吃点苦不算什么。”

我军挺进宁夏的各路部队，严格遵循指令，一路猛追猛打，战斗中突出奇兵，全面突破了敌人的一道道防线，克服途中重重困难，在规定时间到达指定位置。我六十三军一八八师组成左路军，9月2日夹黄河两岸并进，15日占领甘肃景泰后，分路突进，一路越腾格里沙漠，实施包抄，切断敌八十一军退路；一路沿黄河北岸前进，其中一部飞舟急速而下，17日占领沙坡头、迎水桥一带，兵临中卫城下。中路军由十九兵团部率六十三军、六十五军由兰州、定西依次行进。我六十三军一八七师冒狂风暴雨急行军一夜加半个白天越过香山，16日突然出现在中卫黄河南岸的枣林子，奇袭

退逃之敌一个团，敌千余人被打了个晕头转向，很快缴械投降。此时，我军又发现敌八十一军三十五师一○三团向高家滩渡口逃窜，我一八七师五六一团二营立即猛追十余里，经半小时激战，将该敌全歼，我军占领了高滩渡口，并控制了该段黄河南岸。右路军第六十四军（含一九○师、一九一师、一九二师)配属兵团榴弹炮团和战车队与西北军区独立第一、第二师，从9月10日起，由固原、海原、七营等地出发，沿西（安)银（川)公路开进。所属一九一师出固原在行军中便接到军部命令，马部以6个团的兵力，发动对驻下马关三边军分区部队的偷袭，急命五七一团火速增援。10日拂晓，马部聚合6个团的兵力，从韦州偷袭下马关，以一个团牵制城内独一师，其余围攻东滩独二师。独二师顽强抵抗，损失惨重。独一师击退马部多次进攻，至晚，撤出下马关。五七一团奉命昼夜兼程，于11日下午与独一师会合，第二天合兵进击下马关。马部见解放军主力部队援兵已到，不敢应战，急向灵武方向逃遁。15日，我军该部进占韦州。所属一九○师五六九团在9月12日清晨袭击同心城，马部守敌骑兵二十团闻风丧胆，弃城而逃，后又试图反扑夺回同心城，被我炮击败退。具有光荣传统的同心城，重新回到了人民手中。13日，所属一九一师出同心县城斜插中宁南部山区，14日直取中宁重镇鸣沙州，切断中宁与金积的通路，守敌贺兰军闻风而逃。中午，一九○师解放中宁县城，国民党中宁县参议会副议长范载阳等各界人士和 300 多群众，出城到新堡南七星渠外迎接我军进城。下午，一九○师攻占中宁康滩渡口这个宁夏南部水陆交通咽喉。马部贺兰军逃至中宁石空、宁朔一线，回防银川。至此，国民党宁夏兵团靖远、景泰、同心及中宁防线被我军全面突破，中卫守敌八十一军处于我军的包围之中。

2. 巧夺牛首山天险

牛首山地处宁夏中部、青铜峡黄河段的东岸，南北走向，主脉宽 9 公里，长约 29 公里，它双峰高耸直插云端，北面主峰叫武英峰（又叫大西天)，海拔高 1781．5 米，南面主峰叫文华峰（又叫小西天)，海拔 1677 米，两峰南北对峙，构成掎角之势，形状酷似牛首，因而得名。牛首山曾是古丝绸之路和塞上通往陕北、内蒙古和河西走廊的要道。中宁解放后，敌将留守黄河以东的兵力进行了重新布防，将牛首山、青铜峡峡口作为第一重点防御区，我军要打通解放金（积）、灵（武）的道路，必须占领牛首山各制高点。

9 月 17 日，一九一师受命攻占牛首山，以五七三团三营为前卫，沿崎岖山路，向牛首山进发。路上，部队获得消息，敌人正在破坏青铜峡公路，并在牛首山主峰小西天（寺)修筑工事，我军即刻轻装急进，直扑小西天。在夜幕掩护下，三营八连秘密接近小西天主峰，隐蔽在山坡上，此时，敌人正连夜抢修工事，叫骂呼喊声清晰可闻。我八连指战员如猛虎出山，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从小西天主峰两侧，向敌人发起突然猛攻。刹那间，枪声、喊声、爆炸声响成一片。敌人如惊弓之鸟，被打的措手不及，即向东寺方向鼠窜奔逃，我三营轻而易举地攻占了牛首山制高点小西天。

在攻打小西天战斗结束后，部队在小西天庙外野地露营，几位和尚恳请部队入寺休息，我军指战员含笑谢绝，老和尚说：“大军纪律严明，秋毫无犯，真正是仁义之师。马家军说，解放军杀人放火，烧寺庙，灭和尚，真乃欺人之谈。”翌日傍晚，我五七三团三营又以同样的策略，击溃东寺守敌，从而控制了牛首山各制高点。

19日上午，五七三团沿牛首山山下和黄河岸边的道路向青铜峡峡口进击，敌一二八军三五六师一个营在峡口两侧山头设防，在我军勇猛攻击下，至中午敌丢弃峡口阵地，向金积方向败退，金灵的天然屏障被我军控制，解放金灵的大门已经打开。

为协同一九一师解放金积县和吴忠堡，六十三军一九二师奉命于18日下午由鸣沙州出发，经滚泉向金积方向迂回前进。途经滚泉一带，发现国民党宁夏兵团2个骑兵团有偷袭我军师部的企图，立即组织部队从两侧实施迂回包抄，敌骑兵见势不妙，溃散回窜。我军边追边打至金积县山边的—片平原地带，敌骑兵在此集结，准备再次对我军攻击。我榴弹炮兵迅即向敌骑兵阵地准确地发射了炮弹，一发发炮弹炸得敌人人仰马翻，硝烟中四处逃窜。接着，我步兵开始冲锋，将敌骑彻底击溃，为我军南路部队包抄金积，进军吴忠堡扫清了一大障碍。

3. 强攻余家桥，分路包抄金积县

9 月 19 日 11 时，我六十四军一九一师、一九二师兵分北南两路直扑金积，金灵之战正式开始。战斗中，我军根据敌人军心不稳，多以排、连、营为单位，以堡寨进行据点式防御，火力不便相互支援，协统作战能力弱等特点，大胆采用深入穿插突破、分割包抄歼灭的战法。

我军突破牛首山防线后，国民党宁夏兵团处于四面楚歌的困境之中。为迟滞我军前进，马鸿逵得力干将、河东国民兵团司令马得贵按照其主子的旨意，指挥国民兵团和沿汉渠防守的一二八军所属三五六师部队，将千年古渠（汉渠）决口 30 余处，并将渠上所有的桥梁全部破坏。顿时，金积西南 20 余里的地区，黄水泛滥成灾，淹没稻田 1.4 万余亩，冲毁民房600 多间，致使附近湖沼、稻田连成一片。敌人决堤放水的行为虽给我军前进造成了很大困难，但根本无法阻挡我军前进的步伐。有些战士跌倒了，立即爬起；有些战士鞋子陷进泥里，便光着脚追赶；遇到渠沟阻挡，来不及架桥时，就跳到没颈的水中，奋勇追赶。我军保持了勇往直前、势不可挡的革命锐气。

北路一九一师所属五七三团行进至余桥一带，国民党宁夏兵团所属贺兰军保安一师二团依仗汉渠堤坝、城镇、村庄等有利地形和事先构筑的工事进行顽抗，阻击我军。五七三团不畏艰险，20日拂晓实施强攻。战斗中，广大指战员机智灵活，勇敢作战，双方激战达2个小时。激战中，我方牺牲47名指战员，敌方在大部被歼灭的情况下，残敌弃甲败逃，我五七三团突破敌人精心部署的余家桥防御体系，旋即占领了附近的解家寨等据点。至14时，该团攻占了黄营、沙寨、刘家营、毛家寨、贾家寨、李家堡等据点和敌保一师一团团部姚府。该师五七二团于19日18时许攻占西滩，20时许越过汉渠包围杨家湾堡。20日7时许对杨家湾堡进行攻击，用山炮对堡子进行猛烈轰击，进攻部队向堡内投掷手榴弹，接着发起冲锋。因杨家湾堡围墙太高不便攀登，即用火力封锁并向守军进行喊话，守敌慑于被歼，营长以下300余人经谈判后缴械投降。整个战斗中，五七二团一副营长牺牲。接着，五七二团攻占马家湾、谭桥等地。14时许，一九一师师部进至董府。

南路一九二师从牛首山东侧挺进，在击溃马部骑兵的多次轮番阻击后，与9月19日傍晚先后攻战沙渠稍子、侯家湾等地，抵达汉渠南。20日晨，涉水发起攻击，突破敌汉渠防线南线，先后攻战徐家湾、马莲渠、田家桥等地。至14时许，逼近金积城，配合一九一师对金积形成合围之势。同时，一九一师五七一团与独一师、独二师沿豫旺、灵武公路急进，协同迂回吴忠。

4.激战涝河桥，促成银川和平解放迅即实现

在我军突破敌牛首山防线的同时，马鸿宾、马惇靖父子下决心选择了和平起义的道路，于9月19日午时在中宁县城与我六十四军草签协议，率八十一军通电起义，进一步动摇了国民党宁夏兵团的军心。

马敦静自知作恶多端，又多次拒绝和平，况且马鸿逵已于9月1日逃至重庆，于是他也于19日上午乘徐永昌的飞机秘密逃往重庆。

由于国民党宁夏兵团总指挥马敦静临阵出逃，致使宁马集团处于群龙无首之地。是战是和、是进是退，宁夏兵团争论不休，乱作一团。在此紧要关头，20日下午3时，以马全良领衔，卢忠良、马光宗等28名国民党宁夏兵团高级将领联合向中共中央发函求和，但实际上并未完全放弃抵抗。个别高级将领内心不服，梦想与解放军进行最后一搏，特别是一二八军军部仍下令抵抗，并从灵武派兵增援吴忠，意欲增加谈判的筹码。

为彻底打碎国民党宁夏兵团顽固势力的美梦，我一九一师、一九二师迅速挥戈北上,实施歼灭吴忠堡之敌，并切断金积守军逃路的作战计划，将包围金积县城的任务交给随后跟进的一九○师部队。同时，五七一团、独一师、独二师迂回吴忠堡东北，形成合围吴忠堡守军之势。

我一九二师主力于20日傍晚从金积南经廖桥、杨马湖逼近吴忠堡南大门———涝河桥。马鸿逵保安三师主力凭借清水沟屏障，在渠北一线布防，并在吴忠堡以南各村纵深分散固守堡寨。一九二师五七五团扫清清水沟南岸诸据点后，吴忠堡守敌马部保安三师第七团慑于被歼，将公路桥炸毁，并以假谈判拖延时间，掩护抢修工事与我顽抗。五七五团团长及时识破敌人的阴谋，将计就计，一面与敌谈判，一面令一营进行战斗准备。一营三连接受攻战敌桥头任务后，利用黑暗潜进至河岸观察了敌情、地形，研究了战斗方案，决定采取火力、爆破、突击相结合的战法，攻歼桥头碉堡守敌。各排明确了具体任务，并进行了战前政治动员。全连指战员对敌人顽抗是真，谈判是假的举动义愤填膺，纷纷表示了火线上立功的决心。在当地群众支援下，利用门板、梯子等制作了架桥器材，21日凌晨2时许完成战斗准备。21日晨，在敌人拒绝放下武器的情况下，我五七五团一营三连发起对敌的攻击。驻守桥头的一连守敌，凭借桥西北近300米，以一座高碉四个地堡为主体的坚固碉堡群工事，用轻重机枪疯狂扫射。加上敌人事先阻塞清水沟下游，致使涝河桥附近水域暴涨，我军三次架桥强攻都未成功，三连伤亡较大。据此，五七五团重新组织火力，压制敌火力点，并发射炮弹，将敌对我威胁最大的机枪火力点摧毁。在炮火掩护下架桥排再次操起架桥器材，迅速跳入水中架桥。突击队过桥后迂回敌后，用炸药包炸毁碉堡，占领桥头。大部队过桥后分路猛追，经数小时激战，于吴忠堡外围俘敌千余人，将敌保安三师防线全部摧毁。与此同时，一九一师集中优势兵力、火器以迅速突破吴忠堡东南门。与迂回吴忠堡东北之独一师、独二师等部队相互配合，大量歼敌于吴忠堡外围，于 11 时解放吴忠。

战斗中，我军发扬英勇顽强、不怕牺牲的革命精神。有 135 人在共和国即将成立的曙光前而英勇牺牲（其中有 45 名战士的遗体被水冲走）。许许多多战士轻伤不下火线，一名战士在攻打涝河桥的战斗中 4 次受伤仍坚持战斗。正是由于我军广大指战员的机智勇敢，勇猛穿插，大胆包抄，致使吴忠堡守敌阵脚大乱，彼此无法顾及，军心崩溃，全线迅速溃败。

此时，金积城内守敌在我一九一师、一九二师、独一师、独二师、一九○师从东、西、南三面包围下,退路断绝，援兵无望，军心也迅速崩溃，敌一二八军副军长何晓霆等大部分官兵利用混乱潜逃出城。 21 日清晨，400 多人毫无组织的守兵未作任何抵抗便缴械投降，金积县城解放。

余桥、涝河桥激战，致使金灵守敌全线溃乱，各自向仁存渡口和灵武方向狂奔逃命。在渡口处，溃逃官兵拥挤不堪，乃至为争抢船只渡河而自相火拼，许多命丧黄河。我一九二师主力迅即向灵武攻击前进，十九时进占灵武县城，守敌与溃逃之敌共 5000 人向我缴械投降。

9 月 19～21 日的金灵之战，歼灭国民党宁夏兵团主力一二八军（歼敌军部队的番号包括一二八军军部、二五六师、三五六师、保一师、保三师、骑二旅各大部），共毙伤敌 165 人，俘敌 7300 余人，缴获各种火炮 124 门，汽车 23 辆，各种枪支 7869 支以及各种弹药 110 多万发，我人民解放军取得了重大胜利。

金灵之战是解放宁夏的关键性战斗，余桥激战突破了国民党宁夏兵团精心设计的汉渠防线北段，奏响了金灵之战的前奏曲。涝河桥战斗则使敌人一二八军中最坚固的防御工事，最顽固的反动势力遭到致命的打击。因此，余桥与涝河桥激战在金灵之战中占有极其重要的位置。金灵之战的胜利，不仅给马鸿逵在宁夏经营多年的反动顽固势力以毁灭性打击，也使宁马集团中的一切梦想通通破灭，宁马防线即将全面崩溃，首府银川完全暴露在我军的攻击之下，在我军强大的军事攻势的威慑下，敌军再也无心恋战。银川的和平解放不仅有了可能，而且迅即变成了现实。21日，驻扎在黄河西岸宁朔县一带的贺兰军向我军求和。22日，马鸿宾出面代表宁马集团向我求和。23日，签订《和平解放宁夏问题之协议》，我军即刻进入银川古城。24日，宁朔县解放。至9月底，宁夏全境解放，向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献上了一份厚礼。

十九兵团进军宁夏的各路部队，在解放宁夏的征途上，尤其是在解放吴忠地区的激烈战斗中，继续发扬了我军革命英雄主义的光荣传统，不怕困难，藐视一切艰难险阻，奋勇前进，不怕牺牲；充分展示了我军以解放全中国为神圣职责，热爱祖国、忠于人民、大公无私、团结乐观的高尚品质；严格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保持了高度的组织纪律性，严格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展现了“威武之师”的凝聚力、战斗力和影响力。这些优秀品质和光荣传统，以其最直观的形式唤醒和教育了长期饱受马鸿逵黑暗统治及愚弄下的广大吴忠儿女，坚定了他们跟中国共产党走的信心。

我人民军所到之处，严格执行群众纪律，严令执行一野军部颁发的《回民工作手册》《宽待回民俘虏守则》及《团结回民守则》等规定，尊重民族风俗，不随便进入清真寺，不在回民住宅附近宰猪，不和回民青年妇女交谈，每次战前必须进行政治攻势和喊话宣传，宽待俘虏，发给路费让其回家，受伤的给予医治等做法，不仅极大地瓦解了敌军，而且消除了少数民族及宗教界人士的顾虑和隔阂，使各族群众、各界人士逐渐看清了共产党是他们的救星，解放军是他们的亲人。

人民解放军六十四军一九○师挺进至同心一带，部队头顶着毒火般的太阳，脚踏着滚烫的沙海。由于水不能及时得到补充，人人嘴唇干裂出一道道小血口子。队伍中常常有人晕倒，有时一个连先后晕倒二三十人，晕倒的人仍无法喝上水，只好在高坎处挖一个猫儿洞，把人放到里边，清醒后继续前进。水虽然成为行军的第一需要，但战士们把“不动群众一滴水”的纪律，看得比生命还重要，自觉遵守。部队行军到滚泉时，开展了“满缸水”活动，先把老乡的水缸担满，然后部队才自己用。老百姓看着眼前这支和马鸿逵部队有着天壤之别的正义之师，有的流泪，有的下跪 “谢恩人”，一个年长的老汉把手放在胸前，闭上眼睛默默念叨：“但愿‘安拉’（真主）佑助共产党和解放军大功告成。 ”部队行军尽管渴累交加也不进入清真寺，饿了啃上几口大锅盔，被子往地上一铺就地露营。有的战士还自觉行动起来，在清真寺门口站岗，贴上“此地是清真寺，严禁入内”的纸条。

由于我军各路部队所到之处秋毫无犯，直接感化、引导了广大群众和宗教界人士，许多深有感触的群众、阿訇说出了肺腑之言：“从满清咸丰末年到民国，我们回民受尽统治者的压迫欺辱。只有共产党、解放军才这样尊重我们，把我们回回当人看待。共产党和解放军是我们穆斯林的‘ 朵斯堤 ’ （朋友），马鸿逵才是伊斯兰教的大敌，民族的败类，披着回回皮的‘卡非若’（外道）。 ”“解放军真好，保护我们回民的利益。马家军说你们来了灭教杀回民，现在才知道完全不是这么回事，你们处处尊重回民风俗习惯，不打不骂，和马家军在这抓兵抢粮、横行霸道比一下，真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啊!”

人民的军队人民爱，吴忠各族群众以最朴实简单的语言，最直接的行动表现了对人民军队的热爱和支持。一路部队行进至同心王家团庄，当群众听说这就是当年的红军队伍时，纷纷跑出家门，有的拉战士们到家里去吃饭，有的从家中拿来青菜和黄米要帮部队做饭，有的三番五次的提水饮马，有的用背篓背来铡好的麦草喂马，表达了乡亲们对人民子弟兵的深情厚谊。当部队进至金积以南的山坡上，一个老乡从十里外挑着米汤迎上部队说：“同志们辛苦了，快喝点进村子吧，我们家家户户都烧了米汤等着你们呢!”部队进入一个回民村庄，大米汤、面条早摆满街道，两个老太太也抬着一桶米汤，一碗碗盛上递到战士手里，非让战士们喝不行。部队进入吴忠堡、大寨子、灵武城等地，都同样受到群众的热烈欢迎。在攻打金积的战斗中，我一九二师一伤员被敌人火力封锁抬不下来，四五个老乡说：“你们牺牲流血，为了我们解放，让我们想法把伤员抬下来。”经过部队再三劝阻无效，两个老乡硬是在我火力掩护下，把伤员安全地抬回来了。在古灵州大地，英雄的人民子弟兵和吴忠各族人民唱响了一曲“民兵是胜利之本”的颂歌。

上篇

第一章大革命时期党在吴忠的革命活动（1919.5～1927.7）

第二章土地革命时期党在吴忠的革命活动（1927．8~1937．7）

第三章抗日战争时期党在吴忠的革命活动（1937．8~1945．8）

第四章解放战争时期党领导吴忠人民进行的英勇斗争（1945.9-1949.12）

上篇

第一章 大革命时期党在吴忠的革命活动（1919.5～1927.7）

第二章 土地革命时期党在吴忠的革命活动（1927．8~1937．7）

第三章 抗日战争时期党在吴忠的革命活动（1937．8~1945．8）

第四章 解放战争时期党领导吴忠人民进行的英勇斗争（1945.9-1949.12）

第一章大革命时期党在吴忠的革命活动（1919.5～1927.7）

第二章土地革命时期党在吴忠的革命活动（1927．8~1937．7）

第三章抗日战争时期党在吴忠的革命活动（1937．8~1945．8）

第四章解放战争时期党领导吴忠人民进行的英勇斗争（1945.9-1949.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