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教育喜忧难分
西海固属于国家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新中国建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这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变。但是，与全国其他地区相比，与宁夏川区相比，农民的生活水平仍然很低。目前全市农民人均纯收入在陕甘宁蒙27个地级市中排倒数第七。
2010年固原市农民人均纯收入只有3477元，分别比全区和银川市、石嘴山市、吴忠市、中卫市低1198元、2684元、2583元、1564元、962元，因此，缩小收入差距的任务十分繁重。按照固原市委、政府制订的“农民收入倍增计划”，到2015年，全市农民人均纯收入要达到6954元，比2010年翻一番。有五大因素被认为能够推动固原市农民人均纯收入快速增长。劳务收入快速增长跃升成为农民增收的首要因素，对农民增收的贡献率达50.4%。农业收入大幅增长是农民增收的第二因素，对农民增收的贡献率达33.7%。畜牧业收入稳步增长是农民增收的第三因素，对农民增收的贡献率为5.3%。第三产业收入的较快增长是农民增收的第四因素，对农民增收的贡献率为3.6%。政策性补贴收入是农民增收的第五因素，对农民增收的贡献率为2.6%。实现富裕、文明、和谐、幸福的美好愿望，还需要广大农民具备与之相适应的思想道德素质、科技文化素质、法律素质、人口素质、身体素质、心理素质等，也就是说，软实力要素在一定意义上更加重要，农村的软实力建设更加迫在眉睫。
近年来，全市教育工作认真落实教育优先发展战略和科教兴市、人才强市战略，教育投入逐年加大，各项教育事业取得了长足发展。2007年以来全市争取各类项目资金13.5亿元，改扩建学校1511所，112.83万平方米；全市15周岁以下人口人均受教育年限达到7.25年。小学适龄儿童入学率99.69%，初中学龄人口入学率96.1%，教育事业取得了长足发展，有学上的问题基本解决，但上好学的问题依然突出。城乡教育差距更加突出，优质教育资源短缺，广大群众不断增长的高质量、多元化教育需求尚未得到满足。
著名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曾在《农村学校的特殊使命》一文中指出：“农村学校是农村最重要的、主要的、有时候由于已经形成的条件还是唯一的文化策源地。它对农村的整个智力生活、文化生活和精神生活有着很大影响。”但是今天，一些农村学校“学生越来越少，教师越来越老”，却是不可否认的现实，也是西海固地区乃至整个西部农村基础教育资源失衡的典型写照。
虽说国家全部实行了义务教育阶段的免费教育，对住宿学生给予生活补贴和提供免费营养早餐，对离家较远的学生实行营养午餐计划，使农村教育基础设施有了很大改善，但农村教育落后的现状并没有得到根本改变，教育非均衡发展的现象仍大量存在。
虽然在实现教育公平上迈出重大步伐，但城乡、校际和区域间的差距较大，城市“大班额”现象普遍存在。 办学条件总体改善，但资源配置不尽合理，教育发展不均衡问题依然存在。教师队伍不断发展壮大，但教师结构性短缺依然存在，老龄化现象严重，特别是农村地区教师专业能力和教学水平亟待提高。农村学前教育发展速度缓慢，投入严重不足，数量少、规模小、条件差、水平低，幼儿“入园难”成为当前教育焦点问题。
农村基础教育关系着几代农村居民的命运，对农业现代化进程产生着根本性和决定性影响。由于基础教育资源配置失衡，导致农村教育教学质量长期徘徊不前，农村教育生态日趋严峻，削弱了农业现代化发展的后劲，制约着农村四个文明的协调发展。这种失衡主要具有区域性失衡、结构性失衡、制度性失衡三个特征：
区域性失衡。在城乡之间，中小学生预算内公用经费有着较大差距。至于在图书资料、教学仪器、实验用具、电脑网络等教育基础设施方面的差距更大，教育的非公平性表现更加突出。农村免费义务教育虽然全面实现，但义务教育普及水平远低于城镇。大量优质教育资源集中分布在城镇，农村学生享受不到优质教育资源的眷顾，在人生的起跑线上就已经输给了城镇的学生。
结构性失衡。据统计，农村孩子接受3年学前教育的比例不到40%。很多城市孩子上课外补习班、特长班，而农村孩子无法跟城里的孩子同场竞技。这一系列不平等导致整个社会形成“好幼儿园—好小学—好初中—好高中—好大学”的“五好循环”，最后再对接现在盛行的以学校和学历选拔、任用人才的人才评价体系，变为“六好”，即“好工作”。
农村学校与城市学校之间在管理水平、师资素质、教学理念、生源状况等方面的差距不断拉大。农民看不到就近入学能给孩子的将来带来希望，因而千方百计地将儿女送进城镇学校读书。为满足社会和家长需求，政府对城市中小学一再进行改扩建，但仍不能满足择校生进城求学的需求，校校爆满，班班超员。大班额、大通铺比比皆是，学校叫苦不迭，家长怨声载道。
为让孩子进入重点学校读书，家长想方设法在学校附近买房、租房，或托关系、花票子，可谓不计代价，不遗余力。导致农村劳动力出现“陪读式”转移，这绝对不是西海固在基础教育领域出现的以农村包围城市的“一花独放”，而是全国范围内的“集体塑像”。
“陪读式”转移虽然有利于解决农村留守儿童问题，但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农村劳动力的“创富能力”和“创富机会”，增加了家庭负担。由于大量学生的外流，导致农村逐渐“空心化”、农村学校“空壳化”， 一些学校生源日少甚至由于生源几近枯竭濒临停办的境地。农村学校不断地拆小并大，教育资源不断流失，农村教育逐渐萎缩。而城里学校人满为患，教育资源捉襟见肘。
优秀教师是构成优质教育资源的主体，是确保教育教学质量的关键。由于城镇优秀教师大量流往大城市或东部沿海发达地区，农村优秀教师大量流往县城，致使西海固农村教师队伍极不稳定。高中教师从初中教师中补充，初中教师从小学教师中补充，始终处于先天不足、后天失调的恶性循环，骨干教师面临着断层的危险。教师工作环境艰苦，工作业绩不容易彰显，社会地位没有城镇教师高，使他们的工作积极性大受挫伤，从而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教学质量的提高。
制度性失衡。一是课程资源的“城市取向”使得农村和民间的课程资源得不到应有的重视。农村教育尤其是贫困地区的农村教育仍把应试升学作为教育的主要目的和人才培养的主要目标。农村教育不是面对全体学生，而是面对少数尖子学生；不是面对学生的全面发展，而是偏向于智育。在智育方面，不是力图促成学生智力均衡、全面发展，而是偏重知识的传授；在知识的传授方面，不是立足于农村和学生的实际，而是偏重于传授与高、中考有关的知识。
课程设置的“专业化取向”使得学生负担日益加重，以致产生厌学、逆反等心理。课程标准的“城市取向”使得教学内容与农村经济社会发展要求严重脱节，也使得教育的吸引力大为减弱。
目前，农村教育在教学模式和教学内容上与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对人才的需求很不适应。由于能够考取大学的学生极少，绝大部分留在农村的学生，原来所学的知识如英语、化学等没有用武之地，而农村急需的大量实用技术却没有掌握，处于“升学无望，就业无门，致富无术”的尴尬境地。
早在20世纪30年代，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就大声疾呼：“中国乡村教育走错了路！它教人吃饭不种稻，穿衣不种棉，做房子不造林；它教人羡慕奢华，看不起务农；它教人分利不生利；他教农夫子弟变成书呆子。”时至今日，这种状况依然如故。
课程理论与课程内容的“政治伦理取向”使得学生所学知识与现实的生活以及理想追求大相径庭，导致学生失去对所学课程的兴趣。课程决策的“强势群体取向”是导致农村大批学生辍学的又一原因。
这种基础教育资源配置上的失衡，既与自然地理环境的限制有关，也与优质教育资源短缺有关；既与教育发展理念的方向性错误有关，也与城乡二元结构的体制性分割有关。农村基础教育资源配置失衡的状况，对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全面小康社会建设产生着极大的消极影响。
一是农业可持续发展的人才基础被削弱。英国社会学家英格尔斯认为：“如果一个国家的人民缺乏一种能够赋予这些制度以真实生命力的广泛的现代心理基础，如果执行和运用这些现代制度的人，自身还没有从心理、思想、态度和行为方式上都经历一个向现代化的转变，失败和畸形发展的悲剧结局是不可避免的。再完美的现代制度和管理方式，再先进的技术工艺，也会在一群传统人的手中变成废纸一堆。”人才资源是发展现代农业和建设新农村的第一资源。教育体制方面存在的弊端，使农民子女花费了十几年时间和大量钱财，学了许多不实用的知识，甚至学到的知识也不会应用，如学了语言不会写合同书、协议书之类的农村应用文，学了数学不会算账，学了化学不会给化肥和农药配方。教育目标的方向性错误和教育理念的城市化取向，使得农村基础教育与农业现代化的目标间相互错位。教育资源短缺和教育资源浪费的现象同时并存。
二是制约农村居民综合素质提升。在民主法治意识、市场经济观念和现代农业经营理念诸方面，都与飞速发展的社会形势存在着一定的差距，有着许多的不适应。基础教育的滞后削弱了农民的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
三是影响国家农业现代化战略的整体推进和区域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在城市化和工业化趋势不断加快的时代背景下，在综合国力的竞争越来越集中地表现为人才和科技竞争的现实条件下，农村基础教育的落后，使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型步履维艰，农业现代化腾飞的翅膀异常沉重，大批农民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处于被动和无奈的境地。
资源不均衡教育不公平
教育公平包括起点公平、过程公平和结果公平。因此，当代中国确是需要一场教育平权运动。2010年7月颁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中，把教育公平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包括推进义务教育的均衡发展，这无疑是亿万农村孩子的一大福音。
教育资源不均衡导致教育不公平，而教育不公平又是社会不公平的逻辑起点，教育不公平会进一步加大社会不公平，严重影响和谐社会发展进程。一方面教师队伍不稳，骨干教师大量流失；另一方面，受编制等因素的影响，正规师范院校毕业生又难以顺利进入农村教师队伍，造成新鲜血液供给不足。此外，中小学校生师比之间严重不合理。按照各国生师比的情况，普通小学和普通中学的生师比分别为25 ∶ 1左右和18 ∶ 1左右较为适宜。从这个角度看，广大农村地区的生师比基本合理。
虽然农村学校的生师比接近国际水平，但由于农村学校条件相对较差，在师资配置上存在着事实上的不公平，因而农村义务教育学校实际的教学水平比较低下，存在着质与量的严重冲突，产生了另一层面的生师比不协调。据有关部门统计的数据显示，城市平均每个小学生所享用的教育资源是农村的近16倍。
教育资源短缺和教育资源浪费的现象同时并存，使农村教育陷入窘境。振兴民族的希望在教育，振兴教育的重点在农村。破解农村教育资源配置失衡的难题形势逼人，刻不容缓。
固原市人均受教育年限比全区平均水平少0.5年，比全国平均水平少1年。加快民族教育事业发展，实现教育均衡配置，是当务之急，是燃眉之急。办好农村教育，应当解决好一些关键性的问题。
农村教师除了享受国家规定的基本工资待遇外，还要给予特殊津贴。通过加大政策倾斜，鼓励城镇优秀教师到边远山区和贫困地区任教。采取支教、轮教或交流的办法，以自愿和组织派遣相结合的形式，打破教师资源配置上的传统框架，实现教师资源在系统内的合理流动。通过盘活教师资源，实现教师队伍的优化组合和整体素质的提高，使现有的人力资源发挥更大效益。完善和落实教师工资、津贴补贴制度，并使农村教师的待遇明显高于城镇教师，在职称评定等方面向农村教师适度倾斜，真正实现以政策留人和以待遇留人，完全消除城乡教师间的“利益鸿沟”，彻底解决农村教师容易流失的根源问题。
大力实施乡村教师“素质提升工程”，进一步加强农村教师队伍素质建设，着力提高现有教师的整体教学水平。政府应尽快完善相应的政策措施，不断从大中专毕业生中选拔优秀分子补充到乡村教师队伍中去，尽可能解决大学生在农村地区的稳定就业。针对农村教师的实际需求，要切实提高培训的有效性。要帮助教师学会紧密结合教学实际，在日常工作中自主学习、协同研究，这应成为今后农村教师培训的方向。要加大对乡村教育行政主管人员进行系统培训工作的力度，还要建立健全农村教学质量效果评估的长效机制，以此来逐渐消除城乡师资队伍间的“质量鸿沟”。
动员重点师范的大学毕业生到农村学校任教，待遇达到城市甚至高于城市重点学校的标准，任教5年后允许自由流动。抽调城市重点或是示范学校的骨干教师，到农村相应的学校任教，每期3年，这既是一种责任也是义务。健全和完善城乡教师岗位定期轮换与交流制度，同时改进现行对农村学校的支教政策，调动一切热衷于教育事业的社会人士尤其是城镇退休（身体尚硬朗）优秀老教师的积极性，在农村学校继续发挥余热。实现城乡优质教育资源共享，在师资配置上充分体现教育公平，消除城乡学生间的“机会鸿沟”。
加快农村地区现代远程教育网络工程建设，按照标准尽快配足配齐计算机，深入开展中小学信息技术教育“示范校”创建和示范课、优秀课件评选活动。积极发挥信息技术在提高学校教育教学质量中的重要作用，使现代信息网络技术为农村学生分享优质教育资源搭建起便捷的信息平台，以消除城乡学生间的“信息鸿沟”。
切实加强乡村学校领导班子建设。针对目前不少农村学校在教学管理、教师培训、学科建设等方面雷声大、雨点小的实际情况，以及多数中小学校长和教导主任缺乏先进的管理理念和过硬的管理本领，拿不出一套促进学校高效发展的管理办法等现实情况，要努力培养一支作风优良、素质过硬的学校管理者队伍，以消除城乡教育管理者队伍间的“能力鸿沟”。
合理布局现有农村学校。为了提高教育资源的配置效率，提高规模效益，提高教学质量，节约教育成本，必须加强农村基础教育资源的整合。要使学校布局结构调整与受教育人口相协调。按照小学就近入学、初中相对集中，优化教育资源配置的原则，合理规划和调整学校布局。对那些办学条件达不到要求、学生人数少、办学规模小的中小学，要大力实行资源整合，充分发挥资源的聚合效应。
按照每县（区）办好1所高中、每乡镇办好1所初中和1所完小、适当保留教学点的思路，推进教育布局结构调整。集中力量建设农村寄宿制中小学，有效缓解“大通铺”现象。合理调整农村教学点，提高建制镇中小学校教学质量，避免农村生源过于向城市集中。要在发展幼儿教育上下工夫，充分利用闲置教育资源举办幼儿园（班），在每乡镇建设一所标准化幼儿园的目标。加大“控辍保学”力度，努力提高义务教育普及程度，逐步缓解城市“大班额”问题。同时，各级地方政府应当不断创新政策环境，积极引进各种优势教育资源，共谋农村教育发展大计，力促城乡教育均衡发展，以此消除城乡学校总体布局中的“结构鸿沟”。
科学设置教学内容，着力增强农村学校基础教育中的针对性和实用性。根据农村生产生活的实际需要，农村学校在课程设置方面，应结合国家大力加强职业教育的大政方针，深化教学内容和方式、考试以及质量评价制度等改革，着力加强素质教育，适当增加应用文写作及各种实用技术等鲜活内容，积极引导农村学校朝着“半职业化”的方向发展，使农民子女真正能够学以致用，提高生存本领，在适应农村生产生活需要的基础上逐步淡化“观念鸿沟”。
逐年加大对农村教育教学方面的资金投入，尽量减少农村教育教学“贫血”现象的大面积发生。根据现状，政府在不减少对城市学校拨款的情况下，应适度增加对农村教育的拨款，给予适当的政策倾斜，切实解决农村教育教学中存在的实际困难，不断填平城乡教育教学方面存在的“财政鸿沟”。
一技在手，走遍神州
提升农民素质，是破解西海固“三农”难题、实现西海固全面振兴的“金钥匙”。近年来，固原市委、政府把发展劳务产业作为“富民强市”的战略举措，通过上下共同努力，取得了明显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目前，全市转移就业人员累计创收已达20亿元以上，转移就业人员收入已占全市农民人均纯收入的45.6%，个别乡镇已占全市农民人均纯收入的55%以上。劳务产业收入对农民收入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了61.1%。转移就业让更多的青壮年农民通过政府组织到发达地区就业后，既获得了收入，又学到了城市的先进理念，积累了资金，掌握了本领，返乡成为一方致富带头人，成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生力军。促进了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加快了农业产业化进程。
大量的农村劳动力外出转移使土地相对闲余，为进一步推进土地流转提供了市场。每年有10多万青年农民到东南沿海等经济发达地区的各类企业就业，对经济发达地区乃至全国的工业化进程作出了一定贡献。广大农民通过转移就业实现安居乐业，想富快富已经成为多数农民的自觉行动。但体能型的劳动力资源输出已逐渐遭遇市场瓶颈，加强对农民工的职业技能培训势在必行，迫在眉睫。
农民素质的高低和农村富余劳动力资源能否得到有效开发，直接关系着经济社会发展进程的快慢。新形势下，要紧紧围绕提高转移就业人员整体素质，在创立劳务品牌上狠下工夫。按照“抓培训，树品牌，促转移”的思路，结合“百万农民工培训”工程、贫困劳动力中长期培训工程、世行贷款青年农民培训与就业再就业项目的实施，进一步整合培训资源，完善培训机制，逐步形成“市场引导培训，培训促进就业，创业带动就业”的新机制。坚持职业培训与技能鉴定相结合，使从业人员中有技能的人达到80%以上，促使转移就业由体力型向技能型、打工型向创业型的根本转变。
要以职业能力建设为核心，紧紧抓住“技能培养、考核评价、岗位使用、竞赛选拔、技术交流、表彰奖励、合理流动、社会保障”等环节，不断完善和创新人力资源工作机制，将人口压力转变为人力资源、人力资本，实现由人口大市向人力资源大市、人力资本强市的转变，逐步形成与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高、中、初级技能劳动者比例结构基本合理的格局。
坚持劳动力资源开发与转移相结合，走组织化、市场化、技能化、品牌化路子，强化技能培训、形象塑造等关键环节，重点打造电焊电工、清真餐饮、电子装配、缝纫制鞋、家政保安、建筑装潢“六大品牌”，加快形成福建、新疆和内蒙古、京津唐、长三角和珠三角、宁东及沿黄城市带、中东涉外“六大板块转移就业基地”，重点要抓住自治区构建沿黄城市带战略格局，加速劳动力转移就业由季节型向常年型、分散型向集中型、体力型向技能型、打工型向创业型“四个转变”。
加强职业培训和继续教育，进一步优化人力资源结构。继续实施好“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培训”“新成长劳动力技能储备培训”“生态移民培训”等工程，健全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使职业教育办学规模、专业设置、课程体系、评价考核与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
完善人力资源开发和利用体系建设，推动由人力资源向人力资本转变。发挥行业、企业、职业院校等各类组织在技能人才培养中的作用，针对全市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构建和完善以行业、企业为主体，职业院校为基础，校企合作为纽带，政府推动与社会支持相结合的社会化、开放式的人力资源培养体系，不断增强人力资源发展后劲。
整合培训资源，加快人力资源培养基础工作建设。充分利用和整合现有各类职业教育培训资源，建设人力资源公共实训基地，利用世界银行“青年农民工培训与就业”项目建成示范性培训机构。积极争取国家和自治区的支持，按照谋划长远、立足当前、打好基础、强化培训、提高技能水平、做强人力资源的要求，有针对性地加强师资力量的教育培训，培训一批掌握一定基本技能和专业技能的复合型教师队伍，使其适应全市做强人力资源的需要。
建立和健全管理服务体系。建立优秀、拔尖农村实用人才选拔、评选机制，促进农村优秀拔尖人才脱颖而出。同时对有突出贡献的农村拔尖人才纳入各级各类专家的评选范围。建立市、乡（镇）级农村拔尖人才、高中级农民职称人员和科技致富带头人考核档案，实行分级分类考核和动态管理。建立和完善各类农村实用人才库、支农专家库和科技信息库。形成市、乡（镇）、村三级信息资源共享、分级管理的农村实用人才管理体。
身体是本钱，健康最幸福
什么是幸福？健康就是最大的幸福。对西海固地区的广大农民来说，小病不出村，大病不出乡，重病能看起，基本医疗有保障，就是他们的最大满足和幸福。
身体健康状况决定幸福指数高低。长期以来，西海固地区的农民，因受经济、生活习惯、饮食习惯、医疗卫生条件落后多种因素影响，大多数人的身体健康状况不容乐观。经调查，农村妇女有一半以上的人患有不同程度的妇科疾病。年龄在45岁以上的农民绝大多数患有多种疾病，有近1/3的农民患有较严重疾病，看不起病和因病返贫的农户仍然不下于总户的10%。
固原市现有国有医疗卫生机构 127 所，其中市级卫生机构 6 所，县级卫生机构 25所，乡镇卫生院81所，农村行政村设置卫生室932个。专业医务人员2946人，注册医师1625人，平均每千人拥有卫生工作人员、卫生专业技术人员、注册医师分别为2.18人、 1.96人、1.08人。聘用乡村医生1342人。全市农村基本形成了以县（区）级医疗卫生机构为中心，乡（镇）卫生院为枢纽，村卫生室为基础的三级卫生服务网络，基本医疗保障制度不断完善。统筹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制度使新农合参保1171539人，参保率为95.8%，基本实现了城乡医疗保障制度覆盖全市城乡居民的目标，基本医疗保障水平进一步提高。其中新农合最高支付限额为一档3万元、二档8万元、三档12万元，是全市农民人均纯收入的6倍以上。实现了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在全市范围“一卡通”和“一卡（证）结算”服务。农村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建设进一步加强，群众就医环境明显改善。全市乡镇卫生院及分院业务用房进行了维修改造，建成合格村卫生室，并按照30万元、10万元标准为中心卫生院、一般卫生院配备了医疗设备，为村卫生室配备了3000元设备及新小十件。基本医疗和公共卫生服务极大地惠及了民生，缓解了农民看病的困难，但是，还远远不能满足他们就医的要求，医患矛盾还十分突出。
现有村卫生室建筑面积小，且大部分修建在村医自家门口。大部分乡镇卫生院医技人员在10人以下，随着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和范围的拓展，难以承担繁重的公共卫生服务任务。全市现有乡村医生年龄在51～60岁的300多人，占25%，超过60岁的150多人，占12%，平均年龄约45岁，年龄偏大、层次较低的问题日益严重。
目前，政府要下决心把医疗卫生公共资源的重心下移到农村，实行县、市以上医院的全科医生轮流到乡（镇）医院工作一年的制度，实行医科学院的毕业生必须到农村乡（镇）医院实习的制度，实行乡（镇）医院全科医生包村定期巡诊制度。在工资待遇、生活补助、职称晋升等方面给予优惠照顾。同时，医疗行政部门要强化对医务人员的职业道德教育，大力培训提高乡镇医院医生的医疗水平，职业道德水平，解决好基层卫生技术人员短缺、断层问题，并将乡村医生纳入社会养老保险统筹，解决后顾之忧，稳定卫生队伍。加快标准化村卫生室建设步伐，夯实基层医疗卫生工作基础。强化财政保障，适当提高新农合政府补助标准，以缓解报销水平低，惠民力度小及医保基金压力大等问题。认真落实政府的公共医疗卫生责任，建立政府卫生投入增长机制，形成地方财政投入硬规定。切实建设好覆盖城乡居民的基本医疗保障制度，从而达到“保基本，强基层，建机制”的目的，使农民看病不再难，身体健康有保障。
农民的心理健康不可忽视
目前有不少人处于焦虑状态，心理亚健康或精神疾患正在成为影响人们心理和谐的最大障碍。农村同样存在着各种形式的生存竞争，农民同样要经受来自不同方面的精神压力，特别在经济相对落后的西海固地区的农民精神压力更大。
由于农民群体受教育水平相对较低，自我调控能力相对较差。因此，当竞争屡屡受挫，压力无法排解时，一些影响家庭和睦甚至社会安定的事情便会孕育其中。轻者萎靡不振，抑郁焦虑，失去生活信心；重者心理失衡，铤而走险，以极端行为发泄情绪。
就整个社会层面看，农民的心理健康问题绝不是通常人们所认为的那样乐观豁达，他们不是心理疾患的“弱势群体”，而是名副其实的“强势群体”。因此，在建设新农村，推进农村城市化，实现城乡一体化进程中，政府和相关部门要把关注农民心理健康摆上议事日程，采取切实可行、应对有效的干预措施，让农民群众在生理上普遍拥有健康体质的同时，在心理上也拥有健康明朗的精神世界。要精心煲制“心灵鸡汤”，缓解他们的心理压力，构建“幸福加油站”，对群众进行心理健康的全方位培训辅导。
面对日益加快的生活节奏及社会竞争，人们面临的各种心理压力也越来越大，产生心理危机的几率日益增多，而心理危机的极端结局形式通常是自杀、杀人，报复社会，危害公众。据有关资料介绍，中国每年约有28万自杀者及大约200万自杀未遂者，其中农民及农民工约占80%。农村自杀率是城市的3倍，90％的自杀事件发生在农村，女性自杀率高于男性25％，尤其是农村年轻女性自杀率更高。许多家庭支离破碎，长期生活在悲伤的阴影里。
广大农民的心理健康应当受到关注。特别是在西海固地区生活的农民，由于家境贫寒，许多农村群众承受不了巨大的生活和精神压力，没有了奔头，没有了尊严，“活不起”，丧失了生活的信心和勇气。他们不满于现状，却又无力靠双手改变现状，生活在巨大的心理压力之中。这样的一个人群，迫切需要社会拉他们一把。
改革开放30多年来，很多农民的腰包鼓起来了，但精神世界的需求却不能够同步。冬闲时，农村里很多人家便支起了麻将桌，赌风盛行，为一毛钱几块钱争执不休甚至大打出手的事屡见不鲜。
由于生活方式的转变，贫富差距的拉大，淳朴的乡情日渐淡薄。而农民面临着同都市人群一样的生活压力，生活却更加单调乏味，各种积压的情绪得不到及时排解宣泄。都市人有了心理问题可以去心理咨询机构，农民的不良情绪如何宣泄？长期以来，我们把更多的精力放在了农民致富技能的教育培训方面，对他们的心理健康状况很少有人关心。让人遗憾和惋惜的是90％以上有自杀行为的人，都没有看过心理疾病，处于心理卫生盲区，农民更是如此。
由于富余劳动力的不断增加，大量农民涌入城市，形成“农民工”群体。城市化进程的需要又使一部分人变成了失地农民，而中国特殊的户籍制度，使这两部分人的身份认同出现了矛盾，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的心理很容易出现问题，而那些仍然留守农村的农民，也因为人员的流动、信息的传播，他们的心理也在悄悄发生着变化。
要看到，在社会转型期，我国农民的心态逐渐由顺从忍让走向自主自立，由平均主义、畏富怕富走向敢于致富、共同富裕，由畏惧权势、消极无为走向追求参政议政、人格平等，由封建的家庭伦理走向现代的道德文明，由早生多生、重男轻女走向少生优生、男女都一样，由消极保守走向进取创新。这些积极健康心态的变迁，为农民的现代化及农业现代化提供了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但其消极、病态的一面我们无论如何不能忽略，不能漠视。
在西海固这样的老少边穷地区，农民文化心态中的现代化因素和成分相对较低，而血缘亲情、家庭观念、乡土意识等传统文化心态还占有重要地位。因此，农民文化心态的进一步更新，还有赖于乡村经济的发展和文化氛围的变革。
加快推进城乡一体化的发展进程，为农民心理健康和谐打造良好的宏观社会环境。实现城乡一体化和均等化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是城乡一体化发展战略的一项重要内容，也是促进农民心理健康和谐的强有力制度支撑和政策保障。还农民以“国民待遇”，是让亿万农民生活得幸福和有尊严的重要前提，也是以人为本的重要体现和内在要求。
重视对农民群众的心理疏导和心理干预，大力营造农村和谐宽松的精神文化生活氛围，积极构建和谐融洽的家庭关系、夫妻关系、邻里关系和文明健康的乡风民俗，使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等传统美德发扬光大，使团结互助、扶危济困的人间大爱气势如虹，使爱心善举成为化解仇怨、消融矛盾、凝心聚力、改天换地的无穷力量。
要加大扶贫攻坚工作力度，积极实施各种惠民利民工程，让所有的老百姓都能早日拔掉穷根，实现“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理想，过上富裕、文明、和谐、幸福的生活，对生活充满信心，对未来充满憧憬。
信息灵才能百事通
信息化作为传统农业的“转换器”、农村经济的“倍增器”和公共服务的“助推器”，对于改善农民物质文化生活和转变思想观念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宁夏在全国率先启动实施了新农村信息化建设工程，并提出“信息化在全区农村全覆盖”的大胆设想。经过多年建设，如今宁夏已成为全国第一个新农村信息化省域试点，南部山区已有35万多农户实现了广播电视“户户通”，占山区总农户的98%以上。能收看到50多套电视节目和收听到10多个电台节目。拿到了名副其实的全国“单项冠军”。作为经济欠发达地区，西海固的广大农民对信息的需求非常迫切。
早在5年前，固原市就建立了100多个信息点，勤劳的山里人一夜之间豁然开朗，几十万劳务大军走出大山，搭上了信息畅通的快车。以新农村综合信息服务平台和新农村信息服务站建设为抓手，以政府投入和创新运作模式为保证，探索公益服务与市场化运作相结合的运行机制，突出整合，突出应用，突出效益，加快“三网合一，三电合一”步伐，按照“平台上移，服务下延”的总体框架，建设“低成本，高效益”的信息化，突出信息服务在加快农业结构调整和实现农民增收中的作用，从根本上解决农民获取信息难和卖农产品难等实际问题。
总体目标就是把信息化送到农民家门口，帮助农民开展互联网经营，丰富农民文化生活。建设和完善集多种服务功能的信息平台，实现信息资源的互通和共享。建设集互联网经营、农村党员干部现代远程教育、文化信息资源共享三项功能齐备的新农村信息服务站，完成所有行政村信息服务站的建设任务，实现信息化在农村的全覆盖。探索建立“政府引导，市场运作”的长效机制，建设农民用得上、用得起、用得好的信息化，让农民率先享受到信息技术带来的实惠。
农村综合信息网站能够实现农产品供求信息、上报查询、网上洽谈，信息科技特派员管理，农业科技教育，“三农”呼叫中心视频技术支持等功能，实现自治区农牧厅等8个涉农部门数据共享，链接宁夏党建网、宁夏人口与计划生育网、12315消费维权申诉网等。建设和开通综合咨询、市场信息、网上科技特派员、为农服务、商务信息、农业科技、信息服务站、文化共享八大主栏目72个子栏目，信息通报、公告栏、成交案例、在线调查、站内检索、关注民生、样片放映、广告服务、友情链接和数据共享等关联栏目，以及“三农”呼叫中心、病虫害诊断、农村基本信息管理系统等应用栏目。
“三农”呼叫中心为信息服务站和农民提供五种服务：直接上网查询，通过手机短信提供服务，通过各种特服号直接给专家打电话请求解答，专家利用视频服务系统平台面对面为农民解答，特殊情况专家专程到实地解决问题。服务项目包括：咨询服务，销售各种农、林、牧及其深加工产品，科技资源、项目、产权评估交易等。专家通过视频为农民面对面讲课、培训、解答问题。语音服务系统以电话和短信服务为主，以组织市、县专家对农业生产中出现的问题通过电话解答和下乡服务为主；通过呼叫中心的常规座席，提供网上查询、销售服务和产权交易等信息告知。建立一支农业专家队伍，实现常规座席和专家值班，8小时、365天提供在线服务。
农村党员干部远程教育，文化信息资源共享，逐步开展面向农民的计生服务、消费维权、法律援助、医疗卫生等新农村信息服务站等多方面服务。每个信息服务站要达到“五个一标准”：一处固定场所（可设在行政村村部、种养殖基地等）、一套信息化设备（电脑、电视或投影仪、打印机、摄像头、耳麦等）、一名信息员、一个长效机制、一套管理制度和考核评估办法；信息员要达到“四会要求”：会操作、会收集、会分析、会传播信息；实现“三项功能”：互联网经营、农村党员干部现代远程教育、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宁夏在设计新农村信息化建设模式时，把平台、网络和数据库建设等市县做不了的工作，全部由自治区统一来做，即“平台上移”，有效消除“信息孤岛”。通过“一网多用”“一库多用”“一站多用”和“一机多用”，将农村党员干部现代远程教育和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等在一个平台上运行，在一个界面上提供服务查询，互联网经营、互联网培训和互联网文化传播等多项服务在一个信息服务站和终端上实现，并不断拓展服务功能。从平台、网络、数据库到终端全部实现共建共享、互联互通，实现了信息内容和网络资源共享，提高了信息化效益。
农村信息化服务要直接到村，最终受益者必须是农民，即“服务下延”。要立足于农民“盼技术、盼信息、盼服务”的实际需求，将信息服务站建到每一个行政村，最大限度、最大可能地直接为农民提供信息服务。而且信息服务要“扁平化”，一站多用，一站多能，把信息服务站办成农民家门口的电影院、图书馆和农技推广站。
宽带接入，信息全覆盖，改变农民生活方式。村民们通过网络了解天下大事，参与村里小事。只要“宽带＋机顶盒＋电视”，便拥有了种植养殖、市场供求、农业科技、电影电视等几乎囊括一切的信息。通过互联网，农民可以方便地接收各类市场信息、就业信息、商品信息、供销信息，增大了农村劳动力、农产品进入城镇的可能性。
西海固农村实现了从“闭门造车”到网上“招商引凤”。原州区马园村作为农村信息化示范点，建立村级门户网站，农民们通过村务管理、农产品信息发布、网上订购等功能模块，发展电子政务、电子商务。不仅学到了温棚种植、养殖技术，还通过网络销售产品，“网络成了农民致富的好帮手”。通过网络和现代通信工具为农民们联络客源和供货信息。发达的信息网络不仅打通了山里人和外界的联系，更开拓了村民们的思想，他们不再伸手向政府要出路，而是把眼光转向市场，根据市场需求配制致富的“金钥匙”。
如今在固原市农村信息服务点上，像这样通过互联网发布信息销售农产品的事例比比皆是，让农民享受到了网络传递信息的快捷与便利。原州区开城镇村委会通过电子信息化平台向本村村民小组传达信息，让群众足不出户了解相关政策、经济信息，并且提高了为民办事效率，使农民有了脱贫致富的“隐形翅膀”。 目前移动通信和固定电话业务已经全部覆盖；宽带互联网业务光纤到村、宽带到户；无线数字电视实现村村通。农民可以通过上网查价格、上网查政策、上网选择良种、上网销售和采购，在网上听课学习农业科技知识，网络信息在农民心中会成为一种依赖，成为学习实践、与外界沟通的桥梁。鼠标和键盘已经成了新时代农民的锄头和镰刀，是离不开的生产工具。
用好法律这把尺子
经过近30年的农村普法教育，西海固广大农民群众的法律意识和法治观念明显增强，农村基层民主法治建设成效显著，农村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营造了良好的法治环境。新形势下，进一步加强农民学法用法工作，是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具体举措，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内在要求，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要保证，是提高农民法律素质和依法办事能力的重要途径。
随着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退耕还林（草）”工程的建设、“三农”优惠政策的出台、“新农村建设”的全面启动，尤其是新一轮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深入推进和大力实施生态移民工程，建设宁南区域中心城市等项目，使中央、自治区、市、县财政对广大农村的资金投入不断加大，每年都有数亿元的补偿资金惠及西海固广大农民。加之固原经济发展方式转型，工业强市战略的推进，城镇化建设、工业园区建设和高速公路等基础设施建设速度的加快，使农村大量土地被征用，征地补偿款数额巨大，使乡、村干部经手资金的机会增多，一定程度上为个别乡、村干部贪污腐败创造了条件，提供了空间。这样，在干部个人素质不高，又缺乏监督制约机制的情况下，腐败也就成为必然。部分乡、村干部法律意识淡薄，他们大都文化程度不高，又“不学习，学不进”，受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有权不用过期作废”腐朽思想的影响，在个人利益驱动下，思想道德败坏，难免滋生腐败。
加强农村法治建设，严厉打击破坏农业生产发展、影响农村和谐稳定、侵害农民合法权益的职务犯罪案件，尤其要重点查办社会影响恶劣、人民群众反映强烈、党委政府关注的案件，贪污、挪用、私分涉农资金的大案要案，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争取项目之机，贪污受贿中饱私囊的案件和严重侵害农民群众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影响农村和谐稳定的案件，不给犯罪分子以任何逃避法律追究的机会，成为全市回汉人民的共同心声。
此外，不少村民法律意识淡薄，违法犯罪时有发生。盗窃、抢劫、贩毒、吸毒、诈骗、赌博等违法犯罪现象比较严重，曾经拥有过的淳朴谦让、笃厚仁和的乡风民俗缺失。社会转型期的农村正在经历一场前所未有的道德嬗变和精神阵痛。
在“五五”普法教育期间，各级组织初步建立了以党委领导、人大监督、政府实施、全社会共同参与的领导体制和运行机制，以宪法为核心的法律法规知识得到了广泛宣传普及，公民的法律素质和法治观念进一步增强，依法治理工作有效推进，全社会法治化管理水平逐年提高，法制宣传教育在促进经济发展、民族团结、社会稳定和构建和谐社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鉴于西海固农村的法制教育环境和社会治安现状，要实现依法治市目标，就必须扎实推进“六五”普法，不断提升固原农村法治化水平。要进一步增强广大农民的宪法观念， 提高农民依法行使权利和履行义务的自觉性，形成崇尚法律的社会风尚。深入学习宣传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积极开展农村基层民主自治观念的宣传教育，增强农民依法参与村级事务管理的能力。
加强契约自由、公平竞争、诚实信用等市场经济基本法律原则和制度的宣传教育，维护农村市场经济秩序，促进农业和农村经济的持续、稳定、健康发展，维护农民和农业生产经营组织的合法权益。围绕广大农民群众关切、反映强烈和社会危害严重的问题，广泛开展以打击制售假冒伪劣食品、药品、农资等为重点的法制宣传教育。重点宣传好物权法、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反不正当竞争法、合同法、公司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产品质量法、农产品质量安全法、担保法等法律法规。
加强依法维权、依法信访宣传教育，引导农民依法表达利益诉求，用法律规范自己的行为，有效预防和减少违法犯罪，促进农村社会治安稳定。要重点宣传好刑法、刑事诉讼法、治安管理处罚法、婚姻法、继承法、人口与计划生育法、未成年人保护法、妇女权益保障法、老年人权益保障法、信访条例等法律法规。
紧密结合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实际，加强土地征收、承包地流转、社会救助、劳动和社会保障等方面法律法规的宣传教育，预防和减少农村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矛盾，维护农民群众的切身利益。要重点宣传好农业法、土地管理法、土地承包法、种子法、劳动法、劳动合同法、法律援助条例等法律法规。
坚持以农民学法用法工作为基础，以依法建制、以制治村、民主管理、村民自治为重点，以“民主法治村”创建活动为载体，进一步加大农村普法依法治理工作力度，扩大农村基层民主，完善村民自治制度，实现农民群众当家做主。
紧紧围绕国家“十二五”规划提出的总体目标以及“六五”普法规划确定的各项任务要求，引导农民群众依法处理矛盾纠纷，维护农村社会稳定，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服务。
从维护广大农民群众根本利益出发，着力解决与农民群众合法权益密切相关的问题，坚持法制宣传与法律服务相结合，注重提高农民法律素质和依法维权的能力。
积极发挥大众传媒作用，鼓励引导各类社会组织支持农民学法用法守法，逐步形成以政府为主导，全社会参与的工作机制。
积极探索新形势下农民学法用法工作与国家中心工作的结合点，完善工作机制，创新工作形式，丰富工作载体，努力提高农民学法用法工作的实效性。充分发挥文化馆、文化站、剧团专业队和群众业余队的作用，深入乡村、深入生活、创作编排群众通俗易懂、喜闻乐见、形象幽默、朗朗上口的法制文艺作品，在城乡巡回演出，提高法制宣传教育的灵活性、趣味性和实效性。
采取便于农民群众接受的方式方法，灵活施教，努力提高农民学法用法的积极性。深入开展“法律进乡村”活动。在农村开展以“学法律，讲权利，讲义务，讲责任”为主题的农民法制教育活动，建立健全党和政府主导的维护群众权益机制，教育农民依法行使权利、履行法定义务，依法表达利益诉求，形成遵守法律、依法办事的社会风尚，促进农民学法用法工作落实。
积极开展“民主法治村”创建活动。深入推进农村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和村务、财务公开，实现农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促进农村民主法治建设。要依法修订完善村民自治章程、村规民约，充分发挥党支部的领导核心作用，支持和保障村民自治组织依法行使职权，健全充满活力的村民自治机制。
加强农村“两委”干部法律知识培训。重点学习与农村生产生活、民主管理相关的法律法规，使其成为农民学法用法的带头人和农村民主法治建设的实施者。要努力实现在每个行政村“两委”干部中培养一名熟悉法律知识的兼职法制干部。
加大对农民工的法制宣传教育力度。要结合农民工关注的热点、难点问题，开展有针对性的法制宣传教育，培养农民工遵纪守法观念和依法维权意识，营造尊重和保障农民工合法权益的良好氛围。
进一步加强农村基层法制宣传员队伍建设，提高其思想政治素质、法律业务水平和宣传演讲水平。积极组织专业文艺团体、法制宣传志愿者，深入农村田间、地头，以农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宣讲法律知识。要进一步发挥基层法律工作者的作用，定期开展针对农民群众的法律咨询和法律服务活动。要加强对农村基层人民调解员队伍的建设和管理，充分发挥人民调解员队伍在处理农村矛盾纠纷、促进农民学法用法中的作用。
加大农村法制宣传教育阵地建设的投入，提高现有阵地的利用程度，为农民学习法律知识、获取法律服务提供稳定便利的场所。力争每个乡镇设立一个法制辅导站，每个行政村建立一个法律图书角，每个居民小组或者自然村建立一个法制宣传栏，每个农民家庭培养一名法律明白人。
道德是镜子，诚信不可缺
道德作为上层建筑的重要范畴，是调整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相互关系的行为准则，道德对经济基础有着巨大的反作用。崇高的道德是一种伟大的人格力量，并通过人们的自觉恪守和践行，调整、评价、导向和引领人类社会的文明与进步。在中国社会正处于转型和多种关系复杂多变的今天，坚守传统的道德准则，弥补道德的缺失和弘扬社会主义新型道德风尚，对建设和谐社会，推动人的文明进步与社会的文明进步，更具有不可替代的现实作用。
西海固这篇贫瘠的土地，赋予了这里的农民以孝为大的秉性以及坚韧、诚实、乐观的性格，在这片大地上，涌现出了众多占领道德高地的人，刘芳艳、孙连忠、马国林、张苗苗……不胜枚举，他们，是西海固人典型的代表。
刘芳艳出生于隆德县城关镇八里村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家庭，虽说是女孩，但她的降临却正遂父亲刘百义的心意。已经有了一个儿子，加上妻子是盲人，他心里一直盼着第二胎能生个闺女，长大后可以照顾妻子。
然而，上天好像故意要考验一下这对贫寒的苦命夫妻：女儿还没满月就罹患血管瘤。刘百义多方求医，甚至不惜下跪，终于为女儿捡回一条命。
母亲双目失明又患有风湿，只能做一些简单的家务，父亲一年到头辛苦劳动，忙完地里又忙家里。特殊的家庭环境，使得刘芳艳一出生就面临常人难以想象的艰辛与窘迫，小小年纪就学会为父母分忧，6岁就学会了洗衣做饭、拾粪烧炕。
记忆中，父亲常常拉着板车带母亲到各地求医。后来，母亲的风湿病终于有了好转，可父亲却病倒了！不久，被病痛折磨得不成人形的刘百义离开了人世。
父亲去世后，14岁的刘芳艳和19岁的哥哥刘仓担负起了生活的重担。农忙时节，她帮助哥哥一起打场；平时，本应住校的她，每天放学后都急匆匆赶回家里，做饭、洗衣、做家务，照顾母亲，忙完后才在灯下写作业、预习功课，常常累得趴在桌上就睡着了……
就这样，刘芳艳读完了初中、高中，2003年考入了湖北省荆门市职业技术学院（现荆楚理工学院）。她带着暑期打工挣得的600元钱依依不舍地告别母亲，走进大学校园。
求学在外，母亲杜桂兰是刘芳艳心底深深的牵挂。尤其是在2003年11月哥哥刘仓外出打工后。
2004年寒假回家，刘芳艳心疼地发现，母亲的脸又黑又脏，人也瘦了一圈。当时，别人家都在热热闹闹地置办年货，刘芳艳家却冷清得让人寒碜，母女俩抱在一起哭成一团。那个寒假，刘芳艳在家待了八天哭了八天，一想到父亲的去世、母亲所受的苦难、哥哥的杳无音信，她都会忍不住痛哭一场。
返校后，刘芳艳时常思念独自在老家生活的母亲。母亲眼睛看不见，烧火做饭会不会被烫着？山路坎坷，母亲走路时会不会被绊倒？……
2005年年初，不幸的事发生了：杜桂兰在摸索着上山砍柴时，摔下了山崖。得知消息，刘芳艳心如刀绞，含泪奔回家中。“哀哀父母，生我劬劳。”哀哀父母，生我劳瘁。”看到母亲可怜的样子，她发誓：再也不离开苦命的母亲。
为了照顾母亲，她向学校请求休学一年。2005年5月，在母亲病情好转后，刘芳艳带着她到天津打工，准备照顾母亲的同时，赚钱完成学业。她先后做过推销员、服务员等工作。后来，一位名叫祝承曼的火锅店女老板收留了刘芳艳母女俩，提供了一个单间让母女俩住下，刘芳艳就在店里做起了服务员，一干就是5个月。
转眼到了2006年春节，距休学已有8个月时间，她无时不刻不在憧憬着重返校园。春节刚过，刘芳艳作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千里迢迢带着母亲回到荆门职业技术学院继续求学。
得知刘芳艳返校了，而且带着盲母，边求学，边打工，全校师生深受感动，纷纷从物质上、精神上关心、帮助母女俩：不仅为母女俩提供了一个单间，还每月给杜桂兰100元生活费，并为刘芳艳安排了两处勤工俭学的地方。
孝无声，爱无休。刘芳艳的大孝感动了很多人。2006年，刘芳艳入围感动中国2006年年度人物，被中宣部、教育部、团中央等六部委评为十大中华敬老孝亲楷模；2007年4月，她被湖北省教育厅、团省委联合授予全省自立自强优秀大学生荣誉称号；2007年7月，大学毕业后，她被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荆门分公司录用。
西吉县硝河乡马昌村38岁农民马国林在大哥去世后，主动省吃俭用还清大哥生前的欠账60万元，成为诚实守信的典范。
“还债，还债，还债……”4月26日，马国林再次从梦魇中惊醒，当记起自己已还清所有的债务时，又沉沉地睡去。妻子说，三年来，他经常这样从梦中惊醒。
“做人要讲诚信，要凭良心，哪怕借了一分钱都要还。”这是几年来马国林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马国林兄弟姐妹十二个，从小因为家贫，他就跟随大哥马国恩四处打工，当过建筑小工、煤矿工人，开过挖掘机。1995年，兄弟俩用打工省吃俭用攒下的钱买了第一辆车跑运输。“小日子过得美滋滋的！”马国林回忆说。
2001年，大哥马国恩不顾家人反对借贷60万元创办起自己的砖厂，但由于缺乏过硬的生产技术，砖厂办起四年一直亏损。2005年10月17日，大哥马国恩因急性心肌梗塞去世。就在马国林办完大哥丧事的第七天，债主纷纷找上门来。
面对濒临破碎的家和大哥欠下的巨额债务，马国林心如刀绞。“大哥没了，但账不能赖！”马国林当即决定替兄还债。他背着妻子偷偷地将自己的车卖了，并将所有的积蓄取出，先凑钱还清了大哥在信用社的10万元贷款。随后马国林把全家人召集到一起，说：“我们现在要齐心协力，把砖厂重新启动起来。虽然我们面临很多困难，但从现在起，我们20多口人就是一个整体，一切从头开始，相信我们一定能够战胜这些困难。”
没有流动资金、没有经验技术，单凭一家人的苦干实干，砖厂又重新启动。马国林带着一家人，吃住全在砖厂里。兄弟几个手上的血泡磨破了一个又一个，可谁也没有叫苦。为保证砖的质量，他专门从陕西省某县请来了烧砖技术员。由于他们烧制技术高，生产的砖质量好，信誉高，赢得了老百姓的认可，很快打开了销路，而且产品供不应求，销量扶摇直上。第一年，他将砖厂所有的利润全部还账。第二年、第三年……只用了3年时间，马国林还清了大哥欠下的60万元债务。
“替兄还债，讲诚信。这样的人值得敬佩。”村民们纷纷对马国林竖起了大拇指。
孝感天下的孙连忠，在母亲、奶奶相继去世后，与父亲相依为命，生活异常艰辛。
他从小就开始跟着父亲编竹篓，打零工换取家用。15岁上中学时，父亲过度劳累导致卧病在床，双腿变形，经常吐血，几乎无法劳动，这给年幼的孙连忠带来了巨大的压力，既要照顾病重的父亲，又要为生活而奔波。
但孙连忠坚信知识能改变贫困的命运。他通过勤奋努力，考上大学。为照顾多病的父亲，他申请在校外租房，靠勤工俭学和捡垃圾维持生活，携父求学。
这一个个感天动地的故事，一个个感天动地的人，撑起了西海固的脊梁。
然而，还是有一部分道德缺失的个体，他们不赡养老人、坑蒙拐骗，甚至为一些鸡毛蒜皮小事寻衅滋事，打架斗殴；他们不思进取，好吃懒做，游手好闲，不务正业，等、靠、要思想严重；他们醉死梦生，浑浑噩噩，蹉跎岁月，一事无成。所有这些，已经和我们当下的和谐社会格格不入。在这里，我们有必要呼唤道德的回归，重建文明乡风，因为这是大家心中的“同一首歌”，也是共同的“光荣梦想”。
做好生育加减法，少生优生致富快
目前，西海固地区人口密度为140人/平方公里，如果按联合国确定的干旱、半干旱地区人口压力临界值每平方公里20人计算，人口超载7倍以上，人口与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的矛盾非常突出，而且人口过快增长的势头还没有完全得到有效遏制。对于生态脆弱的贫瘠山区来说，人口严重超载，必然导致生存环境恶化，给原本脆弱的自然生态环境带来了巨大压力和冲击。
根据预测，固原市未来40多年间，人口出生率有一定的起伏波动，但总体上呈下降趋势。预计到2039年左右，将出现峰值人口达到252万人左右。2052年左右总人口将实现零增长，至2055年基本上将维持下降态势。“十二五”期间，固原将迎来第四次人口出生高峰期，每年进入婚育期妇女人数均在2800人以上，按照总和生育率2.2预测，固原2015年人口总数将达到160.8万人，人口总量的持续增长对固原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将带来巨大压力。最重要的是，人口质量与人口数量极不协调，大量残疾人口成为家庭和社会的沉重负担。
由于受自然、经济条件的制约，和经济发达地区相比，残疾人口比例高于全区平均水平。全市有各类残疾人11.07万人，占全市总人口的7.4％，占宁夏残疾人总数的27％。其中，农村残疾人92408人，占残疾人总数的83.48％，贫困残疾人89948人，占残疾人总数的81.26％；出生缺陷发生率为109.8/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西海固地区是宁夏残疾人工作的难点和重点区。从残疾人生存状况来看，80%以上的残疾人由于生理或心理的原因，受教育程度低，技术专长少，在激烈的市场经济竞争中处于劣势，贫困问题相对突出，特别是农村少数一户多残的家庭，连温饱都难以解决，生活状况令人堪忧；从区域分布来看，80%以上的残疾人生活在农村，存在着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和个体之间的差异。呆、傻、痴、愚等残障人员的大量存在凸显出加强计划生育和优生优育工作的紧迫性和艰巨性。
人口计生工作曾经是“天下第一难事”，正如黄宏、宋丹丹表演的小品《超生游击队》所折射出的转变“多子多福”生育旧观念的艰难。“招弟”“海南岛”“吐鲁番”这些富有时代特征的人物形象深深地印刻在人们脑海中，成为那个时代的缩影。
时至今日，随着国家计划生育政策的深入广泛实施，这些“超生游击队”“黑孩子”已更大意义上成为人们的笑谈。在科学发展的道路上，固原市探索推广的“少生快富”等计生成果犹如一朵朵绚丽的花朵，成为春光里争艳斗芳百花园中的别样风景。
西海固市大部分地区山大沟深，交通不便，信息闭塞，自然生态条件十分严酷，受恶劣的自然环境制约，生产劳动强度大，对劳动力的需求强烈，特别是对男性劳动力的需求更为强烈。因此，一代又一代农民走进了“越生越穷，越穷越生”的怪圈，致使人口膨胀，人口密度大，人地刚性矛盾十分突出。
国家实施计划生育国策之初，固原市主要靠行政命令、经济处罚、突击行动的方法推行计划生育工作，基层干部“催粮要款，刮宫引产”，弄得干群关系紧张，矛盾突出，往往是事倍功半。面对严峻的人口形势，固原市计划生育工作在“实践到认识、认识到实践”的多次反复中，总结了基层工作的典型经验，创新工作机制，大胆开展了“少生快富”试点示范工程，初步找到了计划生育工作与扶贫开发相结合的新路子，扭转了计划生育工作的被动局面。“少生快富”这一惠民工程的及时提出，得到了群众的拥护。
2000年初，固原市制订了《关于进一步加强计划生育工作的意见》，明确提出“在生育政策允许的范围内，提倡和鼓励少生，每少生一胎并采取永久性节育措施的一次性奖励3000元”的政策。实施“少生快富”扶贫工程以来，全市平均每年少出生人口1500人，人口出生率降低一个千分点，平均每年为社会家庭节约抚养费6150万元。至此，“少生快富”扶贫工程在固原市开始大力推行。
在泾源县黄花乡胜利村，第一批享受“少生快富”工程资助的高桂平，她家曾经靠二亩地维持生活，一年到头全部收入也就是1000多元。那时，高桂平一家住在破旧的土坯房子里，到了下雨天，外面下雨，屋里打伞。
2000年，高桂平响应政策参与到“少生快富”工程之中，她和爱人得到了3000元的项目资金。“那时3000元钱能买两头牛呢。”高桂平告诉记者。当时，黄花乡与高桂平一起参加“少生快富”工程的共81户人家。高桂平和丈夫拿着这3000元开办了一家汽车修理部，第一年下来就收入了5000多元。而其他“少生快富”家庭，生活状况也都有了显著提高。事实证明，3000元投入到生产经营中，确实达到了帮助农民“快富”的效果。
如今，3000元对城里人也许并不算多，但在“苦甲天下”的固原山区，却正悄然改变着农民的生育观念和农村的贫困生活。
走进西吉县兴隆镇兴隆村陈小花家新落成的大瓦房，就走进了这一家人春天般的故事。陈小花婚后生育两个孩子，全家老小10口人全靠3亩水浇地生活，孩子穿的衣服都是在县上工作的大伯的孩子穿过的。在工地上打工修路的丈夫勤劳能干，边打工边学习修路的各种技术。那时，丈夫有个心愿，就是承包工程挣大钱，但苦于没有资金，这个心愿只能悄悄地埋在心里。
2005年1月的一天，村支书从镇上带回一个消息：固原市推行的“少生快富”扶贫工程，项目户不但国家发给3000元的奖励资金，而且还能享受各种扶贫优惠政策。陈小花丈夫心里一亮，问小花：“咱们再不要娃，好好把日子过到人前头去，你看能行吗？”“有啥不行？日子过不好生多少个娃都没用。”陈小花说的是实话，越穷越想养儿防老，可看看自己的婆家娘家，哪家没有三四个娃？可谁也没有凭着娃多就把日子过到前头去。
当年2月3日，陈小花在丈夫和镇村干部的陪同下，到镇计生站做了长效节育手术，镇政府当时就给她家奖励了3000元，可这3000元要组建一个工程队还远远不够。正当一家人发愁时，镇村干部带着牛奶、鸡蛋、面粉、蔬菜来家里慰问，在交谈过程中知道了小花和丈夫想组建一个工程队，但缺少资金的情况后，他们积极和有关部门协商，经村委会担保，给她家贷款5万元。拿到贷款后，陈小花和丈夫喜极而泣。很快，小两口用这5万元加上3000元的奖金，联系本村邻村闲散劳力100多人，组建了工程队，在张家川承包了修路工程。由于陈小花和丈夫踏实、勤奋，工程能按时完成，而且质量高，赢得了当地有关部门和群众的好评。随后，有好多人慕名找他们的工程队干活。如今，陈小花家里盖起了新房，置办了家用电器，买了小轿车，日子过得红红火火，丈夫多年的心愿终于实现了。和陈小花一样，固原市大部分“少生快富”项目户将奖励扶助资金用于生产性、生活性投资，发展养殖业、种植业、建筑业和商业服务业等，多数家庭收入有了稳定提高，家庭生活状况得到明显改善。
最近几年，为了稳步推进“少生快富”工程实施，加快项目户的致富步伐，市委、政府实施项目捆绑，通过发放电视机、扶持牛羊、配套资金、修建温棚等项目的倾斜，使大多数项目户拿到了2000～3000元的捆绑项目资金，加快了少生户的致富步伐。截至2008年10月，固原市累计落实“少生快富”工程21596例，兑现奖励资金达6400多万元，“少生快富”户也利用这些奖励资金纷纷走上了致富路，成为乡邻们羡慕的“幸福花”。
农民科技素质亟待提高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在科教兴国战略中，亿万农民的科技素质应当占据重要位置。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要培育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发挥亿万农民建设新农村的主体作用。”大力推进全面小康社会建设和新农村建设，关键是要加强农村科技教育培训，用现代科学技术武装亿万农民，不断提高他们的科技素养和依靠科技致富的能力，使科技成果充分转化为农民增收致富的丰硕成果，使科技进步成为推动农村进步的强大动力。对于固原这样一个经济欠发达地区来说，科技对农民、农业、农村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提高农民的科学素质无疑成为实现固原农业跨越式发展的核心与前提。
国家要转变政策导向，变“授鱼”为“授渔”。在保证给农民的各项惠农强农政策不变的前提下，彻底转变思路，变“给一口”为“教一手”，变给农民输血为农民自身造血，让农民经过科技教育培训学习，掌握科技含量较高的现代农业劳动技能并能熟练操作应用，根据自己爱好，自选职业，自己创业，自我发展，不断进取，同时国家给予适当技术指导和政策扶持，使农民通过掌握科技快步奔向富裕之路。
抓好基础教育，打好农业科技的应用基础。在抓好普九教育的基础上，普及高中及中等专业教育，将现阶段考不上高中的应届初中毕业生全部录入职业技术中学进行中长期培训学习，毕业后直接服务本地农业生产。对在农村劳动锻炼两年以上，具有一定社会实践经验的往届初、高中毕业生，采取考试、考察、考核相结合的办法，择优录取纳入国家整体招生计划，进入农、林、水、牧、农机、水产等中等专业技术学校或职业技术学院教育培训学习，毕业后直接面向农村服务农民。所学专业要根据各地适宜类型进行设置，费用开支采取国家承担全部学费，个人承担生活费及其他费用的方式。让他们毕业后返回农村，组建各类农民专业技术协会和农业合作经济组织，在农村施展自己的聪明才华，成为小康社会和新农村建设的科技致富带头人和领头雁，带领周围农户科技致富走向富裕。
加大对农村现有劳动力科技培训力度，不断提高全体农民的劳动技能和素质。各级科技、农业、林业、水利、畜牧、农机、水产等部门都要义不容辞地承担起这个重任，特别是县乡两级农业服务中心“七站八所”的中高级专业技术人员，要树立全心全意为农民服务的思想，制订和编写具有本县实际的各类农业实用新技术读本，要扑下身子，充分利用农闲季节，全力抓好种养栽驾等农村适用技术培训。采取田间培训与现场练兵相结合，农民探讨研究与外出参观学习相结合等灵活多样的培训方法。通过学习教育培训，确保每户至少有1个科技明白人，能够掌握1～2项农业适用新技术，不断提高农民的整体科技文化素质。
农村科普和科技推广上要在提高实用性、实效性狠上下工夫，确保每一项新型农业科技成果推广应用效果，达到增产增收明显，经济、社会、生态效益共赢的目的。
进一步发展壮大农业科技人才队伍。固原是典型的农业地区，但是农业专业技术人才严重缺乏。截至2010年年底，全市共有农业专业技术人员1886人，约占农业总人口128万人的0.15%。 特需型的专业技术人才更加不足，在特色种植技术的创新和引进上严重滞后，使固原农业在“特色”和“优势”上突破困难，专业化水平提高受限。
只有依靠科技进步，提高项目的科技含量，实现产品的更新换代，才能在市场竞争中处于主动地位。在特色农业发展过程中要加大新品种的引进、选育、开发、示范和推广工作，加强科技示范园建设。加大基层农技推广力度，提高服务质量。完善农业科技开发激励机制，促进农业科技成果的开发、推广和应用。注重新品种的引进繁育和高新技术成果的应用和推广，着力解决好特色农业生产中的各项关键技术。通过各种渠道和形式，对广大农民和农技人员进行科技文化知识教育及新型农业生产技术与农产品加工、营销技术的培训，提高其基本素质；应促使广大农民和农技人员转变观念，树立农业生产的产前、产中、产后诸环节联为一体，进行风险共担、利益均沾的一体化经营的新观念。
发挥科技支农作用，助推优势特色农产品升级。积极争取国家和自治区科技投入，联合自治区大学院校、科研机构，构建农业科技创新体系，强化基层农技推广，进一步发挥好原州区三营设施农业科技示范园区、西吉马铃薯科技示范园区、隆德县六盘山道地中药材科技示范基地、彭阳县食用菌综合科技示范园区、彭阳县草庙旱作节水农业示范基地、泾源县特色林木种苗科技示范园区“六大农业科技示范基地”的引领和推动作用。
突出实用技术示范推广。开发马铃薯、中药材、瓜菜、小杂粮等特色农作物的种质资源，定向培育一批优良新品种。紧扣农业结构调整动态和市场导向，拓展新品种选育的作物种类，加强设施种植的瓜菜、花卉、苗木等作物的新品种选育力度；调整新品种选育的技术方向，强化作物商品性状定向培育；提升新品种选育技术水平，加快新品种扩繁推广进程，为特色农业提供种质资源支撑。
做好作物无公害栽培与病虫防控技术开发工作。示范推广马铃薯、中药材、瓜菜、小杂粮等特色农作物的精准栽培技术。创新与示范推广以机械化作业、智能化控制、信息化管理为特征的现代农业技术。研究植物病虫害发生规律，创新与示范推广病虫害预测预报技术和生物防控技术，推广生物农药、安全低毒化学农药和除草剂。开发特色作物优质高产、无公害精准生产技术标准操作规程和产品质量管理规范，培育和认证一批规范化栽培的无公害产品示范基地，提升特色农产品的产量、质量和市场竞争能力。
做好肉牛高效养殖与流行病防控技术开发工作。示范推广优质肉牛杂交改良技术、集约高效养殖技术和饲草料资源多元开发技术。示范推广肉牛重大流行疫病防控技术、快速诊断技术。开发优质肉牛高效、无公害精准养殖技术标准操作规程与产品质量管理规范，进一步提高肉牛养殖技术水平，提升特色出栏肉牛的产量、质量和市场竞争能力。
做好水资源高效利用与旱作农业技术开发工作。创新与示范推广旱作农田集雨抗旱的工程技术、生物技术、农艺技术，集成旱作农田集雨抗旱技术体系。创新与示范推广河谷川道补灌区和引黄灌区节水灌溉的工程技术、生物技术、农艺技术，集成节水灌溉技术体系。开发集雨抗旱技术、节水灌溉技术标准操作规程。实现农产品升级应突出人才技术支撑。
发挥高校、科研机构的科技人才优势，确立企业推进科技创新的主体地位，突破体制界限，整合科技资源，构建产学研科技发展体系。按照聚焦关键、重点突破的原则，全面推进以农业为主导向以工业为主导、多产业并举转变，实现产业战略转型。
科技发展的重点领域要向草畜、马铃薯、旅游、劳务“四大产业”，向特色农业及其产品深加工、物流及服务、旅游、劳务等产业拓展。依托企业着力培育特色农产品深加工的科技创新平台和队伍，推进特色农产品深加工领域的科技创新。对草畜、马铃薯、特色农业的科技支撑由种植、养殖环节向产品贮藏、保鲜、加工、物流、服务环节延伸，使科技支撑贯穿产业链的始终。
农民技能培训不是唐僧肉
在当代中国，无论是经济发达地区，还是贫困落后地区，推动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社会潮流，成为实现农民增收致富的必然选择。加强对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的农村劳动力开展转移就业前的技能培训，有利于将人口压力转化为人力资源和人力资本优势，帮助他们实现从“耕者有其田”到“业者有其技”的转变，有利于缓解人多地少的矛盾，促进农村土地规模化经营，有利于进一步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
从2004年起，为了提高贫困地区农村劳动力的技能素质，助其加快脱贫致富步伐。国家将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培训列为扶贫重点项目之一。由国家出资对贫困地区农民工进行免费技能培训等。农民工除了接受免费的转移就业培训外，每人还可以获得一定数额的经济补助。在这一政策出台背景下，全国各地均雨后春笋般的纷纷涌现出了无数农民工技能培训机构，总体上来说其效果是显而易见的。但是在利益驱动下，在监管缺失下，往往是“香花”与“毒草”并存，“李逵”与“李鬼”共处。
不少地方针对农民工的技能培训已经变味成了欺上瞒下、唯利是图的肮脏交易和拙劣游戏。尽管一些培训机构培训资料档案一应俱全，上面详细记载着学员参加培训的时间、课程，出勤、考试成绩、领取补贴、就业单位等详细情况，但事实真相却大谬不然，大家心知肚明那都是忽悠上级部门检查验收而玩弄的“障眼法”。究其原因，从政府的角度看，存在着重规划轻落实、重形式轻内容、重培训轻管理、重投入轻监督、重过程轻结果的诸多缺陷。由于监管不到位，制度不健全，针对农民工实施技能培训的“阳光工程”，在相当一部分地区基本上变成了彻头彻尾的“阳光游戏”，变成了货真价实的“猫鼠攻略”，变成了不折不扣的“真实谎言”，其荒谬可笑程度登峰造极，无以复加。
从培训机构的角度看，目前，县乡培训机构大都设施简陋， 缺乏操作设备，往往仅局限于一般性理论讲授， 培训工作缺乏针对性、适用性和可操作性， 培训质量低下，难以激发农民工的学习热情。专业设置上以早已供大于求的服务业专业的初级人才为主，而为日益发展的装备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所急需的技术专业却很少。
一些地方人事劳动部门、农业部门、科技部门、教育部门、工青妇、党校等培训机构不论有无资质、有无条件、有无能力均蜂拥而上，饿虎扑食，以至于出现了“一女多夫”“九龙治水”的混乱现象，可谓泥沙俱下、鱼龙混杂，致使培训单位弄虚作假的问题演变成为一大社会公害，不仅造成国家资金的无谓浪费，也造成了极其恶劣的社会影响。此外，由于针对农民工的培训单位和行业组织一般都有各地政府的政策支持与财政补贴，因此也就缺乏不断改善农民工培训质量和效果的精神动力。
国务院法制办曾在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和鉴定条例征求意见稿中明指提出：职业技能培训机构进行虚假培训、骗取培训补贴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依法查处；情节严重的，由审批机关责令停止招生、吊销办学许可证；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等有关部门、行业组织的工作人员在职业技能培训和鉴定的监督管理工作中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贪污受贿的，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虽有一些弄虚作假的培训机构受到严厉查处，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栏目对此类现象也进行过曝光和批评，但迄今为止，这种现象依旧大量存在。
做好农民工培训工作的监督检查和跟踪问效，各级政府和有关职能部门要经常性地跟踪监督检查培训机构对农民工培训计划的贯彻落实。对培训效果的审查验收和对农民工的技术认证情况，规范培训流程，严肃培训纪律，提高准入门槛，确保培训实效。
强化对农民工技能培训的评价、鉴定机制建设，并视其技术掌握熟练程度和完成工作量情况进行严格考试考核，不能流于形式，以免培训机构瞒天过海，鱼目混珠。以突击抽查、电话回访、人员比对、奖励举报、资质审核等方式对培训对象和培训机构进行甄别与审验，对弄虚作假的渎职行径坚决予以取缔，实行“零容忍”，把国家有限的资金真正用在刀刃上，用在惠民利民上。
整合现有培训资源，切实提高培训质量。引导和鼓励各类教育培训机构在自愿的基础上进行联合，增加培训项目，扩大培训规模，提高培训的质量和效益。鼓励和支持各类有办学资质证书，有必备培训场所，有教学设备设施和实训基地，有培训师资的民办学校开展订单培训。培训机构要重视培训师资力量， 提高培训者自身素质。联合尽可能多的培训机构统一编写规范、适用和创新的培训教材。教学内容上理论知识要少，操作技能要多。教学形式上要直观、浅显。
加大职业技术学校的建设力度。固原市目前共有中等职业学校5所，民办职业技术学校1所，农民文化技术学校61所。针对学校超负荷运转、实验实训室建设及设备缺乏、教师严重短缺且结构不合理，专业课教师和“双师型”教师急缺，不能满足中等职业学校各专业的开设以及政府对中等职业教育的投资偏少，严重影响着职业教育的长足发展等实际情况，政府应加快基础设施建设，进一步改现有中等职业学校（职教中心）办学条件，扩大办学规模。加大联合招生和合作办学工作力度，优势互补，整合资源，建设职业教育实训基地，增加数量，提高质量，加强师资队伍建设。
以政府投资为主，努力改善中等职业学校的基本办学条件。按照国家发展职业教育的政策要求，每个市要建一所高职院校，每个县要建成一个职教中心。建立政府投资职业教育的长效机制，明确各县职教中心的办学层次，规范办学行为。创新用人机制，加强职业教育师资队伍建设。改革现有的中考制度，保证中职学校稳定的生源。认真落实国家和地方的中职学生资助制度和免费政策。整合各类培训资源，做大职教中心，规范培训行为。继续推行校校之间的合作办学，深入实施校企联合。继续借助东部发达省市的中等职业教育师资队伍、实训条件和就业环境的优势，培养技能型的人才和劳动力。有针对性地为企业培养需要的人才，实施真正意义上的订单培养，确保就业的稳定性，达到输送一个，就业一个，稳定一个的预期效果。
给农民补充文化精神食粮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农村经济社会的迅速发展，西海固广大农民在物质生活显著改善的同时，产生了强烈的提升精神生活质量的愿望和要求，他们有强烈的求知、求乐、求美的愿望，有强烈的追求文明、健康生活方式的愿望。
然而，受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多方面因素影响，农民精神食粮仍然比较匮乏，主要表现在传统文化缺失，现代文化缺位。
由于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的缺失、缺位，造成一些农民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扭曲变形，理想信念模糊，集体观念淡薄，为了尽快发家致富，不惜破坏资源，破坏生态，甚至不惜采用不当手段谋取私利。一些农民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知之不多，对党的基本路线、方针、政策了解不够，认识不足；一些农民信仰流失，痴迷邪教；一些农民精神生活空虚，不读书不看报，在牌桌、酒桌、神桌上消磨业余时间，黄赌毒和封建迷信活动主宰着他们的精神生活；一些农民文化素质和收入普遍低下，对知识的追求、对道德的恪守、对美的需求缺乏主动追求，宁愿把有限的钱财用于敬神祭鬼、大操大办婚丧嫁娶仪式等方面，也不愿投入到精神生活的改善上来。之所以会出现这些问题，原因是多方面的。
经济原因。农民的收入偏低，精神生活的物质基础不足。马克思认为，经济基础是其他一切社会活动的物质保证。改革开放以来，虽然农民的收入大幅度提高，但总体上仍属低收入群体，他们的收入除了保证正常生活外，大部分都用在子女的教育和人情方面，没有多余的资金投入到满足精神生活需要上来。
认识原因。有些干部对农民精神生活的重要性认识不足、措施不力、方法不当、自觉性不强，从而导致“重经济，轻文化”，“重物质，轻精神”的惯性思维，忽视农村文化建设和农民精神文化需求。
文化原因。农民自身的科学文化素质低下，精神需要的内驱力不足。受市场经济的冲击，反映农民生活、贴近农民生活的优秀文艺作品较少，使得农村文化生活一片苍白。
提高农民精神生活质量，是一个系统的社会工程，不仅需要广大农民的主动、共同参与，各级政府、文化部门的大力扶持、帮助，更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关心关注。
马克思把人的需要分为生存、享受、发展三个层次，只有人的生存需要得到满足，才可能考虑其他的需要，也只有有了坚实的物质基础，才能为精神生活质量的改善提供物质支持。因此，全面发展农村经济，是提升农民精神生活质量的必由之路。这就要求各级政府要认真贯彻党的惠农政策，深切关心农民利益，采取各种措施提高农民收入。要加大对农村精神生活设施的投资力度，把文化站、农家书屋、文化活动中心等办在每个村组，满足不同年龄、不同层次的农民的娱乐需求。
加大农村成人教育和职业教育，给农民传授他们所需要的各种科学文化知识，特别是科技致富、实用技术，让科学思想占领农民的精神世界，消除邪教、封建迷信对农民精神生活的控制和影响，为开发和提升农民的精神特性创造文化条件。要多组织农民参加喜闻乐见、寓教于乐、健康向上的文化活动，创造优秀文艺作品，为农民精神文化生活提供优质服务。
大力倡导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积极创造条件消除不良生活习惯和行为习惯，营造重视精神生活的良好舆论氛围和社区氛围。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为农民创造丰富的精神生活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是我们坚信，只要下足了工夫，农民富了口袋再富脑袋的目标一定能够实现。
彩礼飙高愁煞人
作为一种习俗，男方送给女方适当的结婚彩礼，象征着双方初步达成婚姻约定，这本无可厚非。然而，在旧习俗和攀比风气的影响下，农村结婚彩礼水涨船高，动辄五六万甚至十来万，使得娶媳妇这一喜事变成了农民心头的一大愁事。
据原州区张易镇驼巷村杨忠介绍，越是在山区彩礼越高，一般是四万到八万元不等，这还不包括“三金一冒烟”（即金戒指、金耳环、金项链、摩托车）。再加上“压箱钱”“开箱钱”“离娘钱”“盼女钱”“押轿钱”“谢媒钱”等等，林林总总算下来，一个媳妇娶进门平均要花七八万元。
高昂的结婚费用成为农民沉重的负担。为给儿子娶媳妇，许多家庭东借西凑，债台高筑，有的卖掉牲畜，甚至还要贷款。为了弥补损失，许多家庭被迫在嫁女儿时索要高额彩礼，于是，拿女儿换儿媳妇，成为西海固山区很多农民的共识。
“我这辈子算是翻不起身了，有两个儿子，都到了娶媳妇的年龄。提说对象，人家首先要求把房子盖了再提亲。”原州区张易镇农民刘传贵说起娶媳妇的事就一脸愁容。刘传贵在外务工一年能挣1万多元，修一套新房至少得3万元，再加上送礼待客，娶一个媳妇至少得10万元。到现在，老两口省吃俭用才攒了5万元，剩下的钱从哪来，让老刘伤透了脑筋。
据当地的干部介绍，贫困山区出现高彩礼婚姻的直接根源是收入不高，家庭困难。
近年来，尽管山区农村的生存和生活条件有所改善，但受自然条件和生存环境的制约，贫困仍然困扰着大多数的山区农民。在封建传统观念的影响下，他们一方面希望通过女儿出嫁索要高额彩礼改变贫困的生活现状，另一方面为给儿子娶媳妇积累资金或借此偿还娶儿媳妇欠下的债务。
另外，受地域环境的影响，农村家庭渴望摆脱贫困，都愿意把女儿嫁到经济条件好的地方去，导致山区的“凤凰”飞出村子，男孩找媳妇就比较困难了。只有掏高额彩礼从条件更差的地方往回“买”媳妇。不少做父母的为了不让儿子打光棍，宁可债台高筑，也要用高额彩礼为儿子早早“占”个媳妇。还有些家庭以牺牲女儿幸福为代价，以“换亲”的方式解决儿子娶不上媳妇的问题。于是，东家看西家，西家看东家，唯恐别人说自己的女儿“不值钱”，从而出现攀比之风下的“行情”上涨现象，使得彩礼居高不下。
面对水涨船高的结婚彩礼，许多村民都表示无奈。“一人结婚，全家就要返贫。”彭阳县孟塬乡赵三喜今年28岁，常年在外打工，攒了4万多元钱，今年才敢托人说媳妇。由于他家地处偏远，女方家要了8万元，好说歹说讲到6万，加上别的花销，一共花去了8万多元。不仅花光了自己和老人的积蓄，还跟亲戚借了1万多。“全家人又得勒紧裤腰带过日子了。”赵三喜对自己的婚姻既满怀希望又满是无奈。
如此高额的彩礼让婚姻变了味，严重影响了社会风气。农民因此而留下的债务不仅直接影响到农业生产，而且为农村养老问题埋下隐患，给农村社会的安定带来许多不稳定因素。
社会丑恶，祸害百姓
不可否认，目前，农村黄、赌、毒、传销、邪教、封建迷信等社会丑恶现象在一些地区陈渣泛起，成为危害社会稳定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毒瘤。
赌博是人类社会源远流长的一种传统陋习，其历史几乎与人类社会一样漫长，对社会的危害不可估量。正如一首《戒赌诗》所言：“贝者是人不是人，全因今贝起祸根。有朝一日分贝了，到头做个贝戎人。”其中的“贝者”“今贝”“分贝”“贝戎”分别是指的“赌”“贪”“贫”“贼”，真实生动地反映了赌博的社会危害。前人的训诫言犹在耳，但是，能够真正意识到赌博危害的人却少之又少，想到赌场上碰碰运气，试试手气的人比比皆是。一些地区赌博成为农村一颗逐渐恶性膨胀的毒瘤，其毒素在不断地扩散开来，四处弥漫，贻害着男女老少各色人群，驱使着人们心醉神迷，走火入魔。凡感染者轻则血汗白流，辛苦一年却“为他人做嫁衣裳”；重则债台高筑，东躲西藏，甚至铤而走险，以身试法，不惜诈骗抢劫，谋财害命，最后落得个锒铛入狱、身败名裂的可悲下场。
农村赌博现象存在的根源是文化建设缺位。由于缺少积极、健康、向上的精神文化生活方面的有效引导以及相应的配套硬件设施辅助，适合农村特点、为农民群众所喜闻乐见的文化娱乐活动少之又少，“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正气占领不了的阵地就注定被邪气所侵袭。
我们不否认有少数人把打牌赌博作为一种休闲娱乐和消磨时光的简便方式，但是更多的人则是把赌博作为一种发家致富的快捷手段，作为改变命运的“幸福密码”，期望一夜暴富，美梦成真。
虽然经历过“五五”普法周期的法制宣传教育，但在农村其成效并不十分明显。不少农民认为，在自己家里搓搓麻将打打牌纯属公民的“私事”，与法律何干？因而信马由缰，随心所欲，“我的地盘我做主”。司法部门打击不力或留有空间，从而为农村赌博活动提供了生存土壤。
扫除农村的黄、毒、赌，是加强农村社会管理创新的迫切需要，是文明乡风的必然要求，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然选择，是实现富裕、文明、和谐、幸福理想的基本前提。各级政府部门要高度重视加强农村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全民动员，惩防齐抓，多措并举，标本兼治，竭力还农村一片净土。要在“六五”普法期间有针对性地加强农民戒赌、拒赌法制宣传教育，增强其吸引力、感染力和实效性，力争使越来越多的人能够深刻地认识到赌博的危害性，从而远离赌博，拒绝赌博。要加强农村先进文化建设，真正使先进文化进农户、进头脑，并转化成为农民群众拒绝黄、赌、毒的自觉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