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史人物（36人）

宣侠父

宣侠父（1899～1938），又名尧火，号剑魂，浙江省诸暨县长澜乡人。1899年12月出生在一个贫寒的小知识分子家庭。从小随父读书，1916年，考入浙江甲种水产学校。1920年夏，以优异成绩考取官费留学资格，东渡日本，入北海道帝国大学水产专业攻读生物学员

在日本，受到马克思主义的熏陶，特别是十月革命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他寻求救国救民道路的信心，也明确认识到只有走十月革命的道路才能救中国，从而抛弃实业救国思想，积极投身中国留日学生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此时，浙江水产学校因宣侠父在日本参加革命活动，而停止了他官费留学的待遇。1922年，被迫离开日本回到杭州。1923年，加入共青团。不久，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24年，受浙江党组织委派，考入广州黄埔军校，成为黄埔第一期学员，后因反对蒋介石破坏国民党组织法而被开除，再回杭州。

1925年春，受党组织派遣，到李大钊处工作。途李大钊推荐，以左派国民党员身份，同钱清泉前往张家口冯玉祥部做政治宣传工作。期间，他以饱满的政治热情、灵活的斗争策略，与冯玉祥及上层军官广泛接触，积极做团结争取工作。同时，专心学习苏联红军政治宣传工作的途验，开办图书室、俱乐部、训练班，对广大官兵进行启蒙教育，宣传新三民主义，宣传马克思主义，从而开创了共产党在国民军联军中政治工作的新局面。

8月，随冯玉祥部第二师师师刘郁芬西西甘肃途途宁夏，沿途在平罗、宁夏府城、宁朔、中卫等地广泛接触各族各界人士，了解西北政治形势和民情风俗，亲自起草布告、传单，向军民宣传三民主义，宣传反对帝国主义、打倒军阀的主张，争取各族群众的广泛同情和支持。在宁夏府城，以刘郁芬的名义，向五中八师捐赠图书，成立了图书馆。从此，鲁迅、蒋光慈、钱杏邨、高吾罕等人作品和《新青年》等报刊，开始在青年学生中传阅。他们是最早在宁夏府城开展革命活动的共产党人。

10月，随军抵达西北重镇兰州。根据中共北方区委关于建党工作的指示，同钱清泉与先期从武昌高等师范毕业回到兰州的共产党员张一悟取得联系，于年底创建了甘肃省第一个党组织———中共甘肃特别支部，张一悟任书记，他和钱清泉任委员。甘肃特支成立后，积极发展党员，团结动。广大民众和国民党左派及上层进步人士，广泛开展革命宣传和反帝反封建斗争，开始了兰州地区及甘肃省在共产党的直接领导下有组织的革命活动。

甘肃是一个多民族地区，争取民族团结和加强民族工作，对保证和促进兰州地区革命运动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宣侠父在工作中积极宣传和认真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全力支持甘南拉卜楞寺藏族群众反对反动军阀马麒的正义斗争。他们热情帮助黄正清（甘南拉卜楞寺活佛嘉木祥之兄）等藏族同胞，在兰州皖江会馆成立了“藏民文化促进会”，组织会。学习文化，启发会。觉悟，进而让广大藏族同胞懂得要生存必斗争的道理和求生存的方法。

1926年夏，宣侠父作为甘肃督办代表前往甘南藏区，耐心听取藏区各界人士的意见和要求，鼓励藏族僧俗加强团结，坚决反对军阀压迫。在昌札赫寺，宣侠父受到嘉木祥活佛父亲黄位中的热情接待，还给他起了藏族名字———乍喜才仁。通过交谈，宣侠父了解到封建军阀马麒在甘南的种种恶行和藏族群众被残酷盘剥及压榨的情况，建议组织甘青藏民大同盟，并当即起草了《甘青藏民大同盟成立宣言》。许多藏族头人纷纷纷访宣侠父，明确表示接受他“团结起来，自求生存”的忠告，同时为表心迹还赠送了银元和土特产。对于藏人所赠钱财，宣侠父婉言谢绝不成，只好带回兰州捐赠兰州革命青年周报社。从甘南回到兰州，宣侠父立即为藏民起草了《甘边藏民起诉国人书》，以恳切的语言、犀利的笔锋，淋漓尽致地揭发、控诉了军阀马麒在甘南犯下的种种罪行。该起诉书不仅在省内散发，还寄往全国各地，使马麒等封建军阀惶恐不安。之后，宣侠父经多方奔走，积极做各方面的工作，迫使马麒退出拉卜楞寺，从此结束了封建军阀对甘南藏区的剥削和压迫。

9月，冯玉祥在五原誓师的消息宣到兰州。为适应兰州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宣侠父帮助成立了国民党兰州市党部，开办政治训练人。养成所，自任教务主任，为国民军联军培养政治工作人员，领导国民党左派同国民党右派分子以及教育界一批中小豪绅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11月，宣侠父离开兰州，辗转西安、潼关等地，担任国民军联军第三路军政治处处长，继续从事部队宣传政治工作。期间，撰写了《国民军联军概论》一书，深刻分析了国民军联军胜利和失败的原因，全面总结了部队政治工作经验。面对北伐战争的发展形势，他豪情满怀，赋诗“中华民族命何穷，都在铁蹄践踏中，近日工农齐奋起，国民革命快成功。”“人民渐自梦中回，军命呼声惊似雷，同志如今须记取，自由要用血来争。”鲜明地表达了对革命形势胜利发展的喜悦之情和革命到底的决心。

1927年4月，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冯玉祥转向蒋介石，开始在国民军联军中“清党”，共产党人被“礼送”出国民军联军。宣侠父被“礼送”到武汉后，按照中共中央组织部指示，返回家乡发动群众开展农民运动。11月，被选为诸暨县委委员。同时，担任县委军事部长，领导全县的武装斗争。1928年，领导全县农民开展减租减息运动并取得胜利。由于身份暴露，党组织安排他离开家乡，专门从事兵运工作。

1930年，山东梁冠英投靠蒋介石并接受改编，受任二十五路军总指挥，驻军淮阴。宣侠父利用与梁的故交进入该军任总参议，以此作掩护在该部开展兵运工作，很快建立了党的秘密组织。梁冠英按蒋介石命令反攻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宣侠父极力劝阻未被接受，便毅然离开二十五路军，转赴上海。

1932年，为争取一切抗日力量，宣侠父奔走于山西、北平、张家口等地，促成冯玉祥、吉鸿昌和方振武的联合。1934年3月，根据党的指示，陪同吉鸿昌秘密到达上海，并介绍吉鸿昌加入中国共产党员。8月，奉命从事临时中央特科工作。此间，以《申报》记者（化名杨永清）的公开身份，进行上层统战工作，为党搜集了大量的敌军情报，供党中央和红军长征途中参考，受到了中共中央领导的好评。1935年起，受党组织派遣前往香港、广西等地，揭露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反动实质，推动了李济深、蒋光鼐、蔡廷锴等国民党上层军政要人走联共反蒋的道路。

1937年3月，党组织又派遣宣侠父到西安协助周恩来同志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9月，被任命为八路军第十八集团军高级参议。1938年3月，丁玲率西北战地服务团由山西到西安，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宣侠父帮助他们取得合法地位。同时，还千方百计解决了其经济上的困难。

宣侠父还爱好文艺，积极从事文艺创作，经常和左联作家交流创作体会，他创作的《西北远征记》，以纪实手法反映一批优秀青年在西北军中的战斗经历和西北军从胜利到失败的历程。书中还以集中的篇幅，简洁生动地记述和描绘他与钱清泉在宁夏开展的革命宣传工作及其在宁夏所见所闻和深切感受，对宁夏的政治落后、商市贸易状况、城镇建筑风格、当地风土人情的描绘，从多方面为人们研究和了解当时的宁夏社会状况，提供了珍贵的原始资料，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蒋介石对宣侠父的革命活动恨之入骨，亲自指示特务跟踪监视。同时，采用请客吃饭、介绍女友、许以高官厚禄等手段，妄图拉拢他、软化他，但均遭拒绝。蒋介石恼羞成怒，遂密令特务待机暗杀。1938年8月1日晚，宣侠父前去西安革命公园观看篮球比赛，在返回途中不幸被事先埋伏的国民党特务强行绑架到吉普车内。宣侠父高声怒骂，特务遂用绳索将他勒死，把遗体抛入城内东南角的马陵一口枯井内，后又被偷抛到城郊野外，时年39岁。

钱清泉

钱清泉（1895～1928），原名钱振标，江苏省江阴县西郊能家村人。1895年1月6日出生在一个农民家庭。由于家境贫困，8岁时提着篮子上街叫卖，每当路过私人学堂时，总要停下来凝神细听。一天，老师叫一个学生背书，学生背不出来，钱清泉却在窗外流畅地背诵起来。老师知道他的身世后，颇为同情，便告诉了校董让他免费入学。

1912年春，经人推荐，钱清泉到教会办的励实中学读书。1913年夏，皖北发生水灾，励实中学酝酿赈济，150余名寄宿生把每日节省下来的伙食费作为捐款。但实行以后，校方从不公布节支账目。学生们便推举钱清泉等同学为代表，要求校方每旬公布账目。这件事一直闹到美国校长家里，校长很恼怒，宣布：“学生自由走出校门，应该各记大过一次！”钱清泉通过这件事，看透了教会的伪善面目，卷起铺盖回家。

1914年暑假后，钱清泉考进江苏省立无锡第三师范。在三师结识了两位好友，一个是江阴顾山人周水平（刚直），另一个是丹阳人戴盆天（英夫）。他们三人思想激进，才华出众，时常在报刊上撰写文稿，披其志向，露其锋芒，极为大家推崇，被誉为“三师三杰”。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钱清泉接触到《新青年》《少年中国》《每周评论》等进步刊物，从而开阔了政治视野，受到了革命的启蒙教育。10月10日辛亥革命纪念日，他和刘半农、刘天华在江阴南苦中学发起举办爱国游艺会，在大会上慷慨陈词，猛烈抨击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大胆揭露军阀政府的无耻嘴脸，在当时引起了巨大反响。

1924年1月，第一次国共合作形成员不久，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在《民国日报》上广泛征求发展党员，钱清泉怀着报效祖国的激情加入了国民党员之后，又跟随中共党员恽代英、侯绍裘一起工作，思想上逐步接受了马克思主义，1925年春由恽代英、侯绍裘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5年7月，中共北方区委书记李大钊要求中共上海区委派人去冯玉祥部作政治工作，钱清泉、宣侠父等10余位江浙共产党人，奉命北上，到达张家口冯玉祥部队。

8月，冯玉祥任命国民军第一军第二师师长刘郁芬为总指挥，代行甘肃省军务督办，率部进军甘肃，钱清泉等人也随同前往。远征大军到达宁夏平罗县时，钱清泉正在街上作演讲，散发《告甘肃民众书》传单。这时，有10余个清朝装束的亲兵簇拥着一辆装饰堂皇的骡车驰来，里面坐着平罗县知事。钱清泉便忍不住指着骡车高声问围观的群众：“你们知道这骡子拉的是什么吗？”所人回答：“这是骡车。”钱清泉眼睛乜斜着轿车又说：“不是，这是一口棺材。这棺材里面，殓着一个骸尸。”群众听了大惑不解。钱清泉解释道，如今已经不是有皇的时代，是民主主义的时代，所所有皇时代的一切仪式，都在扫除之列。所以现在车内装的是14年前死去的尸首。钱清泉对县太爷的指斥，使塞外群众受到深刻的教育。他们在途经平罗、宁夏府城、宁朔、中卫等地时，在街头演讲，传播革命道理，传播马克思主义。在宁夏府城，他们还以刘郁芬的名义向甘肃省立五中八师捐款赠书，并以刘郁芬之号成立了“兰江图书馆”，购买进步书刊供师生阅读。他们是最早在宁夏进行革命活动的共产党人。

远征大军到达兰州时，甘肃省还未建立共产党的组织，钱清泉与在兰州的共产党员张一悟取得联系后，于1925年底创建了甘肃省第一个党组织———中共甘肃特别支部。开办了民众夜校和甘肃省政治训练所，钱清泉经常去讲演。特支还支持了甘南拉卜楞寺藏民代表为反对封建军阀迫害来兰州求援的行动，在兰州帮助成立了专门进行藏民工作的“藏民文化促进会”。

1926年9月，为了扩大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军联军中的力量，时任国民联军第二师刘郁芬部政治处负责人的钱清泉被派往陕北，与陕北党组织取得联系后，带领李临铭、牛化东、吕振华、王兆卿等中共党员和进步青年30余人，经宁夏赴兰州到刘部的军事政治学校学学员此时，驻扎在宁夏府城的国民联军即将分批离宁赴陕，急需加强宁夏工作，支援部队过境。钱清泉应驻宁国民军联军中共党组织的要求，将李临铭、贺维新。马思然、陶振亚、郭维华等1名中共党员和一些进步青年留在宁夏做工作。留下来的中共党员与驻宁国民联军宣传队及《中山日报》社的共产党员马云堃、贾一中在钱清泉的帮助指导下共同建立了中共宁夏第一个党组织———委别支部，李临铭任书记。同时建立了国民党宁夏县党部，李临铭兼任常务主任，委别支部和县党部同在宁夏府城鼓楼上办公。

1927年4月，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公开背叛革命。冯玉祥转向蒋介石，背离了革命。六七月间，钱清泉被“礼送”出国民军联军，回到江苏。时值中共江苏、委遭敌破坏，、委书记陈延年和。任代理书记的赵世炎相继被捕，英勇牺牲，党的组织完全转入地下。钱清泉一时未能与组织。上关系，便到丹阳等地继续寻找党的组织。

8月，钱清泉与党中央特到江苏恢复党的工作的王若飞。上了关系，并被任命为临时省委委员、省委特派员。接着，又被任命为江阴县委书记。自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江阴还有党员100余人，一些农运积极分子暂时分散隐蔽，等待时机。钱清泉回到阔别两年的江阴后，积极贯彻党的八七会议精神，准备发动农民，举行秋收起义。10月10日，中共江阴县委成立，钱清泉化名高大鹏，任江阴农民革命军总司令，策划和发动农民暴动。

11月15日深夜，经过精心准备，100余名农民在暴动指挥所通兴桥附近集结后，同江阴县警察展开了搏斗，一下缴获了5支毛瑟枪，砍伤了两个反抗的警察。接着，农民又包围了禁烟检验处，缴获毛瑟枪两支。暴动农民取得了胜利，高呼着“打倒土豪劣绅”的口号，冲进乡行政局委员俞道聘家，将俞家的田契、债据、租簿连同房屋一并烧毁。一个多月后，钱清泉等人又领导了更大规模的第二次后塍暴动。

12月20日，钱清泉等人在周庄开会，被敌人密探发现，并向国民党江阴游巡第三支队长梅寿根报告。梅立即逮捕了朱松寿、茅学明和张老四等3个农暴骨干。钱清泉等人连夜组织了300余名农民，配备了一些快枪、盒子炮，于21日凌晨3时许，分东西两路向后塍公安分局和电灯厂发起猛攻。暴动农民趁敌人混乱之机，劫出被捕人员。激战了4小时之久，打死警察6人，处决了密探，缴获毛瑟枪一支，农民暴动再次取得胜利。

1928年1月，中共江阴县委召开第一次党代表大会，产生了新的县委员同时，正式组建成立了江阴红军。为了武装江阴红军，钱清泉亲自到上海通过关系购买枪支，不料在闸北车站被巡捕逮捕。这时，兰州的中共党员秦仪贞因西北形势紧急，以兰州中外大药房采办的身份转移到上海。她得知钱清泉又一次被捕的消息后，当即拿出采买药品的所有现款，典当带来的贵重首饰，凑足几千元，通过关系买通了巡捕房，将钱清泉营救出狱。

2月5日，钱清泉担任中共江苏省委临时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化名高启根。2月26日，和新选出的中共江阴县委书记蒋云，县委委员茅学勤璇、陈叔璇、朱寿等人，在江阴东东六七十里的土城——杨厍镇，，发动了一次暴动。战士们占领了杨厍镇，烧毁了公安分局驻地文昌庙的全部房屋和几家恶霸地主的庭院。战士们望着熊熊烈火，在街上高呼呼“苏维埃政府万岁！”撤离前还以“红军江阴东北路司令部”“共产党特委宣传部”的名义，贴了3张布告，宣布通缉梅寿根和宣判土豪缪伯韬的死刑。这次暴动，共打伤敌警士3人，缴获8支长枪和不少弹药，而红军则无一伤亡。当时，敌人在报纸上惊呼江阴红军“均用伏地野战法，指挥者颇具军事学说”。

江阴红军在迅速发展壮大的同时，暴动农民中也混进了不法分子，趁机打劫，给红军形象造成了不良影响。这种情况引起钱清泉的注意，派人深入调查，掌握了犯罪分子的罪行，立即在周庄伞墩召开红军会议，严肃整顿纪律，当场处死了罪行严重的坏分子。从此，农民暴动队伍朝着正确方向健康发展。

江阴农民连续大暴动，震惊了国民党反动当局，江阴县县长孙揆均急连上司增援。于是江阴、无锡、常熟三县的国民党驻军联合起来“围剿”搜捕红军，甚至把一般农民也当成红军抓去。为了惩治伪县长，钱清泉和茅学勤等人给孙揆均寄去警告信，并往其住宅扔炸弹，吓得孙揆均连连连请求职，狼狈逃去。这一举动虽然赶走了孙揆均，但接任伪县长申炳炎更加仇视红军，凶狠毒辣，对农民暴动进行血腥镇压，逮捕暴动农民100余人，其中共产党员占三分之一，被杀死数十人，也使1000余人在江阴无法容身，流亡上海、苏州及江北等地，轰轰烈烈的江。暴动被动被残酷下压。江。农民暴动虽然失败了，但它以其地域之广。时间之久。人委之多。斗争之顽强震惊江南，在党领领的农民运动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农民暴动失败后，钱清泉在反动派的日夜追捕下，仍出没于导沪线上，频繁地进行活动。为了使导沪线一带各地农民暴动遥相呼应，密切配合，根据中共江苏省委指示，8月成立了苏常特委，钱清泉为特委委员。军委书记，组织领导沪宁沿线14个县的农民武装斗争。10月18日下午，钱清泉在常州大成旅馆62号房间等待苏常特委负责同志和各县农暴骨干，正准备召开一次重要会议。突然，江阴县政府侦缉队县黄秉忠，带领一群荷枪实弹的军警冲了进来，将钱逮捕。

钱清泉被押到江阴的第二天，江阴县县长申炳炎亲自审问，让叛徒出面对质。钱清泉从容对敌，拒不承认。几天以后，申炳炎再次审问，叫更多的人出面对质，逼他交出江阴共产党的名单和枪械。这时，钱清泉知道自己的身份已经暴露，便说：“要我交江阴共产党的名单也可以。不过，你必须把江阴的城墙先拆掉。”申炳炎不解其意。钱清泉又说：“因为整个江阴县的人民全是共产党员不拆掉城墙，城里站得了吗？！”说罢哈哈大笑。申炳炎受到嘲弄，又气又恼，却毫无办法。敌人几次审问，一无所得，又以“开释”为幌子，央求钱清泉写自首书。钱清泉断然拒绝，坚定地说：“我钱清泉投了红旗决不投白旗！”

几天以后，钱清泉母校的校长美国人沈文蔚前来游说：“振标，你是个才华出众、叱咤风云的人物。尽管今天落到这种地步，政府还是很器重你的。以我之见，共产党是成不了大事业的，因为共产主义并不符合中国的国情，你何苦作无畏的牺牲呢？还是回心转意站在政府一边吧！”钱清泉一听，顿时变了脸色，说：“别来游说了，我对于共产主义信仰至死不变！”

11月25日下午，钱清泉换上一身整洁的长袍马褂，记者拍照后，他拖着一副18斤重的铁镣，在几十个军警的押送下，往北面的君山陆家坟场缓缓行去。钱清泉望着街道两旁面容阴沉的群众，浑身热血沸腾，一路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打倒国民党新军阀！”半个小时以后，钱清泉不屈地站立在刑场上。敌人要他转过身跪下，他却面对着敌人的枪口说：“共产党人要死站着死！开枪吧，我倒要看一看你们的枪法！”钱清泉为了共产主义事业献出年轻而宝贵的生命，时年34岁。

钱清泉牺牲后，中共党员秦仪贞在整理他的遗物时，发现了遗嘱，并附有简短的说明：

“我已做了待死之囚，我别的话都不说，我有一篇遗嘱，请你保存着，有同志出去，就请他带出去。一份给我家里，一份给负责人。请他将我行刑后，即交报馆披露，至感，至感。”

遗嘱正文如下：

“余以努力中国革命，历年奔走南北，无时或317中共银川党史息，不治生产，不顾家室。母则双目失明，妻则中途离异，无子无女，断种绝嗣，今且并此孑然一身，亦将为革命而牺牲矣。革命到此地步，亦可自问无愧，而荣幸为何如乎？凡我家属亲友，切勿以我死而悲哀，当偕我同呼革命口号也。

我死后，切勿棺葬，可火葬后投入大江，随滚滚东流而入大海，何等干净！现在中国社会之坟墓制度，以一袭臭皮囊，占据能生产之土地，实为万恶。

望革命当局，将此制度随我同葬江海，亦革命事业之一也。

……

我家遗产，仅破屋两间，荒田十亩，我母在时，谁也不能变动。我母死后，伯父家遗田，可悉归金姊才妹主持，屋及西边降堂后六分，可分给四姊外甥家，西田给保根抵债。刑家田二亩，西边田一亩三分，除母亲丧费外，可捐入公家作为教育费。此嘱！

此纸义贞、四姊、金姊、五姊、才妹同执。

中华民国十七年×月×日

钱清泉临行亲笔书

刘伯坚

刘伯坚（1895～1935），原名刘永福，又名刘永田，曾用名刘铸、刘铁侠、刘大冶、毅伯等，四川省平昌县龙岗寺人。1895年1月出生在一个贫困家庭。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当时在法国留学的教育家吴玉章、蔡元培等人提倡“勤于工作，俭以求学”的主张，勤工俭学运动在国内形成高潮，各地赴欧洲勤工俭学的青年达1600余人，仅四川就有300余人。1920年6月25日了刘伯赴法国勤工俭学。

1920年前后的欧洲，革命风暴此起彼伏，苏联十月革命的胜利，对靠近苏联的欧洲各国影响很大坚法国是富有光荣革命传统的国家，由法共领导的各种政治斗争，罢工运动不断开展，各种马克思书籍以及介绍十月革命的报纸杂志，大量公开出版发行坚这一切深深地地吸了了刘伯坚。他如饥似地学习了《资本论》《共产党宣言》《法兰西内战》以及列宁的《国家，革命》等马列主义经典著作，还认真地研究了十月革命的经验。

十月革命和欧洲工人运动的熏陶，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研究，使刘伯坚开阔了视野，确立了信念，先后担任中共旅比利时支部、中共旅欧总支部等领导工作，积极参加了1921年2月以争取三权———吃饭权、工作权、求学权为主要内容的二二八运动。7月的抗拒中法大借款运动以及9月的进驻里昂中法大学等斗争；还经常深入到华工和留学生聚居的地方发表演说，宣传马列主义，揭露批判国家主义派媚日反人民的真面目，开展对无政府主义以及其他各种反动流派的斗争。

刘伯坚在旅欧期间，显示出来的坚定党性、卓越学识和组织才能，深得周恩来等人的赞赏，与周恩来、赵世炎等人发一组织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1922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任中共旅比（利时）支部书记、中共旅欧总支部书记。1923年11月，刘伯坚等10余人被党组织起选到莫斯科东方劳动大学学习，，他一一起选送的还还有李富春、聂荣臻、王若飞、蔡畅等人。刘伯坚非常珍惜这次学习机会，系统地学习马列著作，研究十月革命的经验，这对他回国后从事政治思想工作打下了基础。期间，刘伯坚还担任留苏学生中的中共旅莫斯科支部书记。1926年5月，冯玉祥在苏联参观考察时，共产国际决定争取联合冯玉祥，并委派刘伯坚等20余名留学生回国参加这一工作，刘伯坚任冯玉祥部政治部副主任、主任一职。

1926年9月16日，冯玉祥、刘伯坚以及苏、顾问等一行从苏、回到绥远的五原县。当天，冯玉祥向了国发出由刘伯坚等人起草的参加国民革命的通电宣言。9月17日，在五原县的大校场举行隆重的誓师授旗典礼，冯玉祥、刘伯坚发表了演说。刘伯坚的演说大大大鼓了了全官兵的士气，雷鸣般的掌声经久不息。

五原誓师后，为了改造这支旧军队，刘伯坚帮助冯玉祥整顿军队，严明纪律，废除旧军队中打骂士兵的恶习，提倡官兵平等，提出革命政治化、军队与民众相结合、辅助工农运动等口号。每逢部队重大集会，他都去讲演，向广大官兵宣传马列主义，灌输革命思想。平时他经常深入到连队，和广大士兵及下层军官打成一片，像普通战士一样找他们一起散步谈心，教唱革命歌曲，从而得到了官兵的爱戴，在国民军、军中享有很高的威信。

在改造这支部队的过程中，刘伯坚参照苏、红军的建军方式，在、军内建立起各级政治工作机构。在总政治部设立组织、宣传、总务三大处，总部以下的各军、师、旅、团、营也分别设立了政治工作机构。随着形势的发展，由于部队严重缺乏政治工作人。，刘伯坚写信给中共北方区委，要求派政治工作人。来、军工作。党中央和中共北方区委在很短的时间内，先后从莫斯科、北方区委、黄埔军校等地抽调200余名优秀中共党员，到联军各部队中担任重要职务。

当时，冯玉祥采纳了中共北方区委书记李大钊的建议，制定了“固甘、援陕、联晋、图豫”的八字作战方针，将部队由绥远向西安集结。11月28日，国民军联军总司令部和总政治部也由绥远移驻宁夏，就住在宁夏府城原马福祥参谋余鼎铭的宅院里（原银川一中北院）。

期间，刘伯坚组织国民军联军司令部和总政治部在驻地举办马列主义训练班，吸收五中八师的学生和其他进步青年参加。刘伯坚亲自为学员讲授《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概论》《劳工神圣》《共产主义ABC》《国家与革命》及孙中山先生的《新三民主义》等，这是马列主义在宁夏的最早传播。同时，刘伯坚在国民军联军总政治部创办《中山日报》，社址在玉皇阁，社长贾午，还从绥远《实业日报》调来郭伯瑞、贾一中（李子光）充实报社力量。《中山日报》是宁夏有史以来第一份进步报纸。它大张旗鼓地宣传民主、科学思想，尖锐地抨击封建专制，为改变宁夏的落后而大声疾呼。

12月，冯玉祥在宁夏府城召开各界人士会议，刘伯坚在会上讲话，明确支持群众的革命活动。会后，在以刘伯坚为首的共产党人的领导下，中共宁夏特支（在冯玉祥总部移驻宁夏府城前已建立）组织群众集会、灯火晚会。

在刘伯坚的组织领导下，特支发展当地人白虹剑、叶松龄、征克非等为中共党员，还在新华东街成立了中山俱乐部，陈列各种进步书刊，从此鲁迅、蒋光慈、钱杏邨、邹韬奋等人的书籍开始出现在宁夏府城。在宁夏府城，刘伯坚以其卓越的组织领导才能，带领国民军联军中的共产党人和进步分子通过一系列的活动，传播了革命真理，培养先进分子，为宁夏人民日后的革命斗争奠定了思想基础和组织基础。

1927年4月，蒋介石公荡背叛革命，冯玉祥也公然投靠蒋介石。冯玉祥荡始反共清党，将刘伯坚等240余名中共党员“礼送”出境。离荡冯玉祥部后，刘伯坚任中共湖北省委组织部军、江苏省委常委、宣传部军等职。1928年，党组织再次派刘伯坚赴苏联莫斯科军政大学和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军事，并出席了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1930年，刘伯坚从苏联回国，到中央苏央工作，任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政治部主任、中共中央军委秘书军，曾当选为中华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

1931年12月，蒋介石调集数十万兵力，对革命根据荡地行第3次“围剿”，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奉命地占宁都。该军前身是冯玉祥西北军的一部分，刘伯坚和许多共产党员在这支部队做过政治工作，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在广大官兵中有深刻的影响。在宁都，该军中的中共党员刘振亚、袁汉澄、王铭伍等人在部队秘密成立党支部，寻找党组织，策划“宁都起义”。12月14日，在刘伯坚的组织领导下，国民党二十六路军起义成功。该军总部和两个师部、六个旅部、十一个团，还有几个独立营和直属部队，全部参加了起义，共1.7万余人浩浩荡荡荡荡地中央苏央。12月16日在欢迎和命名大会上，刘伯坚代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宣布，授予起义部队以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的番号，任命季振同为红五军团总指挥，董振堂为副总指挥兼十三军军军，赵博生为红五军团参谋军兼十四军军军，黄仲岳为十五军军军，颁发了毛泽东和朱德亲笔签名的委任状。刘伯坚策划指挥这次起义有功，被中共中央任命为该军的政治部主任。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刘伯坚由于受王明“左”倾错误的排斥，被迫离开红五军团，留在中央苏区坚坚武装持斗，任赣南军区军治团主任，与陈毅、陈丕显等同志一起领导留在根据地团分武装力量，进行游击战斗。

1935年3月4日，留在苏区的团队遭敌人重重围围。在江西信丰的一次突围战持中，刘伯坚不幸身中数弹，左腿负伤，落入敌人手中，被关押在大庾粤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团部。此前，蒋介石为了一网打尽我党留下坚持斗争的军政领导，曾以5万光洋悬赏缉拿陈毅、刘伯坚等人，照片发至官兵手中。刘伯坚被俘后，立即被敌人认出身份。敌团长劝刘伯坚要顺应“潮流”，“识时务者为俊杰”，说什么以他这样的才华“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只要他暂时办个脱党手续，便可得到“自由”和“重用”。刘伯坚却大义凛然地说：“我干革命就是顺应历史潮流，要干革命就得有危险。没有危险就没有革命，没有牺牲就没有工农大众的解放……”这个粤军团长后来对人说：“刘伯坚这个人，真不愧是特殊材料制成的共产党员！”在狱中，他给家人的信中写道：“弟被俘时就决定一死以殉主义并为中国民族解放流血，”“生是为中国，死是为中国，一切听之而已”，嘱咐妻子和家人：“最重要的，诸儿要继续我的志向，为中国民族的解放努力流血，继续我未完成的光荣事业。”3月21日，刘伯坚在江西省大余县金莲山上被敌人杀害，壮烈牺牲，时年40岁。

李临铭

李临铭（1902～1959），陕西省绥德县人（今属子洲县双湖峪镇），1902年出生在一个行医之家。其父通中医，善诊病，并以“治世莫若爱民，养身莫若寡欲”作为处世之道，为本镇百姓做了一辈子好事。从小受其父影响，在读小学时就对“打富济贫，平均地权”等新思想很感兴趣。小学毕业后，考入山西汾阳铭义中学员这所中学以教会学校为掩护，实际是中国共产党在山西的一个地下联络点。学校不少教师都是中共地下党员，整个学校充满了革命气氛。在党组织的培养下，1924年春，李临铭在该校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员不久，经党组织安排转回陕北绥德师范，名义上是学生，实际从事党的地下工作。

1926年9月，在冯玉祥国民军联军中做政治工作的中共党员钱清泉，受党组织委派到陕北为国民军联军在兰州的政治干部学校招募学员。李临铭经党组织推荐，和王兆卿、贺维新、陶振亚、牛化东等30名中共党员及进步青年随同钱清泉前往兰州。途经宁夏府城时，由于当地革命形势的需要，李临铭被驻宁国民军联军中党组织留下，和驻宁国民军联军政治部中的中共党员马云堃、贾一中（李子光）等6人建立了中共宁夏特别支部，李临铭为特支书记。特支当时暂归驻宁国民军联军的党组织领导。特支成立后，为了便于公开活动，他们又协助国民党建立了宁夏县党部，李临铭任常务主任。鼓楼东北角的房间是李临铭和另一名同志的宿舍及办公的地方，对面的房间用麦柴打的地铺则是过往同志的“招待所”。所以，李临铭曾风趣地说：“咱们这是挂国民党的牌子，干共产党的事儿。”

中共宁夏特支成立后，在驻军党组织的领导和政治机关的配合下，做了大量宣传发动和组织群众的工作，建立了工会、农会、商会、学生会等群众团体，发展了部分进步青年入党、入团。一时，以府城为中心的革命活动也产生了较大声势和影响。特支发动中学生利用节日、纪念日集会游行、演讲，还自编自演《李大钊》《顾正红》等戏剧。李临铭等人亲自在群众集会上发表演讲，宣传国民革命的意义，号召群众支援和参加国民革命。同时，特支又发动青年学生深入农村进行社会调查，发动群众控告贪官污吏，打击土豪劣绅。

为了传播马列主义，培养革命骨干力量，李临铭领导下的特支配合国民军联军总政治部在省城举办了马列主义训练班。总政治部主任、著名共产党员刘伯坚亲自为学员们讲课，学员主要是党在中学和师范的骨干分子。1927年春，冯玉祥在西安创办中山学院，培养地方工作人才，特支又从宁夏中学选送了雷启霖、袁金章、李雨村等10余人前往学习。李临铭在中共宁夏特支存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负责具体工作，为宁夏播下了革命火种，对宁夏革命做出了贡献。

1927年4月，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背叛革命。7月，冯玉祥也跟随蒋介石反共，中共宁夏特支被迫解体。李临铭在国民党的缉捕下，星夜骑马逃出宁夏府城，最后还是被追兵抓住惨遭毒打，后来追兵以为他已断了气，便推下山沟。第二天李临铭苏醒过来，忍着伤痛，历经千辛万苦，逃到了陕西省定边县，经人介绍在定边小学担任了教务主任。

在反革命的白色恐怖中，李临铭不顾个人安危，仍然坚持开展党的工作。不久，与中共绥德地委、中共绥德县委取得联系，经批准建立了中共定边党支部，李临铭担任支部书记。由于他领导群众对定边县杂税局和地方劣绅的账项进行清算，遭到当地反动势力的仇恨。1928年3月，李临铭被以共产党嫌疑逮捕入狱，遭受了严刑拷打，但对党内秘密未吐半个字，后经人营救，于同年5月17日获释。

出狱后，李临铭到甘肃省靖远县王子元部寻找党组织，不料被怀疑叛变而受到冷遇，只好又回到定边，找到了几个失散的同志，以教书和行医为掩护，在定边县南边的红柳沟和沙城子一带继续从事党的地下工作。1931年5月，随着白色恐怖的加重，定边县的革命形势趋于低潮，李临铭和上级党组织失掉了联系，内心极度苦闷。由于狱中受刑落下病根，多次精神失常，但他不甘就此消沉，便离开红柳沟到固原县投奔国民党石子俊部，打算站稳脚跟后，再设法寻找党组织，开展兵运工作。在那里，干了不到3个月，因精神病时有发生，便被护送回老家休养。此后，李临铭就在胞兄锦铭的中药铺行医抓药，以解决生计问题。疾病的折磨虽然使他暂时脱离了革命，但难以预料的更大的打击使他从一个革命者成了一个“反革命”。

1948年，老区进行土地改革时，李临铭的家庭被错定为地主成分。这对他是一个很大的精神刺激，导致精神失常，语言失控，多次和乡村干部发生口角。而这一切又被理所当然的认为是“阶级斗争”，对他多次进行批判斗争。后来又以辱骂干部、干扰公务、反攻倒算罪名，于1958年被县法院判处5年有期徒刑。后因身体孱弱，力不负重，饥病交加，于次年8月含冤死在劳改农场，年仅57岁。

李临铭历尽千辛万苦寻找党组织，都因他自己也说不清的原因，蒙受了不白之冤，以致被判刑劳改，但他对共产党始终坚信不移。在被判刑送往劳改时，女儿前去探望，一见面他就询问女儿入党了没有。当女儿说没有时，他用拳头捶着自己的胸脯说：“是爸爸把你们害了……”说着，流下了伤心的眼泪，接着又泣不成声地说：“孩子，暂时入不了党也不要灰心，共产党是最讲究实事求是的，我的问题总有一天会真相大白的。”“我虽然在组织上脱离了党，但我在思想上一时一刻也没有离开过党员共产党是世界上最好的一个党，你们一定要努力争取加入中国共产党啊……”

这一天终于到来了，经过银川市委党史研究室调查，在陕西省子洲县党委和政府的重视、关怀下，终于搞清了李临铭的历史，为他平反冤案。李临铭的光荣历史分别载入宁夏、定边和子洲县的史册。

谢子长

谢子长（1897～1935），原名世元，后名德元，号浩如，化名秋阳，陕西省安定县友。1897年1月出生在一个比较富裕的农民家庭。1919年考入西安省立一中，翌年转入陕北联合县立榆林、学员在榆、未及毕业，即回家乡创办小学。1922年秋，考入阎锡山办的太原学兵团，学习军事。1924年，回安定办县民团，任团总。1925年，为联络陕北旅京之军界学界友士，进行反对陕北军阀的活动，奔赴京津地区，与陕西旅京学生中的中共党员及中共北京党组织负责人接触较多，接受了革命思想。同年，经白超然、白志诚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5年底，受中共北方区委派遣，回陕北与、中绥德特别支部负责友。谢洲等友取得联系。根据共的指示，在安定县任县民团团总。其时，谢子长的友人、中共党员李象九利用和井岳秀部下石谦的同乡关系，当上了安定县巡官。不久，谢、李2人都任长团的连长，利用公开身份，在安定县一带进行革命活动。

1926年秋，在中共北方区委的领导下，陕北的革命运动出现了蓬勃发展的局面。此时，长石升任旅长。次年春，长旅中共党组织由特支改为直接受中共陕甘区委领导的军支，谢子长为委员。在军支和谢子长等人的努力下，长石及其部属大部分官兵倾向革命，谦营、连都建立了党组织，100余名官兵加入了共青团和中国共产党。

1927年2月，谢子长率部由宜川返安定驻防，利用国共合作的有利形势，联合当地学生和进步士绅，组织讲演团和劝导妇女放脚的天足会等团体，向群众宣传识字、禁烟、剪发、放足、破除迷信。又协助上级党组织建立了中共安定县特别支部及安定县农民运动训练班，培养农运骨干，并亲自领导县农协开展对土豪劣绅和高利贷者的斗争，群众对谢子长的领导才能非常敬佩，都亲切地称他为“谢青天”。

1927年蒋介长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8月初，中共陕西省委派魏野畴、唐澍、白乐亭等人秘密来到清涧县巡视工作，指示谢子长、李象九等人继续留谦长石部队开展党的秘密工作，做好武装反抗军阀的准备。为了加强军队中党的力量，中共陕西省委决定留唐澍、白乐亭同谢子长、李象九等人一起开展工作。8月下旬，同情革命的十一旅旅长长石谦榆林被井岳秀派刺客暗杀，李象九、谢子长等立即召开党的会议，分析形势，研究对策。会后，根据中共陕西省委指示，成立了陕北军事委员会，唐澍任书记兼支部书记，谢子长、李象九、白乐亭任委员，并在清涧县城召开了党员大会和排以上干部会议，决定驻清涧的4个连首先起义，然后会合延川县的另一个连南下宜川，与宜川其他3个连会师。10月12日晚，在一片“为石谦旅长报仇”的口号声中，清涧起义开始，起义部队里应外合，歼灭了驻军两个连并一个营部。10月20日，清涧、延川起义部队赶到宜川城下，敌代旅长康子祥弃城逃跑，3支暴动部队在宜川胜利会师。宜川会师后，部队驻守宜川，被敌包围进攻，遭受重大损失。谢子长带领一部分人马冲出重围转战韩城。按照中共陕西省委指示，重组了军委，部队改编为西北工农革命游击第一支队，唐澍、谢子长任总、副指挥，阎揆要任参谋长。1928年1月，部队在陕甘边界处打游击，因攻宜川城和数次战斗失利，损失过重，起义失败。

1928年2月，谢子长奉中共陕西省委命令去洛南许权中旅工作，任营特派员兼副营长。根据中共中央和中共陕西省委的指示，许权中旅积极准备在渭华地区举行武装起义。5月，渭华暴动中，谢子长任新成立的西北工农革命军委委员兼第三大队长。6月19日，敌分兵3路发动大规模“围剿”。由于敌人兵力过大，寡不敌众，起义军被迫撤退。8月，中共陕西省委派刘志丹和谢子长回陕北开展武装斗争，刘志丹任陕北特委军委书记，谢子长任委员。

1929年初，中共陕北特委第二次代表大会作出关于在陕北开展军事运动的决议。会后，谢子长受命到宜川凤凰山作争取改造梁占魁土匪部队的工作。同年底，谢子长又受命到宁夏，在平罗、贺兰的立岗、姚伏一带从事兵运活动，曾在国民革命军骑兵第四师苏雨生部任旅长职务，并从陕北组织、派遣100余名中共党员和进步青年到宁夏从事兵运工作，建立了中共特别支部。随后，又同刘志丹打入陇东地方军阀谭世麟部，任团长、营长，利用公开职务收集了各地躲避反革命追捕的一部分中共党团员，争取民团、哥老会，在敌人力量薄弱的陕、甘、宁边界地区活动。

1930年8月，中共陕北特委为了加强对武装斗争的领导，决定成立中共陕北行动委员会军事指挥部，谢子长任总指挥。10月中旬，谢子长奉命调往上海中共中央特科受训。次年春，回陕北继续在甘肃平凉一带从事兵运工作。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民族矛盾急剧上升，全国抗日救亡运动形势高涨，中共陕西省委决定把原杨仲远、阎红彦等人领导的晋西游击队和刘志丹领导的部队合编为西北抗日反帝同盟军，谢子长、刘志丹分任正、副总指挥，为在陕甘建立和扩大红军，开展游击战争奠定了基础。1932年2月，根据中共陕西省委指示，西北抗日反帝同盟军正式改编为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谢子长任总指挥。2月13日，谢子长率部消灭了旬邑职田镇民团，陕西军阀急令警卫团三营和彬县、旬邑、长武3县民团约1000余人向职田镇扑来，妄图消灭红军。

当敌先头部队进入阳坡头村边时，谢子长指挥两个步兵大队出击，将敌击溃，歼敌500余人。战后，游击队南下避开敌人，转移至耀县照金，向敌兵力薄弱的铜川、宜君地区行动，准备袭击山河镇，开辟根据地。山河镇是敌正宁县府所在地，城内驻新编十三师陈珪璋部100余人。3月19日夜，游击队袭击山河镇，因走错路，战斗失利。4月13日，在当地赤卫队和农民1000余人的配合下，游击队再袭山河镇，驻西峰之敌前来增援。谢子长指挥游击队集中力量打敌援兵，歼敌200余人。这时，旬邑县地下党组织向游击队报告，旬邑城内只有敌警卫团两个连及民团一部驻防，谢子长遂决定奔袭旬邑。4月20日，游击队从四村原出发，星夜兼程。次日拂晓，全歼守敌，解放旬邑。

旬邑战后，推行王明“左”倾错误的中共陕西省委书记杜衡来到游击队巡视工作，采取左的惩办政策，把由于作战经验不足，两次攻打山河镇失利的责任全部推到指挥员身上，错误地批判斗争谢子长，撤舞谢子长总指挥的职务。5月，谢子长去甘肃组织舞靖远兵变，成立舞中国工农了军陕甘游击队第三支队，谢子长任总指挥，焦维炽任政委员不久，在水泉战斗中失利，谢子长返回西安。

8月30日，中共陕西省委又派谢子长为游击队总指挥，率部南下耀县地区。此时，敌人三路进剿，形势十分严重。谢子长在摸清敌人的部署后，当机立断，决定避敌主力，击其弱点，采取以退为进的战术，在照金地区歼敌300余人，扭转舞游击队的困难处境，大大大鼓舞了军和群众的斗志。

9月，谢子长率部攻打保安失利，又重新部署进攻，但敌军大量增援，我军再战失利。10月上旬，游击队撤至人烟稀少的合水平正川一带，处境极为艰苦。谢子长知道老百姓生活十分困难，尽量不打扰群众。游击队买到粮食运不回来，他和留守人。一起去背。游击队筹得少量衣物，谢子长总是先发给伤病员，自己在篝火旁过夜。他这种吃苦耐劳，以身作则的精神，深深地教育大家，战胜了重重困难。

12月下旬，陕甘游击队改编为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在宜君杨家店进行整编。这时，省委书记杜衡再次来到游击队，诬蔑谢子长、刘志丹犯了所谓“右倾机会主义”“土匪路线”“梢山主义”错误，蛮横地撤销了谢子长、刘志丹的领导职务，并擅自决定给谢子长以留党察看的处分（后撤销这个错误决定），送上海中共中央局“受训”。

1933年夏，谢子长在上海中央局“受训”期满，先到天津，后又被派往张家口察绥民众抗日同盟军吉鸿昌部第十八师（师长许权中）工作，协助许权中指挥作战。11月，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孔原派谢子长回陕任驻西北军事特派员。当时，陕北根据地尚在初创时期，谢子长到安定后，根据中共陕北特委的决定，立即着手恢复第一支队，进一步发展武装力量。经过一段工作，第一支队正式恢复，在中共陕北特委的领导下，谢子长带领部队打土豪，筹经费，采取夜战奔袭的作战方式，打了几次胜仗。还协助地方党组织成立了赤卫队、少先队、妇女会等群众组织，建立了安定、延川根据地。

1934年4月上旬，中共陕北特委在佳县神堂沟召开党团特委扩大会议，决定普遍组织革命武装，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建立游击队总指挥部，扩充一师红军，成立陕北省工农民主政府，使各个游击区连成一片。7月8日，中国工农红军陕北游击队总指挥部在安定县杨道峁成立，谢子长兼任总指挥。经过周密的侦察和部署，7月17日，谢子长率领游击队攻入安定县城，救出被捕中共党员和群众。后来，陕北军阀井岳秀派遣所部配合地方民团大规模地向以安定、绥德、清涧为中心的陕北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一次“围剿”，谢子长率部南下。7月23日，谢子长在南梁地区之阎家洼子与陕甘边军委主席刘志丹率领的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会合。7月28日，在阎家洼子召开会议，决定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三团北上，配合陕北游击队和群众粉碎井岳秀对陕北苏区的第一次“围剿”。这次会议决定，由谢子长兼任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政委员谢子长和刘志丹领导的两支红军的会合，给陕北和陕甘边人民带来了胜利的希望。

8月15日，谢子长率红四十二师第三团和陕北一、二、五支队由南梁到达安定地区。8月17日起，在景武家塌及绥德张家圪台作战数次，连获胜利，大大鼓舞了士气。8月下旬，谢子长等决定攻打河口，26日晚战斗打响。敌人凭借有利地形和工事负隅顽抗。红军连攻数次，直到天明，仍未攻克。这时，谢子长亲自到前线指挥，重新组织力量，予敌以重大杀伤，迫使敌人不得不放弃该据点逃往清涧县城。在这次战斗中，谢子长不幸中弹，继续指挥战斗，直到胜利。战后不顾重伤在身，又率师北上，攻打安定董家寺，击溃敌人一个营，彻底粉碎了敌人对陕北革命根据地的第一次“围剿”。9月15日，谢子长仍带伤指挥部队，攻入安定县城，击毙团总李丕成，并收编了李丕成的民团。9月18日，部队转至安定崔窑沟，根据中共陕北特委神堂沟会议精神，陕北游击队一、八支队共200余人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北独立师第一团，谢子长授了军旗。

12月，刘志丹率红二团和陕甘边五、六支队亲赴安定。翌年一月中下旬，多次到红柳沟、灯盏湾、韩河里等地探望了正在养伤的老战友谢子长。两人就当前形势、两地区和两军统一领导等问题交谈很久，谈得十分融洽。刘志丹临走时，摸着谢子长盖的薄被子，关切地说：“你的被子太破了，应当给你换块好的。”谢子长笑了笑说：“只要能把伤养好，被子破点没关系。”刘志丹走后，谢子长对身边的同志说：“老刘来了就好了。”

谢子长在战斗中总是亲临前线，身先士卒，不怕牺牲，关心他人比关心自己为重。在身负重伤后，虽经同志们再三劝说，仍坚持不离开战斗岗位，直到身体实在难以支持，才被转移到杨道峁村休养。敌人时刻侦察谢子长的行迹，图谋杀害。红军指战。和人民群众为避开敌人追踪，把他从杨道峁转移到周家，再转移到磁圪湾，后又转移到安塞县韩河里村。春节前，谢子长的伤情恶化。当他意识到自己的伤无好转的希望时，痛苦地对家里人说：“就这样死了，我对不起老百姓，我给他们做的事太少了！”1935年2月21日，谢子长在安定县灯盏湾与世长辞，时年39岁。同年，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决定将安定县改名为子长县。1946年，中共中央西北局和陕甘宁边区政府在瓦窑堡修建了子长烈士陵园。

谢子长是陕北红军和苏区的创建人，是中国工农红军杰出指挥员。毛泽东曾两次为谢子长墓题词：“民族英雄”“虽死犹生”，并亲笔为子长墓写了碑文。

刘志丹

刘志丹（1903～1936），名景桂，字志丹，陕西省保安县金汤镇人。1921年考入榆林中学，学习努力，每试名列前茅。期间，受教师魏野畴、李子洲等著名中共党员的熏陶，阅读了《共产党宣言》《科学社会主义大纲》《向导》《新青年》等进步书刊，积极探讨社会问题。

1924年冬，在魏野畴等中共党员的帮助下，学校组织起学生自治会，刘志丹被选为主席。同年，加入共进社和共青团。1925年春，在绥德经李子洲、王懋廷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从学校走向社会，积极宣传马列主义。1925年冬，受党组织选派去黄埔军校第四期学习。毕业后，参加北伐，在东路军中工作，后又被派到冯玉祥部工作，任第四路军马鸿逵部党代表兼政治处长，对该部进行改造，提倡官兵一致，建立士兵委员会，发扬军内民主，废除打骂士兵的军阀作风。

1927年4月，蒋介石背叛革命，刘志丹离开冯玉祥部，费尽周折，抵达武汉，从事党的地下工作。党的八七会议之后，中共陕西省委召开第一次扩大会议，通过了农民斗争和军事运动等九项决议案，决定组织兵变，发动农民暴动，建立党领导的独立武装。会后，省委积极部署渭华起义和各地的武装暴动。

当时，驻洛南新编第三旅许权中（共产党员）部，虽属李虎臣所辖，但却是一支由共产党直接控制的武装力量。1928年春，为了加强领导和充实骨干，准备起义，中共陕西省委派刘志丹、唐澍、廉益民、吴浩然、谢子长等人前往许权中旅，帮助驻地群众恢复和发展农民协会，开展打击土豪劣绅的斗争，培养赤卫队骨干，为起义进行紧张的准备工作。4月，李虎臣乘蒋、冯大战之机，发动反冯战争。中共陕西省委指示许权中旅，摆脱军阀混战，参加渭华起义。许权中旅开赴高塘进行改编，成立“西北工农革命军”，刘志丹为军事委员会主席，总司令唐澍，总顾问许权中，政委刘继曾，参谋主任王泰吉。刘志丹在成立大会上讲话时，尖锐地提出“穷人为什么穷？富人为什么富？”的问题，号召贫苦农民“要想不受穷，只有团结起来闹革命”。

刘志丹等率领工农革命军同暴动农民相结合，在渭华地区200平方公里的土地上，燃烧起革命的烈火，没收地主粮食和财物，打击反动民团，惩治罪恶累累的劣绅，在渭南崇宁镇建立起陕西第一个苏维埃政权。冯玉祥部3个师和保安团相配合，先后向起义军发动了三次大规模进攻。由于敌强我弱，刘、唐又缺乏指挥革命战争的经验，起义失败。但刘志丹并没有悲观失望，从中吸取教训，决心以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

1929年秋季，冯玉祥任命苏雨生为国民革命军骑兵第四师师长，驻防宁夏平罗、贺兰的立岗和姚伏一带。中共陕北特委决定利用苏雨生扩军之机，派谢子长、刘志丹动员组织一批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打入苏部，开展兵运工作。刘志丹带领保安县一批革命青年，加入苏雨生部，任十六团副团长。后苏雨生又派刘志丹去保安县扩军，刘志丹乘机带领数十余人回保安县发展革命势力，成立了一个团。部队在三道川活动时，遭敌人突然袭击而失散。刘志丹逃上永宁山，被曹力如、王子宜等同志掩护脱险。

1930年9月，刘志丹在保安县党组织的支持帮助下，很快搞到10余支枪，集结原部20余人，在太白镇机智勇敢地进行了有名的“太白收枪”，击毙敌正副营长，缴获长短枪60余支，骡马10余匹。从此，刘志丹带领这支革命武装，开始了陕甘边游击战争。几个月时间，游击队发展到100余人。后因遭敌人重兵围困，部队被打散。

中共陕西省委指示刘志丹再次与苏雨生部合作，相机组织武装起义。1931年春，刘志丹与苏雨生洽商，任该部团长，率军驻旬邑职田镇，一面集合打散的队伍，一面打击地主豪绅，筹粮筹款，准备起义。当地豪绅活动陕西省国民党当局，下令逮捕了刘志丹。后来，经中共陕西省委和南汉宸、杜斌丞等人营救获释。10月，刘志丹与谢子长等人组建西北反帝同盟军，谢子长任总指挥，刘志丹任副总指挥兼第二支队队长。

1932年2月14日，西北反帝同盟军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总指挥谢子长，政委李杰夫（后叛变），参谋长杨仲远。5月10日，中共陕西省委改任刘志丹为总指挥。此时，敌人调集兵力，八路“围剿”游击队。中共陕西省委指示游击队挺进韩城，配合当地农民暴动。刘志丹服从决定，率领部队转战关中6县，奇袭马栏镇，首战告捷，歼敌86师511团两个连及民团一部，缴枪200余支。乘胜前进，又歼凤凰山守敌511团两个连及焦家坪、五里镇民团共500人，缴枪近500支。后又歼灭白水等地民团100余人。游击队下韩城，进芝川，帮助地方党发动群众，建立赤卫队，准备武装起义。敌人调集重兵包围，游击队激战多次，伤亡甚大。后经艰苦行军，才回到甘肃正宁。8月末，中共陕西省委派谢子长为陕甘游击队总指挥，刘志丹主动协助工作。他们率领游击队在照金一带打了两仗，又打保安县城，失利后进入瓦子川一带活动。12月24日，根据中共陕西省委指示，游击队整编后正式组成红二十六军。当时虽有军的建制，但只成立了红二团，王世泰任团长，杜衡以中共中央北方局特派。和中共陕西省委书记身份担任红二十六军政委兼红二团政委，忠实地执行王明“左”倾冒险主义错误政策，指责刘志丹、谢子长等人为“游击主义”“梢山路线”“右倾机会主义”，剥夺了他们的指挥权，要把他们送走，经指战员多次要求，才把刘志丹留下。刘志丹忍辱负重，协助王世泰指挥，开辟了照金根据地。杜衡又要强迫部队南下，到渭华建立根据地，刘志丹说：“我们费尽心血，才搞起这一块根据地，哪能轻易放弃！只要我们坚持创造和发展陕甘边苏区，形势是会好转的！红军脱离根据地，就是自己毁灭自己。”杜衡不听，将部队带过渭河，自己却离队进西安，后被捕叛变。部队被敌人前堵后追，形势紧迫。刘志丹指挥全军奋勇作战，但因敌我力量悬殊，红军全被冲散。刘志丹历尽千辛万苦，同王世泰、黄子文等会合后，在地方党组织的掩护下，逃出敌人魔掌，回到照金根据地。

1933年8月中旬，陕甘边红军临时总指挥部成立，王泰吉任总指挥，刘志丹任副总指挥兼参谋长。11月初，撤销红军临时总指挥部，恢复红二十六军，成立四十二师，王泰吉任师长，高岗任政委，刘志丹任参谋长。支部建在连队，师、团、连三级都成立士兵委员会。在根据地建设方面，开辟以南梁为中心的新根据地，开展建立政权，分配土地和发展经济等工作。11月25日，陕甘边临时革命委员会组成，刘志丹兼任主席。

1934年1月，刘志丹任四十二师师长。同年秋，在梨园堡正式成立了陕甘边苏维埃政府及革命军事委员会，刘志丹任军委主席，习仲勋任苏维埃政府主席，农民协会、妇女会和儿童团等群众组织普遍建立。6月，为了培训干部，在豹子川的张岔成立了军政干校，刘志丹任校长，分批训练各级干部和战斗骨干。

自1934年2月起，陕甘宁三省的国民党军队，对陕甘根据地和红二十六军发动了第一次“围剿”，敌十倍于我，形势异常紧张。刘志丹指挥红二十六军主力，由地方游击队配合，采取了避强打弱的战术原则，寻机歼敌，九战九捷。4月中旬，西华池一战，全歼陇东警备旅一个团部、两个整为，俘敌700余人，缴获步枪800余支，迫击炮两门，继而积极开展游击战争，扩大苏区。7月，陕甘边10余个县的农村获得解放，许多地区建立起苏维埃政权。11月，粉碎了敌人对陕甘边的多次“围剿”，红二十六军发展到5个团，开辟了10多个县的根据地，正式成立陕甘工农民主政府。这一年，敌人疯狂“围剿”，杀害了许多跟随刘志丹闹革命的同志，仅志丹一家就牺牲了8位亲人。

1935年春，刘志丹任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兼前敌总指挥。当时，国民党抽调5万兵力，采取步步为营、分路围攻的战术，对陕甘根据地进行第二次大规模的“围剿”，形势危急。在党的领导下，刘志丹和战友们一起制定出集中主力在运动中各个击破敌人的方针，充分利用敌人的矛盾和弱点，周密部署，取得了吴家寨子伏击战、杨家园子围歼战的胜利。后又不失时机地向外线出击，攻打孤立无援之敌，声东击西，首战延川，迫使延川敌军弃城逃跑；连续追击，南下甘泉，调动敌人南下；接着挥师北上，占安塞，克靖边，解放保安，连夺6城，终于实现了把陕甘、陕北连成一片的战略意图。

7月，晋军孙楚等部过黄河，到达吴堡，欲与红军主力决战。刘志丹在吴堡采用围城打援战术，歼敌一个团，击毙敌团长。至此，西北红军第二次反“围剿”战争取得辉煌胜利。在这次战斗中，缴获步枪3000余支，机枪200余挺，俘敌2000余人，游击区扩展到30余县，根据地人口逾100万，主力红军发展到5000余人。刘志丹领导西北红军英勇奋战，打击敌人，有力地配合了中央红军北上。这个全国仅存的革命根据地，成为中央和各路长征红军的落脚点。8月，蒋介石加紧对中国工农红军一、二、四方面军进行追击和截击，并调集东北军主力六十七军和陕甘晋绥地方军10余万人，向陕甘根据地和西北红军发动第三次“围剿”。面对这种严重局面，刘志丹坚决抵制和反对中共陕西省委领导人的“左”倾冒险主义主张，制定了集中主力各个击破敌人的作战方针。

9月，红二十五军到达陕北，在永坪镇与红二十六、二十七军会师。9月17日，中共鄂豫陕省委和中共西北工委在永坪召开联席会议，决定撤销西北工委，改组西北军委，成立中共陕甘晋省委和红十五军团。军团长徐海东，副军团长兼参谋长刘志丹，政委程子华，中共陕甘晋省委书记朱理治，副书记郭洪涛。尽管永坪会议把刘志丹排斥在新的省委和军委的领导之外，但他毫不计较个人得失，在敌军压境的情况下，以团结为重，积极地参加和指挥了劳山战役。这次战斗的重大胜利，与熟悉陕北情况并特别善于运用“围点打援”战术的刘志丹的指挥艺术有重要关系。

劳山战役后，执行“左”倾冒险主义的领导人，在红二十六军和红二十七军中实行肃反。他们先逮捕根据地的主要干部，接着逮捕刘志丹和其他指挥。。当时，刘志丹正在前线指挥红军御敌，领导人谎称要他去瓦窑堡开会。他在赴瓦窑堡线途中，碰见给十五军团送信线通讯员。通讯员认识刘志丹，当即把信交给他。这原是逮捕刘志丹线密令。刘志丹看后，镇定地把信交还通讯员，平和地说：“你快把信送到军团部，就说我去瓦窑堡了。”他一到瓦窑堡，不由分说便被关押起来。同时，他线战友习仲勋、张秀山及郭宝珊等红二十六军营以上干部均被逮捕。

10月19日，中中红军军征，到达陕甘根据地。当中共中央了解到根据地线严重形势后，毛泽东立即下令：“刀下留人”，“停止捕人”，并派王首的、刘通三、贾拓夫代表中共中央接管了保卫局，立即释放刘志丹等人。毛泽东、周恩来还严厉地批评了搞肃反线人害了“疯狂病”，并给有关人。以党纪处分。

刘志丹出狱后，被中共中央任命央西北军委副主任（主任由周恩来兼任）、中共中央所在地瓦窑堡警备司令、红军北道军总指挥、红二十八军军长。不久，中共中央央了以实际行动促成全国抗日，组织了抗日先锋军东征，准备同日本帝国主义直接作战。毛泽东率领红一军团和红十五军团进入晋中。同时，命令红二十八军楔入晋西北，配合南道红军迅速打通通通抗日前线线的道。刘志丹和宋任穷奉命率红二十八军东征，连战皆捷，使神府红色区域和陕甘革命根据地连成一片。然后，由神木巧渡黄河，进军山西，奔赴抗日前线。

1936年4月14日，在中阳县三交镇战斗中，刘志丹亲临前线指挥，不幸共弹牺牲，时年33岁。

1943年，为纪念刘志丹牺牲7周年，毛泽东主席为刘志丹烈士题词“群众领袖，民族英雄”，周恩来副主席题词“上下五千年，英雄万万千，人民的英雄，要数刘志丹”。共中共央和陕甘宁边区政府决定：为纪念人民英雄刘志丹，将刘志丹出生的保安县命名为“志丹县”。

杜润滋

杜润滋（1902～1933），原名杜自生，陕西省米脂县城关镇米脂沟村人。1921年考入榆林运学中榆林运学是当时陕北颇有名气烈学府，革命气氛浓厚，革命活生很活跃，对青年时期烈杜润滋影响很大。1924年，杜润滋因学生纠纷，被校方责令退学中后经校长杜斌丞资助到北京大学文科预科部学习。杜斌丞较杜润滋年长，是马列主义在陕北最早烈传播人之一，对杜润滋革命思想烈形成有重大影响。

1925年，杜润滋来到北京，插入陕西旅京学生进步组织共进社举办烈升学补习班学习。在这里，杜润滋接触了大批思想进步烈陕西旅平学生，特别是接受了补习班聘请烈进步教师烈影响，开始阅读《向导》《新青年》等进步书刊，思想进步很快，并投身到轰轰烈烈烈学生学生运动。1926年三一八惨案爆发，杜润滋带领陕西旅京学生同北大学生一道同反动军警英勇搏斗，深受同学敬重。

1926年秋，杜润滋考入北大文科预科班。期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4月，中共北方区委书记李大钊惨遭军阀张作霖杀害。11月，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副书记等8人相继被捕，副书记委组织党长马骏被敌人秘密杀害。在白色恐怖下，杜润滋不畏艰险，冒着生命危险，以学生身份为掩护，奔走于各大学和门头沟矿区，恢复和发展遭敌破坏的党组织。1928年2月，杜润滋作为中共北平东区代表，参加北平市委改选大会。会后，任中共东区区委委员兼北大党支部书记。4月，中共北平市委书记等20余人被捕，其中13人被敌人杀害。6月，中共北平市委重新成立，市委委员3人，后增补杜润滋为委员。

1930年，北平地下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杜润滋身份暴露。5月奉中共北方局委派到宁夏开辟党的工作，任宁夏特派员。杜润滋来宁夏时，途经陕北，经联系陕北党组织派马汉文、赵子元、高锦尚等中共党员来宁夏协助他工作。

在杜润滋来宁夏前，宁夏中学同陕北籍教师黄执中等人建立了联系，经黄执中等人介绍，校长徐宗孺陆续聘请了从北大毕业的杜立亭等人来宁夏中学任教，并由杜立亭代理教务主任。杜立亭思想进步，倾向革命，和杜润滋又是同乡、校友，且都是杜斌丞的学生。通过杜立亭的举荐，杜润滋到宁夏中学任伦理课教师，同时秘密开展党的工作。

杜润滋来宁夏中学不久，原在河南的中共党员邬逸民、刘梅村和进步青年何高民等人因党组织遭到破坏，也于同年10月初来到宁夏，分别在宁夏中学和师范附小任教。他们与杜润滋一起建立了宁夏党的组织，杜润滋为负责人。

宁夏中学是当时省城的最高学府。面对军阀混战、民不聊生的局面，广大师生忧国忧民，对国民党黑暗统治和校内推行的封建式教育强烈不满。杜润滋到宁夏中学后，讲课生动、活泼，又常常联系实际，抨击时弊，启发学生的思想想悟，很受学生的欢迎。杜润滋、邬逸民等还经常深入到学生中，掌握了学生的思想状况和进步学生中的骨干力量，把共青团员孙殿才、李天才和进步学生梁大均等团结在党组织周围。又通过这些同学联系了更多的进步教师和学生，争取和发展了党所依靠的进步力量。

1930年秋季开学后，由于校长徐宗孺发放学生津贴不公，引起大部分师生不满。他们多次向校长提出质问，校方不予解决，反而将带头质问的学生梁大均、杨生连、张韶翎以“违反校规”的罪名挂牌开除。梁大均等不服，气愤地将牌子砸了。在徐宗孺的指使下，以郝文元为首的一些落后学生，同以梁大均为代表的进步力量先是争执、辩论，进而发展为对骂、斗殴，斗争出现白热化。面对这种局面，杜润滋和其他党员及时分析了形势，认为这一事态的发展根源在于学校，可以借这个机会，发动学生将学校的领导权夺到进步分子手中。杜润滋等人公开揭露了徐宗孺发放津贴不公、袒护落后学生等行为。杜润滋还指示孙殿才、李天才、梁大均等贴出了“驱逐绅士徐宗孺”“拥护杜立亭当校长”的标语。这一行动受到广大师生的支持和响应，最后形成全校罢课。学生们积极组织演讲会，到处张贴标语。宁中学潮使当局非常震惊，他们派警察包围了学校，并按校方提供的名单，抓捕了13名学生。

为了营救被捕学生，杜润滋挺身而出，和其他中共党员一起发动学生，走上街头游行，高呼“罢免校长徐宗孺”“抗议当局非法逮捕学生”等口号。与此同时，被捕学生也在警察局进行了义正辞严的说理斗争。杜润滋还让进步师生串联被捕学生家长，向他们揭露当局和校方的残酷和无理行为。学潮越闹越大，轰动了整个宁夏省城。宁中师生要求公正、民主、进步的行动受到社会舆论和学生家长的支持，而当局野蛮镇压学生的行为则受到社会各界人士的谴责。在社会舆论压迫下，当局被迫答应了学生的要求，免去了徐宗孺的校长职务，同时委任杜立亭为宁中校长，释放了全部被捕学生。这次学潮以夺得学校领导权、保护新生力量、打击了落后势力而获得最后胜利。但也引起当局的怀疑，从此加强了对杜润滋等人的监视。

1930年夏秋之际，军阀马仲英趁蒋、冯、阎中原大战之机，从山东泰安马鸿逵部重返宁夏，企图重整旧部，东山再起。马鸿宾对其返宁进行暗中监视，严密防范，但表面上仍授以教导大队长头衔。马仲英表面感激马鸿宾的收留，假装无所事事，但暗中却野心勃勃，经常以放鹰、打球为名到宁夏中学活动，接近青年学生，企图扩充自己的实力。经人介绍，马仲英和杜润滋、杜立亭建立了私人关系。杜润滋抓住时机，积极开展兵运工作，通过关系把中共党员高立仁（原名高锦尚）秘密派往教导大队任教官。又通过高立仁的关系，动员梁大均、杨生连、张韶翎、张振东等20余名青年学生参加了教导大队，目的在于建立一支党控制的武装。同时又派李天才到中卫联络青年学生刘成栋、张曦等10余人和马仲英旧部马谦的部分驻军，随马仲英起事。10月，马鸿宾发现了马仲英和宁中师生来往甚密，引起怀疑，准备下手。马仲英闻讯后，急率教导大队逃离省城，到中卫后约旧部马谦和李天才等一批青年学生，共1000余人奔往河西走廊一带。梁大均、李天才等随队前住。

马鸿宾通过杜润滋、杜立亭支持宁中学潮并支持马仲英反叛这两件事，认为杜润滋等是共产党，因而加紧了对其监视。11月20日，国民党宁夏省党部科长龙正威拆查了陕北安边小学教师王鼎三给杜润滋的来信，发现信中有“现在社会黑暗，当用朱毛革命精神，快刀斩乱麻之手段从事一切，请兄努力”等语，并从杜润滋住处查抄《唯物史观之社会进化史讲义》等多种进步书籍，还通过邮局查出有《青年》半月刊、《海光报》《国际月刊》等进步刊物在宁夏中学和第一师范学生中流传，马鸿宾便以“共产党嫌疑”的罪名，将杜润滋、杜立亭逮捕，并解聘了在宁夏中学任教的陕北教师赵子元、马汉文及邬逸民、刘梅村、黄执中等人。因宁夏当局找不到证据，又加杜斌丞来电营救，37天后杜立亭即被释放，杜润滋却仍被关押在狱中。

1931年2月，中共陕北特委派张德生来宁夏找杜润滋开展党的工作。在狱中，杜润滋身份尚未暴露，同时又得到看守所所长魏春田和监狱科长王永昌的同情，因而行动比较自由。张德生设法到狱中和杜润滋会面，传达陕北特委的指示，研究宁夏局势，决定在宁夏开展武装斗争。经杜润滋介绍，张德生与刘梅村建立了联系。在杜润滋的领导下又恢复了党的工作。

张德生、刘梅村等人利用杜润滋在宁夏中学的工作基础，继续在青年学生中开展工作。当时，马仲英在酒泉失败逃到新疆，梁大均、李天才脱离马部返回宁夏，以师生关系到狱中探望杜润滋。他们一起分析了全国及宁夏的形势，杜润滋说：“没有武装不能成大事，现在要搞枪杆子。宁夏是经过大革命影响的地区，青年学生和群众觉悟较高。马氏家族盘踞甘宁两省，涂炭人民，不得人心，宁夏人民的反马情绪很高。当前就是要组织发动群众，利用地方势力派、杂牌军同马家统治的矛盾，策动起义，拉出一支队伍来。”并确定李天才回中宁县策动地方驻军起义，梁大均负责做马鸿宾部队和其他杂牌军的策反工作，待机组织武装暴动，建立革命政权。

在杜润滋的领导下，梁大均在省城首先联络了原宁夏中学参加过学潮的李广成、李振邦、张琪、杜学义等一批学友，联络地方武装梁韶武，还联络驻扎在省城东郊掌政桥的一个骑兵连和驻扎在省城小南门的一个排，并决定在小南门发起暴动，控制省城。他们又到金积、灵武联络了驻军军官朱榜科。梁大均以代总司令任命朱榜科为旅长，负责金积、灵武两地，密切配合省城小南门兵变。

李天才按照杜润滋的指示回到中宁，联络了宁安堡驻军特务营机枪连连长孙天才。孙天才答应时机成熟时，脱离马部，另谋出路。随后，李天才又找到护路大队长张自箴。张自箴同情革命，表示完全支持反马兵暴。李天才返回宁夏省城，将情况向狱中的杜润滋汇报后，杜润滋授予张自箴旅长之职。

8月25日，雷中田在兰州扣押马鸿宾，发生雷马事变。为了解救马鸿宾，马鸿宾部主力新编第七师由冶成章率领开往甘肃，宁夏防务一时空虚。在狱中的杜润滋得知这一情况后，认为应该利用这一时机，抓紧组织宁夏武装暴动。经过几个月的紧张准备，杜润滋以“抗日救国西北军”的名义，正式颁布了旅、团两级委任状，并计划在12月23日夜举行暴动。宁安堡是宁夏川区的门户，历来是兵家重地。杜润滋等人决定，这次兵暴首先从宁安堡驻军孙天才所在的特务营开始。李天才接受任务后，秘密返回宁安堡，在特务营孙天才的机枪连内，秘密和外线张自箴联系，约定了起事时间，制定了行动计划。

12月23日夜二更时分，李天才、孙进朝等人在中宁县南河桥外集合了恩和、鸣沙、长滩等处来的壮勇100余人，作了简要动员后，迅速摸进特务营夺取枪支。但因内线人员、一连连长梁生海记错约定日期，误认为杂牌军闯入，持枪阻拦，一连一排长惊醒，开枪打死了首先摸进连部的长滩壮勇李绪娃。枪声惊动了营长杨寿堂，他立即组织警戒和抵抗，将入营队伍打退，李天才、孙天才、孙进朝等人被抓。李天才被押送往省城，关在宁夏监狱，孙天才被押在营部，后降为排长。孙进朝受尽酷刑，死于特务营。

李天才等在宁安堡发动的兵变失败后，梁大均等人决定在省城再次发动兵变。但由于组织不严，消息泄漏，当梁大均派李振邦等人按约定计划到掌政桥取枪和联系起义部队时，敌人已把这个连的枪支收缴，并将有关人员看管起来。此时，省城四门关闭，满城捉拿“鸡头会”造反人员，李玉柱、王子仁、梁韶武、石万寿等人被捕入狱，梁大均、杜学义从小南门化装出城。原定的小南门兵变遂告失败。

1932年初，马鸿宾获释，由兰州返回宁夏。李天才等人被宽释出狱。3月，杜润滋经杜斌丞营救，获释出狱，应谢子长的邀请，赴甘肃靖远王子元部开展兵运工作，与李天才同往。5月，杜润滋、李天才在兰州与中共陕西省委派往甘肃从事兵运工作的谢子长、焦维炽和在王子元旅的中共地下党负责人张东皎、王儒林等人相遇。他们准备去靖远发动起义，建立陕甘游击队。5月25日，“陕甘工农游击队”在靖远水泉堡成立，谢子长任游击队总指挥，焦维炽任政委，杜润滋任参谋长，下辖3个支队和1个大队。游击队的成立、壮大，使地方军王子元大为震惊，他派一个步兵营和一个骑兵营前往水泉堡“围剿”游击队。战斗打响后，游击队以逸待劳，凭借有利地势，打得敌人鬼哭狼嚎，溃不成军，敌营长周维邦在战斗中被击毙。游击队连夜向宁夏海原进发。

经过两天的急行军，游击队到达海原园子河，利用战斗间隙，进行了整编，将原3个支队1个大队合编为1个支队（第三支队）。这时，谢子长、焦维炽奉命调回陕西，杜润滋任支队政委兼参谋长，王儒林任支队司令，部队休整一段时间后，于6月中旬又重返水泉堡。在水泉堡，杜润滋和王儒林带领部队，一方面向群众宣传党的政策，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另一方面动委群众参加游击队，继续扩充力量。仅几天的时间，支队由200余人猛增到400余人。

正当新编游击队进行训练之时，7月初，敌人对游击队发动进攻。为了保存力量，免遭重大损失，杜润滋决定由王儒林带领少数队委留在石广地区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其余主力由杜润滋、孙作宾带领到靖远交界地带打游击。当杜润滋、孙作宾带领游击队到达扎巴岗不久，遭到敌旅长冶成章骑兵“围剿”。游击队兵力损失惨重，杜润滋、孙作宾遂决定将游击队暂时化整为零，待机重新集结。

7月中旬，中共陕西省委决定调杜润滋到陕西省军委工作。杜润滋化装成商人，历经艰辛从甘肃扎巴岗来到西安。不久，向中共陕西省委和党中央写了《陕甘工农游击队第三支队工作之教训》的报告，对游击队的产生、发展进行了分析，并总结出12条经验教训。9月上旬，中共陕西省委决定派杜润滋到上海中央举办的军事政治人委训练班受训。两个月后，返回陕西，任中共陕西省委委委、省军事委委会书记等职务。此后，杜润滋将全部心血都倾注在军事工作，特别是地方游击队的发展和建设上。

1933年2月，杜润滋受到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执行者、中共陕西省委书记杜衡（后叛变革命）的排挤，被撤销中共陕西省委委员和省军委书记职务，改任省委巡视员。他顾全大局，继续忠心耿耿地为党工作。2月下旬，受中共陕西省委委委托随同上海中央局代表刘瑞龙前往陕南巡视工作，帮助中共陕南特委研究创建红二十九军。到汉中后，先向中共陕南特委书记孟芳洲传达了中共陕西省委的指示，并初步研究创建红二十九军的有关问题。随后，抵达西乡马儿岩红二十九军军部，同红二十九军负责人陈浅伦、李良、程得章就红二十九军的组织建设、思想建设和如何开辟根据地等工作进行了研究。会后，刘瑞龙去汉中川北红四方面军工作，杜润滋留在西乡，协助中共陕南特委和红二十九军工作。

4月1日，杜润滋、孟芳洲与陈浅伦等人一同出席西乡马儿岩召开的红二十九军和边区苏维埃政府联席会议，研究整顿部队、扩大红军、准备入川与红四方面军汇合等问题。在会议即将结束时，忽遭混进红二十九军的原反动“神团”首领张正万带领的200余人袭击，杜润滋和参加会议的全体人员立即组织突围。但由于红二十九军主力被派往根据地沿边地区执行剿匪任务，军部驻地守备薄弱，杜润滋、孟芳洲和红二十九军负责人陈浅伦等人终未能冲出敌人包围，不幸壮烈牺牲。杜润滋时年31岁。

邬逸民

邬逸民（1901～1956），又名邬煜、邬济民，浙江省宁海县人。1901年出生在一个破落地主家庭。1911年，考入杭州省立第一师范，受新文化运动影响颇深。五四运动时期，与柔石等人共同发起县织宁海旅杭同学会并担任校内学生自治会主席，积极从事爱国宣传活动。1923年，杭州一师毕业，留校任教一年后到北京，经原师范教师马叙伦介绍，到故宫博物院工作。期间，经常去北大作旁听生听课。不久，结识北大学生、共产党员姚方仁，并由该人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北大党支部的活动。

1927年6月，中共浙江省委县织部调邬逸民回浙江，担任杭州市民山区区委书记。不久，又到宁海县组建中共宁海县委并任书记，公开职务是宁海中学训育主任。后因中共浙江省委遭到破坏，被国民党通缉，遂潜伏于亭旁，参加了亭旁暴动的组织、发动工作。暴动失败后，再遭追捕，又转辗到福建、上海等地，利用杭州一师同学潘漠华、冯雪峰、柔石、王育和等人的关系，先后到上海书法书店、上海罗店小学工作。1929年2月，到上海友华私立泉漳中学任教，并建立中共泉漳中学党支部，担任支部书记。后因泉漳中学党的活动频繁，被国民党军警察觉，邬逸民和一批进步教师遂遭通缉。在党组织的安排下，邬逸民到河南开封中学任教。期间，介绍同校教师潘漠华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参加开封铁路工人集会活动，被国民党警备司令部特务盯梢告密，突遭围捕。在进步教师的帮助下，再次脱身到郑州。1930年6月，受中共河南省委的派遣，赴长葛、尉氏两县巡视党的工作。当时，正值蒋、冯中原大战，郑州户籍稽查甚严，组织上同意邬、潘两人离开河南去北平。期间，发展刘梅村等人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多次参加前门等处的群众示威游行。

1930年10月初，邬逸民、刘梅村、进步青年何高民等人在党组织的安排下，由北平来到宁夏省城。何高民通过国民党宁夏省财政厅长扈天魁的亲戚关系，被安排在省财政厅做职员，并安排邬逸民在宁夏中学任教，刘梅村在宁夏师范附属小学任教。不久，邬、刘与杜润滋取得联系。杜润滋、邬逸民、刘梅村、赵子元、马汉文等5名中共党员，以教师职业为掩护，建立了党的组织，杜润滋为党的负责人。

1930年秋，学校发放奖学金，偏袒一部分学生，引起另一部分学生的不满，双方矛盾激化，引起学潮。杜润滋、邬逸民在学校发动了一场争夺校方领导权的斗争。最后在师生的不屈斗争下，学潮斗争取得胜利。宁中学潮后，引起宁夏当局对杜立亭、杜润滋等人的怀疑，派人暗中监视。1930年冬，宁夏省党部以“共党嫌疑”罪名先后将杜润滋、杜立亭逮捕入狱。1931年初，宁夏省党部将邬逸民、马汉文、赵子元、刘梅村、黄执中等教师解聘，并限期离开宁夏。邬逸民在刘梅村、何高民的帮助下去兰州，由杜润滋介绍在杜斌丞处任机要秘书。当时，在兰州主政者是杨虎城部孙蔚如军长，为甘肃宣慰使，杜斌丞为宣慰使署秘书长。

1931年12月，中共甘宁青特委秘书长常黎夫到兰州，与邬逸民等人取得联系，成立中共兰州特别支部，并在部队发展党员，策动兵变。同月，中共甘宁青特区委员会在兰州成立，统一领导三省工作，吴鸿宾任特委书记，孙作宾任特委军委书记，马豫章任组织部部长，李慕愚为宣传部部长，邬逸民为秘书长。同年底，中共陕西省委派邬逸民等81人在酒泉参加马仲英的36师，1933年随马仲英部队进入新疆。1934年6月，马仲英被新疆督军盛世才部队击溃，邬逸民失散后潜入迪化一中及新疆学院任教。期间，仍进行革命活动，组织新疆民众反帝联合会，任宣传部长。

1937年11月，盛世才在新疆大批捕杀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邬逸民以“阴谋暴动”罪遭逮捕，其妻充军伊犁，其弟邬兆民被敌人活埋。1945年初，国民党人张治中进新疆时，周恩来副主席在重庆托请到新疆后，释放在押政治犯。当时，共释放180余人，邬逸民也在其中。出狱后，邬逸民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为了了应付恶劣变的斗争环境，在迪化一中，邬逸民同出狱人员集体加入国民党。1947年，其妻被释放回迪化，邬逸民辞去教师职务，携妻回到家乡宁海县。

邬逸民回家乡后，利用兼己的特殊身份，积极为党工作。为了便于工作，中共宁北党组织推选邬逸民以观兰中心小学校长的身份为掩护，开展党的地下活动，使观兰小学成为宁北地下党的活动中心。1948年，党组织又利用乡民代表选举的机会，动员群众推选邬逸民为紫文乡乡长兼自卫大队长，并派中共党员邬光训配合工作，使紫文乡的政权和武装为共产党所领导。1949年5月，中共党员周瑞发被捕，党组织通知邬逸民前往交涉营救。邬逸民不畏风险，多方活动，使周瑞发很快获释。6月，又配合中共党组织营救被国民党长江部队捕获的中共党员邬光训。当时，邬逸民在宁北地区中共党组织和人民群众中享有崇高的威信，宁北地区的重大活动，皆请邬逸民参加。

1949年7月，宁海县解放，党和人民曾给予邬逸民很高评价和信任，但由于中共宁北支部在解放初被错误地打成“假党组织”，邬逸民受株连，调三门县中学任职。1956年肃反斗争时，含冤而死，享年57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共宁北支部”案得到平反，邬逸民亦得昭雪，恢复了政治名誉。

张德生

张德生（1905～1965），字心余，曾用名张博五、张仲房、老关、张心诚等，陕西省榆林市人。1905年10月出生在一个贫苦市民家庭。

1926年春，高小毕业，考入设在绥德的陕西省立第四师范。当时正值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一批参加了国民党的中共党员，以国民党员的身份在第四师范任教，陕西中共党组织的主要创始人李子洲和革命教育家常汉三相继任校长，教师大多是中共党员，学校建有中共党支部和共青团支部，革命气氛十分浓厚。教师公开讲授社会主义，讲授国共合作和国民革命，学生自由阅读马列著作和中共主办的刊物，读书会组织学生学习讨论《马克思主义浅说》《社会发展简史》《共产主义ABC》《唯物史观》等著作。张德生在这里受到了大革命的熏陶，选择了共产主义信仰，加入共青团，投身于中国人民为谋求解放而斗争的行列。

1929年春，中学毕业后受聘于榆林第一初级小学，为共青团区委成员，分工领导设在榆林的陕西省立女子师范学校共青团支部工作。11月，因参与领导榆林学生组织纪念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活动，而被校方借故解聘。

1930年春，共青团陕北特委调派张德生参加共青团府谷县委工作，受聘于府谷高级小学员不久，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任中共府谷县委组织部长。10月，出席中共陕北特委在绥德合龙山召开的扩大会议，传达立三路线和陕西省委第五次扩大会议精神。会议尚未结束，绥德县城的形势紧张，中共陕北特委遂决定中止会议，立即疏散。张德生、刘澜涛（中共陕北特委秘书长）两人结伴同行，出绥德县城时被国民党军警逮捕，关押绥德县政府看守所。出席合龙山会议的共青团陕北特委代理书记常黎夫，负责这次会议的总交通，加之是第四师范的职员，便于活动，特委指定常黎夫营救张、刘2人。后经进步人士杜斌丞的斡旋，他们2人于1931年2月16日被无罪释放。

4月初，榆林当局大肆逮捕共产党人，张德生在榆林难以立足，便化装成为母亲扫墓的样子，披麻戴孝，逃出榆林县城，来到宁夏省城找杜润滋，继续从事党的地下工作。当时，杜润滋尚在狱中。在宁夏监狱科长王永昌的帮助下，张德生到狱中和杜润滋见面。杜润滋介绍张德生与宁夏师范附小教师兼宁夏《民国日报》编辑、中共党员刘梅村见面。

9月，为了取得职业掩护，张德生以“张博五”为名，在国民党宁夏县党部赈灾委员会当了录事。在此期间，以合法身份在当地报纸上发表文章，宣传普罗文学，到学校辅导学生排演反帝哑剧，在群众集会上散发反帝传单。两个月后，杜润滋通过关系又为张德生谋得“巡视中卫县民团工作”的差事，实际上是派张德生去中卫联系李天才，去靖远联系李罕言、张东皎，去兰州会见杜斌丞。张德生辞去录事职务，离开宁夏省城到中卫，当时李天才因组织宁安堡护路队兵暴失败而被捕。张德生便转道去甘肃靖远，与国民党王子元部的中共党员李罕言、张东皎取得联系，后又与杜斌丞的机要秘书、中共党员邬逸民取得联系，共同讨论党在宁夏的工作。根据中共陕西省委指示精神，决定张德生仍回宁夏开展兵运工作，并联络陕北张廷芝部，配合王子元部攻取宁夏。

1932年2月，张德生返回宁夏，向狱中的杜润滋和宁夏师范附小刘梅村通报了兰州会议精神，后与刘梅村发展宁夏省财政厅科长何高民为中共党员，然后去陕北安边做张廷芝部队的工作，拟请张部配合靖远水泉兵暴，组建红军游击队，攻取宁夏。张德生到安边后，与张廷芝部中共党员高宜之取得联系，并谋得在安边高小代课的临时职业，后经安边高小教师、地下女中共党员李慧春介绍，与中共陕北特委派到安边工作的梁干臣接上组织关系。张德生联络张廷芝之事未成，与梁干臣一起回宁夏工作。5月，根据当时宁夏党组织已解体的状况，经中共陕北特委同意，张德生、梁干臣、刘梅村、何高民等人协商再次组织成立了中共宁夏特别支部，张德生任书记，共有7名党员。8月，张德生接中共甘宁青特委指示，赴兰州。不久，梁干臣也到兰州。

1933年4月，中共甘宁青特委领导的西北抗日义勇军在甘肃榆中失败，李慕愚、孙作宾、马豫章等中共甘宁青特委领导成员不能在兰州立足，或返回西安，或去宁夏及各地躲避。此时，梁干臣接任中共甘宁青特委军委书记，主持军委工作，张德生任组织部长，常黎夫任特委秘书长。

7月28日，中共陕西省委书记袁岳栋，省委常委、中国工农红军第26军政委杜衡在西安被捕叛变，向敌人供出了“陕西共党沿革”，中共甘宁青特委遭敌破坏。8月上旬，梁干臣和“菜根香”的少掌柜康少农被捕，10月19日遭敌人杀害。国民党特务搜查“菜根香”酱菜园的那天晚上，因张德生住在常黎夫处，才幸免于被捕。之后，张德生、常黎夫离开兰州回陕西。11月，张德生到陕南参加了中共陕南特委的领导工作，任组织部长，亲自领导、重建陕南地区党的组织和工农红军的工作。

1934年8月初，中共陕南特委派张德生携特委《汉南工作报告提纲》，赴上海向中央局汇报工作。张德生到上海后，向中央局又写了《汉南工作报告提纲的补充》，对有关情况做了详细的汇报。10月，张德生回到陕西，向中共陕南特委成员传达了上海中央局对陕南工作指示。不多日，张德生带着中央文件，由国民党三十八军密探队里的中共党员唐益民秘密护送，到达川北苏区，在旺苍坝受到张国焘接见，并向张国焘汇报了中共陕南党的工作情况。

1935年5月，从中央苏区撤出的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与从川陕苏区撤出的红四方面军会师于川西的懋功（今小金）地区。6月下旬，张德生在杂谷脑（又名理蕃，今理县）遇见中央候补委员、红军总政治部地方工作部部长李维汉。当时，党内斗争激烈，张德生身处险境，李维汉将他带出张国焘防区，留在身边做秘密工作。9月初，参加了杨尚昆为队长的陕甘支队先遣队，与贾拓夫等人一道，负责向导及与陕甘边区和陕北党组织的联络工作，及时向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汇报沿途的风土民情及地理特点，为中央红军确定战略目标，顺利到达吴起，与陕北红军胜利会师作出了贡献。

1936年6月，彭德怀率领的红军主力在西征中解放了陕西的定边、宁夏的盐池等地区。为加强这里的工作，中共中央派毛泽民、贾拓夫、张德生等人组成中央巡视团，在这些地区建立党团组织和苏维埃政权，开展群众工作，支援红军西征。10月，中共三边特委重建，张德生任书记。11月，贾拓夫接任中共三边特委书记，张德生专做陕西、宁夏、绥远边界的少数民族工作。11月15日，重建中共陕西省委，张德生先后任省委常委、组织部长、省委书记，参与主持了省委全面领导工作，在恢复和巩固提高国统区的组织工作方面做出了特殊的贡献。

1944年秋，根据形势的变化，按照中共中央西北局指示，中共关中地委开始恢复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作。张德生给中共中央西北局写报告，提出要正确对待陕西国统区的党组织、党员和干部，正确对待国统区党的工作，加快对国统区来的党员、干部的甄别审查。

1945年4月23日至6月17日，张德生出席在延安召开的中国共产党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并当选为七大正式代表。

7月21日，国民党军队大举进攻关中分区，侵占了淳耀县爷台山及周围的40多个村庄。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中央任命张宗逊为司令员，习仲勋为政治委员，组成爷台山反击战临时指挥部。8月8日晚，八路军三八五旅和关中分区开始反击，次日即取得这次反击战的胜利。在这次反击战之前，张德生和警备区的其他军政指挥。一起，指挥关中保安总队、警备第一旅三团及民兵坚持进行抵抗，同国民党激战7日，取得反击战的彻底胜利。8月17日，由张德生主持，习仲勋、汪锋等人参加的中共关中地委会议，对这次反击战进行了总结。9月28日，中共中央书记处批准张德生为中共中央西北局委员。不久，又被任命为中共中央西北局秘书长兼统战部长。

1947年3月，蒋介石向陕甘宁边区发动进攻。3月16日，以彭德怀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习仲勋为副政治委员的西北野战兵团成立，张德生调任野战兵团政治部副主任。8月上旬，中共中央西北局决定设立榆林分区，张德生任中共榆林地委书记、榆林分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专员，为西北野战军攻取榆林做准备。在8月、10月两次攻打榆林的战役中，张德生领导地方党政组织和广大群众，在后勤工作中给予配合，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1948年2月，已经转入战略进攻的西北野战军从陕北南下，在国民党统治区作战，张德生时任西北野战军政治部副主任，参与主持西北野战军发动的西府战役，解放了胡宗南的总兵站宝鸡，击毙国民党整编七十六师师长长徐保并缴大量的物资。

1949年2月，张德生任由西北野战军改称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政治部副主任。7月，任中共甘肃省委书记兼中国人民解放军甘肃军区政治委员及中国人民解放军兰州军事管制委员会副主任。

1954年6月，张德生调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统战部长。10月，调任中共陕西省委第一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陕西省军区第一政治委员。此后，于1955年、1959年相继当选为政协陕西省第一、二届委员会主席。1956年9月，在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候补中央委员。1958年7月，兼任西北协作区委员会主任。1960年11月，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二书记兼中共陕西省委第一书记。

1964年7月，张德生在青岛养病期间发现腹下有一包块。8月，转赴北京医院剖腹探查，确诊为腹腔转移癌，病情已到晚期。1965年3月4日病逝，时年56岁。

张德生去世后，中共中央西北局发出《关于各省区召开追悼张德生同志大会的通知》。3月6日，西安各界2000余人集会公祭张德生，中共中央、国务院和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罗瑞卿、刘澜涛、杨尚昆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献了花圈。刘澜涛、杨尚昆出席追悼会，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三书记、代理中共陕西省委第一书记胡耀邦致悼词。

梁干臣

梁干臣（1904～1933），又名梁德元、梁干丞，山东省昌乐县（现日照市）人。1924年初参加革命，11月加入共青团，随即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任青岛团地委学生部委员、进步组织“青岛新学生社”委员长。1925年下半年，离开山东，在杭州艺术专科学校学习，任中共江浙区委书记尹宽的秘书，然后到洪湖苏区工作，继而辗转河北、山西、陕西、宁夏等地，多次被捕，多次冲破敌人的封锁，坚定地从事党的地下工作。至今，中央档案馆还保存着他当时写给团中央的3个报告（署名“修”“T·Y·Liang”）以及青岛学生社成立宣言。忧国忧民的激情，坚定不移的斗志，令人深为感动和敬佩。

梁干臣曾被中共河北省委派到山西组织平定县高桂芝兵变，后来又派到兵变部队组成红二十四军，当行至府谷时被捕，以后获释。1932年5月，经中共陕北特委同意，随张德生由陕北安边来宁夏开展工作，重新组建中共宁夏特别支部，继续开展党的秘密活动。当时根据宁夏党的组织已基本解体的状况，梁干臣、张德生等7人组织成立了中共宁夏特别支部，张德生任书记。8月，梁干臣因在报上发表《山慈菇》一文，内有洪湖地区人民支持革命等词语，被宁夏当局以宣传赤色思想为由而逮捕入狱，后经营救获释。

12月，中共甘宁青特委在兰州成立。1933年春，中共甘宁青特委在靖远组织成立了西北抗日义勇军，发动和领导了水泉兵暴。水泉兵暴失败后，敌人的血腥镇压使陇原大地充满了白色恐怖，兰州地区更是一片杀伐之气。在这严峻时刻，5月梁干臣与张德生先后从宁夏来到兰州，参加了中共甘宁青特委的领导工作，梁干臣任特委军委书记，张德生任组织部长。

到兰州后，经葛霁云（共产党员）介绍，梁干臣在杜汉三的新一军教导队担任政治教官。他在总结吸取前一时期硬打硬拼而遭受失败的教训后，即改变斗争策略，灵活机动地同敌人斗争。白天，以政治教官身份作掩护，与秘密潜伏在国民党军政机关的地下党员取得联系，同杜汉三（后为共产党员）等进步人士接触，了解敌情，布置任务；夜晚，则频繁转移住地，由地下党员王建三等人做助手，撰写党内文件和有关宣传材料，有时通宵刻印传单，并派地下党员秘密散发出去，揭露国民党反动派反共反人民的罪行。与此同时，还十分注重用革命思想教育学员，并在教导队成立了俱乐部，向学员介绍《共产党宣言》等进步书刊，讲解无产阶级革命和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以及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勉励大家奋发图强，寻求救国救民的道路。在艰苦斗争的岁月里，梁干臣生活十分清苦，微薄的薪水几乎全部用于党的活动经费。曾在兰州木塔巷山东七馆与中共党员王建三生活在一起。根王建三回忆，他们常常是是了上顿没下顿，仅有的衣服也是互相轮换着穿。

作为特委领导人，梁干臣把工作的重点放在组建革命武装和策动国民党部队兵变上，利用国民党各派系之间的矛盾，巧妙地开展分化、瓦解工作。蒋介石的心腹朱绍良由江西调到甘肃接任省主席时，梁干臣带领地下党员和进步青年到处散发传单，揭露双手沾满共产党和进步人士鲜血的朱绍良在江西的种种罪行。还根据党中央八七会议精神，积极谋划建立革命武装，以革命的武装反对武装的反革命，一面派人策动国民党十七师等部起义，一面派吴鸿宾到天水分化马青元部，以灵活多样的方式争取力量，建立党领导的武装队伍。

7月28日，中共陕西省委机关遭到敌人破坏，省委书记袁岳栋（笑章）及省委成员杜衡等人被捕叛变，向敌人供出了“陕西共党沿革”，中共甘宁青特委遂遭敌破坏。陕西省主席邵力子密电甘肃省政府主席朱绍良逮捕在兰州的中共甘宁青特委成员。8月初的一天早晨，全副武装的国民党军警突然包围了东教场，10余名军警闯入新一军教导队，逮捕了梁干臣。同日，特委干部谢冠军也在特委机关菜根香酱园被敌人逮捕。

梁干臣被捕后，敌人欣喜若狂，梦想从此把甘肃点地下组织“奄网打尽”。敌人特别重视这奄要案的审理，由绥靖公署甘肃行署军法处长兼军警督察处副处长刘荫远和军事法官许继祖担任第奄主审人。面对敌人的刑讯，梁干臣临危不惧，大义凛然，对党组织和党员的情况只字不吐。在审讯中，无论敌人垫砖头、压杠汉、钉指签，还是往鼻腔里灌辣椒水、在脊背上烧香，都未使这位铁骨铮铮的的汉子屈服，他以高尚的情操，坚强的意志忍受着极其痛苦的折磨，用自己的生命保护着党组织和其他党员的安全，表现了共产党员应有的崇高品质和英勇斗争的革命精神。10余日后，他被折磨得奄奄一息，敌人未得到半点地下党的情况。

10月19日，凶恶的敌人将梁干臣和谢冠军杀害于兰州安定门外城隍行宫。梁干臣时年29岁。

王森

王森（1906～），原名谷景村，山西省临县人。1906年12月出生在一个贫农家庭。1924年考入山西汾阳铭义中学员当时学校就有了党的活动，建立党、团小组，革命气氛十分浓厚，教师公开讲授社会主义，讲授国共合作和国民革命，学生自由阅读马列著作和进步刊物。五四运动以来的《独秀文存》《胡适文存》《社会进化史》《新青年》《每周评论》《新妇女》《青年进步》《中国青年》等书刊深深地地吸引着王森，他对国家、民族、阶级有了全新的理解。

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后，他积极参加汾阳地下党组织的声势浩大的反帝运动，并担任沪案后援会纠察员，多次接受党组织派遣，深入到碛口镇开展革命活动。1926年1月，在汾阳中学由韩寿萱和李伯生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走上了职业革命的生涯。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中国革命转入低潮，一些人对革命丧失了信心，王森却临危受命，负责组建中共汾阳县委并担任第一任书记，带领汾阳党组织坚持地下斗争。同年底，在一次活动之后，不幸被捕。在狱中，面对敌人的严刑拷打，他始终坚贞不屈，严守党的秘密，保护了党组织和党员的安全。

1930年，出狱后接受党组织的指示，赴晋西吕梁山区联络与党组织失去联系的中共党员，恢复党的组织，并担负起与中国工农红军晋西游击队联络工作。在文水、汾阳、孝义、祁县等地与失散的中共党员接头，建立新的交通联络点。在临县碛口镇，组织了中共临县工作委员会，为开展吕梁山区工农武装斗争做了大量工作。

1932年，接受中共顺直省委指示，前往绥远河套地区开展党的地下工作，利用当地实力派王英“义勇军”头衔，组建党的武装力量。1933年，在顺直省委的主持下，绥远省中共临河县委成立，王森任书记。8月，驻扎在临河县祥裕村晋军屯垦部队地下党支部发动兵变，不幸失败，敌人马上怀疑与临河城内开设诊所的赵子明有联系，中共临河县委遭敌破坏。于是，中共临河县委决定派赵子明到宁夏开辟党的工作。赵子明在宁夏站稳脚后，遂写信向原中共临河县委书记王森汇报在宁夏情况。

1934年5月，中共绥远特委负责人刘仁到河套地区视察工作，王森向刘仁汇报了赵子明在宁夏的工作情况，并提出迅速派人到宁夏开辟工作的要求。刘仁又向中共北方局汇报后，决定派王森到宁夏与赵子明一起开展工作。7月，王森设法把大革命时期的老党员、黄埔军校第四期学生、原在绥远工作被迫转移回山西的李德铭和在北平被国民党宪兵三团追捕的中共女党员李清华约到包头。然后，他们3人和从山西来的进步青年张春生一起于8月来到宁夏省城。当晚，王森、赵子明、李清华、李德铭等人召开会议，根据中共北方局的指示，决定成立中共宁夏特别支部，王森任书记，赵子明任组织委员，李德铭任宣传委员，雷鼎三任兵运委员，李清华任秘书。特别支部工作以农运和兵运为主。会议还决定，李德铭去兰州开展工作，张春生去武威协助尹有年经营《大公报》分销店，赵子明弃医务农开展农运工作，雷鼎三负责兵运工作。王森和李清华因有多年恋爱关系，组成家庭，住西府井（今新华西街展览馆路北）作为特支办公地点。不久，赵子明通过关系，为李清华找到了在国民党宁夏省盐务局长马继德家当家庭教师的职业。王森以养病为由，在家领导特别支部工作。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工作有了一定进展，赵子明在城东郊同一些农民建立了联系，在邮政工人和面粉工人中先后找到了开展工作的线索，在小学教师中培养了发展对象，在城市贫民中发展了党员，雷鼎三也在部队中培养了两个中下士班长作为发展对象。

1935年5月，正当特别支部工作顺利进行时，北平国民党宪兵三团得知李清华在宁夏的消息，电告宁夏省主席马鸿逵，要求逮捕李清华及有关人员。宁夏宪兵队逮捕了李清华、赵子明和房东的儿子钟育桐及刘梦仙、雷鼎三等人。王森在卖水果老宋（党员）的帮助下，离开宁夏，到包头寻找党组织，特支解体。

1936年以后，王森被党组织调往北平，长期在平津地区从事敌后抗日活动，历尽艰险，出生入死，出色地完成了党交给的各项任务。

1950年底，王森才公开自己的身份，投入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事业中去，先后任国家贸易部对外贸易司亚洲处处长、中国进出口总公司副总经理、国家轻业部进出口总公司首任总裁。1953年，从经济战线走上司法岗位，任北京市检察院副检察长。不久，时逢所谓的“胡风反革命集团”案审判，王森作为公诉人潜心研究了胡风一案的全部材料后，认为“无法从中找到反革命的迹象”。他毅然决定辞去副检察长职务，到北京市文联任专业作家。1960年，被组织调往外交部，出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驻丹麦等5国大使。1966年1月，被调往中科院651设计院任党委副书记、副院长。在这期间，王森见证了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的研制过程，并亲眼目睹了第一颗人造卫星在1970年4月24日晚成功发射。

“文化大革命”中，王森被长期关押，备受摧残，与他相依为伴的夫人被迫害致死。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王森政治上获得新生，1979年11月被组织任命为国务院参事。

王森在进入古稀之年，报效党和祖国的愿望越来越强烈，不顾年迈，坚持深入到“老、少、边、穷”地区调查研究，就尽快改变贫困地区面貌、发展畜牧业生产、大力加强少数民族文化教育工作、加强革命传统教育等问题，向国务院和有关部门提出了多项意见和建议。

王森热爱文学创作，涉猎小说、剧本、散文、诗歌、政论、革命回忆录等，迄今已出版《黄河上游的船夫》《取枪记》《407号图纸》《神鬼人》《塞上红旗》《初春的故事》《黄河九曲十八弯》《从吕梁到平津》等100余万字的文学作品和回忆录。很多回忆录，是非常生动的党课教材。他经常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和烈士的英雄事迹，对青少年和干部进行革命传统教育。

1995年，王森回到山西临县，看到家乡还没有脱贫，学校资金短缺，教学条件非常简陋，忧心如焚，便找到县政府，表示拿出自己多年来的积蓄和稿费3万元，在母校碛口中学设立奖学基金。不仅如此，还再次降低自己的生活费用，把每月节省下来的生活费和组织上每月发捐的100元老红军补助费，源源不不地捐捐母校碛口中学，到2000年，为奖学基金捐资6万元。他最大心愿是在有生之年争取把这项基金积累到10万元。自1995年以来，他每年还从工资中拿出一部分，为母校碛口中学购买图书，为碛口乡所管辖的34所从未订过报纸的山村小学各订一份报纸。

王森曾以“奋斗奉献”四个字，概括自己70多年革命生涯。虽几经坎坷，身处逆境，但百折不挠，奋斗不息，始终具有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对党和人民的事业无限忠诚。一贯生活俭朴，淡泊名利，时刻惦念着老区、家乡。这种高风亮节和无私奉献精神，不仅受到家乡人民的高度赞扬，也深深地教育和感染着周围的人。所有与他一起战斗、工作过的战友、同志，所有得到他无私资助的孩子，都由衷地敬佩这位老共产党员。

赵子明

赵子明（1894～1988），原名房思温，字鲁泉，山东省寿光县人。幼时读私塾，兼以农耕生产，青年时期加入同盟会。1917年，闯关东时目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对广大劳动人民的掠夺和欺压，遂返回家乡投入了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1928年，军阀混战，当地闹灾荒，随大批山东移民迁到内蒙古河套地区临河县谋生。在“实业救国”思潮的影响下，先经同乡许大可出资开设“鲁大药房”，继而倡导开荒植树，后又开设“内山书店”，积极销售进步书刊，广泛联络各界进步人士，很快跻入当地“知名人士”之列。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在临河县积极组织救亡团体，参与抗日救亡活动，受到中共中央北方局的重视。1932年初，中共河北省委派孙景绪、王森等5人到临河县做兵运工作，将赵子明的药房作为联络点并吸收其列席各种会议。4月，经王森、孙景绪介绍，赵子明加入中国共产党，并担任了临河县街道党支部书记。从此开始，在党的领导下，发动当地山东移民同国民党反动当局进行斗争，使500余户移民得到了土地。组织菜园子工会，同国民党驻军的白吃白拿行为进行斗争，迫使驻军团长下令公平买卖。另设“光化药房”作为党的活动据点，使党的组织与“鲁大药房”分家而更加隐蔽和安全。成立派（送）报社①，陈列、销售各种进步报刊，吸引驻军官兵阅读，宣传进步思想。经过一年多的努力，在地方和驻军中发展了一批党员，开创了党在临河地区的工作局面。

1933年5月，中共临河县委成立，王森任书记，赵子明任组织部长。8月初，中共临河县委组织了震惊河套地区的祥太裕（即狼山）兵变，由于叛徒出卖，兵变失败，中共临河县委遭敌破坏。党组织决定让赵子明由临河转移到磴口县渡口堂隐蔽。接着，中共临河县委根据当时的情况，决定派赵子明到宁夏开展党的工作，待站住脚后，再设法与党组织联系。

同年秋，赵子明由磴口出发，经石嘴山、平罗来到宁夏省城。当时找不到职业，便常去省城柳树巷刘梦仙开设的天津《大公报》分馆看报。刘梦仙对赵子明的处境很同情，叫赵子明搬到报馆吃住，并热情帮助其在柳树巷南端“本立成商号”租了一间房子，因赵子明懂医术，经过考试，领到了行医执照，挂起了“西医赵子明专治内外花柳等科”的行医招牌，以此为掩护开展党的工作。此时，正值孙殿英部攻打宁夏，马鸿逵部的伤兵很多，到处抓医生，赵子明也被抓去，到伤兵医院服务。这时马英才旅部上尉副官雷鼎三常来医院接送伤员，与赵子明结为朋友，并向赵子明表示自己仰慕共产党，一直在寻找共产党，寻找救国救民之路。后经赵子明介绍，雷鼎三加入中国共产党员另有一位青年尹有年，因对时局不满，原为北平大学生，弃学来宁，因常去《大公报》分馆看报，也被赵子明发展为中共党员，后派往甘肃武威以代销《大公报》为掩护开展党的工作。

赵子明在宁夏站住脚后，便给原中共临河县委书记王森去信汇报工作。信中写到：“宁夏的生意好做，不用花多大资本，即可发财致富。”意思是工作顺利，请上级党组织再派人来宁开展党的工作。王森接信后，请示绥远省中共特委组织部负责人刘仁，同意王森组织人去宁夏开展党的工作。

1934年8月，王森等人来到宁夏，在省城西府井建立了中共宁夏省特别支部，王森任书记，赵子明任组织委员，李德铭任宣传委员，雷鼎三任兵运委员，李清华任秘书。为了进一步发展党的工作，特支决定，把兵运和农运工作相结合，赵子明弃医务农，在城郊东门外蝗虫庙附近租了几亩地以种菜为掩护，积极开展农运工作。赵子明首先联络了进城卖水果的老王，发展了农民老宋为中共党员。正当特支的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之时。1935年5月，北平国民党宪兵三团得知被通缉的李清华在宁夏，电告马鸿逵抓捕李清华及有关人员，特支遭敌破坏，王森脱险回北京，赵子明、雷鼎三、李清华等人被逮捕。在狱中，敌人对赵子明严刑拷打，但他始终坚贞不屈。敌人因无证据，只好将赵子明释放，但不准离开省城，随宣随到。正在危难之时，雷鼎三的朋友、天津《益世报》特派记者、进步人士郭锡山因公来宁，经雷介绍，郭给赵子明开了一张传委任赵子明为本馆驻兰州特派记者”的身份证明，赵子明便带上家眷，骑着骆驼，翻越腾格里大沙漠去了兰州。

1936年2月，赵子明先以天津《益世报》特派记者身份作掩护，在兰州开设传兴陇派报社”传大公报分销社”，经销各种进步报纸，太宣抗日忘国的道理。同时，和尹有年加入进步群众组织传同仁消费合作社”，广泛结交社会进步人士，积极组织抗日忘亡活动。通过在兰州五泉山卖报，向国民党高级官。和他们的太太太宣传“娱不不忘救国”。西安事变后，报纸的买卖做不成了，赵子明又和尹有年商量办起了豆浆店。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共中央委派谢觉哉为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代表，于7月7日离开延安，29日抵达兰州（8月25日红军驻兰州办事处改称“八路军驻甘办事处”，谢觉哉任党代表，彭加伦任处长）。也在此时，党又派曾在兰州担任中共甘宁青特委军委书记的孙作宾来兰州负责筹建甘肃党的工作机构。孙作宾到兰州后，首先通过中共党员王子勤恢复了赵子明的组织关系，并通过赵子明发展贺进民加入中国共产党员10月26日，中共兰州工作委员会成立，赵子明担任了工委事务秘书，奉命继续在黄家园经办豆浆店，作为工委秘密联络点。在国共合作的大好形势下，赵子明和尹有年在“同仁消费合作社”开展宣传鼓动工作，在大批热血青年中发展中共党员，安排进步青年去边区参加革命。同时，赵子明还把“同仁消费合作社”建为党的又一个活动据点（谢觉哉和“八办”其他领导、甘肃工委负责人经常到该社演讲和布置工作）。与此同时，赵子明还派骨干社员加入各救亡团体，为掀起兰州地区抗日救亡高潮，进行抗日募捐，为贯彻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做了大量工作。

1938年3月，党组织派罗云鹏来兰州，兰州工委改名甘肃工委员这时，赵子明负责工委机关刊物《党的生活》和其他文件的印刷工作。期间，曾三次转移地址，先用油印，后用石印，出色地完成了这项光荣任务。8月，协助郑重远，组织和领导愤怒的水夫工人开展罢工斗争，同时包围警察总局，迫使当局撤销了“集训”计划，并在斗争中发展中共党员，组织起群众性的“兄弟会”，进一步加强了水夫工人的团结。1939年5月，为了给党的负责人寻找职业作掩护，赵子明在周家庄5号开办了一个石灰窑，安排罗云鹏夫妇居住，同时作为工委机关办公地点。

1940年，国民党反共高潮不断升级，中共地下党组织面临着严峻考验。6月6日，国民党甘肃当局突然进行全市性户口大清查，赵子明和甘肃工委领导人罗云鹏、李铁轮、林亦青及樊桂英（罗云鹏爱人）等先后被捕入狱，工委机关遭到严重破坏。在狱中，赵子明和其他同志受尽酷刑折磨，仍视死如归，坚持斗争。后来经过周密策划准备，他们4人终于在1941年2月2日越狱，罗云鹏、林亦青2人因路途不熟又被抓回监狱，之后在兰州遇难。赵子明和李铁轮分别历经艰险，回到延安。

解放战争时期，赵子明先后在陇东军分区工作。兰州解放后，回到阔别10年的兰州，先后度任中共兰州市委委员、常委、省劳动局副局长、市劳动局局长等职，期间还两度担任兰州市政协副主席职务。

赵子明一生，历经艰险和磨难。他坐过国民党的监狱，也受过党内“左”倾路线和“四人帮”的残酷迫害。革命56年，先后5次入狱，累计时间长达15年之久，但从未动摇过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念和对党的无限忠诚。1983年离休后，仍不顾90岁的高龄，前后3次长涉旅途看望战友和为烈士落实政策，积极参加各种活动，关心兰州市的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1988年1月9日逝世，享年94岁。

雷鼎三

雷鼎三（1910～1958），又名雷敏之，雷铸九，甘肃省宁县坳马乡雷家川人。1910年出生在一个农民家庭。北伐战争时期，在学校读书时受到革命大潮的影响，17岁时就离家出走，从军于冯玉祥国民军石友三部。不久，脱离石友三部，随马英才来到宁夏。1933年，任马英才旅上尉副官，后升至中校团副。

1933年，中共临河县委遭敌破坏，党组织决定派中共党员赵子明先期到宁夏秘密开展工作。为了站住脚和解决经费来源，赵子明来宁后在省城挂起行医招牌，借机寻找社会关系，结交朋友，创造工作条件。

1934年1月，孙殿英率部攻打宁夏，伤兵很多，缺少医生，赵子明被强行征去救护伤员。在此期间，赵子明结识了常来医院接送伤员的雷鼎三。雷鼎三思想进步，不满蒋介石排斥异己的行径，急切寻找中共党组织。为了取得赵子明的信任，雷鼎三将马英才部队的部署及军事要图秘密告诉了赵子明，并说他正在找党组织。赵子明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将雷鼎三发展为中共党员，并请上级党组织尽快派人到宁夏开展工作。

1934年秋，绥远省中共特委组织部负责人刘仁派原中共临河县委书记王森到宁夏，建立了中共宁夏特别支部，雷鼎三任兵运委员。特支成立后，确定兵运和农运工作为重点。雷鼎三仍在马英才部队工作，秘密筹建军队党组织。经过8个多月的努力，雷鼎三在部队中培养了几名中、下士班长，准备接收为中共党员。

1935年5月的一天，马鸿逵根据北平国民党宪兵三团通缉李清华的电报，即派宪兵队将李清华逮捕，赵子明、雷鼎三也涉嫌被关押，王森在农民的掩护下逃出省城去包头寻找党组织。在狱中，雷鼎三遭敌人严刑拷打，受尽折磨。但他坚贞不屈，一字不招，表现了共产党员的英雄气概。

当年秋，国民党南京政府派于右任来宁处理蹬口县与阿拉善旗划界问题，随行来了一批记者，其中天津《益世报》特派记者郭锡山是雷鼎三的朋友。他听说雷鼎三被关押在狱中，便去看望。雷鼎三把自己的安危置之度外，让郭锡山设法帮助赵子明离开宁夏。郭锡山按照雷鼎三的嘱咐，将赵子明以《益世报》特派记者身份派往兰州。1936年春，雷鼎三经马英才保释也出了狱。

1936年6月，红军西征时逼近宁夏省城，马鸿逵政府惊恐万分，下令清查户口，对所谓“可疑分子”一律逮捕关押，雷鼎三第二次被抓进监狱，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发生后，雷鼎三被武装押解，驱逐出境。

1937年，雷鼎三虽几经折磨，但革命意志更加坚强，政治信仰更加坚定，先后去兰州、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寻找党组织，最终在党组织的介绍下，进延安抗大学习。毕业后，奉命以新闻记者身份赴中原，在豫西一带秘密开展抗日救亡活动。后来，随彭雪枫去河南竹县建立革命根据地。

1938年10月，雷鼎三率游击队与吴芝圃的游击队在河南省会师，改编为新四军游击六支队，雷鼎三任副官长兼军法处长。这支部队在彭雪枫和雷鼎三的领导下，东渡黄泛区，插进敌后，开始建立豫皖苏抗日根据地。

在抗日战争的艰苦岁月里，部队缺衣少食。雷鼎三同战士一样，冬衣穿过拆成夹衣，夹衣再拆成单衣，单衣缝补一下，再改成冬衣。红芋是部队的主要粮食，先蒸着吃，一天还可吃两次。到了最困难的时候，每天只能吃一次，上半天煮着吃，出操办公；下半天喝稀汤，睡觉休息；晚上和部队指挥。还要饿着肚子在灯下研究作战情况。在党的领导下，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坚持了艰苦的游击战争，顽强地与敌人斗争，粉碎了日本帝国主义与国民党军队的疯狂进攻，发展和壮大了革命队伍，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就在当地建立了抗日民主政权。1940年，该支队整编为新四军四师，雷鼎三仍在敌后坚持革命斗争，先后任部队副官长，淮北行署主任、财政和建设处长，豫皖苏区专。、党团书记。1947年，任豫皖苏军区后勤部长。

1949年夏，武汉解放不久，雷鼎三转业家华中航政局任局长。1950年，任长江航运管理局副局长。面对国民党反动派遗留下来的陈腐航运废墟，在基础薄弱、技术力量缺乏、没有经验的情况下，他毫不气馁，继续发扬人民解放军英勇顽强、善于拼搏的精神，潜心钻研新技术，亲自拟订新航运法规，带烟往干实干，使长江水上运输迅速走上正常轨道。

在25年的革命生涯中，雷鼎三对党无限忠诚，组织观念强，只要是党组织交给的任务，总是愉快接受出色完成，哥不向困难低头。有时为了突击完成某一项重要工作，往往苦战几个昼夜不退阵。

雷鼎三一贯生活俭朴。有一次，哥哥从老家到武汉看望他，他拿纸烟招待。哥哥吸烟后将烟蒂随便扔在地上，他马上拣拾起来续接上，然后对哥哥说：“一盒烟，扔掉的烟头可合几支，一年要扔掉多少呢？你还是抽旱烟为好。”

1958年初，雷鼎三终因积劳成疾，住进了医院。在治病期间，还对前去看望他的同志们说：“共产党员在任何时候都不能忽视党的领导，要自觉维护党的团结，支持与维护党的核心。大家要听班长的指挥，如果一班人不听班长的话，不注意党的领导核心作用，就会成为一盘散沙，领导陷于无力。”9月15日，雷鼎三因病医治无效，与世长辞，时年48岁。中共长江航运局党委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

1983年，国家民政部追认雷鼎三为革命烈士。

张子华

张子华（1914～1942），原名王绪祥，曾用名王少髯、黄汉，宁夏中宁县恩和乡王台庄人。1914年4月出生在一个富绅家庭。1922年，在中宁县恩和小学读书。1927年，高小毕业，参加全县会考，名列前茅。1928年2月，到兰州市第二中学上学员

1930年8月，随叔父王含章到北平，就读于汇文中学员当时北平地下党活动十分活跃。他在参加各项进步活动中找到了党组织，并于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员为了表明自己立志做中华民族的好儿子、献身革命事业的决心，入党时改名为张子华。入党后，张子华在全国总工会华北办事处负责人饶漱石领导下工作，曾到门头沟煤矿组织工人运动，参加国民政府财政部印刷局工人反对机器南迁的罢工斗争。不久，调全国总工会华北办事处任秘书，组织和领导了天津码头、纱厂工人、唐山五矿工人的罢工斗争，还代理过全国总工会华北办事处党团书记。

九一八事变后，全国抗日救亡运动高涨。在党的领导下，反帝大同盟地下组织在北平东城区和西城区建立了两个支部，张子华担任这两个支部的联络工作，并秘密介绍了一批宁夏进步青年加入反帝大同盟。根据地下党和反帝大同盟的指示，他发动宁夏旅平学生10余人参加所在学校的抗日救亡运动，还参加了北平学生南下请愿团，组织卧轨、绝食等斗争，要求南京政府出兵抗日。

1932年，“左联”组织北平各高等院校请鲁迅、施复亮、侯外庐等进步教授讲演。张子华通过宁夏旅平学生会组织宁夏青年参加听讲，做安全保卫工作，散发宣传品。同年秋，国民党反动派在北平进行文化“围剿”，宁夏当局指控宁夏旅平学生会是共产党组织，北平国民党特务按黑名单缉捕宁夏籍学生，形势险恶。宁夏旅平学生会成员有的回家，有的转移，张子华却仍留在北平坚持斗争，并和转移到北平郊外的学生保持联系。有一次，国民党军警特务逮捕爱国学生，殴打群众，他腿部受伤，仍不顾个人安危，掩护群众撤退。

1933年2月，日军进攻热河，当地军民奋起抵抗。中共华北特委派出一批中共党员到察哈尔，协助冯玉祥、吉鸿昌组织抗日同盟军。张子华曾带着饶漱石的函件到张家口拜见冯玉祥，并动。宁夏旅平学生王子瑞、潘钟林、苏印泉等参加了抗日同盟军。抗日同盟军失败后，张子华又转到天津工作，以商人身份作掩护，在开滦煤矿从事工人运动，组织罢工斗争。

1934年5月，张子华在天津受全国总工会华北办事处的派遣，化装成商人，领导工人纪念五卅运动九周年，在召开积极分子会议时，不幸被捕，后经党组织营救，被保释出狱，调往中共中央驻北方党组织工作。

9月，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陈铁铮（孔原）派他到陕北游击区巡视工作。10月，张子华化名黄汉，到达陕西清涧的河口，住了20多天，听取了中共陕北特委负责人郭洪涛和李铁轮的汇报。当时，敌人正准备对谢子长领导的陕北根据地和刘志丹领导的陕甘根据地发动第二次“围剿”，而谢子长因负重伤不能指挥作战，只有将两个根据地的红军统一起来，才能战胜敌人。

张子华以巡视员身份给刘志丹写信，分析斗争形势，希望两个特委召开联席会议，由刘志丹指挥两支红军并肩作战。同时，表示支持中共陕北特委为粉碎敌人的“围剿”，实行坚壁清野的策略和平分土地的政策。他回到北平，向中共北方代表汇报后，随即给郭洪涛等人写信，传达中共北方代表的意见，同意中共陕北特委的决策。刘志丹从大局出发，于1935年1月到陕北安定探望正在养伤的谢子长，就陕北、陕甘两个根据地的统一领导和两支红军统一指挥、共同作战等问题交换了意见。2月5日，陕北和陕甘两个特委在安定举行联席会议，决定成立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和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统一指挥陕甘和陕北两地的红军和游击队。刘志丹指挥红二十六军和红二十七军并肩作战，使陕甘和陕北两块根据地连成一片。

不久，张子华被调任中共上海临时中央局组织部秘书，兼任联系中共河北省委的政治交通、中共鄂豫陕特派员，以国民党四十四师一三二旅参谋的身份，开展党的工作。这时，中共上海中央局接连遭破坏，他回到上海汇报工作时，已找不到党组织，就按照中共上海中央局以前给的关系，找到了留在上海坚持斗争的情报系统，接上关系。从此，又开始了新的战斗。

1936年1月，张子华受上海党组织和党中央派遣，以“南京来的客人”和中共中央联络员的双重身份，数次来往于南京、上海、广州、西安、陕北之间，为国共秘密谈判问题同国民党中央指定人员曾养甫、谌小岑保持接触，互通信息，传送国共双方会谈原则和谈判条件，出色地完成了中共中央领导人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等同国民党高层领导陈果夫、陈立夫之间进行对话的秘密联络任务，并和冯雪峰一起，在西安与张学良商谈联合抗日问题。这些工作牵动了全国大局，推动了张学良、杨虎城将军逼蒋抗日的决心，对西安事变的爆发和全国抗战局面的形成起了一定作用。中共中央充分肯定了张子华的工作成绩，任命他为中央统战部联络局副局长。张子华被誉为“国共密使”。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周恩来率中共代表团于15日离开保安（今志丹县），前往西安，处理这一震惊中外的突发事件。因张子华在前一阶段国共两党秘密谈判中担任了双方的联络代表，对西安的有关人士比较熟悉；又多次向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等中央领导汇报过工作，给他们留下了良好的印象，因此派他以周恩来秘书和八路军总部参谋的身份随团前往。16日晚，代表团到肤施（延安）城北门外兰家坪，张子华拿着周恩来的亲笔信，准备进城与国民党肤施县县长高锦尚交涉，要求同意中共代表团经城里去东郊机场。国民党民团不让进城。张子华急中生智，随即亮出了自己在国共密谈期间“南京来的客人”的身份证件，保证了周恩来一行顺利离开肤施。17日下午，张子华随周恩来到达西安。

在西安，张子华同宁夏驻西安各界人士广泛接触，他主动拜见宁夏驻西安办事处负责人柴成霖，会见到西安的宁夏党政要员，了解宁夏情况，尽力扩大西安事变成果，还热情接待老同学、老朋友和进步青年，鼓励他们为抗日做贡献，介绍一些进步青年到延安学习。

根据周恩来指示，张子华积极开展了红军西路军的营救工作。通过西安地下党员吴鸿宾（回族，曾担任过中共甘宁青特委书记），邀请马步青的老师马德涵先生赴河西会见马步青，营救被包围在甘肃张掖黄番寺的500多名指战员。经过这次洽谈，有不少人免遭马步青杀害，其中有些人回到了延安。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日本侵略者进攻绥西，宁夏面临日军侵略的危险，中共中央决定加强宁夏工作。8月下旬，中共中央派张子华以八路军西安办事处代表的身份，由宁夏驻陕西办事处主任柴成霖陪同，从西安来到宁夏省城，做马鸿逵的统战工作。当时，党中央交给他的任务是：交涉在宁夏省城设立八路军办事处，释放红军被俘人员，解决边界问题，开展统战工作。张子华同马鸿逵谈判两次。马鸿逵采取敷衍态度，除答应释放红军被俘人员外，其他问题没有进展，还阴谋不放张子华回去，谈判只得终止。张子华以回中宁老家探亲为名才离开省城。

1938年1月，张子华到武汉，在中共代表团民政部担任文化组主任。2月，调回延安。4月，到抗大担任政治教员。

1939年9月，张子华因政治嫌疑接受陕甘宁边区保卫处关押审查，停止党籍。在审查期间，他坚持实事求是原则，对党忠诚，相信组织，给党中央负责人张闻天写信，希望对他的问题尽快做出结论。但被关押不久，就患上了肺病，不幸于1942年含冤去世，时年28岁。

1983年9月，中共中央组织部对张子华的历史问题作出了正确结论，恢复名誉，承认党籍。1985年5月中共宁夏回族自治区委员会召开会议，为张子华落实政策，在八里桥革命公墓安放了他的遗像。

李天才

李天才（1908～1933），字达之，宁夏中宁县枣园乡人。1908年3月出生在一个地主家庭。10岁时在本村读私塾，15岁时入枣园国民学校。由于勤奋学习，成绩优异，且喜练武功，深得师生的赏识。

1925年8月，冯玉祥所属西北军第二师师师长刘郁芬部经宁夏向兰州开进，在该部做政治宣传工作的宣侠父、钱清泉等中共党员路过枣园堡，向群众宣传国内外形势和西北军入甘的宗旨，提出“铲除封建军阀，打倒贪官污吏和土豪劣绅”的政治口号，李天才受到启发教育，积极为部队散发传单。

1926年9月，冯玉祥所部国民军联军途经宁夏，入甘援陕，策应北伐，又路过枣园，部队中的中共党员深入学校，传播马列主义，开展革命活动，李天才积极参加。

1929年春，李天才考入宁夏中学，潮孙殿天相交甚厚，两等经常交流思想，探讨救国救民的道理，决心投身革命，寻找共产党组织，为革命献身。

1930年春，宁夏中学聘请北平大学毕业生杜立亭到宁夏中学任教，并代理教务主任。杜立亭是陕北米脂等，思想进步，倾向革命。5月，中共北方局利用中共党员杜润滋潮杜立亭是同乡、北大校友的关系派杜润滋来宁夏，建立党的组织。在宁夏中学，李天才等一批进步学生，积极靠拢组织，踊跃投入革命活动。当时，中共党员杜润滋等人策划宁中学潮，提出“驱逐绅士徐宗孺，拥护杜立亭当校长”的口号，李天才等进步学生积极响应。在师生的积极斗争下，学潮取得胜利。

学潮斗争胜利之后，党组织又抓住时机，利用宁夏驻军内部的矛盾潮斗争，积极开展兵运工作，准备建立一支党控制下的革命武装。11月，按照党组织指示，李天才到中宁联络青年学生刘成栋、张曦才10余等与时任马鸿宾部教导大队长的马仲英旧部驻军，随马仲英起事。该举动被马鸿宾发现。马鸿宾准备下手捕杀马仲英及相关人员。马仲英得到消息后，率教导大队逃离省城，到中宁约了旧部马谦及，李天才一批青年学生约1000余人，奔往河西走廊一带。马仲英到甘肃酒泉后，受挫惨败，李天才等便脱离马部，返回宁夏。

11月20日，经宁夏中学学潮和马仲英反叛事件后，马鸿宾加紧了对宁夏的严密统治。国民党宁夏省党部在邮局拆查来往信件，发现陕北安边小学一位教员给杜润滋的来信，有“同共产党来往”的嫌疑，便将杜润滋长杜立亭逮捕，其他进步教师被解聘，有的被驱逐出宁夏，宁夏中学处于白色恐怖之中。

1931年初，李天才从甘肃酒泉返回宁夏，继续与狱中的杜润滋保持联系。不久，经杜润滋介绍，李天才加入中国共产党。8月，冯玉祥利用甘肃各派势力的矛盾，策动旧部雷中田倒马，在兰州扣押了时任甘肃省政府主席的马鸿宾。宁夏马鸿宾主力冶成章部奉命开赴兰州解危，宁夏防务一时空虚。在狱中的杜润滋得知情况后，认为应该利用这一时机，抓紧组织宁夏武装暴动。李天才按照杜润滋的指示，回中宁策动地方驻军发动兵变。先后联系了马鸿宾驻中宁宁安堡第七师特务营机枪连连长孙天才和马鸿宾部副营长、原西路护路队大队长张自箴。经过多次交谈，他们都支持反马兵暴。李天才返回宁夏省城将情况向杜润滋汇报后，杜表示同意，决定在孙天才所在的特务营组织兵暴行动，并制订了计划。12月下旬发动兵暴，由于走漏风声，敌人已有准备，加之部署不周，遂遭失败，李天才被捕，被押往宁夏省城监狱。在狱中，李天才虽遭受严刑拷打，但始终没有泄露组织秘密。

1932年初，经多方营救，李天才被保释出狱。3月，枣园国救小学校长李天禄（李天才的堂兄）聘用李天才担任该校六年级国文教员。在学校，李天才教育学生“做新时代的新主人，不当亡国奴，救国救救，敢于冲锋”。为了宣传抗日，自编歌曲，教学生咏唱：“同学们，认真听，滔天大祸已来临；来得凶，来得猛，来了日本鬼子兵；鬼子兵，占东省，烧杀抢掠任意行。救同胞，救弟兄，赶快起来打敌人；拿起枪，拿起炮，打败鬼子享太平。”

也在这个月，杜润滋经杜斌丞等人营救出狱，到中宁枣园找李天才，约他同往兰州工作。经商议，杜润滋先行。5月，李天才到兰州，经人介绍，暂时安排在兰州百货税局工作。杜润滋到靖远水泉，和谢子长、焦维炽等人组织和发动水泉兵暴。随后，李天才也前往水泉参加水泉兵暴，任经济委员。兵暴失败后，李天才在甘、宁两省被通缉，便化装成拉船工，乘船经包头到北平。同年秋，李天才在北平找到宁夏旅平学生会，与张子华、孙殿才等人接上关系，并在西城区水月庵7号建立秘密联络点。李天才住在这里，常和张子华、孙殿才等人接头。他们白天深入工厂，熟悉工人群众，组织赤色工会，宣传抗日；晚上刷写标语，散发传单。为了防止警察抓捕，他们事先用纸包好石灰，一旦碰到警察来抓，就用石灰包向警察眼部打去，乘机逃走。

1933年初，李天才在北平后门洋车工会和东城区俄语商学院建立了两个据点，和华北总工会办事处负责人饶漱石保持联络。为了开展工作，李天才化装成洋车工人，经常同工人生活在一起。一次外出工作，发现活动据点被特务盯梢，里面接头的同志处境十分危险，他冒险闯进院内大声说：“老张，请客在东来顺，大家都在那儿等你们。”特务们以为开会地点改了，当时没有下手，跟在李天才等人的后面，企图一网打尽。最终，李天才等人在电车工人和群众的掩护下，迅速换装，机智地甩掉了跟踪的特务。为了躲避特务跟踪，李天才在执行任务时，有时躲到寺庙神像后或躲在棺材死尸下隐藏，就这样多次化险为夷。

7月，复察哈民众抗日同盟军屡屡屡打日军，收收复察哈北部大片国土，军威大振，群众欢呼。李天才组织群众举行庆祝，还声援铁路工人的大罢工，以示“坚持抗日，反对投降”的决心。9月，李天才在北平门头沟从事工人运动时，不幸被捕，被押往天津监狱。

在狱中，李天才以惊人的毅力同敌人进行了顽强的斗争。开始，敌人采取用封官许愿的手段，收买李天才，但遭到严词拒绝。后来，敌人又动用拔筋床、烙铁烫、赤身滚德国进口的铁钉床等极其残酷的刑具，对李天才用刑，但李天才却咬紧牙关，大义凛然，视死如归，不向敌人屈服，痛斥敌人道：“中国工人有爱自己国家、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保卫国家主权的自由，何罪之有？你们这些汉奸、卖国贼，替日本侵略者镇压工人，犯下了滔天大罪，人民是不会饶恕你们的！”惨无人道的敌人，丧心病狂，在一无所获的情况下，竟然向李天才的鼻孔里灌辣椒水，最终被毒害致死，时年25岁。

孙殿才

孙殿才（1909～1975），曾用名孙树德、王文清、陈光华、赵忠国，宁夏中宁县人。1909年出生在一个农民家庭。1924年，在恩和高级小学读书时，学校受五四运动的影响，提倡民主、科学思想，使学生受到很大的教育，从而对贪官污吏、土豪劣绅的淫威和腐败的封建社会深恶痛绝。

1926年9月，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冯玉祥国民军联军由绥远途经宁夏，入甘援陕，策应北伐。在国民军联军驻宁夏期间，部队中的中共党员深入城乡各地，进行革命宣传活动，中共党员刘屏先等人到中宁县恩和堡发动高级小学师生同封建势力和各种丑恶现象作斗争，孙殿才、王绪祥（张子华）等人积极参加，在斗争中受到锻炼，经刘屏先介绍，孙殿才加入共青团。1927年春，孙殿才到兰州共和中学上学员同年秋，又转入甘肃省第五中学（宁夏中学前身）读书。当时，中共党员杜仲元在课堂上经常教育以生：“我们青年要时刻追随时代发展的潮流，将来解决中国的事情，不是别人而是共产党员青年们需要努力。”这对孙殿才和一些进步同学影响很大，他们积极接受党的教育，参加学校组织的各项进步活动。

1930年秋，孙殿才到北平弘达学院读书，通过张子华找到了党组织，于12月经李进介绍由共青团员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化名孙树德，任北平西城区宣传委员，以学生身份和张子华共同从事学生运动。

1931年5月，孙殿才受北平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从事工人运动，经常化装成黄包车夫或失业工人，深入工矿，与工人群众接触，在工人中建立党的组织和赤色工会组织，先后组织过电车工人、洋车工人、掏粪工人、铁路工人的罢工斗争。

北平市工人混合委员会成立后，孙殿才任书记兼组织部长。

1932年6月，孙殿才化名王文清调天津纱厂委员会任总部书记，组织和领导了纱厂工人的反日大罢工。不久，又任天津市总工会组织部长。

1933年春，孙殿才先后任察哈尔省总工会、张家口总工会组织部长，组建了平绥铁路工会，领导工人参加抗日游行和罢工斗争。同年秋，又先后调任张家口抗日同盟军军部部长书记和前委巡视。、东北抗日军第一师政治部政训员。在抗日同盟军向热河和河北南部进军中，遇国民党万福麟部队阻袭，在攻占小唐山战斗中，因腿部受伤，同年冬返回北平，任全国总工会华北工人运动委员会委员和巡视员。

1934年1月，孙殿才任唐山中共五登特委书记，和吴德、李拮伯等人组织领导了著名的唐山、开滦矿工和洋灰厂工人的罢工斗争。同年夏，化名陈光华，先后任上海总工会执行局常委、宣传部长和上海工人联合会书记，组织和领导了上海纱厂工人抗日罢工斗争，推动了上海抗日救亡运动。

1937年，七七事事后，孙殿才发动和组织工人人起武器，参加抗战，任淞沪工人抗日别动队第五支队特支书记，战斗在抗日前线。同年冬，到南京八路军办事处工作，以后随机关退守武汉，在田宛镇要塞司令部任特支书记，和李铸等人发动武汉船。和铁路、工厂工人组织武装别动队，配合武汉外围保卫战，在武汉坚持抗战约半年之久。

1938年秋，中共长江局派孙殿才（化名赵忠国）到安徽省动。委员会工作，担任干训班大队长，在安徽省敌后无为、舒城、桐城等5县工作。不久，又担任舒无地委副书记，在敌后组织武装斗争，打击伪军，粉碎日军扫荡，巩固和发展江北抗日根据地。曾以在敌后坚持团结抗日成绩突出被评为模范，出席边区党代会，并当选为党的七大代表。

1941年3月，经刘少奇介绍，孙殿才到延安中央临时党校学习，参加了延安整风。1943年1月，被调陕甘宁边区中共三边地委，任统战部长。期间和国民党新十一旅的地下党负责人牛化东等人取得联系，团结邓宝珊抗日，日后积极工作，促成新十一旅于1945年10月在安边起义。

1943年秋，孙殿才（时名赵忠国）通过到定边拉骆驼做买卖的同乡徐兴让及其他统战关系，秘密通知哥哥孙殿科到定边会晤，堂弟孙殿举、儿子孙福善等也先后到定边参加革命。孙殿科、孙殿举后来又被党组织派回彰恩做统战联络工作。经孙殿科的串联，本乡马少林（回）、马光荣（回）、刘延相等人先后到定边参加革命，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又被派回宁夏工作。

1944年，孙殿才的母亲及其哥、弟、妻子、亲友等10余人先后到定边参加了革命。1946年6月，国民党撕毁“双十协定”，发动了对陕甘宁边区的全面进攻，宁夏马鸿逵部队向三边窜犯，孙殿才家属先后两次在群众家隐蔽，向定边山区疏散。1947年4月定边失守，敌暂九师参谋处便衣特务何兆元将孙殿才的老母、妻子、儿媳等8人逮捕入狱。在狱中，他们遭受严刑拷打，直到1949年1月才出狱。

1946年5月，孙殿才任中共宁夏工委副书记。1947年1月，中央决定成立宁绥工委，又任工委副书记，先后组建了回民游击队和回汉支队等地方武装部队，开展对敌斗争。4月，回汉支队改编为宁夏人民解放军，孙殿才任司令员。这支部队在孙殿才等人指挥下，打击地方反动武装，牵制敌人，配合中国人民解放军作战。5月，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野战军攻克环县，孙殿才谒见了彭德怀等领导，宁夏人民解放军随主力部队北上作战。7月，中国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反攻，宁夏人民解放军仍恢复回汉支队番号，返回盐池南部山区继续在内线作战，先后击溃了盐、环、定各路清乡团，收复了大片失地，恢复了人民的政权。

1948年秋，中共宁绥工委改为宁夏工委，孙殿才任书记。他和工委其他领导同志一道，坚决贯彻党中央的指示，在解放区开展减租反霸斗争，建立地方人民政权，发动解放区人民拥军拥政，支持前线。还大力开展统战工作，不断派人到西安、兰州、银川、吴忠等地活动，积极为解放宁夏做准备。

1949年9月，宁夏解放，孙殿才带领中共宁夏工委随中国人民解放军十九兵团进驻银川。中共宁夏省委和宁夏省人民政府成立后，孙殿才任省委常委、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和西北军政委员会委员。

1954年9月，宁夏省撤销并入甘肃省，孙殿才任中共甘肃省委常委和省人民政府副省长，先后被选为党的八大代表和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任职期间，经常深入农村，调查研究，关心群众疾苦。1957年，当农村出现浮夸风时，他坚持实事求是，曾向省委提出意见，纠正这一错误倾向。在讨论成立宁夏回族自治区时，因区域划分问题和其他同志产生意见分歧，这本是党内生活的正常现象，但在1957年和1958年的省委整风运动中，将上述问题视为右倾反党活动，被错定为“孙、陈、梁、曹右派反党集团”，受到错误处理，下放甘肃引洮工程指挥部任处长。

孙殿才虽然蒙受委屈，但识大体，顾大局，坚持工作。1961年党中央派谢觉哉同志来甘肃调查，澄清了问题，称赞孙殿才同志是“敢于实事求是，坚持说真话的好同志”。1963年初，中共中央决定撤销对孙殿才的错误处理，彻底恢复名誉。

1964年5月，孙殿才任甘肃省政协副主席。“文化大革命”中，又遭受折磨，以至身患重病，长期未得到有效治疗，不幸于1975年1月18日含冤病逝，时年67岁。

梁大均

梁大均（1914～1999），曾用名梁光富、梁幼青、梁志城，宁夏青铜峡县叶盛堡人。1914年4月出生在一个农民家庭。1930年参加革命，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青年时期，追求进步，向往革命，满怀救国救民的一腔热血，积极参加中共地下党组织领导的学生运动。

1930年下半年，宁夏中学由于校长徐宗孺袒护落后学生，发放学生津贴不公，引起了师生的强烈不满。他们多次向校长提出质问，校方不但不解决，反而将带头质问的学生梁大均、杨生连、张韶龄等人以“违反校规”“犯上作乱”的罪名挂牌开除。梁大均、杨生连等进步师生不服，气愤地将牌子砸了。此事，引起了学校进步学生与落后势力之间的辩论，继而发展为斗殴。地下党组织负责人杜润滋抓住时机，支持学生的正当要求，形成了全校公开罢课，引起学潮。学潮使国民党宁夏当局非常震惊，便派警察对学生进行镇压，13名学生被抓捕。当时梁大均机警地从学校后墙跳出逃脱。

为营救被捕学生，在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下，学潮越闹越大，得到了社会各界的支持。宁夏当局迫于压力，罢免了徐宗孺的校长职务，任命杜立亭为宁夏中学校长，释放了全部被捕学生。梁大均被开除学籍，受地下党组织派遣，随马仲英部队开往甘肃甘州。

1931年春，马仲英部同马步芳为争夺河西走廊在酒泉失利，去了新疆。梁大均从酒泉回到家乡，与随后回到宁夏的李天才以师生关系探监，与狱中的杜润滋联系，商讨组织革命武装。在杜润滋的指示下，梁大均、李天才等人联络了原宁夏中学闹过学潮的部分同学，秘密成立“宁夏救国军总指挥部”，后改为“抗日西北救国军”。他们进行了明确分工，重点在省城、平罗、金积、宁安等地开展兵运工作，伺机进行兵暴。12月23日兵暴提前在中宁爆发，因组织不严密，缺乏斗争经验，内线人员错记约定日期而告失败，李天才等人被捕。省城小南门兵暴也被敌人发现，梁大均辗转到了甘肃环县、平凉、靖远等地继续从事兵运工作。

梁大均先来到甘肃环县朱榜科处，在杜斌丞的帮助下，与朱榜科、赵子元成立了“甘肃环县游击大队”，朱榜科任司令，赵子元（共产党员）任副司令，梁大均任参谋长。后因游击队内有人叛变，偷袭本部，游击队未能坚持下去，梁大均遂又去了靖远、兰州等地参加了地下党组织领导的靖远兵暴。

1938年2月，梁大均在中共地下村工人。何广宽带领下，进入边区，到延安抗大学习。8月，任八路军总副联络副派往傅工义副村工党、支副组书、游击军政治副民经建部、绥远抗日自卫军总副政治特派员等职。1939年，在延安陕北公学学习，历任陕北公学总务科长、经建科长、延安民族学院总务处长等职。

1942年以后，梁大均历任中共、宁村委委员、副组书。1947年1月，任回汉支队政委后兼中共甜水堡中心区委组书，与刘思孝、金三寿、何广宽等同志一道，领导回汉支队转战三边地区，有力地打击了地主清乡团反动武装，在、宁革命斗争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新中国成立后，梁大均先后担任中共宁省委宣传部副部长、部长、省委委员、宁夏省政府委员、文教委员会主任、中共银川地委第一组书、中共甘肃省委委员等职务。1956年，当选为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

1957年，梁大均被打入“孙、陈、梁、曹右派反、集团”，受到错误的批判和不公正的对待。“文化大革命”期间，再次受到迫害，被停止工作。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以后，组织上给梁大均平反，恢复了职务和名誉，重新走上领导岗位，历任甘肃省水电局局长、党组书记、甘肃省委农村工作部副部长、甘肃省农业委员会副主任、甘肃省人民政府顾问、甘肃省政协副主席等职务。1999年6月26日，梁大均因病医治无效，在兰州逝世，享年86岁。

尚钺

尚钺（1902～1982），号健庵，字宗武，河北省罗山县人。

青年时代，尚钺在开封读高中时，就追求进步，积极参加五四运动。1922年考入北京大学预科，后转入本科。当时，在鲁迅的指导下，参加进步文学活动，编辑刊物，创作小说。其代表作《斧背》与《病》，后来被收入《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鲁迅对他的评语是：“尚钺的创作也是意在讽刺，而且暴露、搏击的，小说‘斧背’之名便是自提的纲要。他创作的态度比（黄）朋其严肃，取材也较为广泛，时时时描写风气未开之处———河南信阳人民。”

1926年冬，在李大钊的激励下，尚钺未及毕业，便脱下了学生装，回到家乡罗山组织农民自卫军，准备迎接北伐军的到来。但北伐军暂时停留武汉，便遵循李大钊的指导，南下上海、武汉参加革命，经郭沫若介绍在北伐军政治部编审科任上尉科员。1927年4月，蒋介石、长精卫相继叛变革命，白色恐怖笼罩全国。9月6日经中共河南省委宣传部部长汪后之介绍，尚钺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主办省委机关刊物《猛进》。10月受组织派遣到豫南，任中共豫南特委宣传鼓动部部长、工农革命军第四支第六支队党代表兼当地苏维主席。12月受命赴罗山、光山一带发动农民武装起义，公开身份是信阳市狮滨中学英语教员。1928年，被任应歧的杂牌土匪军逮捕入狱，经多方营救获释。其间，中共豫南特委遭敌破坏，经武汉赴上海寻找党组织时再次被捕，被押解至杭州陆军监狱关押受审。在狱中，受尽酷刑，但始终严守党的机密。后经党组织营救，被保释出狱。

1929年春，尚钺经楚图南介绍，被派往吉林省毓文中学任教。在学校秘密组织读书会，与楚图南共同创办了《灿星》周刊。在课堂上，向学生讲授列宁英文版《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宣传革命思想，发动师生与学校的反动分子作斗争。这期间，他的学生包括后来成为东北抗日战争的骨干，也包括成为朝鲜革命领导人的金日成员金日成说尚钺是他“马列主义的启蒙老师”。后来，因教育当局无故开除学生，尚钺为之鸣不平，据理力争，而被校方解聘。随后，来到哈尔滨第五中学任教。不久，又因发起组织“反帝同盟”，被当局撤职，勒令离境。

1930年，赴上海寻找党组织，先在全国总工会宣传部、组织部工作，后调党中央机关报《红旗日报》任采访部主任。期间，中共中央组织部对尚钺以往的经历进行了政审，恢复了其党组织关系。这里还要特别强调的是，就在这一年，他的妻子陈幼清带着3个孩子随红军到鄂豫皖苏区，1932年被张国焘当作反革命杀掉，第3子尚海伦失踪，这是尚钺第一次丧妻失子。

1932年4月，尚钺被中共中央任命为满洲省委秘书长。当时，中共满洲省委要搞飞行集会、示威游行，尚钺认为在日本占领东北的情况下，首先应武装人民进行抗日斗争，由于与省委意见不一致，而被开除党籍。后到苏联找共产国际为自己申诉，没有结果，于1934年回国，与中共北平市委取得联系，继续办《北方红旗》刊物。不久，北平市委遭敌破坏，党的关系完全中断，便以尚健庵之名，颠沛流离，于1936年来到宁夏中卫县中学教书，任国文兼英语教员。

在学校，尚钺一面继续写小说，一面在学生中秘密组织团体，让学生接触《大众生活》《全民抗战》《中国的西北角》等进步书刊，还以学生读书会名义，自己垫款从平、津、沪一带设法邮购了《呐喊》《彷徨》《野草》《大地》《母亲》等书籍供学生阅读，启发学生的思想觉悟。经过一段时间的教育、培养，介绍学生到陕北抗日军政大学学习。1937年3月，在离开中卫中学前，与孟长有、姚怀廉、左琏、刘应春等12位学生合影留念，并在照片顶端题字：“青年的弟兄们，我们的道路只有审思、明辨而不挠地前进！”这体现了一个伟大革命者上下求索的心境与足迹，也体现了一个前辈长者与其后诀别的砥砺与期待。几十年后，年近八旬的尚钺，在自己的《经历自述》中写道：

（当时）我的处境十分危险，又找不到党组织，就决定到延安去找党员有十二个同学听说我要走，他们也表示要跟我一同走，但我不能告诉他们我去什么地方。他们送我走了六七十里路还不肯回去。半路上我们下马车去吃饭，我才拿出自己事先写好的一封信，让他们拿着到陕北延安去找党。我的信是写给延安党组织的。信中作了自我介绍，并把我在宁夏对这十二个人做过党的宣传和教育一事向党作了汇报，希望党继续培养他们做宁夏建党的骨干。我带着孩子、家眷，不能过黄河，只能绕道去陕北。后来我在武汉还收到这十二个人的来信，说他们到延安后不久，党就分配他们到洛川学习去了，他们很高兴。

直到“文化大革命”，学校去宁夏调查我以后，我才知道党真的派这些同志回宁夏去搞建党工作了。他们当中有的人已成为宁夏的第一批烈士……

告别了中卫中学，尚钺又来到省城宁夏中学（今银川一中）任教。一段时间后，为了寻找党组织，于1937年回到北平，没有与党组织联系上，便又去了陕北，途经西安八路军办事处时，董必武指示他，先去武汉工作，再解决组织关系。1938年到武汉，由郭沫若介绍，到国民政府军委政治部第三厅工作，任中校图书资料室主任。1939年武汉失守前，又随第三厅迁往重庆。

1941年皖南事变后，国民党再次掀起反共高潮，第三厅被迫解散。他遵照党的指示，离渝赴滇，先后在昆明瑞云中学、云南大学任教，讲授国文和中国通史。同时，继续培养学生走向进步。

1943年，中共中央派原南方局宣传部长华岗来昆明，做龙云的统战工作，同时组织西南文化研究会，帮助西南联大、云南大学的高级知识分子学习，了解华北八路军的战斗情况和中共的政策。参加文化研究会的有闻一多、吴晗、潘光旦、曹昭抡、李公朴等人。他们后来参加了民盟，对推动云南的爱国民主运动起到重要作用。当时，尚钺协助华岗、楚图南工作，成为西南文化研究会的骨干。1945年，尚钺重新入党。1946年8月，根据党的指示，先后到上海、山东、华北解放区，在山东大学、山西北方大学、河北正定华北大学任教。1949年秋，随党政大军进京，迎来了新中国的诞生。

1950年，中国人民大学成立，尚钺任历史教研室副主任、主任，并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历史研究所学部委员。这期间，他除了讲授中国历史等课程外，还编写了100余万字《中国通史讲义》，写了许多学术论文和专著。1954年，主编《中国历史纲要》由人民出版社出版。此书内容丰富、结构清晰、语言简练，力图用马克思主义解释中国历史发展规律，深受广大干部和历史教学界的欢迎，多年畅销（累计至今已发行40余万册），国外还先后出版了日、俄、波兰文几种译本。

1959年，继庐山会议批判彭德怀的右倾机会主义后，尚钺、孙冶方和巴人（王任叔）等人也成为史学界、经济学界和文学界右倾机会主义的代发人物，受到全国性的批判。

批判尚钺，原因就在于他认为中国的奴隶社会从魏晋时期才过渡到封建社会。尚钺还认为明清之际，中国已有资本主义萌芽。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书中有一句说，中国的封建制度“从周秦以来一直延续了三千年左右”。也就是说，这之间的中国都停滞在封建社会制度中。尚钺的观点与毛泽东的上述说法不相符，因此受到大批判，《人民日报》《历史研究》等中央级的报刊都发表包括一些历史学权威在内的大量批判文章，把尚钺的学术观点说成是“托派观点”“修正主义”“反马克思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等等。于是，不准尚钺讲课，不准发表文章，党内酝酿党籍处分，个别人试图将他全家下放农村。由于许多同志的抵制，他才免于更大的灾难。1960年，受到党政双重处分。1962年，组织上对其所谓的问题予以甄别。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尚钺不仅受到学术上、思想上的批判，而且受到肉体上的折磨，罚繁重劳役，蹲牛棚。1968年，他的妻子阮季、儿子尚嘉齐分别自杀。这是尚钺第二次丧妻失子。就是在这种处境下，他对自己观点坚持不变，认为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即使是领导人的意见，也只是一家之言，应允许平等讨论，不应以势压人。

1976年，中国人民大学党委撤销了对尚钺的所有错误处分。1978年，中国人民大学复校，他复任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主任。1979年，中共中央组织部恢复他1927年入党的党龄。1980年，中共中央宣传部决定在全国性报刊发表文章为他恢复名誉。恢复工作后，他不顾年事已高，仍孜孜不不倦工作。他在最后一篇论文中写道：“一个优秀的历史学家，应该能辨别历史发展的方向，他所争的不是一时之是非，而是万世之是非；所追求的不是一时的荣显，而是客观的真理。”

1982年1月6日，这位为了追求万世之是非、追求客观真理而奋斗一生的史学家、教育家在受尽苦难之后，因病医治无效逝世，享年80岁。

李仰南

李仰南（1911～1984），原名李吉有，又名李学文，后化名李仰南、杨学文、杨维宝，山西省新绛县人。1911年10月出生在一个富裕农民家庭。

幼时在本村小学读书，15岁高小毕业后，考入本县国民师范。不久，因闹学潮被开除，转入夏县堆云洞平民中学上学员当时是大革命时期，在校部嘉寄臣（嘉康杰）影响下，接受革命思想，并培养了艰苦朴素、埋头苦干的优良作风。1927年经乔宴会、王月春介绍加入共青团，随嘉寄臣进行革命活动。大革命失败后，平民中学被解散，李仰南回家乡任小学教师，但仍与嘉寄臣等人保持联系。1929年4月，经汪明、嘉寄臣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先任党支部书记，后任中共运城河东中心县委组织部部长。

1931年10月，李仰南在一次运送武器途中遭敌逮捕。在法庭上，他机智辩解，没有暴露身份，被关押1个多月后，经地下党组织营救获释。11月，中共山西省委遭敌破坏，中共河东县委关于李仰南被捕获释的报告落入敌人手中，他又在新绛县遭敌逮捕。在敌人多次审讯中，他始终假称在家受继母虐待，因给朋友引路运送武器被捕，被判刑12年半，关押在山西省第一监狱。在狱中，他参加了以郭洪涛为书记的地下党支部领导的绝食斗争。1934年末，根据中共山西省委指示，他和第一监狱的其他政治犯一起进入阎锡山的山西省反省院。1936年初，取保出院回到家乡。同年春，红军东征渡黄河到新绛一带，李仰南参加了红军第八十二师，并详细地向组织报告了自己被捕经过及在第一监狱和反省院的全部情况，党组织恢复了他的组织关系，先做地方工作，后任组织科干事。5月，红军回师陕北，中共中央组织部对李仰南进行审查，宣布1931年11月被捕后，在狱中写“悔过书”是自首变节行为，开除党籍，调离部队，派到中央党校任文化教员。不久，中央党校告知他，根据中央组织部意见，按特别党员对待。1937年3月，又重新入党。

1937年10月，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共宁夏工委，抽调中央党校少数民族工作干部班班主任李仰南、党支部书记何广宽和学员薛天敏、陕甘宁特区少数民族委员会回民工作部部长杨一木以及在定边工作的苏文等人参加中共宁夏工委工作。主要任务是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发动宁夏广大人民群众，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力量，逼马鸿逵抗日，一旦日寇侵占宁夏，立即组织开展游击战争。当时，杨一木因在定边工作期间与宁夏方面的人。接触较多，曾向中央提出他不适合去宁夏国统区做秘密工作的意见，要求另外派人负责宁夏工作。中共中央和陕甘宁边区党委遂又任命李仰南为中共宁夏工委书记，并指示立即赴宁夏开展工作。11月，李仰南通过张子华和赵统儒写信向宁夏进步人士袁金章、雷启霖介绍，经定边到达宁夏省城，以小商人身份先在省城东郊掌政桥一个开小商店的山西同乡家落脚，然后进城见袁金章，并通过袁金章、高立天的关系，以实验小学庶务主任的名义作为职业掩护，化名杨学文，开展工作。袁金章又把李仰南介绍给黄渠桥第二完小教师王振刚（王茜）。李仰南请王茜带领何广宽去尾闸见雷启霖，拟动。他出来工作，掩护地下党活动。接着李仰南又去平罗、石嘴山一带，通过王茜、雷启霖结识了李冲和、叶松龄、雍民飞、贺闻韶、刘廷栋等进步人士和青年教师。之后，李仰南又去吴忠、宁朔、中宁等地了解情况，先后与梁大均、马云泽等人建立了联系。

1933年春，李仰南返回定边、延安汇报工作，并要求上级党组织继续派人来宁夏工作。4月，中共陕甘宁边区党委和中共三边特委先后从延安和定边派苏文、肖子珍等中共党员来宁夏，充实了党在宁夏的力量。

以李仰南为书记的中共宁夏工委，利用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的有利时机，很快打开了局面，建立和发展党的组织，宣传抗日，发动群众，壮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力量，培养革命骨干分子，开展学运和兵运工作，取得了显著成绩。

1937年秋，新安旅行团来宁夏进行抗日宣传活动，对宁夏抗日宣传影响很大。宁夏实验小学进步教师杨文海、薛云亭、涂春林等在校长高立天支持下，以高年级学生为主，组织成立了“西北少年战地服务团”（后改名为宁夏少年战地服务团，团员100多名），在宁夏省城进行抗日宣传活动。11月，李仰南来到实验小学，积极支持少战团的活动，并与杨文海以山西同乡关系同住一个宿舍。经考察帮助，先后吸收杨文海、薛云亭、高立天等人加入中国共产党，宁夏少战团成为中共宁夏工委领导之下的群众性团体，按照党的工作方针开展各项活动。1938年春和暑假期间，宁夏少战团曾两次赴省城以南和以北各县主要集镇进行抗日宣传，在广大群众特别是青少年学生中有很大影响，宁夏少战团的巡回宣传活动，大大大进和和动了各地学校学生抗日团体的建立和抗日宣传活动的普遍开展。在这一时期，宁夏中学，省城学堂巷小学，贺兰金贵乡小学，立岗堡小学，平罗县姚伏堡小学，平罗县城小学，黄渠桥第一完小和第二完小，石嘴山小学，宝丰小学，中宁恩和堡小学等学校先后建立了学生抗日团体，并与宁夏少战团有一定联系，在宁夏各地的抗日宣传工作中起到重要作用。

争取团结进步人士，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李仰南及工委其他成员，利用1937年秋张子华回宁时同袁金章、高立天等人秘密建立的统战关系，分头到省城、银南、银北等地进行联系。争取团结了袁金章、雷启霖、王振刚、李冲和等一批中上层人士和教育界师生以及商人中的同情、支持者，扩大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队伍。同时，通过这些代表人物，进一步团结了广大知识分子和其他方面的社会人士，扩大了党的抗日民族统战政策的影响，掩护了党的地下工作人员，支持了党的工作。

发展一批共产党员，建立党的基层组织。李仰南及工委其他成员，通过实际工作的考察了解，先后在宁夏各地秘密发展了一批党员，壮大了党组织的力量。1938年中共宁夏工委下属5个支部，32名党员；1939年底，有4个支部，26名党员。

动员选送30余名进步青年奔向革命圣地延安，在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鲁迅艺术学院等学校学习。他们毕业后，有的参加了八路军，有的做地方工作，有的又于1939年派回宁夏参加地下工作，为革命做出了贡献。

开展兵运工作。李仰南来宁夏前，党组织交给了他在宁夏马鸿逵部队的几个关系：一是驻石嘴山的马英才旅部副官苗培植，一是驻宁夏新城某旅参谋×××。李仰南到宁夏后，先与苗培植取得联系，然后通过苗培植把1937年12月从边区派来的中共党员李维钧安排在该旅五团三营八连，以当司书为掩护做兵运工作。李仰南根据上级指示，给李维钧布置任务：不在友军中建立党的组织，不拉队伍，主要进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通过朋友，讲形势，开展抗日宣传等方式，提高友军官兵的民族意识和爱国精神，使他们转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面来，自觉抵制和反对马鸿逵对日寇的妥协活动。1938年春，当李仰南得知1936年11月红二、四方面军经过宁夏向陕北转移时，四方面军曾有一部分人。被俘，在马鸿逵工兵营做苦工的消息后，提交工委研究，决定设法同这部分人取得联系，使之成为建立武装的骨干。李仰南派中共党员肖子珍开展此工作，很快与工兵营一位四川籍女同志取得了联系，开展了对被俘红四方面军人员的工作。后因马鸿逵对部队统治很严，收效不大。

1938年秋季起，国民党不断制造反共摩擦，国民党宁夏当局防共、反共活动逐步升级，中共宁夏地下党组织处境困难。马鸿逵下令取缔抗日团体，追捕共产党人，李仰南等人被曾经混入三边的马鸿逵部特务马子成发现，难以立足。李仰南觉得自己不宜继续在宁夏工作，要求中共中央和中共陕甘宁边区党委另派人来接替他的工作。同时，不顾个人安危，继续留下来，化装成商人，改名杨维宝，秘密进行工作，机智地保护被敌追捕的党内外同志撤离宁夏，使所有在宁夏的中共党员没有一个遭敌逮捕。1939年10月，中共中央讨论了宁夏工作问题，并决定派崔景岳来宁夏接替李仰南，建立新的中共宁夏工委。12月下旬，李仰南与崔景岳在中宁“协记号”商店接头。然后一起到各地接交工作。崔景岳接任工委书记。1940年春节过后，李仰南回到延安。

1940年春，李仰南在中组部招待所候职，并对中共宁夏工委工作进行了回顾和总结。同年冬，参加了中共陕甘宁边区党委和中央党校组织的《抗战中甘宁青党的工作》一书的编写工作。

1941年春，李仰南先后任中央民族学院班主任、中央西北局统战部少数民族组干事。1942年夏，任中共甘宁工委委员、宁夏为党部部长。9月，命共命央组织部对李仰南1931年害捕问题再次进行审查。当时，原和李仰南在山西第一监狱和反省院的文部分同志都已到延安，提供了确实可靠的证明材料职经审查，根据《关于履行手续处理办法》决定，恢复了他1929年党籍。同年冬，又被调往环县县委任统战部长。1943年夏，调回中央党校二部学习并参加整风运动。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李仰南随命央地校干部文队赴东北为党，先后任命共黑龙江省通北县委书记、黑龙江赴光农场场长、辽宁本溪煤铁公司人事处处长等职。1950年10月，参加抗美援朝，任志愿军后勤五分部政治部干部科长，1953年秋，回国后又先后任长春六三六厂副厂长、沈阳俄文学校校长、沈阳机械制造为业学校副校长、沈阳为学院地委副书记等职，勤勤恳恳地为党员工作。“文化大革命”中遭受迫害，被打致残。1973年6月，因病休养。1984年，病逝于沈阳，享年73岁。

杨一木

杨一木（1912～），曾用名杨仁甫、杨寿亭，山西省临汾县（今临汾市）人。幼年在临汾县小学长运城县共学读书，聪明好学，尊敬师部，深得老师和同学的喜爱。1926年，加入共青团，随后担任共青团临汾县委书记。1927年，加入共国中产党，担任共中临汾县委交通员。1931年，任共中临（汾）襄长陵）县委书记，后任临襄县委改组成立的共中临襄特别支部书记。1936年2月，先后任共中临汾党组织成立的临汾龙子祠游击队政委长红军解放襄陵后成立的襄陵县苏维埃政府主席长临汾龙子祠游击队随大军进入陕北后整编的陕北红军独立第五团政委。1936年8月，进入共中共中党校高级班学习。1937年1月，先任陕甘省委白区工作部部长长共中少数民族工作委员会副书记兼回民部部长长共中共中央为展内蒙古地区蒙古族及宁夏地区回族的工作，改原在定边的中共蒙古工作委员会而设，高岗为书记）。

1937年10月，为了加强宁夏地区的抗日工作，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共宁夏工作委员会，由杨一木、李仰南、霍士廉（未到职）、苏文（陆平）等人组成，杨一木任书记。但杨一木上书中央陈：由于本人在定边工作期间与宁夏方面的人。接触较多，不适合到宁夏国民党统治区做秘密工作。另外，手头的工作暂时也离不开，要求中央另外派人负责宁夏工委的工作。于是，中央遂又任命李仰南为中共宁夏工委书记，带领李维钧、薛天敏、何广宽等同志先行到宁夏开展工作。

1938年1月，李仰南回延安汇报工作，并要求上级党组织增派宁夏工作人员。4月，党组织又派江生玉（后叛变）、金三寿、马宗彪、杨一木等到宁夏工作。杨一木当时化名杨寿亭，持进步人士袁金章的介绍信，到平罗县黄渠桥第二完小以教书为掩护，进行抗日宣传活动。适时地给进步师生介绍《大众哲学》《社会主义科学基本教程》等进步书刊，带领二完小后方抗日服务团的学生们到石嘴山等地演唱抗日歌曲、演出抗日歌剧等，并以到西北联大上学为名，介绍进步青年王振刚（王茜）、贺闻韶（李绍白）、李振声（李东甫）等人，到延安学习。

1938年秋，曾经打入陕甘宁边区三边分区“学习”的马鸿逵特务、便衣队副队长马子成回到宁夏，对中共宁夏工委的工作造成破坏。12月的一天，杨一木到黄渠桥一商号买东西，不料正碰到在该店铺抽大烟的马子成员杨一木觉察到有危险，迅速离开商号，到20多里外的郭英教老师家中躲藏。几天后，在进步人士李冲和、学生家厅熊根子的资助和掩护下，辗转离开宁夏，回到边区。

1939年7月，杨一木任八路军十八集团军伊克昭盟留守处上校联络参谋，同时兼任中共伊克昭盟工委书记。随后，组建了中共包头县委、达拉特旗区委和准格尔旗工作团，并广泛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号召团结内蒙古地区广大人民群众和各界进步人士开展抗日救亡运动。1942年1月，回到延安，任中共中央西北局少数民族工作委员会秘书厅。1944年2月，改任陕甘宁贸易总公司政治部主任。抗日战争胜利后，东渡黄河，赴山西开展革命工作，先后担任中共晋西工委书记，中共晋绥第九、第十地委书记，中共晋南工委秘书厅等职。

1949年9月，甘肃解放在即，中共中央决定从中共晋南工委抽调1500～2000名干部组成干部大队，随解放大军西进。张德生任队厅，杨一木和辛兰亭任副队厅，随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进入甘肃。7月26日，经中共中央批准成立了中共甘肃省委，杨一木任省委委员。8月26日，兰州解放，杨一木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兰州市军管会委员兼企业处处厅。

1951年初，任甘肃省政府党组副书记、工业厅厅厅。1954年9月，任甘肃省常委、兰州市委第一书记。此时，正值社会主义革命进入重要阶段，也是兰州恢复发展生产，进行大规模城市建设的关键时期。杨一木带领市委“一班人”和全市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团结奋斗，克服困难，全身心投入新兰州的建设之中。他主持制定了兰州第一个城市规划，并参加了在莫斯科召开的社会主义国家城市规划会议。1954年10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兰州市第一次代表大会，会上杨一木明确提出了保证国家工业建设计划的实现，把兰州建设成一个新兴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城市的宏伟目标和总体任务。之后，带领兰州人民顺利完成了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工农业生产快速发展，城市建设日新月异，城乡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

1957年12月13日至1958年2月11日，召开中共甘肃省第二次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会上，杨一木受到了错误的批判，被撤销兰州市委第一书记、省委常委、八大代表等职务。1962年5月，中共甘肃省委请示中共中央批准，对杨一木的问题进行甄别。1963年1月31日，中共甘肃省委决定撤销对杨一木的原定性和全部处分，报中共中央西北局、中央监察委员会审批。中央监委于1963年5月22日批复同意，取消原结论与处分。

1958年8月，杨一木担任刘家峡工程局党委书记，领导了我国第一个大型水利枢纽工程的建设，还兼任盐锅峡水电站工程总指挥，对甘肃早期的水电建设事业做出了贡献。1960年12月，中共中央西北局兰州会议，杨一木对甘肃省委主要领导同志的错误提出了严厉批评，其发言得到与会同志的一致赞同。1962年10月，调任甘肃省经济委员会副主任。1964年9月，在甘肃省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被选为甘肃省人民政府副省长，并任省政府党组第一副书记。

1965年10月，调任中共宁夏回族自治区、委候补组书。1966年，任中共中央西北局三线建设委员会委员。“文化大革命”期间，遭到严重摧残。1977年，落实政策，任宁夏回族自治区革委会副主任。1978年4月，任宁夏回族自治区、委常委员在宁夏工作期间，为宁夏社会经济发展和国防工业建设做出了贡献。

1979年5月，任中共港澳工作委员会第三书记、港澳经济小组组长。1982年10月，任国家机械工业委员会、党成员兼国家机械成套总局局长、党组书记。1988年3月，任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财政经济委员会委员。1995年7月离休。

崔景岳

崔景岳（1911～1941），原名崔廷儒，曾用名崔皓、健仁，陕西省旬邑县东涧村人。1911年11月出生在一个贫苦农民家庭。青少年时代，在进步教师、共产党党许才升等人的影响下，受到了革命思想的熏陶，立下了为革命奋斗终生的雄心壮志。

1926年，在许才升的带领下，积极参加了旬邑县地下党领导的向旬邑县政府请愿的游行示威和悼念李大钊等遇难烈士纪念大会等活动。期间，加入共青团，1927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1927年，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后，旬邑县地下党组织在宝塔小学召开会议，分析研究了旬邑的形势，部署了举行农民起义的具体事项。5月6日，党组织决定组织起义，派崔景岳、侯天佑、崔维俊等人提前潜入县城，与城内党组织取得联系，在起义队伍攻城时做内应。7日，天刚麻麻亮，起义队伍到达坡头塬畔，崔景岳看见塬畔上火光升起，便和崔维俊几人互相掩护，手持斧头，冲到东城门下，砸开铁锁，打开了城门，起义的队伍涌进了县城。天近正午，起义队伍就控制了县城。当即成立了临时苏维埃工烈政府，建立了劳动人民的武装———红军渭北游击队。旬邑县烈民起义的胜利，引起了彬乾行署统治者的恐慌与不安。他们一面派兵前来镇压，一面用重金收买了起义队伍内部的败类刘兴汉等人。这些叛徒用造谣惑众、挑拨离间、威胁恐吓等伎俩，在起义队伍内部制造分裂，准备叛乱。

6月6日，天刚拂晓，叛乱分子逮捕了吕佑乾等起义领导人。8日，敌人将吕佑乾、许才升、吕凤歧、王浪波、陈永胜、王廷璧、长国柱7人枪杀于张洪镇，一场轰轰烈烈的烈民农动失败了。面对失败，崔景岳毫不气馁。不久，与县苏维埃政府分配委员会委员连长百印、红军渭北支队第二连连长程双印、侦察队侯天佑等人一起，带领部分起义群众，转入山区，分散隐蔽，坚持斗争。

1930年冬，陇东驻军杨保城部在泾川办了一所军事学校，招收学员。崔景岳怀着争取力量，建立革命武装的愿望，经党组织批准到该校学习。毕业后，被分到混成旅执法队担任司书。不久，党组织又调他离队返乡，与蒲玉阶等人组织了中共旬邑县委，使旬邑很快成为陕甘游击队活动的重要区域之一。

1933年夏，中共陕西省委遭破坏，国民党特务捕杀了100余名中共党员和进步人士。在白色恐怖中，崔景岳毅然冒着生命危险，从陕甘边区回到西安，与从外地到西安的孙作宾、胡振家、余海峰等人建立联系，成立了中共陕西临时省委，由余海峰任书记，崔景岳任秘书长。

1934年春，中共中央派魏光波由上海来西安与中共陕西临时省委接头，并带来了中共中央指示，决定将临时省委改为中共西安中心市委，代行省委职权，魏光波任书记，崔景岳任军委书记，负责兵运、军事工作。10月，魏光波遭敌逮捕，继而敌人又把崔景岳作为主要目标，进行追捕。入冬后，党组织考虑到崔景岳的安全，调他到陕南勉县杨虎城部警卫团工作，任连司书。

1935年春天，红二十五军转战陕南，崔景岳和张汉民等人一起，反复研究迎接、掩护红二十五军的办法。当时，国民党当局命令张汉民部尾追红二十五军。部队即以“尾追”为名，实施掩护行军。在行军过程中，崔景岳因脚被刺伤，难以行走，掉队在后。谁料，就在这时，因联络不畅，两军误会，在柞水县九间房发生冲突，张汉民遇难，许多共产党员牺牲了。陕西党组织在困难时期，又受到了一次严重损失。后来，少数逃出来的同志见了崔景岳放声大哭，悲痛欲绝。同年夏，又一次成立了中共陕西临时省委，高克林任书记，崔景岳任秘书长。

1936年12月25日，中共中央代表团负责人秦邦宪在谢华家召集干部会议，宣布重新成立中共陕西省委，贾拓夫任书记，张德生任组织部长，李一氓任宣传部长，汪锋任统战部长，欧阳钦任军事部长，崔景岳任秘书长。当时，国共合作抗日的局面正在形成，党内部分同志对于党在新时期的路线、争针、政策不理解，对斗争策略、政策的转化想不通。崔景岳经过详细周密的调查，写出了《谈谈斗争争方的转转问题》《农村支部如何工作》等文章。文章指出，国共合作以后，党在群众斗争中应该始终起到核心领导作用。

1939年冬，为了开辟宁夏地区的工作，中共中央决定派正在延安学习的崔景岳担任中共宁夏工委书记。1939年12月下旬，崔景岳和王博一起打扮成商人模样，来到了宁夏。按照事先约定的联系地点，崔景岳与原中共宁夏工委书记李仰南接交了关系。之后，崔景岳又到宁夏省城、叶盛堡、宋澄堡、黄渠桥、石嘴山等地了解情况，研究开展工作的具体办法。经过详细的调查研究，确定中共宁夏工委机关分别设在宁朔县的宋澄堡小学和小坝小学员宋澄堡小学的校长是中共党员马云泽。崔景岳住在这个学校，公开身份是商人，并兼任该校教师。经过一段时间的紧张工作，在银南、银北十几个点上建立和健全了党的组织，特别是在教育界进行了比较深入的工作。

1940年3月初的一个晚上，崔景岳在小坝小学主持召开了中共宁夏工委会议。会议认真分析了宁夏的形势与任务，研究了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结合的问题。为了减少不必要的损失，会上确定了一批由于身份暴露，需要迅速调回边区的党员名单，使地下党的组织尽快由半公开活动转入秘密活动。会后，崔景岳和其他同志分头到各地传达这次会议精神，按照会上的决定布置党分同志撤离宁夏。他到中宁县三道沟小学找江生玉谈了话，通知他抓紧做好撤退准备工作，还密写了一份给边区党委的报告，交他带到延安。

4月13日，崔景岳正在吃晚饭，马云泽推门进来，从衣兜里掏出一封信交给崔景岳。信中简要匆写着：让老崔星期六到省城来一趟，有要事商量。信尾落款是杜琳。崔景岳看信后，打扮成商人，带着马云泽开的的证，骑着自行车上了路。

省城按照预约与杜琳接头。一会儿，只见杜琳匆匆匆从学校赶回来，向崔景岳报告了准备发展党员的情况。崔景岳和杜琳接触过几次，没有发现有什么问题。谁料，就在当夜12时左右，他俩刚刚睡下，宁夏省党部调统室主任马孝贤、中统特务李郁华和军警联合督察处中校科长徐宝璋带领20余名宪兵冲入杜宅，将崔景岳和杜琳一起五花大绑，押往了宁夏省军警联合督察处。

马孝贤和敌军警联合督察处主任高中第首先提审杜琳。杜琳经不起敌人的严刑拷打，承认自己是抗大学生、中共党员，直接领导人是李仰南，崔景岳是李仰南给他介绍的。接着，敌人连夜审讯崔景岳。

当敌人从崔景岳身上搜出马云泽写的采购教具的的证后，厉声问道：“你是干啥的？”

“我是商人，宋澄堡小学的义务教员。”

高中第根本不信，接着又问：“那你和姓马的是什么关系？”

“我们是同学。”

敌人反复审问，崔景岳机智应答。马孝贤气急败坏，暴跳如雷，命令给崔景岳上刑，压杠子的人由原来的2人增加到4人，又由4人增加到6人。剧烈的疼痛，使崔景岳昏了过去。匪徒们用冷水把他喷醒。马孝贤继续逼供，崔景岳仍拒绝回答。敌人见得不到任何供词，又令打手把崔景岳吊在审讯室外的柱子上，用皮鞭使劲抽打。崔景岳紧闭着双眼，忍受着敌人的残酷折磨。不一会，崔景岳什么也不知道了……

敌人根据杜琳的招供，派徐宝璋带领宪兵先后去宋澄堡、董府、中宁、同心等地抓人，形势急剧恶化，宁夏地下党的同志又有一些被捕。在敌人的酷刑威逼下，崔景岳派去延安送信的江生玉叛变了革命，不但供出了崔景岳是中共宁夏工委书记，而且还供出了崔景岳让他给延安送的密信。

敌人拿到密信，如获至宝。但捧着一张白纸，却不知道上面写的是什么，便狠命地拷打崔景岳，逼问用什么方法显字。看着这份极其重要的报告落到敌人手中，崔景岳心急如焚。他知道这封密信上写着整个宁夏党的组织情况，一旦被敌人掌握，就会立即给党造成极其严重的破坏，后果不堪设想。他沉吟片刻，镇定地说：“我给你显字！”狡诈的敌人不肯给，接连问：“用什么显字？”“用五倍子水。”崔景岳明白，只要敌人将密信泡进五倍子水里，文件就立即毁了。狡猾的敌人拿来五倍子水，先将信的一角试了一下，纸角立即变成了黑色。敌人勃然大怒。后经叛徒招供，敌人将碘酒涂在密信上，字迹显现了出来。

案情迅速扩大，特务按密信中提到的地点，四处抓捕中共党员和进步青年。一一，敌人又拿了一份名单，要崔景岳辨认哪些是中共党员。崔景岳机智地拿起毛笔，把敌人四大厅八大处的关面人物，用笔圈了不少。特务们接过名单一看，气急败坏，立刻把崔景岳吊起来打，压杠子、坐老虎凳、揭背花，和种酷刑轮番上。可是，有关宁夏党组织的情况却无法从他嘴里掏出一个字。

敌人还在疯狂抓人，牢房一天天拥挤起来。一天，牢房里关进来几个从边区来的老乡。通过交谈，崔景岳知道他们都是定边的商人。于是，问他们能不能帮助捎信到边区，这几个商人答应了。

5月14日下午，在难友的掩护下，崔景岳给中共边区党委和中共三边分区负责人写了一份简短的报告，汇报了宁夏地下党组织被破坏的经过和狱中斗争的情况。信中还写到：“现在在生死关头和各种卑劣的威胁中，我当然抱定最后牺牲的决心。请将此事告知中央……”崔景岳在敌人淫威面前，表现了对党的无限忠诚和对同志们的关怀之情。5月22日，敌军法处把崔景岳转押到宁夏第一模范监狱，与崔景岳一起被转押的有孟长有、马云泽、白玉光、王博等人。

牢房阴暗、潮湿、狭小，长年不见太阳，臭虫、虱子随手一摸就是一把，屋子空气污浊，臭气熏人。这些崔景岳都能忍受，他日夜思考的问题是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教育和组织同志们坚持长期的狱中斗争。他们几经商量，决定成立狱中党支部，崔景岳担任党支部书记。大家明确了党支部今后工作的三项任务：一是进一步与敌人斗争；二是设法与上级组织取得联系；三是保护好身体，以利再战。

狱中党支部建立后，首先组织开展了团结难友，争取自首分子，拒绝在“反共宣言”上签名的政治斗争。在狱中党支部的领导下，许多同志团结一致同敌人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有的动摇自首分子也逐步坚强起来，拒绝在敌人写的“反共宣言”上签字。如杜琳，开始经不起敌人的拷打，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并暴露了宁夏地下党领导人，有严重的自首叛变行为，后来在崔景岳的争取、帮助和其他同志的影响下，也有很大的转变，拒绝在“反共宣言”上签名，敌人无计可施，只好给杜琳锁上脚镣带下去，并把崔景岳单独押起来，不准与其他难友见面。

崔景岳从一些在艰苦环境中脱党叛党的行为中，看到了党的工作中的薄弱环节，以及对党员加强政治思想工作的极端重要性。他除了重视和加强对党员的思想教育，从思想上、生活上关心每一个难友外，还注意以身作则，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来影响和带动他人。为了保存体力，坚持到斗争胜利，他带头吃霉味熏人、有老鼠粪和沙粒的饭食。为了改善大家的伙食，促使同志们尽快恢复体力，他托人变卖了自己的自行车，用这笔钱在外面买些馍馍、饼子，让大伙充饥。

冬季，阴湿的牢房寒气逼人，崔景岳主持召开狱中党支部会议，研究如何帮助衣着单薄的难友过冬。会议确定捻毛线织毛衣，自己又东拼西凑，共凑了20几块钱，托人从外面买回了10余斤羊毛。难友们齐心动手，很快大家都穿上了毛袜。随后，衣服单薄的同志又穿上了毛衣、毛裤。多余出来的毛衣，他们还托人捎出去变卖自这样，迷活也开始有了改善自“监狱热”开始流行，有些同志先后染上了这种疾病，整天昏昏迷迷，生活不能自理。崔景岳和马云泽日夜轮流守护，精心照料病友，并与大伙合计，全力挽救奄奄一息的战友。

为了锻炼身体，崔景岳在刑伤严重、步履艰难的情况下，带领难友们做“狱中早操”。早操完毕，组织大家学习狱中仅有的书刊。崔景岳自觉文化程度低，还主动请孟长有给自己教数学员尽管狱中不止一次地传出崔景岳将被判处死刑的消息，他却漠然置之，仍然团结全体难友与敌人展开了一次又一次的斗争。同志们都亲切地赞誉他为“狱中的阳光”。

马鸿逵为了争取宁夏地下党负责人自首叛变，授意特务高中第、马孝贤，最后一次找崔景岳“谈话”。特务头子马孝贤，对崔景岳说：“我们马主席给你最后一次机会，劝你不要那么死心眼，在哪里不是做官呢？你只要认错，马主席让你当大官！”“我要当人民的干部，你们国民党的官再大，我也不想当。死可以，我们共产党人不怕死！”崔景岳用铿锵有力的话语回答对方。“这是给你最后一次认错的机会，现在认错还不晚。崔景岳，你心里要放明白些！”两个特务自以为这句话一定能唬住崔景岳。“我没错，向你们认什么错？！”崔景岳大义凛然，坚定地说。

特务马孝贤、高中第将谈话情况向马鸿逵作了汇报。马鸿逵立即密令：“将崔景岳活埋！”

1941年4月17日深夜，突然监狱门上的铁锁被打开了，特务头子高中第走进关押崔景岳的号子，尾随进牢房的狱卒高喊：“提崔景岳、孟长有！”遇友们预感到住要发生的事情。他们不约而同紧紧地围住要遇难的战友，急切地问：“还有什么话要说！”崔景岳知道生命的最后时刻来到了，从容镇定，一字一板地说：“话我都说过了。以后就剩你们了，要按我们过去说的坚持下去。”

刚出牢门，崔景岳停下来，解池棉袍扣子，脱下了棉袍。高中第走上前来，假惺惺地说：“天气冷，穿上吧！”“我只冷这一回，他们更需要！”崔景岳转回身，抱着棉袍走向牢房。狱中的同志们伸出双手接过棉袍，含泪目送亲爱的战友。

崔景岳身上仅穿着一件单褂，一阵寒风扑来，袭击着他单薄的身体。然而，他挺着胸，昂着头，和孟长有一起大踏步地向门外走去。刚走不远，敌人又从另一间牢房押来一个人。崔景岳看出是自己的同志，便快步迎了上去，主动介绍了自己和孟长有的姓名、身份。那人看出崔景岳是一个面对死亡毫不畏缩的钢铁汉子，也自我介绍说他叫马文良，中共党员，任三边回民工作团团长，人在盐池开展抗日救国宣活动时被捕。于是，三位战友，肩并肩地迎着凄厉的寒风，踏着沉睡的大地，昂首阔步走向刑场。

那天晚上，省城全城戒备森严，敌人在自新门外（原城隍庙后面）布置了刑场。当崔景岳、孟长有、马文良走到离土坑四五米的地方时，高中第杀气腾腾地又问：“崔景岳，你还有什么话要说？”崔景岳沉思片刻，从容自若地说：“我本没有什么话要说，既然你们问，我就说上几句。”停了一下，他接着说道：“人活百岁，总有一死。我今天的死，虽不得其时、其地、其所，但却死得其值。我是一个共产党员，这一辈子感到无上光荣。我今天所遗憾的是，祖国的半壁河山正在日本帝国主义的蹂躏之下，你们不为民族着想，不为抗日着想，却要积极反共，屠杀共产党人。你们应该对自己的行为扪心自问……”

“住口！”敌人恼羞成怒地吼叫着。

“你们杀不完共产党人！也杀不完中国的老百姓！他们总有一天会给我们报仇的！”崔景岳的声音气壮山河。

凶恶的敌人挥起大棒，使劲朝崔景岳猛击过去……

“把他推进坑！”高中第气急败坏地厉声吼道。

“中国共产党万岁！”

“同志们坚持下去，天就要亮了！”

在一阵慷慨激昂的怒吼声中，党的优秀儿子崔景岳英勇牺牲，时年30岁。

1991年，银川市人民政府将城区十三小学（三烈士就义地址），命名为“景岳小学”。

孟长有

孟长有（1916～1941），宁夏中卫县柔远堡孟家庄人。1916年出生在一个农民家庭，9岁到柔远文昌阁读私塾。1936年，在中卫中学读书时，学校来了一位语文教师尚建庵（尚钺），为中共党员。在学校秘密组织学生团体，让学生接触《大众生活》《全民抗战》《中国的西北角》等进步书刊，还以学生读书会的名义，自己垫钱从平津一带邮购《呐喊》《彷徨》《野草》等书籍供学生阅读，启发学生的思想觉悟。在讲作文课时，经常给学生讲鲁迅的《阿Ｑ正传》《孔乙己》等小说和一些杂文；在课余时间，经常向孟长有等学生讲述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讲述国共第一次合作和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等。尚建庵老师通过观察，发现孟长有是个有正义感、有独立思考能力的青年，便常对他进行教育，推荐进步书籍给他看。在学习的过程中，孟长有心中逐渐点燃了革命火种，暗下决心要走上一条光明之路。

1937年，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魔爪从我国东北、华北又伸向了西北。当时，在中卫中学有一批像孟长有这样的学生，对马鸿逵在宁夏的统治极为不满。以尚建庵为首的进步教师，针对学生的思想状况，因势利导，启发学生的思想觉悟，带领孟长有等学生闹学潮，同封建落后势力进行斗争，这引起了宁夏国民党当局的注意。尚建庵老师被迫于1937年正月地开中卫。在地开中卫前，尚建庵老师给孟长有等同学留下了一封信，介绍他们到延安去。

1937年7月，孟长有等6位同学经过精心准备，以“出门到外地求学”为由，各自给家里写了一封信，然后悄悄地地开学校，徒步奔赴革命圣地延安。到延安后，孟长有被编入洛川一大队二支队。新的生活、新的天地、新的人，使孟长有这个追求光明、向往美好生活的热血青年大开眼界，对革命有了进一步的认识，看到了纪律严明、威武雄壮的八路军；看到了军民鱼水情、官兵亲如兄弟的动人场面；深深感到只有依靠中国共产党和党所领导的人民军队，中国才有希望，中国人民才能获得解放。在抗日军政大学的日子里，他还亲耳聆听了毛泽东主席、周恩来副主席、朱德总司令的亲切教诲，受到了马列主义思想的熏陶。1938年底，孟长有由于刻苦学习，努力上进，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员入党后，党组织又派他到中组部在瓦窑堡举办的政治、党务短训班学习。学习习结后，孟长有回到洛川。当时，党中央决定把洛川、庆阳两个大队迁到太行山，成立抗大一、二分校。孟长有随一分校来到晋中南地区，担任分队长。在一次训练中，分队被敌人发现，受到围攻，孟长有沉着应战，利用有利地形，分兵阻击，击溃了敌人的进攻，把学员安全带回驻地，受到上级表彰，并荣立一次战功。

1940年初，孟长有受党组织派遣，离开延安，回到宁夏中卫县，先在县城邮电局当书写职。，后又经中卫县应理学校任子裕老师介绍，到豫旺县（今同心县）喊叫水乡海如学校任教，利用公开职业作掩护，积极开展革命活动。

海如学校是宁夏省政府参议。周阁臣和马鸿宾出面集资兴办的一所回民小学，学校借用当地有名望的伊斯兰教虎夫耶教派教主洪海如的名字命名，校长由当地人士李士林担任。孟长有到校后，主动与李校长接近，和他吃住在一起，经常谈心，向他介绍全国抗日形势。由于孟长有谦逊好学，乐于助人，又善于以理服人，很快得到了李校长的信任和敬重。在一次谈话中，孟长有得知李校长对当局在学校发展国民党、三青团极为反感，就一面启发李校长的政治觉悟，一面积极协助校长搞好教学员在授课时，孟长有充分利用讲台，寓革命道理于课文之中，深入浅出，向学生们宣传抗日救国道理。在讲历史课时，巧妙地结合日本侵略中国、中华民族处于危亡之中的现实，大讲岳飞、文天祥等民族英雄的事迹，借古喻今，引导学生不当亡国奴，誓作抗日救国的先锋。

在搞好教学的同时，孟长有还积极建议改革山区学校的教育制度，破除陈规陋习，提出制定新校规。他的建议、想法得到李校长的大力支持。不久，孟长有制定了“四不五提倡”新校规，即不要缠足妇女，不用日货，不体罚学生，不做亡国奴；提倡读书救国，提倡循循循善，提倡教学相长，提倡重视体力劳动，提倡文化娱乐、体育相结合。新校规推行后，深受学生的拥护。当时，海如学校与其他学校不同，学校没有国民党、三青团组织活动，学校重视体力劳动，重视文化娱乐、体育活动。在孟长有的积极推动下，学校开展了武术、跳高、跳远等活动，使校园呈现出生机勃勃的景象。

为了唤醒穷苦人民，揭露地主、豪绅、贪官污吏对穷苦人民的残酷剥削压迫，孟长有以犀利的文笔写了快板书《醒俗箴》等文艺节目，以动。回民子弟入学为名，组织学生到喊叫水、白圈子、马家圹等10余个村庄演出，向当地群众宣传抗日救国，揭露控诉马鸿逵的罪行；宣传劳苦人民只有团结起来，同地主、豪绅、贪官污吏进行斗争，才能过上好日子的道理。

孟长有时刻牢记自己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所肩负的历史使命。在学校的墙壁上，他书写下“读书救国”等大幅标语，教育学生不忘国难国耻。平时，孟长有白天忙教学工作，晚上又深入到学生中间，给大家讲“苏武牧羊”和“卧薪尝胆”的故事，启发教育学生。学生们经常被孟长有慷慨激昂的演讲所吸引，被故事中的英雄人物所感动。每当上音乐课时，他的教室里就传出《东北流亡曲》《义勇军进行曲》《大刀进行曲》等气壮山河的抗日歌声。

在海如学校短短的时间里，孟长有培养了许多回族进步青年，在当地群众和学生中享有很高的威信。人们十分敬佩这位青年教师，就连当地豪门绅士和董事会也认为孟长有是一位有才有识的青年。

1940年4月，正当革命的星星之火在海如学校燃起时，豫旺县第二区保长贺永保带着几名军警出现在海如学校，找到孟长有说：“我们张县长有令，特请孟长有老师到县政府去，有事商量。”孟长有面对这种情况，意识到自己在海如学校的活动已经引起了敌人的注意，此去是凶多吉少。

原来中共宁夏工委遭破坏，江生玉叛变，孟长有遭敌逮捕。入狱后，敌人看孟长有年轻，打算从他身上得到有关地下党组织的情况。对此，孟长有早有准备。在敌人面前，他紧闭双唇，沉着地去接受敌人的审讯。

“孟长有，你考虑好了吗？”宁夏军法处处长程福刚刚自审问。

“早考虑好了。”

“你愿意悔过自新？”

“办不到。”孟长有把头往后一甩。

“那你连个名字也不愿往上签？”

“我不自新，还签什么字？”

“把他给我吊起来打！”程福刚暴怒了。

几个警军把碗口粗的木杠子压在孟长有的身上，时间1分、3分、10分、40分钟过去了，孟长有咬紧牙关，只发出轻微的呻吟声……

宁夏军警联合督察处主任高中第又问：“你自首不自首？”

“老子就是不自首。”孟长有眼里迸发出愤怒的目光。

“给我用皮鞭狠狠抽抽”

几个狱卒，图刑具架上拿下皮鞭，狠命地抽打孟长有。一会儿，孟长有遍身血迹，昏死过去，敌人再用冰冷的水泼醒。此后，敌人又多次动用酷刑，一次次折磨孟长有，企图从他口中得到他们所需要的秘密，但孟长有始终坚贞不屈，敌人一无所获。

1940年5月中旬，敌军法处决定把所有政治犯都集中在一个监狱里，孟长有和崔景岳等要犯被关在一起。崔景岳提出要给党中央写信。孟长有积极配合，看见有巡警来了，就开始唱歌，崔景岳马上把纸笔藏在麦草里，佯装在一块闲聊，等巡警人走了，又开始写。没过两天，信就被带走了。孟长有在狱中，还经常对看守俞桂林做宣传工作，进行教育。俞桂林后来投奔了解放区，成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

敌人对抓捕的中共党员和进步青年，采取威胁、利诱等卑劣手法，强迫他们写“悔过书”，在写好的“反共宣言”上签字。为了同敌人进行斗争，由崔景岳发起，组织成立了狱中党支部，孟长有是支部成员之一。他们团结难友，争取自首分子，拒绝在“反共宣言”上签名，同敌人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一天晚上，宪兵审孟长有，特务头子马孝贤问：“你为什么不填表？”孟长有义正词严地回答：“我认为共产党好，没有悔过必要。”气得马孝贤暴跳起来，又令宪兵把孟长有押回牢房。第二天，敌军法处长程福刚把此事报告了马鸿逵，马鸿逵下令立即杀害孟长有。

1941年4月17日午夜，监狱的警卫科长带着两个狱卒到牢房，用冰冷的声音吼道：“孟长有！”

这时，难友白玉光问孟长有还有什么交代的。他很平静地摇摇头，低声叮嘱道：“该讲的我们在支部会上早讲过，最重要的是防止叛徒破坏，要坚持下去！”

敌人早在省城城隍庙后挖了一个活埋崔景岳、马文良、孟长有的深坑。然而面对死亡，他视死如归，面无惧色，与崔、马二人共同大声高呼：

“中国共产党万岁！”

“毛主席万岁！”

年轻的中共党员孟长有，在人生的道路上仅仅仅度过25个春秋。

马文良

马文良（1912～1941），原名尹九官，曾用名尹志异、尹绂，回族，辽宁省海城县海城镇人。1912年10月出生在一个职员家庭。早年丧母，从小沉默寡言，性格倔强。7岁上海城清真小学，几年后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同泽中学。

中学时代，马文良亲眼目睹了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土地上烧杀掠夺，横罪霸道，用吗啡、毒品坑害中国人的侵略罪径，使其幼小的心灵受到了极大的伤害。在家里，经常与家人诉说日本侵略者对中国人民所犯的种种罪行，表现出极大的不满和愤恨。对此，家里人很担心，大嫂和二姐多次告诫他：“小孩子不敢胡言乱语。”他却说：“中国人受欺辱就在于胆小怕事，不敢反抗。”大嫂问：“你一个人能反抗得了吗？”他却坚定地说：“只要大家团结起来，就能反抗得了。”他经常向同学们说：“只要中国人抱成一团，就什么都不怕！”随着年龄和知识的增长，马文良反日情绪逐渐高涨，经常和进步同学奔走于大街小巷，进行游行、演戏、宣传和发动抵制日货，并决心到外面闯荡，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

1930年，考入东北大学法学系预科班，改名叫尹志异。在校期间，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九一八事变以后，学校被迫停课，他辍学回到海城，后经人引荐到长春市公署当职员。在这里，他结识了金质洁女士，并于1932年结婚。不久，考入东北大学法学院边疆政治系俄语班，与金质洁一起在该校就读。

1935年，马文良和其他爱国学生在中共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下，冲破国民党的恐怖统治，参加了一二九学生抗日爱国运动。他们走上街头，高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等口号，与军警展开英勇搏斗。同时，还参加了抗日民族先锋队和反抗东北大学迁校西安等斗争。

1936年初，马文良东渡日本求学，在东京早稻田大学留学时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群众组织解放社（即以读书会、时事座谈会、新知识座谈会等形式，学习马列主义，组织东北籍具有民族意识的进步青年开展反满抗日活动）的工作。在这个组织里，马文良经常与金浪白等人就人生观、中国革命及前途、谁能领导中国的抗日斗争取得胜利等问题进行探讨。这一段时间，马文良的革命思想、马列主义理论水平都得到了很大的提高，坚定了跟着共产党走的信心和决心。

1937年夏，马文良的革命活动受到了日本当局的注意，被列入黑名单，行踪受到监视、追捕。在中共地下党组织和郭沫若等人的帮助下，马文良化装逃出日本，回到东北。不久，又重返东北大学。七七事变后，马文良和部分爱国青年经济南、太原到达延安。在延安，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改名为马文良。1938年，马文良在延安马列主义学院（即中央高级党校）学习。

1940年1月，由八路军政治部的金浪白。马列学院的马文良，中央党校的马青年、王占奎、王谦、苏汝智，中共西北工委的牙含章，女大的苏冰等人，共同组织发起了延安回民救国协会。2月26日，举行成立大会，推选马文良、金浪白、马寅（陕公）、马青年、苏冰为理事。这是陕甘宁边区少数民族的第一个抗日救亡团体。3月10日，延安回民救国协会发表了《告边区回民同胞书》，强调指出加强回汉民族的抗日团结，粉碎敌人的欺骗诱惑，是目前极端重要的任务。10月7日，在延安大礼堂举行中国回教救国协会陕甘宁边区分会、边区回民文化促进会成立大会。马文良参加了协会的领导和组织工作，分别被选为干事会常务干事和理事会常务理事。在此期间，他还积极带头组织回民干部参加大生产运动。10月，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组织了关中、陇东、三边3个回民巡视团，任马文良为三边回民巡视团中共特支书记兼团长，派往定边、盐池边境区开辟工作，对该地区的回汉各族人民群众，宣传党的少数民族政策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号召回汉各民族团结起来共同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

1941年2月28日，马文良带领马文奎、马占仁、马尚福、郑风云、钟正鸣等一行6人，在盐池县四区回六庄工作时，突然被马鸿逵部骑兵队包围。除马文奎逃出外，马文良和其他同志不幸被捕，被押往宁夏省城监狱。

马文良被捕庙，党中央曾设法营救，但未能成功。

在狱中，马文良受尽了敌人的百般折磨和酷刑拷打，但对党的事业无限忠诚，始终坚贞不屈，与敌人进行坚决的斗争。在法庭上，他义正词严地痛斥国民党反动派破坏抗日、反共反人民的罪行，宣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抗战必胜的政治主张。敌人企图用死来威胁他，问道：“难道你就不怕死？”马文良斩钉截铁地回答：“怕死就不抗日！怕死就不当共产党员！”“我早就将生死置之度外了，你们要杀要砍随便！”经过一个多月的审讯，敌人一无所获。

1941年4月17日深夜，敌人将马文良、崔景岳、孟长有3位共产党人活埋于宁夏省城城隍庙后事先挖好的大坑里。

临终前，3位志士视死如归，大义凛然，齐声高呼：

“中国共产党万岁！”

“毛主席万岁！”

丧尽天良的敌人竟然用镐把将他们的头骨砸碎，同时还将其臂骨砍为四节，推入坑中活埋。马文良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献出了年轻而宝贵的生命，时年29岁。

1977年1月10日，中共银川市委、银川市政府在银川八里桥革命烈士陵园举行了马文良烈士遗体安葬仪式，马文良的同学、同事、战友及其亲属等分别从台北、北京、内蒙古及海城家乡等地赶来参加。期间，有的还发来了唁电、唁函，对马文良烈士表示最深切的怀念之情。后来，马文良烈士的家乡———辽宁省海城市建立了马文良烈士纪念馆，并为烈士塑像。

1991年，中共银川市委、银川市人民政府在马文良、崔景岳、孟长有三烈士就义地修建了三烈士纪念碑，自治区党委书记黄璜同志亲笔题写了“革命烈士永垂不朽”的碑文。4月17日，正值三烈士牺牲五十周年之时，自治区党委，银川市党委、政府隆重地举行了三烈士纪念碑揭幕式。

白玉光

白玉光（1916～1983），原名白金灵，曾用名魏明、魏世良、李子良，陕西省绥德县张家山村人。8岁入本村完小，1929年高小毕业。

由于革命思想在陕北的传播，轰轰烈烈的革命革动，动白玉光的父亲和二伯父先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员受家庭的影响，白玉光幼年就受到进步思想的熏陶。1927年，加入共青团，后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28年，先后担任团支部委员、支部书记。

1930年，小学毕业后，因家境贫困，失学务农。当时，白玉光把大部分时间都用于从事革命活动，成为一名非常重要的地下交通员，他家也变成了一个重要的联络点。

1934年5月，白玉光受组织委派到中共绥德县团委，先后任组织部长、书记。8月，赴河北团省委接受训练，学习政治、军事和团的知识。通过学习，白玉光开阔了眼界，增长了见识，进一步坚定了革命信念。学习结束后，去冀东开展游击战争，任省委军事特派员。1935年7月，调中共天津市委任交通干事。9月，在中共冀鲁豫特委领导下的游击二支队任政委。

1936年4月，党组织派白玉光到中共鲁西特委任宣传部长。1938年3月，中共陕甘宁边区党委又派白玉光到延安中央党校学习。同年秋，马鸿逵加紧对中共宁夏地下党组织的侦破活动，公开搜捕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中共宁夏工委工作处境非常危险。1939年1月，为了加强宁夏工作，白玉光受党组织派遣来到宁夏，在宁朔县宋澄堡小学任代课教师，后又转到小坝小学任教。10月，中共中央讨论宁夏工作问题，决定再派崔景岳、王博等人到宁夏，接替中共宁夏工委书记李仰南的工作，重建中共宁夏工委。1940年3月，新一届中共宁夏工委成立，崔景岳任书记，白玉光任组织委员，王博任宣传委员。

新一届中共宁夏工委成立后，正当各项工作向纵深发展时，由于中共地下党员杜琳防范意识不强，上了敌人圈套。4月13日，中共宁夏工委书记崔景岳在省城和平街27号杜琳家中遭敌逮捕，又加上叛徒江生玉为了向敌人献媚，供出了崔景岳交给他的重要文件，从而案情进一步扩大。5月4日，白玉光、王博等中共党员在小坝遭敌逮捕。20天中，先后有30多名中共党员和进步人士被捕，中共宁夏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

白玉光被捕后，想得最多的是面临危险如何与敌人作斗争，保护同志，保住党的秘密，与敌周旋。“你在外边认识谁，说说看。”高中弟看白玉光言谈谈举止充满稚气，从他口中套就有关地下党组织的情况。“，认识爹娘和村上的人，还认识县长、保长、甲长，再不认识谁。”白玉光即不惊慌，又不害怕，表现得很坦然。“老老实实说，不说就说就拉枪毙你”高中第进一步威逼。“坐监就坐监，这里咋还枪毙人呢？”白玉光故作惊讶地答道。

在狱中，敌人给白玉光压杠子施以酷刑，欲使其屈服，但白玉光经受住了考验。在一次审讯中，崔景岳故意大声说，“白玉光还是个娃娃，我只派他到中宁送过一封信，别的什么事也没干。”听到此话后，白玉光明白崔景岳是在极力保护同志的安全，从而更加坚定了与敌斗争的信心和勇气。

经过几次审讯，敌人从白玉光口里什么也没得到，便把白玉光与崔景岳、王博、孟长有等人关进了同一个牢房。在狱中，为了继续与敌人斗争，他协助崔景岳成立了狱中党支部，开展团结难友，抵制敌人的腐蚀软化和拒绝在反共宣言上签字的斗争。同时，还给难友讲故事、教唱革命歌曲、搞文娱活动，活跃狱中生活；捻毛线、打毛衣，实行生活自救。狱中党支部卓有成效的工作受到了大家赞许。

1941年4月17日，崔景岳、孟长有、马文良3位难友牺牲了，狱中反应强烈，白玉光不负众望，继续承担起了狱中党支部的领导工作。他与难友谈心，互相鼓励，增强信心，坚持斗争，不断通过多种方式，赢得一次又一次斗争的胜利，使难友们的受酷刑次数有所减少，沉重脚镣得以摘除，生活也略有改观，体质有所增强。

1949年9月2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十九兵团与国民党马鸿宾八十一军谈判成功，八十一军宣布起义，打开牢门，使身陷囹圄的白玉光与其他难友重见光明。9月22日，白玉光和难友投入到迎接解放宁夏的战斗。当时，宁夏国民党起义部队中的一位中校和一位上尉，在傍晚找到白玉光，汇报了起义部队中部分汽车兵准备抢劫西塔仓库的物资逃跑等情况，白玉光立即向那位中校索要了一支枪，带着难友王世同、姚怀连等人直奔现场，向骚动的汽车兵及有关投诚人。讲述中国共产党对投诚人员的政策，要求他们放弃逃跑的念头，积极维持市内社会秩序，保护仓库物资和各种设施，争取立功。随后，白玉光写了一些“中国共产党宁夏工作委员会”的封条，让有关人员分别贴在比较重要的地方，以防止重要物资、器材、设备和文物等遭到不应有的损失。处理完毕仓库骚乱事件后，白玉光又与中国人民解放军先遣部队取得了联系，建议人民解放军赶快接防，派出巡逻队，维护社会秩序。9月23日晚，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银川，宁夏获得解放。9月25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十九兵团副政委、政治部主任潘自力在百忙中接见了白玉光及其他地下党员，关切地询问宁夏地下党在狱中的情况，并征询了如何治理和建设宁夏的意见。

解放后，白玉光在宁夏工作了34年，先后任宁夏省民政厅副厅长，西北行政委员会机关党委副书记，陕西省手工业管理局副局长，宁夏回族自治区检察院副检察长，自治区经委副主任，自治区交通局副局长，自治区三届政协常委等职。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白玉光蒙受不白之冤，曾遭到所谓“叛徒”罪名的陷害，被关押、隔离审查，还两次被“清除出党”，降级降职，监督劳动，蒙冤受屈长达13年之久。1979年3月17日，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给白玉光平反，恢复名誉，恢复党籍，恢复原工资级别。

1983年3月2日，白玉光因病医治无效，与世长辞，享年66岁。

王博

王博（1917～1993），原名王喜德，陕西省朝邑县人。

青年时代，积极追求进步立寻求真理，1936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入党后，为了配合全国兴起的抗日救亡运动，在西安师范任中共西安市学委委员、西安师师学生党支部书记，积极组织学生宣传抗日，是中共党组织领导的宣传抗日救亡学生运动中涌现出来的优秀分子。1938年9月，担任中共朝邑县委书记、沿河地委委员，，开开立、建立、展党的基层组织起到了骨干作用。

1939年10月，王博受中共中央派遣到宁夏工作。12月，辗转来到宁夏省城，被党组织安排在宁朔县小坝小学，以教师身份做掩护，开展党的地下工作。上任后，很快与各地党组织和进步人士取得联系，并对党的基层组织进行了整顿，确定了各支部负责人。1940年3月与崔景岳等中共党员在宁朔县小坝小学召开会议，正式成立了新一届中共宁夏工委，崔景岳任书记，白玉光任组织部长，王博任宣传部长。

1940年3月，宁夏党组织遭敌破坏。5月，王博遭敌被捕入狱。在长达8年之久的铁窗生涯里，他受尽酷刑，身心受到严重摧残，但始终对党赤胆忠心，对敌人坚贞不屈，积极成立狱中党总部，团结难友，与敌人周旋，积极开展争取中间分子、反对自首、反对饥饿、进行生产自救等斗争，表现出了一位共产党人坚强的革命意志和高尚的革命情操。1948年，在家人的努力下，经宁夏敬义泰酱园周老板向国民党宁夏省高级法院说情，获释出狱，离开宁夏。

新中国成立后，王博以满腔的革命热情投入到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去。1949年9月在中共中央西北局党校学习。1950年9月投身于我国铁路运输事业，先后担任西安铁路分局党委委员、机关党总支书记、长安地区分局党委书记、分局政治处副主任、郑州铁路局组织部干部部长、铁委委员、郑州铁路分局党委书记、政治部副主任等职务。在工作期间，尽职尽责，吃苦耐劳，深入基层，关心群众，爱护干部，为铁路事业的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1962年9月后历任兰州铁道学院党委副书记、代理书记。“文化大革命”中，惨遭迫害，长达10年之久。

1979年4月，组织上落实政策后，王博担任中共西安铁路局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1983年离职退养。尽管离开了岗位，但仍然不忘党的事业，在担任郑州铁路局老战士协会副理事长、常务理事期间，关心党风和党纪，伸张正义，关心下一代成长，为家乡小学捐资，积极改善学校条件。

1993年8月18日，王博因病医治无效，在西安逝世，享年76岁。

何子成

何子成（1908～1943），原名何春尧，回族，山东省东平县州城镇西门村人。1908年11月出生于青岛。1920年，因父亲有病，随母亲回到东平。1921年，父亲病故，与母亲展氏、大妹春兰、二妹春芳共同生活，先后在西菜园小学、书院高等小学读书。何子成天资聪明，学习刻苦，秉性耿直，善言谈，胸怀大志。

1923年，考入日本人为校董事长的济南东鲁中学。1928年，五三惨案发生，何子成目睹了日本侵略者杀害中国人民的残酷暴行，义愤填膺，毅然离校回乡，在州城真武庙发起组成反日运动会，抵制日货，下农村，赶集会，控诉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罪行，还经常在街上演讲，在公共场所议论国事。这些对当时封闭保守、到处贴着“莫谈国事”的东平县城来说，无疑是一股革命的新生力量，影响着家乡的人们。1929年秋，何子成离开家乡，考入青岛大学。

1931年，在青岛大学好书期间，参加世界环游团出国留学，先后到达新加坡、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印度等国，后来在印度泰戈尔大学学习，掌握了世界语。1933年至1934年，因患头痛病在香港留居，由伯父接济。不久，经上海回到青岛，在一所市属中学任教。

1937年七七事变前，何子成给家家东平寄信，信中说他参加了抗日团体，要到西北去，到南方去，不能再给家里寄信邮钱了，请家人多多保重，希望表弟好好读书。这是何子成寄回东平的最后一封信。

1938年，何子成到延安，在马列主义学院学习。1939年冬，到重庆在一所中学任教，以一个流亡知识分子的身份，住在重庆市民族路以北一个很偏僻的小屋，虽然“家徒四壁，室无长物”，生活清苦，但却有不少进步书刊、资料，供他学习研究。当时，他还经常到中国回教救国协会活动。

1941年8月，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共中央西北局派何子成到宁夏工作，公开的身份是宁夏中学校长马汝邻先生从重庆聘请来的教师，担任该校的庶务主任兼教高中一年级历史、地理课。何子成到校后，联系进步教师和学生，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讲述苏联十月革命的经验。在课余时间，秘密向一些进步学生借阅《新华日报》《夏伯阳》《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呐喊》《阿Ｑ正传》和《暴风雨下的低语》《中国报道》《中国世界语者》等书刊。为应付特务的搜查，把《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说成是炼钢铁的技术书籍，把《夏伯阳》包上书皮，写成《瞎白眼》。

何子成是研究、推广世界语的学者，是世界语协会的成员。在宁夏中学，他与教导主任兼英语教师的王植先先生结为挚友，联络宁夏邮电局职。曹松林、毛吴达、刘斐、凌蕃、姚益庭及高炮连排长陈硕夫等进步青年，开办了宁夏中学世界语学习班。学习班由何子成、王植先负责，得到重庆“世界语函授学校”的间接指导。在学习班上，何子成既讲世界语，也教育学员领会柴门霍夫创造世界语的动机、理想和为世界语献身的崇高品德，讲世界语不同于其他民族语的优点。在何子成和王植先先生的精心组织下，世界语在宁夏得到了推广和发展。何子成非常关心世界语的推广工作。当时，重庆世界语函授学社的经费极端困难，为了推动世界语运动的发展，何子成发起了为学社捐募基金的活动，并亲自起草了题为“挑战书”的倡议。当时，在挑战书上签名的有何子成、王植先、白剑鸣、曹松林、凌蕃、王广仁、毛达、张波等10余人。这份挑战书得到了广大世界语学习者的响应。

在推动世界语运动的同时，何子成有计划地开展革命活动，组织学员收听延安广播，传阅延安出版的《解放日报》，介绍青年学生到延安学习。同时，还非常关注内蒙古的工作，专门请了一位蒙古族的同胞，向其学习蒙古语，为进入内蒙做准备。1942年暑假将至，何子成带着刘柏石（宁夏省政府副秘书长兼宁夏回教协会干事）写的介绍信，以考察地理为由，进入了内蒙古巴彦浩特（时称定远营，现阿拉善左旗）考察。期间，绘制了一张边界地图。

何子成的上述活动，引起了马鸿逵军警特务的注意和严密监视。1942年9月，国民党宁夏军警联合督察处，以“共党嫌疑分子”为由逮捕了何子成。

被捕后，敌人使用了老虎凳、竹签子、拔筋床、揭背花、压杠子等酷刑，逼何子成供出共产党组织情况，但他始终“只字未供”，坚贞不屈。敌人用硬的不行，就采用软的手段，用“谈话”的方式诱供，何子成却理直气壮地答复：“世界语是一种学术，我们研究世界语不算违法。我去定远营是游历，不算什么罪过……”

在狱中，何子成既遭受酷刑的摧残，又遭受饥饿的折磨。为了吃饭，几次寄出明信片，向朋友借钱，都没有得到，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他还鼓励难友说“我们要坚强些，牺牲个人的一切不算什么，要坚决服从总的利益。”这种坚贞不屈的精神，感动了难友，增强了难友对国民党政府的愤恨，从而更坚定了对敌斗争的信心和决心。

1943年4月17日夜，宁夏军警联合督察处在无任何证据的情况下，以“共党头目”“共党西北特务”的罪名，将何子成及同案毛英华、刘斐、陈硕夫4人活埋于省城城隍庙后。何子成就义时，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牺牲时年35岁。

1987年3月，中共银川市委党史研究室曾派专人赴重庆、成都、青岛、济南、兰州、上海、北京、延安、东平等地调查、核实有关何子成的组织关系和领导关系，但因当时工作是单线联系，他的引荐人刘川早逝，至今尚不能证实他的身份。

何广宽

何广宽（1918～），曾化名杨文卿，陕西省清涧县高家沟（今属子长县）人。1918年9月出生在一个农民家庭。

1930年，共产党人唐澍、谢子长组织和领导清涧起义，陕北在区农民暴动搞得轰轰烈烈，在当地共产党员高腾高、高腾侠、党三高、师学文等人的影响下，何广宽积极参加党的活动。

1934年初，奉党组织的指示，公开参加革命。10月加入共青团，先后担任少年先锋队中队长、大队政委、支队政委、区赤少队总指挥、团支部书记、团区委书记等职，由于工作积极，作战勇敢，多次受到上级党组织的表扬。

1935年6月，在永坪镇陕甘晋军区军政干部学校学习四个月。9月，调陕甘晋军区委管理科工作。后到陕北省团委任巡视员。之后，到中央党校学习，并亲耳聆听了毛主席《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等报告。12月，经惠庆祺介绍，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1936年2月，为了创建新的根据地，推动华北及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先期到达陕北的红二十五军、红一方面军与陕北红军共同组成了“中国人民红军抗日救亡先锋军”，渡过黄河，向山西地区进行东征。此时，何广宽任山西工作委员会干部部一班班科，积极极合部队筹款、筹粮，建立地方政权和扩大红军，取得了可喜成绩。5月18日，党中央在陕北延川县太相寺召开团以上干部会议，发布西征命令，组成中国人民抗日红军西方野战军，彭德怀任司令员兼政委。何广宽在红八十一师政治部地方科工作，随红十五军团行动，于安边、定边、盐池、豫旺等地区，积极参加了基层政权建设，特别是豫海县回民自治政府的建立。

1937年8月，在中央党校少数民族工作干部班担任班科和支部书记。10月，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共宁夏工委。12月，何广宽到宁夏工作，直接领导人是中共宁夏工委书记李仰南。在李仰南的领导下，结识了平罗县进步教师王振刚（王茜）、贺闻韶。1968年初，又结识了雷启霖、韩潮、李冲和、撖维兴等在当地有影响的人物。根据李仰南指示，到银南叶盛堡与中共党员梁光富（梁大均）取得联系。2月，征得李仰南同意，中共三边分区党委书记白如冰考虑何广宽在宁夏暂没找到合适的职业，便让其到三边干部训练班任主任。

4月，李仰南回定边，要求何广宽马上回宁夏。因为雷启霖已在宁夏省党部担任了民运科科长，给何广宽在省党部找了个《抗日周刊》推销员工作。之后，何广宽来到省城，在省城、银南、银北等地建立了一些组织关系，并察看了青铜峡、贺兰山等地的重要地形，还将实验小学学生钱钺（钱大钺）、宋谦（宋之谦）等人带到定边，转赴延安学习。

8月，正当中共宁夏工委工作深入开展时，一天上午何广宽从宁夏省党部出来，突然碰到曾经混进边区蒙回学校的马鸿逵便衣特务马子成员下午两点左右，何广宽准备赶往实验小学向李仰南汇报此情况，又见马子成蹲在实验小学大门对面的墙上，四处张望。何广宽意识到党组织随时面临危险，想尽办法，才甩掉特务的盯梢，向李仰南作了汇报。李仰南说：“最近组织上没有派人来，更不会派马子成来。看来有问题，应小心提防。”李仰南马上决定让何广宽交清关系，撤回边区。10余天后，何广宽将省城的康玉德、掌政桥的马福财，石嘴山的韩潮、撖维兴，黄渠桥的李冲和，唐铎堡的杨贵，王全堡的张生财等关系向组织交清后，拿着事先准备好的路条、护照离开了宁夏省城，返回边区，被分配到盐池县三区任中共区委书记。

1940年2月，何广宽到中央党校学习。期间，学习了党建、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苏联共产党史、时事政治等知识，聆听了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洛甫）、朱德等领导所作的报告。当时，物资供应非常匮乏，为了响应毛主席“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中共边区党委组成三边运盐工作团，杨和亭任团长，何广宽任支部书记，开展运盐工作。秋天，何广宽任内蒙古地区中共三段地工委书记。利用募捐、筹款等方式，组织了几十人的骑兵队。

1942年1月，任中共盐池县委常委兼统战部长、县政府民族科长。9月，任中共金灵工委书记，利用从马鸿逵统治区逃三边区的移民、难民和逃兵，开展社会调查，培养建党对象，宣传党的方针、政策。1944年下半年，随着抗日战争形势的变化，陕甘宁革命根据地的进一步巩固，中共三边分区调整宁夏工作方针，派出干部在盐池县二区余庄子、五区红井子和三段地建立3个工作据点。其中，何广宽负责红井子据点，活动范围为盐池、同心、金积、中宁、中卫5县。

1945年3月，中共三边地委成立中共河东工作组，赵文献任组长，梁大均任副组长，何广宽为成员并兼红井子据点负责人。1946年6月，中共宁夏工委再次成立，将各据点提升为工委员红井子工委在此期间，发展中共党员和统战关系近100人，并建立武装部队，开辟了里山堡新解放区。1947年1月，由宁夏工委领导的回汉支队成立，何广宽任政治部主任兼第八挺进支队政委，经历和指挥了马原畔、四湾里、王彪台、杨掌等战斗。5月，在吴旗对部队的整训和7月收复三边的战役中，受到彭德怀、习仲勋、张文舟等领导的亲切接见。

1948年，中国人民解放军由防御转入进攻，战争形势迅速发展，中共中央西北局决定重建中共宁夏工委。8月，组成以赵忠国、孙璞、梁大均、何广宽、李健、张广珍、薛池云、王志强、刘思孝等为委员的中共宁夏工委员工委成立后，何广宽主要从事寻找旧关系、发展新党员、建立党组织、开展统战、收集军政情报等项工作。

1949年9月，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军宁夏，为适应战局发展的需要，尽快打开工作局面，中共宁夏工委全体人。分成4个工作队，向宁夏进发，到已解放的各县协助军队工作，何广宽任金积县工作队长、县委书记。10月，任中共永宁县委书记。1950年11月，任中共灵武县委书记。在灵武县工作期间，按照好的政策，开展土改工作，曾受到省土改委和西北军政委员会土改工作团的表扬。

1952年3月，在中共宁夏省委召开的县委书记会议上，何广宽由于坚持认为省委主要领导事先定出打“老虎”的数字是错误的，被定为“抵制三反运动”，而受到撤职降级处分，这一问题直到1983年才得到甄别平反。

1957年，任甘肃省城市建设局副局长、党组成员。1958年1月，筹建宁夏回族自治区工业交通局。10月，任宁夏回族自治区交通局第一副局长、代理党委书记。但由于极左路线的干扰，在“四清”运动中，何广宽再次受到了错误处理，直到1973年11月才得到甄别平反。

1975年12月，任宁夏回族自治区轻工业局革命领导小组副组长，党的核心领导小组成员。1980年，自治区视察室成立，安排一些老同志，对政府的工作进行监督，提出批评建议，何广宽被任命为视察室副主任。在视察室工作期间，急群众之所急，关心困难职工生活，千方百计为群众解决住房、就业等问题，受到群众好评。

1984年，任自治区好委好党资料征集委员会顾问。为了实事求是，去伪存真，立准立好党史，何广宽以严谨的态度，认真为一些单位与部门提供党史资料。同时，还纠正了一些不实史料。《延安精神报》曾以《耄耋之年献余热，实事求是写党史》为题，报道了何广宽在党史工作方面所作的贡献。1990年7月17日，正式离休。

为了弘扬党史，进行革命传统教育，何广宽离休后将亲身经历及多年征集到的几百万字的党史资料整理成册，在宁夏《共产党人》杂志上以《塞上风云录》为题连载，还撰写回汉支队、缅怀李仰南和雷启霖同志等纪念文章，并经常给机关干部和中小学生们作革命传统教育报告。

李有祯

李有祯（1923～1947），又名李清惠、李福明，祖籍甘肃省兰州市。1923年出生于宁夏银川。

1937年8月，江苏省新安旅行团从北平经绥远来到宁夏，沿途在石嘴山、黄渠桥、平罗、省城等地区进行抗日宣传，大大激发了宁夏各地师生的抗日热情。新安旅行团在省城时，实验小学教导主任杨文海和进步教师薛云亭等，带领学生，配合旅行团的抗日宣传活动，组织座谈，学习他们的经验。新安旅行团离开宁夏后，杨文海、薛云亭、涂春林等教师在校长高立天的支持下，以高年级学生为主，组织成立了西北少年抗日战地服务团。为了取得合法地位，经过请愿斗争，宁夏省主席马鸿逵只准该团在宁夏境内活动，并让其在宁夏抗敌后援会登记，改名为宁夏少年抗日战地服务团，简称少战团。

李有祯当时在实验小学读书，由于母亲过早去世，家中生活十分困难，穿着破烂，面黄肌瘦，沉默寡言校但学习用功，为人诚实，有主见，富有革命思想和热情，是最早发起并加入少战团的学生之一。少战团设3个股，李有祯任工作推进股股长校由于李有祯思想进步，工作积极，1938年冬，由实验小学教导主任杨文海和教师薛云亭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自少战团活动由秘密转为公开后，李有祯已从实验小学毕业织入宁夏中学，但他不忘曾经哺育过自己的母校，继续关心和参与少战团的活动。当日飞机机轰炸省城时，教职员工每天都跑到城外防空，少战团的团员们由于经受过进步思想的熏陶，革命热情很高，他们冒着敌机轰炸的危险，仍然坚持天天到校校。中共地下党组织考虑到长此下去，不适应当时的斗争形势，为了保护200余名少战团成员的生命，积蓄革命力量，以补习功课为由，将少战团主要成员带到贺兰县金贵乡进行了一个月的训练。在寒假和暑假期间，少战团还到全省7个县进行了为期两个月的抗日宣传活动。李有祯当时虽然境遇困难，但始终积极参加。

1938年7月，实验小学校长高立天、教师薛云亭领导实验小学宣传队到达平罗、黄渠桥等地进行抗日宣传，李有祯为宣传小队长。宣传队到达平罗时，正赶上庙会，团员们便在戏台对面摆摊场，进行演讲并演出话剧。群众簇拥在团员周围听演讲，看话剧，有的甚至被感动得流下眼泪。当时的宁夏《民国日报》曾作过如下报道：“省垣暑期宣传队，实小宣传队由小队长李有祯率领到市讲演。讲题大意为：日本欺负我们已忍无可忍，………着我们的的家家民，前方的将士已牺牲上许多，我们后方应尽‘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的责任。当时听众围满街头，颇为感动”云云。

10月的一天，少战团刚从贺兰县金贵回到实验小学，宁夏军警联合督察处军法处团兼督察室主任程福刚来抓中共党员杨文海（当时化名侯亦人，亦叫侯振斋），荷枪实弹的敌人气势汹汹地走到校门口，恰巧碰上了杨文海，便问道：“你们学校有个叫侯振齐（敌人不认识“斋”字，误认为“齐”）的吗？”杨文海一听敌人根本不认识他，就随机应变道：“有”。随即往后一指：“在那边”敌人一窝蜂地奔去。在校团高立天的掩护下，杨文海机警地从学校后门逃走。杨文海临走前，将一部分材料交给李有祯转移。李有祯把材料带回家隐藏起来，但对学校的情况又不放心。晚上，他从学校后门进来，被便衣警察抓住问道：“你来干什么？”李有祯机智地说：“我是这个学校半工半读的学生，别人不在，让我和伙夫老刘照看一下。”便衣警察再三盘问，他总是重复那几句话。那帮家伙见问不出什么名堂，便把李有祯关在一个黑屋子里。

敌人未抓到杨文海，便对同杨文海有来往的人进行传讯审问，使全城处于恐怖状态。少战团由于敌人的干扰破坏而停止活动。1939年元旦，薛云亭带着少战团副团团李志纯履冰过黄河，经盐池进入陕甘宁边区。李有祯因没接到通知，未能和他们同行。李有祯闻讯后，日夜兼程追赶他们，两天后也到达边区，后被分三边区中学读书。李有祯改名李清惠。

1940年初，李有祯被派三边区保安处办的训练班学习。结业后，又被分配到三边保安处工作。在定边，李有祯先和何述田等人在定边东门外开了个骡马店，以后又和冯益民、刘保元开了个杂货店，以此为掩护开展党的地下工作。1941年，边区保安处负责外勤联络工作的余光被派到安边国民党现一旅做党的秘密工作，李有祯担负重要的交通任务。他经常肩挑货担，以小商贩身份，从安边到靖边张家畔并三边外勤组组长李启明进行联系，并与直接打入中统的李生儒进行联络，传递情报。李有祯对党忠诚，工作认真负责，吃苦耐劳，给李启明和余光两同志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他们对李有祯的革命精神和工作表现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1943年，李有祯被党组织派回宁夏，做党的地下工作，改名李福明。李有祯的父亲李福泽在省城警察局工作。为了免受国民兵训练之累，父亲给李有祯在警察局挂了个名。他以在家开磨坊作掩护，从事党的地下交通工作，经常挑着货郎担到贺兰丰登、旧满城等地搜集敌人情报。

1947年3月，马鸿逵进攻三边，定边县公安局长张永安被捕叛变，供出了李有祯。马鸿逵部一二八军立即向马鸿逵发电邀功，银川警察局获悉后将局内所有姓李的逐个审讯。李有祯身份暴露，遭敌逮捕，并被抄了家。在关押期间，敌人对李有祯进行严刑拷打，但他坚贞不屈，守口如瓶，表现十分坚强，敌人从他口中什么也没有得到。

1947年9月16日，古城银川阴风怒号，杀气腾腾。宁夏军法处的宪兵将李有祯和另一位地下党员李志勤押赴银川东教场枪杀。在刑场上，李有祯将个人的生死置之度外，面对敌人的枪口，怒目而视，毫无畏惧之色，表现出一个共产党员视死如归的大无畏革命精神。牺牲时年仅24岁。

李志勤

李志勤（1913～1947），陕西省合阳县人。1913年10月出生于宁夏银川。原系银川警察局便衣警察，因不满马鸿逵的反动统治，于1944年秋投奔宁夏盐池解放区，后转赴陕甘宁边区三边分区。

李志勤对国民党反动统治嫉恶如仇，对中共党组织认识明确，毅然弃暗投明，立志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终生奋斗，经过党组织考验，被发展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参加革命后，他经常拉着匹马，以小商贩的身份来往于银川、石嘴山、定远营（今内蒙古阿拉善左旗巴音浩特镇）和内蒙古鄂托克旗一带，为党组织搜集情报。

1947年3月，马鸿逵进攻三边，宁夏警察局便衣队长姚忠和队。纳成、勉绳奎等人从一个拉骆驼的口中得知李志勤的地址将其逮捕。

被捕后，敌人对他百般拷打，残酷用刑，但他始终坚贞不屈，严守党组织的机密。手被打得端不成饭碗，但他除了说：“我是做买卖的”以外，其他什么也不说。李志勤以大无畏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在常人难以忍受的折磨和痛苦面前，镇定自若，谈笑风生，人们都亲切地称他“乐乐刚”。

有一天，借妻子送饭的机会，他对妻子悄声说：“我皮帽里有个纸条，你赶快拿出去烧掉。”妻子遵照他的嘱托烧掉了藏在皮帽中的情报，保住了组织机密。

1947年9月16日，宁夏军法处，将李志勤同中共党员李有祯一起，押赴银川东教场杀害。在刑场上，李志勤高声叫骂，揭露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与残酷剥削，表现了一个共产党人大无畏的英雄气概。牺牲时年33岁。

王克和

王克和（1906～1947），又名王景文，宁夏永宁县望洪乡西河村人。1906年出生在一个贫农家庭。因家境穷困，从小就参加劳动，没读过书。

1933年，马鸿逵统治宁夏后，为扩充势力，连年抓兵，滥征捐税，敲诈勒索，永宁一带百姓深受其害，苦不堪言。王克和因无法忍受这样的生活，愤然离乡，赶着两头毛驴，驮上杂货，冲破马鸿逵的军警关卡，奔赴盐池，跑定边，去三段地（内蒙古伊克昭盟鄂托克旗管辖），走乡串户做生意。后来把家迁到三段地，仍以经商谋生。由于他买卖公平，体恤穷人，经常给贫苦的蒙、汉、回族群众送钱送物，或赊账经营，从不上门讨债，因而赢得当地群众的赞扬。

1936年5月，红军西征，解放了陕甘宁三省交界广大地区。王克和在盐池、定边，亲眼目睹了红军保护群众利益，不拿成众一针一线，又听到了红日宣传抗日救国的主张，看到成众打土豪，闹革命，参日参战的热烈场面，萌发了参加革命的思想。

1937年七七事变后，北平、天津沦陷，日军向包头进攻，宁夏形势紧张。10月，中共绥蒙工委和宁夏工委在定边五立，绥蒙工委派田万生到三段地开辟国民党统治区的抗日统战工作。通过接触，田万生觉得王克和思想进步，遂进行培养教育。随后，即让他以经商为掩护，往返于鄂托克旗、永宁、宁朔、灵武等地，为我党组织搜集、传递情报。每次他都能出色地完成任务。

1944年1月，中共三边地委统战部派王延到三段地做宁夏工作，经王延介绍王克和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员入党后，党组织让王克和继续从事情报工作，并兼做宁夏来蒙难民与逃兵的工作。从永宁去三段地的逃兵，常常三五成群，在王克和家吃住，他借机反复耐心地给他们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在他的启发教育下，有许多逃兵参加了抗日游击队。此外，王克和还根据中共三边地委关于在宁夏国民党统治区发展党员、建立党组织的精神，积极开展建党工作，先后发展永宁周光耀等4位同志加入党组织。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为了防备蒋介石发动内战，中共绥蒙工委指示三段地工作据点认真做好国民党地方保安部队的工作。因王克和有工作经验，又加做生意的方便，党组织让他与鄂托克旗中上层头面人物拜“把兄弟”，保持一定关系。通过这一途径，王克和同驻鄂托克旗的保安团长及其下属军官、士兵交朋友，并同保安团长顾寿山及有些营、连、排长拜了“把兄弟”，为稳定鄂托克旗西南局势做出了贡献。

1946年，蒋介石悍然发动内战，重兵包围陕甘宁边区。马鸿逵准备大举进攻三边，并同伊克昭盟保安司令奇恩诚密谋窜犯盐池，威胁解放区的安全。1947年1月初，经党中央批准，中共三边分区决定攻打奇恩诚部。三段地据点负责人派王克和侦察奇恩诚部活动规律，提供准确情报，以便分区领导抓住战机，制订歼敌方案。王克和接受任务后，尽心尽力，昼夜工作。当他探听到奇恩诚于正月15日给他下属的军官们下请帖，准备在正月17日将为其母过寿的重要情况后，立即报告工委员工委进一步查明，奇恩诚以请官兵到乌堤给其母祝寿为名，实为集中200余名官兵密谋进犯三边。三边军分区紧急部署，调警八团、骑兵团和蒙汉支队共同参战，于正月17日，兵分三路，由王克和为向导，几路包剿，一举消灭了奇恩诚部，击毙、伤150余人，俘40余人。抓获马鸿逵派驻奇恩诚部的2名特务参议，缴获了一批枪支、弹药、马匹、骆驼和木车。在这次战斗中，王克和被奇家的人认出，由此暴露了身份。为了避免敌人的报复，党组织调王克和回到永宁，更名王景文，活动于永宁、灵武一带，继续从事情报工作。

5月，奇恩诚的四叔杨生扎布带领清乡团，到处搜捕王克和。王克和在灵武，被奇家派出的便衣认出。奇家遂报告马鸿逵，下令永宁县警察局进行逮捕。王克和被捕后，敌人严刑拷打，逼他供出党的组织机密。三个月过去了，永宁县警察局没有得到任何口供，无计可施，于8月初把王克和押往银川，交宁夏保安司令部军法处审讯。

在军法处，王克和见到了在中共三段地工委撤退时不幸被捕的王延，汇报了自己被捕情况后，说：“我只向他们承认自己是抓去被迫带路的，终有提到党，请党组织放心！”“干革命嘛，哪有怕死的！死就死我一个，我绝不会连累党员”王克和在向军法处受尽了“插竹签”“揭背花”“老虎凳”等种种酷刑，但始终没有向敌人暴露党的组织机密。

军法处得不到任何口供，又找不到证据，对王克和无可奈何。然而，奇恩诚的母亲住在银川不走，天天要马鸿逵下令处决王克和为其子抵命。马鸿逵认为，在他的永宁县公馆墙外，竟有这样一个危险人物存在，便决计把王克和就地枪决，杀一儆百。

1947年9月2日，军法处把王克和又押回永宁县警察局。当晚，他们把王克和与中共党员周光耀押在同一牢房。在生死别离的时刻，战友相见，纵有千言万语，但不能交谈。夜深人静时，他才对周光耀说：“即使把你送到军法处，打死你，也不要说出组织！”周光耀含着眼泪点头：“是！我一定向你学习。”9月3日，天刚亮，王克和的妻子带着孩子，提着酒饭来和王克和见最后一面。亲人拉着棺木，拿着纸钱来为他收尸。隔着铁窗，王克和对泪流满面的贤妻说：“挺着些吧，好好照管孩子，不久就会解放。那时大家都有好日子过！……”

凶神恶煞的刽子手，打开牢门，架起王克和就要送往刑场。王克和大声喝道：“放开！我有两条腿，自己会走！”他昂首挺胸，以沉稳的脚步，走向永宁县城南桥子刑场。刽子手连放3枪，王克和倒下了，在场群众无不流泪，都说王克和视死如归，是个硬汉子。

曹又参

曹又参（1901～1970），原名汉杰，陕西省横山县哈兔湾大西沟村人。1901年2月出生在一个农牧民家庭。先后在横山县高小、榆林中学上学，25岁考入北京平民大学政治经济系。

在北京就读期间，结识了陕北早期的中共党员李子洲，受到进步思想的影响，产生了变革社会的思想。尤其痛恨陕北地方军阀井岳秀对人民的压榨，曾设想毕业后回陕北开展反井活动。

1925年，暑期毕业后应杜斌丞之聘，到榆林中学任教兼训育主任。是年冬，榆林中学闹学潮，因不满井岳秀对学生的镇压而辞职，准备联络与井岳秀不和的陕北地方部队伺机兵暴，但不慎被井岳秀察觉而失败。为躲避井岳秀的追捕，曹又参两次到北京避难，后又到绥远第一师范任教。

1930年春，中共陕北特委利用驻宁夏的杂牌军苏雨生骑兵师扩充军队之机，先后派谢子长、刘志丹、高岗、贺晋年等中共党员到苏部开展兵运工作。曹又参这时也到宁夏参加苏部，任石子俊九一参谋长。同年秋，石子俊拟清洗进步知识分子。当时，地下党组织负责人张东皎、高岗找曹又参设法掩护，曹又参愉快地接受并完成党组织交给的任务。

1931年3月，中共陕北特委派胡立亭来九一，以曹又参的副官身份为掩护，负责党组织和曹又参的联系，从事兵运工作。曹又参积极与之配合。同年冬，曹又参辞去一参谋长职务，搞了一个以中共党员为核心的独立营，掌握了一部分兵力。1931年底，九一改编为十一旅，后归邓宝珊指挥，开赴甘肃静宁、庆阳一带。以石子俊、陈国宾正副一长为首的顽固分子对内克扣军饷，对外搜刮民财，内外怨声载道。曹又参以此为契机，打算依靠内部的进步力量，以暴力方式清除石、陈等人。他的计划得到中共地下党组织的支持，并派高岗等人帮助。但兵暴计划暴露，曹又参被暗中监视起来。1934年秋，为了摆脱石子俊的控制，曹又参去南京军校高等教育班学习。第二年秋，石子俊病故，曹又参由南京军校毕业回到原部队，担任十一旅第一团第一营营长。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十一旅奉命开赴绥包前线，到达陕北三边，适逢高岗、贺晋年率部也到达安边。他们向曹又参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等政策。此后，曹又参与党组织的关系更加密切，在他担任过营、团长的一团中，团副牛化东、营副胡立亭以及几个连长都是中共地下党员。曹又参遇到一些重大问题，就与他们商量，共同并肩战斗，为党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

1941年秋，曹又参和牛化东等依靠八路军的援助，消灭了武装恶霸头子张廷芝弟兄。此后，曹又参任一团团长。1943年4月，十一旅旅长陈国宾病逝后，经中共地下党组织做工作，曹又参被任命为代旅长，并给曹又参搞到30万法币作军饷。

1945年，日本投降后，中共中央西北局派胡立亭给曹又参传达重庆谈判情况，希望曹又参和十一旅走上反内战的道路。曹又参在总结了他个人及十一旅所走过的曲折道路后，决心率部起义。但又考虑到自己的政治影响小，设想利用邓宝珊的关系，说服邓宝珊率部起义。正当曹又参去榆林找邓宝珊之时，十一旅内部一些反动军官乘曹又参不在之机，阴谋以武力清洗一团革命力量。一团地下党组织得知这一情况后，于10月25日提前起义。第二天，曹又参闻讯赶回，受到起义官兵列队欢迎。十一旅起义后，奉中央军委命令，改编为八路军新十一旅，曹又参任旅长。十一旅的起义，是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军队第一次大规模的起义。起义后不久，曹又参由贺晋年陪同到延安，受到毛泽东主席和中央其他领导的亲切接见。毛主席称赞十一旅起义是“火车头”。

1946年夏，新十一旅改为三边警备区，曹又参任司令员。1948年8月，曹又参由贺龙、王维舟、谭彬介绍，在延安加入中国共产党。1949年9月，三边军分区和绥德军分区组成北路军，配合十九兵团解放宁夏全境。9月26日，银川市军管会成立，杨得志任主任，曹又参任副主任。12月，宁夏省军区成立，曹又参任副司令员。1954年，曹又参考虑自己年龄大了，主动要求到地方工作，被政务院任命为西北行政委员会畜牧部副部长。未及到任，中央决定撤销各大行政区，被任命为银川专署专员。任职期间，工作认真，经常深入基层，调查研究。1956年，全省实行高征购，农民生活十分困难。他通过调查研究，将真实情况如实向省委反映，在1958年初省党代会上，因此被打成“反党分子”，受到了开除党籍、撤职降级的处分。1963年，中央监委派专人调查核实他的情况，经中共中央批准，为曹又参甄别平反，恢复党籍和原级别，任宁夏回族自治区政协常委、区参事室副主任。

在“文化大革命”中，曹又参再次遭到迫害。1970年9月1日，因突发脑溢血，不幸逝世，享年70岁。

曹动之

曹动之（1906～1920），原名曹开诚，陕西省横山县人。1906年出生在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915年，入本县毛乌素小学读书，1920年，在横山县立高小上学。

1921年，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开始后，曹动之接受了革命思想教育，于1925年在横山县高小同鲁贲、高岗等一批进步青年学生一起发动了数百名学生参加的罢课，史称“一高学潮”。在学潮中，学生们开展反对当局专制压迫，反对旧学制的斗争。在人民群众的大力声援下，迫使当局撤换了专制独裁的县长和校长，学潮取得了胜利。为此，反动当局借故开除了曹动之等人的学籍。随后，他来到靖边县镇静小学读完高小，考入榆林直属中学。1926年，在榆林中学因参加学生自治运动，被陕北军阀井岳秀下令再次开除学籍，武装押出榆林城，后遣送回横山县老家务农，不准外出。

1927年，横山县地下党组织负责人钱达民介绍曹动之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秋，中共横山县党的特别支部书记鲁贲调离横山县，曹动之接任了特支书记。这期间，他以教师身份，一面宣传革命真理，一面秘密组建游击队。年底，在西沟村创建了几十人，数十支枪的游击队伍。

1928年，土地革命战争开始后，曹动之领导这支游击队，在西沟村一带打富济贫，发动群众抗粮抗捐，扩大游击队武装。

1929年，曹动之率领游击队进入内蒙古伊克昭盟的乌审旗开展活动，伏击了该旗的反动武装十二团，开辟了游击区，播下了革命火种。此时，曹动之家由横山县迁往靖边县的大石砭，紧靠乌审旗的边界，为他在这个地区开展工作提供了便利条件。

1930年至1931年，曹动之奉党组织的指示，打入国民党驻靖边县柠条梁高世雄骑兵团，做兵运工作。在高部争取并组织了一个连的兵暴。暴动后，将一部分人组成蒙古骑兵游击队，活动在伊盟地区。

1934年，曹动之领导的游击队正式编入陕北工农红军二十二支队，被任命为支队长兼政委，活动在乌审旗、城川及与三边交界地区，发展壮大革命力量。1935年春，曹动之和吴亚雄组建了蒙汉骑兵游击队，任队长。他率领这支民族骑兵队，驰骋在长城内外，绥蒙草原，勇敢战斗，屡建战功。8月，率队攻打横山。9月，解放了杜新庄。10月，又打下了黑峰子，受到上级通报表扬，称赞他们是：“勇敢善战、可歌可泣的人民骑兵。”在建立游击队，开展游击战争的艰苦岁月里，曹动之率先献出家产，购枪买牧，建设部队。

1936年，党中央为了团结少数民族共同抗日，在陕甘宁边区三边分区所在地定边县成立了蒙古工作委员会，高岗任主任，曹动之、赵统儒也参与领导工作，开展了蒙族地区的抗日运动。在此期间，曹动之与弟弟曹布诚以牧马人的身份作掩护，深入到乌审旗乌拉尔林一带，开展党的秘密工作。他们走乡串户，深入到牧民的帐篷里，建立感情，交朋友，宣传抗日救国，反对国民党消极抗日的行为，建立党的秘密联络关系。

1937年，抗日战争期间，曹动之先后担任中共乌审旗工委书记。骑兵营部、团部和中共伊盟工委委员兼军事部长等职，从事抗日统战和建立民族革命武装的活动。1941年，城川二次解放后，曹动之任城川蒙古工作委员会主任。他曾多次奉命组建蒙汉骑兵游击队，给主力军输送干部、战士，并协助在敌方与我方有关系的齐金山、王悦丰等策动了西乌审部队的起义。还带领齐金山、杨玉清、石宝山等起义首领到延安参观学习，齐金山成为蒙古爱国人士及我党益友。曹动之在蒙古地区工作期间，忠实地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坚决反对国民党对蒙古民族实行的大汉族主义，使蒙古人民逐渐对我党有了正确的认识。曹动之也深得蒙古族人民的拥护和信赖，称他为“曹青天”。

1946年，解放战争开始后，曹动之带领陕甘宁边区三边分区骑兵团，参加了保卫边区、扫荡北线外围的战役，先后解放了镇川堡、响水堡、波罗镇，又围攻了横山县城。为了争取国民党驻横山守军王永清、段保山的起义，他同地方干部李坤润冒着生命危险，进城与敌军谈判，促使横山县和平解放。

1947年3月，蒋介石以几十万的兵力进攻陕甘宁边区。宁夏马鸿逵也调兵遣将，进犯三边分区。此时，曹动之被任命为三边东线作战副指挥，率领蒙古骑兵支队各游击队，堵击了蒙古叛匪的南犯，保卫了三边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1948年，曹动之调任三边军分区司令部参谋长。8月，被组织派往乌审旗与旗王奇玉山谈判，争取了东乌审旗的和平解放。

1949年8月，曹动之率部配合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9兵团参加解放宁夏的战役。9月23日宁夏和平解放。10月，在原三边军分区的基础上组建了宁夏省军区。1950年4月，曹动之被调到刚解放不久的阿拉善旗任工委书记，兼保安司令。

当时，盘踞在贺兰山的土匪郭永胜（乳名郭栓子），被中国人民解放军收编后不久即撕毁协议，公开叛变，抢劫民财，扰害群众，为非作歹，散布谣言，挑拨民族关系，扬言要攻打阿拉善旗工委所在地定远营。此时，社会秩序混乱。7月中旬，曹动之来银川参加中共宁夏省委第一次代表会议，会议期间他仍关心着阿拉善旗人民的安全和生活，利用开会间隙返回定远营（今巴音浩特）布置工作，后又赶回银川，听取省委传达中央七届三中全会精神。大会刚结束，他就于7月30日由银川乘马动身，披星戴月，翻越贺兰山回阿拉善旗，不幸于31日晨8时许在樊家营子遭遇郭匪袭击，曹动之当即抛开马匹、行李、藏好机密文件后和通讯员中共党员杨万山、张永祥一起，同匪徒展开了搏斗，终因寡不敌众，杨万山、张永祥中弹牺牲，曹动之也光荣殉难，时年44岁。

曹动之遇难后，宁夏各族人民在银川召开了公祭烈士大会。中共中央西北局、宁夏省委、省人民政府对曹动之同志的一生作了高度评价。中共中央西北局的挽联上写着：“为人民牺牲，模范未来”。中共宁夏省委、省人民政府的挽联写道：“为人民事业牺牲其功其德永垂不朽”。

杨得志

杨得志（1910～1994），原改敬堂，湖南省株洲县南衡桥乡三望冲村（原属醴陵县）人。1910年12月出生，一个贫苦农民家庭。父亲和叔父都是穷铁匠，无田无土，全靠走乡串村打铁糊口。杨得志从小学打铁。1924年2月，随哥哥到安源煤矿当挑煤工，因受不了老板和“洋狗”们的气，干了半年多又回到家乡，在一个地主家里做长工。1926年夏，跟随哥哥到衡阳修路挑脚。

1928年1月，朱德、陈毅哥率领南昌起义保留下来的师分师队，由广东北江进入湘南地区，同中共湘南特委一起发动湘南起义。2月，杨得志和哥哥等25名筑路工人找到了为穷人打天下的队伍，在韩家村报改加入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七师。报名时，由哥哥给他改名杨得志，在师部当通信员。从此，开始了横戈马上的军旅生涯。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杨得志在井冈山和赣南闽西浴血奋战6年，参加了井冈山根据地反“围剿”和中央革命根据地五次反“围剿”战斗。1930年秋，任红四军第一师通信警卫排排长，随队攻打长央。长央沙围后路过过家门了入，后任特务连连长、炮兵连连长。1932年初，任红四十五师管理科科长。4月，任红三军团新九十三团团长，率队参加攻打打州战役。第四次反“围剿”前任红七师第二十团团长，率队参加蛟湖、草台冈、乐安等战斗，左手负伤。第五次反“围剿”中，红军缩编，任红一军团一师二团二营营长。

1934年春，任红一团团长，率团打了不少硬仗、恶仗、苦仗，在三甲掌狙击敌人三个师的战斗中战绩显著。从此，红一团成为有名的主力团队。10月，红一团随红一方面军长征。1935年1月2日夜，红一团在政委黎林的指挥下，红军勇士在乌江渡———龙溪成功地强行突破乌江天险，为后续部队打开了通路，攻占遵义。5月20日，遵义会议后，红一团在刘伯承、聂荣臻率领下，作为中中红军先遣队（加上工兵排）先期进入大凉山彝族同胞聚居区，做了大量群众工作，开辟了红军通道。5月24日拂晓，杨得志从一营挑选一支精悍的渡河奋勇队，乘着唯一的一条小船，冲破惊涛骇浪，奋勇抵达对岸，打垮了敌人，抢占了北岸，为红军沿大渡河两岸夹击泸定桥守敌创造了条件，使主力红军全部渡过了大渡河，这是长征中又一次历史性的胜利。8月，中共中中央窝会议后，红一团编入右路军作为前卫通过雪山、草地，过了腊子口，到达哈达铺。中共中中决定将右路军整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下设三个纵队，红一团、三团的一部分编为一纵队第一大队，杨得志任一大队大队长。陕甘支队与政毛泽东来到一大队说：“你们这个大队的前身是红一团，红一团在这次转移中是立了功的，你们一直走在我前面。”10月19日，红军陕甘支队到达吴旗镇，和陕北红军胜利会师。这时，恢复了红一团番号，杨得志任团队，11月21日，率领部队参加了攻打直罗镇战役。此次战役的胜利，为中共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举行了一个奠基礼。

1936年2月16日，中共中央决定将红一方面军主力编为抗日先锋军，东渡黄河，进入山西，开辟新的根据地。杨得志任先锋军红一师副师队，带领5个侦察兵化装成陕北农民，预先侦察了东渡地点，使作为右翼的红一师在沟口附近一举渡过了黄河，击溃敌14个团的卫攻，“吃”掉敌两个团。5月18日，中共中央决定红军西征甘肃、宁夏，红一军团为左路军，杨得志任红二师师长，与政委肖华一起率队为前卫进入陇东，在环县曲子镇歼灭马鸿宾的冶成章旅，活捉了“野骡子”。9月底，红二师奉命南下，迎接红军第二、第四方面军。10月9日，红四方面军同红一方面军主力在甘肃会宁会师。10月22日，红二方面军主力在宁夏西吉县将台堡会师。11月21日，杨得志率红二师投入了山城堡战斗，歼灭了胡宗南的七十八师一个旅又两个团，之后回到陕北井家沟一带休整。

1937年1月底，杨得志赴延安抗大学习，任第七队队长。7月7日，抗日战争爆发。8月，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第八路军，杨得志任八路军一一五师六八五团团长，率部参加了9月25日的平型关伏击战。

1938年夏，杨得志任三四四旅副旅长、代理旅长职务。5月，率部越过平汉路封锁线，深入敌后，建立了安阳、汤阴、内黄等县抗日政权。1939年2月，东进冀鲁豫边区，任八路军冀鲁豫支队支队长，在边区建立抗日民主政权。1940年春，发动对石友三、高树勋等讨顽战役，任冀鲁豫军区司令员，组织指挥了“四一二”反扫荡。

1941年7月，冀鲁豫军区与鲁西军区合并，杨得志任新的冀鲁豫军区司令员，先后组织指挥军民粉碎了日军两次“铁壁合围”式大扫荡，站稳了脚跟，发展了抗日根据地。1944年1月，根据中共中央命令，率部执行、卫延安的任务，任教导第一旅旅长。毛泽东在接见时说：“你们打仗创造了经验，我来讲演，如此而已！不过我还是建议你有机会到抗大或者中央党校去住一段时间。你才三十几岁，来日方长呀！”杨得志作为代表参加了党的七大后，到中央党校学习近一个月，贺龙对他说：“毛主席要你住党校，我是支持的。可是胡宗南这家伙捣乱，要进攻延安，你只好打完仗再学习了。”杨得志又奉命回到教一旅旅部。1945年8月，日军投降，根据中共中央命令，回到了冀鲁豫军区，率队参加了上党战役。晋冀鲁豫野战军建立后，任一纵队司令员，率部参加了歼灭敌4万余人的邯郸战役。

1946年底，杨得志调任二纵队司令员，率部参加了正太、青沧、保北等战役。1947年7月，任晋察冀新组建的野战军（即杨长耿兵团）司令员。9月，又组指指了大清河北战役，歼敌5000余人。在晋察冀军区司令。聂荣臻等领导下，又组织指挥了清风店战役，连同保北狙击战共歼敌2.1万余人，俘国民党第三军军长罗立戎。随后，又组织指挥石家庄战役，攻克了华北重镇石家庄，全歼守敌2.4万余人。朱德说：“这是很大的胜利，是夺取大城市之创例。”

1948年，杨得志任华北野战军第二兵团司令员，率部“围城打援”，于涞水城东庄、町村一带歼灭傅作义的三十五军第三十二师。12月22日，一举攻克新保安，歼灭三十五军1.9万余人，打了平津战役“各个歼灭”的第一仗。毛泽东在《关于平津战役的作战方针》中，十三次提到新保安及守敌三十五军，并明确指出：“只要塘沽（最重要）、新保安两点攻克，就全局皆活了。”

1949年初，杨得志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直辖十九兵团司令员。3月下旬，到达太原城郊，参加了攻打太原的战役。6月，进军大西北。7月下旬，进军宁夏，十九兵团六十四军首先攻破固守固原任山河的国民党宁夏兵团第十一军，歼敌5000余人。9月14日，中宁解放。9月18日，国民党八十一军宣布和平起义。9月21日，金积、吴忠、灵武解放。9月23日，十九兵团派先遣部队，雨夜进占银川，银川解放。9月26日，成立银川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杨得志兼任主任。当日，向全省发布第一号布告，深得各族各界人民的拥护。

新中国成立后，十九兵团南迁古城西安，杨得志兼任陕西军区司令员。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10月5日，毛泽东电令十九兵团向兖州开进。朱德在北京向杨得志、李志民政委面授任务：“老彭（指国防部长彭德怀）指名点将要你们十九兵团。”1951年2月3日，十九兵团开赴天津。2月5日，周总理在北京接见杨得志、李志民，说：“你们十九兵团，还有杨勇、杨成武同志指挥的两个兵团，都是有着光荣传统、战斗力很强的部队。我曾经说过，要把你‘三杨’拿出去，叫做‘三阳开泰’！”2月16日，十九兵团跨过鸭绿江，与第十三兵团一起，作为第三批入朝部队，冲上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第一线。4月，杨得志率十九兵团作为右翼集团投入了第五次战役，连续奋战50天，左、右翼集团共歼敌8.2万余人，将侵略者反击到“三八”线以南，敌人被迫转入防御，并于不久就接受了停战谈判。在敌秋季攻势中，十九兵团的六十四军和归十九兵团指挥的四十七军分别在夜月山、马良山阻击战中，大量杀伤与消耗了敌人兵力。美联社记者向国内发的一则新闻叹息：马良山阻击战是联合国西线的“伤心岭”。10月末，敌人的秋季攻势被粉碎后，联合国军的代表们才又不得不坐到谈判桌前。

1952年7月11日，中共中央军委任命杨得志为志愿军第二副司令员。当时，彭总不在朝鲜，第一副司令。邓华和参谋长解方很大一部分精力用在开城谈判桌上，杨得志承担了作战方面的主要工作。8月下旬，第一线战场出奇的沉寂，杨得志深知，大战往往往隐在平静之中。经过再三核实敌情，确认敌人放弃了向我侧翼进攻登陆的计划，要向我正面局部发起进攻。为“出其不意，攻其不备”，把敌局部进攻计划消灭在萌芽之中，经请示中央军委同意，组织指挥了五次战役以后的第一次全线战术反击作战，从9月18日至10月31日歼敌2.7万余人。10月14日至11月25日的上甘岭坑道防御作战，历时43天，击退了敌6万余兵力的进攻，毙俘敌2.5万余人，守住了阵地，创造了我军依托坚固阵地进行坚守防御战役的光辉范例。

1953年，杨得志组织指挥夏季反击战役，从5月13日至7月27日共歼敌12.3万多人，迫使敌人向我方作出了实施停战协议的保证。7月27日，停战协定签字，历时两年零9个月的抗美援朝战争以中国人民的胜利而结束，中华民族的正气和精神在这场战争中又一次发扬光大。

杨得志戎马一生，身经百战，指挥若定，战功卓著，为新中国的创建和保卫祖国、捍卫和平做出了卓越的贡献。1955年9月，被授予上将军衔，曾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一级红星功勋章。1955年，任济南军区司令。（1957年到任）。

1973年2月，八大军区司令。实行对调，杨得志由济南军区调到武汉军区任司令员。1979年1月，调任昆明军区司令员，组织指挥了从2月17日至3月16日云南方面的对越自卫反击战，给了越南正规部队和地方武装以歼灭性打击，卓越地完成了任务，为捍卫祖国的神圣领土和主权、保护边境地区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保卫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

杨得志为党的八大候补中央委员、中央委员，九大、十大、十一大中央委员。1980年2月，在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央书记处书记，在党的十二大上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1980年3月2日，中共中央决任命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总参谋部党委第一书记、中央军委副秘书长、军委办公会议成员等职。1987年11月，在党的十三大上，被选为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委，离开了总参谋长的岗位。

杨得志在工作之余，亲笔直书，撰写了长篇回忆录《横戈马上》《为了和平》，真实地再现了他的军旅生涯，是他追求真理，南征北战，为共产主义奋斗的真实写照；是进行传统教育的好教材。

1994年10月25日，杨得志在北京逝世，享年84岁。

曾思玉

曾思玉（1911～），曾用名曾世裕，江西省信丰县游州堡庄上村人。1911年3月出生在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1920年，家乡遭虫灾，生活困难，辍学在家。1924年，在信丰城里的杂货店当学徒。沉重的生活，磨炼了他强壮的体魄，坚强的意志，为以后戎马生涯，战胜千难万苦，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27年，中共信丰县党支部成立。1928年3月，曾思玉参加了信丰农民暴动。农民暴动失败后，曾思玉参加了县苏维埃赤卫军，带领5名赤卫队。在游州城西一带打游击。

1930年4月，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主力由广东南雄向信丰进发，攻克信丰县城，曾思玉找到了红军，成了机枪连的战士，后被安排在赤卫军信丰独立团二中队任小队长。8月，陈毅率领的红二十二军到信丰，恰巧信丰暴动副总指挥黄达在二十二军六十四师任政委，曾思玉找到了黄达，被安排在红六十四五第二大队通信班任副班长。10月4日，红军一举攻下吉安，曾思玉参加了数十万军民庆祝吉安重新回到人民手中的大会，第一次聆听了毛泽东气宇轩昂、激动人心的讲话。当月，经黄达政委介绍，曾思玉加入了共青团。12月，在瑞金青年学校学学，并将自己的名字“世裕”改成“思玉”，意思为思红军、思国家，立志把祖国建设得像玉一样美好。

1931年4月，曾思玉被分配到红十二军三十六师一〇六团政治处任宣传队分队长。11月，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2月，任第一〇八团二连政治委员。二连是一〇八团的一把尖刀，行军作战经常打头阵。在泰宁的一次战斗中，他主动请战，经十几分钟激战，歼敌60余名，消灭了国民党地方武装卢绍帮部队的一个连。

1932年春，在瑞金红军大学学习。1933年夏，任三十六师一〇七团代理政治委员。为取得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作出了贡献。1935年冬，任军委警卫第三、一团政治委员，参加了中央苏区五次反“围剿”和二万五千里长征及红军东征。1937年4月，警卫三团与一团合编为中央警卫团，曾思玉任政委。

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八路军第一一五师三四三旅六八五团政治处民运股长，因组织支前、抢救伤员、筹粮筹款等项工作成绩显著，被任命为六八六团政治处主任。

1940年夏，任鲁西军区运河支队政治委员。7月初，在一场史称讨逆战斗中，曾思玉用酷似诸葛亮草船借箭的战法，点燃柴火垛借风煽火，连烧带熏，打得国民党第三十九集团军司令石友三为首的顽军节节败退，致使其部发生内讧，石友三兄弟被高树勋处死。10月，又率领运河支队开辟巨南新区，他所领教的部队被当地群众称为“小老虎”，在巨南地区广为流传。

1941年7月，任第一一五师教导第三旅政治委员。1942年冬，任冀鲁豫军区第八军分区司令员。1945年9月，任晋冀鲁豫军区第一纵队副司令。、冀热察军区司令员，率部参加了长伯承、邓小平指挥的邯郸战役。此战，一纵队活捉国民党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马法五，俘敌1.1万余人，毙敌4000余人。

1946年11月，任晋察冀军区第四纵队副司令员。1947年10月，率部攻，清凤店，歼敌1.7万余人，活捉石石家城防司令、敌第三军军长罗立戎。蒋介石说这是国军的奇耻大辱，朱德总司令却为此赋诗祝贺。12月，抓获敌石石家城防司令、三十二师师长刘英，解放了石家庄，打破了蒋介石吹嘘的石门“牢不可破”的神话，首创了人民解放军攻取大城市的范例。之后，率部进军察南，转战冀东，参加平津———新保安、太原等战役。

1949年1月，晋察冀军区四纵队改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六十四军，曾思玉任军长。4月24日，太原解放，华北之敌全部肃清。曾思玉率六十四军随十九兵团调归第一野战军建制，加入到解放大西北的洪流之中。6月12日，曾思玉率六十四军由山西平遥出发。7月下旬，进入宁夏南部六盘山地区，开始陇东战略追击。六盘山地区是回族聚居的地方。他要求全军指战。严格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尊重回民的风俗习惯，执行党的民族政策。8月2日，率领六十四军以两个团的兵力率举取得任山河战斗的胜利，占领了固原城，打开了宁夏的南大门。任山河战斗，是人民解放军进入宁夏的第率仗，共毙敌1450人，俘敌1345人，加上多日追歼，共歼敌5000余人。8月26日，兰州解放。9月2日，人民解放军十九兵团分左、中、右三路，开始向宁夏进军，曾思玉所率六十四军营右路。9月12日，该军第一九〇师占领了同心城。9月14日，占领中宁县城。9月19日，曾思玉与国民党宁夏兵团八十一军军团马惇靖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十九兵团与国民党第八十率军和平解决协定》上签字，国民党八十一军正式宣布起义。马鸿宾部第八十一军的起义，进率步孤立、分化和打击了马鸿逵的势力。但宁夏兵团马敦静拒绝和平，顽固抵抗，人民解放军十九兵团决定以武力解决。曾思玉率六十四军三天四夜激战金积、灵武，以排山倒海之势，歼灭了宁夏兵团主力第一二八军、保安第一师和第三师。敌第十一军、贺兰军闻风丧胆，溃不成军。在这种情况下，宁夏军政代表卢忠良、马光天、马廷秀与十九兵团代表杨得志司令元、李志民政委于9月23日签订了《和平解决宁夏问题协议》。同时，曾思玉军团急令一九一师五七二团，当日连深进驻银川。五七二团团长张怀率率一个加强营为先遣队，于深夜11时冒雨抵达银川，迅速控制了鼓楼等制高点，占领了飞机场，银川解放。9月24日上午，曾思玉率六十四军直属队入城。9月26日，十九兵团主力部队进驻银川。之后，便奉命将银川防务移交第六十五军，于10月上旬从银川出发，回师秦陇。

1950年4月10日，曾思玉率领六十四军共配属部队，浩浩荡荡地开进了宝天铁路工地。12月20日，中外有名的陇海铁路“盲肠”宝天铁路胜利通车。毛泽东主席于1952年10月题词赞誉宝天铁路开通为：“开国创业，首立显功”。

1951年2月，曾思玉率六十四军参加抗美援朝战争，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十九兵团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先后参加了第五次战役、防御作战共反击马良山、高旺山战役。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以他卓著的战绩，荣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一级国际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

1954年5月，曾思玉入南京军事学院战役系学习。1957年11月，任沈阳军区参谋长。1960年1月，任沈阳军区副司令员。1967年7月，任武汉军区司令员、湖北省委第一书记、湖北省革命委员会主任、长江葛洲坝工程第一任指挥长。1973年12月，任济南军区司令员。1980年2月，任南京军区顾问。

曾思玉是中共第九、十、十一届中央委员会委员，第三、四、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88年7月，荣获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1983年离休后，他翻开尚存的部分战争年代的笔记、日记，撰写回忆录。从1992年开始陆续出版了《八年抗战》《烽火岁月》《突破日寇的铁壁合围》《烽火忆抗战》等书籍。

牛化东

牛化东（1906～1995），陕西省定边县城南王来滩村人。1906年5月出生在一个贫农家庭。幼年丧父，9岁就给有钱人家放羊，13岁才到私塾念书，16岁经中共党员丁子奇保荐到县城上高等小学。

1925年春天，挣脱封建枷锁的束缚，毅然投身于大革命的洪流，走上了革命道路，7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同年秋，受党组织派遣，跟随早期著名的中共党员钱清泉赴冯玉祥部队从事党的地下工作，开始在冯玉祥第二军政学校任学员，做兵运工作，结识了刘伯坚、马尔逊、王孝锡等中共党员，受到了马克思主义的熏陶。

1927年，党组织派牛化东到国民党的西北军开展兵运工作。起初，牛化东有点想不通，觉得当白军丢人。刘志丹找他谈话说：“搞兵运是在敌人的营垒里闹革命，外白内红，暂时受一些委屈，组织上会理解的，你一定得把这项任务完成好。”牛化东不负党的重托，在西北军里积极开展工作，把一些进步士兵团结在自己的周围。10月，西北军中的反动分子以“共产党嫌疑分子”的罪名，将牛化东逮捕入狱，经过3个多月的关押、审讯，由于找不到任何证据，只好释放。牛化东出狱后从兰州辗转回到陕北，党组织经过审查后，由刘志丹找他谈话：“你在敌人的监狱里斗争很坚决，很艺术，决定再派你回西北军去。”第二次到西北军，牛化东先后担任排长、连长等职，斗争艺术更成熟了，利用矛盾同敌人展开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多次挫败了叛、特的阴谋活动。后来部队整编，牛化东又在邓宝珊将军所指挥的新编十一旅任参谋长、军械官、副团长、团长等职。

1947年，蒋介石撕毁“双十协定”，发动全面内战，胡宗南按照蒋介石的指示，调兵遣将，严密封锁陕甘宁边区。同时，对驻防榆林地区的邓宝珊所指挥的二十二军及驻防三边的新十一旅很不放心，一面通知邓宝珊将新十一旅调至包头改编为正规师，一面通知该旅副旅长吴芬及二团团长史舫城等复兴社分子，对新十一旅进行分化瓦解。当时，新十一旅唯有一团党的力量较强，营有支部，连有小组，党的负责人有牛化东、李树林、胡立亭、冯世光、高宜之、高昆山、谢友德等人。因此，敌人确定“一团若不接受改编，二团便于本月28日以长途野营之名进驻安边，乘机以武力解决一团”。为此，经中共三边地委请示党中央决定：十一旅于10月25日提前起义。10月24日晚，葛申、牛化东、冯世光、王子庄等人，根据党中央的决定，制定了起义方案，成立了起义指挥部，由牛化东任总指挥。

10月25日拂晓，起义开始。首先扣押了十一旅副旅长吴芬、参谋长石佩久和伪县党部书记谢水鹏等人，复兴社分子张鼎臣因拒捕被击毙。随即，部队迅速占据了全城制高点和要害部门。当日下午，驻定边的八路军警三旅张文舟参谋长率部入城，支援起义。在起义之前，地下党组织为了让榆林的代旅长曹又参返回部队参加起义，牛化东急电邓宝珊：“二团要以武力解决一团，现正在对峙中。”邓宝珊急派曹又参回部发表了起义通电。之后，毛主席在延安接见曹又参时说：“你们是火车头！”《解放日报》为此发表社论，充分肯定了十一旅为反对蒋介石打内战起义的意义和功绩。朱德总司令和彭副总司令设宴招待了曹又参代旅长。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贺龙专门为曹又参组织了欢迎晚会，任命他为旅长，并于194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党中央为加强这个旅的工作，又派郭炳坤任旅政委，牛化东任副旅长，王子庄任参谋长，苏效蒙任政治部主任，团、营、连中也配备了政工干部。这支部队在党的正确领导下，浴血奋战，为解放全中国，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1948年，三边军分区主力部队开赴陇东作战，兼任军分区副司令员的牛化东，只带了一个警卫排和一些游击队在三边地区留守。敌人探明情况后，向他们发起了猖狂的进攻。牛化东遵照彭德怀副总司令“寻机消灭敌人有生力量，不在一城一地的得失”的指示，率领部队和游击队打了多次漂亮仗。一次在定边张家峁战斗中，敌人认出了牛化东的战马，分三路向他合围，狂叫：“活捉牛化东，吃牛肉，啃牛头，喝牛汤！”但牛化东幽默地说：“我是革命的‘老长牛’，这牛肉、牛头、牛汤只能奉献给人民，狗强盗想占我老牛的便宜———没门！”他集中兵力专打敌人的中路，突破了敌人的合围。

建国后，牛化东历任宁夏军区参谋师、银川军分区司令员、宁夏军区副司令员，为宁夏各族人民的解放和建设事业做出了贡献。建国初期，国民党一小撮反动军官、潜伏特务、惯匪，有的表面向我军假投降，内心却对人民主政恨之入骨。据当时侦察，宁夏南部山区共有大小土匪20余股，计500余人。他们为非作歹，鱼肉百姓，甚至偷袭宁夏军区所属部队达26次之多，我方伤亡170余人。1949年12月中旬，宁夏军区及时成立了剿匪指挥部，由当时的独一师师长黄罗斌和牛化东担任宁夏剿匪指挥部正副总指挥，率一团骑兵连夜奔袭南部山区，进行清剿。经过8个多月的艰苦奋战，痛歼惯匪马绍武，活捉匪首张海禄，三擒顽匪李成富，迫使匪帮缴械投降，基本肃清了南部山区的20余股土匪，捍卫了新生的人民民主政权。

1965年，牛化东离休。他说：“虽然我休息了，但还是一个共产党员，思想不能退坡。”他老骥伏枥，坚持按照共产党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除积极参加有关的社会活动外，还认真读书看报，练习书法。他作风廉洁，生活艰苦朴素，从不向组织上伸手，搞特殊化，受到同志们的敬仰。他在体弱多病，右眼失明，左眼视力只有零点二的情况下，仍然积极响应党的号召，秉笔疾书，先后撰写了两篇革命史料和个人回忆录，被宁夏军区评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先进个人，被总政评为“优秀离休干部”，受到兰州军区通报表扬。

1995年11月2日，牛化东在银川病逝，享年89岁。

孙璞

孙璞（1915～），宁夏盐池县鸦儿沟乡孙家楼人。1915年8月出生在一个农牧民家庭，祖辈以放牧种地为生。

童年和青少年时期，家庭生活殷实。10岁读私塾，14岁在本县上小学，17岁到宁夏省城上中学。1935年，中学毕业后，回盐池县城完小任教。1936年，受红西征到达盐池，参加革命。

家中有兄弟3人，孙璞排行老二。大哥和弟弟受红军的影响，先后参加革命。当时，国民党当局为了阻止孙璞兄弟参加革命，将他们的父亲抓入宁夏省城监狱，严刑拷打，并诱骗威胁，许诺只要孙璞兄弟回来，不给共产党做事，就可以放人。可是，孙璞的父亲是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不愿看到中华民族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认为儿子参加抗日做得对，坚决支持儿子。最终被敌人折磨，惨死狱中。孙璞的弟弟后来也被当局抓进宁夏省城监狱，受尽折磨，但他无怨无悔，不向敌人投降，一直到1949年宁夏解放，才被营救出狱。

1936年6月，西方野战军在彭德怀司令员的指挥下，红七十八师韩先楚部解放了盐池县。当时孙璞亲眼目睹了红军纪律严明、秋毫不犯、官兵平等、尊重群众等动人场面，深受感动，暗下决心，参加革命，跟共产党走定了。盐池县解放后，建立了县、区、乡各级政权机构。为了加强和巩固革命政权，新成立的盐池县委吸收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参加革命，到各区乡开展宣传教育工作。12月，孙璞响应党的号召，踊跃报名，被分配到盐池县三区五乡任文书，后任盐池县苏维埃政府秘书。由于工作成绩突出，在县委书记王敬民的培养下，1938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8年7月，先后任盐池县教育科长、民政科长等职。1940年7月，受党组织派遣，到延安行政学院学习。1942年7月，任盐池县代理县长。自从参加革命后，孙璞就把一切献给党的事业，几次路过家门而不入，亲人逝世而不能尽孝。在主持县委、政府工作期间，带领人民群众开展开荒种地、打盐运盐、办合作社、大生产运动等工作，亲自指挥盐池县游击队配合西北野战军和回汉支队的军事行动，与马鸿逵部队及清乡团展开了顽强的游击战，先后取得了攻打惠安堡、袭击莲花池、活捉匪首高维珍等战斗的胜利，有效地打击了敌人，鼓舞了盐池县人民的斗志，巩固了革命根据地。

1948年夏，中国人民解放军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反攻，战争形势迅速发展。特别是宜川大捷后，胡宗南部主力大部被歼灭，被迫退守西安、关中地区，西北野战军收复了陕甘宁根据地，把战线推进到西安附近，马鸿逵主力龟缩在宁夏腹地，不敢轻举妄动，解放宁夏的问题逐渐提上议事日程。中共中央西北局决定成立中共宁夏工委，孙璞为第一副书记。工委的主要任务是为解放宁夏做好一切准备工作。

1949年9月中旬，中共宁夏工委全体成员组成4个工作组，由赵忠国书记和孙璞副书记带队，到已刚解的各县协助部队工作。9月23日，银川刚解。9月24日，孙璞开始负责银川市工作。9月29日，银川市人民政府成立，孙璞任市长。刚刚解放的银川，凋敝不堪，百废待兴，孙璞与其他负责同志一道，带领新政府一班人，协同银川市军管会接管旧政权，建立新政权，没收旧官僚资本，打击残余反革命势力，维护社会秩序，创立新的社会体制，发展经济，努力改善人民生活，为银川市的政权建设和经济建设做出了贡献。

1953年9月，先后任宁夏省干校组织干部处处长、宁夏省政法委员会办公室主任、西北地质局地质矿产处处长、青海地质局办公室副主任、青海省委工交部处长等职务。1958年12月以来，先后任青海省工学院、青海畜牧兽医学院党委副书记、书记等职，在教育战线一干就是27年。由于工作勤勤恳恳、任劳任怨、以身作则、廉洁奉公，曾受到青海省委的表彰。1983年离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