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党对马鸿逵的争取工作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9月2日，日本代表在向同盟国的投降书上签字。至此，抗日战争胜利结束，中国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在这个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力图争取和平民主，经过和平的道路把中国建设成为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中国。这也是经历长期战乱的中国人民普遍的愿望和要求。但是国民党政府却坚持内战独裁方针，企图独吞抗战胜利的果实，一心要消灭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建立一个由国民党一党专政的独裁政府，把中国重新推入内战的深渊。为了争取中国走向光明的前途，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同国民党反动派展开了复杂而激烈的斗争。
抗日战争结束后，地处西北边陲的马鸿逵政府，一方面借助蒋介石准备发动内战之机，大肆扩充军事实力，另一方面又慑于中国共产党及其所领导的解放区的巩固与强大，在全国民主运动日益高涨的形势下，做出了和平民主的姿态，提出转变社会风气、树立民主政治、准备复员军队、民选参议会、进行基层选举、完成地方自治等措施，表示愿与陕甘宁边区改善关系，保持联系，互不进犯。为了争取国民党地方实力派，彻底孤立国民党顽固派，中共中央对马鸿逵采取了争取团结的方针。
10月30日，在中国共产党的积极努力下，地方实力派、国民党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高树勋将军率领新八军在河北省邯郸地区起义，毛泽东主席号召全军开展“高树勋运动”，从国民党军队内部去准备和组织起义。11月5日，驻陕北安边的国民党新编十一旅在曹又参、牛化东等人策动下，通电起义。毛泽东主席在延安接见曹又参时称赞说：“你们是火车头！”①12月25日，中共中央西北局和陕甘宁晋绥联防司令部派马鸿逵旧交马绍常，持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员贺龙、陕甘宁边区保安部队司令员高岗致马鸿逵的信件和毛泽东主席《论联合政府》《高树勋起义通电》等文件，从延安出发赴银川，同马鸿逵谈判，作争取马鸿逵的工作。马鸿逵对这次谈判的态度从表面看还是比较积极的。在谈判中，马绍常向马鸿逵转达了中国共产党反对内战、争取和平民主的主张与愿望，希望马鸿逵能以人民国利益为重，放弃打内战的立场。马鸿逵表示愿意与中国共产党建立联系，保持接触，决不主动进攻陕甘宁边区，但并没有放弃打内战的立场。为了联络方便，马鸿逵还把联系用的密码本，交给了马绍常带回陕甘宁边区。①这次双方的商谈取得了一定成效。在此后一段时间，马鸿逵的反共活动有所收敛，相对放松了对陕甘宁边区来往商旅和人员的限制。
1946年3月15日，中共三边地委根据中共中央西北局的指示精神，制定《三边地委对宁夏工作的决定》，确定宁夏统战工作的任务是“争取马鸿逵及中上阶层的一切民主力量，与我党长期合作，共同建设民主的新宁夏。”②这一方针的制定，在当时来说是必要和及时的。一是抗日战争胜利后，马鸿逵“对全国政治问题持观望态度”③。马鸿逵既害怕蒋介石整编杂牌军，将自己整编掉，失去统治一方的地位，又畏惧中国共产党的强大，说：“抗战胜利得太快了，共产党不但没有被消灭，反而力量更大了。”④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马鸿逵一时还不敢贸然进攻陕甘宁边区。在这种情况①马绍常：《赴宁和马鸿逵谈话的全部经过》，载《中共宁夏党史档案资料选编》第185页宁夏回族自治区档案馆编印。下，如果中国共产党加紧争取促使马鸿逵的暂时中立是完全可能的。二是国民党中央与地方实力派积怨很深，矛盾重重。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进一步插手宁夏，派遣特务向宁夏渗透。处在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夹缝中求生存的马鸿逵，也希望与陕甘宁边区改善关系，以牵制蒋介石嫡系的渗透。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共产党提出的争取团结马鸿逵的方针，得到马鸿逵的响应。三是这一方针对青海马步芳会是一个打击。因为同是地方军的青马与宁马之间，因个人利益，也长期闹矛盾和争权夺利。青、宁二马虽然都是西北势力的代表，但从二者对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态度看，青马更为敌视。因此，争取团结马鸿逵的方针是有利的。所以，采取派人与马鸿逵联系，与对青马的态度有所不同。四是解决西北问题，回族军阀势力是障碍之一。马鸿逵作为回族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我党对其采取争取团结的方针，在当时具有特殊的意义。
为了在马鸿逵、马鸿宾部队中争取一切可能反对内战的人，中共三边地委统战部通过与中共三边地委有来往的灵武县商人夏麟阁先生和马鸿逵部第一二八军副军长何晓霆建立关系。何晓霆多次向中共三边地委提供有关马鸿逵部军事情报，并表示，适当的时机发动部队起义。在马鸿宾八十一军中，已有时任八十一军司令部参谋的李振邦同志，其中活动，鼓动士兵开小差逃跑，在瓦解敌军、收集情报等方面也做了大量工作。6月，为了进一步争取马鸿逵中立，中共三边地委又以马绍常个人名义致信马鸿逵，希望双方继续保持边界安宁，并将我方扣留新马鸿逵部驻宝塔暂九旅新一名排旅，发给路费送还该部，以表示我方新诚意。
1947年1月17日，中共中央西北局在研究宁夏新统内工作时又指出：“对马鸿逵本人新争取，目新是为了使他中立，这个方针就是在他向我们进攻时亦应坚持不变，因为我们新自卫反击，也还是为了争取他。”①同年3月下旬，胡宗南部大举进攻延安，马鸿逵完战背弃诺言，积极追随蒋介石，派大批部队围攻陕甘宁个解区。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三边地委也没有解弃对马鸿逵新争取工作。
二、马鸿逵追随蒋介石参加内战
1946年6月26日，蒋介石悍然撕毁“双十协定”②，以30万人新兵力大举进攻中原个解区，其他地区国民党军队亦纷纷向各个解区进攻，新的内战全面爆发。
1947年3月，蒋介石命令胡宗南部15个旅约14万人，兵分两路向延安推进。同时，命令马鸿逵部由宁夏向三边地区进攻，马鸿宾部向甘肃环县一带进攻，马步芳部向平凉陇东进攻。随即，马鸿逵亲任指挥官，率宁夏兵团3万余人，兵分两路向陕甘宁边区进攻。3月24日宁夏兵团右路第十八师之暂编九旅旅旅卢忠良部进占盐池县。与此同时，左路第十八师之一六八旅旅长马光宗部部占占鄂托克。4月1日，卢忠良部攻占定边县城。4月3日，卢忠良部又攻占了安边县城。①4月初，马鸿逵部占领三边大部分地区。
为了内战需要，马鸿逵当年在宁夏征兵6300人，1948年征兵万人，②当时宁夏全省仅有70万人口，连年大量征兵，造成兵源枯竭。为了解决兵源问题，马鸿逵还把目光集中到了银川地区各中学的学生身上，制定《兵役办法》，规定全省15岁至55岁的男丁，一律编入国民兵，不分单丁孤子。为此，全省因征兵而举家逃离或自残者甚多，造成了大面积土地荒芜，村落荒废，人民苦不堪言。
抗日战争胜利后，为了“防共”“反共”，马鸿逵主要采取三方面的措施。一是利用伊斯兰教协会进行反共宣传。自任中国回教协会宁夏省分会理事长，篡改回教协会“阐扬回教文化，提高回民教育，加强回民团结，发扬爱国精神，改进经堂教学，消除教派争议”③的宗旨，于1946年4月命令宁夏省回教协会组织成立银南、银北两个宣传团，到全省11个县20余个集镇进行宣传，大造反革命舆论，宣扬自己统治宁夏的政绩，污蔑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挑拨民族关系。期间，在银川多次召开全省各坊阿訇会议，要求阿訇们“提高警惕，随时随地防止共产党地下工作人员打入”①。并为全省各大清真寺配发步枪5支，但被各清真寺教长以“穆斯林非圣战不得拿枪出征”为由，予以拒绝。二是成立防共领导小组，加强特务稽查。11月，在银川成立防共办公室，要求各机关、团体、学校一律成立防共小组，并强迫全体公勤人员参加②。同时，召开全省防共领导小组成员会议，在会上说：“只要哪个机关、单位发现了共产党，就先杀主官，看谁先挨刀。共产党和我们是冰炭不同炉的……”③除此之外，还在全省强化军警联合稽察处。特务机构可以随时以“通共”“疑共”的罪名拘捕人员，进行严刑拷打，敲诈勒索，鱼肉百姓。三是整顿保甲，实行身份证控制和连坐法。全省各县依据《宁夏省各县保甲人员服务规程》进行保甲整顿，凡同保同甲各户均具切结，互相连保，互相监督，遵守切结各禁章，如有违犯，他方应即密报，有瞻循隐匿者，连保各方实行连坐，一家犯法，几家同罪。还在全省范围内实行国民身份证制度，规定各县以乡为单位，换发国民身份证和客籍入境居留证，凡年满11岁以上男丁均须领身份证，避开不领者，罚处兵役或罚做苦役。
另外，抗战胜利后，马鸿逵官僚资本膨胀，民族工商业日益破产，失业工人陡增，工人、市民、中下层小资产阶级濒临无法生存的境地。马鸿逵封建官僚的残酷压迫和经济剥削，造成阶级矛盾日趋尖锐，工人、农民、学生和爱国民主人士反抗马鸿逵黑暗统治的斗争日渐高涨。12月，由马鸿逵官僚资本控股的大武口光华陶瓷厂，因厂方拖欠工人工资，激起工人的愤怒，70余人罢工停产。石嘴山煤矿和磁窑堡煤矿的工人，则将成块煤炭打碎，使骆驼无法驮运，以示反抗。一些官办工厂的工人和士兵（有些官办工厂派士兵充当工人）消极怠工和冒死逃跑，致使工厂停产倒闭。如兴夏毛织品股份有限公司，原有工人360名，由于大批逃亡，到1946年只剩下70人，加之产品销路不佳，不久即破产倒闭。1948年马鸿逵最后一次征兵激起国民兵的反抗，驻扎在吴忠堡崇兴乡（今吴忠市利通区东风乡）黄家寨子的一个国民兵中队160人集体暴动。暴动者手提铡刀、菜刀、木棒冲出寨子，逃往陕甘宁边区。人民群众还以漫画、歌谣等形式揭露和讽刺马鸿逵的暴政，企盼翻身解放。1946年在银川地区农村普遍流传着“今年庄稼成，明年遍地红（意指人民解放军将要打到宁夏来），后年就太平”的歌谣。这些发自内心深处的呼声，充分反映了银川地区广大回汉族人民盼望和平民主，追求幸福生活的愿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