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范文 汉族，1931年出生，陕西省西乡县人。中共党员。1949年10月参加工作。1956年7月，中央民族学院语文系藏语专业毕业。1959年9月，毕业于中央民族学院历史系，研究生学历。1984年，获宁夏回族自治区有突出贡献的专家称号。1986年，获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称号。1987年7月晋升为研究员。长期从事西夏历史和语言文字的研究工作。1992年，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现为宁夏社会科学院名誉院长。
主要著作有《西夏研究论集》《西夏陵墓出土残碑粹编》《同音研究》《宋代西北方音研究》《西夏语比较研究》《夏汉字典》《国外中国学研究译丛》（第一、二辑），与他人合作的著作有《西夏简史》《西夏官印汇考》《圣立义海研究》《西夏文〈杂字〉研究》《电脑处理西夏文〈杂字〉研究》。发表学术论文80余篇，并多次荣获宁夏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
她曾任中国美术家协会宁夏分会主席，中国美术家协会第二、三、四届理事，现任中国美术家协会宁夏分会名誉主席、宁夏书画院名誉院长。为国家一级美术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1995年世界妇女大会期间，被华夏美术出版社和中国当代美术家作品集出版社组委会命名为“国宝级艺术家”，其艺术传略收入国内各种艺术家名人辞典和日本出版的《中国当代美术家名鉴》。
我已进入耄耋之年，但前尘往事仍历历在目，宛如昨日，仿佛砧上月影，千拂不去。提起家世，我不由得想到儿时的两件小事。第一件事，小时候我见自家屋梁上挂着一捆线装书，奶奶告诉我那是药书。后来，我上小学识了一些字，出于好奇心，总想知道房梁上挂的是什么书。记得有一年年底扫尘，将这捆书解下来，我终于看到那是木刻本的《本草纲目》。另一件事，在我家楼上发现三块积尘足有半寸厚的木板， 已被熏黑，但上面镌刻的金字仍清晰可辨，两块小的上面分别刻着“精心炮制”“童叟不欺”，一块大的刻着“天顺堂”。奶奶说这是药铺字号。
奶奶告诉我：“这些都是你祖爷在城里开药铺的遗物。他在城里做生意，买了一些田地，让你爷爷他们耕种。你祖爷去世时，药铺倒闭，把他生前置的土地全卖掉还了账，连两间破瓦房也卖给了人家，全部家产只剩下这三块牌子和一捆书。你爷爷他们因不识字全被人家骗了。你爷爷是老三，仅有你父亲一个儿子，为了不再受骗，才把你父亲送去上学。你要好好念书，将来才不会上当受骗！”
我父亲只上过小学，在农村教书。那时村子里出一个先生，自然令人刮目相看。方圆十多里人家，丧葬行礼都给他下请帖，我家的堂屋就贴了几十张，也算是一种荣耀。
1931年农历九月，我出生在陕西省西乡县。从我懂事起，就只见奶奶、母亲和姐姐整天买棉花、纺线、织布、卖布、买粮，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父亲在山区教书，每年腊月底等他回家后，家里方能吃上肉，也唯有这时才能听到母亲和奶奶的笑声。
有一年，我父亲被人家辞了，原因是没给“学监”送礼。从此，我再没有见母亲笑过，而且常常流泪。她经常抱怨自己不该嫁给读书人， 做生意无本钱，种庄稼无地，识几个字又不能当饭吃。我父亲东奔西跑终于在山区又找上了工作。然而谁能想到，这次去后父亲却再也没能见到母亲。
父亲走后不久，母亲积劳成疾，却无钱请医生，只按偏方采一些柴胡、前胡、生麻、葛根之类熬汤喝，但疗效甚微。父亲的同学闻讯赶来，他略懂医术，开了药方，但却无钱买药。母亲想喝点羊肉汤，父亲不在家，周围尽是穷人，奶奶东跑西跑也没能借上钱。母亲看人家吃青萝卜，想吃又不好开口，就让我去拾萝卜皮洗后放进她嘴里，她就这样带着遗憾凄苦地离开了人世。母亲去世三天后，父亲才赶回来，赊了一副臭椿木棺材，也无钱买砖灰，只好挖了一个土坑，草草安葬了母亲。
母亲去世一年后，我随父亲去西乡县马家湾茅庵上小学。校址是一个山区小庙，学生只有十几人。我们同老道士一起吃饭，每天都是玉米糊糊，节省一点粮运回家养活奶奶和姐姐。两年后，我回到家乡梭罗关上小学三年级。父亲的同学刘子仪在西乡县堰口中心小学当校长，一年后我又转学去堰口中心小学上四年级。校长很照顾我，让我帮助工友打铃、扫地、做饭以解决伙食费。一年后，我从四年级越级上六年级，第一次数学考试得了97分，期终成绩名列第三，引起班上一些年纪大的同学的忌妒，他们鼓动校长赶我出校。多亏数学老师兼班主任刘行庆老师保护，在校长和教导主任面前求情，最后给带头闹事的班长刘华定留校察看的处分，才平息了这件事情。
1946年暑假，我小学毕业，奶奶让我继承祖业学医。这使我想起祖父、舅舅一生从医，但家贫如洗，我没有一点当医生的念头。但当时摆在我面前的是“不去学医就去给地主放牛”的选择。正在走投无路时，一日清早，我去学校后山坡读书时，在草坪里拾得一枚戒指。这是国民党军官在此打球时掉下的。这个戒指把我从绝境中解救出来，改变了我的命运。父亲卖掉戒指后在县城里租了一间茅屋， 以卖茶水、养猪、给学生做饭度日。我也靠此上了西乡县初级中学。
1949年夏，我初中毕业。上高中要去汉中市，距家较远，家里也无钱供给。正为前途忧愁时，陕西省私立乐育中学由西安迁到西乡，在姐姐的资助下我考上了乐育中学。同年12月西乡县解放后，我想报考陕南公学，因校址在汉中，没有路费，我就到县人民政府文教科申请路费。科长高镒挺让我写一个自我介绍材料，我把自己的情况写好立即交去。两天后，高科长通知我去县文教科工作。我成为县上第一个参加工作的青年，感到无比幸运。参加工作后，接触的干部都是参加革命比较早的陕北老同志，他们朴实、诚恳、勤奋的工作作风，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对我的人生观、价值观的形成有着重大的作用。
虽然我出身贫苦，但勤奋好学，在机关里领导对我十分器重。1950年3月，我加入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不久，担任县机关学校团总支副书记，8月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之后，组织上又送我去上高中。为了解决我的生活问题，学校让我半工半读，一面管理学校图书和仪器，一面随班上学。学校师生数百人，图书资料少得可怜，理化仪器破旧残缺，所幸师资很强，就我所知，没有一个不是大学毕业的，有的老师还去日本留过学，例如江伯玉、刘霞举、孙丘园、江丹枫等等。一个中学竟有这么多的留学生，培养出来的学生质量可想而知。遗憾的是，我后来回家乡拜谢他们时，除江伯玉老人还健在外，其余全在“运动”中去世了。
1952年我高中毕业后，县委组织部要调我回去工作，但当时中央规定，要为第一个五年计划培养人才，应届高中毕业生一律参加高考，不许参加工作，并动员在职干部报考大学，因此我也去应考。其实，上大学我想都不敢想。现在，让我考大学，究竟学什么呢？记得1946年暑假，我在县城上补习班，有位罗老师课讲得最好，我很崇拜他。他曾说过：“一个人认准一件事，就要全力去追求，哪怕付出毕生的精力。”这句话影响了我的一生。我打听出他是从西北大学边政系毕业，于是我也选择了这个系。但在报考时，方知解放后西北大学这个系取消了，只有中央民族学院有这个系，但已改为少数民族语文系，我即选择了该系的藏语专业。1952年9月接到通知，我如愿以偿考上了中央民族学院。
在中央民族学院所学专业为安多藏语（甘肃、青海藏语方言）。我虽为汉族，因家庭出身好，又是党员，在班里一直担任班长，后来又被选为院学生会主席、北京市青联委员，但是 “反右派”运动使我的人生出现了逆转。1957年春，我在历史系读研究生时，未听系领导的劝告， 在全院党代会上就民院预科二部(小学生班)办不办的问题对院领导提了意见。6月 “反右派斗争”开始后，在传达“反右派”报告时，我被剥夺了党员权利，不许参加会议。党委办公室主任为我抱不平，说：“李范文即使是‘右派’，但他现在还是党员，应该让他参加。”他因此差点儿也被打成“右派”。第二天，学生科几位女同志首先给我贴出大字报，说我是“叛徒”“右派分子”。大字报贴在公告栏里，我即在这张大字报上写了“谢谢诸位女士的华丽词藻！”并署了名。这一下激怒了院领导，系党组织宣布撤销我的党内外一切职务，发动大家来批斗我，但除了几位调干的党员执行领导决定外，全班同学为我辩护，反对领导的决定。在这种情况下，系里只好宣布撤销决定，恢复我的职务，让我来领导我班反右派运动。让我去批判为我辩护的同学，我怎能干这种事！直到1957年9月第二学期开学后，学校又把刚入学的一二年级党团员发动起来批斗我。谁为我辩护，就批斗谁。就这样，全班24人被打成“右派”的有7个，我不忍心同学们为我付出这么大的代价，违心地承认“我是右派”，才结束了这场激烈的“反右派”斗争。
因为我是“右派”分子，所以1958年冬把我下放到四季青公社劳动。我被分配到厨房工作。1959年国庆前夕的一天早晨，永定河水暴涨，在河上测量水文的一位北京市地质局的工人跌入河中顺河漂下，河边围观者连呼“救命”。当时，我正在厨房做早餐，听到“救命”声后急忙赶去，看见溺水者将被冲到水闸危险区，我奋不顾身跳河救人。这个工人得救，而我被冲出百余米，身上多处受伤。因为救人立功，我被摘掉“右派”分子的帽子，受到北京市地质局的表扬和慰问。此后，我又回到学校。
“文章憎命达，魑魅喜人过。”在人生绝望的时刻，偶尔接触到的西夏文，点亮了我的人生希望。我原来有一种理想，想当一位藏学家，甚至想待毕业后去藏区寺院待上十年二十年，把藏学彻底弄懂，写一部传世的专著，扬名中外。后来一见到西夏文，便被它那字形所吸引，又听说很难，世有“绝学”之称。在二十四史里，辽有《辽史》，金有《金史》，宋有《宋史》，唯独没有西夏史，为此我萌生了学西夏文、写西夏史的愿望。早在1957年春，我曾向系主任苏冰同志提出跟王静如教授学西夏文。苏主任说：“待研究生毕业后跟他学也不迟。”但万没想到这年夏天我就被打成了 “右派”，一切希望破灭了。调到研究所后，理想开始复生，但我在民院已声名扫地，再说这位副所长绝不会同意，王静如教授恐怕也不会教一个摘帽的“右派”。因此，我萌发了去西夏发祥地宁夏的想法。
作出去宁夏的决定后，我三番五次打报告要求去宁夏工作，但迟迟不见答复，最后我只好去找那位领导。他很冷淡地说：“留不住你， 你一定要走就走吧！让办公室给你办手续。”就这样，我于 1960年6月10日离开了北京，来到银川市。23年后，我去北京西山开会，见到一位老态龙钟、白发苍苍的老头子，他热情地伸出手，笑着同我握手，“似曾相见不相识”，一问才知竟是我原来的那位领导。但一切时过境迁，我对他无丝毫抱怨，反而同情起他来。后来，他托人向我道歉，并说想找我谈谈。我知道他因整人树敌过多，最后下放到一个县上当书记，后来虽然官复原职， 但已今非昔比。其实，整人的人也是错误路线的受害者，看到他比我还老得快，我不忍心再去找他，以免勾起过去的伤心事，刺痛老人的心。过去的事就让他过去吧，我始终未去同他谈谈。
来宁夏后才知道，这里既无科学研究机构，更无西夏研究单位和资料，我被分配到宁夏师范学院（后宁夏大学）政史系工作。宁夏素有“塞上江南，鱼米之乡”的美称，但当时的条件非常艰苦，群众的生活十分困难。我被分配到资料室工作，为了不虚度年华，我潜心搞了一些研究。 1962年，我写了《郭守敬与宁夏水利》发表在《宁夏日报》上。还编辑了《中国历史问题研究论文集》，以宁夏大学政史系的名义出版。这是宁夏大学出版的第一本书。
1962年宁夏民族历史研究室成立后，我被调去研究回族史。短短两年，我编写了《关于回回民族的形成问题》《西北回民起义问题》等研究资料汇编，还和其他同志一起编写了《关于回回民族研究资料索引》《西北及宁夏地区文献资料索引》等。但好景不长，在1964年 “社教”运动中，我1957年被打成“右派分子”的事又被翻了出来，作为典型批斗，后下放劳动，差点进了监狱。记得那时我们机关在宁夏党校院内，同党校的学员有时在一块学习。在一次学习会上，主要内容是批判“修正主义”，但与会者竟不知什么是修正主义的概念，首先发言的两个人讲不清楚，我补充了几句。谁知半年后祸从天降，说我“利用合法权利散布‘反革命修正主义’”。我不服气。我们单位属自治区党委宣传部领导，有一天宣传部一位处长找我谈话，我说：“我在党校学习会上的发言，无论从形式上、内容上、逻辑上、法律上都没有错，更没有罪。墙是白的，你让我说成黑的，我想不通。”那位处长说：“你做研究工作，给你打打防疫针有什么不好？”这位善良但却没有受过批斗的人，把那种残酷的批斗当做治病救人的“防疫针”，却不知道这种“防疫针”是会打死人的。
紧接着十年浩劫，像我这种性格的人还能有什么好结果？一位平时见我面即“老师长，老师短”的人也学会了靠整人向上爬的当官 诀窍。他煽动一群人来我家揪斗我，我有病正在床上躺着，他们骗我去机关开会，我一出大门，便见周围群众围观，接着看见一块一米见方的牌子，上面写着“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右派分子李范文”，我气愤至极用脚把牌子踩得稀烂。结果，我被拳打脚踢一顿， 像绑赴刑场一般被送往会场。一位平时关系较好的同志来给我做“土飞机”，我挣扎出双手，把他的绸裤子从腰上撕破至脚背，他拔腿就往大街逃。又是那位平素称我“李老师”的人大喊：“抓反动分子啊！”“抓反革命分子啊！”闻讯赶来4个红卫兵抓住我的手和脚像打夯一样，上下夯打，几乎把我的腰夯碎了。这时，一位同志大喊：“即便是反革命分子，也不能把人往死里打，还有警察管呢！”这位同志救了我一命。此后，我经常被游斗，我爱人见我被游斗后膝盖跪破了皮，她当晚用棉花给我缝了两只护膝，每天批斗后回家她都给我做好吃的、安慰我。有时下班后不见我，她像疯人一般跑到机关找我，经常同造反派头头吵辩。因为她最了解我，我只是拼命劳动和工作，从未干过坏事。我这样的脾气和性格的人，如果没有她的无微不至的关心、爱护和安慰，恐怕早不在人世了。我今天还活在这个世上， 还能做出一点成绩，这里有她的心血和汗水。
1970年，我终于从固原山区调回银川到宁夏博物馆工作，实现了我多年来梦寐以求的愿望——研究西夏文。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研究西夏文没有工具书是无法深入研究的。于是，我先从编撰《夏汉字典》开始着手。这一计划受到领导的支持和重视。但是编撰字典谈何容易，当时宁夏地区所存的资料，只有王静如教授的《西夏研究》（1—3辑）和北京图书馆的《西夏文专辑》及西夏人编写的双解常用字汇《番汉合时掌中珠》等。我首先从这些书里搜集单词例句。著名的语言学家王力教授曾说：“一部没有例子的词典，就是具骷髅。”因此，我十分注意每个字条的例句。有时一个字的用法，抄录二三十张卡片，归类后只能用上几张。而为了那几十张卡片不知翻了多少书，流了多少汗。记得1973年5月至11月， 我在北京搜集资料，先师罗福颐教授为我准备了一大摞西夏文资料，其中有苏联20世纪30年代杰出的西夏学者聂斯克的《西夏语文学》，以及他自己的备用字汇辑手稿，及其先兄罗福成的《华严经》手稿等。他那种奖掖后学、诲人不倦的精神，深深感动着我。我如获至宝，如饥似渴，日夜不停地在招待所抄写。这年夏天，气温很高，我们住的六人大宿舍，每天下午室内仅我一人伏案抄写， 热得连背心都穿不住，只好脱掉，用毛巾披在背上，真是汗流浃背。晚上同房客人要休息，我只好把桌子搬在走廊里，借灯抄写。正如意大利历史学家、语言学家斯卡利格所说：“十恶不赦的罪犯既不应该判处决，也不应该判强制劳动， 而应该判去编词典，因为这种工作包含了一切折磨和痛苦。”
有一天，我的老师——著名的藏学家于道泉教授来招待所看我，见我已搜集3万多张生字卡，采用四角号码编排，这位年逾古稀的老者非常高兴，那种情景我至今记忆犹新。他说：“40年前，我同王静如教授一道治西夏文，我花了几年工夫发现西夏文十分方整，用四角号码编字典最科学，我当时就有这个计划。后来傅斯年先生派我赴英留学，改了行。没想到40年后竟然有人继承此念，不谋而合，真是巧极了！不说内容，仅这种编排法就值得出版。”（按：如今以四角号码分类，用拉丁字母代替1～9阿拉伯数字，已被国际上通用。）
编写字典的大部分时间是在贺兰山麓的西夏陵园发掘工地完成的。1972年，宁夏拨款发掘西夏帝陵。我因1957年的“问题”而不能从事西夏文字的研究工作，只能承担发掘工地的后勤工作，拉木料、招民工，甚至还得管理民工的工资、伙食，虽然比考古人员低一等，而我自己则认为这也是换脑子休息的好机会，从中体会到无限乐趣，因而工作起来任劳任怨，赢得了民工和同志们的尊敬。
发掘工地的工作十分艰苦。那时给每人每月供应半斤大肉，每天吃白水面条，健壮的身体被累垮了。我身高1.77米，体重50多公斤，营养不足，严重贫血，只好宰了家里为4个孩子吃鸡蛋而养的14只母鸡，补养身体。
1977年西夏王陵发掘工程结束后，考古人员被全部调回，仅留我一人在工地看守。一日，两个儿子受他们母亲的嘱托来工地看我，大儿子上小学，二儿子刚四岁，两人原准备同我在工地多住几天，谁知当夜狂风四起，帐篷被风撕得哗哗响，饥饿的狐狸在冢穴里嚎叫，小儿子吓得紧紧地搂着我的脖子浑身发抖。第二天清早，孩子们就嚷着要回家。后来，他们再也不想来工地了。
就在这样的环境里，我写出了《夏汉字典》的初稿，继而写出《西夏陵墓出土残碑粹编》。《夏汉字典》写完后正值“四人帮”横行之时，我怕招来横祸，不敢交出。文物出版社得知消息后，曾数次来函索稿，计划出版。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我的处境大为改善。1978年1月，宁夏文教局派人与我一道给文物出版社送稿。3 月18日出版社来函：“李范文同志所编的《夏汉字典》，按原商定的步骤， 我们双方请有关专家提意见，然后把意见集中起来，再由你们修改定稿，争取早日影印出版。”在审稿中有一种意见引起我的重视：“字典注音一字多音，使读者无所适从。”确实有的字既有苏联学者的拟音，也有日本学者的拟音。当时还没有中国学者自己拟测的西夏语音系。我当时想，一部字典要经几代人的努力修订，也不一定十全十美，在没有现成字典的情况下，哪怕是一部字汇集，也可供学术界使用。然而，因有人求全责备，出版工作被暂时搁置下来，我只好向音韵学方面努力。
研究西夏语音韵学的困难更是难以言说，没有古汉语音韵学的知识无法问津。汉语音韵学是一门历史悠久的学科，也有“绝学”之称。古汉语音韵还有今天的汉语提供参考，而西夏语是一种“死语言”，西夏语音韵学到底怎么研究？有没有西夏遗民？以什么为基础？从什么书开始？于是，我以《同音》为蓝本，以《番汉合时掌中珠》的原音为基础，开始调查西夏遗民。1980年5月至9月，我赴甘肃、四川藏区调查西夏遗民。在四川康定六巴公社发现木雅语，在道孚发现道孚语，这两种语音的基本词汇，有的与《番汉合时掌中珠》的汉字语音很相似。我记了4000多个单词，搜集了约200个例句。计划写《弭药语的调查与研究》一书，此书写了约30万字，因干扰而辍笔。尽管如此，这次调查对我研究《同音》拟测西夏语音系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1984年4月，正当我陶醉在《同音研究》一书中，日本西夏学者西田龙雄教授来访，我在骑车去宾馆的路上被人撞倒，左腿股骨颈骨折，宁夏社科院领导派车，并由路上碰见的青年科研人员王永亮协助，送我到附属医院动手术。手术后卧床半年，休息一年。我便将木板放在被褥上从事写作。为了不使身体下滑，臀部垫着枕头，用布带固定在床上。老子曰：“祸兮，福之所倚。”养病，倒为我提供了一个安静治学的环境。这段时间，与我形影不离的正是这部《同音》。《同音》陪伴着我，我研究《同音》，苦乎？乐乎？尽在其中矣！
1985年国庆节《同音研究》告竣，1986年9月出版。罗矛昆教授在《西夏研究的新成果新观点评介》一文里说：“《同音研究》在空白地带垦殖，成一枝独秀，其劳动是不可抹杀的。”又说：“作者的观点都有大量的语言材料为基础，这些观点不论是对前人的纠讹，还是对后学的启发，对西夏研究领域的学术发展，都将是功不可没的贡献。”①这部书荣获1987年十五省图书评奖一等奖。李先念主席访问土耳其时，将其作为国礼赠送，苏联和中国的西夏学者有的已开始采用我的拟音方案。
1983年，我曾着手校释《番汉合时掌中珠》一书，但因我尚未建立西夏语音系，无法解释该书中的复杂注音，只好放下继续研究《同音》。1985年《同音研究》付梓后，我又开始研究《番汉合时掌中珠》。由于有了研究《同音》的经验，我把《同音研究》的音系应用在解读《番汉合时掌中珠》上，将《番汉合时掌中珠》改为《宋代西北方音——番汉合时掌中珠对音研究》，从而把西夏文这个研究范围极小的“死文字”，变为广大古汉语研究工作者可以使用的“活文字”。此书于1987年完稿，1994年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
经过20多年的不懈努力， 我终于在1994年编纂完成《夏汉字典》——世界上第一部西夏文字典，为西夏历史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工具。
我的研究终于得到社会的承认，党和政府给予我很多荣誉。1981年，我的《试论西夏党项族的来源与变迁》一文，荣获宁夏社会科学论文一等奖；合著的《西夏简史》荣获二等奖。1984年，我的《西夏研究论集》荣获宁夏社会科学专著一等奖。1986年，我的《西夏陵墓出土残碑粹编》荣获宁夏社会科学专著二等奖。1982年，我被晋升为副研究员。1985年，被聘为研究员。1984年，我被评为宁夏有突出贡献的专家，获一等奖。1986年，被评为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专家。1983年，我的《西夏研究论集》出版后，在日本成为畅销书，后日本NHK电视台和秋田电视台慕名前来专访我。1987年1月，我随中国社会科学院代表团赴苏联考察西夏文献；8月，赴匈牙利参加乔玛国际学术讨论会，发表了《西夏学的产生与展望》，受到广泛好评。我退休后还继续从事西夏学研究，更重要的是带研究生，为西夏学的研究培养新人。
如今我已是80岁高龄的人了，回顾我的一生，我不禁忆起司马迁《报任安书》里的话：“盖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人生无常，世事难料，这难道不是“祸兮，福之所倚”么？人的一生不可能总是平坦的、一帆风顺的，都会遇到各种坎坷和挫折，但不管什么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失去理想信念，失去前进的勇气。我这一生一直按照自己的理想坚定不移地在奋斗，从没有改变自己的信念。老父亲去世后，我作为唯一的儿子，因为工作太忙，没有回去奔丧，是为不孝。出了车祸后，因为手术不成功，腿上留下了残疾，但依然坚持工作。朋友、亲人知我、罪我、毁我、誉我，我绝不萦怀。我这一生做什么事只求问心无愧，只求对得起党，对得起人民，对得起党和人民的培养教育。有些人也讽刺挖苦我，但我不为所动，依然坚持我的信念不动摇，把我的人生追求贯穿于工作的始终。同时，我坚持理想信念、实现理想信念最重要的经验就是任何时候都要努力学习，掌握知识。干什么事都要有恒心毅力，看准方向，坚持到底，干出成绩。要有奋斗精神，不因环境的变化而改变，不管条件环境如何困苦，都要坚持到底，勇往直前。
口述：李范文
采访：饶彦久 惠卫明 刘 志
整理：惠卫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