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建立进步组织
解放战争时期，当解放区军民在自卫战争中取得重大胜利时，国民党统治区的社会经济形势急剧恶化，阶级矛盾日益尖锐，广大人民群众挣扎在死亡线上。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全国爱国民主运动迅速发展，在国民党统治区形成了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第二条战线。在银川地区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第二条战线，主要表现为部分爱国民主人士和在外地求学的宁夏籍学学同马鸿逵统治集团的斗争。
抗战胜利后，一度失学的宁夏籍大学生和历届高中毕业学，纷纷到内地各大学复学。他们在各地先后组织了学生会、同乡会，发起了反对马鸿逵黑暗统治的斗争。在陕西西北联大所在地以汉中地区为中心，由司以忠等人负责，成立了宁夏旅陕同学会。在陕西武功以西北农学院为主，由雷启霖、马寿桃、霍纯锡、谈尚彦等人组织了宁夏同乡会，编辑出版了《奴隶》刊物。在兰州以关富山、温积成、雷震华等人组织了建宁学会，编辑出版了《夏声》刊物。在南京，以袁金章等人组织了宁夏旅京同乡会。他们通过办刊物、讲演、发传单等形式，揭露和抨击马鸿逵的黑暗统治，宣传民主建国的思想。
二、反对马鸿逵黑暗统治的斗争
1946年1月10日，在中国共产党和各爱国民主党派的促进下，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召开。在中国共产党和其他进步人士的共同努力下，会议最后通过了关于政府组织、国民大会、和平建国义纲、宪法草案、军事问题等项协议案。这些协议虽然还达不到新民主主主义纲的要求，，但实实上否定了国民党的一党专政、独裁制度和内战政策，在不同程度上反映了广大人民企盼和平民主的要求。政治协商会议刚闭幕，国民党统治集团就对政协决议和停战协定进行破坏，指使特务破坏重庆各界庆祝政协成功的群众大会，殴打郭沫若、李公朴、施复亮、马寅初及群众60余人。接着国民党统治集团又策动右翼团体在北平、重庆等大城市制造反苏反共游行，公开叫嚣修改和推翻政协决议。国民党特务还捣毁了在重庆的《新华日报》社和民盟机关报《民主报》营业部，激起了全国爱国民主人士的强烈愤慨。国民党内的爱国民主派也开始了“反内战”“反迫害”的民主斗争。
11月12日，国民代表大会在南京召开。会议期间，银川地区爱国民主人士雷启霖、袁金章积极联络南京、西安、兰州等地进步青年，在会场内外进行各种形式的反对马鸿逵黑暗统治的斗争。雷启霖、袁金章联合提出了严整地方政治的议案，在会外举行记者招待会，编印《宁夏呼声》《贺兰风》《血泪控诉马鸿逵的暴政》等宣传品，列举马鸿逵暴政与腐败的事实，散发传单，指出马鸿逵是“国家的罪人”“民族的叛徒”，强烈要求国民党政府“立即撤换马鸿逵”“制止马鸿逵的大屠杀”“停止名目繁多的横征暴敛”①等等。12月20日，又组织了宁夏难民协会，向国民党政府请愿。
反对马鸿逵黑暗统治的活动愈演愈烈，引起了马鸿逵的惊恐和不安。他一面指示宁夏省参议会和各市县参议会各界代表140余人，联名发发文告，为自己歌功颂德；另一面指使出席国大会议的11名代表采取“宴请记者”“登报启事”等手段，企图扑灭反马活动。12月29日，马鸿逵又勾结国民党当局以“通共”“内乱”罪名将雷启霖在南京秘密逮捕。与此同时，在银川监狱提审被押的共产党员，唆使他们供认“袁、雷和他们同属一案”，作为释放的前提条件，但遭到了在押共产党员的严厉拒绝。
逮捕雷启霖，更加暴露了国民党政府的假民主和马鸿逵的专制统治，激起了社会各界强烈不满。12月30日晚宁夏同乡请愿团在南京举行记者招待会和示威游行活动，要求国民党当局立即释放雷启霖，严惩马鸿逵。同时，南京及全国各地的宁夏籍学生纷纷发发呼吁书，多方奔走，营救雷启霖。宁夏流亡山东省同乡、国立山东大学宁夏籍学生和宁夏流亡青岛学生，联合发出了《谨向全国人士及政府有关各机关呼吁和控诉》的传单，质问国民党政府：“为什么到现在还任马鸿逵横行不法，荼毒人民，还让他称兵割据，跋扈一方呢？对这国家的败类，人民的蟊贼，政府非但不绳之以法，反而帮助荼毒人民，拥兵割据，陷害人民，逮捕人民的代表。这真使我们这些无辜的人民痛心极了。这也证明了宁夏那些可怜的人民，从前都想错了。他们以前总说只要抗战胜利，政府总会改革政治，替人民换去那屠杀人民国土皇帝，可是现在是什么？却是恰恰恰反。……这还成什么法律？这还制什么宪法？这还算什么国家？”
雷启霖等人的反马活动，得到社会各界的声援和支持，不少报纸发表消息和社论，指出“国大代表身体尚无自由可言，人民当可想而知”“国都所在地对宪法上规定保障人民身体自由，可任官僚之喜怒予以破坏，而在边疆僻壤之区，更属废纸”。有些参政员也正式提出呼吁，认为这是对“民主政治的莫大威胁”①，要求国民党政府慎重处理此事。在宁夏爱国民主人士的努力和社会舆论的压力下，1947年1月20日，国民党当局被迫释放了雷启霖，但要求其在南京候审②，这次银川地区爱国民主人士反马活动取得最后胜利。袁金章因积极组织营救雷启霖，也被国民党当局加以“内乱”罪名和雷启霖一道被南京市法院审视。
银川地区爱国民主人士的反马活动，反映了银川地区社会矛盾的尖锐，是银川地区人民发出反抗马鸿逵黑暗统治的强烈呼声，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成为全国民主运动的一部分。这次活动，虽然没有中国共产党的直接领导，但它无疑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主革命的鼓舞下兴起的。
反马活动以后，银川地区爱国民主人士与中国共产党在各地的地下党组织保持密切联系，继续进行策反活动。
1947年冬，袁金章在南京接受“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的任务。这年秋，薛云亭从汉中青年军复委后，领革到浙江进行地下活动。来到南京后，住在袁金章处，以青年服务工作为掩护，进行党的地下活动。薛云亭回忆说：“先回太原找贾拓夫（中共中央西北局负责人）为袁金章把关系联上，后赴浙江嘉兴。”薛云亭又介绍董明伦、马春元到袁金章处，后被袁金章送过军江，安全返回苏北解放区。为此，南京特务追捕甚急，袁金章无奈逃入韩练成①将军的家中，躲过特务追捕。在此期间，他还动员宁夏籍学生姚镒等人到苏北解放区，投奔革命。
1948年1月，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在香港成立，袁金章仍和闽沪分会负责人孟士衡保持组织关系，研究在甘宁地区开展策反活动。袁金章通过关系介绍郭连成②任甘肃临洮专署保安司令部参谋。后来，郭连成联络在兰州的宁夏同乡潘钟林、兰州桥北警察分局局长白汶玉等人组织成立了“兰州策反小组”，与人民解放军联系，开展策反活动，影响国民党甘肃地方军阀将领蒋云台率部起义。郭连成还在会川县策动该县自卫队军容壑源率部起义，影响驻该县保安旅投诚，促成专署所在地临洮的和平解放，受到中国人民解放军一野二军军长郭鹏和政委王恩茂的接见和表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