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钟奇（1878~1970年），曾用名钟琦，字毓衡。云南凤仪（今云南省大理市）人。辛亥革命、护国运动将领。1909年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回国后，先后参加了辛亥革命上海起义、云南护国运动诸役，为辛亥革命和护国运动的胜利作出了贡献。曾任沪军先遣队、云南督军公署参谋长、云南省临时参议会副议长等职。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云南省民委副主任、省第三届政协副主席、中国回民文化协会副会长等职，为云南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民族团结和少数民族干部的培养、回族文化教育的发展等方面作出了积极贡献。
赵钟奇幼年在家从塾师读书和学习伊斯兰教经典，天资聪慧，苦心攻读，对于经史子集和伊斯兰教经典均有较深造诣。及长，便有远游大志，怀救国救民的抱负。光绪三十年（1904年），赵钟奇因学习优秀，被地方官费选送到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学习军事，实现了他投笔从戎、武力救国的夙愿。在此期间，他与蔡锷、唐继尧、熊克武等民国著名人士都有友好往来。1905年8月，孙中山先生在日本组建“中国同盟会”后，赵钟奇等人成为首批加入中国同盟会的会员，积极从事革命活动。
1906年，赵钟奇和留日回族学生30多人在东京成立了以提倡教育普及和宗教改革为宗旨的“留东清真教育会”，公推留学东京法政大学的云南籍回族学生保廷梁为会长，赵钟奇等为教育会的重要成员。他们创办了刊物《醒回篇》。《醒回篇》虽只出版了一期，但它集中反映了清末回族知识青年的爱国进步思想。赵钟奇在《醒回篇》发表了《中国回教之来历》，阐述了回族与祖国生死与共的关系，探讨了回族人民身负的爱国责任。
1909年，赵钟奇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回国，受中国同盟会派遣，到保定军官学校当教官。武昌起义后，陈其美在上海发动起义，赵钟奇任辛亥革命军沪军先遣队参谋长，为上海起义的成功起了重要作用。之后，赵钟奇又参加了南京武力光复，因功晋升为江苏陆军第四旅旅长。
1912年7月，赵钟奇回到云南后被云南都督蔡锷任命为督署代参谋长，兼任云南讲武堂第四期生徒队长、战术教官。云南讲武堂培养了诸如朱德、叶剑英、龙云、卢汉等一大批的优秀军事人才。1913年，蔡锷离滇，唐继尧继任云南都督，大理哥老会首领杨春魁勾结新军第四团第三营发动兵变，赵钟奇率精兵进驻大理，平定了兵变。赵钟奇因功晋升为陆军少将，1914年任陆军第二师少将旅长，1915年8月任滇西卫戍司令。
1915年袁世凯复辟称帝，蔡锷、唐继尧、李烈钧等人在云南通电全国，云南宣告独立，拥护共和，开始了护国运动。赵钟奇与孙永安、刘祖武等人联名发出“铲除帝制，重建共和”的通电，以声援蔡锷等人的讨袁义举。云南宣布反袁后，立即组织了以蔡锷、唐继尧、李烈钧分任三军总司令的“云南护国军”。1916年1月，粤军龙济光受袁世凯之命进攻云南，唐继尧派赵钟奇率李植生部在滇东南配合挺进军的杨杰等部阻击龙济光军。由于指挥得当，赵部击溃龙军，迫使龙济光不得不通电拥护共和。不久之后，川中逆军又兴。赵钟奇和顾品珍率军入川，经艰苦作战，终于将叛军击溃。随后，赵钟奇部进驻成都郊区的龙泉驿，扼守咽喉要道。赵钟奇因功升督署参谋长。1917年，北京政府特使王芝祥到成都，为护国有功人员晋级授勋，以示羁縻。赵钟奇晋级陆军中将，授二等文虎章。1918年4月，赵钟奇被任命为永宁道中将道尹。1918年7月，赵钟奇任靖国联军第二师师长，左翼总司令。1921~1922年，顾品珍入主云南军政，赵钟奇为云南盐运使司司长。1927年龙云主政云南，任命赵钟奇为滇西宣慰使、腾越道尹，至1931年全国取消道尹制，加之当时国民革命蜕变为军阀混战，赵钟奇毅然弃政归田，安居故里，他布衣回乡时，乡人列队郊迎30里，可见他人望之隆。1931~1936年，赵钟奇一直安居故里，这期间，他读书写字，墨迹常留乡间。
“七七事变”爆发后，国共两党建立了民族统一战线，实行全民抗战，龙云从南京参加国防会议回到云南后，重新组建五十八军、六十军两个军，出师抗日，但急缺下级军官，遂特请赵钟奇为全省高中以上学生集训总队总队长，加强学生的后备训练，储备后备军官。赵钟奇毅然赴昆，全身心投入军事训练中。经他训练的学生，多数考入军官学校，再经训练，即派到部队，这些经过训练的学生在抗日部队中均为抗日战争作出了贡献。从1931年起，赵钟奇被选为云南省临时参议会副议长。抗战初期，汪精卫出逃河内，途经昆明，向龙云鼓吹曲线救国、卖国求和的谬论。赵钟奇和议长李鸿祥敦促龙云在报刊上公开发表声明，揭露汪逆阴谋，与之决裂。卢汉主持云南省政期间，赵钟奇担任省府高级顾问，并在卢汉起义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1950年初，云南解放。赵钟奇在云南凤仪（今云南省大理市）接到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陈赓、周保中的信函，请他前往昆明共商解放后的各项建设事宜。与此同时，朱德总司令也派人持亲笔函找到他。赵钟奇接到朱德的信函后，当即来到昆明，愉快地参加了革命工作。1950年间，由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和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分别签署命令，赵钟奇被任命为云南省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西南军政委员会民族事务委员会委员等职。
郭隆真（1894~1931年），原名郭淑善。出生在直隶省元城县（今河北省大名县）一个封建士绅家庭。中国共产党早期的女革命家，北方妇女运动和工人运动的卓越领导人。她为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先后六次入狱，最后为革命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邓颖超曾这样评价郭隆真：“在五四运动中，在她一生的革命工作中，都证明她是一位勇敢、不顾一切专诚不懈的奋斗者。”
郭隆真从小就反对缠足，喜爱读书，并在她的强烈要求下，终于获得了同哥哥一起上学的机会。上学后，除念老师教的书外，最感兴趣的是阅读那些描写古代女英雄的小说，听父亲讲维新派和民主革命的故事。1917年，23岁的郭隆真反抗封建包办婚姻一事，轰动了元城县。
1919年，北京爆发了五四运动。消息传到天津，郭隆真和邓颖超等女师学生，立即响应。5月5日，郭隆真等召集各班代表开会，她在会上揭露帝国主义和北洋政府的卖国罪行，并列举一些国家人民沦为亡国奴的惨痛教训。她说：“国难当头，妇女应该从深渊中跳出来，冲破封建束缚，救国救民。”提出了“爱国不分男女，救国不能后人”的口号，并提议组织妇女爱国团体。接着各班代表邓颖超、张若名、郑季青和女师附小的教员李毅韬等都相继起来发言，一致赞成郭隆真的意见，决定联合各女校，甚至女教师、家庭妇女等共同进行斗争。
5月25日，在郭隆真、刘清扬、邓颖超等人发起组织下，联络中西女校、高等女校、普育女中、竞存女校、淑贞女中等校学生和一些小学教员，在东门里仓敖街江苏会馆开会，成立了“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会上，大家一致表示：要同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卖国者作不屈不挠的斗争。会上还推举刘清扬、李毅韬为正副会长，张若名为评议部长，郭隆真、邓颖超为讲演队长兼评议委员，郑季青、王天麟为总务委员。
为了扩大影响，女界爱国同志会还与学生联合会密切合作，联合举行爱国大会和示威游行。6月5日，天津学生联合会在南开广场开第一次爱国运动大会，会后举行游行，向直隶省长曹锐请愿，要求他代电北京政府，下令惩办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等人，收回青岛主权，拒绝巴黎和会。女界爱国同志会在郭隆真、刘清扬等的带领下，全体出动。她们整齐地排列在金钢桥畔的省公署对面，迎接学联请愿大队，并在公署门前坚持斗争达4个多小时。
6月9日，学联在河北公园召开天津各界公民大会，进一步动员全市各界人民进行抗日爱国斗争，到会市民达2万余人，女界爱国同志会是主要发起团体之一。
在抵制日货的爱国运动中，郭隆真和女界爱国同志会的战友们，深入各个家庭，劝说妇女们不要买日货，并亲自推销国货。她和邓颖超等还将讲演队员们分成若干个10人小组，上街宣传，甚至进入各商铺、茶馆讲演，规劝商店不要贩卖日货，也劝民众不要再买日货。由于她们的讲演生动，以致“两旁观者如堵”，道路不通。
1919年8月，山东济南镇守使兼戒严司令马良秉承北洋军阀政府的旨意，声称“我是回人，先从自己开始。要杀几个回人给大家看看”，悍然下令捣毁了“回教救国后援会”等爱国团体，枪杀了该会会长马云亭和朱春祥、朱春熹3位回民爱国领袖及一批爱国青年和群众，激起了山东及全国人民的愤怒。消息传到天津，郭隆真和马骏、刘清扬等率领100多回汉青年到回民聚居地区进行宣传，揭露马良杀害回民爱国同胞的罪行，并动员回族群众在清真北寺召开大会，声讨马良一伙的暴行。郭隆真在会上批驳了天津反动当局诬蔑参加学生运动的回族积极分子是“叛教徒”、回汉青年在一起是“回汉混杂”等陈词滥调。天津各界联合会为支援山东人民的爱国斗争，公推郭隆真、刘清扬等10人和山东、直隶等省的代表赴京，以联合北京学生代表，向北京政府请愿。8月23日清晨，代表们来到新华门总统府门前，递交了请愿书，要求取消山东戒严令，惩办卖国贼马良。总统徐世昌不仅拒不接见，反而动用军警来驱逐请愿代表，并将郭隆真、刘清扬和瞿秋白等25名代表予以逮捕，关押在北京警察厅。这是郭隆真第一次被捕，警察厅的官员企图对她们进行分化拉拢，让她们悔过并给予释放。郭隆真、刘清扬严词拒绝道： “你们今天放我出去，明天我还照样进行爱国活动！”
请愿代表的被捕，激起了京津各界人民的愤怒。天津先后派出马骏和周恩来为首的两批代表，会同北京学生在天安门举行抗议示威。反动当局迫于全国各地的压力，于8月底将郭隆真、刘清扬等代表全部释放。回到天津后，在郭隆真和周恩来等人领导下，于1919年9月16日在草厂巷天津学生联合会办公室成立了“觉悟社”。在“觉悟社”成立前后，上海、济南等地爱国团体代表到天津秘密串联，决定举行全国性的大请愿。于是，天津派出郭隆真、黄正品(黄爱)等人与上海、直隶、山东、河南、湖北等省代表32人去北京，会同群众二三百人，于10月1日再次赴新华门总统府请愿。总统徐世昌拒不接见代表，并下令逮捕了郭隆真等代表30余人，这是郭隆真第二次被捕。由于全体代表的坚决斗争和全国人民的声援，北京反动当局于11月1日被迫释放了全体代表。郭隆真获释后，返回天津，又立即投入了抵制日货的斗争。
1919年12月23日，直隶省长下令禁止抵制日货，取缔学生的抗日爱国活动。1920年1月23日，亲日奸商魁发成勾结日本浪人殴打调查日货的学生，激起了天津人民的愤怒。1月29日，天津5 000多名学生，到直隶省署门前举行示威请愿活动，直隶省长曹锐动用军警，用刺刀、枪托、水龙驱散学生，并逮捕了郭隆真、周恩来等20余名代表，重伤60余人，轻伤800余人。在狱中，她与周恩来等秘密联络，进行绝食斗争。在天津和全国人民声援下反动当局于7月7日开庭审讯，并于7月17日宣布“期满释放”被拘押的全部代表。
经过五四运动的洗礼，郭隆真抱定了献身祖国、为革命奋斗到底的决心，毅然与封建家庭脱离了关系。在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下，为了寻求中华民族的光明前途，郭隆真决定到欧洲去学习马克思主义和俄国革命的经验。到达巴黎后，郭隆真和张若名、李愚如等女同志被分配到市郊的云母加工厂做工，生活十分艰苦。经过一段时间钻研，技术熟练了，收入也多了，郭隆真用节省下来的钱帮张若名入学读书，不再让她做工了。
1923年，经周恩来、刘清扬两人介绍，郭隆真加入了中国少年共产党。同年，又经中共旅欧总支部决定，转入了中国共产党。1924年秋天，党组织派郭隆真去苏联莫斯科东方劳动大学学习。虽然只有半年时间，但她亲眼看到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崭新面貌，从感情上加深了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认识，她对中国革命胜利的信念更加坚定，革命到底的意志更加坚强。
1925年夏，郭隆真奉李大钊调遣回到北京。当时正值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北京成立了国民党特别党部。郭隆真化名为郭林一，公开的身份是市党部妇女委员会委员，协助妇女部长刘清扬工作，其任务是对城内各大学的女学生进行宣传和联络，并负责西郊香山慈幼院（这里设有中小学）党的地下工作。1926年6月开始，奉系军阀张作霖在京、津疯狂镇压革命运动，1927年4月6日，他们以突然袭击的方式，逮捕了李大钊、郭隆真、张艳兰等数十人。因她事先早有戒备，敌人什么证据也没查到。在无任何口供的情况下，竟强行判处郭隆真12年徒刑。后经党组织多方营救，于1928年底，被释放出狱。
1929年春天，郭隆真受党组织派遣到东北从事工人运动，任哈尔滨中东路三十六棚总工厂党支部书记。在白色恐怖十分严重的情况下，她向工人宣传革命道理，建立工会组织，领导工人开展各种形式的斗争。时任满洲省委书记的刘少奇在总结中东路工人斗争经验时，称赞郭隆真是“工作上最积极，在政治上又正确的大姐”。1930年3月，郭隆真被选为中共满洲省委委员、满洲省委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
1930年秋天，郭隆真被任命为中共山东省委委员、青岛市委常委兼宣传部长，主要领导工人运动。在刀光剑影下，郭隆真来到了青岛，很快就和地下党员陈少敏、董汝耕等同志接上了关系，并分头深入工人群众中去做工作，发展了一些党员，建立起了党的组织。1930年11月2日，郭隆真在嘉禾路四方村活动，被暗探跟踪，不幸被捕。但郭隆真早有准备，敌人审讯时，她自称张李氏，从济南来，在青岛无固定住址，是一个无业游民。敌人本没有确实证据，一时难辨真伪，但确认她是“共产党的重要分子”。加上她态度强硬，敌人给她戴上了手铐。在当时，这是开了女犯人拘留时带手铐的先例。郭隆真以拒绝吃饭和洗脸、梳头表示抗议。1931年初，敌人又将郭隆真移解到济南第一监狱。在敌人的种种酷刑下，郭隆真毫无惧色，大义凛然，一句口供也没有。直到牺牲前，敌人始终没有弄清楚她的真实姓名和身份。
1931年4月5日，郭隆真被绑赴济南纬八路刑场，敌人在行刑前还不死心地“劝”她： “现在只要你说出共产党的秘密，便可获得自由。”郭隆真坚定地回答： “宁可牺牲，决不屈节！”她高呼“革命胜利万岁!”等口号英勇就义，年仅37岁。
刘清扬（1894~1977年），出生在天津一个回族家庭。她是“五四”时期具有组织才干和自我牺牲精神的女界代表人物。在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全国解放战争中，她为中国革命和妇女解放运动奔走呐喊，是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先驱。新中国成立后，刘清扬是第一、二、三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四届全国政协常委；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民盟中央常委。还担任过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委员、河北省人民政府委员、河北省政协副主席、全国妇联妇女干部学校校长、北京市妇女联谊会主席、全国妇联副主席、全国红十字总会副会长等职。刘清扬是周恩来的入党介绍人之一。
1911年辛亥革命时，在天津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读书的刘清扬，参加了同盟会在天津的秘密组织——天津共和会。1919年，“五四”爱国运动爆发。刘清扬和直隶女师的同学邓颖超、郭隆真等发起成立了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刘清扬被选为会长。她们上街游行，高呼“国家兴亡，匹夫有责” “外抗强权，内除国贼”等口号。刘清扬在斗争中表现了高度的爱国热情和超群的组织才能，尤其她那激昂慷慨、铿锵有力的演说，更是振奋人心。她先后被选为天津各界联合会常务理事以及全国各界联合会常务理事。
1919年6月下旬，因《凡尔赛和约》签字日期迫近，天津各界联合会派刘清扬等10位代表进京，会同山东、北京代表请愿，要求政府拒绝在和约上签字。当他们来到北京新华门总统府递交请愿书时，总统徐世昌拒不接见请愿代表。刘清扬他们不顾烈日炎炎，在总统府大门前静坐。天津代表们不屈不挠的斗争，受到北京学生和市民群众的热情支持，徐世昌不得不于28日晚出来接见天津代表。面对徐世昌总统，刘清扬义正词严地指出：“拒绝巴黎和约并取消二十一条卖国密约，这是四万万人民的呼声。今请总统立即致电巴黎我国代表，拒绝签字，并取消二十一条及一切不平等条约。这次请愿我们既受人民重托，决不空手回去！ ”在各界请愿代表的强烈要求和全国人民的压力下，中国代表团终于拒绝在和约上签字。
1919年9月16日，刘清扬同刚从日本留学归国的周恩来以及马骏、郭隆真、邓颖超等20位青年在天津学生联合会办公室举行会议，成立了天津青年进步团体——觉悟社。觉悟社主办的刊物《觉悟》探讨社会新思潮，对引导学生运动产生了重大而积极的影响。为了声援福州学生抵制日货的爱国运动，天津各界举行了声势浩大的集会和示威游行活动，天津当局于1920年1月29日出动军警进行镇压，拘捕了周恩来、郭隆真等4名学生代表。次日清晨，刘清扬化装成天主教修女沿京浦路到达南京、上海，控诉了天津反动当局镇压学生爱国运动的罪行。南京学联立即动员万余名学生示威游行，全国学联在上海举行了3万多人的集会，刘清扬在会上痛陈天津学生爱国运动惨遭镇压的经过。大会强烈要求天津当局释放被捕的学生代表，并决议通电全国一致声援。由于刘清扬的奔走呼号，被捕的学生代表终于在1920年7月中旬全部获释。
1920年底，觉悟社派周恩来、刘清扬等人赴法。途中，刘清扬与被聘赴巴黎里昂中法大学任教的张申府相遇。张申府在1920年10月参加了李大钊等人发起建立的北京共产主义小组，他向刘清扬介绍俄国十月革命和布尔什维主义，使刘清扬对共产主义有了一定的认识，两人从此成为革命伴侣。1921年初，张申府发展刘清扬加入共产主义小组，并一起介绍周恩来加入了共产主义小组。
1922年2月，张申府带着新婚妻子刘清扬，和周恩来一同来到德国柏林。一个月后，张申府、周恩来、刘清扬、张伯简4人成立了中共旅德小组。第二年冬天，刘清扬与张申府一道从德国途经苏联回国。回国后，刘清扬参加了邓颖超等人领导的天津妇女进步团体“女星社”，创办《妇女日报》，担任报社总经理。她还发表了一系列宣传妇女解放的文章，另外还撰文宣传和介绍优生，提倡限制生育。
1923年，中共第三次代表大会确定了与国民党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方针。中共北方区委决定让刘清扬加入国民党，作为跨党党员从事革命工作。1924年春，刘清扬被中共党组织派往广州，参加何香凝领导的国民党中央妇女部工作。
“一二九运动”爆发后的1936年1月4日，清华大学参加南下请愿团学生在操场集合，整装待发。刘清扬冒着严寒赶来，满怀激情地说：“现在是到了我们该干事情的时候了!” 2月29日清晨，军警突然包围清华大学，抓捕爱国学生和进步教授，张申府和刘清扬双双被抓走，关进陆军监狱。
北平陆军部军法处长提审刘清扬时对她说：“有人告发你是共产党，你只要讲出来你受谁的指使，保证以后不再鼓动妇女闹事就放你出去!”刘清扬理直气壮、义正词严地回敬道：“我也可以告诉你，我曾经是一个共产党员，现在只是一个平民百姓。我受良心的指使，誓死不当亡国奴。我干的是爱国运动，如果法律判定爱国有罪，那就听便；如果爱国无罪，那就放我，我出去照样干爱国运动。放不放在你，我是无罪可认的。如果我为爱国而死，那是我的光荣。”刘清扬在监狱里被关了3个月，经过社会各界多方营救，于5月22日出狱。她一迈出监狱大门，便立刻投入革命斗争。
在抗日热潮中，已经是人到中年的刘清扬走上街头，向民众宣传团结奋斗、抗日救国。青年们听了她那特有的激昂慷慨的演说，往往激动得热血沸腾。她和冯玉祥夫人李德全等人组织战时儿童保育会，被推选为保育会理事兼输送委员会副主任。她和邓颖超、史良、沈兹九等著名的社会活动家参加了宋美龄召集的庐山妇女谈话会。经过努力，将宋美龄的新生活运动妇女指导委员会加以扩大和改组，使之成为妇女界联合抗日的一个统一战线组织。
1941年“皖南事变”后，刘清扬按照中共南方局领导人周恩来、董必武的指示，转移到香港继续参加抗日救亡活动。在爱国侨胞的协助下，刘清扬在香港创办了中华女子学校。不久，太平洋战争爆发，港岛沦入敌手。她于1942年撤离香港跋山涉水回到重庆。
1943年春，在重庆的周恩来亲自组织祝贺刘清扬50岁生日活动。那一天，周恩来亲自下厨为刘清扬煮了寿面。郭沫若即席赋诗一首：“慷慨幽燕姐，犹然十五余。登台三寸舌，下笔万言书。意识跨前进，须眉愧不如。行途则半百，努力莫踌躇。 ”1944年，经张澜介绍，刘清扬于重庆加入中国民主同盟。1945年10月，刘清扬出席了民盟在重庆召开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民盟中央执行委员兼民盟中央妇女委员会主任。
刘清扬非常珍惜自己的政治生命。抗战初期在武汉，她就向中共领导人周恩来提出，希望中共中央能批准恢复她的党籍。周恩来劝她，暂时留在党外，便于开展统战工作。解放后，她一次又一次地申请入党。1961年，刘清扬终于获准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她更加意气风发地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而工作。
1963年2月，刘清扬70岁生日时，她回忆起20年前过50岁生日与周恩来等人聚会时的情景，感慨万千，提笔写诗一首：“韶光易逝又念年，七旬初度犹壮年。踏遍坎坷不平路，改造河山更向前。”十年浩劫，刘清扬也未能幸免，1977年7月19日，她含冤辞世，享年84岁。1979年8月3日，中共中央为刘清扬平反昭雪。
马和福（1892~1937年），经名尕西姆。宁夏同心人。中国工农红军西征和北上抗日途中，在今宁夏同心、海原一带成立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个回族自治政权——陕甘宁省豫海县回民自治政府，马和福任主席。他积极宣传党的抗日救国主张，特别注意联系、团结和争取回民中有威望的教主、阿訇，动员回族群众为红军筹粮筹款。红军撤离后被国民党杀害。
马和福自幼父母双亡，家境十分贫寒。4岁时跟随祖父逃荒来到宁夏，先是在西吉县沙沟给人放羊，后来又到同心的豫旺一带扛长工、打短工，曾当过皮匠、石匠、泥瓦匠、榨油工和清真寺寺师傅等。民国16年（1927年）才在豫旺堡南塬刘家岗打了几孔土窑，与白姓妇女结婚成了家。
1936年5月，为了巩固和扩大陕甘宁边区革命根据地，迎接红二、四方面军北上抗日，早日实现红军三大主力会师，促进全国团结抗日新局面形成。中央决定开展西征战役计划，组建“中国人民抗日红军西方野战军”，彭德怀任司令员兼政委。红军在西征过程中，先后颁发了一系列加强民族团结和争取广大回族人民共同抗日的重要文件，如《总政治部关于回民工作的指示》《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对回族人民的宣言》等，还在军队中印发了《回民工作问答讲话》《对回民之三大禁条四大注意及口号》等材料，在回民聚居地区产生了非常好的影响。
1936年6月，彭德怀率领西征红军攻下豫旺堡。马和福见到红军纪律严明，对老百姓秋毫无犯，待人和善，一进村就修桥补路、照顾孤寡老人，把地主的牛羊、布匹分给穷人，废除了多如牛毛的苛捐杂税；又听到红军宣讲党的抗日主张和民族政策，对革命有了一定的认识。他主动帮助红军做事，每天走东跑西、上山下洼作宣传，揭露敌人的谣言惑众，说服逃散的乡亲们返回家园。在他的宣传下，许多回汉群众陆续回来，接近红军，帮助红军解决吃粮吃水问题。在红军召开的一次军民座谈会上，马和福倾诉了自己辛酸的身世，表示坚决跟党走，跟红军走。同年8月，马和福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当选为豫旺县苏维埃临时政府下辖的豫旺区苏维埃主席。
为了适应党在宁夏新解放区中回民聚居广泛、穆斯林群众集中这一特点和新形势的需要，中共中央、中华全国苏维埃政府和毛泽东主席决定，在豫旺县苏维埃临时政府成立之后，进一步筹建豫海县回民自治政府。8月中旬，陕甘宁省委书记李富春受中央委派，专程到豫旺县同心城帮助指导筹建工作，成立了豫海县回民自治政府筹备委员会。经过两个月的紧张准备，陕甘宁省豫海县回民自治政府成立大会于8月20日在豫旺县同心清真大寺隆重举行，庄严宣告我国第一个回民自治革命政权的诞生。来自各乡、区的回民代表和各界人士300多人参加了成立大会。在为期3天的代表大会上，讨论并通过了《豫海县回民自治政府条例》《减租减息条例》《土地条例》等有关决议案，选举产生了豫海县回民自治政府的领导成员。
马和福当选为豫海县回民自治政府主席之后，深入回族群众中宣传党的抗日救国主张，特别注意联系、团结和争取回民中有威望的教主、阿訇，利用回民上清真寺的机会动员穆斯林为红军筹粮筹款。这一时期，他出面组织群众成立了回民解放会和农会，还建立了一支有40多人的县回民游击大队并亲自担任队长。先后筹集粮食6万余斤、银元8万多块、大烟土1万多两、皮衣4000多件和许多支前物资，基本上保证了红军的供给。在自治政府成立大会上，马和福代表全县回汉人民“向伟大的共产党和红军表示衷心感谢”，称赞共产党和红军是解放人民的“大救星”，表达了豫海县全体人民努力发展生产，以实际行动支援红军北上抗日的热切愿望。
1936年11月，红军回师东进，准备开赴抗日前线。马和福的工作转入地下，坚持敌后斗争。后因坏人告密不幸被捕。国民党军阀多次派人酷刑逼供，马和福始终大义凛然，坚贞不屈。1937年4月3日，马和福同志在同心城西门外河滩上英勇就义，年仅45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同心县人民政府追认马和福同志为革命烈士。为了纪念这位回族英雄，于1953年在同心县城修建了马和福烈士陵园，敬立了纪念碑。
马骏（1895~1928年），字遹泉，号准台。黑龙江宁安人。1915年考入南开中学，1921年入党。中国共产党早期革命家和领导者之一，东北党组织的创始人之一，第一批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回族党员，革命烈士。五四运动中领导天津各界罢课、罢市，举行反帝爱国游行，积极声援北京学生的爱国运动，与周恩来、邓颖超、郭隆真等发起成立“觉悟社”，表现出卓越的宣传和组织才能。1925年被派往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27年奉调回国，任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兼组织部长。在极其危险的条件下，重建和恢复了北京市各级党的组织。1928年被军阀张作霖杀害，年仅33岁。
马骏1903年入私塾读书，1906年入清真小学读书。1915年考入南开中学。在南开就读期间，参加了周恩来等组织的“敬业乐群社”，并两次担任该校演说会、学生讨论会及自治励学会的会长及义塾服务团总董及教务长。后来逐步接受了马列主义，和周恩来、邓颖超、郭隆真、刘清扬等一道投身于爱国运动，开始了革命生涯。
1919年5月4日，北京爆发“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的爱国学生运动。天津各校学生立即响应，5月7日举行示威游行，声援北京学生的爱国运动，要求释放被捕的北京学生。14日，天津学生联合会成立，马骏当选为副会长兼执行部长。23日，天津学生联合会在南开学校召开千人动员大会，马骏带领大家高声宣誓：誓保国土，誓挽国权，誓雪国耻，誓惩国贼，誓共安危，誓同始终。会后，举行游行，强烈要求政府释放被捕学生，取消“二十一条”。6月9日，在河北公园举行了规模更大的集会，马骏上台演讲，号召天津各界人士积极救国。会后，马骏率众赴天津总商会，动员商董于10日举行罢市，但是商董们在政府的欺骗和压力下，决定11日开市。马骏听到这一消息，来到商会，有位商董看重私利，问马骏在天津有无产业，意思是说他鼓动罢市，不会付出代价。马骏义正词严地说：“国家将亡，哪还能说到个人财产？我在天津固无产业，但我有生命，情愿牺牲，以谢国人。”说完挺身以头撞向柱子，幸被别人拦住。商董们被马骏以生命唤起国人的精神所感动，决定按期罢市。
《巴黎和约》签字的日期一天天临近了，北洋政府对和约尚未明确表态，6月27日，马骏和郭隆真、刘清扬等十余人赴京，与各地学生代表一同到新华门，向北洋政府请愿。时任济南镇守使的马良，立场反动，卖国媚外，杀害了“济南回民救国后援会”会长马云亭等三人，逮捕了大批学生。马骏义愤填膺，揭露马良的罪行，各地学生公推马骏为总指挥，在北京举行大规模的游行，北京政府惊慌失措，逮捕了马骏等学生代表。
马骏被捕，全国震怒，社会各界纷纷起来抗议，周恩来等人赴北京进行营救。当局被迫于8月30日将马骏和两次被捕的请愿代表全部释放。在这次斗争中，他以卓越的组织才能和演讲口才领导广大爱国学生在天安门前进行活动，被人们亲切地称为“马天安”。同年10月赴上海参加组织“全国各界联合会”，被推为常务理事，并亲自指挥上海各界民众大示威。
1921年，中国共产党诞生后，他在天津即加入中国共产党，并接受党的派遣回到东北，从事地下工作。他在家乡宁安建立起东北第一个党的小组，播下了东北第一颗无产阶级革命的火种。为了完成党组织交给的任务，年轻的马骏冒着巨大的风险奔走于东北各地，宣传革命思想。他曾在被人称为“小南开”的私立毓文中学担任不拿薪水的教员和训育主任，在学校组织“读书会”，学习李大钊、鲁迅等人的著作，阅读《新青年》《向导》等进步刊物，讲解十月革命、马列主义，介绍五四爱国运动，不断扩大党的影响。
1925年9月，马骏受党派遣去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留学，进一步学习马列主义，为革命事业积蓄力量。1927年在蒋汪合流、李大钊等共产党人惨遭杀害、革命形势极端恶化之际，他受党指示，领命回国，就任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兼组织部长。在极端困难和危险的环境中，置个人安危于不顾，出色地领导北京地下党开展工作，不幸于同年12月3日被捕。他拒绝军阀张作霖高官厚禄的引诱，在狱中遭受酷刑，坚贞不屈，始终维护着党的利益。1928年2月15日被张作霖杀害于北京朝阳北门外，年仅33岁。
马骏生前撰写了许多革命诗文，现存的有《一个小蜘蛛》 《他们为什么不去》《送李愚如赴法》等。《一个小蜘蛛》写于1919年，发表在周恩来主编的《觉悟》杂志创刊号上。作者借“蜘蛛”的勤奋和执著，寄托一种绵长深沉的爱和无私奉献的精神，一种永远年轻、不懈追求的心态。诗中疾呼的“工作呀工作，奋斗呀奋斗”正是马骏一生为革命献身的真实写照。《送李愚如赴法》是1920年马骏在天津狱中所写。当时，李愚如前来狱中看望难友。她把自己战胜困难、社会舆论的压力和依然赴法国勤工俭学的决定告诉了周恩来、马骏等同志。为了表示对她的祝贺和激励，马骏写下了《送李愚如赴法》，诗中没有对生活的感伤和怨恨，而是饱含着从历史的劫难和血与火的斗争中彻悟、升华出来的坚定、昂扬的革命信念。
马思义（1914~1967年），宁夏西吉人。少年时放羊、干农活。1936年被抓壮丁，到宁夏马鸿宾部当兵，担任过班长，于1939年1月逃跑回家参加海固回民起义。1939年6月，第二次起义失败后，他带领部分起义军冲破包围，转入地下斗争。1941年4月，在第三次暴动中成为起义军主要领导人。第三次暴动失败，马思义毅然带领余部投奔陕甘宁边区，后被编为“回民骑兵团”。新中国成立后，曾担任宁夏军区副司令员、宁夏回族自治区政协副主席等职务。
1939年1月，马思义得知家乡起义了，便逃出国民党军队，回乡参加起义。第一次起义失败，当地回民又于1939年农历四月初八发动了第二次武装起义。马思义的父亲马喜春任旅长，马思义任起义军领导人马国瑞司令部的警卫排长。在泾源县白面河战斗中，马国瑞、马喜春等领导人英勇牺牲，马思义带伤指挥起义军乘天黑分散突围。
突围出来的起义军只剩下1 000多人，严酷的战争，使许多人悲观失望，只有以马思义为首的少数战士坚决不放下武器，誓死战斗到底。起义军何去何从，始终没有达成一致意见，最后自行解散。
1940年底，马思义等人开始秘密联络，准备发动起义。他们利用打零工、做买卖作掩护，走村串户发动群众；消灭地主恶霸、自卫队长。2个月内，马思义和另外两股人马共惩除土豪恶霸34名，袭击和解除了一批地主武装和国民党零星部队。
1941年4月8日，国民党四十二军的2个营及地方保安队清剿起义者，他们来到马思义经常活动的上白崖子村，将群众集中起来，架起机枪准备杀害。这时，正在白崖子商议起义事宜的马思义等立即兵分3路包抄冲下山去。敌人见势纷纷逃窜，起义军乘胜追击，海固回民第三次起义爆发。
起义队伍迅速扩大到六七千人，编为1个团，下设24个营，马思义被推选为团长，马智宽任团部副官。起义军为了摆脱正在逼近的国民党军队，开始向张家川进军。军纪严明，所到之处秋毫无犯，回汉青年积极参加，队伍迅速扩大到2万余人。4月21日，起义军进到大麻子山，国民党胡宗南部一九一师和四十二军尾追而来。起义军7 000余人埋伏于山腰梯田埂堰之后，另有1万余人埋伏于山巅，其余部队都埋伏于通往马鹿镇和张棉驿的两条交通要道上，以阻击敌军的增援部队。上午11时许，机械化装备的国民党四十二军黄初飞团先行赶到大麻子山下，当黄部行进到距埋伏的起义军约5米处，马思义连发3枪，7 000余名战士一跃而起，刀光闪闪，尘土飞扬。接着，山上的万余人及侧翼伏兵乘势掩杀，使随后赶到的国民党一九一师的2个团还未全部投入战斗，就被冲散了。
国民党军在大麻子山的失败，使国民党第八战区司令长官朱绍良很恼火，遂调集预备七师、九十七师、八十一军以及四十二军和一九一师余部一齐向起义军压来，妄图围剿起义军。5月上旬，起义军在西吉县陈家大坪的土窝子召开营以上指挥员会议，讨论今后的行动方案。马思义提出投奔边区红军的建议。当时，这一决定只有营团干部知晓，未向下级官兵传达。
1941年5月12日，马思义领导的起义军继续北上，部队行到石蛤蟆，与国民党两个正规师及地方保安自卫队数万人相遇，敌军抢占了有利地形，将起义军包围，用几十挺机枪和迫击炮向起义军疯狂射击，起义军死伤惨重。幸好第3天上午下了一场暴雨，起义军乘机杀开一条血路，继续北上。石蛤蟆一战起义军元气大伤，队伍由原来的两万多减少到五六千人。
5月下旬，起义军到达石县子，马思义向部队公开宣布了起义军将投奔边区的决定。当时，有一部分人离开了部队，剩下的起义军继续向边区进发。途中，马国璘又带领2 000多人离开了部队。
马思义所率领的队伍几经分裂，只剩下200多人，他们进边区投奔红军的信念坚定不移。1941年6月10日（农历五月十六）起义军到达边区的庙儿掌，马思义派副官马智宽等人前去联络，共产党庆阳地区保安大队接待了他们。之后，马思义受到了边区司令员萧劲光、三八五旅旅长陇东司令员王维舟的接见，并赠给起义军一面锦旗，上书“浩气长存”四字。
1941年7月下旬的一天，毛泽东主席亲切接见了马思义。8月，党中央批准回民起义军改编为“回民骑兵团”，并任命马思义为团长，杨静仁任政治委员。1942年6月，马思义被安排到延安中央民族学院学习，10个月后转入抗日军政大学继续深造。1945年12月毕业，仍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陇东军分区回民骑兵团团长。通过两次学习，马思义的军事、政治和文化素质都有很大提高。1946年3月，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当月，王震率领的三五九旅中原突围，向陕甘宁边区进发，回民骑兵团奉命前往迎接，随同海固工委组成武装工作队第一大队，马思义任队长，与第二大队一起从边区出发，沿途几次击溃当地民团和自卫队，又在泾源老龙潭与国民党军3个旅激战一整天冲出重围，途经8个县，顺利完成任务并奉命返回。后来，马思义率回民骑兵团配合陇东军分区部队参加西北野战军解放西北的战役。
马青年（1917~1997年），又名马青廉。陕西安康人。1935年参加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红军长征期间，马青年担任红军历史上第一支回族武装力量——回民独立师师长和中国第一个回族自治政权陕甘宁省豫海县回族自治政府军事部长。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共陕西省委、甘肃省委统战部部长，宁夏第四届、第五届人大常委会主任等职。
马青年出身于一个贫苦的回族家庭，少年时代曾在家乡读书，因家境贫寒，便随茶商到六盘山区谋生。1935年8月，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长征途经回族聚居地区单家集和兴隆镇（现属宁夏回族自治区西吉县），马青年和十几个回族青年踊跃地参加了红军，同年9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36年5月，红军西征宁夏，徐海东指挥的红十五军团挺进到豫旺一带后，经西征红军总部司令员彭德怀批准，在柠条梁成立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回民独立师，时年18岁的马青年任师长，欧阳武任政治委员，李铁民任参谋长。回民独立师刚成立时，仅有1个步兵连和1个骑兵排，共100多人，枪100多支，战马50多匹。这是我军历史上建立的第一支回族武装力量。
回民独立师的组建，是开展回民工作的需要，是红军西征的产物，是红军为开创西北抗日根据地，进一步扩大抗日战线不可缺少的一支力量。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回民独立师经受了战争考验和锻炼，由小到大，由弱变强，发展成为一支回族自己的革命武装。它在军团指挥部的领导下，相继参加了一系列主要战斗，在回民聚居区积极开展工作，扩大了红军的影响。同时在清剿当地顽匪、安定社会秩序、融洽军民关系、建立地方政权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在中国共产党与回族人民的关系中起到了桥梁和纽带的作用。它还影响和动员了宁夏南部山区众多的回族青年走上抗日救国的道路，马青年作为回民独立师的主要领导，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徐海东将军很赞赏他，常称“我们的尕师长”。
1936年，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回民自决”方针，筹建了豫海县（今同心县）回民自治政府，成立了由李富春、程子华、王首道、唐天际、黄镇、杨奇清和马青年等组成的豫海县回民自治政府筹备委员会。10月，筹委会召开了豫海回民自治代表大会，通过选举产生了以马和福为主席的回民自治政府，马青年作为红军代表被选为军事部长。豫海县回民自治政府，是我党历史上成立的第一个县一级回民自治政府。自治政府建立了由马青年任总指挥，王柏栋任政委，马正龙（窑山煤矿工人）任副总指挥的地方武装，人数最多时达到3 000多人。
1938年，马青年以八路军一二九师驻镇固平办事处主任、援西军政治部负责人的身份继续在这里工作。1941年前后，马青年回到延安，担任抗大一大队队长兼指导员，同时还兼任陕甘宁边区回民促进会董事长。东北解放时，马青年担任中共冀察热辽地委委员兼中共赤峰县委书记等职。1949年天津解放后，马青年担任中共天津市第九区区委、区长。同年，湖南解放后，他担任湖南长沙市委常委兼秘书长。
新中国成立后，马青年从长沙调到西北局工作，任甘肃省委统战部部长兼民委主任。1951年8月，调任中共临夏地委书记兼行署专员。1956年，调任中共甘肃省委常委、省人委党组副书记、常务副省长。1962年，调任西北局统战部副部长。马青年在新的领导岗位上，兢兢业业，勤奋工作，为新中国的建设和党的事业作出了自己的贡献。“文化大革命”中，马青年受到冲击和不公正的待遇。1979年后，马青年又重新回到领导岗位工作，先后担任陕西省革委会副主任兼省委统战部部长，中共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党组书记等职。马青年是中共十二大代表，第二、三、五、六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五届全国政协常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