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2月9日那天,新四军游击支队进驻永城、亳县之间的书案店。这个地方,地势低洼,土地贫瘠,市面萧条,最引人注目的是一座规模不大的耶稣教堂。自打沦陷以后,日本鬼子、国民党、伪军在这一带地区搞得鸡飞狗跳墙,人们一贫如洗。还有土匪、杂八队也在这里烧杀掳掠。什么“黄秋叶子”、“岳苦水子”、“王胡子”、袁天柱等,东一群,西一伙,十里一“司令”,五里一“队长”。他们狼狈为奸,横行乡里,欺压百姓,无恶不作。老百姓对这些杂八队的所作所为,无不顿足唾骂。当时,有一首歌谣这么写道“:日本打,老蒋退,遍地起了杂八队。杂八队,不保国,先牵俺的牛,后拉俺的麦。”
老百姓生活艰苦,部队供应也十分困难。就在这种情况下,彭雪枫率领新四军游击支队,转战永城、肖县、鹿邑、涡阳、睢杞太等地,一面打击日本侵略者,横扫杂八队;一面坚持和当地的老百姓相依为命,共度艰苦的岁月。部队每到一地,情愿少吃,也不多征粮,尽量减轻人民负担。那时,大家每天吃的是红薯干、高梁面掺糠菜蒸的黑馍馍,喝的是清水汤。
在困难面前,彭雪枫在书案店召开的军人大会上对指战员们讲:“我们共产党人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具有战胜困难的钢铁意志,这种意志是坚不可摧的。艰苦,对我军是个锻炼。一个人只有在艰苦的生活中锻炼成长,将来才能大有作为。我们要以'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的气概,团结一致,战胜困难,为民族的解放而战斗!”
彭雪枫的话,朴素无华,亲切动人,鼓舞了大家战胜困难、坚持敌后抗战的勇气。每次吃饭,大家都争着吃不好的红薯,喝清汤,把好红薯、高梁糠菜馍给体弱的同志吃。有人编了一段顺口溜:
三九年,早春天,
我军东进书案店。
天天尽吃红薯干,
两月不见油和盐。
腊月三十推石磨,
一斤高粱辞旧年。
仲春常吃“红香肠”(红薯)“,
抗战牛奶”(清水汤)“黑猪干”(高梁糠菜馍)。
负伤无药来医治,
红绿药水涂一遍。
彭司令率咱度难关,
饿死也不把纪律犯……
当时,战士们一天三顿连红薯、红薯干也难吃饱,彭司令员心里极为焦虑。
一天,彭雪枫来到军需处,问资风处长:“现在全军还有多少钱?”
资风同志是位红军干部,平时勤俭节约,对人诚实、热情,人称“好管家”。他含着眼泪对彭司令员说:“全军只剩下5块钱。你说这日子怎么过呀,我看只有挖野菜吃了!”
彭雪枫望着他,诚恳地说:“在艰难困苦之时,挖野菜也是一种与民争食的错误行为。我们再苦再饿也要挺住,把一切可以吃的,用的,喝的,都要让给群众,吃蜜不忘黄连苦,富时不忘穷时难,这就叫‘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嘛!咬咬牙,熬过春荒就好了。”
资风一听,接着又问:“那吃饭问题怎么解决呢?”
彭雪枫说:“办法倒有一个。”
资风迫不及待地问:“什么办法?”
彭雪枫沉着坚定地说:“当年秦琼受困时曾卖过一匹黄膘马,今天我们也要卖掉一些红膘马、白膘马。”
“马还要驮东西。”资风沉默片刻说,“更何况我们还要行动呢!”
彭雪枫解释说:“春荒严重,我们首先要爱护抗战的人们。‘塞翁失马,安知非福。’今天失马,明天我们将会从敌人手中夺来更多的马!暂时没马驮东西,行军时人先背上。战马卖给有钱的群众,帮助耕种土地,这是军民两利呀!”
彭雪枫说得资风转忧为喜。他脑子一转又问道:“司令员,现在兵荒马乱,老百姓连饭都吃不上,谁还愿意买马呢?”
彭雪枫望着资风笑了笑说:“小户人家买不起,大户人家就能买得起,据我所知永城、涡阳一带的大财主酷爱战马,何不用马换他们的粮食呢!”
资风的思想问题解决了。第二天,他就愉快地从直属队抽出一些曾随军转战,立下许多战功的战马,带着几个饲养员到集市上去卖。
集市上,老百姓听说彭司令员要卖掉战马,里三层外三层围着观看。当时有一户大地主,家存百石粮,为人厚道,爱讲义气。他一看新四军生活困难,急需粮饷,慷慨地提出帮助解决一些短缺之粮,资风将七八匹战马相赠。部队用战马换来粮款,暂时解决了燃眉之急。
不久,彭雪枫卖马的故事便在豫皖苏边区传奇般地流传开了。
在艰苦的生活面前,领导与群众同甘共苦。彭雪枫身患胃病,多吃红薯胃就酸疼,常把手指插到棉袄缝里按着胃部止痛,但他仍坚持和大家一样,吃红薯高粱糠菜馍,喝清水汤。
一天,在涡阳龙山脚下,彭雪枫叫警卫员通知张辑五到司令部受领任务。张辑五抗战前曾在北平民国大学攻读政治经济学,跟随游击支队东征以来,担任三大队队长兼政治委员,办事机警灵活,打仗勇猛顽强,完全不像个书生。他接到通知,快步赶到司令部时,彭雪枫正在等他。司令员热情地让他坐下,倒了杯开水递给他喝。这时,张辑五发现彭雪枫和两个月前大不一样了。他那英俊的脸庞消瘦了,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也有些深陷了。张辑五看着自己的首长,不觉心头发酸,说不出话来。
彭雪枫坐在凳子上,说:“辑五同志,你这无事不登三宝殿的人,今天让我请来了!组织上想派你去蒙城县工作,你有啥意见?”
张辑五声调低沉地说:“司令员,我有意见!”
“那你就说吧!”
“我听警卫员说,你身体不好,可从来不让人给你做一点稍好的饭食,还把饭省下来送给群众吃。这样长期下去,怎么能带兵打仗呢?你看你越来越瘦了……”张辑五说。
彭雪枫对张辑五解释道:“辑五同志,放心吧!我垮不'了,今春灾荒严重,我们就勒紧腰带,和群众患难与共。眼下是吃苦的时候,我们应当朝前看,展望远景。作为一个领导干部,在困难时期若把自己放在特殊的地位,共产党员的模范作用岂不成为空谈?那样,战士对干部就会失去信任,就会涣散革命意志,影响部队的战斗力!现在生活虽艰苦些,但比起爬雪山过草地时吃草根、皮带要强多了。”
张辑五点点头说:“司令员,你讲的道理我懂,不过,我们要实际一点,时间长了你身体吃不消呀,灾情不知啥时才能好转。”
彭雪枫笑了笑说:“古人有一句名言‘: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这句话包含着朴素的辩证思想,意思就是说灾祸跟着的是幸福,幸福中隐藏着灾祸。拿目前情况讲,在春荒季节,我们抽出入力和战马,军民合作,翻开了豫皖苏的土地,播下了种子。辩证地看,这春荒是坏事,但如果等到秋后,我们播种的粮食丰收了,那就是好事呀,你说对吗,辑五?”
“哈、哈、哈……”张辑五笑了,“司令员,你说的道理是对的,可是确实太艰苦了。”
彭雪枫把话题一转,亲切地说:“辑五同志,别的不谈了,我们谈工作吧!你的任务很艰巨,一是要尽力把葛昆山支队争取过来;二是发动群众,扩大我们的力量,把蒙城变成根据地,同北部几县连成一片;三是部队生活极端艰苦,这点你是清楚的,要多争取些经费来。”
张辑五坚决地说:“组织把这个艰巨而光荣的任务交给我,这是对我的信任,我决不辜负组织的希望!”正说着话,张震进来了,彭雪枫对他说:“辑五同志快到蒙城工作去了,他的担子是很重的,今天中午我们请他吃顿饭吧。”
“好,我派人去给炊事班说一声。”张震说。
吃中午饭时,警卫员端来三碗红薯饭,连一点菜也没有。
“实在过意不去,”彭雪枫苦笑一下,说:“辑五同志,你今天离军远征,本来应该弄点好吃的,可惜无力,我们只能这样为你送行,请吧!”
彭雪枫和张震大口吃起来,张辑五心里一阵难过,心里想:两位首长工作如此繁忙,肩负着全军的军事、政治等项工作,担子多么重啊,可是吃的饭太差了。
饭后,彭雪枫交给辑五两块钱,说:“本来应该给你多带点路费,可是……”
张辑五望着司令员手中的钱,一阵心酸,连连摆手,说:“我不能要呀,就是不吃不喝,我也要走到蒙城县去!”
彭雪枫把两块钱塞到张辑五手里,说:“你出门不比在部队,什么都要花钱,拿上吧!”
张辑五实在难以推脱,只好收下一块钱,含泪与彭司令员、张参谋长握手告别,去迎接新的战斗任务。后来,张辑五对人说,那时彭司令员给我的一块钱,简直比解放后和平时期的一块金砖、一根金条还宝贵!①
1939年2月23日,新四军游击支队在书案店召开团以上干部会议,彭雪枫总结了支队进入敌后4个月的工作。他认为豫皖苏边北靠陇海,东傍津浦,西临新黄河,南到淮水,处在华北、华中之间,位居中原腹地,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所以,他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向团以上干部提出了建立以永南、涡北为中心的豫皖苏边抗日民主根据地。紧接着,他调集一批干部,分组前往书案店附近的马村桥、夏桥、观音堂等地,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成立各种抗日救亡团体,开展对反动势力的斗争。
连日以来,彭雪枫每天早晨单骑出寨,信马由缰,驰骋在永城、涡阳、龙岗一带农村。遇见老农,下马叩问,调查研究,体察社会民情。彭雪枫发现有不少面黄肌瘦、衣衫褴褛的饥民四处寻求生活出路,有的卖儿卖女,妻离子散,沿门乞讨。但群众忍着饥饿,仍然支援人民子弟兵。目睹群众的悲惨情景,加上部队本身的苦难生活,彭雪枫更加加深了对人民、对战士的热爱。
一路上,他看到麦田平展展地伸向迷茫的远方,好像大地铺上一层天然的绿色地毡。在这绿色的地毡上,一群群孩子在挖那微微发红的荠菜,长条叶儿的野蒜,叶上长着茸茸细毛的萋萋芽。回到部队,他号召指战员利用战斗间隙,去郊外挖野菜、摘树叶,分给人民群众,弥补粮食不足,同时,他又强调部队不能与民争利,不能给人民群众增加任何负担。
严重的春荒还在继续着。部队光靠卖马换来的菜金,以及树叶、野菜,还是度不过春荒。这时,彭雪枫指示前线作战部队:“消灭敌人,拔掉据点,征收粮食,救济贫民。”当天,一团在商丘、二团在肖县、三团在夏邑传达了彭雪枫的命令,并立即行动起来,在战斗中向敌人要粮,救济贫苦的老百姓。
彭雪枫、吴芝圃、张震、肖望东率领新四军游击支队,保持贫贱不能移的革命情操,与人民群众一起度过了春荒。这一件件生动的事迹,在中国革命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新四军游击支队首先建立了中共永城县委和县政府,然后根据地逐步扩展到肖县、夏邑、宿西、涡北等地区,游击支队发展为第一、二、三团,一个教导营,还有司令部、政治部、特务连、侦察连、卫生队、随营学校留守处、拂晓剧团、《拂晓报》社等。
一天,国民参政会参政员梁漱溟先生一行来到书案店,请求彭雪枫司令员派人送他们过陇海路到山东去。
彭雪枫派司令部副官长雷明把梁漱溟先生一行安排在书案店南街,下榻于几所较为宽敞的房子里。梁先生一行在书案店期间,雷明陪同他们参观了游击支队对日伪作战中缴获的迫击炮、轻重机枪、三八带盖步枪、大洋马、日本陆军林津少尉的指挥刀以及日军军装等,还访问了《拂晓报》社。梁漱溟边看边说:“彭雪枫领导的游击支队了不起啊!”
游击支队直属队在西街小教堂里召开了干部欢迎大会。身穿中山装的梁漱溟和儒将彭雪枫谈起敌后抗战的轶事。早在抗战之初,彭雪枫在聊城仔细地阅读了梁漱溟的专著《乡村建设理论基础》,帮助同志们分析批判了梁先生那种改良主义、主观唯心主义的理论。谁能想到时过两年,他们又在书案店这个偏僻的小镇长谈起来。杨居人回忆当时召开欢迎梁漱溟一行干部大会时写道:
彭雪枫司令员致欢迎词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侵华战争,使中国的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抗战成了全民族迫切的任务。中国共产党主张,抗日高于一切,不分党派、阶级、信仰,只要赞成抗日,都应该团结合作,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争取中华民族的解放。这次,梁漱溟先生不辞辛劳,长途跋涉,到敌后参加抗战,我们表示挚诚的、热烈的欢迎!”
梁漱溟先生来到讲坛前,以他有节奏的声调,对彭雪枫将军的热诚欢迎,致以深深的谢意;对新四军坚持敌后抗战,表示敬佩。接着阐述了抗战与乡村建设的关系。他认为,乡村建设应服务于抗战,在抗战中进行乡村建设……
会后,拂晓剧团演出舞蹈、话剧,招待梁先生一行。
梁漱溟先生在书案店住约十多天,由部队护送到山东去了。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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