赛典赤·赡思丁（1211~1279年），元朝杰出政治家，云南行省的奠立者。赛典赤出仕元朝，自太祖至世祖，历五帝，由燕京路总管而拜中书省平章政事，最后受元世祖忽必烈重托出任云南行省平章政事，主持滇政。所到之处轻财爱民，多惠政，不仅为统治者信赖，亦为百姓称颂。其中以在云南6年最为辉煌，整顿行政、兴办屯田、兴修水利、发展生产、建立学校，理顺与当地各民族的关系，显示了其卓越的政治才能，得到了云南各族人民的拥戴。
赛典赤·赡思丁，又名乌马儿，中亚布哈拉人。赛典赤意为“圣裔”，表明其出身于具有一定影响力的伊斯兰宗教世家。1219年蒙古大军远征西域，其父苦马鲁丁顺应大局，率家族及骑兵千余人归顺成吉思汗，受到礼遇而举家东迁。赛典赤少年即充任成吉思汗帐前宿卫军，随从征战。1251年，蒙哥继大汗位，赛典赤奉命行六部事，后任燕京路总管，继升为采访使，各职任上均有不俗惠政。1261年，忽必烈继位，赛典赤升任燕京宣抚使，翌年拜为中书省平章政事，成为从一品朝廷大员，参与国家大事的决策管理，兼管财政，制定纸币交钞发行规矩，严格控制其发行量，使国家财富出现了兴旺的景象。1264年，赛典赤出任陕西五路西蜀四川行中书省平章政事，在任3年，户口、财政和屯田收入大为增加，受到中书省的表彰和奖励。他还在各地兴办学校、修建道路、增设驿站，得到各地人民的称颂，陕西人为他在长安树功德碑，记其政绩。
1274年，赛典赤受命出任云南行省平章政事。忽必烈亲自对他说：“云南是国家西南的屏障，我曾经亲征云南，由于委任的地方官不得当，因而云南得不到良好的治理，各族人民生活不得安宁，或有离心倾向。我想选一位修养良好、为人宽厚而有政治才干的人去治理云南，没有能比得上你的人了。”赛典赤深感殊遇之恩，以63岁高龄欣然领命。
上任之前，赛典赤作了充分准备，请知晓云南地理民情之人绘制含有云南山川地势、城郭驿舍、军屯情况等内容的图册，确定治理思路，并进呈元世祖，忽必烈觉得自己选对了人，十分高兴。同年七月，赛典赤到了云南，首先安抚了镇守地方、对他到任心存戒备的蒙古宗王脱忽鲁，取得了宗王的信任。省政与亲王权力关系的妥善处理，为他治理云南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他的治滇方针是：“省徭役，招散亡，恤鳏寡，兴儒教，备水旱灾荒，礼贤士，削冗官，建屯田，制楮币,设路食以待劳民，薄征税以广行旅，饥寒者得以衣食，流散者得以抚绥。”赛典赤治滇6年，政绩卓著。
创建云南行省，统一地方行政。元代之前的云南一直处于地方各政权的控制之下，中央对其只是羁縻而已。蒙古南征占领后，又以军管民的军事占领方式管辖，政权没有统一的建制，亲王、土官、文官、武将、宣慰司、元帅府等并存，处于职权不明而矛盾重重的混乱状态，政局一直动荡不安。赛典赤于至元十二年（1275年）开始行省设置的筹建。在奏请世祖批准后，他下令宣慰司兼任行使元帅府职责，把宣慰司、元帅府纳入行省管辖，地方州县官员改由行省任命长官，从而将云南各民族纳入行省统一管辖范围，改变了以往军政不分、军人干政的状况。宗王府不再管理民政而只负责监督行省工作，加强了行省的权力。同时把以往的万户府、千户所改为路府州县，“置郡县尹长，选廉能者任之”。为了更好地推行政令，他把行省首府从大理迁到了昆明。
云南行省制度的确立，革除了军管民的弊政，削弱了地方势力，促进了云南的治理，加强了全国的统一。这种与全国行省体制一致化的改革，使云南成为中央有效管辖的一个行省，是中国政治史上的重大贡献。
轻徭薄赋，兴屯田，办水利，建驿站，恢复和发展社会经济。赛典赤到云南，“下车风动神行，询问父老诸生安国便民之要”，采访风土民情，了解人民疾苦。史料载有他和当地少数民族农民的一次深入感人的对话。他认识到农民负担沉重，断然减轻赋税，后来百姓有“租甚轻”的赞叹。不仅如此，因云南交通艰险，运输不便，交纳粮税亦有不易，他又以方便百姓为重，“宜马则入马，宜牛则入牛……不产牛马入以银”，以牛马银折算粮价。他的种种轻徭薄赋措施，使人民得以休养生息，有利于社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
减税的同时，赛典赤组织开展军民屯田，开发土地，增加人民和政府收入。他在云南兴建军民屯田12处，范围遍及全省。与屯垦密切相关，他高度重视兴修水利。在全省各地适宜地区广修水利，开发良田。亲自主持兴建了滇池地区水利灌溉系统工程，解决了滇池出口壅塞、水淹良田、漶漫城郭之祸，使许多因淤塞而被迫废弃的土地重新变为良田。他还在云南积极推广内地的生产技术，凡“无粳稻桑麻”之地，“教民播种”，设义仓，以平价为百姓贷种子，让技术人员教人民以新方法饲养蚕桑，“收利十倍于旧”。一系列与民休息、开发农业生产的措施，使云南出现了“墟落之间，牛马成群”“居民凑集，禾麻敝野”的繁荣景象。
针对云南山高路险、交通闭塞的状况，赛典赤到任后大力兴修道路，建立驿站。据统计，元代云南行省设有78处驿站，其中马站74处，水站4处。形成了以昆明为中心的省内辐射状交通体系，改善了与川、黔等地的交通状况。值得一提的是，在一些少数民族地方设立驿站，与赛典赤的个人威信密不可分，如乌蒙土官称：“使我属赛典赤，则可立站。”驿站的设立，交通状况的改善，不仅有利于政令的畅通，亦有利于经济文化的交流。
兴儒办学，倡导文化教育。赛典赤生于西域，长于中夏，跟随蒙古军历练，对伊斯兰教、蒙古游牧、中原农业文化均有深入理解，亦能以开放的视野和态度对待各种文明。忽必烈行汉法改元后，以儒学为核心的中原文化成为统治者治理天下的不二选择，赛典赤对此亦有深入认识。他到云南上任之后，“以兴学育才为先”，捐个人俸金在昆明五华山购置土地建成云南历史上第一座庙学——大成庙，并以购置学田收取地租形式解决教育经费，从内地选聘学者、文人前来任教，“劝士人子弟以学”，云南各少数民族首领亦纷纷“遣子入学”，学习儒家文化知识。在赛典赤的倡导下，云南各地相继办起了学校。他还在当地修建了孔子庙、明伦堂，宣扬儒学，移风易俗。这些措施促进了边疆地区人民对中央政权的向心力，增强了中华民族的凝聚力，为加强民族团结、国家统一作出了重要贡献。
在云南回族和伊斯兰教的发展史上，赛典赤也是一个开创性的人物。赛典赤赴任时有大批穆斯林跟随入滇，凡有军民屯田的地方，几乎都有穆斯林屯户，云南各地回回营、回回村等地名，多半是穆斯林屯田的遗迹。赛典赤在尊崇汉文化、修庙办学的同时，也在各地修建清真寺，使穆斯林有场所过正常的宗教生活，尚存可考的有昆明南城寺和永宁寺。
高度重视民族团结。云南是个多民族居住区，各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化和生活习俗，且在历史上各政权多以宽松而只具象征意义的羁縻政策治之，若处理不得当，便会引起离心或反抗。赛典赤入滇以后以政治家宽宏大量的风范，公正行政，想各族人民之所想，尊重少数民族首领，真心为少数民族人民服务，得到了各族人民的高度信任和拥戴，增强了各民族的凝聚力。通过《元史·赛典赤传》所载两则故事可见他重视民族团结之一斑。
赛典赤到任云南的第二年，昆明南部萝槃甸城（今元江）土司抗命反叛。他带兵前往处理，围困萝槃甸城三天后还不见土司出降，部将请战，他坚决不允。派人前往劝说，土司表示愿意服从。但又过三天仍不见出降，部将纷纷请攻城，他仍然不答应，有些性急的官兵不等命令擅自攻城，他急令鸣金收兵，斥责攻城将领说：“我是奉命来安抚云南的，不是来杀人的。没有主将命令而擅自攻城，按军法当诛。”令手下将攻城将领捆绑起来，众将为之求情。消息传出，萝槃甸城首领听到后十分感动，说：“平章宽仁如此，吾拒命不祥。”于是便心悦诚服地出城请降。此役未杀一人而平定一方，远近的各族首领深受感召，“翕然款附”，纷纷归顺赛典赤。
有几个地方土官怨恨赛典赤不重用自己，便赴大都诬告赛典赤专权。世祖忽必烈对臣下说：“赛典赤忧国爱民，朕洞知之，此辈何敢诬告？”命人将告状者枷带刑具押送云南，交赛典赤处理。到滇后，赛公立即解除诬告者的刑具，并对他们说：“你们不知道皇上给了我在云南全权处理事务的权力，所以控告我专权。不知者不为罪，我不处罚你们。想做事很好，今天我授你们官职，你们能努力做事效忠国家自赎罪错吗？”诬告者大为感动，叩首拜谢说：“我们犯了死罪，平章大人不仅不计较，还授予我们官职，我们发誓以生命报答大人的恩德。”
赛典赤正是凭借这种豁达的胸怀，不随意用兵，不轻易杀人的感化政策，使云南各民族人民一心归顺，保持着融洽和谐的关系。
赛典赤受命治理云南6年，鞠躬尽瘁，勤勤恳恳致力于经国治民大业，使云南出现“民情丕变，旧政一新，而民不知忧”的政通人和局面。他去世后，百姓巷哭，“远近如丧考妣”。元世祖得知消息亦十分悲痛，在高度肯定了赛典赤的政绩后，令云南官员“尽守赛典赤成规，不得辄改”。元朝政府进封他为咸阳王。云南地方立庙祭奠，每年清明之时祭奠，一直延续到民国时期。700多年过去了，云南百姓还经常到他的陵墓前缅怀纪念，表明了各族人民对这位回族政治家的高度肯定和衷心爱戴。治理云南“后继者虽有善政，莫能及也”是对赛典赤的中肯评价。
纳速剌丁（？~1292年），赛典赤的长子，元朝著名政治家。1260年随兀良哈台进入云南，先后任安南达鲁花赤、云南诸路宣慰使都元帅，对稳定元初云南局面作出了重要贡献。赛典赤去世后，纳速剌丁受命担任云南行中书省左丞，不久升为右丞。1284年任云南行省平章政事（从一品），成为位高权重的地方大员，对云南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作出了贡献。1291年调任陕西行省平章政事。
纳速剌丁是元代第一批进入云南的官员，在平定云南的过程中贡献了力量。1274年赛典赤·赡思丁担任云南行省首任平章政事后，纳速剌丁作为父亲的主要助手，对云南的安定与建设做了很多事情。至元十六年（1279年），纳速剌丁招抚少数民族寨子300多处，得民户120 200户。他在这里定租赋，设驿站，立卫兵，不仅稳定了西南边境局势，而且妥善地处理了棘手的民族关系。
赛典赤去世后，云南的民族关系出现了波动。为稳定局势，元世祖忽必烈“诏云南省臣尽守赛典赤成规，不得辄改”。但是云南省臣并没有听他的话，赛典赤的许多“成规”还是被云南官吏或放弃，或更改，对少数民族仍然采取剥削压榨的办法，使已经缓和的社会矛盾又趋激化，少数民族又开始武力反抗。至元十七年（1280年），纳速剌丁被委任为云南行省左丞，不久升为右丞。他向朝廷提出三条建议：一是罢撤不利于当地人民而专营金制品的“云南造卖金箔规措所”；二是罢云南都元帅府，把军政与民政都统一在行省的领导之下；三是缩小云南官员质子范围，减轻中下级官员精神负担，缓和民族矛盾。这三条建议都得到了朝廷的采纳。
至元二十一年（1284年），纳速剌丁晋升荣禄大夫，任云南行省平章政事。其间，他继承父亲遗志，在云南废旧政，裁冗官，兴屯田，定赋税，开驿路，一事权，破迷信，办教育，改善民族关系，政绩卓著，对云南的地方建设、国家的安定统一作出了突出的贡献。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当他调任陕西行省平章政事，要离开云南时，云南人民舍不得他走，就按照当地的风俗，用金属给他铸了像来纪念他。
纳速剌丁是元朝继赛典赤·赡思丁之后又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和改革家，其政治生涯主要在云南。在他担任云南历史上第二任平章政事期间，顺应历史潮流，采取了一系列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改革措施，稳定了社会秩序，进一步巩固了行省政权，加强民族团结，减轻人民负担，推动了云南社会经济的发展，受到云南各族人民的尊敬与爱戴。
阿合马（？~1282年），出生于中亚费纳喀忒城（今乌兹别克斯坦的塔什干西南锡尔河右岸）。元世祖忽必烈时期的宰相。以善于理财深受忽必烈的信任和重用。历任领中书左右部，兼诸路都转运使、尚书省平章政事，兼任制国用使司、中书省平章政事（宰相）等职。任职期间，着重于整顿户籍、颁布财政制度、增加赋税、发展国家控制的商贸、发展矿冶生产等。阿合马主政理财达20年之久，为元廷聚敛了大量的钱财和粮秣，对于忽必烈时期恢复和发展经济，保持社会稳定，统一全国发挥了重要作用。
阿合马为人精明，做事干练，很快受到忽必烈的赏识。中统初元（1260年），阿合马任开平同知兼太仓使。其后不久，负责燕京亿万库，理算钱谷。中统三年（1262年），阿合马成为中书左右部的总负责人，兼诸路都转运使，掌管钱谷的征收、转运和仓库出纳。中书左右部主要负责承上谕下行文，包括吏治、民户、赋役和狱讼等事宜。中统五年（1264年），中书左右部并入中书省，阿合马升任中书平章政事，进升为荣禄大夫。至元三年（1266年），设立制国用使司，专门管理朝廷财税，由阿合马兼任，世祖高兴地说道：“回回人中阿合马的才干堪任宰相。”他任职期间，中央财政增加了多项收入，忽必烈感到非常满意。至元七年（1270年），制国用使司撤销，成立尚书省，阿合马任尚书省平章政事。至元九年（1272年），尚书省并入中书省，阿合马又改任中书平章政事，任职达10年之久。他为充实朝廷国库收入，满足忽必烈统治集团的经济需求，做了不少事情。
设置诸路转运司，加强税收管理。税收是国家财政的重要支柱，盐税又是财政的重要税源，因此，禁私盐和增加盐税是阿合马理财的一个主要方面。中统四年（1263年），阿合马推行食盐国家专卖，禁止食盐走私，并增设巡逻队。实际上，私盐可能比官盐价格便宜，但真正获得暴利的是走私商，禁止食盐走私，就是惩治与国争利之徒。为了扩大税源，阿合马还把过去豁免赋税的僧道军匠等作为征税对象，从而增加了国家的财政收入。打击“权势之家”偷税漏税行为是阿合马理财的另一个有力措施。元代很多蒙古贵族与大商巨富一起从事商贸，但他们依仗权势，经商拒不交税，这是公然的违法行为。阿合马要理财，必然要和他们作斗争，也就触犯了他们的利益，自然引起了他们的反对。另外，至元七年（1270年），阿合马为规范纳税制度，制定了30分取1的税制，使得纳税有章可循，一定程度上防止了贪官污吏的随心所欲，保障了元代商业的正常发展。
大兴铁冶。阿合马比较重视矿冶生产，中统四年（1263年），阿合马在河南钧州、徐州等地兴办铁冶，颇有成效。他又用输出的铁铸造了20万件农器，与农户交换粮食4万石。至元三年（1266年），阿合马还建议采冶石绒（石棉），扩大采冶范围，并成立专门管理机构，负责各地矿产采冶事宜。他的这些举措，客观上对促进农业生产及矿业生产有利。
推行“经理”制度。“经理”也叫“钩考”，是一种财政审计手段。由朝廷派员到各地清算钱谷等项，以防止豪强隐瞒和官吏贪侵。如地方上有把熟田冒充为荒地以逃避赋税的，有因避免差徭而隐报户口的，也有富民买贫民田而仍旧由贫民交税的，以致造成“岁入不增，小民告病”。至元七年（1270年），阿合马理财时期，尚书省的一项任务就是调查全国户口，颁布条例，目的是为了杜绝欺隐，增加赋税。由于国家财政赤字巨大，入不敷出，为了增加财政收入，满足忽必烈征战的需要，钩考钱谷被作为一种弥补财政亏空、搜刮财富的手段频繁进行。
实行官俸制度。忽必烈初期，朝廷的各级官吏没有俸禄，等于公开地让他们去勒索百姓，贪污中饱。这严重地影响了元代正常的统治秩序，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至元元年（1264年），阿合马曾订立条例，要减并州县和规定官吏员数，分别品级官职以给俸禄和颁发公田，并且要计算月日以考核优劣，但并没有施行起来。至元三年（1266年），阿合马任中书平章兼任制国用使的时候，正式规定了京、府、州、县、司官吏的俸禄和职田。至元七年（1270年）又规定了军官的俸禄。之后，虽然曾有暂时停俸禄和减官俸的事，但是官俸制度作为一项重要制度从此确定了下来。勒索百姓、贪污钱财不再是合法的行为了。如至元四年（1267年），大名路达鲁花赤爱鲁、总管张弘范等盗用官钱，就受到罢官的处分。
发行纸币。元代钞法是世界上最早的纯纸币流通制度，在世界币制史上具有特殊的地位。至元元年（1264年），阿合马在各路设平准库，并且买卖金银，以维持物价平衡和保证纸币的信用。初期钞法施行十分严密，并且盐、茶等税收都用纸钞，保证了纸钞雄厚的物质基础。然而，由于连年用兵、费用浩繁，纸钞不断增发，从至元十七年（1280年）以后，开始通货膨胀，纸币贬值，物价飞涨。至元二十四年（1287年），忽必烈不得不召开中书省臣、集贤大学士会议，讨论钞法问题。但是，朝廷财政用度巨大，不能量入为出，因而这一根本性问题没有解决。
阿合马是历史上一个有争议的人物，近些年来对他的研究也越来越多。历史学家杨志玖教授、杨建新教授等在他们的研究中对阿合马的功过得失作出了更为公允的新评价。他们认为，阿合马作为元朝初期的宰相，着重于整顿户籍，增加赋税，发展国家控制的商贸。此外阿合马还很注意矿冶，他曾亲自过问一些地方的银矿、铁冶、石绒（石棉） 等手工业的发展。他理财时间最长，为元初的国家统一、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起了很大作用。但由于他的一系列政策和措施，严重地损害、打击了元朝官员们和富豪们的私人利益，堵塞了他们把国家钱粮装入自己腰包的机会和漏洞，加之阿合马在任上有恃宠贪权、骄横跋扈等行为，因而引起朝中勋旧大臣及与之有密切关系的富商大贾们的反对，结局很悲惨。
买奴，生卒年不详，字德卿。历任监察御史、肃政廉访使、参议中书省事、吏部尚书（正三品）、通政院使（从二品）、行中书省平章政事（从一品）等职务。他在任期间做了许多便民利国、兴利除弊的事情，是元朝时期一位关心人民疾苦、敢于进言、忠于职守且很有作为的政治家。
买奴早期在掌管医药事务的太医院任职。仁宗皇庆初年（1312~1313年）升任监察御史，分巡岭北。在担任监察御史期间，他平反了和林①的一宗冤案，把真凶绳之以法，使五个被诬陷入狱的人得以释放。元代很重视在全国交通沿线修建驿站（蒙古语称为“站赤”），为了应对沉重的劳役，有些老百姓被迫卖儿鬻女，导致家破人亡。看到这些情形，买奴十分痛心，他奏请朝廷把和林一带的驿站改为官修，由官府发米赎回被卖掉的妻子儿女，今后不要向老百姓摊派劳役和杂税，这个奏议得到了仁宗的准许并得以实施，从而减轻了人民负担。元朝的最高监察机关叫“御史台”，御史台在地方上的派出机构叫“肃政廉访司”，其职责是“纠察百官善恶，政治得失”，该机构的负责人被称为“肃政廉访使”，买奴曾三次出任肃政廉访使一职，并且在这个岗位上干了将近20年。在肃政廉访使任内，他恪尽职守，体察民间疾苦，在实现司法公正、造福百姓等方面多有建树。买奴在河北河南道任肃政廉访使的时候，遇到原阳县境内出现黄河决口险情，他亲临现场督筑堤防，因为措施得当，河患得到有效治理。
买奴是一个重人文、有才干、敢进言的官吏。他在担任肃政廉访使、中书省右司郎中、翰林承旨（翰林院最高长官）、吏部尚书、通政院使（相当于今天的交通运输部部长）等职务期间多有政绩，一是在边疆地区大兴儒学，曾修建三皇庙、孔子庙等数百间，加强封建道德教育。二是及时整修水陆桥梁，保持交通安全、顺畅。他曾把都城的350座木桥改建成砖石结构，使其更加经久耐用。三是在国库用度开支方面厉行节约。有一次，朝廷决定开展一项修造城壕楼宇的工程，主管单位预算用钞2 100余锭，但在买奴的主持下，整个工程只用了400余锭就完成了。买奴在朝廷上敢于进言，泰定帝（1324~1328年）时曾打算在抚州（今江西省抚州市一带）某个地方修建宫殿，以观赏群鸟的放飞。买奴借用历史故事极力进谏，最终使泰定帝放弃了这个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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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和林位于今蒙古国境内，曾经是元朝政府在北方草原地区的一个大城市。
郑和（1371~1434年），云南昆阳（今晋宁）人。世界著名航海家、外交家。1405~1433年，奉命率庞大的船队七次出使西洋，访问了30多个在西太平洋和印度洋的国家及地区。郑和远航比西方航海家达·伽马和哥伦布等人早70余年。郑和下西洋揭开了世界性大航海的序幕，在传播中华文明、促进海外贸易发展、开拓海洋事业、构建和谐海洋文明等方面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郑和原姓马，赐姓郑，小字三保。祖父和父亲都是到麦加朝过觐的哈吉。幼时就对外洋情况有所了解。洪武十三年（1380年），明朝军队进攻云南，年仅10岁的马三保被掳入明营，之后进入朱棣的燕王府。在靖难之变中，马三保为燕王朱棣立下战功，深得成祖信任。后升为内官监太监，执掌宫室陵墓的建造，采办宫廷婚丧礼仪所需珍宝、香料及珍奇异物等事宜。
永乐三年（1405年）六月，郑和率领一支有62艘船只、由27 800余人组成的庞大船队首次出使西洋，首达占城，历经爪哇、苏门答剌男巫里，至印度古里返航。于永乐五年（1407年）九月回国，诸国使者随郑和朝见。不久，郑和又奉命出使西洋，率领有249艘船只的船队，先后到达爪哇、古里、柯枝、暹罗、锡兰等国。于永乐七年（1409年）九月上旬回到南京。九月下旬，第三次出航，率船只48艘，官兵27 000余人，巩固明朝同南洋已通好国家的联系。于永乐九年（1411年）回京，随同前来朝贺者有19国。永乐十一年（1413年）冬，奉命第四次远航，远至忽鲁谟斯等国，于永乐十三年（1415年）回国，为明朝开辟了向海上发展的新纪元。永乐十五年（1417年）十二月，奉命护送前来朝贡的各国使者回国，并携赠送各国国君的礼品，作第五次远航。永乐十七年（1419年）七月还。永乐十九年（1421年）春，率船第六次远航。永乐二十年（1422年）八月回到南京。宣德六年（1431年）最后一次奉诏出使西洋，历忽鲁谟斯17国而还，于宣德八年（1433年）七月抵京。前后七次出使西洋，历30多个国家和地区。郑和船队在航海过程中绘制的《郑和航海图》共20图40面，记载了航向、方位、航程、停泊地点、暗礁、浅滩、港口等，是我国最早的远洋航海图。所率船队规模之大、造船工艺之考究，在世界航海史上亦属罕见，在当时世界上堪称一支实力雄厚的海上机动编队。英国学者李约瑟博士在他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一书中指出：“当世界变革的序幕尚未揭开之前，即15世纪上半叶，在地球的东方，在海涛万顷的中国海面，直到非洲东岸的海域，呈现出一幅中国人海上称雄的图景。这一光辉灿烂的景象，就是郑和下西洋。”
郑和既是明王朝的政治使节，也是明政府的通商代表，他率船队七下西洋，加深了中国与东南亚和东非的友好关系，促进了中外经济的交流。据统计，永乐在位22年，与郑和下西洋有关的亚非国家使节来华共318次，平均每年15次，更有4个国家先后7位国王亲自率团前来，最多一次有18个国家朝贡使团同时来华。朝贡贸易是郑和下西洋贸易活动的基本形式，当时各国都积极到中国来朝贡，一方面得到明朝的庇护，一方面得到明朝的丰厚赏赐。官方贸易是郑和下西洋的重要内容，它是在双方官方主持下与当地商人进行的交易。出使西洋时，郑和船队除了装载赏赐用的礼品外，还有中国的货物，如铜钱、丝绸、瓷器、铁器等，这种贸易可以用明代铜钱买卖，多数以货易货，平等自愿、等价交换，具备国际贸易的一些基本原则。
郑和下西洋对中国和世界航海事业还有许多其他的贡献。郑和的历史功绩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他从30多岁开始，前后28年献身航海事业，最后一次下西洋时，已年过花甲。这一次他再没有回来，长眠在他开辟的和平之路上，时年62岁。郑和下西洋彰显了中国人民不畏艰险、敢为天下先的创新精神和开放进取、包容和谐、友好合作的价值取向，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一笔宝贵的精神遗产。
马文升（1426~1510年），字负图，号约斋，河南钧州（今河南禹州市）人。明朝景泰二年（1451年）进士。担任过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左副都御史（正三品），兵部侍郎（正三品），都御史（正二品），兵部尚书（正二品）等职，最后官至吏部尚书加少师兼太子太傅（正一品）。《明史》中有其传，文治武功，可圈可点。兵部任上，他修武备、整边防、开茶市，使边境得以安定。吏部任上，他力主裁汰冗员，唯才是举，不屈服于宦官势力。他关注民生鞠躬尽瘁，治国安邦睿智有为，是明代中央朝廷与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矛盾的调解者。
明宪宗成化元年(1465年)，蒙古的李罗忽、满都鲁、儿加思润等部占据了河套地，马文升“请驻兵韦州，而设伏诸堡待之”，大胜报捷。成化四年（1468年），固原土达满四背叛明朝占据石城为王。宪宗命都御史项忠总督军务，令右副都御史马文升巡抚陕西协剿。十月，项忠、马文升分兵六路围满四于石城，很快讨平石城，使明朝西部边境得到了安定，文升因功进左副都御史。
成化十二年（1476年），马文升以兵部侍郎之职向宪宗上奏治边策略十五条，整治辽东军务和地方事务，主持修筑了从安边营到铁鞭城的烽堠（即“烽火台”），以防敌之侵掠。同时在边镇大力推行“茶马贸易”，加强了各民族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促进了边境地区的商业发展。马文升在兵部任职13年，竭尽全力办理军务，在屯田、马政、边备和守御等方面成绩卓著。在关乎国家发展的各种事务中，只要是有利于国家安定、百姓乐业，即使不属于自己的职责范围，也都敢于条陈对策，言无不尽。他主张，官府一定要轻徭薄赋，关心灾民，反对大兴土木。从严治军是马文升在办理军务方面的一个突出特点。担任兵部尚书后，面对军政废弛、边防软弱涣散的局面，他从严考核各级军官，有30多名贪生怕死、追求安逸的军官被免职，虽然因此得罪了一些人，但军风军纪得到了整顿，军队战斗力明显增强。
弘治年间，马文升任吏部尚书加少师兼太子太师，成为正一品的朝廷大员。马文升的吏治思想集中反映在他于弘治元年（1488年）提出的建议之中：“选贤能以任风宪，禁摭拾以戒赃官，择人才以典刑狱，申命令以修庶务，逐术士以防煽惑，责成效以革奸弊，择守令以固邦本，严考课以示劝惩，禁公罚以励士风，广储积以足国用，恤土人以防后患，清僧道以杜游食，节费用以苏民困”。马文升非常重视解决流民问题，他在《抚流移以正版籍疏》中，以维护明朝统治为目的，向孝宗提出对时政的见解与对策，认为社会不安定的根源是流民问题，解决流民问题的措施“贵乎招抚”“重加存恤，或给予鸡豚，或量免税粮”。这些主张和建议在当时得以推行，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民生，缓和了社会矛盾，明孝宗当政的18年间，没有爆发过大的农民起义。
马文升从景泰二年（1451年）步入官场到正德元年（1506年）冬天告老还乡，为官50余载。他从维护明王朝的封建统治出发，提出了一些合理的政治主张，采取了一些合理的措施，并身体力行地实践这些主张和措施。他反对贪官污吏，主张廉洁奉公，所采取的措施有利于人民，有利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因而得到了老百姓的认可。明武宗正德七年（1512年），赵鐩领导的农民起义军攻陷河南诸府州县，到达钧州界时，得知马文升的家在这里，就有意绕开了，没有去攻打。而攻下泌阳后，却将时任吏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焦芳的府邸焚之一炬。由此可见，封建时期的官吏士大夫，只要为官廉洁、关心人民疾苦，其所作所为只要有益于国家和人民，同样能获得人民的尊敬和爱戴。
孙继鲁（1498~1547年），字道甫，号松山。云南右卫（在今昆明）人。明嘉靖二年（1523年）进士，历任澧州（今湖南澧县）知州，户部郎中，卫辉、淮安、黎平等府知府，湖广提学副使，山西按察使，陕西右布政使，右副都御使代山西巡抚（正三品）等职。一生耿介，清廉爱民，有“青天”之誉。后来因得罪权贵、触怒皇帝而获罪，被下狱迫害致死。
孙继鲁的祖先是天方（今沙特阿拉伯）人，元代随军进入云南，是典型的回回军人世家。继鲁少年时天资聪颖，“通书史”，能“过目不忘”。武宗正德十四年（1519年）中举，四年后考中进士，被任命为湖广澧州知州，但因为他做事不符合官场规矩，遂调任国子助教，因经学水平很高而受人仰慕。不久，被提升为户部郎中。以后，又先后担任过河南卫辉府知府、南京淮安府知府、贵州黎平府知府等职。
孙继鲁为人耿直憨厚，为官勤勉清廉、尽职尽责，受到他治理地区百姓的深深爱戴。但因为嘉靖朝吏治腐败、政治黑暗，他又始终不肯与同僚同流合污，所以屡屡遭到迫害。在他任卫辉知府时，因为得罪了宦官而被捕下狱。临行时，百姓涌向囚车，把道路堵得水泄不通，号啕大哭，有的人甚至卧在路当中，竟被囚车压死。卫辉百姓一直怀念他，为他建祠堂、刻碑石，颂扬他的德政。据说连嘉靖皇帝也听说了他的事迹，称赞他为“天下清官”。
在淮安知府任内，孙继鲁倡导垦田、劝农、兴学，造福地方。他以身作则、廉洁奉公、严绝贪污。当时府库存有羡银万两，按照惯例巡抚、知府等官员可以分掉这些银子，装入私囊。但孙继鲁不仅分文不取，而且制止了瓜分。在孙继鲁的治理下，淮安政通人和、人民安居乐业。老百姓对继鲁极为推崇，每日焚香为他祈祷，读书人尊他为师，老百姓尊他为父，并编修了《纪爱录》记载他在淮安的政绩。有一次，有皇家的织造宦官南巡，途经淮安，作威作福、横行霸道，孙继鲁不但不予逢迎，而且严词拒绝接待，因此得罪了宦官。不久，宦官就向朝廷诬告，致使继鲁第二次蒙冤被逮送京师。百姓闻讯，哭泣呼号，十分悲痛。临行时，继鲁囊中空空，靠乡中士绅凑钱接济，才得以成行。到京后，幸亏有大学士夏言出面相救，他才得以免罪。有人劝他向夏言致谢，但继鲁生性耿直，没有感谢一个字。夏言为此很不高兴，并从此怀恨在心。
不久，继鲁被调到贵州黎平府（今贵州省黎平县）任知府。黎平位于黔东南贵州、湖广、广西三省交界处，是苗族聚居的山区，山高林密，情况比较复杂，经常发生械斗杀伤事件，处理稍有失当，就可能激化矛盾，引发严重事变。孙继鲁到任后，一方面整顿吏治，禁止扰民；另一方面以恩德守信结纳苗民，丝毫不歧视他们。继鲁的惠政很快见到成效，境内秩序大为好转，苗民也心服口服。邻境的官员们对继鲁善待苗民和苗民向化政策的成功也大为赞赏，湖广靖州（今湖南省靖州苗族侗族自治县）参将感叹地说：过去选任边将，统率千军万马守卫疆土，不如“选廉吏一人足矣”。反映出人们对孙继鲁治边政策的高度评价。
嘉靖十九年（1540年），孙继鲁升任湖广提学副使。不久，升任山西冀南道参政。辖境内皇族宗藩很多，飞扬跋扈，胡作非为，一向不把地方官放在眼里。而继鲁则不畏权贵，刚正不阿，对皇亲国戚违法者一样治罪，毫不姑息，使他们不得不有所收敛。当继鲁卸任赴山西按察使时，士民们恋恋不舍，几次拉住马缰不忍放手。而宗藩们却怀恨在心，带100多人在半道上拦住继鲁，翻检他的行李，发现除了几件破旧的衣衫，再也没有任何值钱的东西，大为惊愕，不由得叹息道：“从高祖（朱元璋）登位以来170多年，这样的官员十分罕见！”他们很惭愧，特地取来饮食向继鲁谢罪。继鲁就任按察使后，执法严明，深受山西百姓的爱戴，民间遂有“孙青天”的美誉。不久，升任陕西右布政使。
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孙继鲁升为右副都御使代巡抚山西，在关于山西的防卫问题上与当时的总都督御使翁万达发生意见不合。尽管当时连兵部也认为孙继鲁的意见很有道理，无奈翁万达深受皇帝信任，加之继鲁性子刚硬，言辞激烈，被指责为借古讽今、影射当今皇上，引起嘉靖帝不满，于是下诏逮继鲁入狱。
继鲁虽身陷大狱，明知处境危险，仍意志坚定，读书不辍。当时的很多人同情继鲁遭遇，有人甚至冒死具结，愿以百口之家赎出继鲁；就连当时拦阻继鲁的宗藩，也上奏章为继鲁争辩，但都遭到朝廷的拒绝。夏言因为记恨以前的事，始终不肯再为继鲁说情。继鲁在狱中受尽折磨，忧愤成疾，病死，年仅49岁。
继鲁逝世之日，百姓闻讯，数千人集聚在京城巷头，哭声震天。京城也为之罢市。穆宗皇帝即位后，朝中言官上书陈述继鲁的冤情，朝廷追赠他为“兵部侍郎”，赐谥号“清愍”，为他平反，祭文中对他的一生给予充分的肯定。
孙继鲁不仅是一个清正廉洁的好官，而且博学多才，在文学上有很高的造诣。可惜由于历经兵火，他的文集《破碗集》《松山集》均已失传。
马自强（1513~1578年），字体乾，别号乾庵，谥号“文庄”。陕西同州（今陕西大荔县）人。明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进士，历任国子监祭酒（从四品）、詹事府詹事（正三品）、礼部尚书（正二品）等职，最后升任太子太保、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从一品）。以学识渊博、诚恳厚道、克己奉公而闻名于朝野。他的学识和才能颇得明神宗朱翊钧赏识，曾与明代杰出政治家、改革家张居正同朝共事，是明代万历年间富有声望的回族政治家。
马自强自幼聪颖好学，嘉靖十九年（1540年）参加陕西乡试，获得全省第一的成绩，一时传为佳话。明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以优异成绩登进士，因才华出众入翰林院任庶吉士，继续学习深造。明代崇尚从进士中选拔官吏，而且注重成长经历，一个读书人中进士后成为庶吉士意味着他已成为朝廷里的重点培养对象。作为回族中的读书人，马自强对中华文化孜孜以求，积累了渊博的学识，从而为他后来以人文智慧辅君治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经过庶吉士阶段的培养，马自强留任翰林院。翰林院在我国历史上是一个人文学术气息非常浓厚的官方组织，明代翰林院的行政级别为五品，主要职责是“掌制诰、史册、文翰之事，考议制度，详正文书，备皇帝顾问”，综合了今天的政策研究室、社会科学院等多个部门的职能。翰林院虽然级别不高却被视为清贵之选，在这里供职的人一般享有很高的社会声望，而且这段经历可以为今后的升迁奠定重要基础，当时有“非进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内阁”之说。马自强在翰林院期间先后被授予检讨、修撰、侍读学士等职务，其间作为主要参与者完成了《永乐大典》《肃皇帝实录》等重大历史文献的重修、编纂工作。此后不久，马自强被调往国子监任祭酒，成为当时国家最高教育机构的掌门人。在国子监祭酒任上，他一方面完善规章制度、整顿风气，另一方面请求增加国子监招生名额，常常对在国子监读书的贫困学生给予资助，受到学生的爱戴和尊敬。
明代帝王非常重视对皇太子的教育和对年幼皇帝的知识辅助。万历皇帝（明神宗）4岁时成为太子，6岁出阁读书，继承帝位的时候也只有10岁，在皇帝从年幼读书到亲理朝政的成长过程中，马自强所发挥的作用仅次于内阁首辅大臣张居正。离任国子监祭酒后，马自强成为翰林院负责人，后来相继升任詹事府詹事和礼部右侍郎、左侍郎等职务。詹事府是辅助太子的重要机构，詹事是该机构的一把手，位居正三品。其间无论在哪个部门任职，他都有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就是担任讲读官，给太子和皇帝讲授儒家经典。在古代，给皇帝当老师是一种难得的荣耀。为了使年幼的皇帝易于接受所要学习的知识，受张居正的委托，马自强等人通过搜集、整理历代帝王事迹编写了一部《帝鉴图说》，图文并茂、通俗易懂。据史料记载，他授课时言简意赅、仪度端详、声音洪亮，深得皇帝喜爱，因而被封为讲读首臣。神宗说：“惟自强讲，朕多省悟。”
马自强不仅有才能，而且在朝廷同僚中口碑好、威望高，在担任了多年的礼部侍郎后，又被提拔为礼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后经张居正推荐进入内阁，任太子太保、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相当于今天的国务院副总理）。马自强在礼部尚书任上多有建树，礼部所掌管的事务多与皇族宗藩有关，由于历代制定的条例前后矛盾、漏洞较多，有些官吏因而恣意牟取私利。针对种种混乱情况，他作出了通过制度创新整顿吏治的选择，坚决破旧立新，完善规章条例，同时增加政策执行透明度，每次藩府的上报材料送来，他都及时裁决，并张榜于礼部门外，明确说明哪些可行哪些不可行。北方游牧民族与明朝开展互市贸易初期有定额的奖赏，后来有些守边的官员徇私舞弊，致使朝廷的赏金支出不断增加。为了改变这种状况，他奏请皇上坚持原来的规约，对以弄虚作假手段索要奖赏者一律不予拨付，从而有效地节省了朝廷年度开支。在担任文渊阁大学士期间，马自强既能认真履行自己作为次辅的职责，又很尊重首辅张居正和其他内阁大臣，尽职而不越权，是张居正改革事业的主要参与者和支持者。曾任文渊阁大学士首辅的张四维赞扬马自强“德宇渊宏，造诣深邃，诚心直道，贯乎表里”。
海瑞（1514~1587年），字汝贤、国开，号刚峰。广东琼山（今属海南省）人。一生忠君爱国，体恤民生，为官清廉，刚直不阿，是我国历史上深受百姓爱戴的著名清官和有作为的政治家。
海瑞幼年丧父，随母亲谢氏靠十余亩薄地过活，生活清贫。母亲对海瑞的教育甚为严厉，对他思想的形成有很大影响。海瑞37岁中举，41岁时任福建南平县教谕，负责该县儒学教育事务管理，后来相继担任浙江淳安知县、江西兴国知县、户部主事、南京吏部右侍郎、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等职。
海瑞是忠君爱国、敢讲真话的官吏。在担任户部云南司主事（户部里负责云南地方税收的六品官）期间，在位的嘉靖皇帝20余年不理朝政，炼丹求仙，妄想长生不老；大修宫观寺院，劳民伤财。官员乘机搜刮钱财，地主、乡官（退休后回家乡赋闲的官僚）大量侵占良田，百姓徭役赋税很重，民怨沸腾。在“出言惹祸苗，唯有奉承高”的社会环境中，海瑞却冒死上疏嘉靖皇帝，痛陈各种社会问题，劝皇帝振作起来，整治朝纲，改善人民生活，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直言天下第一事疏》。为了向皇上进忠言，海瑞作了最坏的打算，他在上疏前与家人诀别，甚至为自己安排好了后事。后来，在宦官黄锦和内阁首辅徐阶等人的劝说下，皇帝暂时免去他的死罪，打入牢狱。隆庆皇帝朱载垕登基后，将海瑞释放。隆庆三年（1569年），海瑞以都察院右佥都御史（正四品）巡抚应天十府，包括现在的江苏、安徽两省大部分地区。
海瑞是体恤百姓、伸张正义的官吏。海瑞为官做人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同情弱者、对老百姓好。在担任浙江淳安知县、江西兴国知县和应天巡抚等职务期间，看到地方上徭役赋税名目繁多、百姓生活困苦，他力排众议，采取清丈土地、推行一条鞭法、解决地方上的乱收费问题、减少冗员等办法，减轻农民负担。在江南治理水患时，把赈济和治水结合起来，这一举措不仅战胜了灾害，兴修了水利，还改善了民工的生活。为百姓着想就会触动地主、乡官的既得利益，他所到之处推行的清丈土地、一条鞭法等措施，目的就是均徭役赋税，谁占有的土地多，谁的赋税就重。为了保证普通农民有地种，他甚至采取措施，勒令地主、乡官退田，引起了地主阶级的强烈不满。但海瑞在老百姓中享有很高的声望，他每到一地任职，当地百姓就自发地出来迎接，到他办公的地方反映问题；离任时百姓自发地出来送别。很多老百姓以和海瑞见一次面为荣。
海瑞是刚正不阿、为官清廉朴素的官吏。他在做知县的时候，总督胡宗宪的儿子路过淳安，作威作福，吊打驿吏。海瑞看不惯，没收了他带的大量银子。有一次，严嵩的党羽、都御史鄢懋卿到各地巡查盐政，到处大吃大喝、贪污勒索，地方官吏不堪重负、疲于应付。海瑞对此很不满，他给鄢懋卿写了一封信，用比较策略的办法使鄢懋卿放弃了到淳安巡查的打算。在担任南京吏部右侍郎期间，他得知一位御史过生日的时候请来了乐舞班子、大搞排场，非常气愤，便采用“廷杖”的办法处分了这位御史，在朝野引起很大反响。海瑞始终执拗地坚持着自己为官清廉的原则，坚决拒绝人家送礼，尽可能减少公务支出。他生前买了一处房子，用银120两，是历年官俸的积余。海瑞去世后，同事替他清点遗物，全部家财只有薪俸银150两（一说只有10两），绫绸、绢各一匹，丧事是他的同事们凑钱办的。看到这种情景，很多人忍不住掉下了眼泪。
海瑞一生仕途起起落落，没有做过很大的官。但是不论在哪一个职位上，他都踏踏实实做事，干干净净做人。他做官最大的特点就是对皇帝忠、对百姓好。嘉靖皇帝虽然慵懒无为，但能体会到海瑞对国君、对国家、对人民的忠诚和责任感，所以没有杀他。隆庆皇帝、万历皇帝在登基之后都任用过他，甚至保护过他。海瑞在具体工作中也得罪了很多官吏，但各级官吏中仍有很多人替他说好话、尊敬他，尤其是那些刚刚步入仕途的青年官吏，甚至把他视为楷模。历代百姓更是爱戴他、怀念他，把他视为社会正义的化身而传颂千古。
张端（1616~1654年），字中柱。山东掖县（莱州市）人。明崇祯十六年（1643年）进士，选为庶吉士。清顺治二年（1645年）授宏文院检讨，充任明史纂修官。历任秘书院侍讲学士、学士、礼部左侍郎。顺治十年（1653年），任国史院大学士，官至正二品，是清代回族中少有的以经史学问入参中枢的大学者。
张端出身于官宦世家，他的父亲张忻曾经担任过明朝刑部尚书。张端小时候就很聪明，喜欢读书，记忆力惊人。27岁时就已登进士第，选庶吉士，这是一般人梦寐以求的仕途捷径。正当他准备大展宏图时，李自成起义军攻入北京，明亡，他只好奉父归家，隐居起来。清顺治二年（1645年），因为山东巡抚方大猷的推举，张端被召入京城，授宏文院检讨，充任明史纂修官。顺治三年（1646年），任江南乡试正考官。顺治五年（1648年），迁为秘书院侍讲学士，当年九月，升为学士。顺治九年（1652年）正月，朝廷敕修《太宗文皇帝实录》，张端任副总裁。给皇帝的父亲修起居录，一般都选择当时最有学问的人来执笔，张端能任副总裁，可见有非凡的学问功底。同年五月，升礼部左侍郎。顺治十年（1653年），又升任国史院大学士。
顺治十一年（1654年），张端去世，时年38岁。谕旨赠太子太保，赐祭葬，谥“文安”。这也是很高的荣誉。
马新贻（1821~1870年），字谷山，号燕门，别号铁舫。山东菏泽人。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进士。历任安徽建平知县、合肥知县、庐州府知府、安徽按察使和布政使、浙江巡抚、两江总督兼通商大臣等职。任上“皆得民心”，有“能员”之称，是一位有品有德、勤政爱民、政绩卓著的封疆大吏，深受朝廷的器重和百姓爱戴。同治九年（1870年）遇刺身亡。
马新贻的家族可以追溯到明朝的马鉴，他于洪武十年（1377年）因军功得授武昌左卫指挥同知，后迁山东曹州（今菏泽）指挥使，世袭军职，定居于回族村西马垓，家族世称“曹州马”。马新贻自幼接受儒学教育，1846年参加乡试中举，次年入京会试，与李鸿章同榜进士及第，奉旨以知县即用，签发安徽，开始了他的坎坷仕途。
咸丰三年（1853年），马新贻受命署理合肥知县，配合清军攻打太平军，攻破了太平军占领的盛家桥、三河镇等据点。其后，由于攻占庐州之功，保升知州。咸丰八年（1858年），安徽巡抚翁同书疏请马新贻任署理按察使。同治元年（1862年），马新贻回家奔丧百日后，赴大营办理军务，署安徽布政使，以克复庐州军功赏加按察使衔。同治三年（1864年）十月，升任浙江巡抚，成为省级军政大员。在任期间，修筑海塘，奏减杭、嘉、湖、金、衢、严、处七府浮收钱漕，复兴各府书院等。同治七年（1868年）二月，任浙闽总督，九月任两江总督兼通商大臣，成为正二品的朝廷大员，为其仕途中最辉煌的顶点。
两江总督是清朝九位最高级的封疆大吏之一，总管江苏、安徽和江西三省的军民政务。漕运、盐政和河工是两江行政事务中的重中之重，核心所在。马新贻任职浙江巡抚、浙闽总督、两江总督期间，在这几项工作上多有贡献，是其吏治中的亮点。
他主持完成了浙江的减漕运动。咸丰七年（1857年），湖北兴办减漕之后，户部即欲浙江照办，但遭反对，有人指出只有由铁腕人物出面，浙江减漕才有成功的希望。同治四年（1865年），马新贻奏称：“浙西三府为财赋之区，贼之蹂躏亦深，数年之间，穷乡僻壤，搜括无遗，昔之繁盛村落，今则一片荒郊。”首先对当年三府应征缓征免征钱粮进行分别请示。闰五月，他又会同左宗棠陈奏浙漕应征分数，即按8/30的比例，将浙江各属漕粮全部额减。清廷谕令立即将减漕之事“刊刻誊黄，遍行晓谕”。马新贻于减漕之外，又主张裁减漕粮浮收。他所主持的浙江减定浮收章程，归纳起来可以分为三点：一是正额照常征解，惟杭嘉湖漕米额征数依谕旨酌减。二是一切陋规概行禁革，对浮收加以裁减，仅酌留平余为办公费。三是严禁大小户之分。这些规章均能与裁减浮收相辅而行，故都获得了良好的结果。
确立了两淮盐法规制。同治七年（1868年）九月，马新贻被任命为两江总督，兼管两淮盐政。该年末，他即因场商疲乏，令运商预缴五成盐价。同时，马新贻也认为不能占搁商人的资本太多。同治八年（1869年）正月，正阳督销局知府王治覃称，公行为杜弊恤商而设，乃行之积久，商贩不以为便，应请即行停撤，这一建议立即得到马新贻的批允。但是，由于马新贻延续了曾国藩、李鸿章等人在两淮盐政改革上的思路，在淮北地区也实行“循环给运”，结果导致票盐名称虽存，实质上已是纲法的复旧，“大利尽归于商，而司鹾政者反不得操进退盈缩之权”。至此，两淮方面的盐政制度已经基本定型。
积极投身于河工。同治四年（1865年）正月十五元宵节，刚刚赴任浙江巡抚不久的马新贻，即上疏陈情“水利宜急兴修”，指出浙江海塘关系紧要，必须加大力度。随后，他于正月二十六日离开杭州，带领督办塘工之前臬司段光清、杭嘉湖道苏式敬等沿塘履勘，还绘制了海塘缺口图上呈朝廷。马新贻决定在省城设立海塘总局，饬委藩司蒋益沣、运使高卿培筹备工需，与苏式敬等人认真饬办。此后，马新贻“每月巡视塘工，审官吏之勤惰，察工料之坚窳，栉风沐雨”。同治五年（1866年）九月初九，马新贻在海宁州城内设立专办石塘分局。同治六年（1867年）正月，马新贻陪同新上任的闽浙总督吴棠巡阅海塘，逐段勘验工程。十二月，海宁绕城石塘即将竣工，马新贻又奏请续开西防石工。得到清廷的批准后，西防工程于同治七年（1868年）正月十八日开工。
除了海塘，马新贻还注意加强对日常河道的维修。湖州之乌程、长兴两县滨临太湖，凡泄水入湖之处大多淤塞不通，同治五年（1866年）九月，马新贻亲临查勘，饬令湖州府除就地筹捐外，由省局拨费兴办。十一月，马新贻奏请勘办绍兴闸港疏浚淤沙。同治六年（1867年）十一月，马新贻奏称，仁和县属艮山门至海宁州一带，河道称为运盐河，河被沙淤，兴修虽然经费较巨，“然既于农田、民食、商贾均有裨益，自应设法开浚”。马新贻举办亩捐并垫借钱十万串，工程于七年二月完竣。调任两江总督后，马新贻于同治七年（1868年）十二月奏称江南河务以修筑运堤为最要。在赴任途中，他即沿途履勘小罗堡等处，发现西堤水势甚大，难以施工，惟有先将东堤择要兴办，“总期于今冬明春水涸时赶先修筑完竣”。八年六月，运河东西两堤工竣。
同治九年（1870年）七月二十六日，马新贻赴署右箭道校阅操练，回署衙时遭张汶祥行刺身亡。这一案件顿时轰动全国，朝廷命护督将军魁玉与漕运总督张之万会审，后又派刑部尚书郑敦谨会同新任两江总督曾国藩复审，后以“听受海盗指使并挟私怨行刺”定案，张汶祥被凌迟处死。
马新贻死后，朝野震惊。但迫于湘军集团势力正盛，该案草草了结，以至成为千古疑案。马新贻的遗体由其弟新祐、子毓桢护送回原籍，葬于其故乡西马垓村。皇帝亲赐祭文、碑文，赠“太子太保”，予骑都尉兼云骑尉世袭，谥“端敏”。江宁、安庆、杭州、海塘以及菏泽都为他建有专祠，他的墓前石坊上刻有李鸿章亲书的楹联，上联是“海岱育英灵，有诏褒忠，百尺穹碑刊制草”，下联是“江淮留政绩，闻风坠泪，千秋遗爱颂甘棠”。
杨枢（1844~1917年），字星垣，祖籍盛京（今辽宁省沈阳市）, 生于广州。1891~1902年，出任清政府驻日本长崎领事。1903年，以候补四品京堂接替蔡钧出任驻日公使，1907年卸任归国。1909~1910年，出任驻比利时公使。在担任驻日公使期间，多次和日本政府交涉，扩大接受中国留学生的名额和专业，在留学生中开展爱国主义教育。
同治六年（1867年），杨枢入广州同文馆学习英语。毕业后在两广总督衙门任西文通事（翻译）一职。在此期间，通过参与洋务活动，杨枢接触了许多外国人，增加了对世界大势的了解。杨枢的才干后来得到两广总督的张之洞的赏识，帮助张之洞成功地创办了洋务企业“广州机房”（纺织厂）。1891~1902年，他出任清政府驻日本长崎领事，步入外交界。1903年，杨枢以候补四品京堂接替蔡钧出任驻日公使，1907年卸任归国。1909~1910年，他再次出任驻比利时公使。
留日教育是中国近代留学教育的核心。在1894年爆发的中日甲午战争中，日本打败大清帝国，许多有识之士认识到日本的强大是明治维新以来潜心学习西方的结果。1896年，清廷派唐宝锷等13名学生赴日，揭开了近代中国人留学日本的序幕。从此，大批青年才俊纷纷东渡日本，学习近代科学知识，寻求富国自强之道。留日热潮出现于1903年，1905~1907年达到顶峰。据杨枢的前任蔡钧《出使日本大臣蔡钧奏陈驻日情形并请派科甲大员专管学务折》所记：1902年8月间，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人数为600余名；到了杨枢任驻日使臣的1905年，“中国留学生在东京者，约一万余名，并各地方学校留学生共计一万三四千名左右”。1906年，杨枢在《出使日本国大臣杨枢密陈学生在东情形折》奏称：“奴才初抵任时，在东官费学生仅逾千人，日增月盛迄于今日已至八千余人……”留日学生骤增的几年正是杨枢出任驻日公使时期，身为使日大臣，杨枢对留日教育影响极大，从数量和质量上推动了留日教育的发展。
1903年12月，日俄关系紧张，留日学生愤慨时局，多次回国关注东三省事宜，杨枢勉励他们努力学习，日后报效祖国，指出：“我国创设学堂伊始，诚不可不以爱国效忠训迪诸生。”留日学生听说如果俄国独占东三省，各国只保留直隶一省为中国所有，纷纷请求退学；留在日本的学生则编立为义勇队，经常到使馆来议政事，致使“杨钦使竭力劝慰，应接不暇”。从主观上来说，杨枢作为清派使臣，是清政府利益的代表，但在那个特殊的历史时期，依他所接受的教育和民主开明的思想又为埋葬封建帝制培养了一批掘墓人。在他的思想感染下，留日学生爱国思想得到强化。
1903年10月，应杨枢和汪大燮的请求，日本成城学校开设文科生班；1904年阴历正月，杨枢上《奏陈兼管学务情形折》，主张多派学生学习武科，他说：“唯当此列强环伺，我圉孔棘，武科较文科更重，未可缓图。” 1904年9月，练兵处考选学生108人，11月再选学生15人，赴日本振武学校学习陆军。至1907年，振武学校有中国学生330名。1905年1月，杨枢上《奏与日本明治大学校长岸本辰雄商设经纬学堂片》，鉴于宏文、同文、成城各学校学舍拥挤而负笈东游者络绎不绝，遂与岸本辰雄校长商议，在明治大学校内为中国留学生设一经纬学堂，以中国先圣之道为经，外国各学科为纬，所聘教师均为有声望的学士博士。1905年1月，杨枢上《出使日本大臣杨枢请仿效日本设法政速成科折》,与东京法政大学校总理梅谦次郎商议后，于该学校内设法政速成科学，专教中国游学士绅，六个月为一学期，三学期毕业，并设实习基地，“随时策励诸生勤加研究，以期他日成材，上备国家之用”。
1904年，日本实践女子学校首次举行中国学生毕业典礼，虽然毕业的只有2名中国学生，但杨枢亲临会场。对于日本实践女子学校附属中国女子留学师范、工艺速成科，杨枢说：“凡我国名门秀媛有志于世界学术之途者，若能翩翩然渡海相率来游，实为吾中国之幸。”杨枢重视女子留学教育，使中国女生留日人数大大增加。1906年，进入日本公立、私立学校的中国女留学生达到45人，到1907年，达到139人。
为了妥善办理学务，1906年12月，于驻日使署内设立管理游学日本学生监督处，由出使日本大臣杨枢兼任总监督,“对于学部及各省督抚，应将学生成绩高下、功课勤绩、品行优劣据实报告。对于游学生应负爱护、指导、纠正、扶持之责”。总监督为入学认定人，同时也是毕业认证人。监督处设监察员20人，考查了解学生在校情况及表现，并“调查所管学校学生在外之行为”。监督处作为中国驻日留学管理机构，制定了管理留日学生的实施细则，实现了留日学生的统一管理。
1906年，留日回族青年在东京发起成立了以“联络同教情谊，提倡教育普及、宗教改良”为宗旨的“留东清真教育会”，杨枢热心地接见参会回族留学生并出资赞助。据《留东清真教育会纪事》记载：“丁未六年，乃发起斯会，经前钦差驻日大臣杨星垣先生助金以资会费，并率诸公子及随员之同教者，合留学同人，摄影于使馆，以为纪念。”留东清真教育会成立后，创办启蒙刊物《醒回篇》，目的在于开启回族民智，使之紧跟时代步伐。《醒回篇》是回族第一份近代刊物，在回族历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许多同学后来成为反清志士。
马邻翼（1865～1938年），字振五，又作振吾。湖南邵阳人。中国近现代著名教育家、社会活动家。早年留学日本，加入同盟会。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升调到大清学部，历任总务司员外郎、普通教育司主事。中华民国时期历任甘肃省教育厅厅长，安徽省教育厅厅长，直隶省教育厅厅长，民国北洋政府教育部次长、部长，北平蒙藏学校校长、中国大学总董等职。毕生致力于教育救国，任上创建各级各类学校数百所，为我国近代教育改良和回族教育发展作出了杰出贡献。所著《新教育学》为中国现代教育学早期著作之一。
马邻翼自幼受到儒家文化和伊斯兰文化的双重熏陶。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乡试中举，同年参加邵阳贺金声组织的“汉佑民灭洋军”爱国斗争。1904年留学日本，入弘文学院修习师范专科，开始接受民主、科学思想。其间参加同盟会，立志教育救国。
1905年从日本学成归国后，马邻翼担任湖南省视学兼全省师范传习所监督，创办妙高峰简易师范及邵阳驻省中学。1906年冬奉调大清学部①，任总务司员外郎等职，还担任了宪政筹备处筹备委员，参与宪政活动。1908年任学部普通教育司主事，搜选公牍纂成《学部奏咨辑要》一书，又编制《全国教育统计图表》，开中国教育统计之先河。
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后，马邻翼被任命为教育部首席参事，后任甘肃提学使、教育司司长、实业司司长、甘凉道尹、教育厅厅长等职，大力整顿甘肃学务，恢复、创办师范、法政学校和中小学200多所，选送出国留学生100余人，为开发西北培养了一批人才。马邻翼任职甘肃教育厅厅长不久，就恢复了因经费困难而停办的甘肃法政学堂，委任蔡大愚为校长。1913年6月，蔡大愚筹划改组法政学堂为“甘肃公立法政专门学校”，这就是后来成为我国著名高等学府的兰州大学。1918年，马邻翼调任安徽省教育厅厅长，很快又被任命为直隶省教育厅厅长兼国务院咨议，倡设贫民免费小学100 多所，倡建河北大学，制定学校规程，获国民政府二等宝光嘉禾勋章。1921年后历任北洋政府教育部次长、部长，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委员、驻北平办事处处长、北平蒙藏学校校长，公民大学校长兼华北学院院长，中国大学总董，民国大学常务校董，国医学院董事长等职。
作为一名回族知识分子，马邻翼热爱家乡，关心本民族教育的改良和发展。1906年，他在家乡邵阳创办偕进小学，同时创办清真女学堂、宝庆励学社等多所学校，自捐田产三分之二为基金。1908年在北京与王浩然阿訇等在牛街清真寺创办清真小学。1912年后，在甘肃等地创办回民清真学校100余所，为西北回族教育发展奠定了基础。1928年，他与孙绳武、白崇禧、马松亭、马福祥等著名人士在北京联合创办清真中学（后更名为西北中学）。1932年，马邻翼捐田租粮100担，将偕进小学改为中学，回汉族学生兼收。
马邻翼的主要著作有《学部奏咨辑要》《谈史观感录》《新教育学》《明窗杂记》《伊斯兰教概论》等，其中《伊斯兰教概论》一书曾三次由商务书馆出版发行，并列入《万有文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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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清末设立的中央教育部行政机构。辛亥革命后，民国北洋政府改设教育部。
马麒（1869～1931年），字阁臣。甘肃临夏人。幼习武，稍长随父马海晏从军，初任哨官。1912年受任西宁镇总兵兼青海蒙番宣慰使。1914年率部进驻今玉树、果洛、黄南等地区，为后来青海建省创造了条件。1929年青海建省后，初任建设厅厅长，嗣任省政府主席，在兴办回民教育与振兴实业方面做了一些实事。他还关心宗教事业，捐资修葺清真寺和发展经堂教育。特别是在英国图谋分裂西藏的“西姆拉会议”前后，他坚定地站在维护祖国统一和领土完整的爱国主义立场，挺身而出，针锋相对，对帝国主义、国内分裂势力和袁世凯的妥协退让、丧权辱国的行为作了坚决的抵制和斗争。
20 世纪初，清政府灭亡、民国初建之际，国内政局动荡，英帝国主义利用英属印度殖民地与西藏毗邻的地缘条件，乘机加紧对我国西藏的侵略，阴谋将西藏从中国版图分裂出去。英国向中国外交部提出了否定中国对西藏主权的“五条”，在遭到中国政府拒绝后，英国封闭了由印度进入西藏的一切通道。1914年英国政府又煽动西藏当局宣布独立，提出“西藏完全独立后，一切军械由英国接济”，“西藏承认英国派员来藏监督财政军事，以作英国扶助西藏独立报酬”；“民国军队行抵西藏，英国担负抵御之责”；“西藏执行开放主义，准英人自由行动”。但英国的图谋未能得逞。这时英国政府利用篡夺了中华民国大总统职务的袁世凯迫切要求得到外交承认和国际借款的心理，迫使北洋政府参加了于1913年10月~1914年7月在印度举行的中、英、藏三方会谈的“西姆拉会议”。会上，西藏代表在英国唆使下，首次公然提出“西藏独立”，并提出“西藏疆域包括青海、理塘、巴塘等处并及打箭炉”等要求，当即遭到中国政府代表的拒绝。这时，英国按事先策划好的方案，提出了所谓的“折中”方案，把中国藏族居住的所有地区划分为“内藏”“外藏”两部分，“内藏”包括青海、甘肃、四川、云南等省的藏族居住地区，由中国政府直接管辖；“外藏”包括西藏和西康西部地区，要求中国政府“承认外藏自治”，“不干涉其内政”，“但中国仍派大臣驻拉萨，护卫部队限三百人”。这个“折中”方案的实质，是把中国在西藏地方的主权篡改为所谓“宗主权”，使西藏在“自治”的名义下，脱离中国政府的管辖。如此无理要求，遭到了中国代表的反对，拒绝签字并声明中国政府概不承认此“条约”和任何类似的条约文件，但英国和西藏当局代表背着中国政府代表签订了《西姆拉条约》并炮制了所谓的“西藏地图”。但北洋政府代表受袁世凯媚外卖国政治的影响，在会上屈从英方划分的所谓“内藏”“外藏”的要求，同意将“青海南部之地，划入内藏地区”，这就等于部分承认了《西姆拉条约》和所谓的“西藏地图”所划定的区域范围。会议一结束，秉承北京政府妥协退让旨意的四川经略使尹昌衡就与西藏上层亲英势力私下协定，按“西藏地图”将川西大片土地纳入西藏，进而以“内藏”“外藏”划分范围，武装占领本属青海蒙番宣慰使管辖之玉树地区，一时西陲形势逐渐紧张。亦如时人指出的： “政府的媚外政策，边疆小吏的轻易断送，英帝国主义的步步紧逼，一时西陲形势遂趋紧张。”正当此危机关头，作为甘边宁海镇守使兼青海蒙番宣慰使的马麒一纸“艳电”，慷慨陈词，唤醒国人，维护了祖国的统一。
马麒作为近代西北政治人物，今人对其评价存在争议，但无论如何，在事关西藏前途和国家安危、统一的紧要关头，面对纷繁复杂而严峻的国内外形势，他坚定地站在维护祖国统一和领土完整的立场上，挺身而出，对帝国主义、国内分裂势力和袁世凯政府的妥协退让、丧权辱国行为作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发出了震撼人心的“艳电”，痛斥了北洋政府怯懦退让的行径，遏制了西藏上层集团亲英势力的分裂倾向，挫败了英国策划“西藏独立”而划分“内藏”“外藏”以分裂中国的阴谋活动，赢得了国内各族各界的广泛支持和响应。
马麒作为甘边宁海镇守使兼任青海蒙番宣慰使，其管辖范围基本上包括今日青海省全境。但当时青海尚未建省，甘边宁海镇守使为甘肃都督下属，而主持甘肃政务军务的护理都督张炳华，以四川乡梓关系，偏私徇情，以玉树“近与西藏有宗教渊源，远与英人有国际关系”为由，下文指令马麒放弃玉树，由四川管辖，并入所谓“内藏地区”，阻止马麒往玉树派驻军队，马麒当即写信据理力争，提出：“青海为民国领土，玉树为民国人民，派兵保护，为甘肃应尽之义务。且青海西界新疆，南界西藏，皆系中国领土，而原函称‘远与英人有国际关系’一语，尤不识意之所在。因英、藏之交涉，遂并视青海为畏途乎？抑意中已不认西藏为中国领土乎？”他还进一步指出：“前清对于蒙古、西藏，徒取羁縻政策，义务既多放弃，权利因以损失。外蒙、西藏皆系前车。青海全境尚系我国之势力范围，若不未雨绸缪，必致有后事之追悔！” 经过马麒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玉树地区仍归甘边—青海蒙番宣慰使管辖，盘踞玉树一年有余的川军始撤离，马麒即在玉树设置理事员；设立防区，派其弟马麟任玉树防务支队司令，并在从西宁至玉树沿途的交通台站，实行了有效的管辖措施，从而奠定了青海与西藏、四川行政区划的分界基础，抵制并粉碎了英帝妄图肢解中国西藏的阴谋。
英国并未停止分裂中国的活动，继续唆使西藏地方武装于1917年9月在当时的川边特别区（后于1928年筹建西康省）昌都西北类吾齐地区与当地川军发生冲突，由于川军大败，以致川属金沙江一带12县大片土地被藏军占领。幕后策划的英国为避免藏兵孤军深入难以为继，遂指使正活动于西康的英驻华副领事台克曼赴京会同英驻华公使向北洋政府交涉，提出重开中英谈判，其间英方提出所谓“外藏”川西地区任意以“中国”“西藏”名义，划分巴塘、甘孜、道孚、炉霍、瞻对、德格、白玉、理塘、石渠、新龙等一大批属昌都地区各县。北洋政府顾忌全国舆论又迫于英帝国主义压力和事实上造成的川、藏局势，将英方所提出的划分内藏、外藏方案和关于在“内藏”所有地区不让“中国”驻兵等条款，于1919年9月5日以“歌电”发给近邻西藏各省的地方当局征询意见。马麒得悉“歌电”内容后，即刻向外交部、西藏、云南督军唐继尧、四川督军熊克武并川边镇守使陈遐龄、甘肃督军张广建等有关方面发出“艳电”。该电主要内容为：如果就北洋政府“歌电”中所说的“内藏”地区，中国“不驻兵，不设官”，则“青海大半部，玉树二十五族，纵横数千里之地，一朝而弃其主权”，“终必被人占领，较之前清时代抛弃黑龙江以北与乌苏里江以东者，其损失之巨，大有过之而无不及”。提出“歌电”中“议划昆仑南当拉北为内藏，又议划德格以西为外藏，同一地方，究以何处为内藏，何处为外藏耶？” 可见这个方案本身是荒谬的。“玉树二十五族耕牧相杂，物产亦称富饶，实青海菁华所在。”“适值藏氛日恶，川势日棘，诚恐唇亡齿寒，玉树难保”，整个“河湟自此无宁日矣”。“西藏固中国之领土，今日虽不得已而与之划界，然异日国力发达，仍当进兵拉萨，以恢复原有之主权。” 而青海为赴藏之北道，玉树为青海之门户，是“西宁赴拉萨必经之要道，将来经营发展，即可倚为制藏之策源地”。如“割为藏境，则拉萨之藩篱益固，西宁之距拉萨愈远，人攻我易，我攻人难。自顾不暇，焉能制藏？” “艳电”最后指出： “拟请钧座据情转电中央，请外交部根据新旧图志，坚持力拒，不承认昆仑（南）当拉岭（即唐古拉山）北，德格以西字样。不独青、藏界线应请照前清会典旧图为准，即川边与西藏亦各有定界，岂可轻易变更？总而言之，西藏本中国属土，年来与川边构怨，譬犹兄弟阋墙，自应由兄弟解决，万不能任他人从旁干预。吾国苟有一息生气，所有划界会议，应从根否定。此约一签，终古难复，大好河山，一笔断送，凡属五族，谁不解体？四川熊督谓‘西藏问题大于青岛十倍’，洵为不刊之论。事关国势存亡，此而不言，将使他族谓中国无人，麒实耻之！麒实愤之！是以披肝露胆，沥血以告。”
“艳电”一出，唤醒了民众，在社会上掀起了巨大的波澜，造成了强大的社会舆论和反响。当时舆论称其为“最有价值的反声”。评论说：“唯甘宁海镇守使马麒电，能援引历史和地理上的正确理据，反对将玉树地方划为内藏，不但可以使中央政府为之惶谢，即英人阅之，亦当无辞复争矣。”正因为如此，以康、滇、甘等省各界和国内民间团体纷纷通电响应，产生了巨大的反响，从而迫使犹豫不定的北洋政府放弃原来拟议按英方所提划分内藏、外藏的初衷。
虽然“艳电”达到了预期的目的和效果，但马麒清醒地看到英帝国主义不会因此而善罢甘休，西藏上层分裂主义势力也未偃旗息鼓。于是他再次上书甘督张广建并通过张呈请中央政府同意，即授命马麒实施与西藏和谈方案。1919年12月派代表团进藏谒见达赖十三世·土登嘉措，并广泛接触西藏上层人士，劝导拥护中央，维护统一，息兵言和。经过四个多月的政治会谈，达赖和西藏上层首脑人物的态度有了明显的转变。代表团古浪仓等一行离拉萨时，达赖设宴饯行，并诚恳表示：“亲英非出本心，只因钦差（暗指前清驻藏大臣）逼迫过甚，不得已而为之。此次贵代表来藏，余甚感激，唯望大总统从速派全权代表解决悬案。余誓倾心内向，同谋五族幸福。”并回赠张广建、马麒以哈达、金佛、藏香、红花等礼物，亲手转交关于这次和谈取得一致的汉、藏合璧正式公文一函。九世班禅闻讯也从日喀则派人专程赴拉萨致送信函礼物，以表诚意。此后，中央政府派员赴藏慰问，西藏地方政府亦派代表驻京，密切了一度疏远的西藏与中央的关系，藏、川、青边界的局势也逐步安定。
马福祥（1876~1932年），字云亭。甘肃临夏人。我国近现代史上著名的回族政治家、社会活动家。曾任阿尔泰护军使、西宁镇总兵、宁夏护军使、绥远都统、西北边防会办、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委员、青岛特别市市长、安徽省主席、蒙藏委员会委员长等职。马福祥在西北为官多年，他利用自己的社会地位和身份，调解多起民族纠纷，对维护当时西北地区社会稳定起了积极作用。在任宁夏护军使期间，消灭了以旺丹尼玛为首的内蒙古分裂势力，维护了祖国统一，同时歼灭了在河套地区活动的各种会匪势力及伪皇达尔六吉的复辟势力。他提倡民族团结，注重提高少数民族文化素质，特别在支持回族文化教育方面为后人所称道。在担任蒙藏委员会委员长期间，对发展蒙藏地区文化、经济，巩固祖国边防建设提出了一系列建议，反映出一位回族政治家的爱国之情。
马福祥出生在甘肃河州城西乡韩家集阳洼山，祖辈务农兼商，家道殷实，世代信奉伊斯兰教。父亲马千龄曾跟随马占鳌反清，后来向左宗棠投降。马福祥出生时，轰轰烈烈的陕甘回民大起义已被清军镇压，但西北社会仍动荡不安，特别在当时甘肃河州地区，回汉之间对立情绪仍十分严重，并时常发生冲突。1895年，河湟地区因伊斯兰教内部新老教之间发生械斗，地方官处理不当，矛盾激化演变为民族起义，清廷采用“以回制回”的政策，准许地方回绅组建团练镇压起义，马福禄、马福祥兄弟借机组建了200人的安宁军，帮助清廷镇压穆斯林起义。因镇压有功，安宁军被编入“简练军”。1900年，八国联军进犯北京，马福禄、马福祥受命率“简练军”随甘军进驻京城，奉命驻守正阳门，与八国联军发生激战，马福禄战死，马氏家族同时多人阵殁于正阳门。之后，马福祥接替兄职，统率“简练军”护驾西宫至西安，护驾途中尽心尽力，深得慈禧信任，“简练军”改名为“志胜军”，摆脱董福祥控制，走上独立发展之路，也为家族武装力量发展打下基础。
1901年，《辛丑条约》签订，西宫返回京城，马福祥率志胜军回到家乡河州。1903年以来，曾任靖远协副将、庄浪镇协，1906年升任西宁镇总兵，上任后平息了十三世班禅与塔尔寺活佛阿嘉图克图之间的冲突，比较圆满地处理了青海因开煤矿而引起的与藏族冲突事件及一些地方抢劫案。1912年率先拥护共和，并与秦州（今甘肃省天水市）黄钺领导的甘肃临时军政府签订《和平解决条约》，临时军政府宣布取消。1912年底，马福祥任宁夏镇总兵兼宁夏将军，上任之初，面对匪霸横行、百业萧条、社会秩序极其混乱的局面，先后平息蒙古王公叛乱，剿灭各“独立队”的骚乱，活捉伪皇达尔六吉，为保护社会长久稳定和商贸流通发挥了积极作用，赢得了宁夏商民的拥护与支持。同时大力发展回族教育，自1915年以后，马福祥在宁夏创办蒙回师范学校一所，出资创建高级清真小学60余所，开创了宁夏回族近现代教育的先河。他还对家乡河州的教育事业给予大力支持，在八坊、顾家堡等处创办清真小学5所，出资修建韩集云亭小学。1925年，在马福祥的支持下，成达师范由济南迁至北平，并将自己在北平东四清真寺旁购置的几十间平房无偿提供做校舍，每月常捐费以表支持，参与筹建上海伊斯兰师范，创办西北公学。发起创办《月华》杂志，出资刊印回族伊斯兰学者汉文译著，并一一题签作序，资助一批回族青年到高等学府深造，竭力维护伊斯兰教内部及回汉之间的团结。
马福祥一生处在军阀混战时期，1920年出任绥远都统，1924年出任西北边防会办，1926年又出任航空督办。1928年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在南京召开，马福祥当选为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委员，不久又被蒋介石任命为故宫博物院理事，1929年9月被任命为蒙藏委员会副委员长，11月又被任命为青岛特别市市长。1930年3月调任安徽省主席，同年9月改任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在南京主持召开蒙藏会议，提出消除各民族之间隔阂，加强民族团结，发展民族教育，开发蒙藏地区，加强西北国防建设，并作了《治理蒙藏回部计划》演讲，并提出建设直达拉萨的高原铁路，以维护西藏政治稳定与西南国防建设。1931年撰《蒙藏状况》一书，对边疆建设的重要性进行了深入论述。1932年2月回北京途中，因心脏病突发去世，终年57岁，全国各地回民及国民政府召开追悼会隆重纪念。
马福祥曾宦迹甘、宁、青、绥、皖、鲁及南京等地，所到之处都十分关注回族文化教育事业、宗教生活。马福祥在一些公开场合及与政要接触中都表明自己的回族身份，蒋介石生长在南方，对伊斯兰教及回族了解甚少，马福祥将他出资刊印的《天方性理》《希真正答》和《四典要会》等汉文经典介绍给他看，使蒋介石对伊斯兰教有了初步了解。国民党元老于右任曾说：“回教幸有马元老（马福祥），他能把宗教析说得明白，以往西北回汉之所以仇视，既不怨回，又不怨汉，清政策不同所演成的。”戴季陶也说：“我看回教教义是绝好的，这种教义，实不次于佛教。”
纵观马福祥一生，为人沉稳，勤于政务，顾全大局。与西北各旧军阀有所不同，他具有较高的政治远见和爱国精神，英勇抗击八国联军，拥护民主革命，主张共和政体，为促进民族团结和维护国家统一，作出了一定的历史贡献。
马吉符（1876~1920年），字竹君，安徽怀宁人。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任四川提督马维骐幕僚。次年入藏，历任拉里、后藏、靖西同知，后任亚东、江孜关监督。在20世纪初，英、俄列强觊觎西藏的大背景下，一面积极建设西藏；一面依据国际法准则，有理有力地进行外交斗争，迫使侵略者霸占西藏图谋不能得逞，为保卫西藏主权完整作出了突出的贡献。著有《藏政撷要》《藏牍·劫余》《西藏交涉源流考》等，是研究近代西藏历史的重要参考资料。
马吉符是马依泽的第三十五世孙，少时读书过目成诵，稍长肄业于安庆凤鸣书院。弱冠，为清末优附贡生。作文词藻华丽，结构严谨，又刻苦自学而精通英语、日语。博览群书，关心时事。他青年时代就立志于外交界，深受堂伯马维聪器重，因此推荐他到马维骐处历练。1902年，清朝驻藏大臣征选外交人才入藏，马吉符因而中选。临行前，袁世凯曾亲自接见马吉符，向他详细交代西藏面临的严重局势，并当面交代任务。马吉符入藏10年，因地制宜发展农业、手工业，改进畜牧业技术，建立汉医院引进中西医疗技术，发展机器工业，建立棉毛纺织厂、药材加工厂、工具制造厂，开办煤矿，兴办汉文识字班、小学及职业学校。为了更密切地接近藏族同胞，了解他们的困苦与需要，他还努力学习并熟练掌握了藏语，对藏医学也进行了研究。他给自己取别名“雪山樵”，以示对西藏的热爱。
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后，英人乘俄国人无暇南顾的时机，兴风作浪，竟派远征军入侵西藏，迫使达赖地方政府签下丧权辱国的《拉萨条约》。在此后的3年中，英人不但驻军亚东，而且一再启衅，祸害百姓。驻藏大臣联豫调派马吉符为靖西同知，主持对英交涉，维护西藏主权。马吉符按照国际公约，向英军提出严正交涉，迫使英军撤出全部驻军。为了不给侵略者以任何去而复返的口实，马吉符迅速调兵恢复英军撤出地秩序。在随后进行的江孜通商谈判中，马吉符依据对当地情况以及国际公法的熟练掌握，给英人以有力回击，坚决制止了侵略者在西藏境内建立租界的野心。以后又不断与英人侵藏活动进行斗争，为保卫西藏、维护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作出了积极贡献。
任职西藏期间，为保持西藏的长治久安，马吉符还应驻藏大臣联豫之请条陈治藏方略八项，内容包括：改修康藏公路，以利于内地入藏的交通；绥抚尼泊尔与不丹，以保西藏边境安宁；加紧电信建设，首先敷设江孜至拉萨的电线，以利公务，然后依次推广；从速开办噶大克（今西藏自治区葛尔县）商埠；从速建立西藏邮政系统；配练汉裔藏人及藏族兵员，巩固国防而又节约粮饷，乃他们可以青稞为主食，再无需从内地运粮；加强汉藏官员联系；创建官办银行，促进经济发展。八条建议，切中关键，而且易于实行，全部被采纳。可惜因形势变化，未能持久。
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三月，时任后藏粮务的马吉符曾奉命出使不丹，留下了许多珍贵的汉文史料，对研究中国西藏与不丹的关系及不丹史有极大的价值。
辛亥革命后，西藏局势一度失控，马吉符也差点遇害，幸得在场的藏籍商务委员大声疾呼：“此马监督也，爱我藏民深矣，汝等不得伤其毫发！”吉符先生答谢说：“本拟与诸君长期共同努力，把西藏建设好，今形势改变，只得兴辞矣。”遂携眷属离开江孜，取道印度加尔各答返回内地。以后又先后担任民国政府蒙藏院佥事等职。
端木杰（1897～1972年），字文侠。安徽怀宁人。北洋陆军军需学校第一期毕业。抗战期间担任国民政府后方勤务部副部长、军政部后方勤务总司令部副总司令等职，负责筹运全国抗日军需，为抗战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李宗仁出任代总统后，他被任命为交通部长兼中航公司董事长，在“两航”起义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1911年10月，端木杰在安徽参加了同盟会会员韩衍、管鹏等组织的“青年军”，响应武昌起义。1912 年，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端木杰被选调到南京总统府担任警卫。不久，又被选调到北洋陆军军需学校第一期学习，其间编译了有关日本会计的法规和教材，提出了改进中国军需工作的建议，深得校领导器重，毕业后留校担任教学工作。1928年4月，端木杰担任国民政府经理法规研究所教务主任，同年12月被任命为军需营造司司长，1933年晋升为军需总监。抗日战争爆发后，端木杰先后担任国民政府后方勤务部副部长、军政部后方勤务总司令部副总司令等职，在非常困难的条件下筹运全国抗日军需，为抗战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抗战胜利后，端木杰在安徽当选为立法委员。他反对蒋介石专制独裁和发动内战，赞成和谈，1947年在“国大”上提出“大赦”建议案，要求释放所谓的“共产党政治犯”及张学良等，引起蒋介石的不满。1949年3月，端木杰被任命为国民政府交通部长兼中航公司董事长。当时，交通部所属中国航空公司和中央航空运输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两航”）以香港为基地，成为联系台北、广州、重庆的“空中桥梁”。蒋介石为了维持在西南的残局，确保这条空中交通命脉，一再命令“两航”在港的全部人员连同飞机、器材全部迁往台北松山机场。中国航空公司总经理刘敬宜和中央航空运输公司总经理陈卓林以“在台建立航空基地需要巨额资金和一定的时间”为由，加以拖延，准备起义。在接见端木杰时，蒋介石表现出了对刘、陈二人的提防之心，准备扣留刘敬宜。端木杰以扣留刘敬宜将会引起人心混乱，对“两航”迁台不利等为由，力保刘、陈二人，掩护他们的革命活动，显示了他投奔新中国的决心。
1949年11月9日，“两航”在香港的2000多名员工通电起义，12 架飞机顺利飞回祖国大陆。蒋介石闻讯后，急令端木杰去香港平息“两航”起义事件。端木杰抵达香港后，与中共党组织取得联系，多次提供重要情报，动员尚未起义的人员速返大陆。“两航”起义后，国民党方面伪造已将“两航”财产出售给美国人的合同，因而引起诉讼。在中共党组织的支持下，端木杰聘请林炳良大律师出庭作证，证明端木杰为现任交通部长兼中航公司董事长，没有端木杰的签字，合同无效，美蒋方面败诉，人民财产和国家利益得到了维护。诉讼期间，端木杰多次遭到威胁利诱，国民党政府还派遣特务去香港暗杀他。得知此情况后，中共党组织通知端木杰迅速转移，并于1950年12月底安排他安全回到广州。
1954年，端木杰被特邀为全国政协委员，并当选第二、三、四届全国政协委员和民革中央委员。
马鸿逵（1892~1970年），字少云。甘肃临夏人。马福祥长子。1932年任宁夏省政府主席，至1949年宁夏解放，主政宁夏长达17年。1939年日军出兵绥西，阴谋进犯西北，马鸿逵与马鸿宾率领宁夏回汉军民数万人，出兵绥西，配合傅作义部，有效地阻击了日军西进，粉碎了日军占领西北及建立所谓“回回国”的阴谋。
日本侵略中国，一方面依靠他强大的军事力量，企图以武力征服中国人民，同时在政治上采取“以华制华”、肢解中国的阴谋，竭力挑拨中国内部的民族关系，破坏中华民族抗日统一战线，以实现灭亡全中国的阴谋。20世纪30年代，日本侵占东三省后，扶植建立了伪“满洲帝国”；侵占华北后，策动“华北自治运动”。“七七事变”后，日本军国主义又策划成立了伪“蒙古联合自治政府”。从此，内蒙古除伊克昭盟外，尽为日寇所侵占。
在西北地区，他们利用历史上民族压迫政策造成的回汉矛盾，鼓吹“回民自治”，企图在甘宁青回族聚居区炮制一个类似伪“满洲国”那样的傀儡——“回回国”，使甘宁青地区成为日本的附属地。为了实现这一阴谋，日本人极力挑拨回汉关系，妄言“抗战是为了汉人，日本人与回回没有矛盾”，打着“尊崇回教”“维护回教”“提倡回教”的幌子欺骗迷惑回族群众。
1935年，日军在额济纳旗东庙和阿拉善旗定远营修建军用机场，开辟百灵庙—定远营—东庙之间的不定期通航。之后，日本人组成所谓经济考察团四五十人由百灵庙出发，乘汽车到宁夏，沿途测量地形，考察经济，拍摄照片。1936年2月，日本关东军参谋长板垣征四郎飞抵定远营进行阴谋活动，板垣以伪满洲国溥仪的名义和阿拉善旗达王取得联系，并强调伪满洲与达王的亲戚关系。达理札雅的妻子是伪“满洲国”皇帝溥仪的堂妹，因而达理札雅为日特务机关提供一切方便条件。马鸿逵曾派其秘书长叶森前往定远营交涉，要求板垣离开阿左旗，遭蛮横拒绝。1936年中秋节，有4个日本特务搭车来到宁夏省城，马鸿逵令银川饭店只供4名日本人住宿，不供膳食。日本人见势不妙，要求返回定远营，马鸿逵派人当着日本特务的面枪杀了给日本人售票的职员和开车司机，以示与日本侵略者绝不合作。为防止日本特务进一步渗透，马鸿逵下令公路局不许卖票给日本人，车上也不准搭载日本人，违者以汉奸罪处以死刑。
1936年底，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国共两党再次合作，西北地区停止了内部军事行动。国共两党抗日统一战线的形成，促使马鸿逵的抗日态度逐步坚定。此时日本特务在阿拉善旗活动更加猖狂，马鸿逵认为达理札雅是西北的一个隐患，若不及早看管起来，将来一定要给日本当“傀儡”，坏国家大事。1938年2月，马鸿逵以换防为名，派兵将定远营团团围住，强行把旗王达理札雅“请”到银川，看管起来，并赶走了日本特务，在定远营设立“宁夏省政府驻定远营办事处”。直到抗战胜利，才把他放回阿拉善旗。1937年8月，马鸿逵派宁夏省民政厅长李翰园带一排人，以马步康旅为军事后盾，破获了日本在额济纳旗的特务机关，日本特务全部就擒，解往兰州。
然而，日本侵略者并没有中止对马鸿逵的拉拢，他们对马鸿逵仍寄托着“合作”的希望，他们清楚，如果马鸿逵一旦投日，则西北地区其他几位回族军政界要员就会很容易攻破，到时候，日本可顺利占领西北地区大片领土。为了达到目的，日本人想尽了各种办法，他们向宁夏省城空投满洲国信袋、宣传单，劝马鸿逵投降“合作”，但没有奏效。两个月后，日军见没有动静，派8架飞机轰炸宁夏省城，以示威胁。不久，日本关东军参谋长板垣征四郎再次飞抵阿拉善旗，邀请马鸿逵前往会谈。马鸿逵派宁夏省党部书记长周百隍前往，表示与日本侵略者“势不两立”。日军劝降的最后一点希望落空，板垣恼羞成怒，派飞机40余架轰炸宁夏省城，也标志着日军策反马鸿逵的阴谋宣告破产。
马鸿逵、马鸿宾兄弟早已料到策反不成日本侵略军必会派重兵向西进攻，所以他们着手进行了抗御日本大规模侵略的一些准备工作，构筑防御工事，加紧抗战部署，为有效地组织全民族自卫战奠定了基础。如为加强北部黄河沿岸防御力量，修筑防御工事，在交通道口设阻绝阵地，隐蔽埋伏炮兵以备阻击日军。八十一军军长马鸿宾带领部下认真研究日军武器，进行防空防毒训练，为使部队适应沙漠地区作战，进行野外练习，制定了克敌制胜的具体战术。对广大士兵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揭露日本侵华的丑恶面目，极大地提高了士兵的战斗素质和爱国热情。时任宁夏省政府主席的马鸿逵进行战前动员，动员民众捐钱捐物，支援抗战，同时加紧生产建设，巩固后方根据地，增强抗战力量，扩充军备，集结待命，随时准备开赴绥西战场。
绥西抗战是马鸿逵、马鸿宾兄弟带领宁夏回汉各族人民抗击日本侵略、共御外侮的著名战役。这场战役历时3个月，八十一军与骑兵师艰苦奋战，虽败不馁，重整旗鼓，捕捉战机，屡创日军，他们与傅作义部密切配合，收复了被日军占领的大片国土。参加绥西抗战的将士以回汉民族为主，在国难当头的时刻，他们团结一致，共御外敌，涌现了许多动人事迹。绥西抗战的胜利，一方面保卫了大西北，使西北回汉人民免遭侵略者的蹂躏，更重要的在于它彻底粉碎了日本侵略者企图分裂中国、在西北建立伪“回回国”的政治阴谋。
陈育宁教授主编的《宁夏通史》一书在述及马鸿逵的这段历史时指出：“回族在经济、政治及语言文化诸方面与汉族血肉相连，回族的历史和前途与整个中华民族的命运息息相关。在历史上，不仅广大回族人民是中华民族利益的坚决捍卫者，回族上层也是反对民族分裂的。这种民族的爱国向心力正是宁夏社会及马家军走上抗日道路的深刻的内在原因。”
杨静仁（1918~2001年），甘肃兰州人。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党和国家统一战线和民族工作卓越的领导人，国务院原副总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六、七、八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
杨静仁1918年出生在甘肃省兰州市一个清贫的伊斯兰教教职人员家庭，先后就读于兰州市孝友街第四小学和甘肃省立第一中学。他青年时代就追求进步，在进步人士特别是八路军驻兰州办事处和中共甘肃工委的影响下，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思想。1937年秋，杨静仁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任中共兰州回民特别支部宣传委员。在中共甘肃工委的领导下，他利用伊斯兰教学会和回民教育促进会，在回民中开展抗日、民主的宣传教育活动。1939年国民党发动反共高潮后，杨静仁受到国民党特务的严密监视。在此情况下，中共甘肃工委决定让他尽快撤离甘肃去延安。1941年3月，杨静仁到达延安，由中央组织部介绍到陕北公学民族部学习，并担任第一班党支部书记。在校期间，他如饥似渴地学习了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毛泽东同志的著作。1941年7月，宁夏西海固地区230多名回族农民为反抗国民党残暴统治，投奔到陕甘宁边区，被改编为边区联防司令部抗日回民骑兵团。同年8月，中央派杨静仁同志到回民骑兵团任党代表和团政委。他和中央派去的其他几名回族共产党员一道，经过艰苦细致的工作，使这支部队锻炼成党领导的人民军队。从1945~1949年，他历任陇东外情组副组长，中共西北局统战部民族科科长、机关游击队队长，陕甘宁边区政府民族委员会委员，西北军政委员会委员。1949年3月，杨静仁被调到北平，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筹委会委员。筹委会党组干事会干事，具体分管民族代表的选拔和推荐工作。他作为政协少数民族单位十人代表之一，参加了第一届全国政协会议。随后，他作为主要负责人之一，参与了筹建中央民委组织机构的工作。
新中国成立后，杨静仁历任共青团中央委员会委员，全国青联副主席，中共中央统战部四处处长，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副会长，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委员兼办公厅主任。1954年任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和中央民族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在此期间，他积极组织和参与民族政策的调查研究及重要文件的起草工作，为开创成功解决中国民族问题之路作出了贡献。他参加起草的《民族区域自治实施纲要》和《关于过去几年内党在少数民族中进行工作的主要经验总结》，正确阐明了过渡时期党的民族工作的任务和政策，受到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高度评价。1954年，他赴西康藏区和凉山彝族地区进行深入调查，撰写了《关于西康省藏族自治区基本情况的报告》，正确分析了藏区的社会性质，总结了解放几年来藏区民族工作的经验，并经李维汉同志批报中央。1958年，杨静仁到宁夏等地调查宗教问题，提出改革宗教制度的重要建议。他还作为中国伊斯兰教协会的主要发起人之一，具体负责中国伊斯兰教协会的筹备工作。
1960年初，中央委派杨静仁同志带领工作队到西藏协助西藏工委进行工作。他通过细致的工作，帮助检查和纠正了存在的问题。经过深入调查研究，他在向中央的报告中提出：西藏还不具备合作化的条件，不能马上进入社会主义改造时期，有必要让刚从三大领主所有制转变而来的农奴个人所有制和个体经济发展一个时期，适当利用其积极性发展经济，中央决定最近几年不试办合作社是正确的。邓小平同志高度评价这个报告，称之为“马克思主义文件”。
1960年9月，杨静仁到宁夏回族自治区工作，先后担任主席、党委第一书记、军区政委、西北局书记处书记。他团结自治区党委一班人，认真贯彻中央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深入调查研究，调整各方面的政策，与群众同甘共苦，艰苦奋斗，努力恢复和发展生产，使宁夏的经济较快地得到恢复和发展。同时，他还为受到错误处理的干部和群众进行甄别平反，落实政策，促进了宁夏的团结和稳定。
“文化大革命”中，杨静仁受到严重迫害。1975年，经当时主持中央工作的邓小平同志过问，杨静仁同志担任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和革委会的领导工作，并任自治区第三届政协主席。
粉碎“四人帮”后，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杨静仁同志当选为中央委员，以后又连续当选为党的第十二届、十三届中央委员。1978年3月，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决定恢复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他被任命为主任、党组书记，以后又兼任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在第五届全国政协会议上，他当选为全国政协副主席。他在民族、统战工作中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1980年9月，杨静仁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主管民族和政法工作。为把我国民族工作和民族关系推进到新的发展阶段，他进行了大量繁重的、开拓性的工作。他筹备召开了中央边防工作会议，全面恢复和坚持党的民族政策。在国家民委第一次委员会议上，他提出了新时期党和国家民族工作的主要任务，就是团结各民族共同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并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经济文化事业，逐步缩小历史遗留下来的民族间的发展差距。在他的主持下，国家民委从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科技、卫生、体育、语言文字等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有力措施，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工作，使这一时期成为我国民族地区发展最快、民族关系最好的历史时期之一。
1982年，杨静仁同志担任中央统战部部长兼国家民委主任，中共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成员；1983年又当选为第六届全国政协副主席，负责主持党和国家的统战、民族、宗教工作。他认真贯彻党的十二大提出的“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基本方针，开拓各民主党派和工商联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的新领域、新形式、新路子，充实和发展了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的内容。同时，他提出把统一战线和改革开放相结合，大力开展海外统战工作，使我国的统战、民族、宗教工作出现了一个新局面。
1986年1月，杨静仁主动从中央统战部部长和国家民委主任的岗位上退下来，以后又连续当选为第七、八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他的一生始终保持坚定的革命信念和旺盛的革命斗志。勤勤恳恳，苦干实干，工作严谨，一丝不苟，对中国的革命和建设事业，特别是对各民族的团结进步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刘格平 （1904~1992年），河北孟村人。回族人民的杰出代表，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共产主义战士，新中国民族工作的杰出领导人。20世纪二三十年代曾在津南的沧县、河间、献县、盐山、庆云、阳信一带领导建团、建党和组织武装斗争等地下工作，是津南地区党组织的创建人。抗日战争及解放战争时期又在渤海地区及天津市担任领导工作。1949年9月，他作为政协少数民族单位十人代表之一，参加了第一届全国政协会议，并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新中国成立后，刘格平历任中央人民政府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中央统战部副部长、中央民委党委书记、中央民族学院院长、宁夏回族自治区主席、山西省副省长等职。是第一届、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常委、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共八大、九大中央委员，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
刘格平出身于河北省孟村回族自治县大堤东村一个回族地主家庭。6岁时入私塾读书。1918年9月，参加了江苏督军直系军阀李纯的部队，后入随营军事学校学习。1922年9月，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其间，阅读了《共产党宣言》《从空想到科学》和《向导》等进步书刊，思想进步很快。1922年冬，刘格平回到家乡，宣传革命思想，先后发展刘子芳、王俊峰和刘景泉等人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3年2月，主持建立了津南地区第一个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支部——堤东团支部。1925年12月，刘格平和中共早期党员张隐韬一起发动领导了津南农民自卫军起义，这是中国共产党在北方领导的一次较早的工人武装斗争。1926年7月，经天津党组织负责人于方舟、李季达介绍，刘格平由共青团员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同年9月，受党的派遣，到津南地区发展党组织，是津南党组织的创建人，先建立了直隶沧县二中、省立泊头第九师范和家乡大堤东村等党支部，后又在吴桥县莫家场、沧县杜生、河间县张寺营、庆云县杨庄子、宁津县长官村等地建立了党组织。1927年3月底，在大堤东刘子芳家中，刘格平以中共津南特派员的身份，主持建立了中共津南特委，并任特委书记。其间，注重加强领导和团结各县党组织，积极扩大党的队伍，建立武装，积蓄力量。1934年4月，在领导庆云县罢河工斗争中被捕入狱。1944年4月出狱后，经渤海区党委派遣，到天津开展工作。同年8月，中共天津市临时工作委员会成立，任书记。刘格平还组织了天津市救国会，任主任。其间，通过读书会、办刊物等形式影响和联系周围的群众，在各阶层开展爱国教育，还通过回民亲友和老一辈世交关系做一些上层人士的工作。1944年10月下旬，刘格平回到渤海解放区。同年年底，调山东分局工作。后到山东分局党校学习，学习结束后，组织建立了山东省回民协会，并任主任。
1945年9月，华中局和山东分局合并组成中共中央华东局，刘格平任华东局民运部副部长。1947年10月，任渤海区党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部长、城工部部长。其间，深入渤海一分区，布置领导大参军运动，短时间内超额完成任务，共有1.6万人光荣参军。纠正了一分区在整党运动中出现的所谓“搬石头”的“左”的倾向，帮助恢复建立农村党团政权和各种群众组织。1949年3月，刘格平随军南下，任华东南下干部纵队渤海三支队政委。同年5月，华东人民革命大学成立，刘格平任副校长，为华东地区培养了大批革命干部。
1949年9月，刘格平作为全国少数民族的首席代表出席了全国第一次政治协商会议。毛主席曾风趣地称刘格平为“首席代表先生”。刘格平代表全国的少数民族同胞作了大会发言，他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我们中国的历史从此完全进入人民民主和民主平等的时期，少数民族和与会的其他代表先生们共同商讨建设新中国的大政方针，是有史以来的第一次，感到非常荣幸和愉快，要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建设自己的国家，克服一切困难获得伟大的成功！”在这次大会上，刘格平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并被任命为中央民委副主任，代表少数民族参与新中国的国家大事。
1950年7月，中央西南民族访问团120余人，在刘格平团长率领下，带着党中央、毛主席对各族人民的亲切关怀，前往西康、四川、云南、贵州各少数民族地区进行访问，历时一年多，长途艰苦跋涉，为解决四川、贵州、西康、云南等地区的民族纠纷，增进民族团结，发展民族经济作出了贡献。
1953年，中国回民文化促进会成立，刘格平担任主任。在担任回民文化促进会主任期间，进行调查研究，促进回族中的社会主义改造，举办回族历史展览，调解处理政府难以处理的一些回族内部问题，编写回族历史，并为筹备宁夏回族自治区的成立等做了大量工作。1958年，中国回民文化促进会撤销，全部干部支援宁夏的建设。
1954年，党中央任命刘格平担任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中央民委党组书记。1954年9月，达赖、班禅联袂到北京出席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至1955年5月经成都返回西藏，中央指定刘格平负责陪同达赖。1955年 3月3日，国务院任命刘格平为中央民族学院院长，为全国各民族培养了大批民族工作干部。
1954年和1959年，刘格平同志连续两届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人大常委会民族委员会主任委员。刘格平着手起草新中国第一部《民族区域自治法》，到1957年共修改了8次。1956年6月，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和彭真同志的具体安排，全国人大常委会民族委员会和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联合召开了全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工作会议，成立了以刘格平为组长，中央民委副主任刘春、中央民族学院副院长费孝通等为成员的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人大民委。1958~1964年，组织了有几百名专家学者和民族院校学生参加的全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工作组，分赴内蒙古、新疆、西藏、云南、贵州、四川、广西、广东、甘肃、青海、宁夏、辽宁、吉林、黑龙江、湖南、福建等16个省、市、自治区进行调查。据不完全统计，调查组共写出调查资料340种，2 900多万字；整理档案资料和文献摘录100多种，1 500多万字。更为重要的是，拍摄了反映少数民族社会经济文化状况和风俗习惯的真实图像资料，并搜集了一批少数民族珍贵的历史文物。这些资料，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为民族识别工作提供了科学依据。
1958年初，刘格平受党中央派遣，到宁夏主持筹建回族自治区工作，担任筹建领导小组组长、工委书记、代理第一书记。1958年10月25日，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大会上，刘格平当选为宁夏回族自治区主席。在任期间，刘格平同志贯彻党的民族政策，团结宁夏各族人民，发展宁夏地区的各项事业，受到了宁夏各族人民的拥戴。1960年，宁夏搞了一场所谓的“反地方民族主义的运动”，刘格平受到不公正的待遇，被打成“地方民族主义反党集团的头子”，进行了数个月的批判，一直到撤职调离。1960年，刘格平被免职，到中央党校学习。
1964年，刘格平被派到山西省担任副省长。“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山西省委遭到严重冲击，正常工作秩序停止。经党中央和毛主席批准，1967年1月，刘格平被任命为山西省党的核心领导小组组长、山西省革委会主任、北京军区政委、山西省军区第一政委，主持山西工作。不久，刘格平被下放到唐山瓷厂劳动。1976年底调回北京。1983 年被提名为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