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寿林（1852~1937年），字海如，经名舍勒夫·文迪尼。宁夏同心县人。中国伊斯兰教虎夫耶学派洪门创始人，教众一般尊称他为“洪老太爷”，一生爱民爱国、深明大义，拥护共产党，支援抗日红军。
洪寿林祖上系甘肃省景泰县路塘洪家庄人氏。自幼丧母，生计艰辛，随父亲一起生活，清朝同治年间西北回民起义时随父历经险阻，先逃到海原县关桥堡一带，最后流落到宁夏同心县下流水乡（今宁夏中宁县喊叫水乡）洪岗子落户。童年时候的洪寿林先是在清真寺里帮寺师傅打柴烧火、担水扫院，他不仅勤勤恳恳干活，还利用闲暇时间背诵《古兰经》，向阿訇请教。他的刻苦和天赋引起阿訇和学董、乡老的重视，在大家的积极帮扶下，走上了在清真寺接受正规经堂教育的道路，其间曾拜经堂教育陕西学派十传弟子蓝炳文、禹月明大阿訇为师，苦读精修，深得经堂教育的真传，后又到固原、河州(今甘肃省临夏市)等有名寺坊投师求学，几十年如一日，终于成为精通经典、操守佳懿、威望较高的大阿林。
由于学识出众，虔诚拜主，严守教律，加上他为人谦恭，不敛财富，体恤教民，成为甘宁青地区经学造诣较高的著名经师，声望也日渐高起来。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青海凉州庄虎夫耶教主临终前留下遗嘱，确定品学兼优的洪寿林为继位人。继位后，他严于律己，布道兴学，言传身教，劝善抑恶，在洪岗子设立道堂，虔心办教，不与人争，不染政事。当时，在甘宁青地区名噪一时的马鸿宾，因敬佩他的品学、操守，投入了虎夫耶门宦。洪寿林一生历经同治之乱，列强入侵，军阀混战，他殷切期盼国家太平，民族和睦。在当时的同心、海原、固原一带，大凡教派纷争，民事干戈，一经他调解劝化，大家都心悦诚服。他十分珍视民族内部的团结，在各教派之间倡导互相尊重，关系十分融洽。
洪寿林一生布衣素食，淡泊明志。凡教下舍散的“乜贴”，他随即转手散给穷人，每逢灾年就把贮存的粮食拿出来赈济贫困灾民。民国18年（1929年），海固地区遭大旱，民不聊生，饿殍遍地，他将家中10石粮食拿出来接济灾民，使众多群众得以维持生活，渡过灾荒。
1936年，中国工农红军攻克下马关，占领豫旺城，红军所到之处，秋毫无犯，严格尊重回族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保护清真寺，军纪严明，他感到由衷的高兴。为团结宗教上层人士，多方面发动群众，红十五军团政治部先后派人前来洪岗子接头联系，他不顾马鸿逵特务的监视威胁，热情地接待红军联络人员。为保证安全，他将联络人员安置在自己修身办道的“静房”里。听取了红军团结抗日的主张和民族宗教政策后，他深表赞同和拥护。当他接受了红军的主张后，便向教民进行宣传，要求他们拥护红军，给红军送粮草。在红军驻扎同心的日子里，他始终与红军保持着联系。1936年10月下旬，洪寿林接受红军代表请求，给马鸿宾做工作，使其所属部队避战让路。随后，红二、四方面军和前往会宁迎接的红二军方面都顺利地到达了同心县城。为了表达他热爱人民、拥护红军的行为，红军代表唐天际、程宗受、马青年一行数十人送来一幅红绸大锦幛和150只羊，锦幛上写着“寿林回族大教主法正”和“爱民如天”四个大字，落款是“汉族同胞唐天际程宗受（系程子华化名）赠”。为感谢红军，洪寿林宰了五只羊盛情欢迎，并以民族佳肴炒羊羔肉和蒸花卷款待了红军指战员，临行时每人赠银元两块，还特备了两箱蜡烛，送给红军，寓意“共产党和红军走到哪里就给哪里带来光明”。 并鼓励道：“你们是顺乎民心的队伍，好好地干，将来有你们的江山。”洪寿林临终前再三叮嘱家属：“家中匾帐很多，唯独红军送的缎帐是贵重之物，你们要妥为保存，将来定有用场。”洪清国遵照父命，将缎帐细心包藏起来，直到1949年解放，作为珍贵文物献给了组织（现藏于宁夏回族自治区博物馆）。
洪寿林在世时，曾在洪岗子拱北开设经汉识字启蒙班，招收当地回族儿童学习阿文、汉文，讲授经学基础知识和《三字经》等汉文蒙学常识。在他倡导及捐资下，当地有志之士周干臣先生积极筹办学校，并取得了马鸿宾的支持和赞助。鉴于洪寿林的愿望和他在社会上的名望及影响，学校定名为同心县私立海如完全小学。马鸿宾任名誉董事长，周干臣任董事长，首任校长李士林（建国后同心县第一任教育科长），从中卫县聘请了任子裕等几名汉族老师担任教员。
马元章（1853~1920年），字忠烈，号祯祥，经名利雅顿丁，中国伊斯兰教哲合忍耶学派第七辈教主，教众尊称为“沙沟太爷”。他传教立道以“和为贵”为准则，提倡用汉文宣讲教义，用儒道之学解释伊斯兰教。主张教派之间要互相尊重，回汉之间应团结互助。他认为传教者不能与当政者搞对立，而应尽量融洽政教之间的关系。他在传教过程中注重淡化“舍希德”（殉道者）思想，主张和平兴教。在当时西北连年战乱的情况下，马元章的这些思想主张，适应了群众渴望社会安定的心理，赢得了回汉各族人民的尊重。
马元章是马明心的四世孙、马化龙的侄女婿。马元章的祖父叫马顺清，是马明心的长子。马明心遇难后，马顺清受株连被发配到云南他郎（今墨江哈尼族自治县），后落居云南，以经商为生。马元章的父亲叫马世麟，是当时云南有名的富商。杜文秀起义失败后，马世麟为了使自己的妻室儿女免遭杀身之祸，挖了一个从村内通向村外的地道，嘱咐马元章率领家属逃离云南，并设法营救马化龙后裔。年仅18岁的马元章逃出云南后，隐姓埋名、昼伏夜行，于光绪初年回到甘肃张家川。
马元章聪慧有智、阅历丰富、思想开明。除攻读伊斯兰教经典外，他还博览儒家典籍，是哲合忍耶历代教主中经、汉两文兼通并有著述的人物。他写有《省己格言》《道统论》《天难问》《古之忠奸论》等文章，均本《古兰》之精神，融以儒家的道德标准，劝勉自己，启迪后人。马元章还擅长阿拉伯文书法，他书写的阿拉伯文中堂和对联深受穆斯林群众和收藏家的推崇。马元章继任教主后，对哲合忍耶的历史进行了深刻反思和认真总结，汲取了前辈的经验教训，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注重教派团结和民族团结。“和为贵”是马元章为人处世和传教立道的一贯主张。在民族内部，马元章采取“多求友少树敌，凡是回民皆兄弟，何必煮豆燃豆箕”的方针，主张教派之间互相尊重、各行其是，从而促进了各教派之间的团结和睦。在回汉团结方面，马元章曾做了大量工作，缓和清朝统治阶级制造的民族矛盾，化解历史上形成的民族隔阂。他主动结交了许多有声望的汉族士绅贤达，与他们互相往来、谈古论今，如安维峻（清翰林，甘肃秦安人）、刘尔忻（清翰林，甘肃兰州人）等。他常对教众讲，“没有回汉的团结，就不可能复兴教门”，要求教众主动摈弃成见，和汉族同胞多交往。在生活中，马元章同情孤苦的人，常常帮助汉族群众解决困难。凡汉族同胞来访，他都亲自出面迎接，并以贵客相待。每逢伊斯兰教节日，给回民发一份油香，汉民则赠双份。民国初年，有一回民偷了庄浪县某户汉民耕牛，双方发生争执，有可能酿成民族纠纷。马元章知道此事，亲自接见汉民，问明缘由，茶饭招待，送银道歉，请他回家买两头耕牛，耕田致富，这件事一时传为佳话。在当时西北连年战乱的情况下，这些团结广大回汉群众的言行，适应了群众渴望安定的心理，所以很快受到回汉各族人民的欢迎。
主张融洽政教之间的关系。在政治方面，马元章吸取了前辈的深刻教训，认为传教者不能与当政者搞对立，应尽量融洽政教之间的关系。他十分注意与政界官员的交往和沟通。作为一名宗教人士，马元章强调服从政府和官吏，力做顺民。他和甘肃督军张广建等地方大员交情深厚。1910年，孙中山派同盟会西北负责人于右任、田昆山以去静宁探亲为名到沙沟劝说马元章支持辛亥革命，并赠送邹容著《革命军》一书百余本，希望马元章在回民中广泛宣传。而马元章担心重蹈前辈覆辙，所以抱着敬而远之的态度，所赠之书也因怕引起事端而未敢外传。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马元章洞察时势，致电北洋政府，申明竭诚拥护中国政府参加英美为首的“协约国”的立场，反对土耳其加入“同盟国”。北洋政府表彰了马元章并给他颁赠一等“嘉禾”勋章。马元章在政治方面的态度和言行，不仅有助于缓和政教关系，促进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而且为哲合忍耶的复兴创造了良好的人文社会环境。
关爱教众，注重教派内部的团结。马元章在传教过程中淡化“舍希德”思想，主张和平兴教。他常对那些想通过追求“舍希德”而进天堂的教众讲：伊斯俩目教门是为活人创立的，不是为死人创立的。“舍希德”不是随意而为的，它是最后迫不得已的选择，自找的死就不是“舍希德”。如果我们都得了“舍希德”，《古兰经》谁去念，伊斯俩目教门的绿旗又有谁去举？一个穆斯林只想得“舍希德”，而不去图生存，兴教门，拯救万民，家园却被破坏，妻儿被人抢劫，那还有什么天堂幸福可言呢？教门未成身先死是最大的遗憾！他的这种调和适中的思想对塑造哲合忍耶穆斯林宗教生活的理性精神是有一定积极影响的。同时也表明，马元章是一个教乘和道乘造诣很高的宗教家，他的办教、处世思想值得后人学习和借鉴。
马良骏（1867~1957年），字善堂，经名穆罕默德·尤素夫。甘肃清水县（今甘肃省张家川回族自治县）人。近现代著名伊斯兰教经师。学识渊博，著述颇丰，被誉为中国伊斯兰教经堂教育创始人胡登洲的继承者和发扬者。一生爱国爱教，倾情边疆，在维护民族团结、促进新疆和平解放等方面作出了宝贵贡献。
马良骏自幼聪明好学，从小就在家乡清真寺里学习《古兰经》等伊斯兰教经典，稍大后，为了继续深造，四处奔走求学，曾徒步到青海，陕西，甘肃河州、平凉、华亭，宁夏西吉等地拜师求学，得到许多经学大师们的悉心教诲，在学业上得到了长足的进步。1913年，马良骏受聘于新疆哈密陕西清真大寺教长。此后，一直在新疆各地任教40年，直至归真。
马良骏在主持伊斯兰教务的同时，还致力于经堂教育和现代教育，潜心研究伊斯兰教经典，著书立说。马良骏在教授伊斯兰教经典中，博采伊斯兰教经堂教育陕西学派、云南学派等各派之长，倡导波斯文、阿拉伯文并重，阿、汉文兼容，要求学生在掌握伊斯兰教经典教义时，也要提高汉语水平，谙熟中国传统文化，从而在治学上有更大的成就和发展。他本人正是“经书两通”的典范，由他著述、翻译或摘编的书籍多达30多部，内容涉及伊斯兰教教义、教法及历史、地理、天文、语言等多个方面。
马良骏在伊犁期间，一直与伊犁各族群众保持着融洽的关系。他施舍不吝，不分民族，如外出遇到老、弱、病、残、苦难孩子，他都倾囊而施，不计其数。每逢主麻日，都要在伊宁市陕西大寺门前散发烤馕，赈济各族贫民。马良骏十分重视回汉等民族团结。以前，伊犁地区回汉关系不融洽，汉族人不能进回族的清真寺，回族人不能进汉族的寺庙。马良骏到伊犁后，这样的局面得以改观，回汉关系非常融洽，回族的清真寺和汉族的寺庙相互邀请，也相互施舍和布施。1933年，伊犁发生战乱时，马良骏组织回族同胞救护了不少汉族同胞。当回族同胞遇难时，汉族同胞又出面保护了马良骏及众多回族群众。事变平息后，马良骏又向穆斯林做善后宣传工作，申明是少数坏人挑拨离间的结果，与各族人民无关，各族人民应和睦相处，相互尊重，奉公守法，公平贸易，过和平安居的生活。
抗日战争爆发后，马良骏挺身而出，带领新疆回族穆斯林大众共赴国难。他以自己在回民中的威望，积极开展各种抗日救亡活动，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我国的罪行。在1938年9月30日~10月11日召开的全疆第三次民众代表大会上，马良骏慷慨陈词，表达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坚决进行抗日的心愿，号召人们全力支持抗日，为救国而战！在他的带领下，全疆回族捐献包括一架飞机在内的大量抗战物资。他结合教义，以高度的热情宣传抗日主张，旗帜鲜明地宣传抵御日寇、保卫祖国的道理，号召穆斯林大众以实际行动支持抗日。
1940年，由于马良骏在新疆的威望越来越高和他呼吁民主和平的积极主张，军阀盛世才以“莫须有”的罪名将他逮捕入狱达4年之久，其长子马德新及门徒弟子100多人也被陷入狱，其中许多阿訇被逼供刑死狱中，马德新也含恨死去。但马良骏不为盛世才的淫威所屈服，以顽强的精神与敌人和病魔作斗争，除每天坚持礼拜外，还笔耕不辍，撰写出《考证回教历史》等著述，这部著作自始至终贯穿着反对分裂与动乱、渴望祖国统一、维护世界和平及各宗教和睦相处的思想。
1944年，盛世才垮台，马良骏被释放出狱，全疆的穆斯林听到这一喜讯后无不欢欣鼓舞。1947年，马良骏被迪化（今乌鲁木齐）回族二十三坊推举为新疆回族总教长。作为新疆的回族精神领袖，对于化解民族矛盾、稳定社会的工作，马良骏都非常主动地去做，态度认真，极具说服力和亲和力。1947年8月，国民政府西北行辕主任张治中将军为加强新疆民族团结和社会秩序的安定，向南京政府推荐马良骏为新疆监察使。他在任职期间，旗帜鲜明地支持张治中为维护新疆和平所提出的“和平、统一、民主、团结”八字方针。
1949年9月新疆和平解放前夕，为了扫除新疆和平起义的最大障碍国民党骑五军，在新疆省政府主席包尔汉等人多次劝说骑五军军长马呈祥无果的情况下，马良骏不顾个人安危，毅然决然地赴骑五军军部面见马呈祥。见到马呈祥后，他单刀直入地说:“现在新疆四面楚歌，迪化已是塞外孤城，解放军大军压境，新疆危在旦夕，不知军长如何打算？” 马呈祥起初态度强硬，马良骏给他分析当前局势，阐述民族大义，希望他救新疆400万各族人民于涂炭。最后马呈祥终于深明大义，对马良骏说:“老人家，我遵你的口唤吧。”并交出了骑五军的兵权，带着家属，由南疆出国去了。新疆解放当天，马良骏以喜悦的心情带领全坊回族穆斯林在燕儿窝迎接解放军。新疆和平解放后，在西大桥召开庆祝大会，马良骏出席并作书面发言，表示要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拥护毛主席。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全国人民欢欣鼓舞，热烈庆祝。马良骏代表新疆回族致电毛主席、朱总司令。10月22日《人民日报》专门刊登了中央给马良骏的复电，其电文如下：“马良骏先生并转全疆回族同胞钧鉴：感谢你们的祝贺，希望你们协助人民解放军和人民政府，团结各族人民，遵照共同纲领，实行真正的人民民主,为建设新疆而努力。”
新中国成立后，马良骏不顾年事已高，一方面仍以和平团结为主旨致力于伊斯兰教经堂教育，另一方面宣传、贯彻党和政府的各项方针、政策，积极参与新疆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抗美援朝期间，他与维吾尔族大阿訇和加尼牙孜共同倡议并发动维吾尔族、回族穆斯林为抗美援朝捐献“伊斯兰”号飞机，带头捐献大洋100多元，并向全国宗教界发出倡议，掀起了抗美援朝运动的高潮。
达浦生（1874~1965年），名凤轩，以字行，经名努尔·穆罕默德。江苏六合（今南京市六合区）人。著名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抗战期间，只身赴阿拉伯国家进行抗日宣传，促进了世界各伊斯兰国家同中国人民的友谊，纷纷声援中国的抗日斗争。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副主任、中国伊斯兰教经学院院长等职。1956年，82岁的达浦生担任周恩来总理的顾问，赴印度尼西亚参加万隆会议。他一生致力于民族教育事业，培育了大批回族伊斯兰文化人才。
达浦生出身于阿訇世家，幼年家境贫寒，但聪慧好学，7岁入蒙馆学汉文，10 岁到六合南寺义学学习阿文，17 岁赴南京常巷清真寺专攻阿拉伯文、波斯文及伊斯兰教经典、教义。光绪二十年（1894年），达浦生赴北京牛街清真寺师从王宽（浩然）阿訇习经，两年后挂幛穿衣做了阿訇，开始了自己的教职生涯。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北京戊戌变法，年轻的达浦生深受新思潮和教育改革理念的启发，萌生了革新回民教育的志向。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达浦生返回故里六合，在城内清真寺任伊玛目，以讲“卧尔兹”及其他形式积极劝说当地回民重视，在六合城内创办了回民广益小学，这是达浦生步入社会后所做的第一件革新事业，这让他领略到了革新的艰辛与不易。1907 年，达浦生应王宽之邀协助其创办回文师范学堂和京师公立清真第一两等小学，达浦生担任校长，开创现代伊斯兰学校之始。该校除授阿文、波斯文、《古兰经》等传统课外，还开设汉语、数理化等课程开创了我国回族新式教育的先河。
1912年，达浦生应甘肃提学使马邻翼之聘，出任甘肃省回民劝学所所长兼省视学。自 1912年至1917 年，整整6年，达浦生冒着风沙，踏着冰雪，走遍了陇东、陇西、陇南、宁夏、青海等几十个地方，考察回族教育，宣讲教育的重要，在各地倡办回民小学。在有些地方，他住下来帮助筹办，直到学校开课。他还在各地礼拜寺设帐讲学，为排解教派、家族纠葛积极奔走，赢得了人们的信任。1918年，达浦生辞去劝学所所长职务回到家乡。
为了扩展眼界，开阔思路，进一步改革中国的回民教育，达浦生自1921年至1928年数次赴南洋考察伊斯兰教育，并为国内办学筹措经费。这次出国考察坚定了他创办上海伊斯兰师范学校的意念，也为他日后自费出国宣传抗日打下了基础。
1928年从海外回国后，达浦生在马福祥的资助下，与上海的哈德成阿訇共同筹建了上海伊斯兰师范学校，达浦生为校长，哈德成为教务主任。其办学宗旨是造就从事伊斯兰教育的师资和研究伊斯兰学术的高级人才。课程设置除宗教课外，还开设文、史、地、哲、体、教育、政治等。强调“四文”教育，即中文、阿文、波斯文、英文教育并举。该校共培养了4届学生，并先后派出两批学生赴埃及留学，造就了一批伊斯兰学者。1937年日军占领上海，该校被迫停办。1938年秋，在达浦生的努力下，上海伊斯兰师范学校在甘肃平凉复校，更名为私立平凉陇东师范学校。
1932 年，上海《南华文艺》刊物及北新书局刊印污蔑回民的文章，引发了两起轰动全国的大教案。达浦生被“上海穆斯林护教团”公推为团长，率团赴南京请愿，矛头直指国民党反动当局。在全国穆斯林群起反抗的压力下，迫使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作出全面让步的决议。1937年8月13日，日军发动“八一三事变”，对上海狂轰滥炸，各地难民汇集上海市区，达浦生与哈德成阿訇积极联络上海回族士绅，筹建上海浙江路回教难民所和太仓路回教难民收容所，为教胞筹募粮食、衣被及生活必需品，挽救了许多同胞的生命。
当达浦生从国外朋友那里得知，日本在侵华之初，就陆续派人前往中近东各伊斯兰国家活动，散布歪曲事实的言论，破坏中国同世界各国穆斯林的友谊。而中国国民党政府对抗日战争的正义性向世界伊斯兰国家宣传很不得力，连一张阿拉伯文的传单都没有，致使许多伊斯兰国家不了解中国抗日战争的性质。于是，达浦生决心借大洋三千元，自费赴中东、近东伊斯兰国家，以自己的声望和热忱，宣传中国抗日战争的正义性质，揭穿日本军国主义的欺骗与谎言，争取国际援助。他是抗日战争爆发后第一个借款自费出国，开展抗日爱国宣传活动的伊斯兰教人士。
1938 年 1 月，达浦生首先到达埃及，受到埃及国王法鲁克的接见，当问及中国的抗战情形时，达浦生说：“我们中华民族上下一致，同心同德，众志成城，共赴国难，咸存玉碎之心，不为瓦全之念，日本虽强，亦不能占我片土，制我民心，中国的回教徒也和非回教徒一样热爱祖国，抗御暴敌，不愿为日本人之奴隶，或直接持戈参战，或努力于后方工作，携手一致，反对日本帝国主义。” 法鲁克国王听后赞叹不已，表示支持中国的抗战。2 月 3 日，达浦生与中国回教协会派出的“中国回教近东访问团”一起参加了“世界伊斯兰大会”。会间，达浦生和其他代表一道揭露日寇侵华罪行，并与日本派出的 3 名代表展开舌战，使他们理屈词穷，丑态百出。达浦生和“中国回教近东访问团”受到沙特国王的接见，他们向沙特国王介绍了日寇侵华的事实，希望沙特配合中国抗战，抵制日货。为了进一步增强宣传效果，他撰写了长达 100 多页的《告全世界穆斯林书》，经中国留埃学生部翻译成阿文，在埃及《金字塔报》上逐日连载，后又印发各个伊斯兰国家。这篇战斗檄文，历述日寇的侵华罪行，阐明中国抗日战争的正义性质，呼吁全世界穆斯林给日本帝国主义以舆论谴责和经济制裁。该文刊出后，引起了埃及等伊斯兰国家对中国人民抗战事业的极大关注。
6月8日，达浦生由埃及转至印度，会见了印度穆斯林领袖真纳（后被誉为“巴基斯坦国父”），二人作了长时间亲切的谈话。真纳表示，争取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不仅是为了中华民族的自由与独立，而且也有益于印度各民族获得自由和幸福。真纳把《告全世界穆斯林书》译成乌尔都文，在印度 8 000 万穆斯林中广泛宣传，并筹募资金，买成药品，支援中国抗战。达浦生在印期间还就抗日战争形势作了 9 场演讲，听众达 1 万多人，获得了广泛积极的支持。在孟买，各界穆斯林印制中印小国旗，由男女青年学生上街义售，为中国抗战开展募捐，竟有人以巨款买一小旗，足见印度人民支持中国抗战的深情厚谊。达浦生和“中国回教近东访问团”出访中东、近东国家，宣传抗战，在世界穆斯林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和广泛的支持。对此，日本非常害怕，诡称“天皇也将皈依伊斯兰教”，匆匆忙忙将东京一佛堂改为“礼拜寺”，举行建成典礼，由于达浦生宣传的积极作用，埃及就未派代表参加。中共《新华日报》两次发表专题长篇文章，对他的中东之行进行了报道。
达浦生从国外归来后，受到蒋介石接见。他向蒋提议，希望政府帮助在大后方恢复上海伊斯兰师范学校。鉴于当时的形势与达浦生的崇高声望，蒋介石同意由教育部拨款迁校费用，迁上海伊师至甘肃平凉，并按月由西北行署拨发学校日常开支。更校名为“私立平凉陇东师范学校”（1941年又改称“国立陇东师范学校”），达浦生亲任校长。该校招收西北地区及河南、武汉等地失学回汉各族学生140余人。
新中国成立后，达浦生应邀进京参加“中国伊斯兰教协会”的筹建工作。 1952 年代表中国出席“维也纳世界和平人民大会”。1953年，中国伊斯兰教协会成立，达浦生被选为副主任。1955年，任中国伊斯兰经学院副院长、院长，曾任中央政府民族事务委员会委员。自1954年起，连续当选为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并任全国政协第二届委员会委员。1955年，当选为常务委员。同年，他任中国朝觐团团长赴麦加，在朝觐期间多次会见沙特国王，受到很高的礼遇，他还访问了埃及、巴基斯坦、印度等国。在印度新德里清真大寺的欢迎会上发表了演讲，并作为中国的大教长在该寺领拜，获得极大的荣誉。 1955年，他以周恩来总理顾问的身份随周总理同机抵达印度尼西亚的万隆，参加了举世闻名的万隆会议（第一次亚非会议）。
王静斋（1879~1949年），名文清，字静斋，以字行，经名叶尔孤白。天津人。著名经学家、翻译家。毕生致力于伊斯兰文化研究，翻译伊斯兰经典，力主改革经堂教育，实行新式教学，培养中阿文兼通人才，以教育兴教，被誉为“近现代中国伊斯兰教经学大师”。
王静斋出生于天津的一个阿訇世家。父亲王兰庭，外祖父穆朝相都是华北颇负盛名的阿訇。王静斋幼年时受教于其父，之后在天津北穆家庄，北京京东长营，河北孟村、宣化、沧州等地清真寺求学，师从于勉斋、刘绪魁、海思福等当时知名阿訇，其中于勉斋、海思福阿訇对其影响最大，不仅使其学业大有长进，还为其日后倡“遵经革俗”奠定了坚实的思想理论基础。王静斋26岁学成挂幛后，历任河北、北京、辽宁、黑龙江、天津、山东、安徽、台北等地10余所清真寺阿訇。
1922~1923年，王静斋在山西回族知名人士马君图、马榕轩等人的资助下，偕学生马宏道赴埃及爱资哈尔大学留学。在爱大，他们师徒二人除在校受课外，每日携纸笔赴国立图书馆阅书，随时抄录，自觉“千百年来未经前人解开之疑问，得以根本解决者很多”，收获极大。1923年秋，他们赴麦加朝觐后，顺便到沙特各地、土耳其君士坦丁堡、安卡拉等地考察。马宏道留土耳其深造，王静斋返回爱资哈尔大学，任中国学生部首任部长。王静斋在留学期间还搜集、抄录阿文经典600多种带回国内，为从事伊斯兰教学术研究打下了基础。
1927年，王静斋在穆凯亭、张捷三、马仁圃等人的支持和帮助下，和杨敬修等在天津成立了中阿大学，聘请时子周先生任校长，自己任阿文主任。1927年9月，在弟济民、子宝琮协助下，王静斋创办了《伊光》月刊，社址开始设在天津清真北大寺，月刊每期4版，1万多字，内容丰富，喜闻乐见，生动地介绍伊斯兰文化、中国穆斯林生活，宣扬“遵经革俗”主张。从创刊至1939年2月止，坚持出刊长达12年之久，印数每期一两千份，读者遍及全国，全部免费赠阅。抗战期间，社址频繁变更，常常是王静斋走到哪里，就把社址设在哪里，把《伊光》出版在哪里。王静斋殚精竭虑创办的《伊光》月刊，1938年10月从天津先后迁到武汉、河南郾城、重庆、吴忠和银川等地，同许多爱国穆斯林所办的报刊一样，在历经艰难中，发挥了唤醒民族奋起抗战的重要作用。
王静斋一生著译颇丰。主要论著有《五十年求学自述》《我之译经小史》《中国近代回教文化史料》《发扬伊斯兰教文化之必要》《巡礼游记》《中国回教经堂教育的检讨》等。主要译作有《回耶辩真》《中亚字典》《阿汉字典》《真境花园》《回教亲属篇》《回教遗产继承法》《伟嗄业》第一、二集和该经注释者关于介绍法学知识的《欧姆代绪论》等。除了各类文章和译作，最引人注目的是他曾四易译稿，出版了3部不同语体和风格的《古兰经译解》。1925年3月，王静斋任信阳六塔村清真寺教长时，仅用4个月时间，就以语体文草就全部《古兰经》译稿，并摘出古兰经选本《赫提》一册，赴天津刊印。此后不久，王静斋于北京东四牌楼清真寺南讲堂，重新修订《古兰经》译文，历时20个月，完成译稿。1932年，这部《古兰经译解》（甲种本），以“中国回教俱进会”的名义刊印于北平，译解正文594页，30余万字，皆用文言，释文简略、扼要，译文准确、易懂。
“七七事变”后，王静斋在北京西单牌楼清真寺任职。某日正与郑隆慧教长倾谈，有两名日军头目突然闯入教长室，强迫王静斋出面组织“协合会分会”。妄图利用王静斋在宗教界和回民中的号召力，为日军的侵略政策效劳，被王静斋严词拒绝。随后，王静斋离开北京。在河南，他与同乡好友时子周发起成立了“中国回民抗日救国协会”。1938年5月，为了和在北京成立的日伪“中国回教总联合会”展开斗争，该会改组为“中国回民抗日救国协会”。1939年1月，在重庆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更名为“中国回教救国协会”，全国20多个省市先后设立了分会，许多县、区（镇）设立了支会、区会。“中国回教救国协会”作为抗战时期唯一的全国性穆斯林社团，在开展抗日宣传、组织穆斯林参加抗日斗争、救济受难同胞等方面均作出了重要贡献。
虎嵩山（1879~1955年），名镇林，以字行，经名赛尔敦丁。宁夏同心人。中国著名伊斯兰教经学家、教育家。一生致力于伊斯兰经学研究及穆斯林教育事业，精通阿文、波斯文及伊斯兰教经典，编著翻译了大量经训著作及教材书籍。他积极推进穆斯林文化教育，投身穆斯林新文化运动，倡导宗教革新，呼吁加强民族和教派间团结，同时又高举爱国爱教旗帜，热爱祖国，声援抗战。新中国成立后，虎嵩山曾出任甘肃省平凉专区民族事务委员会委员、甘肃省政协委员、西海固回族自治区（后改为自治州）政协副主席及中国回民文化协进会委员等职。
虎嵩山于1925年朝觐回国，在湖南常德清真寺执教一年后回到宁夏，大力倡导和兴办穆斯林新式教育，苦心培养人才数十载，他在西北首倡在清真寺教育中加授汉语，并创办宁夏镇戎县回民自治公会、同心清真学校、固原三营中阿学校、宁夏私立中阿学校、吴忠中阿师范学校等，培养了许多品学兼优、中阿兼通、著述丰富的人才，对西北乃至全国伊斯兰教育事业、穆斯林新文化运动的发展起到了开拓与推动的作用。1934年，虎嵩山应宁夏省政府主席马鸿逵邀请，在银川合作创办宁夏私立中阿学校。1938年第二次受马鸿逵邀请，创办吴忠中阿师范学校。他亲自为吴忠中阿师范学校制定办学宗旨：“中阿并通、才德兼优，沟通汉回文化，开发西北，阐扬教义，复兴中国。”学校广招各地优秀青年入学，一时人才云集，盛况空前，大开翻译著述之风。上海、云南、江苏、四川、青海及甘肃等地的很多学生慕名前来宁夏求学，为全国培养出了一大批敬主爱人、品学兼优的人才。
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华民族同仇敌忾，共赴国难，抗日救亡运动在全国兴起，虎嵩山积极投入抗日救亡的运动中，提出“国家兴亡，穆民有责”的口号。他利用自己在回民中的威信，积极开展各种抗日救亡活动，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我国的罪行。在整个抗战期间，不论在清真寺里，还是在课堂上，他都讲“国家兴亡，穆民有责”，以此激发穆斯林的爱国精神。他还严厉批评那些对日本侵略者置若罔闻的穆斯林是伊斯兰教的“伪信者”。他在课堂上给学生讲：“爱国属于信仰，穆斯林应热爱祖国，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没有国家哪还有宗教？”他指导学生每周出一次墙报，举行一次演讲会，都以抗日救国为中心内容。他还支持学生利用课外活动轮流到集市上宣传抗日，抵制日货，唱抗日歌曲——《穆斯林进行曲》：“我们爱教更爱国，青年穆斯林勇敢前进，把侵略者进攻打回去……”最令人感动和具有历史意义的是，他亲自用阿拉伯文和汉文撰写了感人至深的《致全国穆斯林同胞抗战胜利祈祷词》，其中有这样一段话：“真主啊！求你援助我们的政府，使我们的国家永存，使我们的抗战胜利，消灭我们的敌人。”
这篇祈祷词被印制成尺五见方的白纸宣传品，分发全国各清真寺，有的清真寺和县政府还翻印了这篇祈祷词。当时，这篇抗战祈祷词在全国穆斯林中广为传诵，其言真意切，充满爱国热忱。国民党高级将领白崇禧见到这篇祈祷词颇为感动，亲自呈送蒋介石阅知，蒋为这位回族教长的爱国热情所震撼，遂同白合影一张，题“嵩山兄惠存”，下书“中正”，赠寄虎嵩山大阿訇。
虎嵩山一生治学严谨，广闻博记，学而不厌，在伊斯兰教学识方面达到了很高的境界。他一生基本是在清真寺里度过的。他通晓《古兰经》、“圣训”奥义，精通伊斯兰教义学、教法学、苏非学、哲学、伦理学、历史学和天文学，尤其擅长通讲大部头的阿拉伯语经典，对伊玛目安萨里和伊玛目兰巴尼的经学思想有独到的见解及精深的研究；他熟谙阿拉伯文、波斯文，对汉文和汉文化也颇有造诣，堪称波斯文和阿拉伯文大师，在国内享有广泛盛誉。
著名学者马坚教授早年求学时，曾受教于虎嵩山阿訇。虎嵩山不仅继承了经堂教育陕西学派经学大师的传统，而且在他一生教书育人的生涯中发扬光大了他们的思想，改革发展了传统的经堂教育。新中国成立后，虎嵩山主张回族穆斯林内部应消除教派分歧，各行其是，团结一致，共同建设新中国。
哈德成（1888~1943年），名国祯，以字行，经名希拉伦丁。陕西南郑人。著名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毕生致力于振兴伊斯兰教育，弘扬伊斯兰文化，翻译伊斯兰教经典，培养伊斯兰教人才，为中国伊斯兰教的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哈德成出身于伊斯兰教经学世家，其父哈希龄阿訇早年因战乱迁居上海，在浙江路清真寺任教长。哈德成少时读儒书，习阿拉伯文和伊斯兰教经典。光绪三十年（1904年）负笈远学，到南京、陕西、甘肃诸地“访名师、习教典”，接受伊斯兰教经堂教育。3年后，父亲病危，哈德成旋即返回上海。父亲归真后，浙江路清真寺（俗称“外国寺”）乡老、学董认为哈德成品学兼优，遂聘请他为该寺副教长。
1913年，哈德成赴麦加朝觐，翌年回国。为了发展穆斯林教育文化事业，哈德成联合上海穆斯林有识之士马晋卿等人，创办了协兴公司，经营海外贸易，以此积累资金推动穆斯林教育文化事业。后受公司委派，哈德成赴锡兰（今斯里兰卡）和埃及经商。哈德成利用这次机会访问了中东一些国家，考察了各地的伊斯兰教情况，增长了学识和见识。同时，他积极输入埃及、土耳其、印度等地活字版伊斯兰经籍，以推进国内伊斯兰学术文化的发展。
1924年，哈德成回到上海，受聘为浙江路清真寺教长。在清真寺内开设阿拉伯文补习班、《古兰经》补习班，兴办回民学校，倡办伊斯兰教育基金会。1925年，哈德成与上海穆斯林知名人士刘彬如、马刚侯、伍特公、马晋卿、沙善余、哈少夫等人共同发起成立了中国回教学会，该学会以“阐明伊斯兰教的教义，提倡教育，联络中外同教情谊，扶助公益事业”为宗旨。在中国回教学会的支持下，1928年，哈德成与达浦生等创办上海伊斯兰师范学校，培养既懂伊斯兰教经典又通中国传统文化知识的阿訇，达浦生任校长，哈德成任教务主任。上海伊斯兰师范学校曾于1931年和1933年两次选派马坚等优秀生赴埃及留学。1939年，在上海穆斯林知名人士马晋卿的资助下，哈德成、伍特公等人发起成立了中国回教学会译经委员会，为汉译《古兰经》倾注了大量的心血。
抗日战争爆发后，面对日寇疯狂侵略，哈德成不顾个人安危，积极地向教胞宣讲抗日救国的道理。同时，四处奔走，在上海租界筹办慈善事业，在穆斯林士绅支持下，成立了上海浙江路回教堂难民收容所，后又在太仓路清真寺设立第二回教难民收容所，努力筹募口粮、被服及其他用品，使难民的生活得到妥善安顿。国难当头，他以实际行动，表明了赤诚的爱国气节和忧国爱民的精神。1941年拒绝日寇利诱威胁，只身辗转逃抵重庆，谢绝国民党政府聘任，在云南边疆穆斯林村庄沙甸协助其学生马坚翻译《古兰经》，并任教于养正阿拉伯语专科学校高级班，直到归真。
马松亭（1895~1992年），原名寿龄，以字行，经名阿卜杜·拉希姆。北京人。著名教育家、社会活动家。毕生致力于回族伊斯兰文化教育事业，创办了著名的成达师范，为中国回族文化与社会进步作出了重要贡献。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副会长、中国伊斯兰教经学院名誉院长等职。
马松亭幼年时继承父业，学习伊斯兰教义，及长游学各地，受教于达浦生等多位中国著名伊斯兰学者，攻读伊斯兰教典籍。经过这几位名师培养，不仅打下了坚实的经学基础，而且受到许多新式伊斯兰教育思想的影响。1921年，马松亭在当时的北平花市清真寺穿衣挂幛。其后几十年间，先后受聘于北京、河北涞水、涿县、济南穆家车门（西关）、重庆、台北、香港等地清真寺任职讲学，培养了大批伊斯兰经学人才。
1924年，马松亭受聘于山东济南西关清真寺，在时任济南道尹的回族著名人士唐柯三、穆华亭、法镜轩等人大力支持与赞助下，以“成德达材”之意，创办了名闻遐迩的成达师范学校，培养阿汉兼通、德才兼备的“三长”（清真寺教长、回民学校校长、伊斯兰团体会长）人才。揭开了中国伊斯兰教文化教育史上的一个新篇章。成达师范学校创办不久，因“五卅”惨案发生而被迫停办。后在回族政要马福祥等人的大力赞助下，于1929年2月将成达师范由济南迁到北平东四清真寺，易名“北平成达师范学校”，学校重新获得了生机。之后面向全国招生，学生人数达130 余人。延聘国内知名阿訇担任教学工作。为利于优秀学员深造，1932年，马松亭以成达师范学校代校长之名，率该校毕业生张秉铎、马金鹏、金殿贵、王世明、韩宏魁等赴埃及爱资哈尔大学留学。1938年，由成达师范学校和上海伊斯兰师范学校学生共同组成的“法鲁克中国留埃学生团”5人赴埃学习。从1931年第一届到最后的第六届，共派遣留埃学生33人。与此同时，马松亭还创办了《月华》及《成师校刊》，建立了月华出版部。
1936年，马松亭阿訇以埃及国王福阿德一世及爱资哈尔大学捐赠的441部伊斯兰典籍为基础，募集捐款，在北平东四清真寺创建了颇具规模的“福德图书馆”。为了扩大图书馆规模，马松亭阿訇又聘请学术界蔡元培、陈垣、顾颉刚、冯友兰、白寿彝等知名人士组成福德图书馆筹备委员会，还邀请教内外著名学者，如顾颉刚、韩儒林、冯友兰、张星烺等，到成达师范学校定期发表专题学术演讲。在办好成达师范学校的同时，他还协助热心回族教育事业的回族有识之士创办新月女子中学、北平西北中学等多所回民学校，为回族失学儿童提供免费教育。
抗日战争爆发后，马松亭带领成达师范学校全体师生从北京出发，辗转桂林、重庆等地，历尽艰辛，坚持办学。在桂林期间，他应邀参加了周恩来同志举行的“第三方面人士招待会”，积极响应中国共产党“坚持抗战”的号召。1943年，马松亭转赴重庆任十八梯清真寺教长，又创办了伊斯兰经学研究班。为了激发师生的抗日爱国热情，他经常邀请民主党派进步人士郭沫若、老舍、马寅初等为研究班学员讲课，作报告，畅谈国内外形势。他支持学生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组织学生到各地进行抗日宣传，学唱抗日歌曲，在《月华》刊物上发表抗战文章。抗战胜利后，马松亭于1945年返回北平，与时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胡适联系，保送部分学生到北京大学东方语文系阿拉伯文组学习，并在北平东四清真寺原成达师范学校校址，聘师招生，又成立了中国伊斯兰教经学院，并恢复了《月华》。
新中国成立后，马松亭先后担任中国回民文化协进会副主任、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副主任、中国回民教育委员会副主任、中国伊斯兰教经学院名誉院长、全国政协委员等职。
马腾霭（1921~1991年），经名固德勒图拉。宁夏吴忠人。中国伊斯兰教知名人士。他为宣传贯彻党的民族、宗教政策，维护民族和宗教界团结，为宁夏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建设作出了贡献，深受回汉各族人民的爱戴。
马腾霭出生在一个具有光荣反清斗争历史的伊斯兰教哲合忍耶世家。他的曾祖父马化龙于同治年间，曾在宁夏带头举起抗官反暴旗帜，遭清军杀害。父亲马进西被清廷赦免后，于光绪末年成为哲合忍耶板桥门宦教主。1940年马进西归真，不到20岁的马腾霭继承了教权。马腾霭自幼受到传统儒学文化和伊斯兰文化的双重教育，并在祖辈们光荣业绩的熏陶下，形成了爱国爱教爱民的思想，立下了救国救民的志向。他主持宁夏、新疆、甘肃、江苏、青海等地的160多坊哲合忍耶板桥门宦的教务后，团结各方，爱护教门，爱国为民，深受广大穆斯林群众的尊敬。
新中国成立前，金（金积）灵（灵武）地区靠近陕甘宁边区，马腾霭从边区来往人中听到过许多有关共产党关心少数民族、为人民谋福利的消息，使他对共产党有了一些初步的好印象。他的同乡、回族爱国青年金三寿早年投奔共产党，在边区担任要职。宁夏解放前夕，金三寿秘密来到吴忠与马腾霭取得联系，向他详细介绍了党的民族宗教政策和统一战线政策以及共产党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主张。从那时起，马腾霭就从内心里同情革命，支持共产党，并和一些地下党员交上朋友，帮助他们传递革命宣传品，掩护党的地下工作者，为这些朋友提供食宿方便，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中国共产党早年在宁夏的地下工作者杨一木同志回忆:“20世纪30年代，我在吴忠板桥马腾霭家大宅院住了一个多月。临别时，他父亲马进西还送我几千块大洋和13匹马（用13这个数字，是因为马化龙是正月十三归真，被追尊为“十三太爷”）作为地下党的活动经费。民族宗教界人士对我们党的帮助，我们什么时候都不应该忘记！ ”
宁夏解放后，党和政府对马腾霭给予了充分的信任，他先后担任宁夏省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副主席、西北民族事务委员会委员、西北青年联合会副主席、宁夏省人民政府副主席、甘肃省人民政协第一届委员会副主席、吴忠回族自治州州长、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委员会副主席、宁夏回族自治区政协副主席、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和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副会长等职，为维护民族团结，发展地方经济、文化事业，改善群众生活尽心竭力，勤奋工作。他十分重视伊斯兰教界内部团结，经常教育宗教界人士爱国爱教，加强团结。坚持各教派间各行其是，互相尊重，为贯彻宗教政策、维护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的合法权益，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他关心民族教育，曾在家乡创办了板桥完小并兼任自治区民族公学副校长，培养了大批少数民族人才。
抗美援朝期间，中国人民共派出三次赴朝慰问团，他就光荣地参加了两次慰问。他曾多次出国访问，为增进宁夏各族人民与外国穆斯林之间友谊、发展国际友好关系做了许多工作。1956年他作为全国青联常委，赴埃及参加世界青年联合会会议。同年还作为全国人大代表团成员，出访苏联、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保加利亚等国。1983年，他率领中国穆斯林代表团到麦加朝觐，回国后在政协向各界人士介绍了朝觐观感。1989年，他访问匈牙利，在匈牙利召开的各国议会联盟81届大会讲坛上作了发言，着重向世界各国介绍中国少数民族状况和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用事实说明了中国少数民族地区政治、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情况。
马腾霭热爱中国共产党，衷心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他常对人说：“共产党信任我，回族群众抬举我，我也要珍惜今天的好日子，为回民当好家做好主。”“共产党是真心实意地帮助我们回族当家做主、治穷致富的，我们宗教人士没有理由不支持。”他言行一致，表里如一。他还为贯彻党和政府的政策法令，协助有关部门做了大量排忧解难的工作。在回族地区开展计划生育工作既是一件大事，也是一件艰苦细致的工作。马腾霭积极宣传计划生育政策，消除了不少回民群众的疑虑，使宁夏的计划生育工作在回族地区得以顺利开展。马腾霭一生实践自己的诺言，坚决跟党走，坚定走社会主义道路，以他的独特身份，发挥了别人无法替代的作用。
陈经畬（1880~1967年），名庆纶，字经畬。江苏南京人。中国近现代著名爱国实业家、慈善家。早年在汉口开办义顺成鞋帽百货店和汉昌肥皂厂。曾任汉口总商会会长，先后创办汉口孤儿院、南京孤儿院，兼任院长。抗日战争时期，陈经畬任汉口抗敌后援会副会长，出资设立汉口回教难民招待所，专门接待各地流亡武汉的回汉各族难民。1949年9月，陈经畬以华中解放区的代表赴京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新中国成立以后，陈经畬历任第一至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二至四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委员、全国工商联副主席、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副会长、中南军政委员会委员兼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湖北省副省长等职，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民族文化教育以及民族团结等方面作出了许多卓有成效的贡献。
陈经畬幼年家庭贫苦，父兄均以织缎为生。他在私塾读了几年书后，十几岁就开始寻求谋生之道，当过学徒、店员和南京天益钱庄的会计助理。1905年，陈经畬出任“义盛成广货店”（后改为“义顺成鞋帽广货店”）经理。他以重质量、重信誉、重信息、重管理为经营理念，经过十几年的艰苦创业，“义顺成”资金积累越来越多，业务范围扩展到京广百货、桐油、纺织、化工和肥皂等领域，“义顺成”发展为三店一厂的民族企业，在武汉、上海等地享有盛誉。他还开设义顺泰油行，经营桐油出口。1933年，他当选为汉口总商会会长。陈经畬还积极提倡国货，“九一八事变”后，在全国抵制日货时，他带头改“义顺成百货店”为“国货店”，不进销舶来高档呢绒百货。
陈经畬很欣赏张謇“实业救国”的理念。1915年，在抵制美日等国货物和收回利权的反帝爱国斗争中，陈经畬集资二万四千两白银，于汉口投资创办了“汉昌烛皂厂无限公司”，开始走上了“实业救国”的道路。初建时工厂规模不大，生产七星牌、军人牌、禄字牌等肥皂，因质量欠佳，国内外同行竞争激烈，获利甚微，仅能维持。后不断提高质量，改进包装，省内在沙市、宜昌、黄石、襄樊，省外在长沙、南昌、九江、驻马店、信阳等地开拓了销路，于是汉昌所生产之七星、金钱、婴孩肥皂，很快在省内外赢得了信誉。至1930年，资金达10万两，1935年猛增至30万两，为其扩大生产更新设备创造了条件。
为了提高国货肥皂的竞争力，陈经畬决心把“汉昌”办成现代化肥皂工业，1935年，改称“汉昌肥皂厂无限公司”，增加资产30万元，购置了新式制皂机，并向德国订购甘油机，准备用制皂废液生产高纯度甘油，除供民用外，还供国防工业制造烈性炸药之用。1938年，制皂机刚安装完毕，日寇进攻武汉，未能投产。1938年武汉沦陷前，他拒绝日商派人劝他留汉合作的“建议”，将厂子迁到重庆。他拒绝日商“合营”的要求，遭日寇宪兵队逮捕，威胁他交出在沪参政员名单并与日“合作”，他坚决拒绝。敌特搜身发现陈经畬已预备以身殉国的遗嘱，矢志不可夺，遂先移转汪伪特工总部，勒索释出。1940年8月，工厂遭日机轰炸后遣散职工歇业，存于上海的甘油机亦在太平洋战争打响后被日寇劫走。抗战胜利后，陈经畬集资法币4亿元，使汉昌肥皂厂于1947年4月在武汉重新投入生产，日产七星、金钱肥皂300余箱。但随着内战深入，市场萧条，通货膨胀，金融危机，汉昌肥皂厂只得以金融界的贷款勉强维持，直至解放。
陈经畬在从事工商业的同时，还十分热心社会福利事业。1912年，陈经畬设立了以其父亲名字命名的“秋潭助学金”，资助优秀的贫寒学生求学，直至大学毕业。1914年，南京疫病蔓延，贫苦民众求医无力，他在南京回教联合会的支持下，在南京北城创办送诊施药所，使送诊施药活动延续36年，送诊送药惠及百万人。1915年，他参观考察汉口一所育婴堂后，决心从事慈幼事业。他捐银1 000两，又在自己任股首的义顺成国货店募银1 000两，设立“预悯堂”基金账户。从第二年起他和义顺成店每年各捐银2 000两，专门资助那些贫困儿童及其家庭。1925年，他与好友杨叔平共同创办南京适道小学，兼收回汉子弟，奖励、资助贫寒子弟求学，直至大学毕业。
1931年，长江发生特大水灾，汉口市内水深数尺，陈经畬毅然出任湖北省水灾急赈救济会副会长，灾后又出任湖北省水灾善后救济会副会长，为抗险救灾、救助灾民、恢复生产竭尽全力，赢得了汉口各界人士的赞誉。长江大水退后，许多孤儿无家可归，到处流浪。他率先倡议并募集10万元捐款基金，在汉口中山大道成立了汉口孤儿院，开办当年收容孤儿300余人，让他们学文化、学技术，以便将来有一技之长自立于社会。1934年，他又和好友杨叔平一起在南京创办了一所以“授予普通知识与生活技能，俾能自主”为宗旨的南京孤儿院。得到陶行知先生的支援，介绍教师去孤儿院任教。陈经畬在汉口、南京创办孤儿院的事迹，在社会上得到赞誉，广为流传，当时国民政府特授予“褒”字奖章一枚嘉奖他的义举。著名爱国人士黄炎培、陶行知等先生也送贺匾，赞美他的义举。1933年，陈经畬还在汉口创办了商业职业学校，出版《汉口商业月刊》，广泛传授工商业的经营知识和技能，为中国民族工商业培养了一批人才。
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特别是南京大屠杀，使千百万难民颠沛流离，陈经畬大为震动，他一边艰难经营工厂、商店并为两地孤儿院做好善后工作，一边投身到难民救济工作中。他以汉口市总商会会长和江苏旅汉同乡会会长的身份，组建江苏难民救济委员会，下设8个收容所。正值严冬，难民们流浪到汉口，衣食皆缺，收容所为他们提供食宿，还酌情发放衣服被褥。收容所至1938年近一年时间内，共收容和转移难民万余人。1948年，陈经畬通过中国共产党地下党阅读了《新民主主义论》等革命书籍和文件，对中国共产党的政策有所了解，并掩护或营救过中共地下党员。
武汉解放后，鉴于陈经畬的赤子之心，党和政府委以重托。1949年9月，他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代表，参加了《共同纲领》的制定。抗美援朝期间，他领导的武汉市工商联先后分别组织8万和10万名爱国的工商业者参加抗美援朝示威大游行。在他率先捐款的带动下，武汉市工商界为抗美援朝捐献了44架战斗机。
1954年，陈经畬以中国穆斯林代表的身份，参加以郭沫若为团长的中国人民代表团，出席了在印度尼西亚举行的亚非人民会议。会议期间，他广交朋友，抱着求大同、存小异的态度和团结一致、维护和平的目的，与各国代表共同努力，使大会为亚非人民团结、为世界和平作出了贡献。在担任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副会长期间，协助人民政府贯彻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发挥中国伊斯兰教的优良传统，团结各族穆斯林积极参加社会主义建设。
何义江（1886~1969年），字巨源。宁夏灵武人。宁夏著名回族实业家。民国时期，何义江曾任宁夏省参议员和全国商务会代表等。新中国成立后，何义江历任宁夏省工商联主任、宁夏回族自治区政协副主席、自治区工商联主任、全国工商联常委等职务。在发展回族经济、支援国家经济建设、支援抗美援朝等方面作出了贡献。
何义江出生于一个普通回族农民家庭。因家境贫寒，何义江17岁时开始打工，养家糊口。25岁时每天赶上两头毛驴，到离家60公里以外的磁窑堡煤窑驮砟子炭到灵武县崇兴寨和吴忠堡贩卖，每次获利约一倍多。1914年，何义江与当地商人马兆生、山西商人王金堂在灵武县崇兴寨街上合资创办了义顺生杂货铺，共有资金3 000多块银元。此后，“义顺生”为扩大营业，在包头、天津等地设立庄点，将在陕北、甘肃、青海和宁夏等地收购的羊毛、甘草、枸杞和各种土特产品等，顺黄河贩运到包头，再通过火车运输到天津，进行批发销售。返程时，将京、津一带的各种日用百货带回吴忠一带销售。由于经营有方，股东之间都能和睦相处，店员又能勤于职守，短短几年时间，“义顺生”就从一个小杂货铺发展成为拥有流动资金20多万银元的大商号。
1929年秋，何义江又在家乡创办了义顺源货栈，后改名为“聚源恒货栈”，何义江亲任掌柜，雇店员10余人，负责司账、保管、跑外等工作。聚源恒货栈不设门面，以批发货物和收购土特产品为主要业务。聚源恒货栈开业时有资金五六万银元，自养骆驼六七十峰，马、骡共16匹（头）。聚源恒货栈以黄河皮筏和骆驼为主要运输工具，从事长途贩运业务。同时还在包头、天津、西安、兰州等地常驻庄客，在西宁、平凉、武威、定边等地也常选派店员坐庄，推销货物和收购当地的土特产品。经过几年时间的努力，“聚源恒”发展成为宁夏灵武县一家很有名气的货栈，在天津有市房60余间，在吴忠和灵武有市房100多间，资金积累达三四十万银元。何义江也成为宁夏河东地区有名的富商。
何义江热心公益事业。1925年，他出资在灵武县崇兴寨南门附近，兴建了崇兴寨完全小学。建校期间，何义江亲自督查指挥建设，直到学校建成为止。崇兴寨完小共建有教室6栋，每栋3间，每栋教室可容纳学生50人左右；建有教务、校长办公室4间，教师、学生宿舍20间，杂役室4间，门房2间；同时在校园的中间建有可容纳五六百人的大礼堂。何义江还在各教室、大礼堂、办公室配备了崭新的桌椅板凳和办公设施。由于学校重视教学质量，要求严格，吴忠、金积一带的青少年纷纷前来求学，学校名声大振，为当地培养了一大批回族青年人才。他还和李凤藻等人联合出资在吴忠堡东门附近兴建了吴忠中阿师范学校。
1949年，人民解放军十九兵团解放宁夏、进军灵武崇兴寨时，何义江带领家乡群众为解放军摆茶水、腾房屋、献粮草，支援解放宁夏。新中国成立以后，何义江努力团结工商界人士，积极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为发展地方工商业作贡献。抗美援朝期间，何义江等回族工商实业家发挥积极带头作用，为志愿军捐款捐物。1951年，吴忠回族等各界群众捐款16万银元，向志愿军捐献了“吴忠号”战斗机，金积县也捐献了一门高射炮。
1955年，何义江在北京参加中华全国工商联执委会期间，在听取毛泽东主席关于社会主义改造问题的座谈会后，积极参加公私合营，还将多年积蓄的3 000余两黄金、6 000多块银元兑换成人民币，投入实业建设。他的这一爱国举动，受到甘肃省党政领导的高度赞扬。
马辅臣（1897~1969年），原名马佐，字辅臣，人称“马矿务”“矿务大人”。甘肃省临夏人。他是一名爱国进步人士，解放前是西北地区工商界重要人物，解放后任西北军政委员会委员、工商业部副部长，后又调任青海省人民政府副主席。
马辅臣幼年丧母，父亲是忠厚朴实的农民，一家人靠耕种10多亩薄田度日。十三四岁时，他就赶上一头毛驴离开家乡，往来于甘南拉卜楞与河州之间，有时替人驮运货物，有时贩运布匹茶叶，开始了经商生涯。解放前，甘青地区将这种行业叫“驮脚”，把从事这种行业的人叫“脚户”或“脚户哥”。长大后，马辅臣到青海投奔舅父马麒。由于办事精明，很快得到马麒的赏识。1918年，马辅臣担任马麒所统率的宁海军矿务营管带（营长），直接掌握一支武装力量，往来于各处金场、盐场，稽查关卡税务，人称“矿务大人”。他以茶卡盐场①为中心，包揽产、运、销业务，并在湟源、西宁等处开设盐店，沿途设立督运站、查验卡，承包湟源盐局盐税，将青海所有盐的开采、运销、征税等业务统由他独家经营，成为当时西北最大的盐商。
1925年，冯玉祥的国民军进入甘青地区，第二年宁海军被国民军改编，马辅臣任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第九军第二十六师骑兵第九旅十七团团长。中原战事爆发不久，马辅臣所部奉令由青海开出，转战于察、绥一带。1928年，冯部失败后返回青海。1931年8月，马麟代理青海省政府主席，马辅臣仍主要从事工商业活动，协助马麒家族办矿务、盐务。
积累了相当数量的资金之后，马辅臣走上独立发展的道路。到20世纪40年代，马辅臣已拥有百万家财，除拥有几座工厂、10多辆汽车外，还有好几处田庄和几百亩良田以及成群的牦牛和骆驼。据估计，解放前马辅臣在工商业方面的流动资金达100万元（银币)，加上房产、土地、磨房及其他家产，总计约在150万元（银币）。
马步芳独揽青海军政大权后，在工商业方面配备了自己的一套人马，多方面限制马辅臣的活动。马辅臣自知难以对付，于是在许多方面作了让步，工商活动的重心开始逐步转向甘肃的兰州、临夏地区及其他省市。受马步芳排挤后，马辅臣大部分时间避居临夏老家，其间曾捐资在临夏堡子修建了完全小学一所，又先后在西宁、湟源、临夏等地为穆斯林修建清真寺六七座，并在交通不便之地花钱修筑短距公路，架设小型桥梁，赢得了当地群众的好评。
1940年秋，马辅臣携眷避至湟中上五庄。解放军第一野战军经临夏西乡进入循化，再渡黄河西上时，西宁商会和地方绅士组成临时维持会，推选马辅臣等人组成代表团，赴循化迎接解放军。回到西宁后，马辅臣向王震司令员及军首长贺炳炎、廖汉生详细介绍了青海地势及散兵活动情况。青海解放不久，人民解放军进军新疆。这时，马辅臣按照王震司令员的指示，致信族侄马呈祥，劝其迷途知返，和平起义。同时，有关方面还组织马辅臣、马振武、马全钦等多人为使团，随同解放军赴新疆迪化（即今乌鲁木齐市），为争取骑五军中的青海官兵做了不少工作。
解放初期，马辅臣积极参加国家的经济建设事业。在临夏投资兴办了发电厂、糖厂、养蜂厂，电厂公私合营后成为临夏地区电力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1950年，马辅臣被任为西北军政委员会委员，并担任工商业部副部长，后又调任青海省人民政府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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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一称“茶卡盐湖”，又称“茶卡盐池”，藏语意为“盐滩”。在青海省柴达木盆地东端。
王子斌（1844~1900年），名正谊，以字行，因在习武的师兄弟中排行第五，而得名王五。河北沧州人。中国近代著名爱国武术家，名满天下的回族义侠。王子斌精通多种拳术、器械，尤以双钩、大刀为绝，人称“大刀王五”“双钩王五”。与谭嗣同、霍元甲等人友谊深厚，给他们指点过武术，是民间广泛流传的晚清十大武林高手之一。一生行侠仗义，匡扶正义，爱国有为。
王五幼年发愤学艺，后从师双刀李凤岗阿訇学习武功，得其刀术绝技。他为人慷慨侠义，不满于清朝的政治腐败和贪官污吏鱼肉人民，多年奔走江湖。清光绪三年（1877年），王五在北京西半壁街创办“源顺镖局”（后迁往广安大街），镖局逐渐发展到前后两大院，房屋34间，镖师50余人。王为镖局立下规矩：一、重要镖车亲自走镖；二、来访朋友提“大刀王五”者，热情款待，赠送川资；三、为贫困人冬施寒衣，夏施单衣；四、春节时车马载物周济穷人。他主张民族和睦，经常调解民族纠纷，众人赠以“德容感化”匾额，悬于东门；豪侠马三保、胡致廷赠“义重解骖”匾额，悬于西门。百姓赠以“尚武 ”“济贫”两匾，悬于门首。据说他的镖车上插一支“子斌”二字的镖旗，就可以北到山海关，南至清江浦（今江苏省清江市）。王五诚信从业，收费合理，德义高尚，生意十分兴隆，很短时间内便声名鹊起，成为京城八大镖局之一。王五在押镖中，即使遇强横之徒，也尽量以功制服，刃不染血，故有侠义之名。
王五不仅在本行当中受人尊敬，他的爱国义举更是被人们广泛传颂。甲午战争失败后，御史安维峻上疏，力陈议和之弊，要求严惩误国者，却遭到清廷的贬斥，被革职戍边。王五出于义愤毅然担负起了护送安维峻的责任。回京后，王五便在香厂街筹开学堂，名为“父武义学”。更为人们所称道和广为流传的是王五与谭嗣同、霍元甲等人的交往，他与谭嗣同兄弟相称，友谊极为深厚，曾传授谭武艺刀剑之法。 他在天津时，年方二十有余的霍元甲曾慕名拜访。当时，霍元甲的武术造诣已相当深厚，但仍向王五请教，两位武林大侠从此建立深厚友谊。
1898年，谭嗣同应诏入京，任四品军机章京，参与“戊戌变法”。在此期间，王五担负起了谭嗣同的衣食住行和保安工作。变法失败后，谭嗣同为了显示自己的决心、唤醒大众，甘愿受捕。王五得知后心急如焚，多方打探消息，买通狱吏，还广泛联络武林志士，密谋救谭，却被谭嗣同坚决拒绝了。9月27日，谭嗣同等“戊戌六君子”被杀害于宣武门外菜市口，王五得知后悲痛欲绝。为了给谭嗣同复仇，王五多次组织人反抗清廷。
1900年，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兴起。王五率众积极参加，与义和团众并肩作战，杀洋人，攻打教堂。10月25日，清兵将顺源镖局团团围住。终因寡不敌众而失败，王五被八国联军枪杀于前门，年仅56岁。王五被杀后，头被挂在城门上，家人无法给王五入殓。他的好友霍元甲听说后，只身从天津赶来，夜里将王五的头取下埋葬。
王子平（1881~1973年），字永安。河北沧州人。中国近现代著名武术家、伤科专家。对各门拳术、刀枪剑棍及擒拿、摔跤以及各种软硬轻重功夫皆有很高技艺，曾多次打败在中国土地上耀武扬威的外国大力士，被誉为“神力千斤王”。新中国成立后，先后担任第一届全国武术协会副主席、上海中医学会理事和所属伤科学会副主任委员等职务。晚年，王子平总结一生心得，撰写并出版《拳术二十法》《祛病延年二十势》等著作。
王子平出生于武术世家，祖父以“翻杠子”闻名遐迩，父亲有“粗胳膊王”之称。王子平自幼苦练武功，十六七岁时已娴熟家乡流传的各种拳术和兵器。拿大顶、玩石锁、摔跤、擒拿、梅花桩等方面，均有较高的造诣。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起，又学习中医数年。
1900年8月，八国联军侵入北京，清朝廷仓皇西逃，义和团运动兴起，王子平等民间所有习练拳术的人统统被诬陷为“拳匪”，遂避难于济南、青岛等地。王子平曾迁住山东济南清真南大寺，学习阿文和汉文。一天，众人在济南城外围观水推磨，血气方刚的王子平为试试自己的膂力，伸手将飞快旋转的水磨拽住。众人见这个年轻人竟有这般力量，遂称他为“千斤王”。后来，王子平拜驰名南北的武术大师杨洪修为师，精练于弹腿、查拳、八极拳。一次，王子平在山东潍县见一拉大车的骡子因受惊在大街上狂奔，为防伤害路人，他飞身上前抓住车尾，猛一用力，把大车拧翻，连驾辕的骡子也倒在地上。又一次，在青州车站，面对一个自称能力举千斤的德国兵的挑衅，王子平掀起千斤重的大石磨盘，奋力举过头顶，吓得德国兵目瞪口呆。自此，王子平又赢得“神力千斤王”的美称。
1918年秋，沙俄大力士康泰尔要在北京摆擂三天，他傲气十足，口吐狂言，自称“世界第一大力士”“打遍天下无敌手”，尤其藐视中国人。康泰尔身材高大，膀阔腰粗，懂拳术和摔跤，他倚仗西方列强撑腰，飞扬跋扈，不可一世。他在上海、武汉等城市摆过擂台，伤害过不少同胞。他在北京摆擂，真实目的是想侮辱中国人，摧垮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斗志。擂台设在中央公园(今中山公园)的社稷坛，社稷坛是明、清两代皇帝祭祀土神和谷神之地，在此设台打擂，可见其用心险恶。
消息传出后，各地的武林高手、仁人志士怒火满腔，纷纷涌向北京城，决心打败这个洋大力士，扬中华民族的雄风。几十名武林首领一致推举37岁的王子平登台打擂。9月14日，中央公园内外人山人海，摩肩接踵。开擂铃声一响，康泰尔昂首挺胸，赤膊叉腰站立在擂台中央，用俄语喊了一通蔑视中国人的话语，并辱骂中国人是“东亚病夫”。这时，按捺不住胸中怒火的王子平一个“白鹤冲天”，轻轻飞身跃上擂台，刚刚站定，尚未通话，康泰尔便用“饿虎扑羊”的招式向他偷袭黑拳，来势之猛，速度之快，实难提防。艺高胆大的王子平不惊不慌，施一个“白蟒翻身”躲过暗拳，康泰尔紧接着又飞踢一脚，王子平轻轻一跃，使康泰尔踢空。王子平连让两招没有还手，出自中华武林宽容忍让的武德，而康泰尔误以为王子平无能，不敢还手，再次凶狠地猛扑过来。
王子平忍无可忍，他趁康泰尔双臂张开，胸前敞露，冲出一掌击中康泰尔胸部。康泰尔虽挨了重重的一掌，却一动未动，王子平当即意识到，对方身躯高大粗壮，仅靠力搏难以打败，只有以功力加巧力、武术伴摔跤才能出奇制胜。他迅如闪电发招，右手抵住康泰尔的膝部，左手抓住康泰尔的腰部，腰随胯转，如蛇爬行，突然转身一拧，手足无措的康泰尔被重重摔倒在地，瘫在地上一动也不动。台下成千上万观众掌声如雷，欢声如潮。
1919年，在青岛赈灾募捐大会上，王子平献出很多武术节目，大受观众欢迎。这时，美国大力士阿拉曼走过来要和他比武，王子平同他握手时阿拉曼狠发握力，欲使王子平的手缩不回去。王子平感到腕力逼人，使出摔跤功夫，把阿拉曼仰面朝天摔倒在地。阿拉曼爬了起来还要比试，王子平略用擒拿术，将阿拉曼击败。第二天，有名的德国大力士柯芝麦登门较量，王子平用刚柔相济的技艺，使柯芝麦连连摔倒。柯芝麦当即表示向王子平学习中国武术，并许诺以重金相酬，王子平当场回绝。
民国10年（1921年），美国人沙利文结伙来上海摆擂台，他联合美国人乔治、英国人丁柯尔和德国人彼得。他们自恃阵营强大，无可匹敌。他们在沙利文主持的万国竞武场摆下擂台，还在报纸上大吹大擂，并公开出示刊文悬赏说：凡能打中他们一拳者赏500块大洋，如打倒在地者赏1 000块大洋。中国武术界公推王子平去打擂，赛前刚签完合约，正要讲话，一外国彪形大汉突然以冷拳相袭。王子平让过第一拳，等对方第二拳又来时，他飞去一腿，把对方踢倒在地。王子平瞪他一眼说：“这一脚给中华民族扬威！”又补了一拳说：“这一拳教训你们这些混账洋人，不许再欺侮中国人！”当晚，竞武场有人递上来一张纸条，声明比赛取消、合约作废。沙利文等人从此不再嚣张了。
民国11年（1922年），著名画家齐白石挥毫写下“南山搏猛虎，深潭驱长蛟”的条幅赠给王子平。王子平从此迁居上海行医，还曾应中央武术馆聘请，任该馆少林门门长，教授少林、查拳、弹腿、八极拳、劈挂拳。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王子平的武艺、医术受到党和政府的重视。王子平历任全国武术协会副主席，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委员，上海市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上海市伊斯兰教协会副主任等职务。曾带头在武术界发起组织义演，筹款捐献飞机大炮，以实际行动支援抗美援朝。1959年全国第一届运动会召开时，他担任大会武术竞赛委员会主任。1959年10月，他参加了建国十周年庆典，见到了毛泽东主席等党和国家领导人。1960年，年届80岁的王子平随周恩来总理出访缅甸，担任中国武术队总教练。为了表达中国人民对缅甸人民的友好情谊，宣传中华武术，在仰光昂山体育场，冒着炎炎烈日，他亲自登台表演了自创的青龙剑术，赢得全场观众的热烈掌声。王子平总结数十年练功行医的经验整理出版了《拳术二十法》《祛病延年二十势》等，后另有英文、日文版本。王子平还把“舒筋活络药水”和“治伤消瘀片”的秘方献给了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