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依泽（921~1005年），号渔叟。西域鲁穆国人。北宋建隆二年（961年）到中国入贡、经商，因为很有学识并且深通天方（即阿拉伯）历法，所以得到宋太祖的赏识，特意留在身边，作为顾问。建隆四年（963年）因参与修订应天历，任职司天监；乾德四年（966年）被封为侯爵。马依泽来华并长期担任司天监监正，第一次将阿拉伯天文学传入中国，对中国天文学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根据仅存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东亚图书馆的《怀宁马氏宗谱》记载，马依泽不但精通天文历数，而且来自天方正宗，熟知伊斯兰教义，所以宋太祖将他留作顾问，以便准确地了解西域政治地理和习俗，搞好与西域各国的睦邻关系。马依泽到中国后做的第一件有意义的事情就是帮助司天监少监王处讷编订《应天历》在全国颁行。在这部历法的计算中，首次引进星期制度，这是中国历法的重要革新，它的影响是较为深远的。它的直接效用就是为在中国境内的穆斯林进行宗教活动带来方便，也为中国和阿拉伯历日之间的换算奠定了基础。这是应天历为了适应中国穆斯林的需要而进行的一项改革，其后的乾元历和仪天历，也都继承了这项改革，都有推算星期的制度。这是应天历对中国历法的一项贡献，这里当然有马依泽的一份功劳。
马依泽和他的儿子之所以在宋初特别受赏识，除了他所具备的以天文学知识为代表的伊斯兰学识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精通阿拉伯占星术，熟知日月交食和五星方位的推算，这也是他能得以封侯的主要因素。古代的司天监，是帝王的御用机构，不但观测天象、颁布历法，而且还要为皇家占卜、选择吉日服务，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后者是它更重要的职能。马依泽就因为在星占和考校日月食等方面另有出色表现，所以得到宋太祖御笔敕谕的最高荣誉。
马依泽在北宋司天监任职30多年（963~997年），直到年老退休，后由他的长子接替继续在司天监任职，并承袭他侯爵的封号，这在当时是很少见的殊荣，说明他的确有真才实学而且精通历法。退休以后，他的三个儿子也都因为天文学方面的才能而受到重用，长子马额在太宗至道三年（997年）继任司天监并袭封侯爵，次子马怀在真宗咸平四年（1001年）任司天少监，三子马忆在宋真宗天禧五年（1021年）封“龙虎将军”、上护军副总兵（过去行军打仗也需要懂星占术的人来推算吉日）。
马依泽是安徽安庆市南关城内回族马氏的始祖，据《怀宁马氏宗谱》等记载，马依泽的后人已传至40代，人口几乎遍布全中国（包括港、台地区）以及美国、新西兰、马来西亚、日本等国，是中国继赛典赤之后第二个有明确记载、分布全国的大家族，诚可谓历史悠久、枝繁叶茂。
米芾（1051～1107年），字元章，号襄阳漫士、鹿门居士、海岳外史等。宋代著名书法家、画家、书画鉴赏家。米芾能诗文，擅书画，精鉴赏，喜用大笔触水墨表现烟云风雨变幻中的江南山水，被后世称为“米家云山”。
米芾幼年聪慧，从小受到良好的教育，传说6岁时能日读律诗百首，且过目不忘。七八岁时学颜鲁公书法，能作大字。10岁时摹写碑刻。稍长，博览群书，满腹经纶，小获声誉。米芾一生官阶不高，为人清高，不善官场逢迎。米芾宦游江南30余载，足迹遍及两广、两湖、江苏、浙江等地，习惯于无拘无束、挥洒自我性情的生活，把一生中大部分的时间和精力用于玩石赏砚、钻研书画艺术，对书画艺术的追求到了如痴如醉的境地。他曾自作诗一首：“柴几延毛子，明窗馆墨卿，功名皆一戏，未觉负平生。”可以看得出，米芾把书画艺术看得高于一切。
米芾终生挚爱书法，对书法用功最深，成就也最大。米芾学书法十分勤奋，每天临池不辍，十分认真。他自己说一生写过麻笺十万，“一日不书，便觉思涩”。往往一首诗，写了三四次，只有一两字自己满意，可见他创作态度的严谨。晋唐等历代各大家，米芾尽数摹写，由浅入深，择善而从，广收博采，经过了一个比较漫长的学习过程，最后达到融会贯通、自成一家的境地。米芾最终在书法艺术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就。米芾的行书运笔纵横进锋，点画跳跃猛厉，提笔细如丝发而刚劲有力，按处中锋直下而沉着痛快。落笔时往往沉重，行笔时稍轻，转折处提笔侧锋直转而下，形成高屋建瓴之势。行笔活泼，奔腾不羁。结体矫侧遒炼，出乎自然，顾盼照应，神采淋漓，达到了得心应手的境界。明代董其昌在《画禅室随笔》中说：“吾尝评米字，以为宋朝第一，毕竟出于东坡之上。即米颠书自率更得之，晚年一变，有冰寒于水之奇。”《海岳名言》记载说，一次米芾在皇帝召对时，以一字概括本朝的书法家。他说蔡襄勒字，沈辽排字，黄庭坚描字，苏轼画字，称自己是“刷字”，明里自谦而实点到精要之处。“刷字”，正体现出他用笔迅疾而劲健，挥洒自然，一无做作。
米芾还是一位公认的书画理论家、鉴赏家，著有《书史》《画史》《宝章待访录》等书。后人还编辑出版有《海岳名言》《海岳题跋》。在这些著作里，米芾对前人书法多有讥贬，有过度苛求不实的毛病。但米芾论述运笔、布局之法，出自心得，有真知灼见，自成一家之言，颇为后世历代书家重视。
米芾存世的书法墨迹有《白太后挽词》《蜀素帖》《苕溪诗》《拜中岳命诗》《虹县诗》《多景楼诗》《研山铭》等。这些艺术珍品，无疑是祖国文化宝库中的璀璨明珠，更是书法长廊中熠熠生辉的鸿篇巨制。其书画理论著作有《书史》《画史》《宝章待访录》等，对后世影响也极大。
也黑迭儿丁，又译为“亦黑迭儿丁”“也黑迭儿”。生卒年不详。元代杰出建筑家，元大都（今北京城）宫殿、宫城的设计和工程组织者，为我国古代城市建设作出了卓越的贡献。至元元年（1264年）修琼华岛（今北京北海公园前身）。同年12月奉命同张柔、段天佑同行工部尚书事，历8年建成当时世界上最知名的城市元大都，今天的北京城就是在元大都的基础上建设起来的。我国当代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教授称也黑迭儿丁是“穆斯林建筑设计大师”。
也黑迭儿丁在元世祖未即位前就得到了他的信任。1259年，忽必烈从鄂州（今湖北省武汉市）北还途中，路过也黑迭儿丁的家，受到了隆重的接待，也黑迭儿丁以织有金线（西域的特殊工艺）的地毯铺地，迎接忽必烈，以表示敬意，又将地毯剪开，分赠从臣，这给忽必烈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第二年，忽必烈即位后，命也黑迭儿丁掌管茶迭儿局。“茶迭儿”是蒙古语“庐帐”的意思，茶迭儿局主要管庐帐之事，相当于建筑工程局，其职责就是掌管宫廷的工匠艺人和所有土木建筑工程。
为适应当时的政治局势，忽必烈把政治中心南移，从漠北和林移到开平（今内蒙古正蓝旗东），升开平为上都，而以燕京（今北京）为中都。燕京自被蒙古军队占领后，战争带给这座城市的创伤一直未得到医治，四处破烂不堪。1264年，忽必烈采纳了也黑迭儿丁的建议决定重修琼华岛，并任命也黑迭儿丁负责此项工程，琼华岛原是金朝离宫万宁宫的组成部分，几经战乱，只剩下一片废墟。也黑迭儿丁按照中国传统建筑形式，在旧址上重新修建以广寒殿、太液池为中心的皇宫园林，历经两年，工程竣工，忽必烈对他出色的组织管理水平、高超的建筑才能非常满意，命他担任茶迭儿局诸色人匠总管府达鲁花赤，兼领监宫殿。
国力强大、威震四方的元朝，为显示自己的力量和威望，需要一个规模宏伟、庄重华丽的首都。显然，蒙古传统支架庐帐的办法，无法完成这项任务。1266年12月，忽必烈命也黑迭儿丁和张柔、段天佑同行工部书事，修筑宫城。正式建城之前，也黑迭儿丁及其同事们一起进行了测量地形的工作，按地形的倾斜走向，铺设下水道，装置排水设备。然后根据中国传统习惯，结合历史发展条件和地理特点，制定了一个全城的总体规划。为充分体现元代封建统治者的威严，也黑迭儿丁将皇宫摆在全城最突出、最重要的地位，使之处于全城的中心点，同时，他又采取一种非凡的艺术手法，将庄严雄伟的宫殿建筑与妩媚多姿的自然景物紧密结合，联为一体，取得一种人工美与自然美相互辉映的效果。
也黑迭儿丁还是这项浩大工程的实际组织者和监督建造者。他的合作者张柔、段天佑都是军官出身，不擅长工程建筑，而且张柔在第二年（1267年）就去世了，因而工程的重担也主要由也黑迭儿丁肩负。为了保障工程的顺利进行，各个环节组织也非常重要。诸如日程的安排、工匠的选择、器材的准备、运输的组织，也黑迭儿丁都作了周密的规划，对工程付出了全部心血和智慧，史书上说他“受任劳勚，夙心不遑，心讲目算，指授肱麾，咸有成画”。在施工中，他亲临现场指挥，尽量节省资财，使役工劳动适度。他要求做到“役不厉民，财不靡国，慈足使众，惠足劳人”，不把工匠当奴隶，工匠们也十分敬重他。修建宫城，要指挥庞大的建筑队伍，动用繁多的物料，科学地安排各道工序的进程以及运输、储存等，施工的难度可想而知。经过八年时间的连续施工，这项中国建筑上的杰作终于完成，受到元世祖的高度赞赏。为了建造大都工程，也黑迭儿丁殚精竭虑，工程告竣不久，他便离开了人世。工匠们十分尊敬他，在他去世后特地为他雕刻了一尊形象逼真的石像，要竖立在他的墓前，但因为伊斯兰教义不推崇造像，没有得到也黑迭儿丁家人的赞同，元世祖知道了，也不让这样办。
也黑迭儿丁在这座古代东方大都城的设计、建筑方面沿用了中国传统建筑模式，没有生搬硬套和机械模仿，而是在继承中有发展，采纳中有创新，创造性地发展了中国古代城市建筑艺术。在此后的数百年间，虽然对大都宫城作过多次修缮和扩建，但大体上以元初建筑为基础，它是中华民族极其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
扎马鲁丁，生卒年不详。元代回回天文学家，以制造天文仪器及编纂历法闻名于世。元世祖继位初，任职司天台，至元四年（1267年）进献万年历，颁行全国，同年在元大都（今北京）设观象台，并创制浑天仪等7种天文仪器，用来观测天象和昼夜时刻，确定季节。他制造的地球仪，早于德国地理学家马丁·贝海姆225年。至元二十三年（1286年）主持编纂全国地理图志《至元大一统志》。扎马鲁丁毕生致力于天文历算事业，他把波斯、阿拉伯的天文历算科学介绍到中国，并进行新的创造，在中国第一次建立了研究天文学的中心，为我国天文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从而使元代中国的天文历算科学居于世界领先水平。
扎马鲁丁是汉文音译，在历史文献中就有不同译法。《元秘书监志》译作扎马鲁丁或扎马剌丁。《元史·天文志》作扎马鲁丁。根据我国现存的史料，扎马鲁丁是元世祖忽必烈即位以前到中国的。《元史·百官志六》有记载：“世祖在潜邸时，有旨征回回为星学者扎马鲁丁等，以其艺进，未有官署。”至元四年（1267年），他将《万年历》和浑天仪、方位仪、斜纬仪、平纬仪、天球仪、地球仪和观测仪等7种天文仪器进献给元世祖忽必烈。至元八年（1271年），元朝政府建立回回司天台，任命扎马鲁丁为提点（台长），运用科学的天文仪器观测天象，编制回回历。后来科学家郭守敬编制更先进的《授时历》时，曾参用回回历法。有了新历之后，《回回历》仍与之并行天下。李约瑟评价扎马鲁丁制造的地球仪说：“除公元前2世纪马洛斯的克拉特斯古地球仪（已失传）外，没有比马丁·贝海姆1492年的纪录更早的了。但是，扎马鲁丁的地球仪却诞生于1267年，比马丁·贝海姆的纪录整整早了225年！”我国著名气象科学家竺可桢也曾指出：“元朝的时候，我们的天文学和历法，从西域各国吸收了不少经验。而这些经验的吸收，正是在扎马鲁丁这样的天文学家的努力下完成的。”
至元十年（1273年），扎马鲁丁又被任命为秘书监事，秘书监的主要职责是掌管皇家收藏的历代图籍和阴阳禁书，从事皇帝特命的撰述任务等。而元代的司天台则因工作关涉皇家机密，故也被划为秘书监管辖。他领导下的秘书监，引进许多波斯文和阿拉伯文的天文学、数学、星占学等方面的图书、仪器，其中著名的有欧几里得《几何原本》、托勒密《天文学大成》等著作，还有大量的阿拉伯地图等，成为当时中国与阿拉伯进行科学文化交流的中心。至元二十四年（1287年），扎马鲁丁升任集贤大学士，成为当时的科技部部长，官阶为从二品。集贤院掌“提调学校，征求隐贤，召集贤良。凡国子监、玄门道教、阴阳、祭祀、占卜、祭遁之事”。
除天文研究外，扎马鲁丁还推动了中国地图测绘技术的发展。至元二十二年（1285年），忽必烈接受了扎马鲁丁提出的编纂全国地理图志的建议，这项工作在扎马鲁丁的领导下进行，经过15年的努力，完成了共计483册755卷本的全国地理图志，即著名的《大元一统志》，后又补充了云南、甘肃、辽阳等地，于大德七年（1303年）完成，共1 300卷，后在战乱中散佚。当时，元王朝疆域横跨欧亚大陆，原有的宋、金、元地图远远不够，急需扩充西征疆域的资料。为此，扎马鲁丁以原朝廷收藏的汉文地图为主，又增加了他从西域带来的大量地图资料。该项巨大工程不仅包括各个地域行省的地理资料，还包括历史地理沿革、风土人情等众多方面内容。在扎马鲁丁领导下，扩充了当时中国版图的地理知识，并首次引进了阿拉伯制图技术。《大元一统志》是我国古代编纂的第一部规模巨大的全国地理总志，其内容之翔实，卷帙之浩繁，前所未有，对元、明两代中国制图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扎马鲁丁是把伊斯兰教天文历法较全面地介绍给中国的第一人，对中西文化交流作出了重要贡献。扎马鲁丁等人传入中国的阿拉伯世界的学术文化也是广泛的，包括天文、数学、化学、力学、医药、地理、哲学等诸多方面。
萨都剌（1272~1355年），字天锡，号直斋。山西雁门人。元代著名诗词家、画家。著有《雁门集》等，留诗700余首，内容丰富，脍炙人口，历久不衰。代表作有《金陵怀古》《登石头城》等，《新元史》中称赞萨都剌“诗才清丽，名冠一时”。萨氏在诗画理论和书画创作方面也颇有建树，《武夷诗集序》集中表达了他的美学思想和创作主张，他的“清气说”代表了当时进步文人健康的创作取向。他创作的《严陵钓台画》《梅雀》等画，现珍藏于故宫博物院。
萨都剌先世为西域回回人，本答失蛮①氏，祖父和父亲都是被成吉思汗西征军签发来华的军官，以世勋镇代州（今山西省代县）雁门，遂为雁门人。泰定四年（1327年），萨都剌考中进士。在近20年的宦游生涯中，历任建康（今江苏省南京市）江南行台回回掾史、福州闽海福建道肃政廉访司知事、汴梁（今河南省开封市）河南江北道肃政廉访司经历、翰林国史院应奏文字、杭州江浙行省郎中、建康江南行台侍御史、庐州（今安徽省合肥市）淮西江北道肃政廉访司经历等职。晚年，曾寓居杭州、绍兴、萧山、安庆等地。
萨都剌一生踏遍“荆楚燕赵闽越吴”，对祖国的大好河山怀有炽爱之心，留下了许多优美的记游诗和山水诗。他的登临怀古之作具有鲜明的个性特色，为后人所乐于吟诵。其词情景交融，气势豪放。萨都剌的边塞诗与唐人边塞诗有所不同，表现出一个少数民族诗人独特的艺术风格，展示了一幅幅令人耳目一新的塞上风俗画。同时，诗人又总是把自己对边塞的热爱和民族的自豪感融于诗中，使其笔下的“一切景语皆情语”（王国维《人间词话》），深深感染着读者。萨都剌的词作虽然不多，但颇有影响。尤以《满江红·金陵怀古》《念奴娇·登石头城》两首最为著名。萨都剌的词与他的诗有着一脉相承的现实主义风格。如果说他的诗中多是对社会黑暗现实的揭露和抨击的话，那么他的词则更多地显现了作者内心真实的世界，宣泄了更多郁积的感情。
萨都剌的诗词清新纯厚，意境阔大，一洗元代诗风平庸苍白的病态，表现了独特的民族风格，在中国诗歌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近年来，日本、阿拉伯各国文学研究者，对这位活跃于14世纪中国文坛的穆斯林诗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评赞他的诗词，并且把他跟同时期的一些阿拉伯诗人的创作相比较。萨都剌的700多首诗词，广泛而深刻地反映了元代的社会生活，犹如一幅生动的社会历史画卷。萨都剌诗词中最有价值的，就是反映社会矛盾、关心人民疾苦和描绘祖国壮丽河山的诗篇。如元文宗天历二年（1329年），扬州兴化、宝应两县遭遇水灾，农民流离失所，有的甚至不得不卖儿鬻女以求生存。萨都剌目睹这些残酷的社会现实，悲愤地写出了《鬻女谣》《早发黄河即事》《漫行》等诗，明确地表达了自己的态度，道出了广大人民的愿望和要求。在《雁门集》中，他的许多描写祖国壮丽河山的作品，可以和前代的名篇相媲美，并且有着超越前人的意境上的创新，是元诗中不可多得的佳作。如他写燕地的风雪：“朔风逆面飞鸟尽，腊雪打帽鞭马行。”写冬日的远山：“牛羊散漫落日下，野草生香乳酪甜。卷地朔风沙似雪，家家行帐下毡帘。”他的词风格豪迈大气，用典自然贴切，在思古伤今中浸透着磅礴激昂的感情，有着强烈的感染力，艺术成就很高。
萨都剌诗词的艺术风格，俊逸洒脱、清新自然。在题材上无论是针砭时弊还是写景抒情，在诗体上无论是古体还是律绝，都禀赋着一种雄健质直的品格。他描写北国风光，气势宏大；咏诵江南景色，则具有一种悲壮苍凉的意境。明代刘子钟在《萨天锡诗集序》中说：“天锡之诗，大而能化之诗也。”高度的艺术概括力是萨都剌作品盛传不衰、感人肺腑的重要原因之一。
毛泽东同志非常欣赏萨都剌的作品，称其词“写得不错，大有英雄豪迈、博大苍凉之气”。壮年时代的毛泽东喜读萨都剌的《满江红·金陵怀古》《念奴娇·彭州怀古》等词作，晚年时则常常吟诵萨都剌《念奴娇》中的词句：“繁华镜里，暗换青发。伤心千古，秦淮一片明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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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答失蛮，波斯语音译，原意为“学者”“明哲之人”，通常指伊斯兰教传教者。
高克恭（1248~1310年），字彦敬，号房山道人。籍贯为大同（今属山西省），居于燕京（今北京市）房山，晚年居住于钱塘（今浙江省杭州市）。历任大名路总管、太中大夫、刑部尚书（正三品）。元代著名诗人、画家，与赵孟頫齐名，时人有“南赵北高”之誉。代表作有《夜山图》《秋山暮霭图》《墨竹图》《云横秀岭图》等。
高克恭的先世是西域人，后东迁山西大同。高克恭自幼秉承家学，勤奋攻读，博览经史。元至元十二年（1275年），由京师贡补工部令史。次年，迁授户部主事。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高克恭出任江浙省左右司郎中。元大德元年（1297年），高克恭迁山西、河北道廉访副使，改江南行台治书侍御史。其间建议“兴学校，选真才，汰冗官，增吏俸，慎刑狱”，力主开科取士。大德三年（1299年），高克恭又入朝担任工部侍郎。大德六年（1302年），任吏部侍郎。大德八年（1304年），任刑部侍郎、刑部尚书等职。在任期间，赈济灾民，平反冤狱，改革吏制，无视权贵，伸张正义，受到平章政事何荣祖的赏识。大德九年（1305年），调大名路任总管，他廉洁奉公，惩治贪官污吏，赢得人民的爱戴和拥护。至大三年（1310年），他还归京师。不久，逝世于燕京之南，终年63岁，谥“文简”。
高克恭是元代著名的山水画家，擅长山水和墨竹。最初学习米芾父子的山水画法，后吸收宋代画家李成、董源、巨然的画法，艺术上很有造诣，形成笔墨凝重苍浑、淋漓酣畅的独特风格。他画山峦、云烟、树木、河流等，都惟妙惟肖，精美绝伦；画墨竹，神态怡然，妙趣横生。其田园山水画“寓神韵于形似之中”，静中有动，动中有静，意境深远。其画作中有《云横秀岭图》 《春山晴霭图》 《墨竹坡石图》等传世。
高克恭博学多才，善诗词。他的诗多描绘自然景色，从中抒发真实情感。他的诗歌语言朴素，情趣盎然，充满画意，是古代写景诗的杰作，是中国回族文学史上第一个山水田园诗人。著有《房山集》 《高文简公集》。
赡思（1277~1351年），字得之，是元代后期一位精通经史、地理、河防、老庄之学的百科式学者，也是一位有作为的官吏。他淡泊名利，为官清廉，著述甚丰。
赡思祖父鲁坤于13世纪初从中亚东迁来华，初居丰州（今内蒙古自治区托克托县）。窝阔台汗时任真定、济南等路盐课税使，遂定居真定。赡思自幼好学,刻苦攻读，20岁时拜名家王思廉为师，学业日精，闻名乡里。受其父影响，立志为学，喜于恬退，侍奉母亲，非常孝顺。元泰定三年（1326年），在侍御史郭思贞、翰林学士刘赓及参知政事王士熙等朝臣的推荐下，他以“遗逸”被召至上都（今内蒙古正蓝旗）觐见泰定帝。天历三年（1330年），他向文宗进呈所著《帝王心法》一书，颇受赏识，因而被委派修纂《经世大典》，后请辞。至顺四年（1333年），授国学博士，因母病逝而未赴任。至元二年（1336年），年近六十的赡思被任命为陕西行台监察御史（从五品），之后又相继担任过浙西肃政廉访使司事、江东廉访副使、秘书少监（从四品）等职务，主要负责监督监察地方官员的施政得失和行为善恶。
赡思在司法和监察部门任职多年，他处理诉讼时公允慎重，从不滥用职权，以治理冤狱为己任，平反了许多错案，并严厉打击贪官污吏。此外，他理案秉公执法，他的亲戚中有在陕西行省做官者，胡作非为，横行乡里，赡思秉公处置，毫不容情。他分巡云南时，严厉追查不法省臣之罪，罢其官。在浙西任肃政廉访使司事时，“使浙右郡县，无敢为贪墨者”。在担任陕西行台监察御史期间，目睹元顺帝只顾寻欢作乐的情况，他毅然写了十条进谏意见，劝皇帝“法祖宗，揽权纲，敦宗室，礼勋旧，惜名器，开言路，复科举，罢卫军，一刑章，宽禁纲”，说出了许多大臣想说却不敢说的逆耳忠言，充分体现了一个封建官吏为国尽忠的精神。由于他长期生活在民间，比较体恤百姓的疾苦，做了许多减轻人民负担的好事。在解决流民问题方面，他主张就地安置，反对强制遣返原籍，朝廷采纳了他的建议，安置大批无业者屯垦，保持了社会稳定。
赡思厌恶人世间随声附和的现象，他以“厥疑”“思问”为题，撰写了《四书厥疑》和《五经思问》，表露了作者独抒己见的思想方法。赡思所著《奇偶阴阳消息图》和《老子精诣》，是关于《周易》和《老子》的著作，属于易象和天道观的范围。这些著作没有流传下来的原因，很有可能与他不同俗尚的见解大有关系。此外，他还著有《金哀宗纪》《正大诸臣列传》《锁阳风土记》《续东阳志》《西域异人传》《西国图经》《审听要诀》《河防通议》等。从书名看，作者的思想十分活跃，知识面也相当广博。遗憾的是，除《河防通议》外，其他著作均未能流传下来。赡思另有文集30卷，但只在《常山贞石志》中保存了5篇。
《河防通议》是一部主要论述黄河防治的工程类著作，成书于至治元年(1321年)。赡思将宋、金时期两种不同版本的《河防通议》合编成一部书，并重新划定门类，对于整理后所采录的原本多作注释，书中的小注，也依照《史记》《汉书》和《宋史》的准确记载进行了校订。由于赡思的创造性思维和在文献考订方面的深厚功力，这部书受到后人的好评，成为反映我国人民治理黄河思想的一份重要文献。
丁鹤年（1335~1424年），字永庚，号友鹤山人。湖北武昌人。元末明初著名诗人。一生漂泊，不求仕宦，忧国忧民，创作了大量脍炙人口的诗篇，在当时的诗坛占有重要的地位。忧国、思乡、怀亲、悲己是其诗歌创作的主旋律，有“忠孝诗人”之美誉。所著诗集《丁鹤年集》入《四库全书》，流传至今。
丁鹤年出身于官僚家庭，曾祖阿老丁、叔祖乌马儿都是元代初年的西域巨商。父亲职马禄丁重义轻财，性格豪放，曾担任过武昌县达鲁花赤，有惠政，离任时当地百姓还为他修建了“种德堂”，后定居武昌。职马禄丁家族既虔诚信仰伊斯兰教，又倾慕儒家文化，丁鹤年的四个兄长中有三人中进士，他的姐姐月娥也颇有才学。鹤年少时入武昌南湖书院读书。17岁即通《诗》 《书》 《礼》三经，曾师从豫章（今江西省南昌市一带）名儒周怀孝深造。刘福通起义军攻打武昌时，丁鹤年在母亲的再三催促下离开武昌，开始了漫长的漂泊之路，或寄居僧院，或教书、行医卖药糊口。明朝建立后，社会趋于安定，丁鹤年回到家乡武昌，此时母亲已经去世，他寻找到母亲遗骨重新安葬。丁鹤年的后半生主要在杭州和武昌两地度过，其间曾游历南方大部分地区。晚年在父亲的墓地旁边搭盖茅屋守护，直到去世。生前曾多次谢绝他人推荐或邀请，终生不仕。
丁鹤年一生创作了大量的诗歌，由于战乱和颠沛流离的生活，流传至今的诗作有300多首。丁鹤年壮年时期正值元朝走向衰亡、农民起义、战乱连年的社会大动荡时代，曾长期生活在下层人民中间，饱尝人间辛酸，特定的社会大环境和人生阅历对诗人的创作产生了深刻影响。忧国忧民是丁鹤年诗歌创作的主旋律，《登北固山多景楼》是丁鹤年逃出武昌后寓居镇江时所作。诗中写道：“风月无边地，乾坤有此楼。城随山北固，潮蹴海西流。眼界宽三岛，胸襟隘九州。阶前遗恨石，谁复话安刘？”在《送人归故园》《岁宴百忧集》等诗篇中，也同样表现了诗人关心国家命运的思想。抒发怀念故乡的情思是丁鹤年诗歌创作的重要内容，《九日登定海虎蹲山》是丁鹤年隐居东海之滨时所作。由于丁鹤年长期远离故乡，漂泊异地，他的思想和抱负无法实现，因而，他的很多诗歌中都书写了壮志难酬、思乡怀亲的苦闷心情。
画龙点睛、借景抒情是丁鹤年诗歌创作艺术的显著特点，他善于在作品的最后两句抒发自己的思想情感，使整篇作品的主题得到深化，达到发人深思的目的。例如在《登北固山多景楼》一诗中，前六句都是描写登上北固山多景楼所见到的壮美景色和自己的感受，最后两句笔锋一转，通过凭吊历史遗迹，表达出自己对国家前途命运的关心，谴责元朝政府的腐败无能，给人以心灵的震撼和怅然感。作者在《画蝉》一诗中写道：“饮露身何洁，吟风韵更长。斜阳千万树，无处避螳螂。”以蝉来比喻自己高洁的品格，借螳螂捕蝉的典故暗喻自己和广大百姓在战乱时期的艰险状况。
丁鹤年的诗歌继承了唐代现实主义的风格，在他90年的人生中，70多年是在诗歌创作实践中度过的。到了晚年，他的诗歌艺术更是炉火纯青。元末著名文学家戴良在《鹤年吟稿序》中说：丁鹤年的诗歌“尤工于唐律”，“为文章有气节”，“其措辞命意，多出杜子美，而音节格调，则有兼得我朝诸阁老之所长。其入人之深，感人之妙，有非他诗人所可及”。清代著名散文大家全祖望则称丁鹤年为“文苑巨子”。
胡登洲（1522~1597年），字明普，经名穆罕默德·阿卜杜拉·伊勒亚斯。陕西省咸阳人。中国伊斯兰教经堂教育创始人、著名经学大师，被穆斯林尊称为“胡太师巴巴”。
明清时期，陕西关中一带已经成为回族主要的聚居地区。胡登洲幼年时候，每天渡过渭水南岸，跟随那里一位姓高的老师学习。据《经学系传谱》记载，胡登洲一直有兴学的念头，但直到50岁时都还没有付诸实践。这时候他外出经商，行至西安以东的新丰一带，恰好遇见一位远从阿拉伯半岛来的缠头老人，胡登洲看这位老人仪表非凡，知道是一位穆斯林学者，就向前致“色兰”问候。胡登洲就自己学习中不懂的以及有疑问的问题请教，缠头老人一一回答，而且言简意赅，让人一听就明白。胡登洲还从缠头老人那里得到了从未读过的经书，其中有《母噶麻忒》，这是一本阿拉伯文的苏非文学名著，以诗歌、故事、寓言等文学形式阐发伊斯兰教的伦理道德观。在到北京经商的时候，胡登洲还曾跟随儒家学者学习。据说他天赋很高，能够过目不忘，因而学习的效率很高，进步很快。这样，胡登洲融会贯通了伊斯兰教经学与中国儒家之学，返回故乡陕西，开始实践自己立志兴学的诺言。
胡登洲既是一个成功的商人，又是一位饱学之士。这是很有意思的，因为中国的读书人大部分是看不起生意人的。而在伊斯兰教传统中，则像胡登洲这样的“学商兼容”的人士是很多的。总之，我们从有限的记载里可以看到，胡登洲是一个继承了伊斯兰教学术传统并将之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人。他求知若渴，“遍索藏经之家，高价乞售”；一旦读到一本没读过的书，则“昼夜钻研”，废寝忘食。他一面勤奋自学、钻研经典，一面则在家中开设学校，自费供养由外地前来求学的门人弟子。他将伊斯兰教以清真寺为中心的教学形式与中国传统的私塾教育结合起来，主要以汉语文讲授阿拉伯文和波斯文的伊斯兰教经典。办学之初，从全国各地闻名而来的学子接踵而至。在教学过程中，他在教学结构、课程设置、授课方式、学习考察等方面初步形成了一套制度，从而奠定了中国伊斯兰教经堂教育的基础。
胡登洲讲学多年，弟子、门人“约百数”。其中成就最大的首推冯、海二师。海东阳，号文轩，经名艾哈默德，人们尊称为“海太师巴巴”，生卒年代不详。他祖籍陕西咸阳渭城湾，与父亲海师（名讳不详）都是胡登洲的嫡传弟子。经堂教育兴起后，胡登洲的弟子们分赴各地讲学授课。其中海东阳及其父海师等来到宁夏南部的半个城（今同心县）、韦州城一带，并最终在韦州定居下来，使这里成为早期中国经堂教育的一个中心。韦州今尚存清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所立《清真教述圣公碑记》，追述海太师的事迹。胡太师祖创立经堂教育于陕西渭城后，很快就被海太师及其父海师等著名经师传入韦州，开创了宁夏经堂教育史的先河。据《经学系传谱》记载：胡氏嫡传弟子著名的有3人，其中2人即至同心城、韦州城设帐讲学。二传弟子著名的有4人，其中3人也到同心城、韦州城等地讲学。由此可见当时同心伊斯兰教经堂教育的盛况。其三传弟子也大部分受业于同心城、韦州城，他们学成后或返回原籍或云游各地，发展经堂教育，使之在各地回族中广泛传播。明末到同心城、韦州城留帐的著名经学大师有海太师、海东阳、冯伯庵、冯少川、张行四等人，他们为中国各地伊斯兰教培养了不少讲经传道的学者阿訇。海东阳及其父海太师定居于韦州，在此终身。二传弟子冯伯庵、三传弟子张行四等长眠于同心城，今有墓及墓碑可考。在胡登洲的弟子中，与海太师齐名的还有一位冯二先生。冯二先生系西安城东30里杏园头人氏，学成后设帐于家中，后被尊称为“老二巴巴”。他的3个儿子、3个侄子都在他的培养下成为经堂教育的二传弟子。
明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胡登洲归真，享年78岁，葬于渭城渭河岸边。清康熙元年（1662年）渭河泛滥，旋被迁葬于塬上胡家沟。其墓至今犹存。他所倡兴的经堂教育，改变了父传子受、师徒单传的传统方式，注重用汉语讲解阿拉伯文和波斯文经典，适应了回族形成过程中逐渐使用汉语的趋势，对回族社会的文化传承有重要的意义，同时也丰富了中华民族的文化宝库。
李贽（1527~1602年），字宏甫，号卓吾。福建泉州人。明代著名思想家、文学家，主要著作有《焚书》 《续焚书》《藏书》 《续藏书》 等。他崇尚儒家学说，但反对当时把程朱理学作为评价是非的唯一标准；强调为社稷民生着想、关心百姓生活才是“真道学”；提倡个性自由、官民平等和男女平等，在中国思想史上占有主要地位。
李贽出生于福建泉州市南门外，今天其故居尚在。泉州的李姓和林姓是一祖两姓，他们的家谱称林李宗谱，所以李贽也曾经姓林。李贽7岁时便随父亲读书、学习礼仪。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中举人，嘉靖三十五年（1556年）授河南共城（今河南省辉县）教谕。嘉靖三十九年（1560年），升任南京国子监博士。嘉靖四十二年（1563年）任北京国子监博士。隆庆五年（1571年）任南京户部员外郎。万历五年（1577年）出任云南姚安知府，其间颇有清名，三年后弃官。此后读书著述20余年，完成了大多数传世著作。万历三十年（1602年），李贽在狱中自杀身亡，享年76岁。
李贽受“泰州学派”影响，但以“异端”自居。针对当时官学和知识阶层独奉儒家程朱理学为权威的情况，他贬斥程朱理学为伪道学，提出不能“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其最重要的著作有《焚书》6卷、《续焚书》5卷，集中代表了他的哲学思想。诗文多抨击前七子、后七子复古之主张，推崇《西厢记》《水浒传》等作品。晚年倾心于史学，据历代正史纂《藏书》68卷，又广泛收集明代资料撰写《续藏书》27卷，都是历史人物的传记，对传统史学观点有所突破。在他死时，所有著作已被列为禁书。但他的思想后来在中国思想史上大放异彩，与其生前的悲惨遭遇形成了鲜明对比。
李贽是一位勇于创新、富有批判意识的思想家，他的思想中最核心的内容是对定论、对权威的反思和解构。从这一点来看，他是一位超前的思想家，有一些今天所谓的“后现代”思想的意味。有学者指出，李贽“在中国思想史上有其他思想家所难比的地位”。已故著名学者、原南开大学中文系主任朱维之教授甚至把李贽之死与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之死并列，充分肯定了李贽在中国思想史上的地位。
李贽明确提出，不能“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对孔子思想作了大胆的议论。李贽对孔子的非议并非全盘否定、恶意攻击，而是一种解构权威的态度，这是很可贵的，与后来“五四”时期盲目反传统的“打倒孔家店”口号不可同日而语。李贽在儒释道三教之中，最青睐的还是儒家。他认为三教闻道出世虽一，但其思想境界却异。儒教志在闻道，便视富贵如浮云，弃天下如敝屣。浮云、敝屣，只是轻贱富贵和天下而已，并没有以其为害；道教视富贵如粪秽，视天下如枷锁，粪秽、枷锁，只是视其为臭为累而已，亦没有甚害；佛教视富贵如虎豹在陷阱、鱼鸟在网罗、活人在赴汤蹈火，求死不得、求生不得，为害为甚。可见他还是认同儒家的处世态度的，这更加印证了李贽对孔子的非议是意在建设性的解构，而非简单意义上的颠覆。
李贽严厉、尖刻地批判了当时的学院派知识分子“道学家”们的虚伪与孱弱。李贽认为，儒家从尧的禅让于舜，是为生民计。后来孔子疏食，颜回处陋巷，有尧之心。但从颜渊以后，因汉儒的附会，宋儒的穿凿，已沦落为貌为道学、实为富贵，言犹儒雅、行为猪狗的假道学。这是因为“夫唯无才无学，若不以讲圣人道学之名要之，则终身贫且贱焉，耻矣。此所以必讲道学以为取富贵之资也”。同样，在批判之余，李贽承认是有“真道学”的，即儒家所追求的“为生民计”的理想人格，李贽在任职姚安知府时也是这样实践自己的吏治思想的，并得到了当地百姓的拥戴。可见李贽解构权威的目的在于重构知识分子的文化品格和社会责任。
李贽还是最早表现追求个性自由、倡导平等意识的中国思想家，而这些都是与中国封建社会的宗法等级制相悖的。李贽一生的坎坷经历和最后结局都验证了他追求个性解放的思想，以至于有不少人把他与欧洲启蒙主义思想家相提并论。李贽断言“尧舜与途人一，圣人与凡人一”，表现了其社会平等思想。他在这方面的突出言论还体现在反对男尊女卑、提倡男女平等。李贽招收女弟子，为妇女立传，认为卓文君的私奔是“正获身，非失身”，实现了自我价值。他有一篇《答以女人学道为见短书》，对歧视妇女、以为妇女比男子见识短的谬论给予了有力的驳斥。他认为“人有男女”则可，“见有男女”则不可，“见有长短则可，谓男子之见尽长，女人之见尽短”则不可。他在《夫妇论》中指出：“夫妇，人之始也。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兄弟，有兄弟然后有上下。夫妇正，后万事无不出于正”。把夫妇置于人伦之首，这与三纲五常的封建秩序不同，但与王岱舆、刘智等回族思想家相似。
李贽在史学和文学领域也有不小的影响。他的《童心说》，历来被美学家、文艺评论家所倚重。他还发表赞美商贾的言论，反对重农抑商的传统思想。李贽的“异端”而超前的思想，与海瑞刚直不阿的个性，是明代回族给中国历史增添的最绚烂的光彩之一。
王岱舆（1580~1660年），自号“真回老人”。生于金陵（今江苏省南京市），卒于北京。明清时期著名回族伊斯兰哲学家，主要著作有《正教真诠》《清真大学》等。是中国历史上以儒诠经、回儒（伊斯兰文化与儒家文化）对话的开创者之一，在推动伊斯兰教中国化和回族文化的形成、发展等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
王岱舆幼年时就接受伊斯兰宗教教育，20岁时习儒，30岁时比较系统地阅读了佛道方面的著作。他认为只有通过几种世界观的比较和相互借鉴，才能全面地认识世界，从而指引更多的人从中寻求到人生的真谛。他还认识到，对于扎根于中国大地的回族来说，既要学习伊斯兰宗教知识，还要吸收中国传统文化。
王岱舆主要有3本著作。第一部为《正教真诠》，分为上、下两卷，共40篇。上卷20篇是关于宗教哲学方面内容的论证，下卷20篇则是有关教法内容的解释。第二部为《清真大学》，是一部具有纲领性的教义学哲理书籍，该书将伊斯兰教的修持分为大学、中学和常学3个阶段，主要论述穆斯林应具备的伊斯兰教宗教知识。第三部为《希真正答》，是关于伊斯兰哲学思想的探讨性问答。
封建时代，中国回族穆斯林面临一个非常棘手的实际问题，那就是既要在神圣层次上拜独一无二的真主，又要在世俗生活中参拜至高无上的君王。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王岱舆依据伊斯兰教经典提出了“顺主忠君”的思想，强调“忠于真主，更忠于君父，方为正道”，忠于主、忠于君、忠于亲，是“人生之三大正事”，并提出了“忠主者必孝，行孝者必忠”的政治思想命题。这无疑是对伊斯兰文化与儒家文化的调和，既维护了伊斯兰教的信仰，又承认了忠君的合理性，成为回族政治伦理的核心。
王岱舆在《正教真诠》和《清真大学》中，系统地阐述了他的“真一”“数一”“体一”的宗教哲学体系，表述了他的哲学本体论和宇宙起源问题。王岱舆用“真一”这个概念来强调真主安拉作为世界本原的突出地位，认为“真一”是无始的原有，与万有不同，并且是万有的本原。“数一”乃天地万物之原始，故能代理天地万物。“体一”则是指人类如何去体认真主的途径与过程，“真一”“数一”“体一”三者是辩证统一的关系。这个理论是王岱舆对伊斯兰教关于此岸世界和彼岸世界的整体结构以及各个组成部分之间相互关系学说的重要发挥。王岱舆的宇宙形成理论，是阿拉伯哲学和我国宋明理学中两种宇宙观的巧妙结合，同时也表明了王岱舆在这个问题上的创新与突破。
在认识论方面，王岱舆认为所有的格物、致知、寻根、穷理以及一切对事物的理解和体会，最终都应该围绕对世界本原——真主的大彻大悟，这种彻悟的表现形式就是“体一”。关于“体一”的认识过程，他认为认识自己是认识真主的唯一途径。“体一”的表现形式是认主的途径，而其内涵是强调一切认识都要从认识自己开始。由于存在品位高低之别，对真主的认识又存在“知认”“见认”“续认”三个阶段或三个层次。
王岱舆很重视对生死、形神问题的探讨。在他看来，“生死”的实质就是“有无”。“有”分为三种：一是真主独一之有，即“无始无终之有”；二是天仙、神鬼的“有始无终之有”；三是“有始有终之有，乃水陆飞行、草木、金石倚赖之有也”。在此基础上，王岱舆论述了人的形神关系，“人之死，乃身形之觉性，非人之灵性也”。“凡知命者不以死为难，归回原所，各有定位，不得自迁”。认为人死“身形虽灭”，而灵魂不死，“归回原所”。
在性命关系方面，王岱舆肯定“性命乃各物之本然”，“善恶乃性命之发生”，进而又强调“发用有二：善为本用，若视听闻言，不能增减，不能授人；恶乃作用，若写画技艺之类，人己兼该，互相训习。有性命必有本用，无本用则性命有亏，有性命不必有作用，无作用不为欠缺”。这些解释包含着朴素的辩证法思想。
王岱舆毕生钻研伊斯兰宗教哲学，开中国回族撰写伊斯兰教汉文经书和哲学著作之先河。他以阿拉伯伊斯兰哲学中的世界本体论和宇宙生成论思想，丰富了中国哲学的内容，借用中国传统文化中儒家及佛教、道教的一系列哲学观念、概念话语和思辨方式，对伊斯兰哲理进行了阐述和论证，对回族伊斯兰哲学社会思想的形成和丰富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在明末清初社会动荡的条件下，他敢于吸收和借鉴各种文化，促成伊斯兰教思想和中国传统思想的系统交流，增进了回汉两族人民的相互了解，有利于中华民族文化的丰富和发展。近年来，随着越来越多的国内外学者开始重视对中国伊斯兰教思想的研究，王岱舆及其著作在中国哲学史上应有的历史地位，逐渐获得学术界的公允评价。
刘智（1655~1745年），字介廉，号一斋。金陵（今江苏省南京市）人。清代著名回族伊斯兰思想家，中国历史上以儒诠经、回儒（伊斯兰文化与儒家文化）对话的重要实践者，代表性著作有《天方性理》《天方典礼》等。刘智借助儒家的概念和话语体系阐释了伊斯兰教义及其所蕴含的哲学思想，完整地构建具有中国本土特色的伊斯兰宗教哲学思想体系，也丰富了中国传统哲学思想，是中国伊斯兰教哲学思想的集大成者。
刘智出身宗教世家，其父刘三杰是著名伊斯兰教经师。刘智自幼诵习《古兰经》，15岁时开始研读儒家经籍。先后师从马伯良、袁汝琦、李永寿等著名阿訇学习阿拉伯文和波斯文经典，深入研究伊斯兰教教理知识。同时，他还阅读了一些佛道典籍和西方文化书籍。后裹粮负笈，游历大江南北，访求宿学遗经，考文问字，阅胡氏天禄阁藏书，谒孔陵。晚年隐居于南京城西清凉山扫叶楼，埋头学术，进行著述与翻译工作，刘智在知识领域内的广泛涉猎使得他的著述具有了超过王岱舆、马注等人的有利条件，再加上他的专心治学，结出了累累硕果，遂成为中国近代历史上伊斯兰教学术的集大成者。
刘智的主要著作有《纂译天方性理》（简称《天方性理》）、《天方典礼择要解》（简称《天方典礼》）和《天方至圣实录》。他40岁时完成《天方性理》，该书是讲大世界、小世界（即天与人）及其相互关系的一部哲学专著。两年之后，刘智撰就《天方典礼》，这是一部有关回族伦理学的著作。刘智的第三部巨著是《天方至圣实录》，采用纲目体按年编次，共20卷，详细记述了穆罕默德一生的经历和业绩。此外，他还著有《五功释义》（63章）以及《天方三字经》《天方字母解义》与《五更月偈》等诗文和小册子。
刘智认为，物质世界之前还有一个先天世界，先天世界的本原为“无称”，是先天世界的总根源，由它到物质世界还要经过先天世界的六个品级。为了证实自己的哲学体系的系统性与全面性，他用“真宰”这个伊斯兰教一神论概念作为其最为核心的思想基础，并以此来构建自己的哲学思想体系。由此可见，“无称”或“真宰”是刘智哲学体系的最高概念，而性和理是其中的基本概念，标志着大小世界不同品级的二十四个概念是主要结构。这一系列概念再和表示空间的概念“大世界”“小世界”，表示时间的概念“先天”“后天”和表示发展变化的概念“显着”“生化”“流行”等结合起来，就形成了一个以真宰为起终点，以性与理为基本线索的生生变化、循环往复的哲学体系。
按刘智的解释，大世界却被分为先天、后天两个部分，并各有六个品级（即六个发展次级）。相应的，小世界亦先有六品有形之象，后有六品无形之理。为了深入阐述伊斯兰教的一神论，他又提出“世界”是唯一真宰的“一呼一吸”，即“一呼一吸之谓息”，“圣者”一息而终古，“主宰”终古而一息，大世界和小世界因此而产生和消失，从而将自己的哲学体系推到了神秘主义领域。刘智沿用王岱舆说明真主特性的三个常用概念“真一”“数一”“体一”，并赋予这三个概念以新的含义，进一步表达了他的神学宇宙观和神人合一的认识论。刘智认为说明人之所以然的概念就是性，说明物之所以然的概念就是理。性与理是物和人的最直接的根据或本原。世界的万物（包括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的思维）来自先天的性理，先天的性理皆来自“真宰”。刘智从本体论、宇宙起源论和认识论的角度，具体描述了“复归”问题。他认为“真”为宇宙之本原，又为人生之归宿；万有演化的进程谓之“降”，认识并复归于本原，谓之“升”。这一降一升反映了大化循环，尽终返始，复命归根，返本还原。刘智的哲学体系是唯心主义的，但在具体阐述天地万物和人的形成过程时，又尽量利用中外哲学及有关科学，包含了一定的科学内容。
刘智在《天方性理》中最有价值的是它对于大脑的研究。他关于大脑作用的学说，在内容上已基本包括了100余年以后清代名医王清任在《医林改错》中提出的“灵机记性不在心在脑”的脑髓说，堪称我国古代认知心理学思想史上的一大发现。刘智认为大脑的总觉作用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纳有形于无形，二是通无形于有形，明确地揭示了人的感官活动和感知心理的生理基础，提出了大脑“总觉之力”的概念。他把人的知觉能力分为10种，即寓于外的视觉、听觉、味觉、嗅觉、触觉和寓于内的总觉、想、虑、断、记等。寓于外的5种知觉“寄之于耳目口鼻肢体”，是五官的机能，寓于内的五种知觉“位总不离于脑”，是大脑的功能。学者叶奕乾在《心理生理机制研究的某些进展》一文中认为，在世界心理科学的历史上，刘智的大脑功能定位思想，较19世纪奥地利医生加尔的大脑皮层机能定位观点要早200多年，它应该载入中国和世界心理学的史册。
在刘智的思想体系中，柏拉图哲学的“理念”，程朱哲学的“理”，阿拉伯哲学的“四行”说，中国的阴阳“五行”，古代闪族的“七天”，中国和欧洲传说中的“九天”，新柏拉图主义的“流溢说”，周敦颐的“太极图”，毕达哥拉斯的数学“四”，中国传统文化中所盛行的“三”，伊斯兰教的“信主独一”，苏非主义的“神人合一”，以及佛教与道教的绝色去欲、清心净身、尽性归真等等，都有所反映，并融会于一个体系之中。他比较完整地建构了中国伊斯兰宗教哲学的思想体系，成为中国伊斯兰教哲学思想的集大成者，同时也丰富了中国传统哲学思想。
刘智的宗教哲学思想在回族中有很大影响，其著作被广泛翻印和流传，甘肃临潭的回族西道堂教派将其著作奉为经典。刘智的哲学思想还受到海外许多学者的高度关注。2008年，美国四位较有影响的学者对刘智的《天方性理》一书进行翻译、研究后的成果出版问世，标志着中国传统回族伊斯兰哲学思想走向世界学术舞台，也标志着回族文化走向世界的一个新的开始。
马世俊（1609~1666年），字章民，一字甸臣。江苏溧阳人。清初著名文学家。清顺治十八年（1661年）中一甲一名进士。马世俊敏于词翰，工书画，有“二右（右军即王羲之、右丞即王维）”之称。主要著作有《匡庵集》30卷、《茅山记》《方山集》等。
马世俊自幼失去父母，由兄长马世杰扶养长大。年少聪慧，好学上进，8岁能诗文，与兄以诗文书画、作曲名于世，时称“二马”。清顺治十七年（1660年），马世俊应试未第，留京师，处境窘困。以文章投尚书龚芝麓。龚尚书大加称赞说：“真才子也！”岁暮赠银800两。顺治十八年（1661年），马世俊第二次入京会试，中一甲一名进士，赐及第。榜发之日，他并没有什么夸耀，只是赶着驴儿回去，一个老仆抱着官袍，跟在后面，一时士林传为佳话。马世俊登第后，初授翰林院修撰。康熙三年（1665年）升侍读，并充任会试同考官。当时，朝廷对策时，贡生多随题敷衍，而马世俊直言陈述他的意见。这时清朝刚刚在全国掌握政权，人才缺乏，而民族歧视很严重。马世俊提出：王者以天下为家，不宜有所同异。马世俊在对策时公开提出这一见解，是难能可贵的，在当时也很受人们的推崇。
马世俊多才多艺，善诗，工书画，敏于词翰。喜欢山水，常邀好友结伴出游。画好作山水巨幛，不专师法，而自出杼轴。所作书画，惜早已散佚，无处寻觅。
马世俊诗作甚丰，吟咏的对象也相当广泛。因久居民间，又曾历仕途，对下层群众的疾苦和官场中的腐败及倾轧，都有一定程度的理解，发而为诗就有现实主义的色彩。如《淮阴侯庙》：“久读将军传，兹来庙社过，阵图赢广武，国士殉萧何。汉业归谁代，淮阴不住波，千秋鸟兔恨，成败可同歌。”这是借着淮阴侯韩信的故事来揭露封建统治集团内部开国功臣所难以幸免的命运。诗的第三、四句是说韩信因广武君李左车计谋未得实施而取得的战功，韩信因萧何推重为国士而为汉家卖力。第五、第六句是说汉帝对帝位不安的疑虑和韩信的遭忌。第七句是说韩信终于被害，应了“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的古话。第八句是说评论人物，不能以个人成败立论，依诗的表述，立功—遭忌—被害，这就是开国功臣难以幸免的命运。
马世俊为官6年，不喜社交，各种应酬的宴会他一律谢绝。去世后，前来吊唁的朝廷官员达300多人，说明他的人品深受同僚的赞赏。马世俊著述颇丰，主要有《匡庵集》《茅山记》《登燕山记》《方山集》《十三经汇解》《理学渊源录》《华阳游志》等，今存诗800余首，文100余篇。
改琦（1774~1829年），字伯蕴，号香白，别号玉壶外史。上海松江人。清代著名画家，亦工诗词。擅长画仕女，并成为清代市民文艺潮流的代表性画家之一。
改琦远祖为西域人，世居宛平（今属北京市）。祖父改光宗为雍正八年（1730年）武进士，由侍卫而出任松江（今上海市松江区）参将，遂入籍于此。改琦自小天资聪颖，少时得唐寅、仇英的画作，遂潜心临摹，尽得其妙。他一生未应科举，以“布衣雄世”。稍长，结交地方名人，如王芑孙、李廷敬、李筠嘉等，诗、书、画上得到指点，开阔了眼界，名声渐著。清中期，改琦与费丹旭并称“改费”，影响了嘉庆、道光时期人物画之风气。
改琦在画法上广泛师承，不拘一格，画风自成一家，被誉为“改派”。改琦善画人物、花竹，尤以仕女画最为著名，传世数量较多。从改琦人物作品看，他的人物肖像画受仇英、唐寅的影响最大，人物造型开相多数为小眉小眼，樱桃口，削肩膀，颇有弱不禁风之态。而落墨洁净，运笔匀细柔秀，以阴柔取胜，傅色淡雅柔润，秀媚绝伦。另外，改琦所作肖像画，还注意环境、背景的衬托和渲染，恰当地选择环境的典型性，更好地烘托人物的精神世界。清人蒋宝龄认为改琦“于人物、佛像、仕女，出入李龙眠、松雪、六如、老莲诸家，愈拙愈媚，跌宕入古，允称脱尽凡蹊；山水、花草、兰竹小品也皆本之前人，而运思迥别，世以新罗山人比之”。
改琦尽管以绘画作为养家糊口的主要收入，但没有把绘画仅仅看成是糊口的手段。他有文学修养，多才艺，既能吟咏倚声，又擅为文，有《玉壶山房词》问世。改琦所作48幅《红楼梦图咏》，是《红楼梦》插图中评价最高的精妙之作，形神兼备，惟妙惟肖。其传世精品还有《金鼎和羹图》《少年听雨图》《玉鱼生像横轴》《仕女轴》《百子图》、12幅《百马图》以及与翁雒合作的横幅《花卉合册》等。
近年来，随着中国艺术品市场的逐步成熟，改琦的作品受到人们的关注，价格大幅攀升，许多改琦精品也浮出水面。2005年《小白梅册100开》在嘉德获价143万元。2006年，他的精心之作《红楼梦人物册24开》受到各路藏家的追捧，以247.5万元成交。
蒋湘南（1795~1854年），字子潇，河南固始人。清代中后期著名回族学者。一生潜心钻研学术文化，以“著作名大河南北”。其著述涉及经史、方志、水利等诸多领域，可惜大多散佚，传世作品有《七经楼文钞》和《春晖阁诗钞选》等。
蒋湘南天资聪慧，幼年丧父，慈母不以家道贫穷而失教，对他严格要求，曾经专意陪他站在风雪中课读，锻炼其意志。湘南不负母亲苦心，起早贪黑，勤学不倦。叔父看他聪明伶俐，读书刻苦勤奋，出资为他购置大量图书，支持他读书；又聘光州回族大儒马彭做他的老师，精心培养。17岁举秀才，当地回汉人民称他为“蒋才子”。
道光五年（1825年），蒋湘南以文才而受到大学士阮元等人的赏识，与陈用光、魏源、龚自珍等文学名家交游，“相与唱和议论，考稽商榷，而学益进”。道光六年（1826年），蒋湘南投奔调任山东提督学政的恩师吴慈鹤，担任幕僚。吴逝于任上，湘南扶老师灵柩千里迢迢归葬苏州故里。这种尊师重义的美德，深得江南名士的称颂，一时纷纷与他交游。此后蒋湘南为陕甘学使周之桢、陕西布政使张椒云幕僚，游历西北及内蒙古部分地区。
道光十五年（1835年）中举人。后屡次赴京赶考，均未能中进士。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补虞城教谕，但他绝意仕途，没有到任。以游历讲学为生，先后主讲河南、山西、陕西等地书院，留居陕西居多，门生遍布关中。蒋湘南一生清寒，节衣缩食，积20余年心力在故乡筑成七经楼，藏书8 000余卷。咸丰四年（1854年）八月病逝，享年59岁。
蒋湘南博古通今，在经史、文学、水利、地理、天文、历算、方志等方面多有研究和著述，尤擅长于散文和诗歌，是位在多学科都卓有建树的学者。他的散文气势宏伟，风格独特，自成一家之言。他的诗兼容各家，不拘一格，题材广泛，既有为时而事，关注民生大计之作，也有借古鉴今、独抒卓见的咏史佳篇，境界高远。洪符孙在《春晖阁诗选》序言中评价蒋湘南治学“不凿空，不泥古。故其诗经籍瞵彬，古香古色，开前人未开之境，则富于学矣。俊逸似供奉（李白），沉雄似拾遗（杜甫），精卓似吏部（韩愈）。至其独往独来，不可一世之概，则又不袭李，不剿杜，不归韩，而自成其为子潇之诗”。蒋湘南曾浪迹天涯，行旅劳形，了解各地风俗，登临览景，作品有赞颂祖国锦绣河山的，有描写民间疾苦的，亦有描述边疆少数民族生活习俗的。
蒋湘南在游历中特别考察祖国山川河流，写出《中州河渠书》《汉水入江考》《江西水道记》《“九河既道”解》等地理水利著作，对后世水利建设有较高参考价值。蒋湘南还是一位地方志专家，先后参与编写《陕西通志》《江苏通志》《同州府志》《泾阳县志》《夏邑县志》等10余部方志，其中《陕西通志》用力最多，始终其事。
丁拱辰（1800~1875年），又名君珍，字淑原，号星南。福建晋江人。赛典赤·赡思丁后裔。近代兵器和机械工程专家。鸦片战争后，目睹国家武器落后，立志研发兵器，最早系统考察了西方火器的使用和构造并研究制造了中国火器，曾铸造大炮40门，献给朝廷以抗英军。在中国首先进行了蒸汽机、机车和轮船的模型制造，撰写了中国第一部有关蒸汽机、机车和轮船的著作。著有《演炮图说》《演炮图说后编》《增补则克录》《西洋军火图编》等，为中国近代火炮研制和机械工程创建作出了杰出贡献。
丁拱辰出生在一个回族商人世家。1817年，丁拱辰随父到浙东学习经商，仍不忘读书，自制出测晷、验星等天文仪器。1820年又随从叔父到广东。1831年丁拱辰随海舶出国经商。远航期间，他用自制的“象限全周仪”测量水程的远近、北斗的方位，并比较准确地计算出船舶抵岸的日期。他的这些举动，引起船上西洋司航人员的关注，他们拿出西方的“量天尺”（观测星象位置的仪器）和图式让丁拱辰参阅。丁拱辰通过比较后，悟出了其中的原理，从而进一步掌握了火炮发射的瞄准测量方法。从国外回来后，他看到国家受鸦片走私之害及英军的入侵，忧心忡忡，立志强兵救国。
鸦片战争爆发后，林则徐坚决禁止鸦片，抗击侵略，强调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林则徐的主张与丁拱辰的所学所为不谋而合。为了抗击英国侵略者，丁拱辰对当时清军使用的旧式大炮，进行了详细的对比研究，发现清军旧式火炮的构造“似未合度”，炮法不精，所以命准率低，攻击的有效性较差。于是，在大量研究西方先进火炮技术资料的基础上，编著了《演炮图说》，以图文并茂的方式，详细地介绍了西方火炮的构造、性能、方法、瞄准系统，以及炮车、炮架、举重、移动等制造、操作方式等。为刻印自己的著作《演炮图说》，几乎倾家荡产。1842年，清朝政府下令推广《演炮图说》所述方法。1843年，丁拱辰将此书修订为《演炮图说辑要》，全书共4卷，50篇，图例110幅。丁拱辰亲自监制的大炮均采用滑绞架，能上下左右射击，重量1 000斤到8 000斤不等，灵巧坚固，操纵便捷，是当时一种先进的火器。1849年，丁拱辰偕其胞侄丁金安，应钦差大臣赛鹤汀之聘，前往广西桂林，与丁守存等铸造各种类型的大小火炮106门，兼造火药、火箭、火喷筒、抬枪等火器。
1850年，丁拱辰与丁守存仿照英国新式火箭，在广西桂林成功地研制了由金属火箭筒构成的近代火箭，射程在660米左右，有较大杀伤力，“冲锋破阵，人遭必死，甚为得用，其功力与火炮并烈”，这是中国研制近代火箭之始。
在多次实践的基础上，丁拱辰对《演炮图说辑要》加以完善，撰成《演炮图说后编》，主要内容有各种小型火器的技术操作、距离测量、演练练习和选将练兵方法以及火药库的制式等，详尽地叙述了西洋兵器及其操练方法。同时，他对传教士汤若望传授、安徽人焦勖记述的《则克录》进行了勘误、修改和补充，编成《增补则克录》一书，附图80余幅，为中国制造火炮提供了理论依据。1863年，这位年逾花甲的科学家又编著了《西洋军火图编》60卷，制图150幅。
除了精于火炮的研究制造外，丁拱辰还热衷于火车、火轮船的研究，制作出铜质火车模型，撰有《西洋火轮船图说》，并绘有制造图式，是中国近代第一篇关于火车、火轮船的论文和设计制造图。
1861年，李鸿章因赏识他的技艺，向清朝政府举荐丁拱辰，要他随军襄理洋器，并奏请授予广东候补县丞，赏五品花翎，但他未曾到职。丁拱辰在消化吸收和改进我国近代兵器技术方面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以满腔的爱国热情为国服务，不仅是我国近代军事科学技术与火炮研究制造的先驱者，也充分表现了回族优秀分子的拳拳爱国之心，他的爱国思想、军事思想、科学精神值得今人学习。
刘庆恩(1869～1929年)，字国臣。四川德阳人。中国现代兵工学的先驱。先后留学于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和德国克鲁伯兵工厂，专攻机械及枪炮制造。留日期间加入同盟会，此后长期追随孙中山先生进行民族民主革命。毕生致力于兵器强国事业，曾担任汉阳兵工厂（湖北枪炮厂）总办等职。他是我国第一支半自动步枪和誉满中华的“庆恩炮”的设计制造者。
青少年时期的刘庆恩曾就读于广东水陆学堂，其间掌握了操练、指挥等军事技能，而且对枪炮的制作、修理也颇有研究。1895年随刘永福赴台湾抗击日本侵略者，继而受聘于汉阳兵工厂担任技师。后经湖广总督张之洞推荐，刘庆恩考入日本东京帝国大学，专攻机械及枪炮制造。留日期间，刘庆恩加入同盟会，与同学吴玉章、郭鸿銮等同盟会员一道积极从事革命活动。1907年，刘庆恩等30余名留日回族学生发起成立“留东清真教育总会”，编辑出版了回族最早的刊物《醒回篇》，激发回族人民的救国热情。回国后，刘庆恩仍回汉阳兵工厂工作。
1909年，刘庆恩遵照孙中山先生的安排，赴德国克鲁伯兵工厂学习新技术。辛亥革命爆发后，革命军急需新式攻城炮，蔡元培建议孙中山委派刘庆恩赴德国选购军火。他不辞劳苦，很快将采购到的军火安全运送回国。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刘庆恩担任汉阳兵工厂总办（即厂长）。
1916年，刘庆恩试制成功中国自制的第一支半自动步枪，也就是著名的汉阳造半自动步枪。这种步枪装弹6发，使用内装弹仓，射速快，准确度高，成为中国从北伐到抗战时期的主力武器之一。刘庆恩等人因此受到了政府表彰。
为了继续自己兵器强国之梦，刘庆恩又开始试制大炮。但由于当时的汉阳兵工厂在北洋军阀的势力范围内，加之刘庆恩曾是同盟会会员，因而北洋政府不予拨款。在这种情况下，刘庆恩毅然自筹经费试制大炮。很多人被刘庆恩的爱国情怀所感动，纷纷帮他筹集资金。在生产设备落后的条件下，刘庆恩和兵工厂工人们经过艰辛的努力，在较短的时间内研制出了大炮。当时，很多人对中国人自己制造大炮缺乏信心，刘庆恩却胸有成竹。试验结果表明，这种大炮射程远，精度也比较高，后被命名为“庆恩炮”。大炮的成功研制大长了中国人民的志气，为祖国近现代兵工事业作出了宝贵贡献。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刘庆恩对革命所遭受的挫折极为悲痛，病情逐渐恶化。1929年4月逝世于上海，葬于上海回民公墓。
丁宝臣（1876～1913年），名国珍，字宝臣。北京人。清末民初著名社会评论家、爱国报人。早期从医看病，1906年在北京创办了著名的《正宗爱国报》，这是第一份由回族人创办的白话文报纸。该报以唤醒中国各族人民“爱国如命、保卫中华”为己任，坚持了七年之久，是中国近现代报业史上闪耀着爱国主义光芒的组成部分。
丁宝臣出身于宗教家庭，在兄弟四人中排行第二，5岁时过继给伯父丁德恩为子。他的父亲丁善恩担任过北京马甸清真寺的掌教，伯父丁德恩是有名的中医。受家庭环境的熏陶，丁宝臣在青少年时期既念经读书，又学过中医。20多岁的时候，丁宝臣离开京城，只身游历山东等地，更多地目睹了中华民族积贫积弱、山河破碎的情景，对他后来从事新闻报刊事业产生了很大影响。
1906年11月，丁宝臣在友人王子贞、杨曼青及胞弟丁子瑜的支持下，创办了《正宗爱国报》。该报以“开启民智、匡正时弊、鼓吹爱国”为宗旨，登载了大量反映民情、针砭时弊、追求民主、宣扬爱国主义的新闻报道和评论性文章。该报从创刊到1913年停刊，持续了七年时间，一共办了2 363 期，发行量最多时达4万份。当时有人撰文评论《正宗爱国报》不仅“宗旨正大”，而且是唯一“维持久远”“有功社会”的报纸。值得一提的是，在丁宝臣创办《正宗爱国报》的第二年，他的兄长丁竹园（名国瑞，字子良）又创办了同样充满爱国进步思想的《竹园白话报》，在当时也有很大影响。
《正宗爱国报》敢于刊载抨击时弊、反映人民苦难生活、揭露社会不平等的文章，因而引起袁世凯政府的不安。1913 年，该报被勒令停刊，丁宝臣被当局杀害，终年37岁。
张广学（1921~），山东定陶人。1946年毕业于国立中央大学农学系。著名昆虫分类学家和作物虫害防治专家，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曾任《昆虫学报》副主编，中国植物保护学会副理事长，中国昆虫学会理事长，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动物系统演化重点实验室学术委员会主任，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学术委员会主任等学术职务。1991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1946年至新中国成立前后，张广学先后在四川遂宁棉场、北平农业部棉产改进处、北平研究院等机构从事棉蚜研究和棉花害虫防治等工作。1951年调入中国科学院昆虫研究所（现中国科学院生物研究所）从事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工作至今。
张广学将毕生精力倾注于棉虫防治、蚜虫系统学研究和该领域高级专业人才培养，取得了卓越的成就，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发现9个蚜虫新属、224个新种和新亚种。将中国蚜虫纪录从148种推进到1000余种，占世界总数的四分之一。第二，率先利用数值分类、细胞分类和胚胎毛序进行蚜虫分类，建立13个科系。最早发现和利用胚胎及胚后毛序演化模式，研究世界斑蚜科属间的系统演化，创立了四亚科分类系统。第三，提出大蚜科是相对进化单元的有力证据，对世界权威R.A.Mordvilko的蚜虫生活周期型的演变理论给予了重要修正。第四，提出杂草蚜虫演变为作物害虫进而演变为世界大害虫的重要事实和论断，引起国际学术界的极大关注。第五，最早提出以基地非耕种指数、生态自然调控机制和生物多样性作为评选马铃薯无病毒原种基地的首要条件，并提出综合防治蚜虫传病毒方法，改进了国际上用非生物量度来评价脱毒马铃薯原种基地的方法。第六，利用生态自然调控机制在辽宁省建立万亩自然调控棉蚜示范田，使棉田环境由单一作物改变为多种植物，利用天敌抑制蚜虫发生，部级鉴定属国际先进水平。
张广学院士一贯坚持理论联系实际，他关于“马铃薯无病毒原种生产及原种繁育体系”的研究，改进了国际先进技术，使马铃薯产量增加50%。首次确定了中药材当归“麻口病”的病因，研制的当归种苗包衣剂防治“麻口病”效果达98%，创造了一整套优质丰产综合栽培技术，使特等、一等当归单位生成率由原来的5%提高到57%，累计推广7.9万亩，总计纯收益3200万元，使上千户农民走上脱贫致富之路。研制的当归种苗包衣剂在小麦和玉米上实验成功，在华北、西北和东北等地推广，使小麦增产15%~30%。
张广学院士曾获全国科技大会重大科技成果奖、国家科技成果二等奖、“求是”杰出科技成就集体奖、首届北京国际博览会金奖、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一等奖等国家和省部级以上奖励30余项。先后在国内外刊物上发表论文300多篇，出版著作32部。他的专著《中国经济昆虫志·同翅目：蚜虫类》被国际同行推荐为东亚蚜虫鉴定的重要用书。共培养硕士8人、博士20余人。
蒋锡夔（1926~ ），祖籍南京，1926年9月出生于上海。1952年获美国华盛顿大学博士学位。1991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著名物理有机化学家。曾领导完成了多种氟橡胶和氟塑料的研究工作，为军工和民用作出了重要贡献。在有机分子的簇集和自卷现象以及自由基化学中的取代基参数σ的建立和应用研究等方面卓有建树。2003年，他带领的课题组获得了我国连续4年空缺的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
1948年，蒋锡夔以上海圣约翰大学化学系特等荣誉学士的身份赴美国留学深造，1952年获美国华盛顿大学有机化学博士学位。新中国成立后，美国国会通过法案，要求中国理工农医类留学生必须签字同意毕业后不回国，才能领取每月100多美元的特别津贴。蒋锡夔坚决表示不接受资助。蒋锡夔毕业之际，抗美援朝尚未结束，美国已禁止理工农医专业的中国留学生回国，只允许留美工作。于是，他经导师推荐，到美国凯洛格公司从事研究工作。其间，提出并证明了氟烯与三氧化硫反应生成β─磺内酯，发明了一种有用的有机反应，在当时国际化学界引起很大反响。1955年初，在我国政府的争取下，美国放宽了留学生回国限制，蒋锡夔马上向美国移民局提出回国申请，为了能够让这位年轻有为的中国科学家留下来为美国服务，负有网罗人才使命的移民局官员曾多次劝说他放弃回国的念头。蒋锡夔心平气和地告诉他们：“作为一个受中国传统文化熏陶的科学工作者，我不能因为有所贪图而违背自己的诺言。” 1955年底，蒋锡夔从旧金山转道香港回到祖国。
蒋锡夔最初在中国科学院北京化学研究所工作，1963年7月，因形势的需要调入上海化学研究所，全身心地投入到国防急需的绝密军工项目氟橡胶、氟塑料的研究工作中，为我国研制出“氟橡胶一号”这种美国头号对华禁运品，1978年创建了中国科学院物理有机化学研究室（中国科学院有机化学研究所的前身），成为该专业奠基人之一。
重视基础研究、锐意原始创新、强调团队协作是蒋锡夔从事科学研究最突出的特点。关于科研课题的选题与立项，有人强调必须与经济效益直接联系起来，而他主张只选有学术价值的课题。在蒋锡夔看来，科学史上几乎所有产生最大经济效益、在生产和科技领域最实用的技术及方法，开始时都是纯科学的发现，中国要想获得可持续、有后劲的发展，必须重视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基于这样一个追求真理的坚强信念，蒋锡夔把毕生的精力放在了思考一些最基本、最本质的科学问题上面。
2002年，蒋锡夔院士带领的学术团队获得了我国连续4年空缺的自然科学领域的最高奖——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这是他们20年来默默探索的结晶。在一等奖成果“物理有机化学前沿领域两个重要方面——有机分子簇集和自由基化学的研究”中，蒋锡夔的课题组取得了一系列原始创新成果：首次提出并用实验验证了动脉粥样硬化病因和分子共簇集倾向性具有联系，还首次揭示了分子几何因素及自卷对分子簇集倾向性的影响。同时，他还建立了当前国际上最完整、最可靠的反映“取代基自旋离域能力”的参数，提出了自由基化学中结构性能相关分析的四种规律性假设，解决了长期困扰自由基化学界的多方面关键问题。事实上，有关这一国家科学最高奖的主要论文，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就已发表，但蒋锡夔和同事们并未申报奖项，而是保持一贯的严谨作风，继续实验以进一步论证相关数据，取得更好的研究成果。他们认为，真理必须经得起时间和实践的检验。多年后，鉴于这项工作的两个主要方面已相当成熟，在院所系统的推荐下，“有机分子簇集研究”和“自由基化学研究”才分别获得1999年和2001年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一等奖。
迄今，蒋锡夔院士应邀到国外大学和国际会议作过105次成功的学术演讲，发表论文超过230篇，其中100余篇发表在20种国外学报上，国际声誉甚至大过国内。他在中国科学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工作40余年，共培养了19名硕士、25名博士，其中有很多人已成为相关领域的学科带头人和中坚力量。美国化学界著名科学家认为，蒋锡夔院士在“有机分子簇集和自由基化学领域的学术成就是里程碑式的”。
刘广均（1929~），天津人。1952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物理系，1956~1958年在莫斯科动力学院深造。同位素分离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我国铀同位素分离技术研究事业的主要开拓者之一，在扩散法的应用和离心法理论等方面取得了卓越成就，为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爆炸作出了突出贡献。
刘广均从莫斯科动力学院回国后先在清华大学任教。1963年奉调进入国营五○四厂从事科研工作，先后任副总工艺师、副总工程师、总工程师兼副厂长等职。1982年以后相继任核工业理化工程研究院总工程师、科技委主任、高级顾问等职。1987年12月晋升为研究员级高级工程师。1991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主要学术兼职有中国核学会同位素分离分委员会主任委员，天津市核学会理事长，《核科学与工程》编委，国防科工委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清华大学兼职教授，美国纽约州罗彻斯特大学客座教授（1989年）。曾担任第八届、第九届全国政协委员，天津市科协副主席。
刘广均院士是我国铀同位素分离技术研究事业的主要开拓者之一，也是我国铀同位素离心法分离技术的积极倡导者、决策者和组织者之一，在扩散法的应用和离心法的理论方面作出了重大贡献，为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爆炸作出了突出贡献。在分离理论研究方面，提出了专用设备最佳运行条件的三种判据，阐明了浓度干扰在专用设备运行中的传播规律，对实际运行有着重要的意义。在气体分子运动论研究方面，建立了被国外专家称为“刘氏模型”的稀薄气体下输运模型方程。他领衔完成的科研成果曾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等多项重要奖项。刘广均院士还是我国高等院校同位素分离专业的创始人之一，他长期担任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的兼职教授、博士生导师，主持编写并审定了多部同位素分离专业相关教材，先后培养出博士、硕士研究生30余名，为国家培养了大批专业技术骨干。
刘广均院士从事核事业50余年，追求真理、不图名利、勇于创新，领导和同事们称他为“严谨的老专家，实事求是的科学家，谦和的长者，让人敬重的导师”。
蒋有绪（1932~），江苏南京人。1954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生态学与地植物学专业，1957~1959年在前苏联科学院森林研究所进修。1999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现为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森林生态环境与保护研究所研究员，国际竹藤网络中心兼职博士生导师，从2008年1月起被聘为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教授。
蒋有绪是我国著名的森林群落学家、林型学家，长期从事森林生态系统结构与功能森林地理学、森林群落学、生物多样性、森林可持续经营等研究，发表学术论文、著作100余篇（部），译著5部，先后培养了生态工程和系统生态研究方向的博士10余人。他深刻地分析了我国亚高山针叶林与寒温带针叶林在发生上的历史联系和相对独立性，提出我国西南亚高山森林的发生在生态学上受外区成分水平辐凑、垂直分异和区域内部差异的生态隔离三过程所影响的学术假说。在加深认识亚高山森林功能的基础上提出川西高山森林经营应以水源涵养作为主要方向，他的成果成为我国建设长江中上游水源涵养林体系工程项目的理论依据。20世纪80年代，他又建立了江西大岗山杉木、毛竹林生态定位站，促进了林业系统其他生态定位站的建设和发展。目前，国家林业局已建立了13个森林生态定位研究站，推动了我国森林生态系统结构与功能的研究发展。
蒋有绪是中国科学院生态系统网络科学咨询委员，长白山开放试验站和植物数量生态学开放实验室的学术委员，《林业科学》副主编， 《林业科学研究》 《植物生态学报》 《自然资源学报》 《自然资源科学》 以及国际 《病虫害管理和野生动物杂志》 等刊物编委，国家气候委员会委员， IGBP（国际地圈生物圈计划）中国委员会委员， SCOPE（国际环境问题科学委员会）中国委员会委员。
穆穆（1954~），安徽定远人。1978年毕业于安徽大学数学系，1985年获复旦大学理学博士学位。长期从事大气与海洋运动的非线性稳定性和天气与气候的可预报性等前沿热点领域的研究，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现任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博士生导师。兼任国际气象学和大气科学协会动力气象委员会委员、行星大气及其演变委员会委员等职。2007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穆穆1987~1988年在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作博士后研究，曾在多伦多大学物理系、剑桥大学牛顿研究所、香港科技大学、法国动力气象实验室与夏威夷大学国际太平洋研究中心进行合作研究。在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博士后站工作期间，系统地研究了地球流体力学方程组的适定性问题，在三维准地转模式与三维平衡模式方面，得到了迄今世界上最好的结果。他在与曾庆存合作完成的有关大气中非线性稳定性的研究中，发展了前苏联著名学者V.I．ARNOLD和曾庆存的非线性先验估计与变分方法，第一次得到了有关非线性稳定性判据。特别是在二阶变分不定时得到的稳定性判据，解决了英国著名学者M．E．MCINTYRE等未能解决的重要问题。
非线性不稳定性导致的预报结果不确定性是天气和气候可预报性研究中的挑战性课题。穆穆等在该领域也取得了重要的创新性成果。他们提出了可预报性研究的三类子问题和条件非线性最优扰动方法，得到了国外同行的高度评价：“该项研究有信息量，包含了一个很好的想法，在大气和海洋研究中具有应用潜力”。穆穆等用条件非线性最优扰动方法，研究了厄尔尼诺暴发的最优前期征兆问题，也取得了创新性的成果。
热盐环流是当前国际上气候变化和全球变化领域另一重要问题。穆穆等利用条件非线性最优扰动，揭示了一种依赖于扰动类型的非线性反馈机制。该机制阐明了非线性是热盐环流对淡水通量扰动敏感的原因，数值确定了导致气候平衡态转换所需要的淡水通量临界扰动的大小。该研究被著名杂志审稿人评价为：“该文使用的研究方法令人非常感兴趣且写得很好”。
在数值天气预报的变分资料同化中，对具有开关的物理过程的处理是极其困难的。穆穆等对其做了深入的研究，提出了一种新的解决方法。国际同行称“该研究不仅是对数值天气预报，而且是对变分资料同化的一个重要贡献”。
穆穆已在国际SCI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50余篇，论文被美、法、中、俄、以（色列）、加、墨（西哥）等国科学家多次引用，多次在著名国际学术会议上作特邀报告或担任分会共同主席，如EGS（欧洲地球物理学会）、IUGG（国际大地测量与地球物理学联盟大会）和IAMAS-IAPSO（国际气象和大气科学协会与国际海洋协会会议）等。
穆穆是首届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1994年），先后获中国科学技术协会“青年科技奖”（1990年），中国科学院“青年科学家奖”一等奖（1991年），共青团中央、全国青联“中国青年科学家奖”（1994年），国家博士后管委会“国氏”博士后奖（1995年），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学笃风正”奖（1997年），2001年获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一等奖（第一完成人）。他指导的博士研究生曾获中国科学院优秀博士论文和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奖，2005年被评为中国科学院优秀研究生指导教师。
王士雯（1933~），山东峄县（今枣庄市）人。国内享有很高知名度的老年医学和老年心脏病学专家。现任解放军总医院心血管病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在国际上率先提出并深入研究了老年多器官功能衰竭（MOFE）这一新临床综合征，创建了中国第一个老年医学博士点并担任学科带头人，为祖国培养了一大批老年医学专业的高级专门人才。主持编写的《老年心脏病学》专著、创办的《中华老年多器官疾病杂志》等填补了我国老年心脏病学研究的多项空白。
王士雯1955年毕业于第四军医大学（原中央大学医学院），同年进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心内科工作至今。1984~1986年，王士雯先后去美国哈佛大学医学院和加州大学医学院进行心血管病理的深造，获加州大学医学院心血管病理博士后证书。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30多年临床实践和10多年深入研究的基础上，王士雯教授在国际上首先提出了老年多器官衰竭（MOFE）这一新的综合征的命名，而且对其定义、临床特征、诊断标准、分期分型、流行病学、病因机制和救治措施等进行了系统研究，在国内外发表相关学术论文50余篇，得到国内外同行的认可。这些开创性研究成果在临床应用中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使老年多器官衰竭救治成功率由29.7%上升到59.6%， 挽救了众多患者的生命，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
老年人因患有不同器官的恶性肿瘤或各种内外科急症（如脑溢血等）需进行手术，术者和患者往往因顾虑心脏病严重（怕下不了手术台）而丧失手术时机。为了改变这种状况，王士雯教授组织成立了一个专为患有各种心脏病需进行手术者给予内科保障的技术班子。30多年来，成功地组织保障3 000余例（其中有800多例亲自参加）患有冠心病、肺心病老年人进行脑、胸、腹、泌尿系等大型手术，成功地挽救了许多患者的生命。心脏病（其中主要为冠心病）是我国城市老年人占首位的死因。近40年来，王士雯教授对老年心脏病，尤其是老年心肌梗塞包括多次心肌梗塞及其各种严重并发症的治疗和康复进行了广泛的临床实践及深入的研究，经手救治了上千例冠心病、心肌梗塞患者，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撰写了专著和多篇论文，是我国老年心脏病救治的权威专家。王士雯教授在国际上率先对以中国人为代表的东方黄色人种和以美国人为代表的西方白种人老年心肌梗塞之异同进行了比较研究，文章在日本《心脏病学杂志》和《中华医学杂志》英文版上发表后，引起各国医学界的重视。
王士雯教授是我国较早建立的军内唯一的老年医学研究所的创始人，也是我国当前唯一的老年医学博士生点及博士后流动站的学术带头人，她的弟子中有20多人已成为各大医院、科研院校、老年医学领域的学科带头人和技术骨干。她主持编写的《老年心脏病学》专著，创办的《中华老年多器官疾病杂志》等填补了我国老年心脏病学研究的多项空白。王士雯教授还先后被聘为美国老年心脏病学会理事、美国心血管病理杂志编委、美国心血管病理生物学杂志编委、香港老年医学会杂志编委和名誉顾问，为我国老年医学与国际接轨作出了积极贡献。从医50余年来，她参加过邓小平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以及党和国家、军队领导同志的保健工作，在共和国十大元帅中，王士雯抢救过其中的6位，10位大将中她抢救过其中的7位。鉴于在老年医学和老年心脏病学领域的杰出贡献，王士雯教授曾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军队科技进步一等奖、中央保健委员会颁发的“特别贡献奖”等多项科技奖励，解放军总后勤部授予她“一代名师”的称号。1996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谈大龙（1940~），江苏镇江人。中国科学院沈阳自动化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中国科学院机器人学开放实验室学术委员会主任。1963年毕业于清华大学，1966年中国科学院研究生毕业。我国机器人事业的开创者之一，机器人研究领域知名科学家，曾负责研制我国第一台水下机器人HR—01，历任国家“863计划”机器人主题专家组第一、二、三届组长，对机器人及其在自动化领域的应用具有极高的造诣，为我国机器人事业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谈大龙研究员早期从事飞行体光学跟踪系统方面的研究，主持了高速光电经纬仪的控制系统研制，在国内最早实现了光电经纬仪的高速、高精度计算控制，成功地在飞行体跟踪测量中得到应用，首次取得测量数据。还参加了大型激光经纬仪的开发。1972年，他与吴继显、蒋新松同志联名给中国科学院递交了《关于人工智能及机器人》的申请报告，建议我国尽快开展机器人和人工智能研究，成为我国机器人事业的开创者之一。
20世纪80年代中期又组织了“七五”科技攻关计划中对工业机器人控制的消化、吸收、研究和开发工作，为发展工业机器人控制器奠定了基础。在任中国科学院沈阳自动化研究所研究开发部主任期间，组织开展了我国机器人示范工程基地的水下机器人、工业机器人、特种机器人的研究，建立了研究队伍。1986年3月参加了国家“863计划”有关领域的论证和起草工作，1987~1993年担任“863计划”智能机器人主题专家组组长。在此期间，除了组织我国机器人高技术发展战略的实施外，还重点负责室外移动机器人、遥控移动作业机器人、壁面爬行机器人、高精度装配机器人以及1 000米水下机器人和6 000米水下机器人的立项论证和组织实施。
曾作为主要参加者获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1项，作为主要负责人获中国科学院科技进步一等奖1项、二等奖3项，还获得过国家科委“863计划”先进工作者一等奖等奖励。发表论文30余篇，培养博士生12名。
赵炳南（1899~1984年），祖籍山东德州，出生于河北省宛平县（今属北京市）。北京中医医院皮肤科第一代学科带头人，我国中医皮肤科、外科学界的泰斗，现代中医皮肤科的奠基人和开拓者。从医66年，他积累了丰富的中医学理论和经验。精通中医经典著作，擅长治疗外科痈疽恶疮、皮肤疮疡、痰核、术后瘘管以及全身性感染等急慢性病症，对于中医皮外科理论及内服外用药的研究，造诣精深，为祖国中医药文化的传承与创新作出了卓越贡献。
赵炳南自幼家境贫寒、体弱多病，经过治疗身体康复，从而对中医中药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读了6年的私塾后，14岁的赵炳南到北京大栅栏的“伯贤药房”当学徒，后又到“德善医室”向老中医丁庆三学习中医外科6年。白天跟师傅学医、视诊，晚上刻苦攻读医书。其间，研读了《医宗金鉴》《外科准绳》《本草纲目》《疡医大全》《外科启玄》等数十部经典巨著，有的都能背诵。
20世纪20年代，赵炳南在北京西交民巷挂牌行医。在行医过程中，对病人态度谦和，细察脉象，辨证用药，精心治疗。在“赵炳南医馆”里，有一个30年未改变的规定：凡是穷苦的重症患者，来医馆初诊时，就会得到一张“免费牌”，这张小小的牌子，不仅免去了初诊时的挂号费、诊疗费、药费，而且还“一免到底”，无论病情多么严重，病程有多么漫长，直到痊愈为止。“北京有个赵炳南，看病不花钱”的顺口溜，曾在当时的京城和周边地区广为流传。赵炳南的高超医术和高尚医德，深受广大群众和同行们的称赞，给他赠送了“造福人群”的大匾。
1956 年，北京中医医院诞生了。赵炳南毅然决然地关闭了自己经营了整整30年的“赵炳南医馆”，参加了北京中医医院工作，还把原医馆中的全部药品、医疗器械、制药工具以及部分办公用品、生活用品及各种设备无偿地捐献给了国家，甚至于把在家中存放了多年，准备盖房用的建材也全部贡献出来，用于国家建设。他先后被任命为北京市第二中医门诊部主任，北京中医医院外科、皮肤科主任，副院长、名誉院长及北京市中医研究所所长等职，是北京中医医院皮肤科第一代学科带头人。曾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中华全国中医学会副理事长、北京中医学会理事长等。赵炳南曾给朱德委员长看病，并受到周总理的亲切接见。
赵炳南行医很注意实际操作，如对熬膏药、摊膏药、搓药捻、上药面等，均掌握得很熟练。为了把宝贵的经验奉献出来，他整理行医生涯、学术思想、治疗经验、饮食疗法等文字资料17篇，磁带23盘，写出多种常见病的电子计算机中医诊疗程序文字资料3万字，为祖国医学事业的发展作了突出贡献。1975年由其徒弟和助手整理而成的《赵炳南临床经验集》由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全书共30万字，系统地介绍了赵炳南的临床经验和学术思想。该书共收入病种51个，病例137例，还介绍了3种特殊疗法和行之有效的验方、常用方。该书1978年获全国科学大会奖。
金茂岳（1906~1987年），山东泰安人，祖籍山东省济南市历城县小金庄。祖父因为家贫，流落到山东泰安，后来在清真寺念经，当了阿訇。父亲金有重读过私塾，而且喜欢看医药书，后来开始给人看病、开药，在十里八乡也渐渐有了名气，就搬到泰安城里开了间药铺。受家庭影响，金茂岳小时候在清真寺里学过阿拉伯文，小学是在父亲办的新式小学堂里读的，中学靠勤工俭学就读于泰安城的萃英中学。1927年考入齐鲁大学预科班学医，1935年毕业后留校工作。抗战初期参加中国红十字协会医疗队，在战地医院救治抗战伤员。后经林伯渠介绍，到延安工作，担任延安中央医院著名的妇产科大夫，是李讷（毛泽东的女儿）、林豆豆（林彪的女儿）、贺鹏飞（贺龙的儿子）、陈伟力（陈云的女儿）等4 000多人出生时的接产医生，创造了在艰苦条件下婴儿低死亡率、产妇低感染率的医学奇迹，以精湛的医术和实事求是的作风，受到人们的赞扬和尊敬。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中央领导都亲笔题字以示鼓励。
1937年抗战爆发，齐鲁大学迁至成都，金茂岳因为拖家带口，留在了北方，先后参加了南京中央医院外科主任张查理、齐鲁大学老毕业生王禹昌组织的医疗队，在中国红十字会的领导下参加战地医院的救护工作。1938年与中国红十字会二十三、三十三医疗队的队员一起到达西安，在西安八路军办事处负责人林伯渠的热情邀请下，奔赴延安，受到中共中央领导和军民的热烈欢迎，从此一心扎根延安，成就了其辉煌的业绩。
在延安的8年中，金茂岳先后在宝塔山边区医院、甘谷驿第二兵站医院工作，1939年9月延安中央医院成立时，任医务副主任并主持妇产科的工作，一直到抗战胜利。延安中央医院担负着中央领导和家属的保健工作，金茂岳就曾给毛泽东等中央领导看过病。在延安中央医院工作期间，金茂岳不仅创造了艰苦条件下婴儿死亡率、妇女产后感染率等均低于大城市大医院的奇迹，而且对延安卫生预防尤其是妇女疾病的预防、普及卫生知识、培训助产士等工作都作出了积极的贡献，因而受到各方面的表扬。1940年的“三八妇女节”，金茂岳被评为“先进妇女工作者”，得到保护妇女利益的奖状；在他兼职的延安中国女子大学，学生们特意用布刺绣上“民族之光”四个大字赠给他。1941年，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先后题词，鼓励他不断进步。毛泽东的题词是“努力救人事业”，朱德的题词是“不但医人，还要医国”，周恩来的题词是“为边区卫生工作创新纪元”。毛泽东亲自过问过金茂岳的入党问题。1942年3月28日，中央组织部部长陈云亲自找金茂岳谈话，并主持了他的入党宣誓仪式。
在担任王明医疗小组负责人时，由于种种复杂的政治原因，金茂岳受到诬赖，被康生等人拘押了一年多，直到毛泽东亲自过问，才被释放，回到工作岗位。1971年，王明在苏联发表文章，还揪住这件事不放，造谣污蔑金茂岳，造成了很坏的影响。
抗战胜利后，金茂岳在河北平山朱豪医院继续为中央机关服务。1949年随中央进入北京，在北京医院先后任妇产科主任、医务部主任、副院长等职。1952年4月，任中直机关第二医院和北京平安医院院长。1958年4月调往宁夏，先后担任自治区卫生厅副厅长、自治区人大代表、自治区科协副主席等职。“文化大革命”期间受到迫害。1972年任北京市卫生局副局长、北京市政协常委。1981年退居二线，任卫生局顾问。1983年离休。1987年7月17日在北京病逝。
哈献文（1921~），湖北武汉人。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著名肿瘤医学专家。在我国率先创建了独立的头颈肿瘤外科专业并积极开展手术加放射、化疗等综合治疗，率先开展光动力诊治恶性肿瘤的研究，为祖国肿瘤医学事业的发展作出了杰出贡献。
哈献文1940~1949年分别就读于燕京大学和华西协和大学医学院，获医学学士及纽约州立大学博士学位。后被任命为中国医学科学院协和医科大学教授，肿瘤研究所（医院）副所（院）长，肿瘤外科副主任，头颈外科主任。从事肿瘤治疗和肿瘤医学教学、科研工作40余年。1959年，哈献文调入肿瘤医院工作，鉴于当时头颈部肿瘤患者因国内无此项专科业务，患者往往得不到应有的治疗。在他的亲自主持下，率先在我国创建了独立的头颈肿瘤外科专业并积极推广综合治疗。20世纪80年代初，哈献文教授领衔开展了光动力学（PDT）诊治恶性肿瘤的研究，填补了我国在该领域中的空白，获卫生部甲级科技进步奖。
多年来，哈献文教授不断向国外介绍我国肿瘤医疗研究工作中的新成就、新进展，加强中外学术交流，增进相互了解，对促进我国肿瘤医学的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国内外主要学术兼职有：美国头颈外科学会通讯会员，《美国肿瘤时报》（Oncology Times）《国际肿瘤外科进展》（International Advances in Surgical Oncology）《肿瘤外科学术讨论》（Seminars in Surgical Oncology）编委，世界卫生组织（WHO）肿瘤组协调员，国际抗癌联盟（UICC）通讯员，中国光学学会激光医学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激光医学杂志》顾问等。
马宗融（1892~1949年），字仲昭，经名伊斯玛，四川成都人。他是中国现代杰出的回族翻译家、作家、学者、文化活动家和回族文学研究的倡导者及先驱者。他在青年时代曾留学日本、法国，归国后积极投身社会文化活动和新文学运动，致力于译介法国文学和阿拉伯文学。曾先后担任复旦大学、广西大学、四川大学、台湾大学等校教授，以及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理事、中国回教救国协会常务理事等职。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他坚持抗日和民主的主张，坚持回汉团结，积极促进民族文化教育事业，并为此作出过积极的贡献。他的主要著述和译作有 《法国革命史》 《红与黑》 （节译）、《巴黎圣母院》 （节译）、 《塞维勃的理发师》 《拾荒》 《鸟语》 《春潮》 和 《梦》 （合译）等。
马宗融，原籍陕西，祖上在清末回民起义后逃到四川，定居成都。他1892年生于四川成都。1913年，进入德国西门子电机厂在成都创办的德文学校学习。1914年，德文学校停办，他瞒着家里，到了上海，一年后东渡日本留学。1918年，因参加抗议段祺瑞政府与日本政府签订的《中日军事密约》，而被驱逐回国。在上海加入留日学生救国会，参加《救国日报》的发行工作。1919年，赴法勤工俭学。后入里昂大学学习并在法国工作，直到1933年回国。在此期间，他曾两次回国。1929年在法国结婚，妻子就是后来以《生人妻》驰名文坛的罗世弥（笔名罗淑）。
马宗融的文学翻译活动始于1923年。当时他第一次从法国归来，用文言文编写了一本小册子《法国革命史》，由商务印书馆作为“新时代史地丛书”出版。这一时期，他以《小说月报》为阵地，翻译介绍了大量的法国文学作品，包括司汤达的《红与黑》（节译）、雨果的《巴黎圣母院》（节译）、米尔博的《婴孩》和《一条狗的死》、法朗士的《布雨多阿》等。尤其是前两种，同属“近代名著百种述略”专栏，是这两部世界名著在中国的第一种认真的译介本。1926年6月，在罗曼·罗兰专号上发表了《罗曼·罗兰传略》。
1933年，马宗融一面在复旦大学任教，一面以全身心投入到左翼文化活动中去，业余依旧从事着法国文学的翻译介绍工作，这是他一生中在文学界最活跃的时期，也是高产的时期，仅在《文学》一个刊物上，就发表了译作、论文、书评等作品40多篇。其中的长篇论文《浪漫主义的起来和它的时代背景》“在我国三十年代初期，对于我国文学理论建设起了不可忽视的积极作用”。 1934年，马宗融一家搬入上海市区拉都路敦和里，由于他的热情好客，这里成了上海文艺界的一个小小的集中点。
1936年6月，“左联”解散，重新筹组“中国文艺家协会”，马宗融是发起人之一；不久，他们夫妻又与鲁迅、茅盾、巴金一道，在《中国文艺工作者宣言》上签了名。同年9月，罗世弥的处女作《生人妻》在《文季月刊》第一卷第四期上发表，巴金亲自为她署上了“罗淑”的笔名。冬天，为生活所迫，马宗融携全家南走桂林，任教于广西大学，从此开始了后半生颠沛流离的生活。1938年2月27日，妻子罗世弥因产褥热去世，对马宗融的打击非常大。
1939年1月14日，马宗融同朱光潜、李劼人等发起成立了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成都分会，并几次被选为候补理事和理事。他四处奔走，积极工作，凡有利于抗战的活动都支持和参与，凡不利于抗战的事都反对，敢于直言，好打抱不平，表现了刚烈无畏的性格。就在这时，他提出了研究“回教文化”的主张，先后在《抗战文艺》《中国回教救国协会会刊》上发表文章，倡言“理解回教人的必要”和“我为什么要提倡研究回教文化”。他深知国难当头下加强回汉团结的必要，因而极力说动并协助好友老舍，写成了《国家至上》的剧本；还力促在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机关刊物《抗战文艺》上组发了一辑“回民生活文艺特辑”（六卷一期），刊出了《国家至上》剧本、《谟罕默德礼赞歌》（歌德诗，梁宗岱翻译），并亲撰《阿拉伯文学对于欧洲文学的影响》刊发，这是《抗战文艺》编发的唯一一辑反映少数民族斗争生活的文艺专辑，对于鼓励回族人民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起了很好的推动作用。《国家至上》写成后，经中国万岁剧团排演，著名演员张瑞芳担纲主演，在重庆、成都、昆明、桂林、香港、西安、兰州等地演出，对激励回族同胞的抗战热情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抗战时期的马宗融，还热心回民的文化教育事业。他积极参与筹建中国回教救国协会，是几个常务理事之一。1939年，他发起成立了“回教文化研究会”，利用在文艺界的影响力，吸收当时的许多知名学者参加到研究会中，交流学术、发表演讲，影响极广。他筹款开办了成都西北中学女生部，又在重庆北碚复旦大学内办了一个回族垦殖专修班，招收各地回民青年学习农学院基础课程，毕业后回故乡工作。这一时期马宗融在文学上也收获颇多，出版了散文集《拾荒》，翻译了左拉的长篇小说《梦》（与李劼人合作）、屠格涅夫的中篇小说《春潮》、米尔博的短篇集《仓库里的男子》等。
1946年秋，马宗融随复旦大学迁回上海。他积极投入如火如荼的民主运动，参加游行、发表演讲，甚至冒着生命危险掩护进步学生，为此，被复旦大学解聘。为了生活，他只好带着全家渡海到台湾大学任教。生活虽然安定了，但他的精神却愈益苦闷，不久，就忧郁成疾。1949年2月，在上海解放前夕，马宗融躺在担架上坚持着回到上海。由于旅程辛劳，加之得不到应有的医治，回到上海不久，马宗融离开了人世。马松亭阿訇等一批回民朋友闻讯赶来为他料理了后事，遗体安葬在上海徐家汇回民公墓。巴金收留了他遗下的弱女幼子并抚养其长大。
巴金在回忆文章中说：“他朋友多，对人真诚，在他的身上我看出了交友之道。”“他是对我最好的一位朋友，他相信我，要是听见人讲我的坏话，他也会跟人打架。我不想在这里多谈个人的感情。我从来不把他当作圣人。他活着时我常常批评他做得太少，不曾把自己的才智贡献出来……我知道他的缺点很多，但是他有一个长处，这长处可以掩盖一切缺点。他说过：为了维护真理顾不得个人的安危。他自己是这样做到了的。我看见中国知识分子的正气在他的身上闪闪发光。”
金祖同（1914~1955年），字寿孙，笔名殷尘、且同、晓冈。原籍浙江嘉兴，祖上庚申年（1860年）移民上海。金祖同对甲骨学、历史考古、伊斯兰研究等方面均有造诣，尤长于甲骨文研究，为上海著名学者。抗日战争爆发后，他积极参加抗战，是坚定的爱国者。
金祖同最重要的贡献是在甲骨文的研究上。据《五十年甲骨学论著目》统计，1899~1949年的50年中，研究甲骨学而有论著的作家289人，其中中国230人，而金祖同属于著有10种以上的18位学者之一。他的关于甲骨文的13种论著中，《殷契遗珠》影响最大。《殷契遗珠》由郭沫若、罗振玉作序，沈尹默题写书名，二卷，1939年5月由上海中法文化出版委员会出版，为孔德图书馆丛书第一种，一问世就受到了关注。金祖同还曾随同郭沫若在日本学习、研究甲骨文，并对郭氏辑成《殷契粹编》提供过重要的帮助。刘体智是上海著名的收藏家，金祖同父子与刘体智关系很好，常为刘采办古物，深得信任。金祖同1935年为刘体智所藏28 000片甲骨拓墨、整理20册。1936年郭沫若曾对金祖同说：“吾弟能商之刘氏，将拓墨见示否？”金商借刘甲骨拓本成功，赴日交给郭，并助其辑《殷契粹编》。郭沫若曾为金祖同《甲骨文辨证》《殷契遗珠》《龟卜》分别作序，郭沫若曾宣称“平时很少替人做序”，但却为金祖同的著作一而再、再而三地作序，说明金氏治殷墟文字的水平已达到相当的高度；同时也证实他们关系非同一般。金祖同和钱瘦铁还曾成功地策应郭沫若归国抗日，后来还发表《鼎堂归国实录》（后改为《郭沫若归国秘记》）详细记载了此事。
金祖同在考古、文史研究方面也有杰出成就。宋建《上海考古的世纪回顾和展望》中记道：“1935年，因江苏武进奄城遗址的发现，人们注意到金山戚家墩遗址亦有类似的印纹陶片。金祖同、卫聚贤等到戚家墩遗址进行了考察，从而确认在上海地区发现了第一处古代遗址。当年年底，金祖同著《金山访古记》，这是上海的第一部考古著作。”遗址最初是金祖同等于1935年发现，上海有关方面后又于1962年、1964年进行了两次考古发掘。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谭其骧说：金山城，“梁朝的前京县城。前京废后，城还保留，后来慢慢废圮，到了吴越钱镠，又修筑这个城，因它位于金山北麓，故改叫金山城，但是当地老百姓直到30年代金祖同来金山访古，还是称它为京城”。金祖同所著《金山访古记》（亦称《金山卫访古记纲要》），钮永建题书名，叶恭绰、卫聚贤分别作序。金祖同是中国吴越文化研究的先驱之一。民国25年（1936年）12月，日本东京人类学会出版的《人类学杂志》在介绍《杭州古荡新石器时代遗址之试探报告》和《金山卫访古记纲要》两书时指出：“这次中国人自己又介绍浙江省石器遗址给世界的学术界，想不到这枯寂的领域里，竟投进了一颗光明，这实在是件可喜的事”，“在考古资料中是极有价值的”。时隔30多年，就在当年金祖同“在考古上颇有所得”的余姚，1973年偶然通过陶片、骨片，继而发现了震惊世界的河姆渡古文化遗址。
金祖同1940年发表的《流沙遗珍》刊布了一部分珍稀的吐鲁番文书。吐鲁番文书是研究中国古代历史、文化极其珍贵的原始资料，大量流散海外。金祖同是最早重视并开展整理和研究的中国学者。
抗战胜利后金祖同赴台湾，在台湾大学任教。金祖同将搜寻到的日本人撰写的有关高山人的书籍辑译，并结合自己考察研究的情况，编写成《台湾的高山族》。该书1948年9月由亚洲世纪社出版发行，全国各大书店发售。他在沪上名医、文物收藏家丁惠康博士大力支持下，1948年将采集的实物标本、书籍、照片在上海孔德图书馆举办高山族风俗艺术展览。1949年金祖同协助丁惠康携展品赴京参加“全国少数民族文物展览会”，并将所藏高山族文物书籍500余种捐赠给中央民族学院。半个多世纪过去了，金祖同《自序》云：“日人所谓高山人来自南洋马来，予不之信，盖其所据者为语言，宇内语源都同，偶有巧合，非确证也。日人于民族之学亦研究有素，非不之知，其故作是言者，配合帝国主义之南进政策而已。”他说，“我谓高山人仍是越族”，“文化起自东南”，大陆和台湾高山人“其间脉络相通”；并呼吁“诸君子可信我言”。联系后来有关台湾的“统独”斗争，使人更觉得当年金祖同编写《台湾的高山族》及在上海举办高山族风俗艺术展览所具有的前瞻性。让大陆了解台湾，了解高山族，不说五六十年前，即使放在今天也很有意义。
作为回族学者，金祖同在伊斯兰教研究方面也颇有建树。1935年，金祖同居住沪东，与小桃园清真寺之孤儿院近在咫尺，他常去请教马达五阿訇，“不足则往来函牍，相与赏析”。当年夏天，金氏研读大量汉文伊斯兰书籍，一一作札记，并汇编成册，定名为《读伊斯兰书志》。金氏《读伊斯兰书志》载上海19世纪30年代伊斯兰刊物《人道》第1卷6、7期合刊至第11、12期合刊。其中对伊斯兰书籍、伊斯兰教的认识不乏精辟论点。《读伊斯兰书志》后来被收入《中国伊斯兰教史参考资料选编》。金氏最早采取读书札记的方式，专门整理汉文伊斯兰文献，向教内教外介绍，这在我国近代伊斯兰论著中乃开先河之举。
金祖同年轻有为，才华横溢，极富才干。郑逸梅称其“美风仪，擅辞令，早年即头角峥嵘，渊博如老儒”。祖同亦通旧诗，1949年辑有《郭沫若鲁迅刘大白郁达夫四大家诗词钞》，署名哓冈。祖同亦治印，编《韕斋宋元押印存》《韕斋钦印集存》等。
除甲骨学著作外，金祖同其他编著有30多种，另有稿本《随缘室日钞题记》《殷尘序跋文》《谨书先君严谕后》《穆彰阿本事序》等，著作颇丰。
金祖同正直爱国，曾将自家中国书店内的房屋供《救亡日报》使用，而且还掩护革命志士，抢救国家图书。《救亡日报》是郭沫若、夏衍等人根据周恩来的指示，以救亡协会的名义创办的。郭沫若任社长，夏衍为主笔，阿英为主编。叶灵凤赞曰：“年轻的金祖同，在当时日本人横行的租界环境下，敢于借出他的书店余地供救亡日报使用，实在是很勇敢的行动。”在当时的白色恐怖下，中国书店也是志士仁人经常见面密会的场所，就像一个隐蔽的抗日据点，但从没有出过差错。鲁迅、郭沫若、郑振铎、阿英、施蛰存等均为书店常客。中国书店曾参加了“以国家的力量”来抢救“许许多多的民族文献”的工作。1939年前后，日本加紧掠夺我国图书文物，为了从日寇手中抢救国家文物，在当时从事文化事业的进步人士倡议下，中国书店有意识地大量采购古旧字画、书籍，放在豫园路44号郑振铎和爱文义路张寿咏家。金颂清、金祖同父子派书店的行家对这批图书进行整理，分甲、乙两类，登记编目和包装，最后由中国书店出面寄往香港大学冯平山图书馆许地山先生收。据当时经办人之一杨金华回忆，共寄去2 790余件，全是我国非常珍贵的图书文献。
金祖同出生于传统的回族书香之家，祖上信教至诚，乐善好施，曾向嘉兴清真寺捐助房产和墓地。祖同之父颂清“奉教尤虔，谨笃于斋拜，即万不得已于朱麻尔日必拨冗赴寺礼拜”。 金祖同恪守回族风俗，尤其是在饮食方面非常讲究。郭沫若等就是首先通过他认识伊斯兰教、回族的。祖同挚友金性尧的怀念文章《故人坟树立秋风》记载非常详尽：“他是伊斯兰教徒，我则素不受教。他初次到我家，我的太太端了一盆奶油蛋糕到他面前，他却顾左右而言他。事后跟我说，那天使他大窘。”“到了吃饭时，我们到附近的小饭馆去吃汤面，祖同却拿出自带的两枚煮熟鸡蛋，坐在石凳上吃着，每逢游山玩水，他都是以卵代饭。”“由于和祖同一同吃饭，只能到素食馆，我则嘴馋贪荤，事先在熟食店买了两块牛肉，到了素菜馆，他拿出一把‘东洋刀’，那是他父亲从日本带来的，便用刀切了馒头，等他切完，我便随手拿来切牛肉，他一见，马上呀的叫了一声，接着说：‘那就送给你吧。’”
金祖同交游广阔，除前面提到的郭沫若外，他与民国时的文化名人如章太炎、沈尹默、马叙伦、阿英、叶圣陶、郑振铎、卫聚贤、罗振玉、蒋复骢、鲁迅、刘大白、郁达夫、郭墨林、叶灵凤、金性尧、丁惠康及宋庆龄、雪艳琴、顾廷龙、张凤、钮永建、叶恭绰、李秋生、刘体智、叶玉森等都有交往，有些还有很深的交情。
1941年金祖同的父亲去世，之后中国书店关门，家道中落，家庭生活的重担落在祖同的肩上。1945年底他曾因“母老子稚仰事俯畜”，尚需照顾弟妹，遂辞去收复区文物保存委员会南京文物组组长，离宁返沪，家中的字画书籍古董也陆续变卖。抗战结束后赴台湾大学任教，1947年在太鲁阁考察高山族。1948年冬，他辞去了西湖博物馆研究部主任和浙大副教授职务，在上海和朋友们合编《透视》杂志。解放初，在黄陂南路南京路口开了一家名叫“北京”的牛奶房，自己穿着长衫，戴圆顶的“法国帽”，充当店里的服务员，他的妻子刘满子（刘大白的女儿）在厨房里“当炉”，过了将近一年的隐姓埋名生活。1951年夏进上海图书馆工作。关于金祖同的死因死期说法不一，但比较准确的应该是他的家人回忆：是因为妻子离婚后在天津的姐姐家自尽，导致他从此一蹶不振。1955年8月的一天，金祖同在上海南汇县周浦镇投河自杀，年仅41岁。金祖同业绩未张，英年早逝，名声埋没，殊为可惜。他死后默默无闻，直到1990年代，才陆续有回忆文章出来，他的事迹才逐渐被世人所知。
马坚（1906~1978年），字子实，经名穆罕默德·麦肯。云南沙甸人。著名阿拉伯语言文化专家、教育家、翻译家。早年留学埃及，其间将我国古代伟大思想家孔子的《论语》等著作翻译介绍给阿拉伯世界。学成归国后潜心于《古兰经》和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的研究翻译。1946年应聘到北京大学任教，创建了阿拉伯语专业，奠定了中国现代阿拉伯语教学的基础，开辟了中国阿拉伯语教学的新时代，使阿拉伯语在中国教育史上首次正式进入高等教育体制。在推动中阿文化交流、伊斯兰文化发展和我国阿拉伯语人才培养等方面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马坚幼时在家乡读书并学习伊斯兰教知识和阿拉伯语，稍长就读于云南昆明明德中学，中学毕业后在家乡鱼峰小学任教。1928年到甘肃固原（今属宁夏原州区）师从著名伊斯兰教经学家虎嵩山学习阿拉伯文、波斯文及伊斯兰教经籍，1929年考入上海伊斯兰师范学校继续专修阿拉伯语和伊斯兰教经训典籍，兼学英语，以优异的成绩完成学业。1931年12月由中国回教学会选派到埃及留学，先后在开罗爱资哈尔大学和达尔·欧鲁米阿拉伯语学院（现隶属于开罗大学）学习8年，对阿拉伯历史、语言、文学、文化、伊斯兰教教义、教法、哲学、历法等进行了系统深入的学习研究，造诣深厚，深得埃及学者们的好评。留学期间，马坚开始着手《古兰经》汉文译注本的准备。用阿拉伯文撰写《中国伊斯兰教概观》，向埃及介绍中国伊斯兰教情况，并把中国先哲孔子的《论语》以及《中国神话故事》《中国谚语与格言》等译成阿文在开罗出版，使阿拉伯丰富的文库增添了中华文化的珍宝。同时将阿拉伯名著《回教哲学》《回教真相》《回教基督教与学术文化》等译成汉文，寄回国内由商务印书馆等出版。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马坚积极投身于抗日宣传活动。马坚与在开罗的中国人组织了“中国战区灾民救济会”，并担任秘书。他们向阿拉伯朋友介绍中国人民的抗日真相，揭穿敌伪散布的种种谎言，并四处募捐，支援祖国人民的抗日战争。1939年初，日伪派出“华北回教联合总会”朝觐团到麦加宣传，掩盖侵略真相，蒙骗穆斯林世界。留埃学生闻讯后，立即组成了以庞士谦为团长、马坚为副团长的朝觐团，赶赴麦加，监视日伪“华北朝觐团”的活动。在朝觐期间觐见沙特国王时，马坚代表中国朝觐团向国王朗读并递交诵词，说明中国人民一致抗日的决心，马坚还用阿拉伯文为中国留学生朝觐团拟写了《告世界伊斯兰教胞书》，散发给各国的朝觐者，积极宣传中国抗日斗争。朝觐完毕，在返回埃及的轮船上，马坚发表演讲，声讨日寇的侵略罪行，申述中国抗战的正义，激起各国穆斯林朝觐者对日寇的一致谴责和对中国正义抗战的有力支援，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外交史上的一段佳话。
1939年，马坚学成回国，先在家乡云南任教，恢复云南回族刊物《清真铎报》，后到上海和哈德成阿訇等人翻译《古兰经》。太平洋战争爆发，上海沦陷，马坚回到沙甸，继续翻译《古兰经》。在紧张的翻译工作中，为了培养回族青年，他每周抽时间到私立养正学校教授阿拉伯语、阿拉伯文选、伊斯兰经典，为云南回族培养了不少阿拉伯语和伊斯兰文化人才。1946年马坚应聘到北京大学任教，参与组建北京大学东方语言学系，并亲自在该系建立了阿拉伯语专业。他按照阿拉伯语自身的规律，结合汉语的特点，借鉴现代阿拉伯语教学体系、语法体系，编写阿拉伯语教材，系统归纳了阿拉伯语语法规律。他所确立的一整套阿拉伯语语法概念和术语，一直为国内各高等院校阿语专业沿用至今。1950年以后，他付出大量心血，主编了《阿拉伯语汉语词典》，同时开展生机勃勃的教学活动，从而开辟了中国阿拉伯语教学的新时代，迎来了中国阿语教学的巨大变革。为中国外事、文教、出版、科研等部门培养了一代又一代阿拉伯语言文化人才，他们在国内外不同的岗位上，发挥自己的专长，为增进中国和阿拉伯各国人民的友谊与合作关系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1949年9月，马坚作为宗教界和少数民族的代表，参加了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并当选为该届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新中国成立初期，由于长时期封建统治和民族歧视的结果，社会上很多人对伊斯兰教一无所知，北京某报发表一则短评，将美帝国主义一手拿橄榄枝、一手拿原子弹与伊斯兰教先知穆罕默德左手持《古兰经》、右手持宝剑相提并论，这件事引起了首都回民的极大愤慨。为了消除错误影响，加强民族团结，北京市民政局在中山公园中山礼堂召开了各界回民代表会议，马坚用历史事实说明穆斯林手持宝剑是为了自卫，不是用来侵略与强迫他人信教，伊斯兰教是通过和平方式传入中国的。为此，马坚先后在《人民日报》等报纸上发表了《穆罕默德的宝剑》《回民为什么不吃猪肉》等9篇文章，全面系统地介绍了伊斯兰教的创立、发展、传播、基本教义与回回民族的关系、回民对中国科学文化的贡献、回民对新社会应有的责任，获得各族人民的好评。毛泽东主席也深为赞许，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并托人转告马坚，感谢他写了好文章，有助于维护民族团结，加深各民族的相互了解。
1954年后，马坚作为人大代表，参加了我国第一部宪法的讨论和制定工作，又参加了这部宪法阿拉伯文版的翻译工作。他还把《埃及共和国宪法》译成中文，由法律出版社出版。马坚教授曾多次为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担任翻译，陪同接见外宾。1958年，北京在天安门广场举行万人集会，声援黎巴嫩、约旦两国人民的反帝斗争，马坚通过广播，用阿拉伯语把中国政府的声明传递给阿拉伯人民。
马坚为了翻译和注释《古兰经》汉译本，倾注了毕生心血。从1939年埃及学成归国后，潜心《古兰经》翻译，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古兰经》前八卷译注本出版，马坚从未间断过《古兰经》翻译工作。但在此后的20年间，因忙于中国阿拉伯语教学的发展以及由于十年动乱的影响，整个译稿的修改和加注工作未能持续进行。粉碎“四人帮”后的1978年春，马坚以病弱之躯和微弱的视力重新整理校对《古兰经》译稿，一直工作到归真的前一天。
马坚翻译的《古兰经》译注本译文忠实准确，文字简洁流畅，风格古朴清新，受到广大穆斯林的肯定和高度评价。正如中国回族著名史学家白寿彝先生所说： 在忠实、 明白、 流利三者并举的要求下， 我相信， 这个译本 “是超过以前所有的译本的”。马坚译的《古兰经》，在他归真后的1981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发行量达20万册以上，并修改重印多次。
除翻译 《古兰经》 外，马坚还翻译和撰写了大量著述，如译著 《教典诠释》 《回教真相》 《回教教育史》 《伊斯兰哲学史》 《阿拉伯简史》 和 《阿拉伯通史》 《回教哲学》 《回教教育史》 《论语》 《论人民民主专政》 等，编著有 《回历纲要》 《阿汉词典》 《中国回教概观》 《回教先贤的学术运动》 《至圣穆罕默德略传》 《回回天文学对于中国天文学的影响》 等。
白寿彝（1909~2000年），字肇伦，经名哲玛鲁丁，河南开封人。著名历史学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1932年燕京大学国学研究所研究生毕业。致力于历史研究和历史教学60余年，在中国通史、中国史学史、民族史等领域里都有建树，为我国历史科学的建设和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他主编的12卷22册《中国通史》是20世纪中国史学界最有影响力的成果之一，江泽民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曾致信祝贺。
1925~1927年，白寿彝就读于上海文治大学和中州大学(今河南大学)。1932年从燕京大学国学研究所研究生毕业后，陆续创办和主持《晨星》 《伊斯兰》 《大河杂志》 《云南清真铎报》 《益世报》 《边疆》 等刊物，协助顾颉刚先生主持文通书局编译所的编务工作。1938~1949年，先后执教于广西桂林成达师范学校、云南大学、重庆中央大学、南京中央大学。1949年7月，同郭沫若、范文澜等创办新中国史学会，同年受聘于北京师范大学。10月，被聘为中国科学院专门委员，与侯外庐先生等筹建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二所，同时创办《历史教学》半月刊，与刘大年先生等发起创办了《历史研究》杂志。
1971年起，在毛主席和周总理的关怀下，主持二十四史的点校工作。改革开放后，先后担任北京师范大学学术委员会主任、校务委员会顾问、历史系主任、博士生导师、《北京师范大学学报》主编、《史学史研究》主编等职，创建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研究所和古籍研究所，并担任两所首任所长。曾担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北京师范大学学术委员会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学术委员会和民族研究所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宗教研究所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国史学会主席团成员，中国教育学会历史分会会长，北京史学会会长，中国民族史学会会长，中国回族学会名誉会长等多种社会学术团体职务。
白寿彝的第一部专著《中国交通史》, 是商务印书馆在20世纪30年代组织出版的中国文化史丛书之一，被视为“第一部较全面地综合研究中国历代交通的学术著作”，具有重要的学术影响。他主编的《中国通史纲要》至今已印刷20余次，被翻译成英、日、西班牙、德、法、蒙、罗马尼亚等多种版本发行，在国际上产生了深远影响。1983年出版的《历史教育和史学遗产》论集，对历史学的本质属性和社会作用作了深刻的阐述。同年还出版了《史学概论》《中国伊斯兰史存稿》。1986年，出版了《中国史学史》第一册。1989年，他主编的多卷本《中国通史》第一卷《导论卷》出版，作者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创造性地阐述了中国历史发展和中国通史编纂中的一些重大理论问题，被史学界和理论界公认为20世纪90年代历史理论发展前沿的代表性著作，受到极大关注。1992年出版《白寿彝民族宗教论集》，1994年出版《白寿彝史学论集》（上下册）。 1997年，他主编的4卷本《回族人物志》全部出齐。1999年，白寿彝教授主编的《中国通史》全部出版，这是20世纪中国历史学界向国人和世界奉献的最宏伟的中国通史著作。
白寿彝教授在历史学方面提出了许多深刻而富有见地的思想，对于我国当代史学研究和历史教育具有重要指导意义。他认为史学史的任务是阐述史学发展的过程及其规律，阐述史学在发展中所反映的时代特点以及史学的各种成果在社会上的影响。在中国社会历史分期方面，他通过自己的探索提出了独到的见解,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阶级关系的变化、阶级斗争的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和中外关系的发展等五个方面因素，把中国封建社会划分为四个发展阶段。在中国民族关系史研究方面，他提出了中国历史上国土疆域的划分与历史上的民族关系密切联系的论点，以及用发展的观点、全面看问题的观点来考察中国民族关系史上的主流问题的论点，引起了史学界的广泛重视。同时他还提出爱国主义思想教育要与民族史结合起来，既要反对大汉族主义，也要反对狭隘的民族主义的主张。白寿彝教授认为，对于中国民族关系史主流问题的探讨，可以看得开阔一点。他认为，许多民族共同创造了我们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历史，各民族的共同努力，不断地把中国历史推向前进，这是主流。
白寿彝教授是我国较早从事回族和伊斯兰教研究的为数不多的学者。其主要成果有《中国回教小史》、《中国伊斯兰史纲要》、《回民起义》四册、《回回民族的新生》、《回回民族的历史和现状》，主编有《回族简史》《中国回回民族史》等。《中国伊斯兰史存稿》是白寿彝回族和伊斯兰教研究的代表之作，对宗教和民族关系、宗教制度、宗教典籍、宗教派别、宗教文化遗产等的研究都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半个多世纪以来，这些研究一直被认为起到了奠基和开拓的作用，受到广泛的关注，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一是提出了回族史研究的理论和方法。二是关于回族来源及其形成时间问题的观点。三是对伊斯兰教与回族形成关系问题的认识。四是对于回族史料的搜集与整理。五是关于回族历史人物的研究与认识。
新中国成立后，白寿彝一直在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任教授。他重视对中青年学者的培养和提携，喜欢和年轻人交谈，教导他们在学术领域里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研究方向；提倡要认真读书，勤于掌握原始材料，养成独立思考的良好学风。白寿彝教授为国家培养了不少的教学人才和研究人才，其中包含少数民族的教学人员和研究人员。
在繁忙的教学研究工作之余，他还担任多种社会职务。新中国成立初期，他是新中国政协代表，此后，又当选第三至六届全国人大代表、四至六届全国人大常委、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成员、第五届全国人大民委副主任、法制委员会委员。还曾担任国家民委委员、中国回民文化协进会副主任、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副会长、民盟中央委员，还是中国共产党第十次代表大会代表。他以极端负责的态度从事各项有关工作。在对外活动方面，白寿彝教授是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委员，曾出席过在芬兰举行的世界和平大会。他还曾担任中苏友好协会、中国印尼友好协会、中国国际文化交流协会、中国国际文化交流中心、中国亚非友好学会、国际和平中国组织委员会、中国统一促进会等社会团体的理事和中国阿富汗友好协会会长等。曾访问苏联、日本和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孟加拉、伊朗、伊拉克、叙利亚、科威特、埃及、阿尔及利亚等国，促进国际友好往来和学术文化交流。
纳忠（1909~2008年），原名纳寿恩，字子嘉，经名阿布杜·拉合曼，云南通海人。早年留学埃及爱资哈尔大学。中国阿拉伯语界的一代宗师、阿拉伯历史文化学家，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首届沙迦阿拉伯文化奖获得者。先后在云南大学、北京外交学院、北京外国语大学等院校任教，是我国高等院校讲授阿拉伯语和阿拉伯文化的第一人，培养了大批阿拉伯语人才，为中阿文化交流作出了杰出贡献。
纳忠1909 年出生于云南通海县纳家营的一个回族家庭，其先世为元朝咸阳王赛典赤·赡思丁。6岁起先后在昆明永宁清真寺、省立师范附小、法文学校、南城清真寺高等中阿学校、昆明明德中学、中法中学等学校读书和学习阿拉伯语。1929年初，纳忠参与了当地回民报刊《清真铎报》的创刊及编撰工作，先后为该报撰稿40余篇。后又在《西北日报》和北平《月华》旬刊上发表了许多介绍伊斯兰教和阿拉伯历史、文化的文章。
1931年11月，纳忠与沙儒诚、张子仁、林仲明、马坚等赴埃及爱资哈尔大学留学，他们是中国第一批赴埃及学习的留学生。1936年6月，纳忠通过严格考试，获得了爱资哈尔大学旧学制中的最高文凭“学者证书”，随后进入历史学院读研深造，专攻阿拉伯伊斯兰历史与文化。在此期间，纳忠陆续翻译了埃及著名学者哈桑·曼苏尔的《伊斯兰教》、叙利亚著名学者穆罕默德·库尔迪·阿里的《伊斯兰与阿拉伯文明》、埃及著名学者艾哈迈德·爱敏的《 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史（黎明时期）》等书。1938年10月，纳忠应邀出席了在埃及国会大厦召开的“世界阿拉伯—伊斯兰国家保卫巴勒斯坦国会高级代表大会”并代表中国留学生在大会上发表了演说，这是中国人第一次正式出席阿拉伯国家如此高规格的大会，“中国人一下子闯进了阿拉伯世界，闯进了阿拉伯人的心目中”。1939年，纳忠与马坚参加了中国留埃学生组成的“中国回教朝觐团”赴麦加朝觐，并与日伪满“华北回民朝觐团”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成为中国抗战外交史上的一段佳话。
1940年9月，纳忠回到阔别9年多的家乡，先后任明德中学教务主任、代校长。1942年底应邀赴重庆中央大学（今南京大学）历史系任教，教授阿拉伯语，这是中国高等学校开设阿拉伯语之始，并编写出中国高校使用的第一本阿拉伯语教材。1945年，纳忠首次在中央大学为本科生开设阿拉伯伊斯兰历史、文化课程，填补了我国教育史上的空白。1947年7月，应云南大学校长熊庆来教授的盛邀，纳忠到云南大学任教，在云南大学开办阿拉伯历史专业。新中国成立后，纳忠奉调到北京，负责筹建外交学院阿拉伯语系，任系主任。在没有教材的情况下，纳忠亲自编写了《阿拉伯语课本》《阿拉伯语语法》等教材，坚持用阿语讲课，为新中国外交战线培养了一批急需的阿拉伯语人才。1962年，北京外交学院并入北京外国语学院（今北京外国语大学），纳忠仍担任阿拉伯语教授、亚非语系系主任，兼任阿拉伯语教研室主任、系务委员会主任委员、院务委员会委员。1981年，纳忠成为中国第一位阿拉伯历史、文化专业的博士生导师，并为中国培养出第一位阿拉伯历史专业的博士。
在阿拉伯语和阿拉伯文化教学之余，纳忠以伊斯兰教先知穆罕默德的“学者的墨水甚于殉道者的鲜血”为座右铭，一直倾心于对阿拉伯语言学及阿拉伯—伊斯兰历史与文化的研究，出版论著、译著20 多部，论文200余篇，可谓著述等身。1948年出版的专著《回教诸国文化史》，这是中国第一部关于阿拉伯历史、文化的著作，揭开了中国史学领域研究阿拉伯历史的序幕，在中国掀起了阿拉伯和伊斯兰历史研究的热潮。从1982年开始，纳忠主持翻译8卷本、200万字的《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史》，由商务印书馆陆续出版发行。这部出自埃及著名学者艾哈迈德·爱敏的历史文化巨著，有“阿拉伯伊斯兰百科全书”之美誉。 1997年，由纳忠主持的国家“七五”重点课题《阿拉伯通史》（上下卷）完稿，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书出不久即获第四届国家图书奖。这是中国第一部由中国人自己撰写的阿拉伯通史，是“中国学者研究阿拉伯历史的顶峰之作”。此外，他还著有《阿拉伯文明史》 《伊斯兰与阿拉伯文化》 《回教学术思想史》《埃及简史》 《埃及近代史》 《阿拉伯中古史》等，并主持编写出中国第一套较完整的阿拉伯语教材（10卷本）和阿拉伯语法教材（4卷本），为中国阿拉伯文化研究和教学作出了奠基性贡献，为国家培养了大量的阿拉伯语人才。
20世纪80年代以后，纳忠应邀代表我国学术界和伊斯兰界出访过阿尔及利亚、巴基斯坦、马来西亚、沙特阿拉伯等阿拉伯伊斯兰国家，被国内外各界誉为“中阿文化交流的使者”。作为享誉海内外的阿拉伯语言文化学者，他担任过中国非洲史学会名誉会长、中国中东学会顾问、《中国大百科全书》编委等学术职务。他是叙利亚大马士革阿拉伯语言学会东亚地区两名通讯理事之一和该学会的终身荣誉通讯委员、巴基斯坦“希吉莱学者奖金”海外委员和该奖学金的第一位中国委员。1993年荣获“中国阿拉伯语教学杰出贡献奖”。2001年荣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颁发的首届“沙迦阿拉伯文化国际奖”，成为非阿拉伯国家获此殊荣的第一人。
纳训（1911~1989年），名光政，字鉴恒，经名努尔。云南通海人。著名的阿拉伯文学翻译家。纳训早年留学埃及，学成回国后先后在云南明德中学、人民文学出版社等部门工作。纳训毕生致力于《一千零一夜》的翻译工作，为中阿文化的交流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纳训自幼从师习经，后就读于云南明德中学。1934年，纳训以优异的成绩被学校选送进入埃及开罗的爱资哈尔大学学习。在此期间，为了弘扬中华民族文化精神，让阿拉伯世界人民更多地了解中国，增进中阿友谊，纳训将唐代文学家柳宗元的《捕蛇者说》、鲁迅的小说《风筝》、朱自清的散文《背影》、罗峰的《绝命书》、曹禺的剧本《雷雨》等中国古今文学名篇翻译成阿拉伯文，在埃及各大报刊上发表，使中国文学走向了阿拉伯世界。纳训还将孙中山先生的传记翻译成阿拉伯文在埃及发表。时至今日，阿拉伯语中对“孙中山”“中山”的表述，还沿用他开始翻译和使用的“孙逸仙”。
抗日战争爆发后，纳训积极投身于抗日爱国宣传活动，他和留埃学生利用报刊、演说等形式，向当时朝觐的10余万各国穆斯林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罪行，阐述抗日战争的正义性，声援祖国的正义抗战，激起各国穆斯林朝觐者对日寇的一致谴责和对中国正义抗战的有力支援，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外交史上的一段佳话。
1947年，纳训学成回国，任昆明明德中学校长，继又担任云南回族刊物《清真铎报》主编，并亲自撰写文章，鼓动民众争自由，反对内战为国家。1951年，纳训调入云南民族学院教务处工作，任资料组组长。1955年调入云南省文联从事阿拉伯名著的翻译工作。1960年调入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译部工作。
纳训毕生致力于著名的阿拉伯民间故事集《一千零一夜》的翻译工作。纳训早在埃及留学时就开始翻译《一千零一夜》， 他根据开罗前进学术出版社1907年所翻印最负时誉的巴格达版本，并参照贝鲁特天主教出版社1928年版本，择善而从，直接译自阿拉伯原文，翻译了该书的全貌。1940年代初，纳训译成2卷，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分5册出版，约50万字。新中国成立后，纳训先生应人民文学出版社之邀，重译《一千零一夜》，1957年出版了3卷。后来，他调入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译部从事《一千零一夜》的全译工作。经20多年的辛勤努力，至1985年6卷本全部出齐，共200余万字，成为中国翻译卷帙浩繁之世界文学名著的一项重大成果，也是中阿文化交流的丰碑。纳训在1984年的译后记中还期望祖国早日统一，希望《一千零一夜》全译本发行到台湾，成为海峡两岸同胞的共同财富。中文版《一千零一夜》问世后，深受广大读者的欢迎，一直是畅销书，一版再版。为满足广大少年儿童读者需要，纳训编译了《一千零一夜》的儿童版，于1986年问世，为少年儿童提供了一部引人入胜的读物。
刘麟瑞（1917~1995年），字石奇。河北沧州人。著名阿拉伯语言学家、翻译家，北京大学阿拉伯语教授，国家有突出贡献专家。早年留学埃及，归国后先后在南京东方语文专科学校、北京大学任教，是将阿拉伯语教学正式引入中国高等教育的先驱之一。
刘麟瑞出身于伊斯兰教经学世家，其父是中国伊斯兰教界德高望重的刘品一（1895～1990年）阿訇。刘麟瑞自幼随父学习《古兰经》等伊斯兰教经典和阿拉伯语。中学毕业后考入北平成达师范学校。1938年赴埃及爱资哈尔大学留学深造。留学期间，认真、刻苦地读书，时刻准备报效祖国。曾于1939年2月随“中国回教朝觐团”赴沙特阿拉伯麦加朝觐，开展抗日宣传。1946年，刘麟瑞学成归国，1947年应聘到南京东方语文专科学校任教，成为该校阿拉伯语专业的创始人。1949年随南京东方语文专科学校并入燕京大学（今北京大学）东方语言文学系任教，是将阿拉伯语从经堂教育正式引入我国高等教育殿堂的先驱者、开创者和奠基人之一。
新中国成立后，作为中国著名阿拉伯语口译和笔译专家，刘麟瑞多次承担国家重大会议文件的翻译和定稿工作，多次担任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陈毅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与阿拉伯国家首脑会谈的口译工作，得到有关单位和领导的表扬。周恩来总理和陈毅副总理曾号召外语院校的学生们向刘麟瑞学习。1952年10月，刘麟瑞参加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简称“亚太和平会议”）。1955年，刘麟瑞随周恩来总理出席万隆会议，担任周恩来总理和埃及总统纳赛尔的翻译。同年6月，随中国代表团赴赫尔辛基参加保卫世界和平大会。1957年8月，刘麟瑞作为中国教育界代表，出席华沙世界教师大会。1958年7月，随以郭沫若为团长，廖承志、包尔汉为副团长的中国代表团赴斯德哥尔摩参加国际合作和裁军大会。
刘麟瑞在长达半个世纪的阿拉伯语教学生涯中，以其高度的敬业精神，言传身教，为中国培养了一大批造诣深、水平高的阿拉伯语专业人才，在20世纪中国阿拉伯语教育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在从事阿拉伯语教学工作之余，他还参加了《阿拉伯语汉语词典》《汉语阿拉伯语词典》《汉语阿拉伯语成语辞典》的编纂和审定工作，参加了《毛泽东选集》《毛泽东诗词》的翻译、定稿工作。与人合译了埃及作家阿卜杜·拉赫曼·谢尔卡维的长篇小说《土地》，翻译出版了茅盾的《子夜》、巴金的《家》《春》《秋》三部曲缩写本等中外文学名著近十种、百余万字，撰写了许多学术价值极高的语言学方面的论文。1993年，刘麟瑞荣获“中国阿拉伯语教学杰出贡献奖”，上海外国语大学陈中耀教授在颁奖大会上评价刘麟瑞和纳忠“是我国阿语界的泰山北斗……笔耕不辍，著作等身，师德人品，皆为楷模”。
杨志玖（1915~2002年），字佩之。山东长山（今邹平县）人。南开大学历史系教授，中国古代史专业博士生导师，兼任国家《中国历史大辞典》主编、《历史教学》编辑委员会主任、中国元史研究会名誉会长、中国民族史学会顾问、中国唐史学会顾问等。一生清苦淡泊，勤奋治学，在蒙元史、隋唐史、元代回族史、马可·波罗来华问题、土地制度史等研究领域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也奠定了他在国际学术界的地位。
在蒙元史研究上，杨志玖教授作出了突出的学术贡献，其最主要的成果集中在马可·波罗的研究、探马赤军研究、元代回族史研究等几个方面。马可·波罗来华及其所撰游记，是元代中西交通史中的重大事件。早在1941 年，杨志玖就发表了题为《关于马可·波罗离华的一段汉文记载》的论文，考证出马可·波罗在其《游记》中所述他伴随蒙古公主从泉州返波斯等事是真实的，马可·波罗确实到过中国。还订正马可·波罗离华时间是在1291年初，而不是以前西方人所考订的1292年初。这一发现得到了向达、顾颉刚、汤用彤、傅斯年等专家和学术界的很高评价，并因此而获得中央研究院名誉学术奖。该文还译为英文，在英美有关杂志上摘要发表。几乎与此同时，法国著名东方学家伯希和利用波斯文史籍对马可·波罗离开中国的时间也得出了和杨志玖教授相同的判断。但仍有一些西方学者认为马可·波罗未到过中国或只到过中国北方，1979年以来，杨志玖教授又连续发表了《关于马可·波罗的研究》等10余篇论文，就引起争论的马可·波罗懂不懂汉语、是否做过扬州总管等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为促进马可·波罗研究的深入开展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他是国际公认的马可·波罗研究的权威之一。
探马赤军是蒙元时期的重要军队，它长期征戍于西域和汉地，对元代政治军事影响很大。1965年，杨志玖发表《元代的探马赤军》一文，批评了日本等国学者认为探马赤军系契丹人和女真人等非蒙古人组成的军队的观点，这是国内第一篇系统研究探马赤军问题的论文，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20世纪80年代以来，他又连续发表《探马赤军问题再探》等多篇论文，在吸收国内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探马赤军的构成、职责、主要特点等进行了科学论述，有力地推动了这项研究的不断深入。
元代是西域人大量东来和回族形成的重要时期。作为元色目人重要部分的回回人问题，既引人注目，又错综复杂。杨志玖教授长期致力于元代回族史，在“回回”一词的起源和演变、元代回回人构成与伊斯兰教的关系、回回人与元代政治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高质量的学术研究。《元代回族史稿》一书是他在元代回族研究方面的总结性论著。
自1941年在西南联合大学任教和抗战后南开大学历史系恢复以来，杨志玖教授在历史学讲坛上执教50余年。20世纪80年代初恢复博士研究生招生制度时，他是当时国内为数不多的能够在两个研究方向上同时带博士研究生的历史学教授，为南开大学历史系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他先后开设中国通史、元史、宋辽金元史、蒙古史专题、隋唐史、史学名著选读、中国土地制度史、中国回族史、中国交通史等多门课程，用自己的辛勤劳动，孜孜不倦地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史学人才。
王惠岩（1928~2007年），辽宁省法库人。吉林大学资深教授、博士生导师。当代中国著名的政治学家、法学家、教育家，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理论的奠基者之一。他提出的一系列原创性观点，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理论，发展和繁荣了当代中国政治学，留下了弥足珍贵的思想财富。
王惠岩1948年考入东北行政学院，1951年毕业于东北人民大学研究生班并留校任教。1981年在吉林大学创建政治学研究室。1983年，他在吉林大学创建了全国高校第一个政治学系，制定了政治学专业的办学目标和教学计划，规范了政治学课程设置，为全国其他高等学校设置政治学专业起到了示范作用。招收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第一批政治学硕士、博士研究生，创立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原理课程体系。作为吉林大学政治学学科带头人，他特别注重青年教师的培养，精心造就了一支结构合理的学术梯队，其中既有学术造诣精深的著名老专家，又有富有创新精神、在国内政治学界颇有影响的中青年学者，还有崭露头角的学术新人，成为吉林大学政治学学科不断发展的宝贵资源。
作为中国当代政治学的领军人物之一，王惠岩教授始终坚持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指导学术研究，取得了一系列具有原创性的学术成就，创立了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理论体系。他先后出版了《政治学原理》《当代政治学基本理论》等10部著作，发表了《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若干思考》《论当代中国政治学的发展》《论政治统治体系》等60余篇论文，其中多篇论文被《新华文摘》全文转载，论文《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若干思考》受到中央领导同志的高度重视。《政治学原理》获全国普通高等学校优秀教材一等奖，《当代政治学基本理论》获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一等奖。他在全国人大所作的法制讲座，得到中央领导同志的高度评价。
王惠岩教授一生致力于教育事业，对教育的本质有深刻的理解。他的理论气魄和讲课艺术使每一个听课的学生都为之折服。在50年的教学生涯中，王惠岩教授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为人治学其道一也”的原则感召学生，以理论和实际结合的方法培养学生，培养了200多位硕士、50多位博士。他的学生中不仅有教育部跨世纪优秀人才、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奖获得者、高校青年教师奖获得者等学术带头人和学术骨干，而且有一批高级党政领导干部、大法官、大检察官、名律师、社会活动家。
王惠岩教授不仅为吉林大学的政治学发展殚精竭虑，而且为其他高等院校和整个中国政治学的整体发展尽心尽力。他先后担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政治学学科评审组成员，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基金政治学学科评审组副组长，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国政治学会副会长、顾问，中国行政管理学会常务理事、学术顾问等职务，帮助许多高等院校设立了政治学系、行政管理系、国际政治系，建立了硕士点和博士点。受教育部委托，王惠岩教授负责起草了政治学学科从“七五”至“十五”的科研规划咨询报告，以及政治学教学计划、政治学学科专业目标，为不断完善我国政治学学科体系，指导当代中国政治学的整体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端木正（1920~2006年），祖籍安徽，出生于北京。1942年毕业于武汉大学政治系，1947年获清华大学法学硕士学位，1951年获法国巴黎大学法学博士学位。我国著名法学家、法国史研究专家、教育家。长期在中山大学从事教学、科研工作，是中山大学法律系的开创者。1985年被全国人大任命为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曾担任国际常设海牙仲裁法院仲裁员、广东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在法律教学、研究和司法实践领域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在法国完成学业后，端木正响应新中国的召唤，毅然舍弃国外的优厚条件回到祖国怀抱，就任岭南大学历史政治系副教授兼代理系主任，后任中山大学政法系、历史学系副教授。1979年中山大学复办法律学系，端木正出任系主任、教授，1987年创办中山大学法学研究所并任所长。1985年，端木正教授以专家身份被全国人大任命为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1990年被任命为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1993年被中国指派为设在荷兰海牙的常设仲裁法院首批四名仲裁员之一。原最高人民法院院长任建新在全国人大常委会提请任命端木正的议案中对他的评价是：“通晓法、英、俄三国语言，在国内外法学界有一定声望，拥护中国共产党，热爱社会主义。”
端木正教授从事法学、历史学教育50多年，不仅在法学、历史学、政治学等方面造诣深厚，而且为人师表，言传身教，培育了一大批法学界的栋梁之才，可谓桃李满天下，硕果海内外。据他教过的学生回忆，端木老师在给研究生上第一课时总是先强调：“要学法先要学会做人。法律人一定要廉洁自爱，执法者守法是做人的根本。”在他半个多世纪的教书生涯中，学生在他的心中始终居于特殊的位置，因而深受学生的尊敬和爱戴。2007年7月，在众多弟子的倡议、捐助下，端木正教授的铜像在中山大学落成。
穆青（1921~2003年），原名穆亚才，河南杞县人。中国当代名记者，新华社原社长。1942年，穆青作为战地记者参加了八路军。此后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他一直从事战地新闻报道，参与了包括推翻蒋介石统治的解放战争的报道。在担任新华社社长十余年间，新华社从国家通讯社逐步成为世界性通讯社。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记者生涯中，穆青的多篇新闻作品成为中国新闻史上广受赞誉的名篇，影响了几代中国人，其中以描写一位基层县委书记焦裕禄的长篇通讯等最为著名。同时，他还出版了散文选、摄影集以及新闻理论著作数十部。
穆青自幼好学，5岁时跟其祖父学习古文，1933年升入杞县大同中学，其间阅读了大量的中外文学名著，担任学校进步团体“文学艺术同盟”主席，出版文艺刊物《群鸥》。受进步思想影响，穆青于1937年投奔延安，并就读于鲁迅艺术学院。1938年8月开始发表前线通讯《岛国的呐喊》。1942年，穆青发表了新闻报道《我看见了战士的文化学习》。通过描写战士们在战斗劳动生产之余，抓紧点滴时间进行文化学习的事迹，反映了战士们的精神世界和革命志向。1942年，穆青发表了第一篇出色的人物通讯《人们在谈说着赵占魁》，再现了陕甘宁边区工业劳动模范赵占魁的风采。1943年发表了《雁翎队》。1946年，穆青接受了采写东北抗日联军历史的任务，写了《东北抗日联军史略》。通过丰富的资料、确凿的事实，再现了将士们在白山黑水之间14年艰苦卓绝的英勇斗争。解放战争期间，穆青随军南下，写出了《飞驰在南线的汽车兵团》《穿过大别山麓》《良田镇的无名女英雄》《狂欢之夜》《十里长鞭》《热情澎湃的长沙城》《白匪主力溃灭的狼狈相》等多篇战地通讯，真实地记录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胜利的足迹。在土改中写了《因为分配了土地》《抢财神》《谁养黄牛谁发财》等新闻作品。他的新闻通讯报道浓缩了伟大时代，多角度、多侧面、全方位地叙写了时代激流，因而读来引人入胜。
1959年8月，穆青任新华社副社长，很重视组织采写有重大影响的新闻作品。在他的组织并参与修改下，新华社先后发出了一批新闻精品，在社会上产生了广泛的效应。 1966年2月7日，《人民日报》发表穆青与冯健、周原同志合写的长篇通讯《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 1978年3月，《人民日报》发表穆青与陆拂为、廖由滨合写的长篇通讯《为了周总理的嘱托——记农民科学家吴吉昌》。 1979年4月，新华社播发穆青与陆拂为合写的长篇通讯《一篇没有写完的报道》，介绍了植树模范潘从正的先进事迹。1981年1月，新华社播发了穆青与郭超人、陆拂为合写的长篇通讯《历史的审判》。1990年7月，新华社播发了穆青与冯健、周原同志合写的长篇通讯《人民呼唤焦裕禄》。1989年政治风波后，改革发展又面临一个紧要的关口，姓“社”姓“资”争论阻碍着社会前进的步伐。1992年1月初，穆青在实地调研基础上，与胡国华、王志纲合作采写了新闻力作《风帆起珠江》，以生动雄辩的事实，肯定了改革开放的巨大成果，以广东的巨大变化为改革开放“正名”。1993年11~12月，穆青与冯健、周原同志深入河南采访，写出了通讯《潮涌中州》《赶着黄牛奔小康》。1994年2月发表长篇报道《两张闪光的照片》，介绍红旗渠特等劳模任羊成的先进事迹。7月，穆青与冯健、袁养和合写了长篇报道《苏南农村第三波》。1995年12月，《经济参考报》连载穆青与冯健同志合写的长篇报道《中原“金三角”纪行》。
从1982年4月起，穆青任新华社社长，当年9月在党的十二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作为新华社这个万人大社的领导者，穆青积极主张多层次、多渠道、全方位地拓展通讯社的职能，主持创办了《半月谈》《 瞭望》《环球》《经济参考报》《新华每日电讯》等报刊，丰富了新华社的报道领域，更加有力地发挥着新华社作为党的喉舌的强大作用。他把抓队伍建设当作工作的重中之重。他经常语重心长地对大家说，人家都把新华社当作党的新闻事业的代表，把新华社记者当作党的形象来看待，我们一定要把作风建设提高到这样的高度来认识：我们不仅是代表个人，我们是代表党的，是代表党的舆论的。代表党的舆论的人还这样自己作践自己，那就不是个人的问题了，那就是一个原则问题了，一个有关党的形象和威信的大问题了。在穆青担任社长10余年间，新华社由过去只为报纸、电台、电视台播发通讯稿的单一业务，迅速扩展成为为全社会服务的多项业务功能，并继续向多媒体集团的宏伟目标迈进。新华社从国家通讯社初步建设成为世界性通讯社。
穆青领导新华社走向世界，加快建设现代化的世界性通讯社取得了令西方同行刮目相看的成就，只用10年就走完了西方通讯社几十年走过的路程，使新华社成为国际新闻界瞩目的新兴的竞争者。和穆青、周原一道采写焦裕禄的冯健这样评价说：“穆青不仅是一个优秀的记者，更是新华社事业的开拓者。他担任新华社社长的10年，正是新华社新闻事业全面发展的10年！”穆青的精神像一面永不褪色的旗帜，永远激励着每个新闻工作者，为党和人民的新闻事业奋斗、创造、献身。
马少宣（1867~1939年），名光甲，字少宣。北京人。近代著名内画壶艺术家。后世称马少宣为“京派”内画的“四大名旦”之首，他以工笔“一面诗一面画”内画技艺闻名全国，为我国的内画壶艺术作出了里程碑式的贡献。在西方艺术界，马少宣被称为内画壶艺术中的“毕加索”。
马少宣18岁时开始学习内画壶技艺，通过刻苦钻研内画艺术，加上他良好的艺术天赋，不久便娴熟地掌握了内画壶技艺，并开始小有名气。马少宣最擅长内画鼻烟壶，其内画鼻烟壶最鲜明的特点是书画并茂，富于诗情画意，画工极为精湛。其作品最常见的形式是一面绘画，一面题字，即使是同一题材，也常配有不同的诗句，成为独家风格。其绘画题材也很广泛，山水、人物、花鸟无所不能，尤以人物肖像画见长。他所绘人物肖像善于用若明若暗的浅墨色调，一如黑白照片那样柔和、逼真，使人物的形象、神韵栩栩如生。在内画壶的背面，他成功地将唐代著名书法家欧阳询的楷书再现于小小的鼻烟壶中，字体工整严谨，功力颇深，成为一大创举。马少宣内画作品具有浓郁的文人气息，内涵深远，笔力严谨, 他在拇指大的壶内恭楷书写的全篇《九成宫》，显示了较高的文学艺术修养。以京剧大师谭鑫培扮演的黄忠为题材的内画壶，是他的代表作。其画风苍劲有力，意境无穷，笔法精湛。1915年马少宣创作的内画鼻烟壶，曾获得“巴拿马万国博览会”名誉奖。
20世纪30年代起，马少宣及其内画壶艺术，就受到世人的高度关注和评价。我国著名民俗学家金受申和古董鉴赏家赵汝珍就在各自的著作中称赞马少宣的内画技术是“鬼斧神工”，称赞他是最著名的内画壶艺术家。在当代，马少宣的内画壶作品更是受到人们的追捧。2004年，一只马少宣款水晶内画“寿臣”画像鼻烟壶，以174.375万港元价格在香港被拍卖，创造了单只内画鼻烟壶的世界纪录。国际中国鼻烟壶学会前任主席鲍勃·斯提芬斯在他所著《鼻烟壶收藏手册》中称马少宣为内画壶艺术中的“毕加索”。
梁崎（1909~1996年），字砺平，号聩叟，又号燕山老民、采薇老人。祖籍河北，后迁居天津。是20世纪杰出的国画大家，生前命运坎坷，但执著于中国传统绘画艺术，并取得非凡成就。先后出版有《梁崎画集》（1988年，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梁崎书画作品选》（1994年，天津杨柳青画社）、《梁崎书画集粹》（2001年，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荣宝斋画谱·山水部分梁崎绘》（2003年，荣宝斋出版社）、《荣宝斋画谱·花鸟部分梁崎绘》（2005年，荣宝斋出版社）。著名画家范曾先生评价梁崎：“像梁先生这样水准的画家，全中国不过十人而已。”
梁崎1909年2月23日出生于河北省交河县东王武乡曹庄村一个回族诗书世家，家中收藏了许多历代名家字画、文物和图书，远近闻名。梁崎天资聪颖，少年时就已显露出艺术的天分。童年的梁崎有一次随祖母探亲，外曾祖刘光第见他喜欢绘画，就赠给他两本《古今名人画稿》《十竹斋画谱》，这成为他的启蒙范本。1914年，梁崎入曹庄石桥私塾，在父亲的亲自指导下开始习字、学画，其间常常得到知名画家安佩兰的悉心指点，画艺精进。6岁时临摹家藏的八大山人《松鹿图》，已可乱真，乡里惊为“神童”。10岁时跟随舅祖刘恩溥学习指画并专攻小楷《乐毅论》。1930年，年仅22岁的梁崎开始步入画坛，被湖社画会创始人金潜庵发现，邀其为湖社画会会员，取名“漱湖”。1933年梁崎开始在《湖社月刊》上发表山水画作品，分别署名梁松庵或梁凝云、梁琦等。新中国成立后，梁崎的存在，并没有引起别人的关注，他仍旧从事着与钟爱的艺术无关的工作，先在一所卫生院干后勤工作，后在天津市中专卫生学校、天津中医学院工作。其间，也应邀为天津市新华艺校、天津市红桥区文化馆教授国画。1966年，“文化大革命”浩劫开始，他受到严重冲击，家中的画册、画稿、笔记、书籍、文物古玩等被洗劫一空，身心受到严重摧残。但他没有屈从于任何恶势力，没有被命运拨弄，依然“寄情丹青，挥洒自得”，见造反派抄家后只剩下一盏油灯，就诙谐地将斋号“燕归楼”易名“一灯庵”以自嘲。1969年年底，梁崎随天津中医学院调至石家庄，在河北新医大学工作，为了生活，他几十年一直干工会、总务和挂号工作，掏过厕所，看过大门，还在石家庄种了7年菜，就是这样的生活才磨砺出梁崎忍辱负重、大器晚成的艺术风骨。1975年退休回天津定居。年近古稀，生活负担沉重，家境极度困窘，使他不得不受雇于人，为别人作画。但越是在困难时期，越是他创作的高峰期。其间他不仅大量作画，还写成了汇集他中国传统艺术心得的《山水论》《守研庐画余随笔》等书稿。
临近暮年，梁崎的绘画才被注意。1986年3月，民革中央、天津市民委在北京民族文化宫举办“梁崎书画展”，观众好评如潮。1990年天津和平文化宫举办“梁崎桃李画展”。1995年梁崎被授予“天津市鲁迅文艺奖特别奖”。1996年4月6日，著名画家范曾先生造访梁崎，同居津门的两位大师首次晤面，范曾见到梁先生画册及境况后“感极而泣，提笔为先生画像”。以后范曾又几次为梁崎的画题字、题跋，并于2002年用毛笔为梁崎的山水画册撰写了序言。就在范曾造访后3天，梁崎走完了他平凡而又不凡的一生，离开人世，享年88岁。
梁崎生前担任过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天津画院画师、天津文史馆馆员、全国书画函授学院特聘教授、广西石涛艺术学会名誉理事等职务。著名红学家周汝昌先生称赞梁崎的画：“展毫造化，缩楮乾坤，灵泉之源，书画之魂，四僧八逸，意倾神存，不狂不怪，奇气斯尊，万卷千卷，升堂及门，津沽光焰，炎黄子孙。”对梁崎的艺术成就给予了充分的肯定。
张悲鹭（1917~1993年），四川乐山人。早年留学日本，抗战爆发后回国，以画笔为枪从事抗日救亡活动。解放前曾创办西南艺术学院（重庆）、凌云美术学院（上海）及上海美术研究所等专门从事美术人才培养和研究的机构。他将中国画、日本画和西洋画之技法融会贯通，自成一派新画风，主要作品有《百虎图》《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图》《百鸟朝凤》《万马奔腾》《迎接祖国的春天》等，是一位富有爱国主义情怀的国画大师，位居我国四大画虎名家(另三位是张善孜、高剑父、胡藻斌)之列。
张悲鹭，原名礼泉、清泉，青年时先后在成都东方美术专科学校和杭州艺术专科学校就读。在杭州期间与一位叫罗清鹭的女子相恋，而罗的父亲却要女儿与当地豪绅成婚，罗清鹭选择以投江自尽的方式来反抗封建包办婚姻，张得知消息后十分悲痛，怆然改名为悲鹭，以示对逝去恋人的永远怀念。1936年，张悲鹭考入日本上野美术专科学校深造。
抗日战争爆发后，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怀激发了他的创作灵感，经过3年多的构思和精心创作，于1940年完成当时中国独一无二的巨幅画作《百虎图》，108只猛虎跃然于60米长卷之上，寓意中华民族在国难当头之际的不屈精神和奋起的力量，郭沫若、田汉、冯玉祥、于右任、茅盾、史良、沈钧儒、叶圣陶、梅兰芳、谢冰心等百余位知名人士在《百虎图》上题诗签印。1941年下半年，为庆贺郭沫若五十岁生日，张悲鹭创作了巨幅国画《怒吼吧中华》，画面上一轮红日蓬勃而出，象征着中华民族的光明与进步势不可挡。抗战期间，《百虎图》等作品先后赴苏联、美国、英国、波兰、捷克、德国、法国、比利时、瑞典、意大利和加拿大等10多个国家展出。在莫斯科，张悲鹭分别向斯大林大元帅和加里宁主席献赠油画《保卫祖国》和《慈母手中线，战士身上衣》。这些时代主题鲜明的作品和展出活动，在对内激发中国人民的抗争精神、对外争取国际社会道义支持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改变落后面貌、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新气象，激发了画家新的创作热情，他花了半年多时间创作了巨幅国画《百鸟朝凤》，画卷长12米，宽6米，画面由一只巨大的红冠白凤和聚拢在其周围的800只色彩多样、形态各异的鸟雀组成，上有张悲鹭所拟、著名书法家沈尹默题写的四句诗：“百鸟朝凤，全民拥共；紧密团结，世界大国。”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张悲鹭再次拿起搁置多年的画笔，先后创造了《万马奔腾》《孔雀开屏》《迎接祖国的春天》等近百幅国画，热情讴歌党的改革开放政策和蒸蒸日上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张悲鹭一生主要在上海、安徽等地从事绘画和美术教学工作，晚年主要从事美术理论研究和文学写作，完成出版了《透视学》 《色彩学》 《艺术概论》 《素描杂谈》 《叱咤集》 《澎湃集》 《我的心弦》等著作。1993年病逝，终年76岁。
曾杏绯（1911~），女，原名曾瑜，经名阿依舍。江苏常州市人。当代工笔牡丹画名家，从画80余年。作品参加全国第三、四、五、六、八届美展和《百年中国画大展》，收入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女画家作品选》《中国当代女美术家作品选》等大型画册，被中国美术馆、中南海、毛主席纪念堂收藏。曾任中国美术家协会宁夏分会主席、中国美术家协会二、三、四届理事，国家一级美术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1995年世界妇女大会期间，她被华夏美术出版社和中国当代美术家作品集出版组委会命名为“国宝级艺术家”。
曾杏绯7岁入私塾，9岁入常州女师附小。16岁时，曾杏绯拜画家徐凤林为师，一年后又随常州著名画家蒋志明先生学习三年。她天资聪颖，勤奋好学，打下了坚实的传统绘画基础，尤以工笔没骨花卉见长。没骨，指作画时摒弃墨线勾勒，不用墨线为骨，直接用彩色描绘物象的一种画法。据宋朝董著《广川画跋》记载，最早的没骨花是宋朝徐崇嗣创造的，徐用此法画芍药花，不用墨勾骨干线，直接用颜色晕染，这种没有骨干线的工笔花卉，简称为“没骨花卉”。
1930年冬，应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委员长马福祥邀请，曾杏绯到南京给马福祥夫人马书城做绘画家庭教师。后由马书城做媒，1932年与马书城之弟马季康在南京结婚。此后，由于时局混乱，他们一家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1941年，曾杏绯到平凉女师和女中任美术教员。1947年，曾杏绯在马书城的邀请下来到银川，从此定居在这里。
1950年，曾杏绯参加了西北妇代会，1951年进入原宁夏省妇联工作，1952年她加入了中国民主同盟会，1955年，从妇联调科协任《科普报》美术编辑。1953~1956年，她的作品连续3次入选全国美术展览，她也成为宁夏第一位入选全国美展的艺术家。此后，每一届的全国美术展，都有她的作品参展。
1958年，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曾杏绯作为回族美术家被调入自治区文联，负责美术组工作。曾杏绯一心扑在人才的培养和各种活动的开展中，培养了一大批美术人才，也活跃了当时的文化氛围。1960年，她参加第三次全国文代会，当选为中国美术家协会理事，回族女画家当选全国美协理事，无论在当时还是现在的国内美术界都极为少见。1963年，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曾杏绯的单幅《牡丹花开朵朵鲜，神州生气史无前》。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曾杏绯重新拿起画笔，她重新作画的第一幅作品以陈毅元帅的诗句“要知松高洁，待到雪化时”为题。这是一幅由青松、玉兰、牡丹等好几种花组成的大幅画作，她把自己对祖国的热爱、对真理的追求、对美的追寻、对亲人的怀念等情感凝聚于笔端，用诗情画意，表达她的一片真情。1979年，宁夏文联恢复，曾杏绯仍回文联工作。1979年10月，她参加了全国第四次文代会，任宁夏美协分会主席。年届七十高龄的老人精神特别足，进入了艺术创作的黄金时期，多年的坚持不懈和扎实的传统绘画功底使她很快达到了事业的巅峰。
1984年，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曾杏绯花卉作品选》。1985年，银川市举办了曾杏绯作品展，共展出作品100幅，画展深得好评。1986年，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和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授予她“双文明建设先进个人”称号。1986年，她的作品《一品红》《牡丹》《紫玉兰》等6幅送日本、法国、联邦德国、阿联酋、新加坡、香港等地展出。1994年10月，中国少数民族美术促进会授予曾杏绯金奖。1995年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期间，她的花卉作品《萱草紫藤》入选华夏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当代女美术家作品选》，并称她为“国宝级艺术家”。1998年6月，宁夏人民出版社又出版了《曾杏绯作品画集》。2001年10月中国美术家协会、中国少数民族美术促进会“民族百花奖”第五届民族作品展览组委会特授予她“民族杰出美术家”称号。
侯喜瑞（1892~1983年），字霭如。河北衡水人。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他在舞台上先后塑造了许多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尤其扮演曹操，最有特点，被誉为“活曹操”。侯喜瑞在艺术表演实践中，注重总结经验，形成了一套自己的京剧表演理论，逐渐形成了“侯派”的独特艺术风格。侯喜瑞退休后积极投身于京剧艺术教育，为国家培养了大量的京剧人才，为梨园界所尊崇。
侯喜瑞出生在北京一个贫穷的回族家庭，5岁时母亲病故，生活非常艰难。9岁时，父亲把他送进了喜连成（富连成前身）科班，入科学戏，自此踏上了京剧表演艺术的道路。侯喜瑞学戏练功异常刻苦，他每天鸡叫三遍就开始练功，等他练完头一遍功后，别的学徒才开始起床。一天从早到晚，除科班安排的学戏排戏外，其余时间全是在练功，特别是耗大顶、翻虎跳、摔抢背、拧旋子等基本功，他随时一有空闲就练，并练就了一身扎实的武功根底。在老师的教诲下，学会了很多戏，很快崭露头角，14岁便成为净行佼佼者。
侯喜瑞搭班演出以后，仍刻苦勤练，经萧长华的提携与举荐，又拜享有“活曹操”美誉的黄润甫为师。一日，萧长华带他到中和园观看黄润甫与德珺如合演的《取洛阳》，黄润甫扮演的马武一出场，便深深地吸引住了他，如此高超的表演使他大开眼界，并深深地迷上了“黄派”艺术，并且非常渴望拜黄润甫为师，但是黄先生从不收徒。侯喜瑞就常常观摩黄润甫的表演，潜心模仿，勤学苦练。有一次，黄先生看过他演的《东昌府》中的郝世宏以后，觉得酷像自己，非常满意，在萧长华先生的力荐下，便破例正式收为门下弟子。自打拜师后，黄润甫言传身教，侯喜瑞学得专注，技艺也日臻成熟。侯喜瑞不仅熟练地掌握了演“黄派”剧目的表演方法，学会了运用“三长”（长神、长气、长腰），“两缩”（缩腹、缩臀）来使自己的体形显得更高，使得本来身材矮小的侯喜瑞显得挺拔、威武，精、气、神俱佳，满台生辉。由于侯喜瑞为人诚实稳重，又极有事业心，尤其对黄派艺术的执著追求，黄润甫深为感动，将自己生平所学倾囊相授。数年后，侯喜瑞终于把一批黄派剧目如《战宛城》《取洛阳》《闹江州》《淮安府》《连环套》等继承下来。特别是演《三国》戏中的曹操，侯喜瑞根据自己的心得体会，加以琢磨，又有一些独创发展。
侯喜瑞一生演过300多出花脸戏，包括配角和零碎儿，最有代表性、最有特点的当属曹操了。他根据史书上对曹操的记载，反复琢磨这个人物的复杂性格，从脸谱到表演，每出戏在特定环境中灵活运用，如在《捉放曹》中，突出地表现了曹操的奸诈、多疑。在《阳平关》中，把曹操通过痛哭夏侯渊，来笼络人心的权术鲜活地表现了出来。侯喜瑞演的十多出曹操戏，一出一个样，从不雷同。他通过京剧程式把曹操身上具有的“奸雄与英雄”“ 文韬与武略”“雄心壮志与心胸狭窄”等双重性格活灵活现地塑造了出来。20世纪30年代，侯喜瑞即蜚声京都艺坛，与当时赫赫有名的金少山、郝寿臣并称“净行三杰”。
侯喜瑞既是一位优秀的表演艺术家，又是开创新流派的一代创始人。他在保留了黄派艺术风格的前提下，把自己的表演艺术总结提炼形成了理论，形成了新的京剧艺术流派——“侯派”。“侯派”艺术概括起来主要为“三懂”“三和”“三能”“三化”。“三懂”即懂戏词、懂戏情、懂戏理；“三和”即精神相和、神气相和、精神与气相和； “三能” 即能演主角、能演配角、能演零碎儿； “三化”即性格化、感情化、意境化。
1949年后，侯喜瑞受聘于北京戏曲研究所，并在中国戏校、北京戏校执教，他把侯派技艺毫不保留地传授给了广大学生，使许多学生都得到他的教益。70岁时，还能主演《马踏青苗》这样身段繁复的重头戏。90高龄时，还为中国戏曲学院编写侯派花脸剧目教材。1960年，侯喜瑞口述表演艺术经验，由张胤德整理成《学戏和演戏》一书。侯喜瑞把一生贡献给了自己挚爱的京剧事业，同行们赞誉他是德高、艺高、寿高的“三高老人”。
马连良（1901~1966年），字温如，号古历轩主。北京人。我国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大师，为“四大须生”之首，京剧马派艺术创始人，为发展改革京剧艺术和培养青年京剧演员作出了重要贡献，被认为是中国戏曲史上一位里程碑式的人物。马连良的经典剧目主要有《借东风》《一捧雪》《四进士》《苏武牧羊》《海瑞罢官》《赵氏孤儿》等数十部。
马连良父辈在北京阜成门外经营茶馆，人称“门马茶馆”，因茶馆内设有“清音桌”，常有戏迷、票友和专业演员来此喝茶并唱戏，“门马茶馆”便成为当时有一定影响力的票房。马连良的父亲及几位叔叔都喜好京剧表演，尤其是三叔马昆山带领兄弟子侄下海从艺，养家糊口。马连良自幼便受到家庭环境的熏陶，咿呀学语时，耳朵里就灌满了西皮二黄。五六岁时，就已曲不离口，对京剧的喜爱近乎痴迷。马连良8岁入北京喜连成（后改富连成社）科班。先师从茹莱卿学武生，后师从叶春善、蔡荣桂、萧长华学老生。马连良学戏悟性很好，练功异常刻苦。学武生，动作灵活洒脱，腰腿功夫好；学老生，吐字清晰，字正腔圆。马连良最喜欢登台演戏，一有表演机会，总是很兴奋。他演戏前反复琢磨，极为认真；在舞台上嗓子响亮圆润，悦耳动听，颇受观众喜欢。几位老师认为马连良人才难得，便倾心相教，精心培养。经过7年科班的刻苦学习和登台演出，马连良崭露头角，在京都梨园界已经小有名气。1917年，马连良出科毕业后，受三叔马昆山之邀赴福州搭班唱戏，担当老生主演，名气日盛。一年后重返“富连成”，再次坐科学戏。在此期间，马连良除每天跟师父学戏外，还常常观摩谭派名家的演出，汲取艺术营养。时常登门向有梨园界“通天教主”美誉的王瑶卿求教谭派艺术，提高自己的京剧艺术理论修养。经过三年回炉打造，马连良表演艺术不断成熟，1921年以优异的成绩毕业。马连良的两次入科，在京剧发展的200年间，可谓史无前例。他虚心进取的治学态度，为日后成为梨园界泰斗式人物夯实了基础。
1922年春，受上海“亦舞台”邀请，马连良赴上海演出，马连良以“正宗谭派须生”名号，开始了与白牡丹（荀慧生）的舞台合作。第一出戏是谭派名剧《问樵闹府》《打棍出箱》，马连良首次亮相，从一挑台帘出场开始，无论是唱腔、念白、身段、手势和台步无一不“谭”，而且扮相和做派上还透着一股雅致和帅气，一下子引起了轰动，可谓一炮走红。之后，他又演出了许多谭派名剧，如《南阳关》《借东风》《群英会》《打渔杀家》《失空斩》等，他演一出，满一出，红一出，红遍上海，饮誉申江。
1927年，马连良加入“春福社”，担当起了挑班的头牌老生，真正步入了“一线明星”的行列。不久，又在“扶荣社”中任头牌老生，上演了许多新剧目。马连良的事业开始蒸蒸日上，初步奠定了自己在中国梨园界的地位。这时马连良开始关注和研究一些老剧目，如《流言计》《临江驿》《鸿门宴》《许田射鹿》等，并进行了挖掘、整理和再创作，对唱腔、做工、念白也作了大胆革新。新编剧目不但顺应了时代的要求，而且使京剧艺术在剧目上得到了丰富和完善，演出后即获得了巨大的成功。1930年9月，马连良组建了“扶风社”，带领“马家班”辗转于京、津、沪等地演出，主演以“马派”艺术风格为主的新编和改编剧目，受到广大观众的喜爱。
马连良一生矢志于京剧艺术革新。他以谭鑫培唱腔为基础，结合自己的功底和嗓音条件，广泛吸收各派演唱特点，博采众长熔于一炉，设计出了一套适合自己声腔、身段的音乐和服装艺术，形成了“马派”的表演风格。他的演唱流利、舒畅，雄浑中见俏丽，深沉中显潇洒，奔放而不失精巧，粗豪又不乏细腻，他以独特的风格，为京剧开创一代新声，成为广大群众喜闻乐唱的马腔，丰富了京剧老生的唱腔艺术。他的表演，手、眼、身、步结合一体，准确严谨，凝重潇洒，将人物蕴含的复杂感情，节奏鲜明地形之于外，形成独具艺术魅力的马派风采。以马连良的拿手剧目之一《借东风》为例，其中那段“学天书”的大段二黄，是他经过长期锤炼，反复琢磨，几经改动而设计的一段新颖、独特的唱腔，听起来脍炙人口，堪称经典。
马连良在事业成功后，十分热心于社会公益事业。先后资助了北京花市穆德回民小学、天桥礼拜寺、三里河礼拜寺的兴建和修缮，还经常向贫苦回族乡亲施舍食物和衣物等。1942年，马连良以40万元巨款购得一块占地6万平方米的地皮和20余间校舍的学校，捐予沈阳“回教学院（沈阳市回民中学前身）”，供回族子弟学习。1946年春，赴上海为宋庆龄主办的儿童福利基金会义演多场。此外，马连良还涉足商业领域，1935年他入股中国大戏院，成为戏院股东之一。
1948年秋，马连良应邀赴香港演出，拍摄影片《借东风》《打渔杀家》《游龙戏凤》等“马派”经典剧目，当时正值时局动荡，生计艰难，被困香港。1951年10月，在周恩来总理的关怀下回到大陆，在北京组建了马连良京剧团。1953年朝鲜停战协议签订，马连良与梅兰芳、程砚秋、周信芳等参加了慰问团，赴朝鲜为志愿军战士演出。
马连良舞台生涯50多年，他培养学生不遗余力。无论是谁，只要具有才华，他都给予重视和鼓励，给予其展露才华的机会。如张君秋、叶盛兰、袁世海等人的成功就与他的热心提携有直接关系。1962年，受周恩来总理委派，马连良出任北京戏曲学校校长，从此，他把主要精力用于教学和培养学生上。学校招收学生，马连良每次都亲自挑选新人，亲历亲为，呕心沥血，为国家培养了大批优秀的京剧人才，为中国的京剧艺术事业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雪艳琴（1906~1986年），原名黄咏霓。祖籍山东济南，1906年出生于北平（今北京市）一个贫困的回族家庭。20世纪二三十年代红极一时、艺冠群芳，位居“四大坤伶”之首，与马连良、侯喜瑞并称为“梨园回族三杰”。作为第一代京剧女演员，她首开男女演员同台合演新风气，与谭富英合拍了第一部有声电影《四郎探母》，是我国京剧史上艺龄最长、成就最高的女性京剧表演艺术家、教育家。
雪艳琴从7岁起先后师从张彩林、郭际湘、王瑶卿学戏，由于她勤奋刻苦且禀赋极佳，几年后演技大进。18岁时自己组织戏班，一改以往男女不同班、不同台的旧制和男班里只能男演女，女班（坤班）里只能女演男的传统，成为京剧史上的一大创新。雪艳琴在京剧艺术生涯中善于博采众长、富有创新精神、注重人文修养，她的演唱不仅得王瑶卿老先生真传，而且吸收了梅、程、尚、荀诸家之长，形成了自己声音圆润、唱法细腻、腔调悠长、情韵兼致的演唱风格，当时的评论家称她的演唱“得畹华（梅兰芳）之神采，含御霜（程砚秋）之缠绵，具小云（尚小云）之清越，兼留香（荀慧生）之绮丽，总四家而擅美，跨南北而孤出”。
雪艳琴天生嗓音宽厚，扮相秀美高雅，身姿舒展大方，演技出神入化，音色悦耳动听，犹如珠落玉盘，常常使观众为之倾倒，她的拿手好戏有：《玉堂春》《四郎探母》《雷峰塔》《霸王别姬》《雁门关》《红鬃烈马》《梅玉配》《得意缘》《十三妹》《双姣奇缘》《盘丝洞》《杏元和番》《贵妃醉酒》 《贺后骂殿》 《战宛城》 《翠屏山》。为了赈灾和救济贫民，曾与杨小楼、马连良、谭富英、侯喜瑞等合作义演 《霸王别姬》《拾玉镯》 等剧目。日本军国主义侵入东北之后，她一度谢绝演戏，闭门不出。
1953年，雪艳琴经梅兰芳推荐进入中国京剧院工作，不仅重新排演了《打金枝》 等传统戏，还在《白毛女》 《林海雪原》 《杏源和番》 等现代京剧中成功地塑造了不同人物，受到观众的一致好评。1960年，雪艳琴接受组织安排调往中国戏曲学院从事教学工作，在10年多的教学工作中，她认真负责，一丝不苟，她常说：“过去我演戏出了错，错在自己身上，现在教戏要是出了错，就耽误了同学们。”雪艳琴以勇于革新、诲人不倦的精神，对中国的京剧艺术和京剧教育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王树萱（1877~1947年），云南昆明人。著名滇剧表演艺术家。曾拜滇班著名老生王辅臣为师。后随名丑刘三星学丑角，尽得其艺。清末，王树萱搭过昆明戏班、通海福寿班、个旧滇舞台等。王树萱演的丑角，完全不搞庸俗的插科打诨，或者单纯的逗人笑笑。他能融入戏中，把人物的幽默性格表露无遗，给观众带来幽默、诙谐、辛辣的艺术享受。
王树萱，原名马才顺，是昆明顺城街一户回族人家的孩子。由于自小家庭贫困，父母对其管教颇为严格，马才顺平时沉默寡言，但他不开口则罢，一开口便会让人捧腹大笑。他非常聪明，能即兴编出很多好笑的顺口溜。10岁那年，他拜滇剧著名文武老生王辅臣为师，改随师姓，取名树萱。
王辅臣是滇剧著名班子群舞台的台柱子，唱得一手好戏。王树萱天资聪颖，又能吃苦，加上得名师传授，很快就能登台演戏。王树萱本想在老生这个角色上有所成就，但事与愿违，只要王树萱一登场，看到他那矮胖的身材，滑稽的扮相，所有观众便哈哈大笑。王树萱为此特别苦恼，此时一名老艺人出来指点，让他改学丑角，也许成就更大。此后，王树萱便跟随滇剧名丑刘三星学习丑角，不过没有拜刘三星为师，他终身尊王辅臣为师。但刘三星并不介意，还很器重他，把自己一身本事毫无保留地传给了他。
王树萱学得一身丑角本事后，便登台演丑角。他先后在通海、个旧、贵州等地的戏班演过戏，所到之处，观众无不趋之若鹜，甚至达官贵人也专程来捧场。他的拿手戏很多，著名的有 《滚灯》 《祭棒槌》 《裁缝偷针》 等，令人百看不厌。那时昆明也有京剧班同时演出，有的戏迷两边都买票，看完王树萱的演出后，再赶到京剧班去看京戏。当时昆明著名的评书老艺人陈玉鑫，只要王树萱唱拿手戏时，他老人家宁肯停下书来不说，放弃报酬也要去看王的演出。
王树萱演的戏，语言优美，动作优雅，不带一点俗态，但一出场就会让观众狂笑，有的观众笑得打滚，有的观众甚至笑到憋气，只好离开场子去外面揉揉肚子，再回来接着看。不但一般的观众看他的戏会狂笑，就连内行也忍不住大笑。王树萱演戏演得好，做人也极其认真。他常教导晚辈：“要把戏演好，先把人做好。”当时，王树萱已经是戏班里的管事，但为人严肃认真，品德高尚，从不与坤角拉拉扯扯。看到班子里有不正派的作风时，总是苦口劝勉。尽管他在台上口齿伶俐，但台下却判若两人，不但话不多，而且从不言他人是非，更不出口伤人。
演戏上，王树萱对大家一视同仁，要求严格，他说：“演龙像龙，演虎像虎，演龟儿得像龟儿。”王树萱最出名的，当数他的四个不苟：一是台上不苟。对待任何一出戏，不管什么时候唱都要一丝不苟，天天一个样，不来半点马虎。他只要一到后台，从化妆开始便一句话不说，静静地坐着，问他原因，他说“我要捉戏”。即使烂熟的戏，他也如此，每次上台前心里先琢磨一遍。二是不管台下观众多少都不苟。只要有观众，哪怕就几个人，王树萱也一丝不苟地演戏，决不马虎了事。三是不管在大戏院，还是到小县份，或者乡下演出，都是一样，一丝不苟。四是不管报酬多少都不苟。不管是达官贵人请去唱寿戏还是平时演出，都是一样的路子，不会有丝毫改变。由于王树萱坚持这四个不苟，观众对他赞誉颇高，以致无论大学教授还是市井小民，达官贵人或是乡村农夫，一致对他评价颇高。就连唐继尧也特别喜欢看他的戏，并且赠给他“神丑”的称号。
抗战初期，昆明遭日机轰炸，群舞台营业衰落，人员星散。1942年，杨继之成立戏剧改进社，老艺人均被邀参加。但杨氏用军营手段管理，不少老艺人受到责骂、罚款或关禁闭处罚而纷纷外逃。王树萱与周锦堂组班到下关演出，途中遭土匪洗劫一空。他痛恨日军侵略带给滇剧的厄运，使得他妻离子散，衣食无着。看到滇班后继无人，深为遗憾。1947年6月的一个晚上，王树萱唱了他最后一出戏——《花子偷洋一钱》，三天后在忧郁贫病中逝世。后事全靠下关同行和票界凑钱办理，遗体葬于下关将军洞下边。
马泰（1935~2004年），北京人。著名评剧表演艺术家，评剧马派艺术创始人，国家特一级演员。在50余年的艺术生涯中，成功地塑造了一大批脍炙人口的人物形象，并开评剧之先河，使评剧男演员上升到主角地位。代表作有评剧《金沙江畔》《野火春风斗古城》《钟离剑》《李双双》等，培养了张文鹏等一批优秀评剧演员。中国剧协理事、中国戏曲表演学会副会长、民族民间文艺研究会副会长，原中国评剧院副院长。
马泰1942~1950年在立达中学读书，年少时曾向京剧名家侯喜瑞、裘盛戎等人学艺，1952~1953年在北京少数民族干部训练班及中央电影学校学习，1954年进入中国评剧院，师承评剧艺人张润时先生，从此踏上评剧艺术之路，直至退休。
1955年，在著名评剧表演艺术家喜彩莲率领下与一批青年演员深入工矿演出，马泰与喜彩莲合作演出了《怀乡梦》《小借年》《马寡妇开店》等剧目。20世纪60年代他先后主演了《夺印》中的何文进，《金沙江畔》中的谭文苏，《野火春风斗古城》中的杨晓冬，《向阳商店》中的刘宝忠，《阮文追》中的阮文追，《钟离剑》中的勾践，《孙庞斗智》中的孙膑，《李双双》中的孙喜旺等。他的表演及演唱在社会上引起强烈的反响和广大观众的赞誉。众多优秀唱段在老百姓中广为流传久唱不衰，如《夺印》中“水乡三月风光好”“我良言苦口将你劝”，《向阳商店》与魏荣元先生的联唱“咱兄弟三十年前学徒把苦日子过”， 《金沙江畔》 中“高原风景极目望”等。他融须生与花脸表演艺术于一体，创造了评剧独特的表演形式，被称为“马派”须生。
马泰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曾是当时一代青年人的偶像，他所塑造的艺术形象影响了一代人，他的经典唱段也成为当时的流行歌曲，直到如今，马泰的许多剧目和名段依然被各地评剧专业演员、戏迷、票友传唱。评剧老前辈、原中国评剧院总导演张玮认为：“马泰代表了评剧剧种一个时代的发展，他对评剧发展所作出的贡献是巨大的，是无可替代的，是里程碑式的，是划时代的。”
马泰先生善于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探索求新，在新音乐工作者的帮助下，根据剧情的需要和人物的思想创作演唱了“评剧男生反调大慢板”。他注重以表带声，声情并茂，通过自己的歌唱，真实而细腻地表达不同人物的不同思想感情，使观众受到感动，产生共鸣；他善于吸收借鉴其他演唱艺术的长处，包括很多民间艺术，兼收并蓄，从而使唱腔既具有浓郁的评剧韵味，又蕴含时代之音。在长达半个世纪的舞台生涯中，马泰先生演出了大小古今80余出戏，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演唱和表演风格，评剧也因有了马泰、魏荣元等一批杰出的艺术家，结束了解放前以女演员为主的“半台戏”的局面，为评剧艺术增添了新的光彩。
麻彩楼（1938~），原名麻玉琦。江苏南京人。国家一级演员，黄梅戏表演艺术家。先后主演过《杨门女将》《花木兰》等数十个黄梅戏剧目，表演和唱腔达到炉火纯青的艺术境界。1982年起担任安庆黄梅戏剧团团长等职务，重视黄梅戏的传承与创新，培养、造就了王萍、韩再芬、李萍等一批非常著名的青年演员。
麻彩楼的父母都是京剧艺人，受家庭环境的熏陶，她六七岁时拜师学习《女起解》《小放牛》《拾玉镯》等京剧启蒙戏，8岁起就登台演出了。1951年，麻彩楼随父母迁居安徽，随后拜黄梅戏老艺人王剑峰为师，学习黄梅戏表演艺术和唱腔艺术。1954年秋，麻彩楼第一次登台演出黄梅戏《白蛇传》，饰演小青，接着又主演了《嫦娥奔月》《花木兰》等，一时在当地引起轰动，艺术生涯从此翻开了崭新的一页。1956年，18岁的麻彩楼参加了安徽省第一届戏剧汇演，主演了现代黄梅戏《金狮子》，她的精彩演出受到当时的中国剧协主席田汉先生及有关部门领导的一致赞赏。当时有两个女演员获得一等奖的优异成绩，一个是严凤英，另一个就是麻彩楼。1960年，麻彩楼出席了全国群英会，参加了周恩来总理主持的国宴，并和严凤英在人民大会堂演出《夫妻观灯》。同年，麻彩楼灌录了艺术生涯中的首张唱片《穆桂英》。20世纪50年代是黄梅戏艺术发展的一个鼎盛时期，《天仙配》《女驸马》《牛郎织女》等优秀剧目被拍成电影在国内外上映，麻彩楼与严凤英、王少舫、潘璟琍一样，成为这一时期最具影响力的黄梅戏演员。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麻彩楼又焕发了艺术青春，她的表演含蓄真挚，唱腔委婉动听，富有感染力，身段水袖尤见功力。进入中年以后，麻彩楼更加注重对人物角色内心世界的把握和角色的审美价值。1979年，她在《杨门女将》中饰佘太君，表演和唱腔艺术达到炉火纯青的境界。同年，她在现代戏《选才记》中扮演一个受“四人帮”迫害的女教师，由于对角色把握准确，生动感人，她又一次荣获安徽省优秀演员奖。1988年以后，麻彩楼应邀在《桂小姐选郎》《虎情》《跑婚》《梨园笑声》等多部黄梅戏电视剧中担任重要角色，还担任了黄梅戏电视连续剧《小辞店》的导演，深受广大观众的喜爱。
麻彩楼是一位巾帼帅才。1982年，麻彩楼出任安庆黄梅戏剧团团长，面对十年浩劫后黄梅戏演艺界青黄不接、后继乏人的现实，她重视团队建设、强调推出新人。为了早出人才，推出新秀，她自己首先带头让台，然后再说服一部分中老年演员让台，相继为青年演员排演了《花田错》《桃李梅》《儿女恩仇》等一批大戏，手把手地向他们传授表演技艺。在大戏新戏演出、拍摄方面，她力推青年演员担任主要角色，凭借敏锐的艺术直觉发现和造就了许多优秀的黄梅戏青年演员。1990年，时任文化部党组书记、常务副部长的高占祥为麻彩楼从艺四十载题写了“一代栋梁木，满园桃李花”的赠言，这是对她在祖国黄梅戏艺术领域杰出贡献的生动概括。
张平（1917~1986年），祖籍山东曲阜，生于江苏昆山。著名电影表演艺术家。1936年发起组织雷电剧社，1937年随上海救亡演剧五队赴延安，翌年在鲁迅艺术学院戏剧系学习。1943年，主演大型秧歌剧《周子山》，受到边区干部、群众的欢迎。1950年主演影片《钢铁战士》，饰演排长张志坚，塑造了一个生动感人的钢筋铁骨式的英雄形象。后来又在《风暴》（饰孙玉亮）、《小兵张嘎》（饰钟亮）、《他们在相爱》（饰陈浩）等40余部影片中成功地塑造了众多的人物形象，表演戏路宽、风格质朴。
张平幼年丧母，家境亦日趋贫寒，5岁前不得不被带去上海、苏州等地，在亲友的帮助下，在一所清真寺办的义校里读完小学。不久，父亲因中风而完全丧失劳动能力，全家七口的生活担子，全压在刚满15岁的张平身上，他在影片公司做过公务员，在电影院中做过收票员，也在码头上当过扛包的苦力。
张平第一次上舞台，是小学时和姐姐一起主演《仙女和牧羊人》。那是一出根据《圣经》中的故事改编的小话剧。此后，他虽然疲于生计，但依旧设法看戏。一次，他看到了上海业余剧人协会演出的《欲魔》，被饰演主人公的魏鹤龄的表演所吸引，并暗自下决心做一个演员。
1936年秋，张平与几位志趣相投的伙伴组织雷电剧社，很快引起左翼“剧联”的关注。“剧联”介绍“南国社”的著名演员左明加入这个剧社担任导演。左明的到来，把他真正引上了艺术之路。1937年夏秋之际，抗日的烽火席卷祖国大地，张平也在救亡运动中，开始与党组织的同志有所接触。他于1937年9月底到达延安后，进入抗日军政大学第三期学习。在这里热情地参加了延安文艺界举办的《广州暴动》《血祭上海》《团圆》等大型话剧的演出，并且在演出前亲聆毛泽东同志的教诲。那天，他正在延安大礼堂门口的台阶上休息，准备化妆演出。忽然，毛主席出现在门前，张平激动地迎了过去，毛主席亲切地询问了他的各方面情况后，语重心长地说：“要做一个好演员、艺术家，一定要提高理论，深入群众，不然就会成为匠人，那就没有意思了……”也就在这次轰动了延安的演出活动后，由毛泽东同志提议，于1938年初筹建鲁迅艺术学院。张平参加了鲁艺筹委会的工作，并成为鲁艺戏剧系的第一期学员。
1938年底，他作为鲁艺实验剧团演员兼剧务科长，参加了剧团赴山西前线八路军总部的慰问演出。此时，张平对八路军的首长和战士群众，都有过亲密的接触，进行了细致的观察，把许多生动的形象素材积累储存在自己的头脑里。这些珍贵的情绪记忆，在他日后的创作中，尤其在后半生的银幕生涯中，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在鲁艺实验剧团，张平曾在《流寇队长》《大丹河》以及《日出》《带枪的人》等剧目中饰演主要角色。
1943年，张平主演大型秧歌剧《周子山》，受到边区干部、群众的欢迎。1944年，由于他饰演周子山在表演艺术上的突出成就，曾获得陕甘宁边区演出一等奖。 抗日战争胜利后，张平任东北文工团秘书、副团长等职。在塞外纵横驰骋3年之久，边演出、边战斗，经受了解放战争的战火考验。1948年12月，他按照东北局加强电影工作的指示，随团进入东北电影制片厂，开始了新的艺术生活。张平拍摄的第一部影片是《光芒万丈》，饰演主角老工人周明英。
1950年，张平在影片《钢铁战士》中饰演我军排长张志坚，这是张平在电影上的成名之作。该影片曾获文化部举办的1949~1955年优秀国产影片评选故事片一等奖，并获第六届卡罗维发利国际电影节和平奖。之后，张平又先后主演了《高歌猛进》《辽远的乡村》《沙家店粮站》等近10部影片。
1956年，张平进入中央戏剧学院表演训练班学习，对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表演体系进行了比较系统的学习，并参加演出了《罗密欧与朱丽叶》《小市民》《桃花扇》等许多名剧。1959年张平重返北影厂后，成功地塑造了《风暴》中的孙玉亮。孙玉亮形象的塑造，标志着张平在电影表演艺术上的进步和提高。此后在《探亲记》（饰三儿）、《粮食》（饰康洛太）、《怒潮》（饰邱金）、《小兵张嘎》（饰钟亮）、《千万不要忘记》（饰丁海宽）、《停战以后》（饰顾青）等影片中塑造了各种不同性格的角色，更进一步提高了自己的表演技艺。1977年，他参加拍摄了故事片《十月的风云》，扮演省委书记徐建。以后，他又接连在《柳暗花明》《丹心谱》等影片中扮演了不同经历的革命干部。其中以影片《他们在相爱》中的陈浩较为突出，给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之后，张平又在《潜网》《白鸽》等影片中饰演了角色，并在一些电视剧中扮演了多种人物。他在自己的艺术生涯中把强烈的政治责任感与“甘当绿叶”的思想自然地结合在一起，情愿当配角，做人梯。因为他心里想的是：只有叶绿，花才更红。1961年，我国电影界有22位著名演员被评选为“新中国人民演员”（又称“22大明星”），张平是其中之一。
王孟扬（1905~1989年），笔名梦扬。北京人。中国现代著名回族作曲家、社会活动家、教育家。王孟扬青年时倡导伊斯兰学术文化研究和宗教教育，先后倡办“穆友社”、中才小学及新月女子中学。抗日战争爆发后，奔赴各地宣传抗日主张，发动组织回族穆斯林进行抗日救亡活动。先后谱写了《中国穆斯林抗敌曲》《中国回族抗战歌》《中国穆斯林进行曲》等多首抗战歌曲，吹响了抗战的号角，唤起了回族穆斯林抗战的斗志和勇气。
王孟扬自幼家境贫寒, 高小毕业后, 年仅13岁就去当排字工人。他在做工期间，自修了中学的各门功课。1924年，年仅19岁的王孟扬只身来到上海，在章太炎先生主办的《华国月刊》任职，从师于名家汪星伯先生学习书画, 并在上海勤业女子师范学校教授美术、历史等课程。在此期间，王孟扬发表了他的第一篇有关伊斯兰文化的论文《伊斯兰的天课制度》，受到著名伊斯兰经学家哈德成和达浦生阿訇的好评，并被吸收为上海回教学会会员。1925年，王孟扬返回北京, 与李廷弼、杨兆钧等友人在牛街麻刀胡同创办了中才小学。
1931年，王孟扬受聘到北平（今北京）成达师范学校任教, 并兼任《月华》旬刊社论主编，在刊物上发表了《中国与回教》等文章。1933年，王孟扬任教于西北中学附小，并就读于北京郁文学院教育系, 1935年毕业。同年，为了振兴回族女子教育，王孟扬与马松亭、赵振武、尹伯清等先生在牛街创办了北平（今北京）第一所回民女子学校——新月女子中学。
1932年，上海先后发生“《南华文艺》侮辱伊斯兰教案”和“北新书局侮辱伊斯兰教案”，激起全国穆斯林的愤慨，北平成立了“华北回民护教团”，公推王孟扬等4人为代表赴南京国民政府请愿，要求惩办侮教案有关人员。1935年，北平《世界日报》《公民报》再次发生侮教案，王孟扬被公推为声讨大会主席，因率回民进行护教活动，遂遭当局收审，经据理斗争获释。
1937年7月，王孟扬参加了以顾颉刚为团长的西北考察团，与白寿彝、白孟愚、曹世华、陈志澄等人同行。“七七事变”爆发后，北平沦陷，王孟扬不愿回北平受日军欺凌，继续西行至银川，被宁夏教育厅委任为云亭师范学校代校长。同年，王孟扬被选为中国回民救国协会最年轻的理事，积极投身抗日救亡运动。为了宣传抗战，王孟扬先后谱写了《中国穆斯林抗敌曲》《中国回族抗战歌》《中国穆斯林进行曲》《兴教歌》等多首抗战歌曲，吹响了抗战的号角，唤起了回族穆斯林抗战的斗志和勇气。其中《中国穆斯林抗敌曲》在全国颇有影响，一直到现在还有人记得。
1941年，王孟扬随达浦生阿訇到甘肃平凉， 任陇东师范学校总务主任和教务主任。在此期间, 王孟扬以其诗歌、书法、美术、音乐等艺术形式展现了他的才艺，并被推为陇东青年理事会理事长、平凉金石书画研究会副会长、音乐研究会副会长、掇英诗社社长，在平凉柳湖举办了个人画展，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当地文化艺术的发展。
1949年, 新疆陶峙岳将军、包尔汉主席等酝酿和平起义。王孟扬积极参与，向马呈祥等人当面详细阐明形势，指出人民革命潮流不可抗拒, 并以傅作义、程潜等起义将领为例, 建议马呈祥起义。为进一步向马进言, 王孟扬还联络其他高级军官，撰写了一篇“万言书”递交马呈祥。在各方面力量的促使下， 马呈祥终于交出了军队， 只带了部分随从离开新疆。马呈祥临行前曾说过：“我这次做出最后的决定, 一是大阿訇马良骏三次对我劝说， 二是孟扬的建议对我起了作用。” 在这历史转折的关键时刻，王孟扬为新疆和平解放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李德伦（1917~2001年），经名阿布杜拉。祖籍河北丰润县，生于北京。曾任延安中央管弦乐团指挥，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中央歌剧舞剧院指挥，中央乐团（中国交响乐团前身）交响乐队首席指挥，中国音乐家协会副主席，中国交响乐团顾问，北京交响乐团顾问等职。他是中国当代著名的指挥家、中国音乐界交响乐的权威，被誉为“中国交响乐之父”。
李德伦成长于一个传统气氛浓厚的回族家庭。1940年，他考入上海国立音乐专科学校，先后师从舍夫佐夫及杜克生学习大提琴，师从弗兰克尔学习音乐理论。他一边学习，一边从事演艺活动，为话剧配乐，参演音乐会，粉墨登场扮演剧中角色，崭露头角。1942年，中国第一支青年交响乐团成立，他除了演奏大提琴之外，渐渐担任指挥。1946年11月，李德伦飞赴延安，任中央乐团指挥兼教师。1949年1月回到北平组建中央乐团。1953年，国家选派他赴闻名世界的莫斯科音乐学院学习指挥，作为著名指挥家阿诺索夫教授的研究生，凭着天资与勤奋，他先后指挥过苏联国家交响乐团、列宁格勒交响乐团等20多个交响乐团。在《莫斯科音乐学院百年史》中，他被评为最优秀的学生之一。1957年9月毕业回国，开始了在中央乐团长达40年的指挥生涯，为中国交响乐的繁荣与发展奉献了毕生心血。
李德伦热情扶植中国民族交响乐，著名音乐家贺绿汀、马思聪、罗忠镕、瞿维、陈培勋等人的许多作品都是由他指挥首演的。除在北京及全国各地指挥演出外，他还率领中央交响乐团到日本、朝鲜、香港、澳门等地演出，带领室内乐团去西班牙的20多个城市演出。从1964年开始，随着“左”的思潮泛滥，李德伦的交响乐生涯被迫中断。1975年，为纪念聂耳逝世40周年、冼星海逝世30周年，李德伦顶着一切压力，化解一切干扰，成功地举办了《黄河大合唱》音乐会，引起社会的强烈反响。“文化大革命”刚刚结束的1977年，为纪念贝多芬逝世150周年，李德伦首次在北京指挥演出了贝多芬的交响乐作品，观众如潮。
李德伦是新中国交响乐的热忱培育者和宣传者。20世纪80年代，他凭着真诚说动三任文化部长，终于促成了北京音乐厅的诞生。1983年，在李德伦、严良堃亲自主持下，北京音乐厅在原址破土重建，成为我国第一座专为演奏音乐而设计建造的现代风格的专业音乐厅。为了交响乐事业的普及与发展，他无数次举办音乐欣赏讲座，使人们领略到交响乐的独特魅力，获得了美的艺术享受。他先后在北京、天津、广州等20多个城市组织乐队训练演出，并促成了北京、山东、内蒙古等地交响乐队的诞生。他为祖国和人民的音乐艺术奉献了整个生命，作出了卓越贡献。1980年，他荣获中国文化部授予的指挥荣誉奖。1986年，他荣获匈牙利政府文化部授予的李斯特纪念奖章。
李德伦多次应邀赴国外指挥演出，在国际音乐指挥台上，通过无国界的音乐语言，传达出中华民族的神圣心声。他所到之处，总能获得观众的热烈欢迎，以及音乐评论界的高度评价。1985年后，李德伦曾先后到卢森堡、西班牙、德国、葡萄牙、加拿大、美国等地演出，1995年曾去台湾参加了20世纪华人音乐经典作品的演出。此外，李德伦多次应邀参加国际音乐比赛活动，并且出任评委。如1985年巴黎梅纽因小提琴比赛，1986年莫斯科柴可夫斯基第八届国际大提琴比赛。他曾与国际著名演奏家如梅纽因、奥依斯特拉赫、托泰里、斯特恩、马友友等数十人合作演出。他的指挥刚柔兼备，热情洋溢，极富艺术感染力。
耄耋之年的李德伦，仍然不放下他的指挥棒。1999年11月19日，李德伦坐着轮椅出场，与同样八十高龄的小提琴家斯特恩上演了一出世纪绝响。当时的报道这样写着： “ 斯特恩向李德伦递来一个牵动人心的眼神，李德伦的指挥棒有力地举起了，整个世纪剧院响起了令星移斗转的旋律，令花开蝶舞的音韵。那一瞬间，台下观众流泪了，台上演奏人员眼睛模糊了，人们为斯特恩美妙绝伦的演奏而沉醉，更为李德伦气势恢弘的指挥而昂奋。”
为了表达对这位音乐大师的敬意，中国交响乐团主办的《相约春天——献给李德伦的特别音乐会》和《献给指挥大师李德伦》两场音乐会，分别于2001年3月26日和2001年6月6日（李老84岁生日）在北京中山公园音乐堂举行，同时《李德伦传》一书在会上首发，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2001年10月19日下午，李德伦在北京辞世。
2001年10月31日晚，北京世纪剧院举办了专场音乐会《深秋的哀思——追思李德伦先生》，他生前不止一次指挥过的名曲《二泉映月》《忧郁小夜曲》《命运交响曲》《英雄交响乐》等，在他的友人和学生郑小瑛、韩中杰、黄立飞、汤沐海等人的指挥下，又一次响起。
陈钢（1935~），上海人。1955年考入上海音乐学院作曲系，毕业后留校任教。中国当代最著名的作曲家之一，他与何占豪共同创作的小提琴协奏曲《梁祝》蜚声中外乐坛。此外，他创作的小提琴独奏曲《苗岭的早晨》《阳光照耀着塔什库尔干》《王昭君》等，都是中国经典音乐作品。现为全国政协委员、上海音乐学院教授、中国音乐家协会理事。
陈钢早年跟随父亲陈歌辛和匈牙利钢琴家瓦拉学习作曲及钢琴演奏。陈歌辛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颇有成就的作曲家，《玫瑰玫瑰我爱你》《夜上海》《渔家女》等歌曲都是他的作品，父亲的艺术人生和音乐成就对陈钢后来走上音乐创作道路产生了积极影响。考入上海音乐学院后，他又师从于善德教授和前苏联音乐专家阿尔扎马诺夫学习作曲、理论。大学期间，何占豪等几位同学组织成立了“小提琴民族化试验小组”，旨在探索小提琴作品创作、演奏上的民族化和本土风格。作为作曲专业的高材生，陈钢应邀参加该小组并担任小提琴协奏曲《梁山伯与祝英台》的主创工作，为国庆十周年献上了一份精神厚礼。作为小提琴音乐作品创作与演奏民族化的成功范例，这部中国气派的音乐作品不仅成为中国人民的一个情感符号，也成为增进中西文化理解的桥梁。
陈钢是一位多产的音乐家，除了脍炙人口的《梁祝》外，他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创作的小提琴独奏曲《苗岭的早晨》《金色的炉台》《阳光照耀着塔什库尔干》《恩情》和小提琴协奏曲《王昭君》等，也都成为中国小提琴经典音乐。他的音乐作品不仅有协奏曲和独奏曲，还有交响诗、大合唱和室内乐合奏等。浓郁的民族情调与丰富的作曲技巧的有机融合是陈钢音乐创作的显著特色。陈钢还是一位散文作家，出版过《黑色浪漫曲》《三只耳朵听音乐》和《蝴蝶是自由的》等散文集，主编过《上海老歌名曲》《玫瑰我爱你》等曲集。
马三立（1914~2003年），祖籍甘肃永昌县，出生于北京。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一代相声艺术大师。毕生致力于祖国相声艺术的传承与创新，演出传统相声节目200多个，创作、改编并演出新相声节目60多个，他的表演认真细腻，长于刻画人物心理，善于铺垫情节，于平淡中见新奇，朴素中见巧妙，幽默、冷峻、自然、谐趣。多年来他还培养了阎笑儒、常宝华等许多优秀的相声演员，对中国相声艺术的发展有重要贡献。
马三立出生于曲艺世家，祖父马诚方是著名的评书艺人，因擅长说《水浒》，名噪一时。父亲马德禄是“相声八德”之一。马三立曾就读于天津汇文中学，家庭环境使他从小对相声艺术十分熟悉。在父兄的熏陶下，打下了“说”“学”“逗”“唱”的深厚功底。初中毕业后随父马德禄学艺，1930年开始登台演出，后拜著名相声演员周德山为师，周是马德禄的同门师兄弟，也是“相声八德”之一。马三立艺术功底扎实，有口皆碑，擅演“贯口”和文哏段子，如《夸住宅》《地理图》《吃元宵》《文章会》等。抗日战争时期曾参加兄弟剧团，后一直在北平（即北京）、天津等地演出。通过长期的艺术实践，马三立的相声表演形成了独特的艺术风格，他喜欢用第一人称的表演方式，“我”既是作品中的主人公，又是被讽刺的对象。有人曾这样评论：“他就是被讽刺的对象，他尽力把被讽刺的对象演活，而把评论工作交给观众。演员与观众配合默契，达到集体抒情。 ”
新中国成立后，马三立参加天津市曲艺团。他广闻博采，勇于创新，在60多年的艺术实践中演出传统相声200多个，如《吃元宵》《相面》《卖挂票》《黄鹤楼》《卖五器》《开粥厂》《蜡点灯》《白事会》《八扇屏》《反八扇屏》《地理图》《窝头论》《文章会》《梦中婚》《对对联》《三字经》等，编演新相声六七十个，如《买猴》《偏方治病》《开会谜》等，还有单口小段《逗你玩》《家传秘方》《检查卫生》《八十一层楼》《追》等。
马三立相声艺术既注重对中国传统文化精髓的挖掘、继承和弘扬，又强调在时代生活中创新，讴歌真善美，讽刺假恶丑。他先后与耿宝林、刘奎珍、侯一尘、张庆森等搭档演出，为祖国培养了许多艺术人才，如阎笑儒、班德贵、连笑昆、方笑天、常宝华、高笑林等。1994年，他被聘为中国艺术研究院特约研究员。马三立是中国相声舞台从艺时间最久、跨越新旧不同社会历史时期最长、搬演传统作品和创作新段子最多，富有个性和特色魅力的艺术宗师。他德艺双馨，富有人格魅力。马三立的相声从不以低俗吸引观众，而总是以艺术的手法倡导一种精神。他关心社会公益事业，积极参加各种义演和慰问演出，还支持建立了“马三立老年公寓”和“马三立老人园”。他同样热心民族文化事业，曾担任北京穆斯林文化学会副会长。已故相声表演艺术家马季曾说“在相声界，马三立先生的艺术、人格、品德应该是摆在第一位的，让人感到可亲可敬”。
王苹（1916~1990年），女，原名王光珍，经名赛丽麦。江苏南京人。新中国第一位电影女导演，著名电影、话剧表演艺术家。20世纪30年代起从事演艺事业，演出过《怒吼吧，中国》《保卫卢沟桥》《国家至上》《八千里路云和月》等几十部爱国、进步话剧和电影。新中国成立后参与八一电影制片厂的筹建工作，先后导演了《冲破黎明前的黑暗》《柳堡的故事》《永不消逝的电波》《霓虹灯下的哨兵》等著名影片，曾任八一电影制片厂副厂长。
王苹出生于一个回族知识分子家庭，自幼喜爱文艺，曾就读于南京高等师范，毕业后担任小学教师，后正式加入上海左联领导的“磨风剧团”。1935年元旦，南京公演易卜生的《娜拉》，王苹扮演主角娜拉，并因此事被学校辞退。1935年10月，她应太原“西北影业公司”之邀，拍摄电影《无限生涯》，扮演薇薇，从此走上了40多年的影坛之路。1936年5月回到上海，加入“上海业余剧人协会”和“四十年代剧社”的话剧演出，剧目有《生死恋》《大雷雨》《武则天》《太平天国》《原野》《罗密欧与朱丽叶》等。1937年，排演了《怒吼吧，中国》《保卫卢沟桥》等节目，又参加了“救亡演剧队”，先后在上海、南京、武汉、郑州、济南、开封、西安等地巡演，积极宣传抗日救国。1941年，她与金山、洪深联合演出了《雾重庆》《北京人》《马门教授》等剧目。1942年，组建“中国艺术剧社”，先后演出了《家》《国家至上》《信陵君》《清明前后》等。抗战胜利后，她加入“上海艺术社”，参演《孔雀胆》《草莽英雄》等戏。1946年，加入“昆仑影业公司”，在《八千里路云和月》《一江春水向东流》《天堂春梦》《关不住的春光》等影片中饰演不同角色。1948年底，王苹到华北大学三部学习和工作。
新中国成立后，王苹参与八一电影制片厂的筹建工作，因拍摄军事教育片《河川进攻》而成为新中国第一位女电影导演。1957年，她导演的故事片《柳堡的故事》以细腻、动人、抒情的艺术风格，产生了极大的社会反响。1954年到1965年，她还先后导演了《冲破黎明前的黑暗》《永不消逝的电波》《江山多娇》《勐龙沙》《槐树庄》《霓虹灯下的哨兵》等影片，并导拍了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她导演的故事片《永不消逝的电波》，为中国影坛在惊险样式的影片中表现人、塑造人提供了有益的经验。拍摄于20世纪60年代的《霓虹灯下的哨兵》，深受全国全军广大群众的喜爱。1974年，她参加了《闪闪的红星》的摄制工作。1975年，又导演了舞台艺术片《红军不怕远征难》。这些影片都是20世纪80年代以前中国家喻户晓的优秀影片。
1978年，她担任八一电影制片厂副厂长。1981年后，负责该厂故事片审查工作，仍在为祖国电影事业奉献余热。离休之后，70高龄的王苹还担任了我国第二部大型音乐舞蹈史诗影片《中国革命之歌》的总导演。为表彰她献身影坛的业绩，王苹获第六届中国电影金鸡奖特别奖，并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二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李默然（1927~ ），经名易卜拉欣。黑龙江尚志人。著名话剧、电影表演艺术家。在60多年的艺术生涯中，共演出话剧、电影、电视剧70多部，代表作有《曙光照耀着莫斯科》《报春花》《李尔王》《夕照》《父亲》《甲午风云》《乔厂长上任记》等。他在艺术上精益求精，留下了一连串闪耀着生命灵光的人物形象，给亿万观众留下了美好而深刻的印象，他的表演被人们誉为“李派艺术”。艺术大师曹禺赞誉他“是中国当代话剧史上有限的几位自成一格、成就卓著、贡献突出的表演艺术家之一”。
李默然幼时家贫，为生活所迫，做过小贩、小工、杂役和邮差。喜爱戏曲，尤其是京剧。1947年10月，李默然参加革命，到了东北文协文工团。为了提高自己的文化水平，他一有时间就扎进图书室，广泛阅读哲学、文学、理论等方面的书籍。1951年10月，李默然转入东北人民艺术剧院，开始走上专业话剧之路。在苏联话剧《曙光照耀着莫斯科》中，李默然饰演党委书记库烈聘。曹禺先生回忆说：“他那独树一帜的表演风格和精湛的演技征服了首都观众，震动了中国话剧界。”不少剧团争演此剧，却没人能超过李默然。1962年，李默然在电影《甲午风云》中成功地塑造了邓世昌这位爱国将领的英雄形象，影片获得极大成功，李默然被评为“百花奖”最佳男主角。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将中国带入了一个新的时期。由崔德志创作的话剧《报春花》应运而生，李默然在该剧中塑造了一位与工人心心相连的老厂长形象——李健，并轰动了全国。李健，这一形象成了印在人民心中一个新时代的报春使者。1986年，莎士比亚的悲剧作品《李尔王》在上海演出，李默然饰演李尔王。他高超的表演艺术使人们在舞台上见到了李尔那挟风裹雷的登场，和李尔那不容旁人置喙的刚愎自用的气势，看到了那激流奔涌、让人揪心、层次分明的“四跪”。剧作家丁洪感叹道：“一剧流传四百年，大悲大悔痛人间。今朝再现沪京沈，观众欢呼李默然。”戏剧大师曹禺评论道：“我看了一台最好的《李尔王》演出，也看到了一个最好的李尔的形象。”国际莎士比亚学研究会会长、英国布罗克班克教授激动地对李默然说：“你演的李尔王，演出了莎士比亚要写的那个好的傻老头，这是很了不起的。”
20世纪90年代以后，社会上出现了“话剧消亡论”，李默然说：“话剧要生存，话剧艺术要发展，光用嘴说不行，还得靠我们这些搞话剧的人去努力实践。”于是，阔别话剧舞台7年的李默然出人意料地重返舞台，领衔主演了小剧场话剧《夕照》，饰演一个自私、褊狭、充满占有欲、性格孤僻、古怪的老画家贾泽。他说：“大剧场把戏剧挤出了舞台，小剧场我们能不能占领？”《夕照》在全国10多个省、市演出了近百场。剧作家于广达评价说：“李默然同志在《夕照》中的成功表演，显示出他的艺术生命仍如晨光般的灿烂。”
在长期的艺术实践中，李默然以其塑造的人物和高超的表演技巧使自己独树一帜，人们称他的表演为“李派艺术”。他将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的精华与中国传统戏剧的表演手段熔于一炉，提倡创作要源于生活，要“消化”“变化”“溶化”，要塑造一个个活生生的人物，而不是概念化的躯壳，即所谓“活人演活人给活人看”。曹禺大师称李默然的表演“千变万化，精警独到，于平易中见深刻，于质朴中见脱俗，已进入一种收发随心挥洒自如的自由之境。他的戏，大都具有恢弘的艺术框架和磅礴的艺术激情，表现出雄奇阔大的气势和勾魂摄魄的魅力。这是一种壮伟、刚健、情幽意远的男性的魅力”。他的表演“富于中国民族文化深厚、博大的内在美，又有中国北方文化质朴、刚健、凝重、峭拔的力度美”。
李默然还非常重视个人戏剧艺术经验的总结和传承，著有《李默然论表演艺术》《戏剧人生》等。他卓越的艺术成就获得了党和人民的充分肯定，荣获“话剧表演艺术家”“白玉兰戏剧艺术终身成就奖”“有突出贡献话剧艺术家”“人民表演艺术家”等荣誉称号。曾担任辽宁人民艺术剧院院长、中国戏剧家协会主席、中国文联副主席等职务。李默然热衷于民族文化事业，他曾担任北京穆斯林文化学会副会长。
贾树三（1894~1951年），四川成都市人。幼年失明，随竹琴名手蔡觉之学艺，他勤学苦练，能记诵演出几十部长篇和七八十种短篇曲目。1930年后，他的演唱艺术日臻成熟，将以前只能沿街卖唱的竹琴推向书场。他博采众家之长，借鉴川剧、竹琴艺术名家的演唱艺术，吸收融化四川扬琴的声腔，创造了驰名全川的“贾派”竹琴。
“竹琴”被四川人誉为“曲艺中一块玉璞”，引为“省宝”，原来都是五六人合奏。后来，贾树三又大胆改革演出形式，将其演变为一人独演。竹琴按演唱风格分为“扬琴调”（又称“坝调”或“成都派”）和“中和调”（又称“川东派”）两大派。其中，“扬琴调”的贾派绝技最负盛名。
贾树三幼年父母双亡，3岁时又双目失明，在黑暗世界里摸索成长，生活全靠在皇城坝种菜、卖菜的姐姐姐夫。他14岁时起，就背起道筒，开始了艰难探索的竹琴艺术生涯。20年间他浪迹江湖，“跑滩”“钻格子”（指串街走巷，钻烟馆、茶馆卖唱），唱“火棚”（指露天卖唱），或参与其他竹琴艺人的“合唱”，餐风宿露，历尽坎坷。他先后师从“李草药”、“马三国”（即马少成）、“蔡须须”（即蔡觉之）学唱竹琴，又听遍了川西坝子上的扬琴、评书、金钱板、清音产书（即四川口技）以及川剧、京剧、汉剧、评剧等各类戏曲名家的演唱，深深地感到竹琴这个古老的传统曲艺已濒临绝境，自觉地肩负起抢救和振兴竹琴艺术的重担。
贾树三在二三十年间一直苦心孤诣，磨砺不止，竟把数百个竹琴传统段子完全改造一新，并烂熟于心。他演唱时以墨镜遮目，虽不能以眉眼传情，却能以声夺人：将戏中喜怒哀乐、悲欢离合之状以及百般媚相、万种风情径直驱入听众心底。1942年秋，在四川的冯玉祥将军曾亲临锦春楼书场，听他唱《浔阳琵琶》《李陵饯友》和《三英战吕布》，分明只见表演者一人独抱渔筒、简板击唱，耳畔却是战马长嘶，刀戈铿锵，杀声雷鸣，一派千军万马大搏击的阵势。听罢，冯将军情不自禁地提起长袍，大步跨上台去，一双宽厚的双手紧拽住贾瞎子的手摇动，向满场听众大声说：“今晚听唱后，咱以为北方的刘宝全（时号称鼓王的京韵大鼓名角）同四川的贾树三，可称为独唱双绝。”除冯玉祥外，当时流寓成都的名人高士，也大都听过贾树三的竹琴。
新中国成立后，贾树三带头编写新书，歌唱新人新事。在他去世后，他演唱的曲目被部分入选《贾树三竹琴演唱选集》，收有唱本18种，并附有研究贾树三竹琴唱腔艺术的文章，代表书目有《绣襦记》《琵琶记》《黑虎缘》《华容道》等。
童自荣（1944~），江苏丹阳人。1966年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话剧表演系，1973年入上海电影译制厂从事影视配音工作。他的声音飘逸明快，华丽自信，潇洒儒雅。在近40年的职业生涯中，先后在 《佐罗》 《黑郁金香》 《苔丝》 《茜茜公主》 《红衣主教》等数百部国内外影视片中担任配音，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杰出的配音演员之一，有“声音艺术大师”“配音王子”之美誉。
童自荣先后为300余部中外影视作品中的男主角配音，如法国片《佐罗》中的佐罗（阿兰·德隆主演）、《黑郁金香》中的黑郁金香、《水晶鞋与玫瑰花》中的王子，日本片《绝唱》中的少爷（三浦友和扮演），美国电视连续剧《加里森敢死队》里的加里森等，他那极富感染力的配音提升了银幕形象在汉语人群中的美感或英雄气，强化了人们对银幕形象的记忆能力，使观众不仅能从视觉认识角色，还能通过听觉理解角色，达到出神入化的境界，从而赢得了无数观众的青睐，一时成为许多人心目中的偶像。童自荣声音华美、独具特色，同时也具有很强的可变性和适应性，比如他在香港片《少林寺》中为李连杰扮演的人物配音，并没有一点佐罗味儿。
童自荣之所以能够在配音艺术领域有所建树，与他真诚对待自己的事业和人生是分不开的。童自荣在上海戏剧学院所学的台词读法并不适合电影配音的要求，为了改变这种状况，他每天坚持练习电影台词的读法，两三年后，终于改变了过去的习惯。在配音工作中，当其他人闲聊的时候，他却在一旁记台词，总是把台词背得滚瓜烂熟，一个字都不错。童自荣虽然在很早的时候就已经是闻名全国的配音演员了，但为人谦虚，善于听取他人意见，即便是比他年纪轻、资历浅的演员，只要言之有理，他都会像接受导演的意见一样虚心听取、努力去做，这让他的同事们非常钦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