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杏绯 又名曾瑜。回族，1911年出生，江苏省常州市人。中共党员。从画70余年，以工笔没骨花卉见长，尤其擅画牡丹。作品参加过全国第三、四、五、六、八届美展和百年中国画大展，作品被收入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女画家作品选》《中国当代女美术家作品选》等大型画册，部分作品被中国美术馆、中南海、毛主席纪念堂、周总理纪念堂、宋庆龄纪念堂及外省博物馆、宁夏博物馆、宁夏文史馆收藏。1984年出版《曾杏绯花卉作品选》，1998年6月出版《曾杏绯作品画集》。作品在宁夏历次评奖中均获一等奖。1986年，被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和政府授予“双文明”建设先进个人称号。2001年10月，被中国美术家协会、中国少数民族美术促进会、“民族百花奖”第五届民族作品展览组委会特授予“民族杰出美术家”称号。
1911年3月26日，我生于江苏常州。我的家庭是个人口众多的封建大家庭。我祖父是秀才，但没有职位，一辈子守着曾祖父传给他的房产过日子。到我父辈，家业已日渐衰败。我父亲是个小公务员，在南京政府财政部当科员。我母亲生我兄妹二人。我5岁时，母亲病逝，父亲再婚携继母外出自过。我和哥哥完全由祖父母抚养。
我渐渐长大，看到别人家的孩子上学，也很想上学。但我祖父思想比较保守，不许我们上新学堂，只准在家念书。于是，他联络附近的十几个孩子，加上我们兄妹二人，在我家请老师办私塾。私塾的课本是《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女儿经》《中庸》《大学》等，只读不讲，今天老师领读，明天我们就要背诵，背不出来就要挨板子。有一次我因没背熟，想偷偷看书，也挨了三板子，以后就咬着牙死背硬记，再也没有挨过打了。
新文化运动开始后，许多亲友都劝我祖父让我们到新学堂去念书，我就到常州女师附设的小学班插班上初小二年级，直到初二。这时，我非常喜欢学校的图画课，我的图画常常得到老师的表扬，许多同学的图画作业都求我来做。可是1928年我因为患童子痨而辍学，我瘦骨嶙峋的样子，吓坏了祖父母。他们请来了算命先生为我算命，说是只能活一年，这更叫祖父母不安，对我的活动严加控制。
祖父母让我在家养病，不让我出去找同学玩。我只能在家里寻找乐趣。好在我从小就喜欢那些千姿百态的花卉，便成天以花木为伴，在花园里栽花种树、打枝浇水、看花画花。这美丽的大自然不仅补偿了我幼年失去的母爱，竟还治愈了我的痨病。一年后，我的身体大有好转，祖父母看我这么爱画，在我16岁时便送我到常州有名的国画家徐凤林处学画。徐老先生长于人物画，而我酷爱花卉，一年后又拜著名的辉南田画派没骨花卉画家蒋志明为师，学画三年。
蒋老先生对学生要求极严，他说话不多，总是把一些画稿交给学生去临摹。光是勾画稿就勾了一年。一年只描稿子不上颜色，一直画到花和叶子都有立体感时，才学上色，第三年才让独立作画。老师一摞一摞地给你，你得一张一张地描出来，真不是件轻松的事。十几个学生中，有些人早就不耐烦了，总想找机会休息一下，我就一个劲地画呀描呀。我性格好强，要学就要学出个样子，常常一坐就是八九个钟头。交给老师看时，心咚咚直跳。老师不说话，只用点头摇头来表示他的看法。当我看见老师对我的稿子点头时，一切辛苦就不算什么了。我从老师的眼神里看到了老师对我的赞许，我便更加用功，更加迷恋花卉创作，我的没骨花卉的厚实功底，也就是这样苦练打下的。后来，老师干脆将我的一些作品署上他的名字，这样，我的作品得到朋友们的称赞，结业的时候我竟小有名气了。
有一次，我父亲把我的画拿去送给他的朋友华主任，这位华主任喜出望外，赞不绝口。从此，我父亲的同事、亲友求画者甚多，应接不暇，我便终日伏案应付。祖父母怕我累着再次犯病，埋怨父亲多事。后来华主任出了个主意，他请了几位有地位的社会要人签名介绍，登报声明要收取润资。这样，一来可以挡一挡求画者，二来也可增加一点收入。后来，父亲让我好好画了几幅画交华主任送人，现在还能记起来的有邵力子、叶楚昌、马福祥（蒙藏委员会委员长）等5人，他们联名在报上发了启事，不想这件事对我以后的生活起了转折性的作用。
马福祥看了画非常赞赏，而且还让华主任带话要聘我到南京给他夫人做家庭绘画教师。我自己不想当这个家庭教师，但我父亲坚持要我去，我无法违抗父亲的命令，只好顺从。
1930年，我开始了家庭教师的生活，干了两年，我的绘画技巧又有所提高，艺术水平体现在教课的示范作品中。开始时我很想家，也不习惯这种生活。日子久了，觉得自己学的东西都用上了，给别人讲的过程中，对自己也是一种提高，心里也很高兴。
马福祥夫人马书城很喜欢我，就为她的弟弟马季康做媒，把我介绍给了马季康。1932年夏天，我与马季康在南京结婚。季康为人正直、善良、厚道。因此，婚后我心情很好，常常画画，小时候那种想留住春天，让花朵永不凋谢的梦想似乎正在变成现实。
可是，我和千千万万旧中国的妇女一样，要面对生活、家庭、孩子这些课题的考验。现实生活远比想象的复杂得多。作为家庭主妇，我要料理家务。过去在娘家，一切有祖母操心，现在得从头学起。1935年，我们有了第一个孩子，更是弄得我措手不及，不可能一心一意地画画了。孩子一岁多时，高淳县闹灾荒，卖儿卖女的站满一条街，接连几天，我发现有个比我儿子大些的女孩老在我家门口跟我儿子玩，一问她爸爸妈妈她就哭，只说她叫冬冬。大家议论说可能是逃荒的人家丢下的，劝我领上。看着孩子可怜的样子，我的确不忍心不管，只好把她留下了。可我自己的孩子还那么小，已带得够苦的了，何况又增加一个。更不幸的是，我先生因怀才不遇、失业潦倒而染上了鸦片瘾，家庭生活一步步艰难起来。
1936年，我们离开高淳县到南京暂住。不久，季康随朋友到广州去找工作，我带着两个孩子回常州娘家。
1937年“七七事变”后，我祖父母、父亲相继去世。我想到广州去找季康，而家里的长辈和我哥哥都觉得广州太不安定，主张我到陪都重庆去躲一躲，我的婆母、兄嫂都在那里。我们一路坐难民车、难民船，历时一个多月才到达重庆。不久，季康在广州工作无着也到重庆来了。一大家人只有兄嫂有点收入，生活十分困难。无奈之中，由邻居介绍我到附近于学忠家为其女儿做家庭绘画教师，略有补贴。
1939年5月11日，这是个永世难忘的日子。这一天，我们家的所在地重庆南岸弹子石被日机炸成一片瓦砾。我们没有了安身之处，除了身上的衣服，别无所有。我的那些画具及画稿（即使逃难我也没舍得丢掉）全被烧光，我的心痛上加痛。我们只能钻稻草窝过夜，幸得那位姓于的学生家送来衣物，帮我们渡过难关。婆母和我们扶老携幼又逃往隆昌亲戚家住了一段时间。1941年，我们在四川绵阳有了第二个孩子，更增加了一层艰难。我们只能买稗子和碎米充饥，买菜根本谈不上，买一碗酱要吃一星期。现在回想起来，在绵阳的那几年真不知是如何度过的。
1941年，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我们又从绵阳前往平凉，投奔季康的弟弟马汝邻。当时，汝邻在平凉任陇东师范学校校长，他安排季康在陇师教书，我亦在平凉女师和女中任美术教员。
在平凉，有幸认识当时画坛颇有名望的国画家赵望云。他看了我的画后很是称赞，并鼓励我举办一个个人画展。我当时拖家带口，经济拮据，办画展谈何容易，更何况那样的社会环境，一个没有根基、没有背景的年轻女画家的画展，又会有什么结果呢？
马书城得知我的艰难情况后，带信要我带孩子来宁夏住。我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于1947年带着三个孩子来到银川。到银川后，开始与马书城住在一起。但我因为家境拮据，无力应酬，又不习惯他们的生活方式，常遭人白眼，总觉低人一头，寄人篱下的滋味使我内心痛苦不堪。为此，我毅然从马家大院搬了出来，自己独立生活，我家的生活主要靠我在宁夏托儿所附设的妇女识字班代文化课维持，直到宁夏解放。
解放前夕，马书城离开银川时，曾劝我一起同行。但我一心向往自由，觉得再穷再困难还是自己过自在些，所以拒绝了与她同行。
1949年8月，兰州解放。一个大雨滂沱的夜晚，季康陪着一个陌生人拖泥带水地来到家里。季康简单地告诉我说宁夏快要解放了，他是和谈代表，回来为和平解放宁夏做牵线搭桥的工作。他很快又与那人走了。我怀着喜悦和忐忑不安的心情等待着、盼望着。半个月后，即9月6日，季康随着解放军十九兵团的和谈代表回到银川，开始和平解放宁夏的谈判工作。当时，我虽然不懂多少革命道理，但从季康的言谈神色里，我感受到新生活即将开始，季康是在做一件大事情。
9月26日，解放军十九兵团在银川举行入城仪式。我和银川人民一道，举着红旗欢迎解放军。紧接着，在人民政府的关怀下，季康很快戒掉了烟瘾，完成接管工作以后，政府给他安排了工作，使他得以发挥才能。我当时的那种喜悦心情的确无法形容，也为这个原因，这一辈子无论何时，无论社会上出现什么流言蜚语，我心里对党一直保存着深深的感激之情。共产党救了季康，也救了我的一家！我的一家，是从解放这天得到新生的！
1950年冬天，我被妇联选为出席第一届西北妇女代表大会的代表。大冷的天，我带着刚三个月的孩子到西安去开会，有些好心的同志觉得我的孩子太小了，劝我不要去了，而我当时那种激动的心情，怎能不去呢？代表们坐的是卡车，大家筑成一圈人墙，把我和孩子围在中心，即使这样，孩子的尿布还是结冰了。虽然这么困难，但我心里还是热乎乎的，觉得一切都是那么有意义，我浑身有使不完的力气。
从西安回来以后，1951年组织上派我参加教师训练班。训练班结业后，省妇联海涛同志把我调到省妇联工作。解放前宁夏各族人民长期受地方军阀马鸿逵的统治，妇女更处于受压迫的最底层，妇女解放的工作艰巨而繁重。其他年轻同志常常下乡，因为我年龄大，孩子又小，常常留守机关，包揽全部机关事务，还常常举办各种训练班。
1954年，我作为少数民族参观团宁夏代表团成员，到南京等地参观时，我迫不及待地请假去常州寻找冬冬。听二婶说她顶替婆婆进了纺织厂。母女俩像是有一种心灵感应，离开时，她还是个8岁的孩子，如今已是两个孩子的妈妈了，我们在厂门口见面时，互相一眼就认出了对方。她含泪诉说了别后的种种苦难，我陪着她也一串一串地掉泪，当得知解放后她家庭幸福，生活不错，爱人待她很好时，我几十年的牵挂总算放下了。
妇联的工作是繁忙的，但繁忙中艺术的花朵也在我心里萌芽了。以前苦难重重，生活不安定，我只能把对艺术的求索深深埋藏在心底。现在好了，乌云散去，我怎能不画呢？但当时共和国刚刚建立，各种事业千头万绪，许多工作需要有人去做，而我不可能全力投入绘画创作，我对新生活的喜悦心情是难以形容的，无论什么工作我都以十二分的热情去做。那时，我利用业余时间恢复了绘画创作。但因孩子小，家务重，下班回来料理完家务，把孩子安顿睡下已是深夜，只有这时，时间才是属于我的，我摊开画纸，调好颜色开始画画。我把我对新生活的感受、我的激动心情都融入了画中。
1953年，我的工笔花卉《紫薇凌霄》被选送参加全国第三届美展。当时宁夏这方面的人才还不多，我是宁夏第一个参加全国美展的人。接着，我的工笔花卉《牡丹》参加1955年全国美展，《芍药花》参加1956年全国美展……此后，每一届的全国美展，都有我的作品参展。
1960年，我作为宁夏美术界的代表之一，出席全国第三届文代会，并当选为中国美术家协会理事。
1955年，我从甘肃省银川地区妇联调到地区科学普及协会工作。科学普及协会有一个科普小报，让我一面做版面设计、美编工作，一面利用业余时间搞创作。1958年，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我从科学普及协会调到自治区文联，这进一步体现了党对我的关怀。当时，宁夏各艺术门类都还没有成立协会，在自治区文联内设有各艺术小组，我便负责美术组工作，从事全区美术方面的组织协调工作，但因编制紧张，我还得兼做财务工作。但我没有怨言，而且很满足。因为与解放前相比，真是天壤之别，心情是很舒畅的。
1962年，组织上派我到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习一年。这一年，我系统地读了马列和毛主席著作，对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性质有了进一步的了解，更坚定了跟着共产党走的信念。
在京学习期间，我又遇上了赵望云，有幸认识了黄胄。老朋友、新朋友一道回忆过去，畅谈未来，切磋艺术，给学习生活增加了生动的内容。
1958年至1962年这段时间，我的艺术创作虽然是业余时间搞，但数量比以前大有增加，在宁夏逐步为各方面所认可。1960年《宁夏文艺》由小报改为16开杂志，第一期就用了我的《桃李枝头春意闹》做封面，当年的第6期封面又用了我的《万紫千红》。1963年，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我的单幅画《牡丹花开朵朵鲜，神州生气史无前》。1964年，新中国成立15周年全国美展，我的《已是悬崖百丈冰，犹有花枝俏》和《宁可傲霜枝头老，不随黄叶舞东风》两幅作品参展。接着，《宁夏文艺》又连续用了我的《月季·石榴》《迎春》《荷花》，《星火》杂志用了《菊花》，《宁夏日报》用了《万年犹青》等多幅作品。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文艺界首当其冲，文联被砸烂，单位被撤销，全体干部到“五七”干校劳动。我当时已是50多岁的人了，身体一向虚弱，也只好勉强为之，手脚受伤的事时有发生。季康被无端打成“牛鬼蛇神”关进牛棚，家也因此被抄，我的画连同我保存的如赵望云、黄胄等画家的画，都被当成“封、资、修”而遭烧毁。祖国和人民又陷入苦难之中，我刚刚开始的艺术事业又一次被无情地中断。我常常想到斗雪的红梅、傲霜的青松，以及我画过的各种花草，心里似乎得到了一点安慰和勇气。我想，党和人民不会让祖国长此下去的。这种美丑是非的颠倒，总有一天会转变过来的。
1971年，结束了干校的劳动生活，我被分配到自治区展览馆美术组工作。
1976年，季康终因郁闷成疾，得了肺癌，医治无效，于1977年8月去世。
季康的去世，对我精神上是个很大的打击。季康为人正直豁达，博学多才，诗词书画、天文地理无所不通，解放前因染上毒瘾，常年失业流浪，没有安定的生活。我们相处中，我也深深地感受到他内心的痛苦，但他一直忍受着。直到1949年宁夏解放前夕，他看清了形势，懂得无论个人还是国家，只有跟着共产党走，才有前途可言。他冒着生命危险，毅然决然地为宁夏的和平解放做工作。他发奋努力工作，后来担任自治区政协常委、自治区科协主席团委员。他爱祖国、爱人民、爱科学，不辞辛劳，到处举办讲座，宣传科学知识。在家里对我百般体贴，实际上他根本不会做什么家务，但是看到我忙家务时，总是主动来帮忙。我的每一幅画，他都是第一个鉴赏者，他为我拟诗题词，甚至在病榻上还为我拟好了好些画的题诗。“文化大革命”中无端受打击的他还没等到平反就走了，我的悲痛是无法言传的。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春回大地，万物复苏。我也被这种好形势感染，感觉不能沉浸在悲痛中，应该振作起来，把“文化大革命”中失去的时间追回来。我打扫房间，收拾画案，做创作准备。孩子们觉得我照顾他们的父亲累了一年多，劝我好好修养一下身体。而我再也不能等了，铺开画纸，开始创作。
当时，我家住新华西街，房子拥挤，腾不出一个可供画画的地方。我住在二楼，便在三楼借了一间房子作画室，用一个旧床做画案。那时，我已是快70岁的人，腿脚不很灵便，一面在三楼作画，一面还要在二楼操持家务。就在这种匆忙中，走得急了，转得快了，常常摔倒，不是崴了脚，就是扭伤腰。但我心里很快乐，只要往画架前一坐，就什么疼痛都忘记了。许多五六尺的工笔绢画作品都是在这样的条件下画一点卷一点而完成的。
这一时期，我的作品比较多，而且画了好些大幅作品，突出的有《松高洁》《牡丹》《新春颂》《欣欣向荣》等。《欣欣向荣》在1978年宁夏第一次文艺评奖中获一等奖。此后，宁夏的每届文艺评奖中，我的作品均获一等奖。
1979年，宁夏文联恢复，我仍回文联工作。1979年10月，我出席了全国第四次文代会。
1980年5月，宁夏第二次文代会召开，同时正式成立宁夏美术家协会，在第一届宁夏美术家代表大会上，我当选为宁夏美协主席。1984年7月，在宁夏第二届美代会上我担任名誉主席至今。
从黑暗中过来的人，最懂得阳光的可爱。从我前半生的亲身感受中，我深切地体会到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我个人的生活，也是新中国成立后才充满了阳光和活力。我从小失去了母亲，新中国成立后，我一直把共产党当作我的母亲，我希望能进一步靠拢母亲，得到她的进一步教导。1981年3月30日我被正式接纳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心中万分激动。入党后，我为庆祝建党60周年创作了大幅新作《青春常驻灿若绯云》，把自己对党、对祖国的深情厚谊，都倾注于花木之中，将自己的红心奉献给亲爱的母亲。
1983年，我的《牡丹》《山茶》两幅作品被选入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女画家作品选》，其中《山茶》做了选集的封面。
1984年8月，宁夏文联和宁夏美协为庆祝我从事绘画艺术56周年举行座谈会；1991年3月，又为我80寿辰举行座谈会。两次座谈会，宁夏美术界的朋友都出席了会议，对我的绘画和人品都有较高的评价。我把这些评价都当作对我的鼓励。
1985年，在银川举办我的作品展览，共展出作品100幅。画展深得好评。年轻时想举办画展的梦想到70多岁时总算圆梦成真。画展期间，宁夏文联的名誉主席石天同志撰文《春风如画，画如春风》，谈我的画并推崇我的为人。结尾还作诗一首：“老骥伏枥志千里，一片丹青暖人心。红烛春蚕是本性，画卷春色光照人。”
1986年，我的作品《一品红》《牡丹》《紫玉兰》《芙蓉蝴蝶》等送日本、法国、德国、阿联酋、新加坡、香港等地展出。
1986年6月至7月，在丽水和金华地区举办“塞上书画展”，宁夏参展书画家50多人，展出作品103件，其中选我8幅作品参展，我也一同前往与两地艺术家交流、切磋技艺。《丽水报》《金华日报》都作过详细报道，还发了关于我的专访。
1986年8月至9月，宁夏文史馆在上海和杭州举办了书法家胡公石与我的花卉作品书画联展。我的参展作品有70多件，我也一同前往，会见上海、杭州两地的艺术家。《解放日报》《文汇报》《新民晚报》《浙江日报》都作了较为详细的报道和评述。
这两次展览很成功，加强了地区之间的交流和友谊，对我区的书画创作也起到很好的促进作用，我在与外地艺术家的交流中获益匪浅。
1994年10月，中国少数民族美术促进会授予我金奖。2001年10月，中国美术家协会、中国少数民族美术促进会、“民族百花奖”第五届民族作品展览组委会特授予我“民族杰出美术家”称号。
1995年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期间，华夏出版社出版《中国当代女美术家作品选》，收入我的花卉作品《萱草紫藤》，并称我为国宝级艺术家。
艺术界的朋友们认为我的晚年是我创作的极盛时期，这时期的作品，不仅数量多，而且画面意境更深，笔底工夫愈精。虽说这是一种过誉，却也是真情。几十年来，我经受了无数的生活磨难，而在作画时，即使是在最困难的时候，也从不将残荷、败叶等衰腐气息流露于画面。我总是以一种平和的心境向往美好善良的东西，我相信生活中美好的东西总是主流。将天然的花草作适当的取舍、剪裁和提炼，使花草的内在气骨及其朝气与生机表现于画中，力求将自己的心性品格融于自然——那些多姿多彩的花卉之中，同时也努力把自然中那些美好可爱的东西融进自己的心底，力求每幅作品神气饱满，笔尽意浓，将自然中花草的内在活力淋漓尽致地表现于画面，使人能从画面感受到一种积极向上的鼓舞力量。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感染了我，我心里蕴藏着从未有的激情，遂将之倾注于笔端，这气势自然会表现于画面。比如为庆祝自治区成立而作的《欣欣向荣》，为党的生日而作的《青春常驻灿若绯云》，为毛主席诞辰100周年等纪念活动而作的大幅作品，都是我的思想、心境、创作水平的最好体现。
我虽无力专门收学生，但早在文联美术组工作期间，就很注意对年轻人的培养和扶持。比如现在全国已很有名望的赵宁安，在他学画的早期，我曾给他极大的关怀和支持。即使我进入老年了，也常常会有一些花卉画爱好者来找我，他们大多是年轻人，上进心切。有的想看我作画，有的带着自己的作品来请我指点。有远道来的，有本市的，有单个来的，有结伴来的。子女们常常心疼我，怕我太累了受不了，听到敲门声总想为我挡驾。我觉得人家大老远来了，坐一坐，随便聊聊是好事。事业的将来毕竟是年轻人的，老一代人要为年轻人的成长创造条件。虽说送走一批又一批的客人之后，我像瘫了一样，连端茶杯的力气都没有了，但我还是不让家人挡驾。我要尽自己的力量，对事业的接班人有所帮助。
1985年，内蒙古姑娘马丽霞，酷爱绘画艺术，由于条件有限，无法去上正规的艺术院校，报考了宁夏书画函授大学。而她在银川无亲无故，吃住成了大问题。我是函大特聘的顾问，得知这一情况后，便把她领回家，像待自己的儿孙一样待她，把着手教她。如此三年，小马函大毕业后，现在是她家乡不错的中学美术教员。1986年12月，自治区党委和区政府授予我“双文明”建设先进个人称号。1991年，我被作为有突出贡献的知识分子，第一批获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对这些荣誉，我感到很惭愧，几十年来，我不过是做了些应该做的本分工作，谈不上什么贡献，党和人民却给了我这么多的荣誉，我只有坚守艺术家的本分，为人民多创作。1988年，我被评为一级美术师。到1989年5月退休时，我已是快80岁的人了。
退休以后，我只要精神好些，仍然坚持作画，在我的生命里，艺术是第一位的。只要我能坐起来，就要画画。如果哪一天我没有作画，就会饭也吃不香，觉也睡不好。所以，区内外的各种画展我都有作品参展。比如深圳举办的“迎三八、庆97中华百名女画家美术作品展”，自治区举办的“庆香港回归画展”“关怀下岗职工书画展”等等。各种社会活动，各种名义的笔会，只要我精力能及，都争取参加。其他像慈善性质的活动，为支援下岗职工举办的义卖会、抗洪赈灾的捐献活动、宁夏扶贫基金会的捐献活动等等，我都尽量参加，捐献我自己的画作或与其他艺术家共同创作捐赠拍卖等。
为庆祝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40周年，我编辑了第二本画集，收入62幅作品。
我如今已是101岁的高龄，虽无力作画，但是区内外只要有任何画展，我都让孩子们陪我去参观。看到许多年轻的画家，创作了那么多画意深远、艺术高超的作品，我打心眼里高兴。我们宁夏的艺术事业将会有更加美好的明天！
口述：曾杏绯
采访：饶彦久 惠卫明 刘 志
整理：虞期湘 惠卫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