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5 危急关头

1940年10月,国民党顽固派掀起了第二次反共高潮。他们向我根据地进攻,并策动豫皖苏边区保安司令耿蕴斋、第六旅十七团团长兼夏永砀县县长刘子仁、第十八团团长吴信容,带领近200人,携长短枪100余枝,轻重机枪25挺,于12月12日投靠了国民党顽固派。

耿蕴斋是肖县孙庙人,曾任该县国民党区长,后来拉起了队伍。经过党的统战工作,他带队编入我部,曾任三总队长。部队整编时,把三总队所属的二团编入特务团,耿蕴斋认为削弱了他的人马,对此决定不满。

吴信容是肖县吴八庄人,先在地方组织抗日游击大队,后被我军收编,担任六旅副旅长兼十八团团长。六旅旅长谭友林同志赴延安参加党的“七大”会议后,纵队决定由饶子健代旅长。吴想当官,内心不服,爱发牢骚。

12月初,豫皖苏边区保安司令耿蕴斋在国民党第九十二军李仙洲的策动下,私自带一个警卫连离开后方我军驻地新兴集,到肖县三区北部与第六旅副旅长兼十八团团长吴信容靠拢。他们利用地方观念抱成一团,不服从纵队指挥。彭雪枫、张震研究后派吴芝圃、张辑五、李中道等同志前去做说服争取工作,劝说耿蕴斋速回指定地区。

吴芝圃、张辑五、李中道等人来到肖县,找到十七团团长刘子仁,先将彭雪枫指示转告给他,然后商谈了规劝耿、吴的问题。刘子仁原名叫刘德良,家住永城县磨山村。先任该县保安大队长,后与鲁雨亭同志组织游击队抗日,后来参加我军。他当面应承,暗中却出谋划策,伙同耿、吴投靠国民党顽固派。就在吴芝圃与刘子仁谈话的当天,耿、吴把纵队派去的干部全部扣押。吴芝圃不知内情,立即带领李中道及4个骑兵警卫人员,来到洪河集与耿蕴斋、吴信容面谈,给他们以严肃批评和忠告,他们答应和平解决问题。吴芝圃、李中道提出:“既然你们赞成和平解决,大家马上和边区党委、地委、县委等负责人见面,说明详情,避免发生误会。”耿蕴斋、吴信容坚决反对。当时,刘子仁派人暗中督促耿、吴部队集合,而耿、吴两人先后出外。吴芝圃、李中道发现争取他们无效,机智地离开了他们。耿蕴斋带领豫皖苏边区保安司令部一部人马,刘子仁带领十七团全部,吴信容带十八团两个营及一个警卫连,于12月12日投靠国民党顽固派。

刘子仁把扣留的60多名干部关进三间房子里,门口架着机枪,派人看守。十七团政委蔡永及王静敏等同志在万分危急之时,传递纸条,组织暴动,首先吹灭灯火,夺回机枪,打倒哨兵,冲出重围,跑回部队。

当天,肖望东在新兴集发电报将此事告知彭雪枫。彭雪枫立即决定亲率两个团,张震、肖望东率两个团,分两路连夜向永肖地区挺进,用大兵压境的办法促使耿、吴、刘转变。途中日寇100余人向我军进攻,从上午10点一直打到下午4点多钟,耿、吴、刘借机逃走。

彭雪枫、张震得知蔡永在暴动时身负重伤,带着50多名干部回到部队,及时骑马前去看望受伤战友。

彭雪枫坐在蔡永的病床上,诚恳地说:“这次事变,事先对敌估计不足,我们要负主要责任。不过,这也是件好事,它教育我们必须丢掉幻想,准备斗争。”

蔡永一见两位首长,泪如泉涌,伤心地说:“司令员、参谋长,我没有完成你们交给的任务,在突围中牺牲了我们的副团长周大灿、政治处主任糜云辉、营教导员陈迎荣等6名战友,请首长处分我吧。”

彭雪枫、张震安慰蔡永千万别难过,胜败乃兵家常事嘛!我们共产党人不兴流泪,在哪儿跌倒了,就在哪儿爬起来,继续战斗!蔡永感动地说:“我们突围的全体干部,积极要求首长下达命令,带伤投入战斗。”彭雪枫、张震要蔡永他们首先休息养伤,以后再加倍地惩罚敌顽。蔡永当即表示:“请首长放心,我们一定要当好铁汉子,加倍地向敌顽讨还血债。”

耿蕴斋、吴信容、刘子仁叛变投靠李仙洲部后,宿西以北地区全部被叛军占领。这时,四纵队内忧外患,困难颇多,致使有些指挥员产生惧怕情绪。在一次大会上,彭雪枫针对部队的现实思想,做了一次非常精辟的讲话。他说:“……看到今天到会的同志,我为那些被骗走的同志感到痛心。这不是因为他们离开之后,我军力量削弱了,而是他们弃明投暗,走上了反革命的道路,同时也走上了被压迫、被奴役的道路。我们的队伍是革命的、抗日的、民主的、光荣的,是人民群众拥护的。虽然我们暂时困难较多,但前途是光明的。那些人走了,我军的力量是小了一点,但是两年以前,我军刚到敌后之时,才有多少人呢?现在我军比那时多近10倍。那是敌人不强大吗?日本鬼子、汉奸、土匪,大家还记得吧,光‘黄秋叶子’、袁天柱、岳苦水子、王胡子那样有名的土匪司令就有30多个,结果还不是被我军消灭的消灭,打垮的打垮,收编的收编,能说我军力量小吗?”

彭雪枫的讲话,简短有力,说理透彻,给人启示。

过了片刻,彭雪枫打着有力的手势,以善于鼓动的口气,向大家说:“反动派好比是一块大石头,我军好比一粒麦籽。看起来石头又大又硬,可是他不具备发展的条件;麦籽虽小,可是它里面有个胚,它具备发展的条件。你把麦籽种进土壤里,它就会发芽,分孽,可以结几颗以至十几颗麦穗,由一颗变成一大把。再种下去,再发芽,分孽、结籽,就越来越多。我军是种子,人民群众是土壤,只要我军和人民群众紧密团结,我军就会打不垮,战不败,越战越强。而石头种下去几十年也不会发芽。它不但不会发芽,而且还要风化。为什么呢?因为它没有好胚,它是个孬种!”

这些感人的话,形象明快,富于幽默感,很有鼓动性,引起与会同志一阵又一阵的掌声和朗朗的笑声,士气高涨起来了。

1941年1月7日,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爆发了,新四军军长叶挺受伤被俘,副军长项英、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失散后壮烈殉国,军部官兵900余人大部牺牲。噩耗传来,举国震怒,全军悲痛。彭雪枫组织纵队直属队干部召开大会,他在会上挥泪做了激动人心的报告《誓为皖南事变殉难烈士复仇》。1月24日,彭雪枫接受《拂晓报》记者的采访,纵谈皖南事变。他明确表态:“我们的退让阶段已告结束,对于亲日派反共军的无法无天,倒行逆施,已使人到忍无可再忍,让无可再让的地步了。我们以前之所以忍让,原是为了团结抗战,为了民族国家的生存延续。”彭雪枫对这一群乱臣贼子,十分愤恨。对皖南新四军中计被围歼,实在痛心之至。他说:“叶、项军长与皖南殉难的干部战士,与本人都是共生死、同患难多年的战友。抗战以来,功在国家,功高受戮,天下还有真理的话,此仇是非报不可的!”谈到第四

纵队坚持豫皖苏边敌后抗战时,彭雪枫说:“二十七年(1938年)八月,本人在洛阳晤前西北行营程颂云主任时,程主任曾当面和我讲到敌后豫东、皖北混乱不堪,已成了敌伪匪统治蹂躏横行的局面,民间疾苦万分,并向本人要求‘说贵军游击战术素来有名,应赶快前去收拾一下,收复失地,维系民心’等语,本人当时以义无容辞,自洛阳返竹沟后即率部东征。行前并蒙程主任、晏参谋长发给五万分之一与十万分之一地图多份。这就是我军东征的起因,但也就是政府当局3年以来所给予本军惟一的酬劳。自然我们不会辜负政府的重托,建立了抗日民主政权,扩大了抗日武装。”1月25日,彭雪枫安排《拂晓报》发表《抗议无法无天之罪行》的社论。同日,彭雪枫、黄克诚、张震、肖望东等发布第四纵队司令部、政治部《紧急通令》和《十八集团军第四纵队为抗议皖南事变滔天罪行通电》。彭雪枫、黄克诚、张震、肖望东、赖毅、刘震、康志强、沈启贤、高农斧、滕海清、张太生、孔石泉、黎同新、谭友林、吴芝圃、饶子健、刘作孚、黄思沛在《通电》中指出:

吾人深知,东进大军,不乏明达之士,果能继承其南口抗战之精神,发扬其豫鄂边大胜利之光荣传统,置乱命于不顾,停止前进“剿共”,抗日军不打抗日军,与八路军、新四军团结起来,枪口一致对日,不作亲日派残杀异己之工具,不为千古痛恨之民族罪人,则我军仍当本友爱团结精神,竭诚与之并肩携手,共同效命抗日疆场之上。但苟不顾过去10年內战之痛苦教训,必欲弃民意于不顾,蓄意分裂,扩大內战,破坏抗战,向我进攻,则我已仁至义尽,为坚持敌后抗战,保卫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誓与之周旋到底。我八路军四纵队全体指战员所可告慰于豫皖苏边父老兄弟者,即在任何艰危局面下,决始终坚持苦干到底,对解衣衣我,节食食我之庞大民众绝无离弃之理由,绝不忍坐视我民众重陷于敌伪蹂躏于不救,绝不忍重置我民众于亲日派贪官污吏之梏桎于不顾,更绝不忍使我民众再度惨受苛捐杂税横征暴敛之剥削于不顾!深望我父老兄弟勿为谣言所感,致中奸人诡计,军民一心奋起自卫。胜利永远离不开民众。今日而言內战,尤非过去10年可比,不惟我华北八路军不能坐视,全国人民友邦人士亦不能对之漠然。亲日派倘悍然不顾胡作非为下去,则宁都起义、安西事变之故事,将不仅二次、三次重见于今日矣!

2月10日,第四纵队在《拂晓报》发表了《坚持团结抗战反对枪口对内——告华中被迫剿共的忠勇抗日官兵书》。2月18日,彭雪枫致函阜阳廖润泽警备司令,指出“三军热血不应洒于内战,呼吁以团结抗战大局为重”。之后,他又致函国民党九十二军李仙洲军长,分析了中原抗日形势,重申了中国共产党人在皖南事变后提出解决时局的12条办法。说明“时局黑暗,国势危难如此,亡羊补牢之不暇,何能自相残杀,徒为仇者所快。我深知足下之督师剿共,实亦出于被迫,绝不忍见抗日将士之光荣热血,洒在不光荣之剿共战场上。而广大抗日战士,尤不愿罔死于不义与招致抗战阵容之分崩离析。幸足下勒马悬崖,出主正义,砥柱中流,而为天下首倡,则不胜感荷之至”。

1月20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布命令:任命陈毅为新四军代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张云逸为副军长,赖传珠为参谋长,邓子恢为政治部主任。1月28日,在苏北召开了新四军军部成立大会,按照党中央的指示,将八路军十八集团军第四纵队改编为新四军第四师,彭雪枫任师长兼政委,张震任参谋长,肖望东任政治部主任。四旅改为十旅,刘震为旅长,康志强为政委;五旅改为十一旅,滕海清为旅长,孔石泉为政委;六旅改为十二旅,饶子健为旅长,赖毅为政委。撤销豫皖苏边区保安司令部,成立肖县独立旅,纵翰民为旅长,李中道为政委。吴芝圃和刘子久同志分头负责豫皖苏边区党委的工作。

蒋介石本来就说新四军叛变,下令取消新四军番号,解散全军,现在看到重新组建的新四军军部指挥9万将士与日寇作战,急忙调人组成华中“剿共”指挥部,任命李宗仁为总指挥,下设鄂中、淮南、淮北、襄西4个“清剿”区,王仲廉、李品仙、汤恩伯、冯治安分别担任总司令。当时,汤恩伯率领20万大军,向豫皖苏抗日民主根据地发起内战。

据张震回忆,皖南事变之后,中原局和新四军军部于1月对华中反顽斗争作了具体部署,其中赋予第四师的任务是:

一、以游击战坚持津浦路西、陇海路南之豫皖苏边现阵地,坚决阻止反共军向津浦路东及陇海路北深入。

二、当反共军进犯时,应在政治上开展攻势,向顽军作政治宣传、统战工作,动摇其战斗意志;在军事上一面以游击战争予以打击和阻滞,一面集结必要的兵力,实施机动突击,在运动中歼其一部。

三、在敌占区开展群众工作,争取伪军,作长期坚持的布置。

四、到不能坚持时,主力退到皖东北地区,但应留下必要的部队,在原地分散坚持游击战争。

彭雪枫、张震等根据上述指示,确定了“军事政治游击宣传战”的反顽斗争方针,并在豫皖苏边区作了全面部署。

当时,汤恩伯指挥第三十一集团军九十二军第一四二师、第二十一师、暂十四师和第八十五军第二十三师,还有驻扎在豫东、皖北地区的第十二军、骑二军、骑八师及地方武装。正当国民党剑拔弩张、准备向豫皖苏边区新四军第四师发动进攻之际,日军突然发动了“豫南战役”。此时,汤恩伯部由涡阳、蒙城、太和之线向西潜逃。1月24日,第四师侦察得知日军兵分三路,攻占涡阳、蒙城、太和、亳县、漯河、南阳等地。在彭雪枫、张震等密切关注敌情变化之时,1月28日晚,刘少奇、陈毅急电彭雪枫,告知敌寇将汤恩伯集团何柱国部3万余人包围于沈邱一带,正进行“扫荡”中。并指示:“你们应乘敌寇扫荡顽敌之际,集中适当兵力,向最顽固反我之顽薄弱部突击,控制某些战略要地,以作将来更好的应付顽军进攻之阵地。”根据此指示,彭雪枫与张震研究决定了行动部署,立即向四师部队发出《目前对顽行动方针》的“艳酉代电”。1月31日,第四师分路西进。张震回忆此事时这么说:

对当时战争形势的发展,党中央、毛主席作了许多重要指示,特别强调目前华中指导中心着重是三个基本的战略地区。第一个基本战略地区是鄂豫陕边。其办法由彭雪枫、张云逸、李先念三地逐步向西推进,在一年內,于豫西、鄂西及陕南建立游击根据地。要求彭雪枫准备几个精干支队,待汤恩伯、李品仙、何柱国大部向西应战,淮西空虚时,渡过淮河,向淮河、平汉间发展。当时党中央的分析,敌人有打通平汉路之可能。所以,我应尾追敌后,大胆西进,同时调津浦路东的部队西撤,乘机占领大别山、伏牛山,集中全力向河南发展。

我们也认为,应抓住战机,向西发展。彭雪枫、刘子久于2月1日向中央提出了我军挺进豫西、陕西,建立战略支点的建议。就在2月初的短短几天里,上级的电报一个接一个。仅2月3日,中原局和新四军军部就有两次电催。一次是令我们立即组织一个精干的游击支队到豫西活动,一次是令我们立即以两个旅向西发展,以新四军名义相机消灭反共军,发展自己,建立政权,并准备一个旅及地方干部,于适当时机渡过新黄河,到达项城、沈邱、新蔡、汝南、息县地区活动。只有中央军委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发来的电报,提醒我们在向平汉路推进时,不要去得太猛、太吓人。在未全面破裂前是去抗敌,不是去打顽。我当时一方面感到,要抓住这难逢的战机,按照上级指示,组织好西进的行动。另一方面,也觉得国民党似乎已判断出日军是迫降诱降的行动,才一枪不放,弃守淮河以北广大地区。所以,我师开始西进时,我同雪枫商量,主要是在涡河以南及蒙、凤、阜边逐步扩展阵地,视情况发展。后来,按照中原局、新四军军部的要求,也只调了第五旅(即第十一旅)进抵涡河以南,在涡北仍摆了第六旅(即第十二旅),坚持后方,保卫基本区。

第四师在彭雪枫、张震指挥下,先后从敌人手中夺回涡阳、蒙城,进至张村铺、阚疃集、江口集一带地区。正在这时,日军突然结束“豫南战役”,这样,使跟踪追击、收复失地的四师主力与退至黄河以西的国民党顽军形成直接对峙局面。国民党军兵力达9个师26个团共14万余人,相当于四师兵力的7倍。2月10清晨,隐蔽在新黄河以西之国民党第九十二军、骑八师、骑三师等部,分三路向四师主力袭来,从而发动了摩擦战争,三个月反顽防御战也由此开始了。

根据战情突变,彭雪枫、张震一面紧急部署,急令第十旅和十一旅歼灭顽军第一四二师一部,一面向国民党军发出呼吁,以国家民族前途为重,停止内战,联合抗日。当天,第四师发表了《为坚持团结抗战反对枪口对内告华中被迫剿共的忠勇抗日官兵书》,号召国民党官兵掉转枪口打日本。第二天,彭雪枫致函国民党第九十二军军长李仙洲,申明抗战大义,敦其悬崖勒马,与第四师团结对敌。

从2月10日至17日,第四师在江口集、阚疃集、马店子、半古店、罗集等地与顽军作战20余次,虽给顽军一定杀伤,但因众寡悬殊,部队损失严重。3月31日,顽军兵分三路,北渡涡河,与日伪军勾结,指使土顽等在四师后方组织暴乱。这时,第四师进行的反顽斗争更加艰苦异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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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拂晓报》,1941年1月28日。

①采访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张震上将谈话记录,1997年12月18日至998年5月5日。

①《新四军第四师大事记》,第162页。

①采访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张震上将谈话记录,1997年12月18日至1998年5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