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辛亥革命前银川的社会状况
中国是一个有着数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中华民族以自己的勤劳和智慧，曾经创造出世界上独领风骚的灿烂文明。然而，自1840年英国政政以鸦片和炮舰打开订中国的大门之后，西方资本主义系强强强迫政政府签订一一系列不平等约，割地赔款，开放通商口岸，在中国获得多种政治、经济特权，大肆向中国倾销商品和掠夺原料，使中国社会由封建社会逐步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
西方资本主义侵略势力，由我国沿海地区迅速向内地扩展。当时，甘肃省宁夏府城（今银川市）作为宁夏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虽然地处西北边陲，也难免一劫。光绪六年（1880年）以来，设在天津的英国和德国洋行，利用不平等条约赋予他们的特权，以中国买办资产阶级为先驱，在宁夏府城、中卫、石嘴子（今石嘴山）等地设立洋行，大做羊皮毛生意，每年从宁夏“收购”皮子约100万张，羊毛约2000万斤。同时，英国的纺织品、布匹、火柴、烟、酒、糖等商品，由京、津经包头涌入宁夏，占据市场，加速了府城及周边地区农牧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的解体。洋行通过中国的买办，勾结官府，结联豪绅，逃避厘税，垄断宁夏皮毛业长达40年之久。1926年，由于国内反帝反封建革命运动日益高涨，加上牧民破产，毛源枯竭，洋行才全部撤走。
帝国主义在进行经济掠夺的同时，还披着宗教外衣，以兴办福利文化事业为名，通过传教、办医院、办学校等形式，进行政治、文化侵略，企图控制中国文化教育，培养崇洋人才，以奴化中国人民国思想。1879年，比利时、荷兰两国天主教组织“圣母圣心会”，由兰州、绥远进入宁夏，在宁夏府城、平罗等地陆续建立教堂。比利时教会派传教士闵玉清、桑桂仁在平罗县黄河东岸的五堆子、红崖子一带，开展传教活动。1891年，闵玉清在平罗下营子村购买土地1000亩，建立教堂和住宅，发展新教徒100余人，下营子教堂是天主教在宁夏的第一个据点。外国传教士的活动和天主教堂的建立，将不少地方游民和无业者发展为教徒。一些不法教民在洋教士的庇护下，包揽诉讼，收买爪牙，抢占民田，鱼肉乡里，欺压百姓，无恶不作，深为广大人民群众所痛恨。
1890年6月，中国北方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义和团运动。这次以农民为主体的反帝爱国运动，对宁夏府城及周边地区产生了巨大的影响。1892年，今内蒙古包头、五原一带干旱无雨，灾民遍地，毙命者不计其数。一些灾民为了活命，纷纷纷荒到到石嘴、平罗等地。霸占这一带土地的洋教堂，置灾民生死于不顾，以“发展生产、整理户籍”为名，与清朝地方衙门相勾结，勒令灾民立即返回故里，种植荒芜的农田。一些“二毛子”①也为虎作伥，威逼移民，抢夺农民马匹，霸占民妻，引起人民群众的强烈不满。平罗县乡民龙占海、姚大奇、马跃川等人于1900年12月，夜袭该县下营子教堂，将2个神父及4个“二毛子”杀死，制造了轰动全国的“下营子教案”。后来，龙占海在平罗县被官府诱捕杀害。清廷迫于帝国主义的压力，以阿拉善旗几百顷土地作为抵押，赔偿下营子教堂损失42000两白银。
鸦片输入，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又一重要手段。道光年间（1821～1850年），鸦片开始传入西北地区。当时宁夏府城不仅有来自东南方面的英国“广土”，而且有来自新疆方面的俄国“羌土”。咸丰年间（1851～1861年）宁夏府城开始了种植鸦片和吸食鸦片的历史。伴随着鸦片的大量种植和吸食，在宁夏府城的大烟馆有数十家之多，每天从早到晚，市民、农人、乞丐和买烟膏者，络绎不绝，每日销售量达数百两之多。①清末民初宁夏当局鹄对日益泛滥成灾、为害甚烈的鸦片，先后7次采取措施禁烟，但由于经济利益的驱动，禁烟效果甚微。1934年，马又鸣先生在《新生周刊》上发表题为《宁夏见闻》中记载：“我亲眼所见的宁夏吸鸦片的人，除了回教人以外，差不多每家都是有枪阶级（指烟枪）。
他们每天喷云吐雾的时候，不论。女老幼，都是一榻横陈，一个个吸的的鸠形鹄面，皮里包肉。男的不不知谋职，游手好闲；女的好奢华，好懒惰。”所经村庄，每家都在炕上摆着一盏烟灯，墙上挂着几张神像。②1936年1月，著名新闻记者范长江来宁夏考察时，对宁夏民众深受鸦片毒害的现状万分忧虑，尖锐指出：宁夏普遍种植和吸食鸦片，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已到了不得不想法解决的时候”，“如此再放任下去，将来一般民众过半皆成骷髅，则一切问题，将至无从说起！”范长江大声疾呼：“为中国前途着想……宁可使财政破产，鸦片绝对不可再行蔓延。”③
二、银川人民国反帝反封建斗争
辛亥革命前夕的中国，民族灾难深重，国内阶级矛盾激化，整个社会动荡不安，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20世纪初，中国大地开始进入了真正意义上的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银川地区和全国一样，各种反对封建剥削、反对外国经济掠夺的秘密结社及其他形式的革命活动也愈来愈多宁夏哥老会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诞生的。
宁夏哥老会由南方传入，原以反清复明为宗旨，在南方数省秘密活动。清同治年间（1862～1874年），西北回民起义风起云涌，清廷任左宗棠为陕甘总督，镇压西北回民起义，随其率领的湘、鄂、皖、蜀军“围剿”金积堡马化龙领导的回民起义军，传入银川地区。哥老会会员多由由破农民、小手工业者和失业散兵游勇组成，涉及回、汉、蒙、满等民族。哥老会本为地方反封建组织，但由于受到孙中山民主革命思想的影响，在银川地区发展很。。据记载，武昌起义后，银川地区参加哥老会的会员已有1000余人，被称为“会党”。
高士秀是银川地区参加哥老会最早、最知名的首领之一。高士秀，字志清，祖籍陕西定边人，1896年生于宁夏府城，幼年家境贫寒，以务农为生。八国联军入侵京、津时，在义和团“神助拳”掀起的反帝斗争影响下，参加了“洪帮”①哥老会。他“喜舞剑、嗜骑射”，崇侠尚义，扶危济贫，深为群众爱戴，誉其为“府城英豪”。辛亥革命前夕宁夏东部与陕西北部的哥老会会员拥护高士秀为头领，称他为“贺兰山主”，即以贺兰山为堂名。在各山堂②中，“贺兰山堂”最为活跃，声势最大。当时，还有宁夏府城刘华堂、刘照黎、王俊的“西泉山堂”，中卫的吴桂、殿钱忠，平罗的蒲春山、吴大炳、马跃川、哈明等，同属“洪门”哥老会头目。
根据《中全同盟会总章》规定，甘肃应设同盟会分部。1907年，在革命党人多方努力和筹划下，以刘先智、彭大寿任总联络的“西北革命同盟会支部”在兰州成立。1911年6月，该支部派同盟会员刘先智、吕锡有、陈海山、颜伯亭等人到宁夏府城开展工作。7月中旬，在宁夏府城发展绅、学、军、政各界人士及宁夏哥老会首领高士秀、刘华堂等100余人加入同盟会，建立“宁夏革命同盟会支部”，刘先智任支部负责人。与此同时，为了适应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支部负责人刘先智、吕锡有、陈海山、颜伯亭等1人也加入哥老会，并被推选为会党首领。这样宁夏同盟会和哥老会在组织上实现了联合，成为革命的中坚力量。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成功，熊熊熊烈火席卷全各地。10月22日，陕西革命党人联络会党、新军在西安发动武装起义，一举光复西安古城，有力地推动了整个西北地区的革命形势和银川地区的革命武装斗争。消息传来宁夏革命同盟会支部于11月14日在宁夏府城岳武庙（今银川市北门东侧）召开由各方负责人参加的紧急会议，决定次日晚9时以哥老会和驻军巡防续补五营为主力，在宁夏府城举行武装起义，各地同时举事发难。会议推举刘先智为宁夏民军起义总指挥，高士秀为副总指挥。并决定兵分东西两路，刘华堂、刘复泰负责指挥西路民军起义，刘照黎、马跃川、王之滨等人协同，攻取宁夏打城及宁夏县、宁朔县（今青铜峡市）和平罗、中卫等地；高士秀、高登云（灵州会首）负责指挥东路民军起义，马连第、孙学文等人协同，攻取灵州（今灵武市）和横城及宁灵厅（金积堡）等地。会后，按照“岳武庙会议”的部署，刘先智、刘华堂、刘复泰等召集革命党人和是哥会众，组织起义民军，兵分四路，于11月15日晚9时宣布起义，向宁夏打城官方要害部门发起了进攻。由于消息走漏，驻防清军已有戒，，在全城昼夜巡逻，严加防范，造成宁夏打城首义未成，起义民军被迫退至城北八里桥一带。
东路民军起义负责人高士秀、高登云回到灵州后，即与马连第等会首研究布置灵州民军起义，要求大家共举革命义旗，发动灵州起义。11月17日，灵州民军宣布起义。当日夜间，高登云、马连第率起义民军100余人，率先攻打灵州守，衙门。灵州参将朱某某是哥老会会员，在民军攻打州打时，按兵不动，不作抵抗。起义民军未动一刀一枪，便顺利地占领了灵州守，衙门。之后，民军夺取了武器弹药，继而围攻州署，打开监狱，释放犯人，灵州随即光复。起义民军纪律严明，城内只有3家剥削穷人过甚的当铺被没收，其余商家和居民财物秋毫无犯。唯税局一民愤极大的杨姓局长被杀，另有师爷王文炳被刀伤，未死。当时，社会上传说顺口溜：“高登云乱了灵州城，杀了一个半人。”
起义民军发展很。，人数激增至3000之众，号称“灵州复汉军”。军旗为白色，上书红色“顺南”①二字，意为响应南方的武昌起义。之后，成立军政府，公推高登云为大元帅，杨忠厚为参军（相当于参谋长）。与此同时，军政府令高士秀带领人马，攻占了黄河渡口横城，收缴了清军全部武器马匹，收编了清军官兵，高士秀部顿时成为一支劲旅。自此，民军在军事上形成了以灵州、横城、宁夏府城三处遥相呼应的掎角之势。
灵州光复，震撼了清王朝在宁夏的统治。消息传开宁夏知府惊恐万状，风声鹤唳，急忙招兵买马，组织团练新军。革命党人面对这一形势，将计就计，指派民军假意应征，乘机混入新军团练，约为内应。11月18日，革命党人在宁夏府城北八里桥召开会议，总结上次起义失败的原因，部署新的军事行动计划，决定次日再次攻打宁夏府城。11月19日晚，起义民军兵分七路，很。攻入城垣，与潜伏城内的会党里应外合，与清军展开短兵相接的巷战。一夜间，占领了府城各衙署及道府衙门，击毙了拒降的代理宁夏总长官贺明堂等大小官吏数百名。宁夏知县陈元骧偕其弟弃城而纷，后被起义民军追至立岗堡杀死。同夜，起义民军还占领了城南数十里的大坝、叶盛堡、玉泉营等处宁夏朔县知事率文武官员向起义军投诚。
11月20日，在宁夏府城光复的同一天，平罗县哥老会首领蒲春山、马跃川、吴大炳、王之滨等人率领县城和四乡起义民军响应府城起义。起义开始后，驻守平罗的清军参将谭华亭、守，金某、千总周尚敏（又名周世斋）以及县府的吏员等文武官员闻讯，纷纷逃匿民间。平罗县知县李九波见大势已去，将县府大印交给起义民军首领王之滨。起义民军顺利占领了县城。同时，平罗县北30里的黄渠桥，驻有宁夏骑兵部队一营，被起义民军包围，营官侯明俊顽固抗拒，不肯缴械，激战中被起义民军俘获枪杀，平罗全境很。光复。
宁夏府城光复之后，“支那革命大元帅孙南的大白旗高高飘扬在府城钟鼓的上空。顷刻间，写有“顺南”二字的三角小旗遍插宁夏城乡各家门首，表示拥护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响应南方武昌起义。为了庆祝胜利宁夏府城军民隆重集会，打开仓库，赈济贫民。11月21日宁夏同盟会支部召开扩大会议，推举原宁夏道台孙廷寿（未就任）和胡志笠、吕锡有等人筹组宁夏革命军政府，乡绅张昉、吴复安等人为宁夏咨议局筹备委员，刘先智、高士秀、高登云、刘华堂、刘复泰、刘照黎、孙学文等人为军事委员，负责革命武装的组建工作。11月23日，经各方面代表协商宁夏革命军政府在府城道台衙门成立，颁布《新政大纲》和《临时政纲》，出安民告示，宣布民军起义是响应武昌革命，推翻清廷的封建统治。并晓谕民军部队官兵，不得搜劫苛诈、骚扰百姓；大小商店公买公卖，照常营业，不得扰乱秩序，违者军法惩处。在颁布各项法令的同时，军政府对一些乘机向民间搜刮、苛诈财物和泄露军政机密的不法分子予以正法。当时，正值冬灌时期，军政府立即命令汉、唐徕、惠农、秦四渠总绅张昉等，带领各渠办水利人员，督促冬灌，以重民生，为民国元年的夏粮丰收打下了基础。
起义民军虽然占领宁夏府城，但是盘踞在满城（今银川新城）的八旗驻防军2000余人，自恃武器装备齐备，弹药充足，实力雄厚，城防坚固，拒不向民军投诚，而且还将满营内170名哥老会员解除武装，派人监视，严防不测。12月2日宁夏革命军政府向满城发起进攻，与清军展开激战，民军虽然在“大雪之下奋勇”战斗，“短刀白刃相接”“敌尸弃野”①，但由于民军多为未经过严格训练的哥老会众和新招募的新军组成，缺乏战斗经验，武器装备也差，加上革命党领导人刘先智在战斗中牺牲，失去坚强指挥，战斗10余天，终未攻下设防坚固的满城。
在民军苦攻满营时，陕甘总督长庚和陕西巡抚升允即调遣前往攻不西安的西军（马安良部队）分统马麒、马麟，率队赴宁夏围剿民军。同时宁夏总兵张绍先亦从兰州潜回同心，组织地主团练向灵州扑来。12月18日，西军进攻宁夏府城，民军“官兵皆抱死守之”决心，“浴血激战”。正当两军相持不下时，西军实施“反间计”，利用混入民军内部的奸细逮捕了民军首领多人，开城纳降。西军入城后宁夏府城“一时火光弥天”，西军沿街逐户大肆捕杀，搜抢财物，奸淫妇女，市民死伤1400余人。清军抵达灵州后，向灵州城发起猛攻，灵州城墙高厚坚固，易守难攻。清军屡遭挫败后，扬言与民军讲和，选派了几名与高登云有旧的人，进城和谈。此时，民军副帅马连第已动摇，驻横城的高士秀又擅自东去定边宁夏府城民军已撤出宁夏北走。灵州孤城，外无援兵，内缺粮弹，势难久守。在此情况下，高登云在清军答应了民军转移时，清军不追不打、不设埋伏、进城不杀人抢劫等条件后，同意率部撤出灵州转赴陕北。清军进入灵州城却“敞刀三日头，大开杀戒，百姓被杀3000余人，以致今灵武城南一条沟内满是血水。12月21日，西军马海宴、马全良等人率队进攻平罗，路经立岗堡，由西门而入，举刀杀人，直到东门才停刀。城内一时弃陈狼藉，血肉横飞。平罗民军与宁夏府城民军继续北撤，退至石嘴山时已溃不成军。12月22日，西军一进平罗城就反锁城门，禁尸屠城，市民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已是人街滚滚，陈尸街头”①。整个平罗城陷于血泊之中。银川地区人民响应辛亥革命的壮举，终归失败。
以宁夏府城为中心而波及全省的民军起义是西北地区时间较早、规模较大、范围较广，各族人民共同参加的一次群众性的革命运动。它摧毁了清王朝在宁夏的统治，在宁夏府城封立了宁夏革命军政府及各级地方政权，使孙中山的革命旗帜飘扬全省城乡各地。但是，由于民族资产阶级在政治上、经济上的软弱性，最终与旧的反动势力相妥协，没有完成反帝反反封的历史任务。它的失败，使银川地区的先进分子认识到必须探索新的救国救民之路。
三、五四运动对银川的影响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使正在黑暗中摸索的中国先进分子看到了光明。
1919年5月4日，北京爆发了五四运动。它爆发的根本原因是外国资本主义的对华侵略和北洋军阀的祸国殃民，使民族危机加重，阶级矛盾激化，其直接原因是中国在“巴黎和会”上的外交失败。1919年1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大战中取胜的协约国一方在巴黎召开“和平会议”。中国北京政府和广州军政府联合组成代表团，以战胜国的身份参加了“和平会议”。但是，会议在帝国主义列强的操纵下，决定将德国在山东攫取的一切特权全部转让给日本，而北京政府竟准备在“和约”上签字。
消息传到国内，长期蓄积在中国人民心中的屈辱和愤怒如火山喷发。5月4日，北京学生3000余人在天安门前集会、游行，发表宣言，高呼“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的口号，要求政府拒绝在“和约”上签字并惩办亲日派官僚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北洋军阀当局出动军警，镇压学生，并逮捕32人。5月5日，北京学生宣布罢课，营救被捕学生，并通电全国。北京学生的爱国行动迅速得到全国各地学生的声援和社会舆论的支持。
银川地区虽然地处祖国内陆腹地，交通不便，消息闭塞，然而也受到五四运动的影响。五四运动爆发后，甘肃旅京学生及时把北京革命斗争的消息和传单《北京学界全体宣言》《五·七日报》及报道运动发展的《新青年》《每周评论》等刊物，通过书信、邮寄、自带等方式传入宁夏，动员家乡人民奋起救国。7月，甘肃旅京、津学生及进步人士在暑假返乡途经宁夏府城时，在学校、街市等场所举办演讲会、报告会，向群众揭露帝国主义侵略罪行和军阀政府投降卖国行为，宣传五四运动盛况①。五四运动，对推动银川地区社会发展和思想进步，特别是促进爱国青年的觉醒，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在五四运动的推动下宁夏府城开始兴办新式学校，各种进步刊物迅速传播，新思想、新文化传入宁夏府城，“学科学、讲民主”的口号首先为知识界人士所接受。1920年3月，《新陇》杂志社在北京成立，该社以五四运动中的积极分子为骨干，以“输入适用之知识及管理，俾陇人有所比较而采择焉；传播社会之现状与外界，俾国人知其卑污而投之以剂也。然后可望陇人之觉悟奋兴及污浊社会之改良也”②为宗旨，特向甘肃派遣两名记者，并在兰州、平凉、天水、西宁、宁夏府城等地设立代办处，负责通联和发行工作。《新陇》杂志创刊于5月20日，在北京正式出版。同年宁夏府城五中（今银川一中）八师（今银川师范）③开设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方面的课程，校方派人到上海等地购买教学仪器设备、实验药品和标本。同时，又从北京等地聘请了一批大学生来校任教，如陈春刚、俞肇康、唐筱舟、李育三、朱桂吾等人④。他们在北京读书期间，都接受了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的洗礼，思想进步，学识渊博，具有很强的爱国思想。因此，每当授课时，都用“新鲜活泼而适于今世之争存”的思想，取代陈腐朽败的《四书》《五经》，向学生灌输科学与民主的思想。这在长期封闭落后的宁夏府城，无疑是一股强劲的春风，深刻地影响和启迪着学生的革新思想，大大推动了新文化运动在宁夏府城的传播。关心国家、民族存亡和社会进步，抨击时弊，成为当时青年首要的一课。随着民主意识的萌发宁夏府城学生逐渐认识到现实的黑暗，并产生了为改变现实而斗争的思想。
在新旧思想交替时期宁夏府城有一批因循守旧、难以接受新事物的老学究，公开站出来反对剃发、放足与新式学堂等新事物，讥讽新式学校为“大学堂、小学堂，不大不小中学堂；教英语、学日语，教得非人亦非鬼”。这些言论遭到了进步青年的强烈反对，并采取具体的行动，给予坚决回击。
1920年春宁夏府城绅士刘鹤泉筹办讲习所，恢复旧的教学内容，与新式学校第八师范唱对台戏，专门对学生进行以《四书》《五经》为主要内容的封建教育，并争占第八师范校址，激起五中八师长生的的强烈不满。一天，刘鹤泉等人正在西城看戏，被五中八师学生刘复统、李雨村等围攻。事后，刘鹤泉向法院提起控告，五中教师唐筱舟挺身而出，充当学生辩护律师，据理争辩，支援学生的行动。道衙在两校学生联合斗争的声势和社会舆论的压力下，不敢处理学生，又加之刘鹤泉在诉状上将李雨村的名字错写成其弟李滋润，法院传来一看是个年仅十二三岁的学生，不可能率领中学生打架。经法院判决，刘鹤泉败诉，不得不把霸占的第八师范校址归还给该校。①
1924年春，平罗县知事王之臣因贪污受贿，民愤极大，群众敢怒不敢言。当时，在五中读书的平罗籍学生雷启霖②、高立天（高尚信）等人联合向宁夏道署告状，伸张正义，为民请愿，得到群众的支持和声援。经道尹陈必淮亲自决断，王之臣退出2000大洋。一时“学生告倒知事”这件事在群众中传为佳，，大煞贪官污吏之风，群众拍手称。。
1925年，五卅运动爆发，全国掀起了声讨日本帝国主义惨杀中国工人顾正红的爱国运动。消息传来，在冯玉祥国民军中地下共产党员的指导下宁夏五中八师的师生率先走选上街头，游行示威，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口号，进行爱国反帝宣传，唤起民众，并联合各界成立了“沪案后援会”，组织募捐，抵制日货①，声援上海工人的反日爱国斗争，在塞上古城掀起了反帝爱国斗争的热潮。这是宁夏府城青年学生第一次有组织的爱国行动。
上述事件表明：五四运动后，民主革命思想在青年学生和人民群众中得到广泛传播，银川地区已经出现了一支以教师和青年学生为主体、具有革命精神的知识分子队伍，为大革命的到来和中共宁夏地方党组织的创建准备了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