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培桐 汉族，1926年出生，河北省安新县人。1938年1月，参加革命。1939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8年12月，任兰州化工厂军代表。1951年正式转业，在兰州化工厂任厂长。1952年，在甘肃省企业处生产科任副科长。1953年，任甘肃省计委处长。1958年，调宁夏任计委处长。1970年4月，任石嘴山钢铁厂革委会副主任。1971年10月，调任5225厂筹建处主任。1974年4月，任国防工办副主任。1978年，任自治区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兼任自治区建工局党组书记、局长。1981年，任建委主任、党组书记。1983年，任建设厅党组书记、厅长。1986年离休。
我是河北省安新县人，生于1926年4月。1938年1月参加革命，1939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86年离休，参加革命49年。我这一辈子是紧紧跟着共产党，听党的话，不怕苦、不怕死，党叫我做什么就做什么。
1937年，卢沟桥事变，日寇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国民党部队望风而逃，日本人不费一枪一炮就占领了安新县，我们村也进驻了日伪军。日伪军非常残暴，我亲眼看到他们杀人、烧房、强奸妇女，到处抓人修岗楼、修公路。当时老百姓的谚语是：“迈步上公路，抬头看岗楼，无村不戴孝，处处是狼烟。”就是说日本人到处杀人放火，没有一个村不被烧、不死人的。日本人占领安新县后，当地老百姓的生活非常困苦，反抗情绪也很强烈。虽然我当时只有12岁，但在地下党的影响下，我的抗日思想却已经很坚定了。
1938年1月，我跟着共产党员刘特参加了抗日队伍，在冀中军区第四分区第四路第一团给团长当勤务员。4月，第四路攻打安新县城，我们一团负责阻击从保定来增援的敌人。说是一个团，其实只有200多人，而且大多是当地农民，缺乏训练，装备也很差，主要是土枪土炮，步枪也有但不多，子弹也不多，仗打得很艰苦，伤亡很严重，团长吕书元负伤，政委刘鹏寿、政治部主任刘九如都壮烈牺牲了。仗打完后，全团只剩下70多人。随后，第四路整编为独立第六团，我们团长任副团长。到年底，安新县委组织一些干部去开辟新区，要找一些本地人，我就到武装工作队去开辟新区，即安新县第五区，我任儿童团团长。开辟新区是非常困难的，日伪军控制得很严，白天根本进不了村，晚上睡在野地里，成天吃不上饭，因为睡在湿地上时间长了，很多人长了疥疮。为了开展工作，区委决定将经过劝说还坚持给日伪军干事的伪村长杀掉，其中一个就是我的亲姑父。伪村长被镇压后，我们的抗日政权很快就建立起来了，后来工作就好做多了，因为给日本人据点报信的实际是我们安排的人。9月份，我和青年干事沙千里去区里开会，我们有些大意，在穿过敌人的一个据点时，被敌人发现了。那时我13岁，沙千里17岁，他跑得快，敌人就集中射击他，他中弹牺牲了。我钻进了苇子地，才侥幸逃脱。
1939年10月，我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刚参加革命时，也没有明确的理想信念，更没有共产主义的概念，许多道理我还搞不清楚，但心里有一个信念：共产党是为穷人谋利益的，领导我们打鬼子的，争取民族独立解放的。我的入党介绍人叫李凤霞，她知道的比我多，入党时很简单，入党也没填表，不公开。李凤霞介绍我入党时，说：“共产党是我们穷人的党，代表穷人，要带领穷人翻身，过好日子。”就是这些说词。还有就是入党不能跟别人说，甚至家里人都不能说，其实我父亲、姐姐都是共产党员，大家互相不知道。参加革命后，在党的教育培养下，我逐渐明白了很多道理，对党有了进一步了解，共产党就是为穷人翻身做主而奋斗的，是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谋利益的。之后，我被调到县里，担任县儿童团团长。
1941年2月，冀中军分区决定让各县的县儿童团长都到晋察冀华北联合大学学习，我也是其中之一。同年8月，日本人调集7万多兵力，对晋察冀根据地进行了残酷的大扫荡，使边区人民的生活陷入非常困难的境地，到了没吃没穿的地步，华北联合大学中学部也被迫停办。中学部300多人被分散到白求恩学校和晋察冀军区工业部的兵工厂，我们20多人被分配到化工一厂。这个厂子主要生产无烟药和炸药，厂子条件很差，工作非常辛苦，工人基本上都是从农村招来的女青年，没有文化。我上过大学，有点文化知识，再加上我原来在部队待了一年，在武工队待了两年多，又是党员，所以一进厂子就在硫酸班当班长。做无烟药和炸药必须有硫酸、硝酸，没有是不行的。当时，晋察冀根据地能制造出无烟药和炸药那可以说是奇迹，太不容易了，因为条件太差了。那时的工厂不像现在的工厂条件好，厂房就在山沟里面，是用土坯垒的平房，设备除了有一台压力机外，其他都是坛坛罐罐和大水缸。我们把有底和没底的大水缸摞起来，然后用管子连在一起，一共组成了11个塔制作硫酸，我们给这种制作方法起名叫塔式制酸法。接缝用石膏抹起来，可在生产中硫酸气把石膏腐蚀得开了缝，屋子到处都是烟，呛得很厉害。因为这样的情况，工人工作两到三年，没有一个不得气管炎的，有的人甚至得了肺病。后来，工厂改为6小时工作制，即使这样，下班后工人躺在地上还喘不过气来。有些人就要求到前方去打仗，厂长批评说：“这比前方打仗还重要，前线没有子弹、炸药、手榴弹能行吗？”1944年，我得了肺结核，那时得肺结核（俗称痨病）十有九死，当时盘尼西林非常短缺，领导对我特别关照，给我用了盘尼西林。在医院住了20多天我就不吐血了，加上伙食在医院调剂得也好一点，我挺过来了。但肺结核真正治好是在1950年，那年我的肺结核病二次发作，住了7个月的医院，用了链霉素、雷米芬等药才算治愈。
到了1942年，边区的生活更加困难。我们工业部的各厂都断了粮，我们就吃黑豆、野菜和树叶。黑豆本是喂马的饲料，但就是黑豆也吃不饱，吃黑豆时间长了，人都拉肚子。这一年的冬季没有发棉衣，我们穿的衣服被硫酸气腐蚀破得用针线都缝不起来了，只好用麻绳捆起来，这真是叫吃不饱、穿不暖。当时，晋察冀军区唐参谋长来厂里视察，看到这种情况后非常感动，他答应给我们解决粮食和衣服。后来给了我们一些绿豆和工作服。但就是在那样艰苦的条件下，工人们依然很乐观、很努力地工作，按期完成了生产任务。到了1944年，我们厂子一个月能制造出上万发的手榴弹、5万多发子弹，生产的炸药、子弹、手榴弹基本满足了晋察冀边区军队的需要，还供给一部分民兵，为抗日战争作出了重大的贡献。说实在的，在那样艰苦的条件下，如果没有坚定的理想信念，说什么也挺不过去的。
1943年4月30日，工业部打来电话，通知说保定来的敌人可能要偷袭化工厂，要求我们立即坚壁清野，迅速转移。我们把能坚壁的设备坚壁好后，天已经黑了。连长让刘排长和我出去侦察敌情，我们出工厂走了3华里就碰到了敌人，返回去报信已经来不及了，我们就打了两颗手榴弹，一方面阻止敌人前进，更重要的是为厂里送信。我们回到厂里后，连队已经转移到山上去了。敌人占领了厂子，同时占领了制高点白驼岭，包围了清虚山。天亮后，上面通知我们到红草洼集合，两架敌机在我们上空盘旋侦察，白天已经走不了了，我们一直等到天黑，利用熟悉地形的优势转移到了红草洼。清点人数后，连长张德耀分析了敌情，说我们已经在敌人的包围圈内，不能集体行动了，大家化整为零，分散转移。我和韩润卿、张宗奇等8人钻到了一个山洞里，我们排长季刚和苏更民、李金章在另一个山洞里。天亮以后，敌人开始搜山，苏更民也是硫酸组的，因为做硫酸，他的气管不好，经常咳嗽，一咳嗽就被敌人发现了，敌人用枪往洞里打，打不着，就弄了很多柴草堆在洞口烧，苏更民、李金章硬是被呛死在洞里，排长季刚冲出山洞后，被敌人刺倒后抓去了。我们8个人在山洞里整整蹲了5天，没吃没喝，敌人撤退后，我们才出来。这次扫荡，我们连队牺牲了4人、被俘2人、失踪1人，工厂被夷为平地，烧得光光的，付出了很大的代价。
1943年秋季，日伪军4万多人又对晋察冀边区进行残酷的扫荡。这时我们的手榴弹、炸药、地雷都比较多，我们在厂子周围和能够进厂的道路上都埋了地雷，当时埋了有上千颗地雷。一个厂子周围埋了上千颗地雷，那就很可观了。有一种地雷叫子母雷，埋的方法不一样，空雷在上面，实雷在下面。为什么要这么干呢？因为日本人要探雷啊，探出来后他要起雷啊，他起的是空壳雷，他把空壳雷一起，底下的雷就炸了。同时，我们把路挖得乱七八糟的，让敌人探雷也不好探。二厂的旧厂的雷群一次就炸死了五六十个日伪军，我们新厂这面敌人就没敢进来。在这次反扫荡中，副连长方真带领我和常发去侦察敌情，了解敌情后，连长让常发回去给连队送信，常发说他晚上走路害怕，不想去。我说：“我去吧。”其实我也很害怕，不是怕鬼而是怕狼。我们这里到连队要走十几里山路，夜间路又不好走，十几里山路最少也得走一个多小时。那时候狼很多，白天狼都到处跑。我走出去没有二里路，就碰上了狼，如果往回返二里路很快就跑回去了，但往前走还有八九里路呢，我心想我要回去，谁会相信有狼，最重要的是如果不把情报及时送到，后果不堪设想。我就把枪背起来，硬着头皮往前走。我走得快狼也走得快，我走得慢狼也走得慢，搞不清到底有几个狼，也不敢往后看，心里害怕得很。山里有老百姓砍柴避雨的洞，我比较熟悉地形，我想干脆到洞里把石头垒起来，拿枪打它，把它打跑再走。但我到洞里后，却不敢开枪了，因为敌人离这里不到十里路，我如果开枪的话，就会把敌人引来，那就会造成重大损失。我想我是共产党员，宁可叫狼吃了也不能把敌人引来，所以我就继续走。上了山后，碰到山上的流动哨，狼就跑了，由于送信及时，连队及时安全转移。寇环玉排长没跟连队转移牺牲了。这次反扫荡我们连队牺牲了4个人。
反“扫荡”结束后，我被评为战斗英雄。1944年我得了肺病后，领导把我调到工业部，给石书记当秘书，主要是管文件。晋绥军区工业部部长蒋崇■带着几个人来晋察冀化工厂参观学习，临走时说晋绥军区要建化工厂，要求给他配备一些熟练的工人，并提名要我去。军区马上给工业部打了个电话，让我到晋绥去。我夜间赶到军区，第二天早上就出发了。我是河北人，说老实话也真不愿意长途跋涉去晋绥，但我还是服从了组织的安排。当时，我给蒋崇■提了一个条件，我说我到晋绥去，把厂子建起来以后，就让我到延安去学习。蒋崇■说：“没问题。”我就高高兴兴跟着走了。但是厂子开始正常生产后他就不兑现我的要求，不让我去学习了，给我提了硫酸股的副股长。晋绥的条件好多了，起码有电，有抽风机、鼓风机这些设备。
我印象最深的是三见贺龙的情形。1947年3月，胡宗南的部队占领了延安，我们工厂迁到了黄河以东的临县，但老厂要留守一部分人，在敌人没来之前尽量多生产一些硫酸，我就留下来负责生产。突然，贺老总的警卫员来了，是贺老总看到工厂还冒着烟呢，就让警卫员过来看看，怎么工厂还没有搬走啊。警卫员来了后碰上我们一个班长丁济堂，问：“工厂怎么还没搬啊？”丁济堂问：“你是干啥的？你是当兵的，我也是当兵的，铁路巡警你管不着我这一段！”正说着呢，贺老总到了。大家没见过贺老总，但却见过他的画像。贺老总问丁济堂：“你看我是谁？”丁济堂一看这不是老总吗？“我是贺龙！”他吓得撒腿就跑。回来告诉我说：“贺老总来了！”我赶快出去。贺老总一见我就问：“你们这里谁负责？”我说：“是我。”“怎么没停工，没搬走？不是让你们迁走吗？怎么没迁？”我说：“主要的都迁走了，我们还想多生产点硫酸，所以我留守在这。”“敌人离你们只有二十里了，什么都不要了，立即把你们的行李都带上过黄河！”贺老总到黄河边时留了一条船，留了一个警卫员，说：“工人不到船不能开！”
过了黄河后，贺老总还在码头上问大家：“你们谁是支部书记？”我说：“我是。”“你们有多少党员？”“五十几个吧。”“什么，五十几个！”贺老总把眼一瞪， “哪有这么回答问题的，五十一？五十九？不是差了八个吗！”接着又问：“有没有地主党员？”我说：“没有。”“没有，你怎么知道？”我说：“我从履历表上看，没有地主党员。”“你家是什么成分？”因为有点胆怯，我说：“我也说不清！”“我给你评评。”我说：“我家里有9口人，12亩地。哥哥、姐姐都在外面工作，父亲是村长。”其实，我是胡说，我12岁离开家，根本就不知道家里有多少地，解放后才知道家里有四亩八分地。 “那谁种地啊？”“有爷爷、嫂子。”“那老的老，小的小，能种地吗？”我说：“雇个短工呗！”我也是信口胡说。“哦，原来你家是经营地主！”贺老总不经意开了这么一个玩笑，这个玩笑对我而言可不简单。1948年秋天，晋绥根据地开始土改，厂里也开始了“三查”。有人说：“李培桐没话说，贺老总给评的成分，是经营地主，这还说啥！”就给我划了个经营地主，党内外的职务一律撤光，这还是次要的，要扒掉衣服回家考验。当时，就有家在陕北、山西的人被评为地主成分后就扒掉衣服走了。可我是河北人怎么走啊！我们厂长是保定人，厂长说：“李培桐家是地主，不太像。13岁入党，就是地主，对他有多大的影响，又是河北人，长途跋涉怎么走！”就没有轰走我。这下厂长倒霉了，很多人说厂长包庇地主。过了一些时候，贺老总来了。我立即上前把马牵住，贺老总下了马，说：“哦，你就是那个小支部书记啊！”我说：“我已经不是支部书记了！”“咋啦？怎么回事啊？”我说：“老总给我评了个经营地主，现在我的党内外职务都被撤光了。”“胡闹，把狗腿子叫来！”怎么把狗腿子叫来呢，我们厂长是保定人，他在贺龙干校任教务主任，贺老总是校长，所以和贺老总很熟悉。过去不是保定衙役多吗，人们常说“京油子、卫嘴子、保定府的狗腿子”。因此，贺老总见了我们厂长叫狗腿子。我到厂部给厂长说“老总来了”。见面后，老总说：“你们怎么这么胡闹，他是地主吗？”厂长笑着说：“老总评的能错吗？”“你胡闹！”老总一句话，又给我恢复了职务。为什么我说这个呢？说明老总对我们军工战士的爱护，你说他多忙啊，硬是在码头看着我们过了河他才走，不过河他不走。1953年，贺老总到甘肃视察工作，我第三次见到了贺老总。
1948年12月，我被抽调到职工大队随军西进，我们接管过西安、兰州。到兰州后，我任兰州化工厂的军代表。1951年，我正式转业，在兰州化工厂任厂长，转业时西北军政委员会给我发了“人民功臣勋章”“解放华北纪念章”和“解放西北纪念章”。1952年我到甘肃企业处生产科任副科长。1953年在甘肃省计委任处长。1958年调到宁夏计委任处长。1962年到城套局任副局长。“文化大革命”期间，我被关了一年零两个月的“牛棚”，造反派说我是走资派、假党员，还说没有见过13岁的党员。我说：“你们没见过，可那时冀中多得很，县儿童团团长没有一个不是党员的。”1970年4月，我到石嘴山钢铁厂任革委会副主任。1971年10月，我调任5225厂筹建处主任。1974年4月，到国防工办任副主任。1978年，任自治区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兼任自治区建工局党组书记、局长。1981年，任建委主任、党组书记。1983年，建委改为建设厅，我任建设厅党组书记、厅长。1986年离休。
回首我的人生经历，我感觉是无愧的。我12岁离家参加革命，13岁入党，风风雨雨几十年，虽然没有什么轰轰烈烈的事迹，但也是认认真真、兢兢业业地在本职工作岗位上为党和人民的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做出了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如今我已经离休，离休以后我的理想信念没有退，我担任了十年老干部支部书记，也积极参加社会活动，2001年我被评为全区离退休干部优秀党员。作为一名党员，我时刻牢记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按照党章的要求严格要求自己，任何时候都不把自己等同于一个普通人，坚定理想信念，为党和人民的事业不懈努力，处处起到模范表率作用，用自己的一言一行影响周围的人，教育好我们的下一代，使我们党的优良传统一代一代传下去。
口述：李培桐
采访：饶彦久 惠卫明 刘 志
整理：惠卫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