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年之前，这里水草丰茂，蓝蓝的天空，雪白的羊群，无边的沃野，战鼓与铁马，烽火与诗歌……辽远、诗意、浪漫、苦涩。曾几何时，良好的生态环境和丰沛的水力资源使西海固富甲一方。史书记载固原曾是“大山乔木连跨数郡”，“牛马衔尾，群羊塞道”，清水河可以行船漕运。
隋唐以后由于兵燹频发和环境变迁等原因，这里的自然状况江河日下。到清代后期，固原成为“苦瘠甲天下”的贫穷之地。
把千年翻过，这里的每一寸土地，被意外的气象吞没，水源几近枯竭、村庄破旧不堪、大地苍凉焦渴、人民穷困潦倒……沟壑、梁峁、山塬。
这就是人们赖以生存的西海固。
西海固位于中国西部宁夏回族自治区南部黄土高原的干旱地区，有着无数的沟、壑、塬、峁、梁、壕、川。1972年被联合国粮农组织认定为不适宜人类生存的地区之一。这里年平均气温3℃～8℃，年降雨量200～600毫米，而年蒸发量在1000～2400毫米。旱、涝、雹、风、虫“五灾”俱全。由于流水切割及千百年来的盲目垦殖，水土流失严重，除少量河谷川台外，大部分地方生存条件极差，且自然灾害多发，被国务院确定为重点扶贫的“三西地区”之一（甘肃的河西、定西和宁夏的西海固，被称作“三西”地区）。1982年作为全国第一个区域性扶贫开发实验地，国家每年拿出2亿元对其进行开发式扶贫，计划用10年时间使其彻底告别贫困。但到了1992年，甘肃、宁夏都要求国家继续支持10年，到2002年两省区又请求国家再支持10年。《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又把六盘山区列为连片特困地区重点扶持的第一位，直到现在，“三西”地区仍然是远近闻名的贫困地区。
西海固地区人口增长速度超过经济发展速度。由于人口剧增，导致人地关系失衡，为了维持基本的生存需要，只能掠夺式地利用资源，陡坡开荒，破坏森林和草场资源，使生态环境更加恶化。结果陷入了“人口增加—开垦土地—破坏生态—贫困—人口增加”的恶性循环之中，人口密度已高达每平方公里140多人。以1996年为例，全地区年人均收入300～500元的人口占总人口的24.2%，人均收入300元以下的人口占总人口的16.2%。
勤劳的人们，在贫瘠与苦难中，坚强地活着。
近年来，在党中央、国务院和自治区党委、政府的正确领导下，西海固人民顽强拼搏，开拓创新，务实苦干，国民经济和生产力得到了快速发展，综合实力明显增强，社会事业全面进步，农民收入大幅增加。2011年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4040元，农民人均有粮食600公斤以上。
如今，一幅幅温暖和谐的图景清晰地出现在我们的视野里——村庄变了样，农民住新房，班车到门口，通了自来水，户户用上电，学校很漂亮，文化进农村，消费有讲究，帮扶有实惠……西海固迎来了发展的黄金时期，西海固的农民在党的雨露阳光下露出了久违的笑容。
我家祖辈住窑洞
关于西海固的窑洞，一位从这里走出去的文学工作者曾以诗的语言写到：
土塬上，窑洞是西海固的眼睛
古老的灯芯上忽闪着孱弱的余光
斑驳灯影爬上农人的脸庞
耳边传来历史翻动的声音
窑洞以凝重的姿势，从西海固走出
依穴而居，定义着曾经的辛酸和悲悯
生命让窑洞尝尽喜怒哀愁，结婚与出丧的唢呐齐鸣
一声哀痛，一曲幽怨，一封尘封的信
西海固人，饮尽了前世的苦难
而今，幸福在袅袅炊烟中一齐发酵
砖瓦房檐前，一串铜铃在静静摇荡
那双纳底鞋，在窑洞里踩下深深的印痕
油灯熏黑的记忆里
母亲的呼唤穹隆辽远，沉睡在窑洞的掌心里
枕着老西海固人洒满汗水的土地，悄悄入睡
西海固的东南部，是典型的黄土塬地形。由厚厚的黄土层所积成的塬与塬之间沟壑纵横，形成了沟沟、峁峁、川川、梁梁的独特地形。于是，与这些地形相对应的崖窑、拐窑、箍窑这三种形态的窑洞成了农村人居住的首选。
崖窑，顾名思义是修建于山畔和沟边、借崖势而挖掘的多孔窑洞，大多分布在宁夏南部山区和毗邻的甘肃庆阳、平凉地区，以六盘山东部的彭阳县为典型。而拐窑是为了方便储藏物品，在正窑两侧或者里端又挖的小窑，一般用来储存水桶、菜缸和粮食。与崖窑和拐窑不同，箍窑一般是用土坯和麦草黄泥浆砌成基墙拱圈窑顶而建，窑洞前还压短椽挑檐，突出的部分甚至还铺有青瓦，所以箍窑总给人一种远看像房，近看却是窑的印象。
山体地貌特征决定了窑洞的建材，窑是土崖子上挖的，或用土坯箍出来的。这种土窑，除了门窗是木头的，其他都是土的。土院子、土窑洞、土山墙，就连炕和锅台都泛着土腥味。
虽说依山而建，傍山而居，但是选择这样的民居形式，也是万不得已。因为偏远、贫穷、落后，手里没钱，盖不起房子，只能居住老先人一代一代传下来的土窑洞。
就在这深深的窑洞里，多少代西海固人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繁衍生息。
客从胭脂过，村庄变了样
客问：君家住何处？
答曰： 一畦青菜，几树桃花，青山如黛，白云相伴。
客曰：似曾相识，可是世外桃源？
答曰：非也，黄花上胭。
黄花上胭，一个泾源县黄花乡再也普通不过的小山村，一个青山脚下绿树掩映童话般的小山村。桃花源再美终究只是梦境，上胭村才更具有西海固农村的亲切和真实。
沿312国道越六盘山一路向东，你会不时看到绿树丛中那艳丽的一抹红，红砖红瓦，红得透彻、红得畅快，这其中就有秀美如画般的上胭村、下胭村。
也许你要问：西海固的农村，不就是“土房泥屋烂院院，鸡鸭羊牛烂圈圈”吗？怎么会和“美”搭上边？
是的，我要郑重地告诉你：这就是西海固的一个村庄！那些个曾经以脏、乱、差、穷而“闻名”的村庄正在经历着翻天覆地的变化——破房烂院变了，土墙泥路变了，村容村貌变了，农民物质生活提高了，精神生活也丰富了……
而今，从六盘山下到清水河畔，从萧关古道到葫芦河岸，展现在人们眼前的是一幅幅亮丽的画卷：机耕农田顺山势连绵不断，一排排红砖彩瓦的农村新居映衬在山下，村村都有宽阔平坦的水泥路、统一规划的卫生室、活力十足的村级文化站……山区农村的面貌焕然一新。
西海固，不再是落后的代名词，而是蓬勃发展中的社会主义新农村。
由于地理位置的特殊原因，西海固有很多村庄依山而建。先辈们在这个不适宜人类居住的地区，但凡找到一处能容人居住的地方，就会叮叮当当盖起房子、挖开窑洞，顽强地繁衍生息。于是，有的在半山腰，有的在山脚下，也许几户人家就是一个小村庄，村子的跨度也就是在这头咳嗽一声那头也能听得清清楚楚。
彭阳县城阳乡杨坪村的韩丽霞就曾经在这样的环境中生活了几十年。她家住在山腰的窑洞里，雨天漏雨，晴天掉土渣子。山上路不通，连接山里山外的就一条一尺多宽的羊肠小道。由于交通不便，韩丽霞每年只能去四五趟县城，其余时间都待在家里。“吃水就更加困难了，由于山路太陡，牲口都驮不了，只能人去挑水，挑一趟水至少得半个小时，遇到农忙季节，连洗脸都舍不得用水，擦擦就行了。”说起在山上居住的日子，韩丽霞有说不完的辛酸。
如今，在政府的帮助下，韩丽霞和山里的邻居大多都已经搬到了山下的闽宁新村，这里通水、通电，院落附近就是菜棚，出门就能坐上公共汽车。走进她家干净整洁的院子，6间瓷砖贴面的架子房、3间标准化牛棚依次排列，上房的录音机里传出祖海甜美的歌声，“你勤劳生活美，你健康春常在，你一生的忙碌为了笑逐颜开……”。“没想到我们也能过上这住大瓦房、用沼气灶、吃水不出门的好日子。”韩丽霞一边热情地招待客人，一边激动地细数着新农村新生活的好处。
“我去年种了一栋棚，全种的辣椒，以每公斤2元的价格出售，收入好几千元。”去年刚搬下山来的村民杨天和高兴地算着他的增收账。看到这么好的收益，他准备再包几栋小拱棚，好好大干一场。
2005年10月，党中央提出按照“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要求，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以来，西海固各级党委、政府在党中央和自治区的关怀关注下，打响了一场场建设新农村的战役。
战役首先从改善村容村貌开始。一批批统一规划、统一修建的新农村，从闪亮登场的那一刻就注定是西海固农村最耀眼的风景。
隆德县沙塘镇许沟村就是这风景中的一幅。
2006年初，作为第一批新农村建设示范点，许沟村将居住在山上吃水难、行路难等生产生活条件极差的第三村民小组 20户村民实施整体搬迁，同时实施旧村改造2l户。新村建成后，方圆几十里的农民都赶来看热闹，前院的大瓦房、小菜园，后院的小拱棚、养殖温室，厨房的沼气灶、自来水，这让农民大开了眼界。
“哦，新农村原来是这个样。”特意从和平村跑来看的小年轻张彦红暗下决心，等他们村上建新农村时，他一定要第一个报名！
新村建成后，生产发展了，生活宽裕了，乡风文明了，村容整洁了，管理民主了，文化活动中心、村民管理小组等新事物应运而生，年人均纯收入也从2005年的1840元增加到2011年的4200元。
改变一旦发生，就会产生连锁效应。
泾源县泾河源镇冶家村的农民冶三成，依托周围老龙潭等景区资源，在新农村办起了“农家乐”，这几年年收入近10万元。现在，家里各式家用电器一应俱全，还买了私家车。
在冶三成的带动下，冶家村近百人加入到经营“农家乐”的队伍中，村民用热情的笑脸，精美的农家菜，独具民族特色的花儿、踏脚表演，吸引了越来越多的远方的客人，也让“冶家村”这个曾经名不见经传的小村庄有了大名气。
君家住何处？
也许是南屯，也许是大庄，又也许是园子、硝沟、甘沟、丰泽、吴庄、陶堡、红崖、王庄……
让我们记住它们的名字，因为它们由脏乱差变为美如画、由靠天吃饭变为现代农业，由锅里没放的变为换着花样炒，由一尺土路变为柏油路，由一截矮墙变为花园式院落，由烟熏火燎到清洁能源……这背后有太多决策者的果敢，有太多实施者的艰辛，有太多享受者的感激。
然而，我们真的无法全部记住它们的名字，因为今天的西海固，这样的村庄已经随处可见。
搬出土窑洞，农民住新房
到目前，固原市已投入4.6亿元，完成6.7万户危窑危房改造。这组简单的数字，是一份厚重的“民生礼单”。
这份厚礼让26万贫困农民告别了心惊胆战居住危窑危房的时代，住上了舒心房。
而在这之前的2005年，对西海固的人们来说是一个灾难深重的年份；同时，这一年对西海固又是一个巨大的拐点。
让我们来看看这一年，看看这些让人触目惊心的悲剧：
1月3日夜，原州区寨科乡新淌村村民白生虎居住的窑洞突然坍塌，窑中熟睡的一家5口人全部遇难。
5月30日，彭阳县古城镇、新集乡的11个村遭受冰雹、龙卷风袭击，765间房屋倒塌，1537间房屋被揭顶，5399间房屋受损，部分房屋随时有坍塌危险。
7月1日，暴雨袭击了隆德县6个乡镇，28个村、684户人家、3214人1889间房屋受灾。
7月19日，六盘山区突降暴雨，泾源县泾河源镇发生大洪水，6户24间房屋倒塌。
类似的灾情，侵蚀着西海固人那一方生存的空间。
据不完全统计，每年因自然灾害倒塌的窑洞和房屋达到2000多孔（间）。
同样是在2005年，让我们再来看看来自首府银川的喜讯：
1月30日，白生虎家悲剧发生不足一月的日子，自治区九届人大三次会议上，自治区政府工作报告庄严承诺：利用5年左右时间，将南部山区居住在窑洞的农民迁入新建的砖房。
2月27日，自治区政府常务会议决定，从2005年起，每年筹措4500万元，对南部山区8000~10000户特困灾民居住的窑洞、危房进行改造。工程以“生活最困难、住房最危险”为认定标准，对生存条件极为恶劣的地质灾害区群众实行搬迁重建；对不宜远迁的贫困村庄实行就地重建；对不通水、电，居住分散的村民，实施“山里的问题山外解决”的异地重建。为农村困难群众实施规模如此宏大的建房工程，在历史上尚属首次。
年底，8700户危窑危房改造工程顺利完成，红瓦蓝脊的砖瓦房里，是一张张欢笑的面孔。
这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拐点。
从这一年起，危窑危房改造成了农村的热词。
从这一年起，居住在危窑危房中的农民有了盼头。
从这一年起，越来越多的农民搬出了危窑危房，住进了做梦都在想的砖瓦房。
泾源县六盘山镇和尚铺村是1935年10月红军长征翻越六盘山后经过的第一个村庄，由此，便享有了“六盘山下第一村”的美誉。在2005年以前，这个村90%以上的农户住在20世纪80年代修建的土坯房中，危险时常存在。
2005年，和尚铺村作为首批危窑危房改造试点村之一，全村人住上了红砖红瓦蓝脊的“民政房”。如今，只要你翻越六盘山，最抢眼的肯定是山下这个“万绿丛中一片红”的小山村。经过几年的发展，和尚铺村已成为泾源县危房改造、脱贫致富的第一村。村民马正虎家2005年参与危窑危房改造工程之后，政府不仅出资帮他新建了房子，还扶持他发展农家乐，做起了旅游产品开发的生意，年纯收入超过3万元。
家住彭阳县草庙乡周庄村的王金银，2009年之前在父亲箍的窑洞里住了整整35年。经过多年风雨的洗礼，加上2008年受汶川大地震的影响，他家的窑洞震出了几条缝子。“看着心惊肉跳，遇上下雨天，窑洞就变成了水帘洞，晚上睡觉都不敢脱衣服，随时得做好跑的准备。”想起在窑洞中度过的日子，王金银心有余悸。
2009年，王金银搬进了乡上为改造危窑危房专门新建的砖瓦房里。整洁的房屋，宽敞的院落，再加上较好的地理位置，王金银感觉生活方便了，心里也踏实了。
今年49岁的姜凡果见证了泾源县六盘山镇蒿店村这几十年的变化。姜凡果出生在蒿店村，1978年以前，经济状况很差，粮食不够吃，衣服穿不上。在老百姓眼中，能吃饱才是第一位的，谁还顾得了建房，村里80%的房子是几十年前盖的土坯房，住上砖瓦房简直是一种奢望。
姜凡果一家因为穷盖不起房子，只能住在几十年前的两间土坯房里，房屋年久失修成了危房，外墙严重变形，只能用木头顶着，夏天漏雨，冬天漏风。看着别人家盖起的新房，她只有羡慕。直到2005年宁南山区危窑危房改造工程的实施，让她看到了住上新房的希望。
2007年，姜凡果在危窑危房扶持资金的帮助下，盖起了3间宽敞明亮的大瓦房。回首房屋的变化她笑着说，如今，农民的收入高了，生活质量也上来了，居住条件也改变了，家家都在比着过日子。从最早的窑洞、泥草房，到土坯房，再到现在的砖瓦房，这变化大得让人做梦都能笑醒。
泾源县大湾乡武坪村64岁老人冉玉明是西海固农民住房变迁的活版本。他在父亲箍的窑洞里整整住了44年。1990年窑洞漏雨坍塌，他和家人搬进了乡上援建的土坯房。而土坯房日晒雨淋10多年后又成危房。2006年，冉玉明没花一分钱搬进了政府修建的砖瓦房。
从忧其屋，到有其屋，再到优其屋，冉玉明和近百万西海固农民一起感受着危窑危房改造带来的惊喜。
而惊喜远不止这些。
危窑危房改造工程在改善困难户住房条件的同时，还革新了山区新农村的建房模式。
由于贫穷，西海固农民有用黄土和泥砌墙的传统，然而六盘山区属于地震带，黄土泥砌墙根本无法抵御地震灾害。危窑危房改造中严格执行的红砖红瓦、水泥砂浆砌筑、三七墙、上圈梁等等新鲜词，经过七八年的耳濡目染，已慢慢扎根在西海固农民的心中并被付诸实施。让我们欣喜的是，以往干打垒、黄泥砌墙的传统住房正在渐渐消失。
“广厦千万间”不再只是西海固人的一个梦想，家家安居乐业、住有所居正在成为一种现实。
移民建新村，生活天地宽
仲秋的一天，天地一片洁净。
虎志厚的双脚初次踏在和顺新村平坦的水泥路上。
一步、又一步，他半眯着眼感受这平坦给他心上带来的舒坦。
“和顺新村”位于银川市金凤区良田镇园林村，是彭阳县生态移民县外安置点。2011年10月30日，虎志厚从彭阳县小岔乡卷槽村举家搬迁，来到这里。
卷槽村的百姓看惯了低矮的窑洞、崎岖的山路、灰色的毛驴，对这里的一切充满了好奇。房子是砖瓦房，外墙还贴了瓷砖，用的是自来水，就连厕所也是水冲式的，既方便又卫生；更重要的是，这么好的院落，自家只出1万多元，其他的全部由政府补贴。
虎志厚和他的乡亲们在新村庄转了又转，看了又看，说了又说，笑了又笑，那些个“背着两手放羊，蹲在地头看天”的日子终于要和他们说再见了。种温棚、就近打工，他们暗自规划着以后的生活。虽然各人规划不同，但相同的是，每个人心头都盛开了一朵艳丽的花，那就是对新生活的希望之花。
“住窑洞、吃低保、靠救济，交通靠走、通讯靠吼、取暖靠抖”曾是多少山里人生活的真实写照啊。山大沟深，对于生活在这样环境中的人来说，这绝不仅仅是一种自然状态。
山有多大？沟有多深？西吉县新营乡张家洼村人不知道该用怎样的语言来形容，但他们会指着村子告诉你，即便是梁峁沟道，这两座大山里的极端环境中都有村民居住。他们生活的地方，行路难、吃水难、上学难、就医难……真是南墙上种南瓜——难上加难。
搬出大山，并不只是张家洼一代人的梦想。但对于没有经济能力的他们来说，实现梦想的过程大多是无奈的等待。
等待如此漫长，一代人变成了几代人，梦想却依然是梦想。直到2010年8月，自治区党委书记张毅专程赴张家洼考察，要求对这里的群众实施整体搬迁，从根本上解决当地百姓的脱贫问题。
消息不胫而走，百姓欢呼雀跃。
而雀跃的不仅仅是张家洼的195户842人。在“十二五”期间，宁夏将投资105亿元，启动自治区最大的民生工程——西海固生态移民工程，把这个苦甲天下之地的35万贫困群众从恶劣的自然环境搬迁到近水、沿路、靠城等发展条件较好的区域，用5年时间发展致富，与全国、全区人民同步进入全面小康。
让我们来看看党和政府为这35万贫困群众绘就的幸福蓝图吧：
居者有其新屋。按照科学合理、功能完善、特色鲜明的要求，规划建设移民住房7.9万套407.5万平方米。
耕者有其良田。规划开发农田25.5万亩，改造农田32.6万亩。按照节水灌溉的要求，配套建设农田水利设施，川区重点发展高效节水农业，山区重点发展旱作节水和集雨补灌农业。
发展有新天地。采取户籍改革、劳务产业技能培训等措施，促进移民到沿黄经济区、重点城镇、工业园区、产业基地务工就业。
致富有新途径。规划发展设施农业4.6万亩，养殖暖棚1.6万座，特色种植业53.5万亩，大力发展移民安置区设施农业、特色农业。
生活有新保障。在移民安置区统一配套建设水、电、路、气、通讯、商贸等基础设施和教育、文化、卫生、广播电视等公共服务设施；规划建设安置区主干道816公里、巷道2694公里；新（扩）建教育设施30.1万平方米；建设村级（社区）活动场所5.2万平方米。到2020年实现脱贫致富，移民人均纯收入接近全区平均水平，安置区公共服务能力达到全区平均水平。
西海固迁出区300万亩土地用于恢复生态，造就令人向往的“旱塬绿洲”美景，使各族人民和睦相处、和谐发展，实现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目的。
对这些祖祖辈辈生活在山大沟深地方的群众来说，新的生活之门正在一点点开启。
吴振国的幸福之门是从坐飞机开始的。
2011年6月29日，西吉县将台乡9名农民代表坐飞机到银川市贺兰县南梁台子村移民点参观。这也是他们这辈子第一次坐飞机。
“搬迁了以后，有没有地？水能满足吗？路好走不好走？……”吴振国边看边问，仔细了解了一番后，心里有了数。细心的他还掏出个小本本，时不时记录着，他要把这里的基本情况和先期来到这里的移民生活记清楚，回去讲给村上乡亲们。
50岁的马志林原来住在西吉县马建乡大湾村。1995年，天大旱，庄稼颗粒无收，他痛心无望地带着老人孩子来到南梁台子村安了家，开发100多亩地，搞养殖业，还在外面打工挣钱，加起来每年收入十四五万元。现在，马志林一家住在二层楼里，还有了私家车，一家人过得无比幸福。
听了马志林现身说法后，吴振国和同行的8位农民代表对生态移民充满了信心，他们感觉幸福生活正一天天渐行渐近，甚至伸出手已可以触及。
三营镇鸦儿沟团结村是原州区着力建设的县内移民点，一栋54平方米的房子、一间大温棚、一栋标准化牛舍、一个旱厕、一台太阳能热水器、一台太阳灶、一个卫星接收器，这些被生态移民形象地称之为移民“七个一”的“致富套餐”，让这里的移民群众已与幸福亲密接触。
憨厚的马耀财是从河川乡店河村最早搬到团结村的住户。原来靠天吃饭，一年下来只能解决温饱问题；如果年景不好，吃饭都成问题。自从弃山入川后，生活两重天。“抬脚就是水泥路，张嘴喝的是自来水，有个小病小灾，村上就有卫生室，院子里有温棚，可以发展庭院经济，一年收入近万元。”谈起现在的生活，马耀财喜上眉梢。
像马耀财一样奔走在幸福路上的移民群众不胜枚举。截至2011年底，西海固完成县内移民4166户17546人，县外移民1252户4204人，使世世代代居住在大山深处的农民弃山入川，过上了曾经只有梦境才有的新生活。
幸福的花儿心中开放，温暖的歌儿随风飘荡。在移民幸福生活的画卷上，一朵朵艳丽的花儿正竞相绽放。
“三气”小城镇，幸福有标杆
如果你到过原州区张易镇，你一定不会对这样的场景陌生：大气磅礴的仿明清建筑密布于市，新式路灯和红绿相间的广告牌一字铺开，街面上商贾流云，问候声、叫卖声、讨价声，热闹异常。
看着来来往往的人群，仿佛一幅山区清明上河图。
但是你很难想到，就是这样一个“人气”“财气”“和气”，“三气”聚集的小镇，几年前却是个只有“一条破马路，两溜小平房”，脏水乱泼、垃圾乱倒，让人头疼的地方。
张易镇位于六盘山西侧，距固原市区西南38公里，地处西吉、隆德和原州两县一区交汇处，固将、固隆两条公路贯穿全境，是原州区西南商贸重镇。早在唐宋时期，张易镇就是重要的军事战略要隘，也是古丝绸之路上的重要商埠，自古集镇贸易发达。但是，环境脏乱差，商铺不像样，严重制约了这一商贸重镇的发展。
怎么办？
在多次尝试之后，原州区毅然决定将小城镇建设作为张易发展的突破口。
要建楼？当地群众疑虑重重，大都不愿意拆迁重建。李舒畅老人就是其中一位。
于是，干部跑断了腿、磨破了嘴，讲政策、做宣传、算“钱景”、解民怨，老百姓终于一点点开始明白了，政府这是为咱办好事哩，靠谱，要支持！
政府投资2000万元，撬动民间资金3400万元。
建成商业用房2万平方米。
集日人流量达2万多人，最多可达3万人，人流量增加28%。
商户由70家增加到400家。
年营业额由8000万元增加到1.2亿元。
喜讯一个个传来，让2009年成了一个值得纪念的年份。
张易镇小城镇建设的完美亮相，拉开了原州区小城镇建设高潮的序幕。
三营镇，这个具有浓郁民族特色的商贸物流重镇，实施了道路绿化、河道整治、广场建设、镇区绿化四大工程，建设了煤炭、农资、商贸、活畜交易、农副产品、华运物流六大市场，使昔日的“旱码头”焕发了新姿。
杨郎，这个失地农民的创业园，随着铸造、酿酒、养殖等企业的做大做强，成为集产业带动、商贸流通、创业就业为一体的高品质小城镇。
黄铎堡，这个通往须弥山景区的必经之地，新建商业区域2万平方米，成为须弥山旅游线上集特色餐饮、农副产品、旅游商品开发为一体的展示销售区，带动上千人就业。
一个个精品小城镇的完美亮相，使原州区成为西海固城镇化建设的排头兵，“张易模式”也作为小城镇建设的样板被逐步推广。
在312国道隆德段，沿途的联财镇、沙塘镇，西吉县的兴隆镇、将台堡，彭阳县的古城镇，泾源县的香水镇都是小城镇建设的典范，交通发达，信息畅通，气候适宜，市场繁荣，人口聚集，经济发展，越来越成为农民心目中的理想之地。
联财镇赵楼村农民李亚虎靠着种植黄芪发了家，盖了新房，买了新车，但总觉着缺点啥。去年，他到镇上赶集的时候，看着人来人往热热闹闹的集市，突然明白了，缺的不就是热闹吗！儿女都外出打工了，家里没有了往日的嘈杂，显得有些冷清。
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想到这里，李亚虎马上和妻子商量，三下五除二就在联财镇上租了两间门面房。一间办了超市，一间作为库房和住人用。
现在，每天一开门就看到热闹的集市、拥挤的人群，还有三三两两来超市购物的农民，既填补了老两口心灵上的空虚，又挣了钱，闲的时候，他还会和一些年龄相仿的街坊下下棋、聊聊天，日子过得舒坦惬意。
这样的小城镇，这样的农民，在西海固的大地上如雨后春笋般生长。科学谋划、统筹协调、因地制宜，在一个个安居小城镇上，都打上了科学发展的烙印。
安居小城镇，由于聚集了“人气”而变得繁华，由于聚集了“财气”而变得富有，由于聚集了“和气”而变得和谐。
净了、美了、绿了、亮了、富了，西海固的小镇们，在人们的注视中改变着模样。
山路虽弯弯，出行不再难
一条一米多宽的乡村土路，曾经阻隔着农村和外界的联系。
20世纪70年代村里的路况，深深地印在隆德县杨河乡玉黄岔村76岁老人杨俊礼的脑海里。乡道是一米来宽的土路，别说汽车，就连拖拉机都难以通行，轻的东西人手提肩扛，重物只能赶着驴驮。要想进趟城，得步行一个多小时到乡上，然后才能坐班车到县城。“要是骑自行车，那就更难，下坡人骑车、上坡车骑人，路太陡，危险大，所以，交通基本靠走！”
风起土扬，雨落成泥，村里的路让村民对进城望而却步。一辈辈的人被封闭在大山里。
2004年，西吉县沙沟乡满寺村马铃薯丰收，农民正在挖售时，一场大雨不期而至。村里的土路一时变成了烂泥滩，收购马铃薯的车辆无法进村，住得偏一点的农户甚至没有办法把马铃薯从地里拉到家中，只能眼睁睁看着马铃薯烂在地里。
丰收不增收！
这是多么刺痛农人的现实啊！
彭阳县城阳乡杨坪村韩丽霞在搬到新建的杨坪新村以前，住在半山腰的窑洞里，因为路陡难行，她一年只有在过年的时候才会进一次县城，走时天麻乎乎，回来时天黑乎乎。自家的庄稼地离麦场有三四公里的路程，小麦收割后，要靠人力一捆一捆背回麦场，背一趟需要两三个小时，有的时候晚上得连夜背。背粮食的生活在她的身体上留下了太多的烙印，到现在身上还有一道一道的绳印子。
“通航不通车，上县先出省”。这是二十年前隆德县杨沟乡交通情况的真实反映。通航是说村民抬头可以看见飞机飞过，但是村里没有一条像样的公路，村民去县城必须绕道甘肃省庄浪县，出行十分不便。
关于路的刺痛远远不止这些。有一年的冬天，原州区张易镇南湾村有户人家突然着火，消防车很快来到村口，却被坡陡路窄的羊肠小道搁在几里之外无法进去。眼睁睁地看着微薄的家业烧成了灰烬，一家人捶胸顿足，路之难成了他们心中永远挥之不去的痛。
于是，驴队、马帮、架子车，这些跋涉在羊肠小道上的主要交通手段伴随了一代又一代西海固人民。
什么是路？
“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这是老一辈西海固人用一辈子的艰辛悟出的道理。
1992年，隆德县依靠国家、自治区交通项目，修通了杨沟至隆德的国家3级等级公路，从此以后，村民只用40分钟就能进城。
2008年4月，西吉县投资20多万元，经过一个月艰苦施工，为沙沟乡满寺村修了一条长10公里，宽4.5米，排水、防护设施齐全的村道。9月3日，满寺村农民马有林、马有全、马成玉、马西仓将4辆价值40多万元的大型长途运输车开进了村子，全村群众欢呼雀跃，奔走相告。
公路通，百业兴。如今，满寺村农民购买运输车辆搞贩运、跑运输、做生意，全村农用汽车达到200多辆。从此，山外的很多新鲜货被第一次运进了村子，村里的土特产也被源源不断地运往村外，农民致富的道路越走越宽。
路在变，生活也在变。
西吉县兴隆镇单北村集贸市场就是依靠中静公路穿境而过的便利条件，一跃成为我国西北最大的村级畜产品交易场所，年销售额超过3000万元。
原州区头营镇马园村、彭堡镇姚磨村依托农村公路和沥青水泥路穿过全村的优势，建成了颇具规模的设施蔬菜种植园区和批发基地。姚磨村还建成了两个预置冷库，方便蔬菜外销。
全市100多家农贸市场，多数因公路的开通而诞生，因公路的发展而繁荣。原州区中河乡在2007年就建成了集中连片的1500亩设施农业园区，但当时由于柏油路未通，蔬菜只能依靠架子车运输，很不方便。2008年修通了高坡至庙湾6.6公里的柏油路之后，设施农业园区效益发生了重大变化，年产值500万元以上，李润明、舒有林等贫困户依靠种菜一跃成为了村里的富裕户。
2008年，自治区以民生计划的形式向百姓承诺：投资52亿元，用4年时间建设农村公路8500公里，到2012年年底基本实现全区所有行政村通沥青水泥路目标。这一项目主要集中在宁南山区的西海固。每年2000公里的农村公路，像细雨般滋润着西海固群众“干涸”的心。
路在变，观念也在变。
西吉县兴隆镇单民村以前足不出户的回族妇女，看着车来车往的市场动了心，一个个都想坐上外出的客车去看看外面的世界。这一看，她们才了解到人家兰州、西安等地的农村妇女大多不在家里待，而是忙着在集镇上赚钱。于是，姊妹们一商量，也办起了小摊，开起了小店。不承想，一些农村妇女的创举竟然成就了名声响彻西北的“婆姨一条街”。
妇女观念的变化，无疑是乡村的又一场革命。凭借着四通八达的农村公路，更多农民的生活富了，脑袋活了，信息通了，观念变了。
好风凭借力。随着农村公路通达里程的不断增加，农村客运市场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以前，只有到乡镇才能坐上班车。彭阳县白阳镇陡坡村农民马成贵说，以前乡上每天只有一趟进城的班车，得早早起来往乡上赶，去迟了车就走了，只能明天再去。“现在可不一样了，4元票价来回走，坐上班车进城兜一兜。”说起客运班车通到家门口，马成贵满脸喜悦，他的喜悦浓缩了所有西海固农民对农村通路通车的赞美。
数字是简单的，但它却又无比生动。截至2011年底，西海固农村实现了乡乡通柏油路、村村通公路的目标，辐射各县（区）、乡、村的公路网络已初具规模。昔日群众行路难、乘车难的问题得到了彻底解决！
龙头安到家，不再“鸡叫水”
“鸡叫水”，这是专属于西海固农村的称谓，就是在天还没亮公鸡打鸣的时候就去河沟里抢水。西海固的农村人都明白它的含义。
在海原县九彩乡马圈村70多岁农民马如青老人的眼中，抢鸡叫水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他的爷爷辈、父亲辈都是这么过来的。在他七八岁的时候，每天凌晨公鸡一叫，他就得跟着爷爷往返15公里，到300多米深的沟里肩挑驴驮取泉水。为此，他经常盼着打鸣鸡一觉睡过去，别来惊扰他的美梦。然而，即使没有公鸡打鸣，四五点钟依然得起床抢水，要不然全家人就没有水吃。
路是二三十公分宽的羊肠小道，沟深坡陡，雨雪天取水，要拿一把铁锹边铲边走，在马如青的记忆中，落入沟底的牲畜无数。
说是泉水，实际上是“苦”水，村民们常年喝苦泉水，经常会拉痢疾，医治不及时会还会死人。为了吃上甜水，乡亲们冬春两季会去山洞里背雪、背冰，回来的路上，由于人的体温的缘故，冰雪会滴滴答答化一路，等背回来，棉裤就成了冰棒子。
20世纪80年代，邻近的曹洼乡建了供水点，村民可以雇蹦蹦车往返30多公里去拉水，但一方水的成本高达80多元，对深山里的农民来说，这是个不小的数字。他们宁可去抢鸡叫水，只有在娶媳妇这样的喜庆日子里才会“发狠”去拉水。
这种辛酸在代代相传中成了习惯，和马如青同年的老人们都已记不清挑断了几根扁担，磨破了几次肩膀。
2009年5月，清亮亮的自来水通到了马圈村。看着清水顺着锅台上的水龙头哗哗哗奔涌而出，马如青忍不住泪如雨下，多少代人抢鸡叫水的历史从他这辈画上了句号！
马如青一家告别鸡叫水，是整个西海固农村由用水难到用上安全水的缩影。
多旱缺水，是导致西海固祖祖辈辈极端贫困的根本原因。
据史料记载，自公元前104年至1949年的2053年间，西海固地区发生大旱250次，频率高、范围大、历时长的旱灾干渴了多少代西海固人的心。
1928年至1930年，西海固连年大旱，史书记载：“以隆德、海原、固原最为严重，这三县在一年多内就饿死7万多人，其中全户、全族、全村死绝者甚多，隆德县城内仅存四五户人家。”
为了抵御旱魔，新中国成立后人们在党和政府的带领下开始大修水库。到20世纪60年代，西海固的大小水库星罗棋布，大约有200多个。但是旱年天不下雨，河道干枯，很多水库都是底朝天，坝底干得直裂口子。
地上水靠不住，就开发地下水。20世纪70年代以后，一支支打井队在西海固的荒滩上安营扎寨，可有的地方打下去一二百米深却依然不见水。在极度的干旱中，人都没有充足和可靠的水源，更不要说家畜的饮水和口粮田的浇灌了。
几百万亩庄稼地，就像一个个巨大的晒场一样，庄稼干枯，连野草也无法生长。靠天吃饭的年代，如果天公不作美，人们连糊口都难，真正是“种了一袋子，割了一抱子，打了一帽子”。所以，铲光了野菜，扒光了树皮，人和环境之间进行着互为因果的破坏与被破坏。
端着碗，看着天，盼着水，多少西海固人为水所困，又有多少西海固人做梦都想着清清的小溪水！
进入新世纪以来，胡锦涛、温家宝等国家领导人先后来到西海固，察民情，解民忧。在党和国家及自治区领导的高度重视和关怀下，一个从根本上解决西海固农村饮水问题的蓝图徐徐展开。
2000年8月，东山坡引水工程开工建设，工程经和尚铺、大湾、青石，渠线全长27.85公里，受益16万人。
2007年9月，西吉县西部农村饮水安全重点供水工程开工建设，解决了西吉西部干旱带田坪、马建、苏堡3个乡25个村共3.6万人的饮水困难。
2007年9月，固（原）—西（吉）引水工程开工建设，解决了西吉县城及沿途沙沟、白崖、吉强、偏城等乡镇21个村2.89万人和原州区开城、中河2个乡镇8个村的1.18万人的饮水困难。
2008年4月，隆德县渝河南部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开工建设，解决了6个乡镇19个村1.89万人的饮水困难。
2008年5月，固原东部人饮工程开工建设，工程跨越原州区东部、彭阳县西部、海原县甘城等12个乡镇、98个村、544个村民小组，投资1.76亿元，受益人群14.5万人。
2009年10月，固原城乡饮水安全工程开工建设，该工程是将六盘山东麓水量相对丰沛的泾河水，向北输送到清河水上游和中部干旱带的一项跨流域调水工程，建成后可解决110万人的饮水困难。
一个个工程的开工建设，一条条管线的艰难铺设，一代代水利人的不懈努力，将饮水困难的解决放在了民生计划的首位。
如今，关于水的噩梦正在一天天远去。 用上了自来水的西海固农民，不仅彻底告别了以往挑水、抢水，甚至为水打架的历史，更解放了劳动力，让家里的壮劳力腾出手来，出门打工。
恒光村是隆德县联财镇南山上的一个行政村，2009年以前村民也靠抢鸡叫水为生。2009年10月，这里用上了自来水，彻底解决了吃水困难的问题，村里的老老少少第一次有了洗澡、流水洗脸、洗衣机洗衣服等城里人司空见惯的享受。以前的痢疾、蛔虫病不见了，大人娃娃的衣服干净了，身上的虱子也不见了，村上当年就有50多户人家添置了洗衣机。
过去青壮劳力都被捆在抢水上，现在通上自来水，他们被纷纷解放出来。据村民估算，平均一家至少解放半个劳力，全村就能解放50多个，按照每天60元工价计算，这些劳力每天能挣回3000元，一个月9万元，一年能挣100万。
像这样的村子何止恒光！
随着管道铺到家门口，自来水通到厨房里，越来越多的西海固农民变了活法，他们告别了鸡叫水，喝自来水、流水洗脸、清水洗菜，拥有了干净卫生的生活；他们种水浇地、用洗衣机、装太阳能，享受着现代生活的阳光；他们卸下重担，走出大山、北上新疆、南下江南，走南闯北挣大钱。
户户用上电，心明眼又亮
翻开西海固地图，乡村星罗棋布，山峦起伏，塬梁沟峁交错分布，在纵横沟壑中我们费了好大劲才找到了“太寺村”三个字。
太寺村是彭阳县沟口乡一个再普通不过的小山村。但这个不起眼的小山村一夜之间便成了众人瞩目的焦点，并被永远地载入史册。这得从1995年说起。
这年12月7日一大早，太寺村就锣鼓喧天，鞭炮震耳，乡亲们兴高采烈地舞狮唱戏，学生们身着盛装载歌载舞。上午9时许，随着国家资源部原副部长汪恕诚合闸送电成功，这个坐落在大山深处，祖祖辈辈贫穷落后，不知在漫漫长夜里沉寂了多少年的小山村迎来光明，告别黑暗。这也标志着宁夏以南部山区128个行政村为重点的村村通电工程胜利完成，宁夏2564个行政村实现了村村通电。
太寺村因此“一夜成名”，作为宁夏在西北率先实现村村通电的标志留在了人们的记忆当中。
从此，祖祖辈辈点油灯过活的农民用上了电灯、鼓风机、电磁炉，看上了“传说中”的电视，生活一下子亮堂了好多。忆起没电的历史，西海固的大多数老人心中有太多的酸楚。
杨新是隆德县联财镇街道村人。据他回忆，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手电筒是家中唯一的家用电器。家里有台石磨，他经常和年龄大一点的几个子女去推磨，很吃力地推一天，磨的面也只够吃几顿。比石磨先进一点的是村上的水磨，大家伙排队去磨面，但水量不大时水磨也就罢了工，吃水煮囫囵麦子和玉米粒就成了家常便饭。
彭阳县新集乡周庄村南洼四队的李吉善老人更是为电所恼。他的几个儿子早年都在外打工，四儿子在永宁成了家，娶了当地姑娘谢红霞。让李吉善老人恼火的是儿子结婚八年来只在家过过三个春节。谢红霞不是不懂事，她说：“年年都想回去，可过去没电，黑灯瞎火的，孩子去了天天晚上哭。自从家里通了电，年年过年我老早就领着孩子回去了，一定要让老人团团圆圆过年！”
为了表达通上电后心中的喜悦，村民赵永忠家的窑洞上连续好几年贴着同样的对联：“光照山村千门喜，电进农家万户春。”赵永忠说，自从2006年9月南洼四队11户农家通上电后，家家都买了电视机，不少人家还置办了洗衣机、音响、铡草机、磨面机、榨油机等家当，既方便生活，又能挣些钱。
农村通电后的很长一段时间，西海固地区电力基础设施仍然十分薄弱，电网供电可靠性差，经常出现用电“卡脖子”现象，那时候农村人最大的愿望就是每天晚上有一盏明亮的灯。
2000年至2004年，农网一期改造，固原重建了崭新的农村低压电网，结束了南部山区由35千伏电压供电的历史，彻底解决了农村用电“卡脖子”问题，成为固原电网的一个历史性跨越。
2005年至2006年，农网二期技术改造稳步实施，农网完善工程有序推进，实现农村“户户通电”，1834户偏远乡村未通电用户用上了放心电。
2008年，中央扩大内需农网改造工程实施，固原电网110千伏变电站基本实现双线双变供电。
2010年，清水河330千伏变电站建成投运，清水河变电站至六盘山热电厂的330千伏清六双回线建成投运。随着六盘山电厂并网发电，固原电网的电源点布局更加合理，网架结构更加坚强，电网供电可靠性进一步提高。
有了可靠的电网，经济活了，农民动起来了，农副产品加工、农业灌溉、舍饲养殖、温棚设施农业竞相发展。
刘国祥是西吉县兴隆镇兴隆村农民，他依靠农村电网改造后的电力优势，扩大土豆淀粉加工业，年纯收入近百万元，已经成为当地农民致富的楷模。
西吉县吉强镇大滩村利用村集体场地，建立了水泥预制厂和小型马铃薯淀粉加工厂，解决了村里50多名剩余劳动力的就业问题。
彭阳县红河乡上湾村村民、养猪专业户徐莉，成立了兴隆种猪育肥农民专业合作社，带动了红河乡养猪、蔬菜运销业、商饮业、服务业的发展，全乡有200多人常年从事养猪、蔬菜贩运，年收入达200多万元。
同心县吊堡子村马占武是当地最早种植枸杞的人，可没通电那会儿用柴油机抽取村东面清水河的咸水种植枸杞，成本太高，种植没能形成规模效益。1998年农网建设与改造工程实施后，不只马占武，吊堡子村家家都用起了提灌电机，“红色产业”红了一道川。
有了可靠的电网，农民的生活富起来了，电视不再是奢侈品。“家电下乡”政策的实施，激活了农村电力市场，农村家庭有了洗衣机、冰箱、电磁炉等以前专属城里人的物件，购买家电的农民买得舒心，用得放心。
电灯亮了，电压稳了，农民笑了。这是电力惠及农村真实写照。
凉风习习的夏日夜晚，或是数九寒天的冬日长夜，西海固的农民都在深刻地感受着“电”这个光明使者带来的巨大变革。
从油灯到电灯，从昏暗到光明，从搓板到洗衣机，从石磨到电磨，从烟熏火燎到厨房电器，从“电老虎”到“电保姆”……这一系列刻骨铭心的变迁，成为西海固突飞猛进的电力业发展的有力注解。
“一池三改”好，卫生又节约
啪的一声，蓝色火焰呼地燃烧起来。
倒油、放菜、翻炒、出锅，不到十分钟时间，一盘蒜薹炒肉就被端到了桌上。对西吉县平峰镇八岔村农民窦银花来说，这样的简便生活已经习以为常——她家用上沼气灶已经四五年了。
别看她是个农村妇女，可算起账来里里外外透着精明。“千万别小看我这个沼气灶，它替代了煤、电、柴、草，一年能节约一吨炭，省800元。我再用沼气废渣当肥料，减少化肥和农药使用量，省200元左右。这样下来一年至少少开支1000元。”
窦银花的账算得不错，但她还忽略了清洁能源给农村带来的变化。这一点西吉县苏堡乡王坪村的马生有感受深切。2007年以前，王坪村牲畜粪便乱堆，四周苍蝇乱飞，脏乱差是出了名的。
2007年7月，西吉县把发展沼气与家庭美化、绿化、净化结合起来，标准化沼气池与猪栏、厕所、厨房配套建设结合起来，进行“一池三改”，使粪便、草秆等垃圾得到有效利用，环境为之大变。农村新能源使用一个多月后，村子的面貌悄然发生了变化，半年后，一个整洁干净的新村庄展现在世人面前。
“这变化，简直不敢相信。”现在，茶余饭后，马生有喜欢围着漂漂亮亮的村庄溜达溜达，感受现代生活为农村带来的实惠。
新世纪后，西海固地区尝试在农村实施“一池三改”（建沼气池、改厨房、改厕所、改猪圈）生物循环利用工程，有不少的农民开始逐步告别了“一把麦草引火，几根干柴添灶”的传统生活方式，过上了“做饭不用煤，照明不用电”的低碳生活。
这种革新使沼气建设突破了传统的燃料范畴，把解决做饭、照明等生活用能问题与环境美化、预防疾病、作物种植、村容村貌等多项事业有机结合起来，大大改善了农村的生态环境，实现了家居温暖清洁化、庭院经济高效化和农业生产无害化的目标，有效解决了广大农村祖祖辈辈无可奈何的“脏、乱、差”问题，实现了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
今年70岁的原州区清河镇农民刘信老人回忆说，以前的厨房哪叫什么厨房，简直就是柴火房。每天干完农活后，她还要到处去拾柴、劈柴、生火、烧水、做饭，忙前忙后。一顿最简单的饭菜得四五十分钟不说，还“添一把柴吹一嘴，起身一脸黑末末”，脸洗不干净，衣服穿不干净，时间长了，厨房被熏得黑乎乎的。现在，刘信老人家用太阳灶烧水，用沼气做饭、照明，早晚都能吃上热腾腾的饭菜。
据估算，一个8立方米的“一池三改”户用沼气池，年产沼气300立方米、沼液400担、沼渣10多立方米，可以基本满足四五口之家全年生活用能，每年可节省燃料和电费800元；减少化肥和农药使用量25%左右，节支150～200元；利用沼液喂猪可节约饲料15%；施用沼肥粮食产量提高25%左右；种养业可增效300元左右。同时，一个正常使用的8立方米沼气池年节省煤炭1吨左右，可减排二氧化碳2～4吨。
如果说“一池三改”是农村低碳生活的的排头兵，那么太阳灶和太用能热水器就与它一同构成了农村低碳生活的“铁三角”。
太阳灶是农村利用太阳能最简单、最直接、最实用的产品，操作灵活，使用方便，热效率高，具有烧、煮、炸、炒等多种功能，深受广大农民欢迎。
如今，站在山顶上往山下的村庄眺望，一片片鱼鳞状的太阳灶格外引人注目。隆德县山河乡农民王永才60多岁了，以前，每天仅烧开水就得二三十分钟，还要浪费柴火和燃煤。自从几年前政府配套了太阳灶，不仅节省了人工，缩减了家庭开支，还让厨房干净了不少。用他的话讲，“一边哄着孙子玩，一边就把水烧开了，啥事都不耽误”。
“十一五”期间，与王永才一样受益的隆德县农民的太阳灶达到2.2万台，按每台太阳灶年节约燃煤0.4吨或薪柴0.6吨算，每年为农民节支300元。全县2.2万台太阳灶全部使用，每年可为农民节约资金560万元。“十二五”期间，隆德县计划新增投放太阳灶2万台，届时农村太阳灶入户率将达到100%。
太阳能热水器曾经是城里人的专宠，可随着农村低碳生活被一步步点亮，这个专属于城市的热销货在农村也逐渐受宠起来。
原州区头营镇利民新村是2010年原州区的县内移民点，东部炭山、寨科等干旱缺水、地质灾害点的400户农民搬离故土来到这里，让他们感到新鲜的除了整洁的村庄、平坦的村道、接到锅台上的自来水之外，还有家家户户房顶上的太阳能热水器。
村里的马刚是个年轻人，他说，以前住房难、吃水难、行路难、就医难，连生存都难；喝的水都烟熏火燎烧不开，还哪有热水洗澡？
太阳能热水器刚装上的那一天，马刚守在卫生间小心翼翼地上满水，但心里直犯嘀咕，太阳看着很毒，但那么一大罐水能晒热吗？第二天，他半信半疑打开热水，乖乖，还真是够烫的。他不由得竖起了大拇指：“现代化的东西，了不起！”
现在，全村人一年四季都能用上热水，洗澡、洗衣服、做饭，不仅方便多了，而且干净、卫生多了。
据测算，每台太阳能热水器每年吸收热量所供应的热水，相当于1500公斤煤、720度电、90立方天然气产生的热量，可带来500元的经济效益。既满足了农民生活需要，还环保、安全，对于提升生活质量，增进人体健康，改善村容村貌，促进乡村文明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新能源点亮的不仅是农村的低碳生活，更是农民对新生活的希望和憧憬。
学校很漂亮，免费有午餐
“没院子，黑屋子，土台子，里面坐着泥孩子。”这曾是西海固多少老一辈人无奈而苦涩的记忆。
在破烂不堪的教室里，夏天风吹雨淋，冬天挨冷受冻。即便如此，在隆德县好水乡60岁老人张菊香眼中，这上学的光阴和场景是多么珍贵啊。
说它珍贵，张菊香有充足的理由。40多年前，张菊香还是个十来岁的孩子，由于家里穷，姊妹众多，她和几个哥哥姐姐不得不从小去农业社劳动挣工分。让她欣慰的是，那时国家为了扫除大面积的文盲，开设了耕读班。于是，挑起扁担她就是一个劳力，放下扁担就变成了小学生。
劳动的艰辛和疲劳丝毫不会影响到张菊香的学业，她和比她大一岁的姐姐劳动中争当劳动模范，学习中争当第一名，耕读班的日子过得简单而快乐。
然而好景不长，上到四年级的时候，耕读班撤了。家境稍好一点的孩子都去乡上的小学上学了，而张菊香由于父亲重男轻女，她和姐姐双双失去了上学的机会。从此，她和姐姐肩上每天压着沉重的担子，开山、修路、挖渠、平地。出工的时候，看见弟弟们背上书包高高兴兴去上学了，她们的心中一天比一天绝望。很快，在张菊香十九岁的时候，她出嫁了。上学的梦想被繁重的劳动和艰苦的生活消耗殆尽。
“拼了命也要让自己的孩子有学上，不管是男孩还是女孩！”自己的梦想破灭了，她开始把希望寄托到下一代人身上。1981年以后，她的几个孩子陆续到了上学的年龄。当时，村上有所规模不大的学校。
学校里面有几间土木结构的教室，明亮的玻璃，桌子虽比较简陋，但三个人能摊出一张来，讲台边上有一个炉子，冬天应该不会很冷。张菊香领着儿女们在教室周围看了又看，又趴在窗台上不断向里面张望。最后，她坚定地说了句：“成！”
据张菊香的大儿子回忆，他上小学很享福，学校离家不到三分钟路程。由于学生少，一、三年级学生在一个教室，二、四年级在一个教室，一个年级上课的时候，另一个年级的学生就上自习。这种在当时来看是很无奈的做法，无意中却培养了儿子的抗干扰能力。一边上学，一边在课余时间帮母亲干家务，儿子渐渐长大，学习出类拔萃，小学毕业考到了县中学。
在母亲的厚望中，儿子学习成绩一路领先，考入固原师范学校，毕业后回到家乡执教。张菊香的眉头开始渐渐舒展了。如今，孙子已经快小学毕业了，但她每天还要坚持送孙子上学，不是怕他丢了，而是她已经习惯了每天去学校看看。教室是二层的楼房，校园平整干净，院当中是升旗台，鲜艳的国旗迎风飘扬，教室里不时传来琅琅书声。
她们祖孙三代上学的经历是西海固半个世纪教育史的缩影。
半个多世纪前，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西海固从甘肃省划分到了宁夏。当时的宁夏是共和国版图上最小的民族自治区，西海固则是宁夏最穷困的地区。经济落后，教育更落后。
以固原县为例，新中国成立初期，全县只有初级中学1所、简易师范学校1所，小学虽然有150多所，但入学率低，加上当时的70多所私塾和私学，在校学生也只有6000多人，全县文盲人口高达89.4%。据当地老人说，当时的好多学校都是原来的庙宇和一些场院改造的，其破败程度可想而知。
20世纪80年代开始，西海固人站在百年大计的高度提出“治贫先治愚，治愚办教育”，兴起了大办教育的热潮。当时的一些农村教育现状受条件限制也比较差，一孔窑洞就是一个教室，两间土屋就是一所小学，缺黑板，少粉笔，办学条件十分简陋。
但是农民开始认识到教育在改变生活中的重要作用，“宁可碗中没有菜，也不耽误下一代！”在这种理念的强大支撑下，农民开始崇拜谁家的娃娃考上了大学，谁家的娃娃大学毕业走出了大山跳出了农门，从自身、从根本上重视教育的风气渐渐浓厚起来。随着教育体制的改革和不断深化，实行分级办学以来，各级党委政府认真贯彻实施义务教育法，农村教育事业得到了全面发展。
彭阳县交岔乡是回族聚居乡，回族女童教育曾是交岔教育的老大难问题。十几年前，在交岔乡交岔村扁担沟组就很难找到一位读完小学的女生。现在，这里的女童入学率达到了100%，村民马占武靠着几亩薄田供三个孩子读书，他的两个女儿马媛、马玥先后分别考入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和北方民族大学，在当地传为佳话。
“两基”工程全面实施以来，西海固的教育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历史发展机遇，源源不断的资金投入，使一所所山村学校走出了窑洞，告别了危房，实现了砖瓦化、楼房化、标准化。如今，走进任何一个乡村，你会发现最好的房子是学校，最美的环境是校园。相比过去破旧狭小的教室、“灰头土脸”的校园，如今学校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破房子，土台子，泥孩子”的历史一去不复返了。
2006年年底，固原市比国家规划提前一年实现了全市中小学现代远程教育全覆盖，山区基础教育长上了“千里眼”，架起了山里孩子成长成才的“立交桥”，使农村教育实现了跨越式发展。今天，当你走进乡镇的中小学，都能看到现代化的计算机教室，农村学生和城里学生一样学习电脑知识，感受着信息技术的神奇。与此同时，“两免一补”“三免一补” 、营养早餐、免费午餐等农村教育优惠政策的实施，让农家孩子纷纷走进学校，接受阳光教育，实现了义务教育“一个都不能少”的目标。如今，西海固人可以自豪地说：“乡村最好的房子是学校！”
不愁没吃穿，消费有讲究
民以食为天。在西吉县平峰镇马玉秀老人看来，这个“天”曾让她伤透了脑筋。20世纪六七十年代，让她伤脑筋的是缺吃的，最怕饿肚子。在那个食品极度匮乏的年代，她得计算着每顿饭用几两面才不至于断顿。
到了20世纪八九十年代，让她伤脑筋的是吃的花样太少。联产承包经营责任制实行以后，她家由于人口多，分到了30多亩土地。一家人像侍候孩子一样侍候着那些薄田。一年下来，光小麦就打了近万斤，洋芋装了整整一窖。他们再也不用为吃不饱饭发愁了，但烦恼又随之而来：自家种的粮食品种太单一，她每天得想方设法变着花样让餐桌丰富起来。今天面条，明天面片，后天面疙瘩，就连洋芋蛋也要炒、煮、烤换着花样做。
到了新世纪，让她伤脑筋的是怎么样才能吃得健康。几个孩子争气，参加工作以后把老人接到了城里。菜场、超市，琳琅满目的食品应有尽有。孩子们对吃的要求越来越高，不仅要吃好，还要吃得科学吃出健康。要营养均衡，粗细搭配，口味清淡，要多吃水果蔬菜、少吃高脂肪高胆固醇的食物，以前因粮食不够用来充饥的野菜、粗粮，如今却成为餐桌上的健康食品。这给她出了更大的难题，她每天要琢磨着如何达到这样的饮食标准，以调理好全家人的胃口。
马玉秀的生活变迁基本上是西海固农民生活变化的曲线。如今，农民肚子吃饱了，吃的东西多了，吃得讲究了。食品类消费在农民所有消费中的比重（恩格尔系数）逐年下降。1978年，西海固地区人均消费粮食284公斤，进入21世纪，粮食消费基本稳定在220公斤左右。2011年，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比2000年下降了15个百分点。
西海固的农民在追求美好生活，人们的穿着也在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计划经济年代，大人的衣服是“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小孩的衣服是老大穿小了老二穿，老二穿小了老三穿，一件衣服孩子们就这样大的退给小的，小的退给更小的，绝不允许有丝毫浪费。
现在，品牌店、童装店、中老年服饰店等各类服装店迅速遍布大街小巷，五颜六色、各式各样的成品服装满足了人们的需求，农民也过上了四季穿新衣、穿得靓丽、穿出个性的好日子。
服饰的变化成为人们生活质量提高最直观的外在体现，衣着消费占农民消费支出的比重也水涨船高， 2011年比1999年的53元增长7倍多。
对于20世纪70年代出生的张继军来说，从小到大发生在他身上的故事让他体会到了生活质量在提高，社会发展速度在加快的事实。在他上中学的时候，家里连辆自行车也买不起，他每天要步行一个小时去乡上上学。2001年，他购买了BP机，那时挂在腰间甚是得意。而仅仅在两三年时间内，轻巧、便捷的移动电话迅速普及，成为百姓必不可少的通讯工具。2007年，他家有了电脑，上网不再是一种时髦。电脑不再仅仅是获取信息的需要和渠道，网上购物等一些新事物的出现，让人与人、地域与地域之间的距离迅速缩短，“e化生活”已经成为实实在在的大众生活。更让他没有想到的是，去年，家里经济宽裕了，添置了一辆十万元的小轿车。拥有私家车，这曾经是多少人想都不敢想的事情，如今却不再是新鲜事。
家庭耐用消费品的现代化水平和购买需求是衡量居民生活质量和现代化程度的重要标志。可谓“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21世纪，西海固农村家庭耐用消费品实现了从量到质的提升和优化。移动电话、电脑、家用汽车等高档耐用消费品步入寻常百姓家。文化消费在西海固农村也悄然兴起，订报纸、买光盘、搞晚会、摄影、录像，文化娱乐成为不少农民生活消费中的重要板块。
十几年前，对于缺钱的农民来说，旅游还是一件很奢侈的事情。如今，随着钱袋子鼓起来，这样奢侈的事情也成了一些先富起来的农民的一种生活选择。这一点，原州区头营镇马园村的农民走到前头。
以前由于经济条件限制，村民们只顾种菜赚钱，经过多年打拼，村子富起来了，农民盖了新房、买了私家车，手头宽裕了，大家结伴去沙坡头、沙湖，甚至还会去北京、去海南。农闲季节，村民见面的问候语不再是“吃了吗？”而是“到外面浪去了吗？”
精神食粮不能缺
简陋的舞台，用砖头围起来的炉子，各色的戏服，激动人心的锣鼓声，朴实的乡亲，真诚的喝彩，兴致高了便放一串鞭炮、挂一个红被面……
2011年12月31日，一年中的最后一天。一个好天气，阳光温暖着大地。在隆德县沙塘镇许沟村村部不大的院落里，挤满了来自本村文化活动中心、原州区清水河文化活动中心和隆德县神林乡马玉英文化大院的业余演员们。他们一早便穿上了鲜艳的戏装，还互相帮忙化上了浓浓的舞台妆。
中午时分，一场由两县区三地群众自发组织的元旦联谊演唱会热热闹闹地开始了。
几盆塑料花装点起的舞台，素面简装、说着并不标准的普通话的报幕员，自带器乐的伴奏乐队，站着抑或是自带板凳坐着看节目的观众……这种透着浓厚乡土气息的迎新方式，简朴、喜气、热闹、和谐。
秦腔、舞蹈、地摊戏……这场由20多个节目构成的联谊会上，既有大家喜欢的传统剧目，也有独具特色的地方文化。上台表演的既有勤于耕作的普通农民，也有像马玉英、齐发智这样的本土草根明星。
马玉英的演唱不时博得阵阵掌声，王小平的一段秦腔《西湖山水》演绎得声情并茂。观众冯秀玲看着看着也按捺不住，主动登台小秀了一把……
你方唱罢我登场，唱出农民心中的歌，唱出农民自己的精气神，许川村村部大院里回荡着歌声、鼓声、笑声、掌声。村民们说，这是他们自己的舞台，这是属于他们自己的精神生活。
这次活动的发起人之一是隆德县文化馆的退休老馆长、许川村文化活动中心当家人齐发智老人。齐发智今年68岁，是一名有20多年基层文化工作经历的老文化工作者。别看现在活动搞得红红火火，群众喜于登台乐于参加，但回顾二三十年前自己搞基层文化那会儿，他的心里充满了辛酸。“为什么农村文化难搞，还不是因为穷呗！”
1978年，齐发智从隆德县教育系统调到了县文化馆工作。从一名普通的工作人员到文化馆馆长，他一直致力于活跃农村文化生活，把对文化的热爱深深植根到了乡村大地上。
热情归热情，但他的热情往往被冷水浇到，一浇就是一个透心凉。20世纪70年代末，齐发智和县文化馆的工作人员下乡做文化宣传，费了好大劲印好的宣传资料被当地群众疯抢，本以为这种场面见证了强大的宣传效果，但让他们始料不及的是，群众把这些印刷品抢回家不是为了学知识，而是为了糊墙。
在没有解决温饱的年代里，组织文化活动要花很大的精力去宣传、动员，但结果往往是大部分农民以农活紧为由拒绝参加。物质生活的匮乏，导致了农民对文化的敬而远之。
而今，在物质生活日益改善的时代，农民对文化生活有了前所未有的渴望。没有行头就自己花钱买，没有老师就一趟趟到县上的文化单位请，上台演出也没有了以前的羞怯。西海固大地上的农民开始迸发出不可阻挡的文化热情，这是一种可贵的变化，这是从被动接受文化到主动传播文化的文化自觉。
提到文化自觉，有一个人不得不提，就是原州区头营镇马园村党支部书记皮学亮。皮学亮既是农村信息化建设的倡导者，也是受益者。
“马园村有种菜的传统。以前，很多农民不识字，种菜不懂科学，买菜不会算账，吃够了没有文化的亏。”对上辈人的辛酸皮学亮看在眼里，急在心上。他当了支书后，正赶上原州区实施山区信息化技术集成与示范课题，正在不同经济发展区域建立信息服务示范点，配备专门的科技特派员，服务内容涵盖农产品供销、病虫害防治、村务管理等。
先进的信息平台，让不少农民第一次感受到了信息技术带来的方便，他们第一次知道了互联网，知道了QQ，知道了山外的世界。一个信息平台，让大山连通了世界，也让农民增收有了可靠保障。
蔬菜在生长过程中，最怕病虫害。换了以前，农民可就急眼了，到处找技术员，可一个县上数量有限的技术员跑步过来，得排队，往往是还没等到技术人员来看，蔬菜已经蔫了。现在不同了，一发现菜有问题，立马上互联网呼叫“科技110”，通过视频和音频把病虫害的情况一介绍，对面的专家就立马能告诉农民解决的办法。在生产阶段，信息点上经常是人流涌动，走了一批来一批，就像赶集一样。
而在邻近的徐河村信息示范点上，村主任夏德红兴奋地说，2009年村里的西芹丰收了，销售成了问题，幸亏有了信息平台帮忙。他们通过信息平台了解到陕西市场上正缺西芹，于是通过网络联系，不但把所有的农产品推销出去，同时还引来了一批长期合作的客商。
文化的力量唤醒了西海固农民对生活的信心。如今，农家书屋成为农民汲取文化营养的主阵地，男女老少经常到农家书屋“充电”。更多的农民朋友学到了知识和技术，单调的生活变得有滋有味，小小的农家书屋让广大农民实现了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双重满足。
截至目前，固原市已建成农家书屋891家，村覆盖率达到100% 。在建设过程中，每个书屋按照2万元建设资金配套，统一配置了1518册图书、30份报刊、189张音像制品等。这些出版物以农业实用技术和农村致富经验内容为主，包括政治、经济、法律、教育、文学艺术等方面书籍，通俗易懂，老少皆宜。
“农家书屋真不赖，富了脑袋富口袋。”农民朋友用自编的顺口溜这样评价农家书屋对农村的贡献。
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吹响了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号角，农村文化也迎来了发展的春天，在各级组织的大力支持下，农民的文化生活日益繁荣丰富，文化软实力的硬道理也将会越来越明显。
扶贫又济困，社会温暖多
自1983年以来，西海固地区的扶贫先后经历了“三西”项目建设阶段、“八七”扶贫攻坚阶段和整村推进三个阶段。也就是从这时起，中国版图上位于西北，“苦甲天下”的西海固开始慢慢进入人们的视线，并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
自然环境恶劣，生产效益低下；
境内资源匮乏，产业结构单一；
供需矛盾突出，积累问题较多；
人口压力过大，环境不堪重负；
贫困人口占比高，脱贫致富难度大；
农民收入偏低，缩小差距不易……
这一道道横在人们面前的坎难以跨越。然而，在这个穷惯了、苦惯了的地方，从来不曾缺少的，就是战胜贫穷的勇气和决心。一代代西海固回汉群众为了生存和发展，与天争、与地斗，打井窖、修梯田，铺地膜、建温棚，治流域、抓生态，坚持与自然灾害作不懈的斗争，探索出了一条符合当地实际的扶贫开发路子。
30年来，每一个阶段的扶贫开发都在新的起点上提高，在创新中丰富内涵，在强化措施中不断取得新的成效。
“三西”项目建设阶段（1983~1993年）。国家开展了大规模的“三西”地区农业建设，西海固地区作为其中之一，以国家2亿元的专项投资为主，以社会救济、以工代赈项目、温饱工程、吊庄移民为重点，通过10年的艰苦奋斗，有效解决了贫困群众“食不果腹，衣难掩体”的极端贫困问题。
“八七”扶贫攻坚阶段（1994~2000年）。《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和宁夏自治区“双百”扶贫攻坚计划启动实施，修梯田、打井窖，铺地膜，开展扶贫扬黄灌溉工程、闵宁对口帮扶、国际援助等，促进扶贫开发由救济方式转向开发式，由单纯解决温饱转向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由扶贫为主转向扶贫与扶志相结合，有效解决了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农民人均纯收入由1992年的429元提高到1999年的1108元，人均粮食产量由183公斤提高到316公斤，提前一年实现了基本解决温饱的目标。
整村推进阶段（2001年至今）。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实行了整村推进工程，自治区实行了千村扶贫开发工程，重视产业扶贫和科技扶贫、投资主体多元化，开发草畜、马铃薯、劳务输出等产业，落实生态移民、少生快富等措施，实行了退耕还林（草）、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农村税费改革、新型合作医疗、农村教育“三免一补”、贫困人口医疗救助、粮食直补、新农村建设等惠农政策，开展了山川对口帮扶、闽宁对口帮扶、部门单位定点帮扶等一系列社会帮扶活动。
10年间，固原市累计整合投入各类涉农扶贫资金约92亿元。投入重点贫困村的扶贫开发资金总量达到22.1亿元。其中，“三西”农业建设资金2.0亿元，闽宁对口协作基金0.8亿元，社会帮扶资金3.6亿元，财政扶贫资金3.8亿元，部门行业资金9.3亿元，招商引资4.4亿元。
在大量扶贫资金的有力支持下，经过群众苦干，干部苦帮，领导苦抓，使全市新阶段扶贫开发事业取得了巨大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政治效益，实现了历史性的突破与跨越。2011年全市地区生产总值129亿元，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7.8亿元，农民人均纯收入4404元，分别是2000年18.7亿元、0.78亿元和928元的7倍、10倍和4.7倍。
生活在西海固的广大农民，在亲身经历了缺吃少穿与得到帮扶的巨大实惠之后，无不感谢共产党、感谢人民政府、感恩社会，也更加坚定了他们听党话、跟党走，快致富、奔小康的决心和信心。
原州区官厅乡刘店村村民海正玉外出打工的小儿子2006年6月回家，下了公共汽车后，怎么也找不到家门。原来在扶贫危房改造工程中，他家已从窑洞搬了出来，在新的宅基地上盖起了红砖房。
刘店村是有名的贫困村，2004年底被确定为“整村推进”工程帮扶村。罗彦荣是村里的特困户，2005年，包村扶贫部门给罗彦荣家盖起3间砖房及牛棚和羊圈，买了3只羊。两年间，罗彦荣家的牛从2头发展到7头，羊从3只增加到19只。罗彦荣高兴地说：“我家7口人，去年纯收入达到2万多元。”
原州区甘城乡甘城村在“整村推进”项目支持下，推广经果林套种瓜菜项目1600亩，采取抗旱节水措施，种植的新品种西瓜甘甜清香，俏销宁夏及周边地区，亩均收入2000多元，创造了大旱之年夺丰收、特困农民无返贫的典范。
走进泾源县泾河源镇南庄村养牛示范园区，科学化、规范化、集约型的饲养和管理方式让人感叹：这样整齐划一的现代化饲养方式在农村终于实现了！农户兰香花用朴实的语言道出了其中的好处：“以前养牛，一到夏天成群结队的苍蝇到处乱飞。现在把牛集中到宽敞的牛棚里来饲养，干净卫生，外面来人收牛也方便，省事多了。”兰香花家共养了10头牛，她和儿媳妇两个人就可以打理得井井有条，儿子兰彦广在外打工挣钱，一家人年平均收入在3万元左右。
2005年，南庄村被泾源县确定为整村推进重点村，村上按照“畜牧强村”的发展思路，按照统一规划、集中建舍、分户饲养、科学管理的模式，建成了200间4500平方米的养牛园区。目前，园区的牛饲养量达到了720头，户均3.2头，养牛数量在5头以上的户均收入都在1万元以上。现在，大湾乡绿塬村、兴盛乡下金村、黄花乡下胭村、香水镇园子村等整村推进重点村里都建有这样规模的牛棚。
乘车一路经过香水镇撒南、上桥、下寺等村，一排排整齐的村舍红瓦白墙，村道宽阔整洁，一批整洁文明的新村呈现在人们面前，整村推进的雨露阳光正滋养普照着更多的村子、更多的农民。
在整村推进的基础上，宁夏人独创了村级互助发展资金这一“造血”扶贫模式。村级互助发展资金采取政府和农户资金捆绑、风险共担，农民受益的方式，由政府注入启动资金，农民自愿入股，入股后可以从互助资金项目中贷款，帮助贫困农户解决发展资金短缺及贷款难的问题。
2008年，隆德县温堡乡新庄村农民谢长毛借了3000元互助资金，花2700元买了头母牛，2009年产下2头牛犊，赚了3000多元。他依靠着几千元钱，用“滚雪球”的办法，牛越养越多，成了村里有名的养牛大户。
2008年4月，在党员赵世明等人的带动下，新庄村村民积极申请参与了村级发展互助资金项目。大部分农户将资金用于养牛、养猪和种植业，有效地支持了贫困农户生产发展。如今，新庄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农民收入也是节节高。
对口合作扶贫也是撬动贫困坚冰的一个有效杠杆。
沿着中静公路进入位于葫芦河腹地的西吉县马莲乡，一条条平坦笔直的沥青公路，一处处热火朝天的设施农业示范点，勾勒出一幅加快发展的喜人景象。一座座拔地而起的新厂房，一个个宽敞明亮的新农村示范点，回汉群众脸上流露出更多的是致富后的灿烂笑容。堡子山村和北坡村，利用闽宁协作发展资金改造圈舍42座，投放铡草机36台，完成机修农田1000亩，极大地改善了当地群众的生产生活条件。
新村千万户，危房难告别
西海固作为贫困地区，多年来经过各级政府的大力扶持和干部群众的共同努力，综合实力得到提升，发展后劲不断增强，农村面貌明显变化，农民生活不断改善，社会事业全面进步。
然而，作为一个深度贫困地区，受自然、历史、地理等各方面因素影响，仍然存在经济总量小、结构不合理、产业层次低、人口压力大、生态环境脆弱、农民增收难等困难和问题。这些问题不仅体现在看得见、摸得着的衣、食、住、行等方面，还体现在农村社会管理、农民素质、价值观念等深层次上。因此，要实现和全国同步进入小康社会的目标，还有很多的事要做，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任重而道远。
在这众多的难题中，居住条件艰苦首当其冲。有一位西海固诗人这样诗意地记录了农村的土窑洞：
黄土的情怀，以窑洞的方式接纳了人类的创世
阳光的语言，在黄土深处翻新，为庄稼、河流和土地命名
柳条编成的背篓，棉线纳就的鞋底
腌菜的瓦罐，耕作的犁铧
有筋有骨地抻开清洁的生活
推开窑门，山风拂过山坡和山坡上吃草的牛羊
深深的窑洞里，春天奔腾的琴声响起
天地玄黄，万物就在头顶上熠熠生辉
在黄土中挣扎求生的岁月，窑洞
静如处子，安详地养育着鸟语和花香……
然而，诗意毕竟只是诗意。加快改善农民住房的任务还相当艰巨，任重道远。
为了改善山区农民的居住条件，各级政府实施了惠及众多农民的危房危窑改造项目，不少山区农民第一次住上了亮堂堂的砖瓦房。但是仍有不少困难户住在上个世纪的窑洞和土坯房中，一旦遇上地震、暴雨等自然灾害，常常危及生命财产安全。他们期待早日搬出危房危窑，住上安全、宽敞的新房。
土地千万顷，留与谁来耕
在我国城乡二元结构社会状态下，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农村劳动力相对剩余，加之农业生产资料价格过高和农产品价格过低的剪刀差，城市劳动力工资高于农业生产劳动收入等叠加因素， 迫使农村青壮年劳动力以廉价人力资源的方式大规模持续单向流入城市，出现了城市农民工劳动力资源过度聚集和农村劳动力资源不断减少的失衡现象。
近些年，许多农村特别是中西部地区农村的青壮年成群结伴、携家带口、走南闯北，在大中城市谋生，一些乡村80%以上的青壮年农民常年进城打工，使这些地方的农业生产因缺少劳动力，土地达不到精耕细作，土地肥力极度下降，甚至大量土地因无人耕种而撂荒，发展现代化农业因缺乏劳动力步伐放缓，农业产业化因缺乏劳动力，特别是具有科技文化知识的新型农民受到制约，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主体条件明显不足。在调查中发现，一些地方政府严重超出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总量，硬性下达指标组织大规模农村劳动力进城打工和外出季节性务工；一些地方政府还提出了“万人进疆”“千人南下”的任务指标，并以此作为政绩考核下级；一些地方出现了乡村干部为完成劳务输出任务，无奈“掏腰包”花钱雇人的荒唐现象。
政府组织农村富余劳动力进城务工，本来是为了增加农民收入，初衷和愿望是好的，这一点应当肯定。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一些地方政府把组织农民劳务输出作为“支柱产业”来抓也无可厚非。但从深层次看，大规模的农村劳动力单向流入城市， 给城市的发展带来了繁荣，但却大量抽走了农村和农业发展的主要劳动力，农村生产要素水平严重下降。而正是这一现实，客观上进一步强化了城乡二元结构的社会格局，弱化了农村社会和农业产业的发展，使得统筹城乡发展的难度不断增大，推进城乡一体化的步伐放缓。
根据我们对农村劳动力现状的调查，因大量农村青壮年进城打工，留守在农村从事农业生产的多数为老、弱、妇、幼、病、残人员，这一部分人受多种条件制约，他们难以担当起发展农业现代化和建设新农村的重任。
劳动力作为生产力的第一要素，在生产过程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劳动者作为生产力要素的关键，其体力和智力水平决定着生产力的水平。客观地分析和研究目前农村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资源现状，如果单向流动并聚集在城市的现实持续下去，农业将面临着再次凋弊的严峻形势，甚至可能会导致农村经济的停滞和倒退。因此，从制度和政策层面解决农村劳动力回流或双向流问题是农村和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必须选择。
农村大量劳动力单向流入城市后，他们要在城市生存，希望找到更好的工作，赚到更多的钱，同时，他们也把辛苦赚来的钱，越来越多地留在了城市。在打工收入支配上，第一代农民工和新生代农民工消费观念具有很大差异。第一代农民工以吃苦、节俭、持家，工资水平低、文化水平低、年龄偏大为特点。他们外出务工倾全力挣钱，收入大部分带回家投入家园建设和农业生产上。据调查，2010年老一代农民工平均寄回带回的打工收入，约占外出打工总收入的70％。新生代农民工以文化水平较高、接受新事物能力较强、年龄较轻、收入较高、消费观念追求时尚、“爱好和城里人差不多”，业余生活更加丰富为特点，把打工收入主要用在城市租房购房、吃喝用、恋爱成家、孩子上学、交通通信、人情关系以及文化娱乐消费方面，寄回带回农村的钱较少。2010年，新生代农民工平均寄回带回的钱，约占外出打工总收入的30％。
目前，农民工大量单向流动于城市、聚集于城市、消费于城市，这些人既不在农村创造新的价值，又不在农村投入资金，使农村发展资金严重短缺， 农业农村的可持续发展受到影响。从我们走访村户的情况看，大多数农民还住在先辈们留下的旧宅院，旧房子，无力、无心改善居住环境。一些地方已出现“空壳村”“空挂户”“空巢老人”“留守儿童”的凄凉景象。
2012年春节前，我们到宁夏南部山区的彭阳县城阳乡韩寨村走访，村民韩某夫妇年近六旬，大儿子在西安打工，媳妇在彭阳县城租房子供孩子上幼儿园，二儿子和媳妇在银川打工多年。而韩某的妻子大病手术后半年有余卧床不起，指望打工的三个子女寄钱接续治疗，但他们手头钱都很紧，等不来钱的老韩满脸无奈。总体看，绝大多数农民工靠在城市打工扶持农村家庭的钱并不多 ，基本情况是在城市打工挣的钱大部分花在了城市，这种劳动力资源以及资金流向的单向性和非均衡性，在推进城市的发展繁荣过程中，农村因资本短缺被进一步边缘化。
随着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大量离开土地，农业耕作人口“老龄化”“女性化”现象已较为普遍，给西海固农业发展提出了现实问题：这里的土地靠谁耕种？这里的新农村靠谁来建设？要解决以上问题，还需要政府更多地思考和在制度上的重新设计。
庄院空几许，留守老、妇、童
随着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涌向外地，农村青壮年逐渐少了，空空的村庄里大多只剩下老人、妇女和儿童，被一些人戏谑地称之为“三八六○部队”。
“出门一把锁，进门一盏灯”，这是空巢老人生活的真实写照。他们劳动和经济负担较重、身体状况不佳、缺乏幸福感、隔代教育导致心理负担过重，在经济、情感、心理方面处于弱势地位，使得他们面临许多亟待解决的困难与问题。
具体而言，空巢老人面对的第一道难关，就是收入不足，并且仍需从事农业生产。
100元能干什么？对城里人来说，可能买件衣服都不够。可在农村，很多空巢老人，一个月的开销可能还不足百元。原州区官厅乡李德明老人家里，只有老两口生活在这里。虽然有四儿两女，但子女都在南方打工，剩下他们独自生活。农忙的时候，老人还要到田里干活，锄地、挖洋芋、割麦子。能干的他们尽量不叫儿子回来，只有到了耕种、碾场这样需要重劳力参与的农活当口，李德明才会让外地的儿子回来帮忙。
看病难，小病拖、大病熬是空巢老人面对的第二道难关。
人老了，病痛自然多。虽然农村老人绝大多数参加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以下简称新农合），可由于自费部分难以承担，门诊费用又不能报销，部分空巢老人仍然普遍存在“小病拖、大病熬”的现象。此外，空巢老人生病在家，只能由老伴照顾，老伴年纪大，为患者熬药、喂药都很费力，帮患者翻身、擦洗等等护理就更困难了。
除了低收入导致看病难，距离和交通也加剧了空巢老人的看病难。在大山里，有的农户家距村卫生室好几里路，到乡卫生院、县医院看病就更不方便了。老人们得了急性病常常会耽误治疗，严重影响身体健康。
子女在外，精神“空巢”是空巢老人要面对的第三道难关。
外出务工的子女忙于生计，有的一年也难得回家一次，有的一个月甚至几个月不与老人通电话，让老人陷入孤寂之中。老人生活艰辛的同时，还要为儿孙们的生活状况担忧着急。无奈之下，老人只能围着自己的“空巢”打转转，生活在封闭的狭小空间里，情感得不到倾诉和释放，整天郁郁寡欢。
建议政府切实加快推进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逐步实现农村养老的社会化；加强农村社区引导，发挥社区为空巢老人提供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的作用；重视家庭赡养，弘扬尊老爱幼的优良传统，倡导良好的社会风尚；提高农村空巢老人的社会适应能力，扩充他们的社交领域，鼓励他们积极参与社会活动；加大财政投人，制订扶持规划；建立各类社区民间组织，为农村空巢老人营造温暖的家庭氛围。
大量年轻劳动力的外出，还造成了大量的留守儿童。由于留守儿童监护管理存在“盲区”，家庭教育存在“误区”，情感上缺少健全的关爱和沟通的环节，使得农村留守儿童在家长、学校、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链中容易出现“断层”，影响留守儿童的健康发展。
13岁的崔刚是一名留守儿童，在隆德县联财小学读书。“他的眼中经常流露出忧郁和迷茫。”提起崔刚，语文教师赵花如是说。
在西吉县乡村探访留守儿童时，一些留守儿童用稚嫩的语言表达着他们的愿望，他们内心很渴望得到父母的关爱，渴望和别的同学一样，每天放学后背起书包回到家，围在父母的身边，讲在学校里发生的趣事和自己的学习。
这样的渴望对于其他孩子来说，并不是什么难事，但是对于留守儿童而言，就是一种奢望，他们一年跟父母在一起的日子就是有限的几天，有的甚至几年见不上父母一面。父母，这个在孩子眼里饱含依恋的字眼，在留守儿童那里多少有些陌生，这种陌生让他们忘了如何在父母怀里撒娇，也不愿跟外界交流。
由于长期得不到父母关爱、监护和及时有效的教育疏导，部分留守儿童学业失教、心理失衡、行为失范较为严重。表现为在性格和心理发育方面，感情脆弱，焦虑自闭，性格孤僻，逆反心理严重；在生活和学习方面，自律和生活自理能力差，在家里不听监护人教导，在学校不遵守规章制度，学习成绩较差，行为习惯不良；在健康和安全方面，饮食营养和预防保健跟不上，安全教育不足，不少留守儿童身体发育不良，自我保护意识和自救能力差，存在安全隐患。
为此，建议各级党委、政府、社会各界，充分认识做好农村留守儿童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采取一系列措施为农村留守儿童创造平等发展的条件。要强化政府行为，建立农村留守儿童工作机制。要动员社会支持，创造全社会关爱留守儿童的大环境。要加强农村基层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教育工作，统筹乡村学校的老师、妇委会成员、退休老同志、共青团员等各方面力量，给予留守儿童“一对一”的特别关怀。要构建父母子女沟通机制，铺架农村留守儿童与父母情感交流的桥梁，为他们营造温暖的成长环境。
安全饮用水，何时不犯愁
西海固之困，首先困在缺水。
春秋连旱的时候，方圆千里山干草枯。当救灾的水车一到，牛羊追、飞鸟随，人、畜、禽争水喝的场景并不稀奇。
当代作家张承志在《离别西海固》中这样写：“西海固，若不是因为我，有谁知道你千山万壑的旱渴荒凉，有谁知道你刚烈苦难的内里？西海固，若不是因为你，我怎么可能完成蜕变，我怎么可能冲决寄生的学术和虚伪的文章；若不是因为你这约束之地，我怎么可能终于找到了这一滴水般渺小而纯真的意义？”
是啊，“一滴水”，也只有生活在西海固的人，才知道这“一滴水”的意义。
西海固地区平均年降雨量仅有300多毫米，可是年均蒸发量却在2000毫米以上。
一旦下雨，没有通自来水、没有集雨场的山区百姓，都会全家出动，高擎一张塑料布，接纳雨水，引导天上水进入水窖中。他们一年四季只能依靠这点天上水赖以为生。
雨贵如油。他们对水的渴望与虔诚已到了顶礼膜拜的程度。
在西吉县西部的六七个乡镇，毗邻的甘肃省会宁县、靖远县，宁夏海原县、同心县的许多农村，饮水困难仍然没有有效地解决。
西吉县兴隆镇单民村后湾组，家家户户的水窖大都是上了锁的。
“没办法，房门可以不锁，但水窖必须锁，人一天也离不开水啊。”这里的老人无奈地介绍他们水的家底，“一盆底底水，先洗菜，再洗脸，洗完脸再饮牲口。”他们对水的节约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
如果天不降水，有的地方可以到山沟沟去挑山泉水。这泉水不是随去随有，它需要整整一晚上的积攒才可以有那么浅浅的一滩。要去挑水必须在早晨四五点起床，赶上几十分钟山路去抢，去迟了，水也就干了。
没地方挑水的村镇，喝光了用雨水积攒起来的窖水，只好到乡镇供水点上去拉水。40～80元不等，这是每车水的拉水费用，农民一年用在吃水上的资金，已让很多人不堪重负。“做梦都想用上自来水。”海原县兴隆乡黄谷村70岁的马宏义老人说。
近几年来，各级政府下大力气解决山区农村的人畜饮水问题，成绩突出，部分农民用上了自来水。但是，由于西海固山区沟壑纵横，农民居住分散，还有很多地方吃水仍很困难。于是盼水仍然是他们的最大梦想。
我们期待他们的水之梦早日实现。
有病看不起，缺钱又缺医
农民“看病难，看病贵”问题，随着农村公共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得到初步缓解，但“看病贵”问题依然严峻，农民因病致贫、返贫问题仍十分突出。
由于农民健康意识的局限性，抵御疾病风险的能力低，常常是小病不治疗，拖成大病才去医院。
在西海固农村流传着这样的顺口溜：“小病拖，大病挨，不行才往医院抬。”“脱贫三五年，一病回从前；做个阑尾炎，白耕一年田。”这顺口溜里饱含了农民无尽的辛酸和泪水。
看病难，首先难在缺钱上。泾源县泾河源镇农民马六一，一家人靠着种苗木好不容易走出了贫困，马六一这个憨厚的北方汉子终于露出了久违的微笑。然而好景不长，2009年，妻子却中风卧床不起。家里所有的积蓄都一天天交到了医院，妻子的病情却并不见好转。
“不治了！”看着辛辛苦苦积攒的钱全花在了给她治病上，妻子咬了咬牙，作出了这个决定。病痛折磨，经济窘困，让这个坚强的农村妇女不堪重负。
像她这样苦于经济原因而放弃治疗的农民在西海固并不少见。虽说参加了新农合，但个人仍需交纳一部分医疗费。为此，很多农民生病的时候就在治与不治间徘徊，从而耽误了治疗的最佳时机。
看病难难在缺医上。西海固农村医疗卫生专业人员业务水平普遍偏低，中专学历和无学历的占很大比重，本科生屈指可数，高级职称专业技术人员和学科带头人更是少之又少。
村医大部分是上世纪培养的“赤脚医生”，缺乏专业知识，大部分只能治疗感冒、头疼之类的小病。为农民提供服务的乡村卫生院医疗条件较差，技术水平较低，远远不能满足群众看病需求。
“重病需猛药”。切实改变贫困山区农民看病就医难的问题，必须深化农村卫生体制改革，转变农村卫生服务模式，加快农村医疗卫生基础设施建设步伐。大力实施乡镇卫生院配套建设工程，切实把医疗卫生公共资源的重心下移到农村。自治区、市、县医院每年轮流抽调2～3名水平高的医生和至少1名护士到乡镇医院工作。要不断规范医疗服务行为，提高服务质量，切实加大对农村弱势群体看病就医的扶持力度。
农村社会谁来管、怎样管？
西海固是干旱的农业地区，农村人口占绝大多数。随着近年来农村经济快速发展，生产方式面临重大革新，由此导致农村社会开始进入矛盾凸显期，传统的农村社会管理机制已难以适应新形势下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需要。
农村社会管理主要存在以下问题。农村政治文明弱化，民主发展进程放缓。大量农村精明活跃的劳动力进城打工，村级“两委”班子因管理型人才缺乏被弱化，农村基层政权建设面临新的考验。村级党组织宣传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开展法律法规教育和社会主义思想文化教育、弘扬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等活动都会遇到很多困难。一些村党支部组织活动难以开展，一些村组一年开不了一次村民会议。按照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要求，“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村级“两委”班子担负着重大的管理责任和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
加强农村政治文明建设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内容。让农民充分享有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监督、民主管理权是实行村民自治的基本要求。目前农村留守人员因受年龄、文化知识、健康状况、信息缺乏 、社会交往等因素的制约，他们大多数对自己享有的民主权利不清楚不关心，也不会正确有效地行使“四权”，很难用法律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在农村走访了解到，留守人员不关心农村民主政治建设，不明辨是非的人不少；一些地方农村赌博猖獗，封建迷信盛行，而多数人表现出习以为常。这种现状如果得不到很快扭转，农村社会风气则受到严重污染，乡风文明将被破坏。
从管理体制来看，农村社会管理呈现出政出多门、各自为政的局面，城乡分割、条块分割、多头管理，条块之间既无统一的管理机构，也无统一的管理办法。从表面上看，农村社会管理工作有多个部门负责，似乎易形成合力并共同解决问题，但实际上，由于这些部门所处地位和利益关系不同，看问题的角度不同，工作中经常发生摩擦和矛盾。有的事情谁都争着管，从中受益；有的事情又谁都不愿意管，相互扯皮。
农村社会关系变化引发的管理难题。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交往不仅影响着生产力的创造和继承，而且和生产一起决定着社会结构。在传统社会，亲缘关系的作用是整个社会人情关系网的基础和楷模，社会交往对象一直都以血缘、地缘关系为主。由于人际交往范围的有限性，村民们除亲戚外，交往更多的就是同村的人，朝夕相处便形成了密切的联系，因此，农村社会也经常被称为“熟人社会”。现在，随着活动空间的扩大，生产环节分工程度加深，社会化服务代替了传统农户自我服务。家庭资源配置外部化，劳动力、土地、资金配置市场化，生产要素配置由家庭内部走向外部社会。农民日常生活货币化，打破了家庭自我供给边界。人际、户际交往范围扩大，交往频率增加、交往程度加深。伴随着农村社会生产方式的转型，农民的交往方式也发生了转型，农民由一个家庭人转变成了社会人。农民的业缘、地缘关系得以迅速发展，使得交往网络的重心逐渐由血缘、亲缘圈向业缘、地缘圈转移。由此产生的价值观念的变化引发的干群关系、邻里关系、亲情关系、人情关系都成为需要关注的新问题。
面对这些新问题，开展农村社会管理创新，提高农村社会管理科学化水平就成为时代的召唤。
开展农村社会管理创新，必须加强农村现代服务机制体制建设。
必须有效整合社会公共资源，建立健全便民服务工作机制，为群众提供婚姻登记、户籍办理、修房造屋、计划生育、技能培训、劳务输出，养老、低保、定补、医保、失业登记、伤残救助和文化体育、农、林、牧、渔等综合性便民服务，让群众进一道门办事，享受一条龙、一站式优质高效服务，推动农村经济建设和社会事业科学发展，又好又快发展。
必须建立健全社会管理工作机制，以村为核心，建立健全人力资源和人口信息基础台账，完善人力资源、人口民情信息化管理平台建设，抓好人力资源和人口民情信息动态管理；要以村党支部、民兵、共青团、妇联和村警务室为骨干，进一步加强综治管理，抓好治安联防群防群治队伍建设，构建点、线、面三维立体防控模式，完善“打防控”处突机制建设；要加大农村“扫黄打非”“打黑除恶”专项整治，净化农村社会环境，促进和谐乡村建设。
必须建立健全矛盾调处工作机制，加大矛盾排查，建立以村民调解组织等民间经济社会草根组织为一线，以村、组干部为中坚，以乡镇包村干部为最后防线的“三道关”矛盾调解处置工作机制，争取在第一时间、第一地点解决因土地征用、房屋拆迁等敏感、突出问题产生的矛盾纠纷，以及各类乡村事务纠纷和邻里矛盾纠纷，把问题消除在萌芽状态，做到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乡镇，矛盾不上交，打造乡村人文和谐新环境。
必须建立健全帮扶救助工作机制，建立健全五保户、低保户、特困户、残疾智障家庭和流浪乞讨人员帮扶救助机制，打造扶危济困，助人为乐的道德新风尚；建立健全劳务输出技能培训和用工信息化平台建设，为劳资双方创建双向互动的就业、用工帮扶服务新机制。
开展农村社会管理创新，必须因地制宜，因势利导。
西海固农村大多受到人口多、底子薄、基础条件差等诸多因素的制约与影响，发展参差不齐。横向比，县与县、村与村存在较大差距；纵向比，与发达地区、沿海地区农村存在更大差距。因此，应根据实际，因地制宜开展农村社会管理创新，提高农村社会管理科学化水平，为建设社会主义文明和谐新农村打造良好的社会服务环境。
当前农村社会管理必须研究解决的几个突出问题：
（1）农村社会谁来管、怎样管的问题。（2）如何加快改变农民落后的生活习惯，解决生活环境脏、乱、差，加快新农村建设步伐的问题。（3）如何解决农村社会管理滞后的问题。（4）如何解决农村社会关系新变化引发的新问题，建立新型的干群关系、邻里关系、亲情关系、人情关系、价值观念。（5）如何堵塞农村陈规陋习沉渣泛起对农村社会文明进程的破坏。（6）如何推进农村民主法制建设和道德建设。（7）如何发挥农村基层政权的社会管理作用。（8）如何创新扶贫观念和扶贫模式、用好扶贫资金的投资方向。（9）如何加快小城镇建设步伐，解决规划层次低、投入少、发展慢、聚集效应差的问题。（10）如何解决农村社会安全问题，如社会治安，食品药品安全，种子化肥安全，等等。
调整结构
“种一袋子，收一帽子”
被国家列为“三西地区”之一的西海固是一个特别的地方。从地图上看，“西海固”是一个地理称谓。它地处宁夏南部山区，属于黄河中游黄土高原丘陵沟壑地区，是西吉、海原、固原、彭阳、泾源、隆德等6个国家级贫困县的总称。
西海固地区许多地方的现状是气候干旱、自然条件恶劣。年降水量在200至500毫米左右，年蒸发量为2000至2600毫米以上，是降雨量的10倍。
对旱塬之上这片贫瘠的土地，曾有一位作家这样描述：这片土地是沙沟连绵的不尽山峦，山上不长树，连草都不长；这里所谓的生活，就是生出来，活下去。
早在清代，西海固就被左宗棠称为“苦瘠甲天下”之地。1972年，联合国将之确定为不宜人类生存的地区之一。
黄土地曾经是焦灼的。 “十种九不收”，“种一坡拉一车，收一簸箕煮一锅”，“种一袋子，收一帽子”，“半年吃不饱，灾年四处逃”，是人们对这里恶劣自然环境的无奈慨叹。土地上纵横的深沟险壑有如干渴的皮肤，透过它，仿佛都能听到来自大地的喘息。
没有水的土地是刻薄的，西海固土地刻薄得让人寒心。在这里，一亩小麦的产量，有雨的正常年份是三四十公斤。干旱的日子，每亩撒下去10公斤左右的种子，经一年的辛勤耕耘，收回来的也就10多公斤。遇到大旱，土地便绝产。绝产的年份越来越多，每五六年几乎就要遇到一次，人们却依然年复一年地播下希望的种子，企盼天降甘霖有所获得。
西海固人盼雨心切，既希望细雨蒙蒙，也盼望着暴雨猛至。连绵几日的细雨，可以让久旱的土地饱尝一下水的滋味，只要晚春和初夏各来一场，一年的收成就有了一半的把握。但千万不能遇上盛夏里的窜地风，窜地的热风贴着地面跑，农作物经它一吹，上面还绿油油的枝叶，根子已经干了。
在西海固，人均也就五六亩左右的旱地，地太薄长出来的东西太少，人们只好继续开垦新地，没有了平地就把山坡也开垦出来，坡地最陡的地方斜角能达到40度以上，地越陡水土流失也就越加严重，但人们不能没有土地。
西海固种植最多的秋季作物是土豆，它耐旱，生长期短，只要秋天来点水气就可以长出来。所以，土豆曾是西海固老百姓的主要口粮。
西海固的贫困留在了太多人的记忆中。
在原州区开城镇上青石村，远处群山向阳地带开辟出来的坡地，是村民每年的生活来源，收成只能看老天爷的眼色。“我们主要靠养羊和种地讨生活，但是地都薄得很。雨水丰一点的年头，一亩地能收获200斤玉米；差的话，一年下来也就个100来斤的样子。”这是村民孙玉虎家的境况。
事实上，上青石村还不是最贫瘠的地方。在西海固这片土地上，许多村庄的情况更差。从西吉县城出发，走60多公里的柏油路、再走约6公里盘山公路才能到达的白崖乡西沟村，便是如此。
山上不长树，也不长草。西海固荒凉的沟壑中，零零星星地散布着一些自然村落，很多房屋都是40多年前的土坯房。
“我们这里主要种小麦、荞麦和马铃薯，但产量低得很。1亩小麦，要撒下40多斤的种子，最多就是100斤的收成。”村民马志贵说。
在这片干旱贫瘠的土地上，人们世世代代在这里坚强地生活着，只是“一方水土养不了一方人”，一直是西海固的基本现状。
联产承包，解决温饱
“完成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的全是自己的”。这句话看似通俗明了，但是现在的年轻人恐怕很少有人能够准确说出其真正的内涵。然而，对于30年前在农村生活过的人来说，则有着深刻透彻的理解和刻骨铭心的记忆。
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正是这简简单单的一句话，引领着亿万农户在中国农村大地上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影响深远的历史性变革，同时也开启了中国农村经济发展的一个崭新时代；正是这简简单单的一句话，将广大农民长期以来被僵化体制压抑束缚的积极性、创造性和巨大的生产能力彻底释放出来，推动着农村地区贫困落后的面貌迅速改变。
曾经的固原县张易公社（现在的原州区张易镇）的“包产到户”，在历史上留下了重要一笔。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吹响了改革开放的号角，但“包产到户”还没被真正认可。张易公社“包产到户”的消息不胫而走，“张易搞资本主义”的舆论压力铺天盖地向张易公社党委书记郭兴海袭来，张易公社全部实行“包产到户”的事在当时引起极大轰动。
面对外界压力，郭兴海找到时任固原县委书记的王一宁汇报情况。王一宁认为，只要能保证社员吃饭不断顿、不饿死人、减少外出讨饭人口，又能调动生产积极性，张易可以试一试，但县委不开会讨论，不扩大范围。就这样，“包产到户”获得王一宁的口头批准和支持。
1979年11月27日至30日，固原地委召开地、县农办负责人会议，讨论推行联产承包责任制问题，要求刹住张易“包产到户”之风。地委委员王一宁在会上建议，可以“缓期执行，秋后算账”。1979年，除了张易“包产到户”外，固原行署共有777个生产队实行了“包产到组”，粮食增产幅度达57%至86%。1980年，张易公社实行承包制才一年，但成效显著，社员口粮由上年人均81公斤增至162公斤，人均收入增至48元。
1980年8月19日至20日，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在视察延安后，专程到固原县西郊公社明庄大队视察。胡耀邦深入农户米占元家调查。胡耀邦说，在解决贫困的措施上，要搞生产责任制，甚至“包产到户”，不但可以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而且能堵住干部多吃多占。当固原地委汇报张易公社是宁夏第一个“包产到户”的公社时，胡耀邦说：“农民干了几十年，饿肚子饿怕了，允许他们试验……允许张易乡‘包产到户’。单干不都是资本主义，有些活要伙干，有些活要单干。伙干也要有责任制，联产承包，重在发展生产力。”
1980年9月，中共中央发出当时著名的75号文件，对“包产到户”予以肯定。“大包干，大包干，直来直去不拐弯，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全是自己的。”由于“包产到户”从根本上打破了农业生产经营和分配上的“大锅饭”，使农民有了真正的自主权，因此受到全国各地农民的广泛欢迎。
联产承包如同星火迅速在固原农村形成燎原之势。到1981年年底，西海固99.8%的生产队实行“包产到户”。生产关系的巨大变革引发了农村面貌的巨大变化和农民个人命运的改变。
彭阳县温沟村，数千亩耕地撒豆般的悬挂在沟沟峁峁上。改革开放前，这里人均口粮只有36公斤，群众一年要吃掉国家15万公斤救济粮，还得有3个月靠讨饭和吃紫花苜蓿度日。1981年，村里把地分到了各家各户，大伙儿再也不用捆在一起受穷了。原先是出工不出力，现在是没白没黑地干。坡地难保水、难保肥，老乡们就修梯田。他们在山顶上搭起了窝棚，吃住都在地头，靠肩扛锹挖，硬是在大坡上整出了平坦的土地。水土不流失了，农机可以用了，不仅能种土豆、糜子、玉米，还能种核桃、苹果等，甚至连花椒、烤烟这些难侍候的作物也能种了。
十几年过去了，温沟村的山梁沟岔全部变成了梯田和林带。家家户户住上了新房，吃上了细粮。村里通了公路通了电，彩电、摩托车、音响等新鲜玩意儿也不稀罕了。村里的老人说，祖祖辈辈都没过过这种光景，我们算是赶上好年头了，都是共产党的政策好啊！
温沟村的变迁，是整个西海固地区变化的缩影。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放宽了农民生产经营自主权，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按照自治区党委、政府制定的“大力种草、种树，兴牧促农，因地制宜，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的方针，努力发展生产，增加收入。1983年，国务院把固原列为“三西”建设地区之一，每年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对加快经济的发展，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1992年，国家实施“八七”扶贫攻坚计划，进入2000年后，这里的农民才基本解决温饱问题。
告别农业税，农民得实惠
交皇粮国税应是天经地义，而对于中国的农民它却成为永远的过去。2005年12月29日，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决定，自次年1月1日起废止自1958年6月起实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税条例》。由此，国家不再针对农业单独征税，一个在我国存在2000多年的古老税种宣告终结，亿万农民欢欣鼓舞。
农民几千年来交皇粮的历史终结了。这对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来说，意味着自土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来的又一次“解放”。对于中国农村的发展来说，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目标使城市反哺农村、城乡统筹发展的浪潮开始在中国掀起。中国改变了以往以城市为中心的发展方式，财政投入的重心逐步往农村转移，而增加农民收入成了政府发展的重要任务。
与免征农业税同时作出的决策还包括对粮农实行直接补贴、增加粮种补贴和农机具补贴等。国家对农民的多予少取到不取，真正意义上减轻了农民的负担，得到了实惠。可以说，这是中国社会的一次历史性进步。
设施农业，优质高效
绿油油的西芹，红彤彤的番茄，金灿灿的土豆，五彩缤纷的鲜花，如今的西海固，这些色彩不再专属于一个季节。这些斑斓的色彩中，孕育了无限的生机。从温棚到拱棚再到产业园，设施农业，通过一定的设施和技术，改变了农作物的生长环境，使许多不可能变为可能，农作物可以在不能生长的季节里生长，在不该成熟的时节成熟，在不可能上市的时间上市，产生传统农业无法产生的效益。这一转变农业增长方式、摆脱自然环境制约、实现农业跨越式发展的新兴产业，焕发出了勃勃生机。
2003年至今，西海固地区的设施农业从微不足道的几百亩发展到了2011年的27万亩，单此一项农民人均纯收入就增长接近400元，成为农民致富的新途径。种植面积扩大的同时，特色优势产业集群正在逐步形成，各县区有了叫得响的农业品牌。
由于大部分地区极度缺水，人均拥有量仅为全国平均水平的14.8%，10倍于降雨量的蒸发量，严重制约农业生产的效益，致使农业生产投入高、产出低、效益差。在这种极度恶劣的自然环境中，传统农业发展毫无希望。各级政府也清醒地认识到，如果靠农民主动转变发展方式，实现同步小康非常艰难，必须靠强力推动农耕农民向现代农民转化，在深度贫困地区开辟一条特色现代农业致富路。
起步是艰难的。农民家底薄、观念落后，单靠分散经营不可能实现传统农业向现代生态农业转变。在大规模推进现代设施农业的过程中，很多农民不接受，经常是干部地里干，农民站着看。从不接受到接受，从尝试到大规模种植，经过政府引导，设施农业不仅增加了农民收入，而且改变了农民的观念。
彭阳县古城镇温沟村是日光温棚四季生产示范点，经过对几十种日光温棚育苗、种植试验，发现钢混结构日光温棚不但抗大风、耐寒、保温性能强，且具有可反复利用的功效。钢混日光温棚不但实现蔬菜种植“春提早、秋延后、冬不闲”四季生产，且亩产是传统农业的10倍。通过试点，这一生产模式全县进行推广。这不仅打破了传统农作物对季节的依赖，且实现四季生产、长年供应，让农民一年四季都有收入来源。
农民马均贤搭建了一亩大棚，一年四季不间断倒茬种植，一亩大棚的年产值超过3万元，纯收入2万多元。当地种植户说，像这样的收入，种传统农业想都不敢想。
“以前，农作物种植都要看时令节气下种，一年只种植一茬庄稼。农民从秋季开始至来年春季，一年大半时间无所事事。”彭阳县蔬菜技术推广站技术人员介绍，以往的耕作习惯不但白白浪费大量农闲时间，土地得不到最大化利用，更无法满足群众致富的迫切愿望。彭阳县在示范取得成功的基础上，扩大四季生产日光温棚种植范围，并在12个乡镇大力推广种植。据介绍，一般在每年冬季开始育芹菜苗，3月份定植，至4月份芹菜上市之际又套种甘蓝，在甘蓝成熟之际开始套种辣椒，冬季种植耐寒蔬菜，从而有效提高了土地利用率，年收入也是普通大棚的2倍。同时，彭阳县蔬菜技术推广站为农户提供技术支持，每个乡镇派一个技术指导员，为农户把关，统一配送种苗，蔬菜成熟后统一购销，解决了农户种植技术难关和销售之忧。
农民靠大棚致了富，设施农业就这样在干旱的西海固扎了根。
在发展设施农业的过程中，各县区根据当地的自然条件因势利导。农民现在是看地下种，形成了原州区生态型冷凉蔬菜和枸杞生产基地、西吉县马铃薯和西芹生产基地、隆德县中药材和瘦肉型猪生产基地、泾源县肉牛和苗木生产基地、彭阳县辣椒和经果林生产基地、海原县硒砂瓜生产基地，有了各自的特色和品牌。设施农业不仅显现出了特色优势，还深深打上了现代的烙印。
原州区大力发展反季节蔬菜种植，以推广优良品种及无公害化生产技术为着眼点，实施夏菜南下和品牌化销售战略，做大做强蔬菜产业，撬动了助农增收杠杆。大力培育冷凉型无公害蔬菜产业，采取以奖代补的办法，主攻辣椒、越夏西红柿、西芹和麦后复种大白菜等品种。通过奖励扶持机制，露地冷凉蔬菜规模得以扩大，集中连片种植的温棚蔬菜逐步形成产业集群，原州区也因此赢得了“中国冷凉蔬菜之乡”的美誉。
在十年九旱的“中国马铃薯之乡”西吉县，经过三级繁育体系改良，小土豆已经形成大产业，“西吉县马铃薯”也成了中国驰名商标，全国各地的蔬菜批发市场都能见到西吉马铃薯的身影。在当地农民每年纯收入中，来自于马铃薯的收入占到了1/3。
六盘山是一座“天然药库”。它脚下的隆德县具有得天独厚的中药材产业发展条件，肥沃无污染的土质吸引了众多药企投资，当地农民也纷纷参与药材种植，短短几年时间隆德县优质中药材发展到10多万亩，铁棒槌、甘草等享誉国内外药市。
泾源县在宁夏降雨量最大，但是由于气温低，小麦每亩仅能收获130多公斤，而且经常遭遇冰雹袭击，农民经常颗粒无收。针对这种情况，泾源县弃粮种树，成为“生态产业化，产业生态化”的典范。通过培育品种稀有、市场紧缺的树种，如今，这里已经成了西北地区针叶常青树、阔叶花灌木、珍稀树种的培育基地，基本实现了人均一亩苗的目标。
彭阳县按照“中心带园区、带基地、连农户”的发展思路，初步形成了红河、茹河流域和长城塬灌区三大设施农业种植基地。同时，按照“生态立县”的理念，紧紧围绕“大花园、大果园”的建设目标，坚持以“经济林果示范基地、示范园区为依托”，突出抓好特色林果产业。如今，红河辣椒享誉国内市场，林果产业也已成为生态建设与发展经济完美结合的典范。
经过近十年的发展，被“设施”的已不限于农业，也不仅仅是反季节蔬菜了。被“请进”拱棚、日光温室之类“设施”的， 除了辣椒、黄瓜、茄子、西瓜、草莓、西红柿等瓜果蔬菜外，种的、栽的、喂的、养的，都往里面挤：桃、杏、李之类的水果毫不谦让地占有“一席之地”，各类食用菌也比肩接踵地前来“抢占地盘”，各种花卉更是理所当然地占有不少“席位”。就连猪牛羊、鸡鸭鹅也有许多被“设施”了。
于是，“设施”产生了“设施效应”，被广泛应用于农业、林业、花卉业、畜禽养殖业，似乎什么都可以被“设施”。“设施”了，奇迹也就发生了:不可能吃到的东西吃到了，不可能上市的东西上市了，不可能出现的价格出现了，不可能产生的效益产生了。农闲也不再闲了，市场的淡季不淡了，农民的腰包也鼓了。
2011年，固原市的设施农业实现了新突破，依托资源优势，突出主打品种，发展以移动拱棚、日光温室为主的高效增收型设施农业，新增面积5.8万亩，总产量达到56.7万吨，总产值达到12亿元。新建温室和拱棚符合规范化建设标准，高标准的大拱棚得到大面积推广，设施农业建设质量明显提高，防灾抗灾能力显著增强。
通过适度规模的流转土地，先后吸收引入宁夏华林农业综合开发有限公司等一批龙头企业参与设施农业建设，巩固“企业+合作组织+基地+农户+市场”的发展模式。调整优化区域布局、作物结构、品种搭配和种植模式，壮大冷凉蔬菜规模化生产基地，全市建立设施农业示范园区50个，其中500亩以上的示范园区35个，千亩以上的示范园区15个。品种搭配和茬口安排坚持“日光温室抓秋冬，移动拱棚抓早春”的原则，春夏秋冬因时安排，早中晚熟科学搭配，做到按季节上市，分品种销售，有序错开了上市时间，延长了产业链，全市已培育各类蔬菜合作组织53个，70%的设施农产品销往周边及南方省区，冬菜北上、夏菜南下的流通格局基本形成。
秋覆地膜，旱地粮仓
西海固地区是典型的严重干旱雨养农业区，因为缺水，这里的土地曾是满眼的土黄。
为解决春旱严重、春播无法下种的问题，以秋覆膜为主的覆膜保墒技术在这里推广。这一技术带来了一场耕作农业革命。抗旱增产，农业增效，农民增收，旱作保水农业让旱地变成“粮仓”。如今，行走在田间地头，过去满眼的土黄已被郁郁葱葱的绿色所取代，绿色间装点片片白色是地膜覆盖的农作物，那是旱作节水农业的“剪影”。
“颜色巨变”映射出西海固农业的发展变化，也让这里充满春的希望。
位于西吉县西部偏僻山区的田坪乡，和甘肃省的定西地区接壤，是严重缺水地带。由于地处偏僻、交通不便、信息不灵，生活在这里的农民长期“望天收”。
2008年下半年起，乡党委、政府一班人经多次调查研究后，决定在“盘活大山”上做文章。他们先后组织有关部门和农业技术人员到甘肃、陕西等地山区农村“取经”，终于“借到了脑袋”。甘肃定西、河套等地山区的地形、地貌、气候等自然条件与田坪乡差不多，他们靠旱作节水农业让山区变了样，农民走上了致富路。别的地方别人能够做得到的，田坪人也一定要做得到。从2009年初春开始，田坪乡在腰庄、黄岔等村建设了上万亩高效节水农业覆膜种植示范区。当年，两个示范村种植的覆膜玉米、马铃薯获得大丰收，户均增收近万元。乡干部和农民有了信心，全乡12个村，村村行动起来，挖田、开沟、购置薄膜、送种子、买苗子，整个山村一片忙碌，充满了生机。
调动起积极性的田坪乡农民不但保证了覆膜工作的质量和进度，而且采取“抓早”“细做”“保质”“增效”等措施，手把手现场学操作，走出去、请进来，学习掌握实用技术，还采取技术人员包村包片原则，科学管理，使技术到户到田头。
如今，田坪乡昔日沉睡的连片荒山变了模样。站在腰庄、黄岔、下坪村的山顶俯视，乍看远处仿佛白雪皑皑。近看，旱作节水农业技术使这里连片覆膜绵延数十公里，方圆近3万亩覆膜田在阳光照耀下格外耀眼。沉睡多年的荒山野岭，被描绘成一幅美丽的画卷。
下坪村村民安俊祥高兴地对覆膜技术带来的变化评价说：“政府的‘高招’让旱作节水农业在田坪乡有了很大发展，也让荒山变成了‘粮仓’。” 田坪乡村民杨登天2010年秋季给家里的4亩旱地覆了膜，他家玉米的产量成倍增长。“以前没有覆膜，一亩地下来也就产个五六百斤，现在覆了膜一亩地能产1000斤呢。”杨登天说。乡党委书记赵红军说：“我们有一个种植对比，全覆膜单产400公斤至600公斤，是大田玉米产量的4至6倍，全覆膜比平覆膜更能起到节水保湿抗旱作用，亩产比平覆膜增长13%。根据实验对比，马铃薯亩产可达到2000公斤以上，比大田种植要提前一个月，上市早，价格高，收入好。”
覆膜种植的方式增加了农民收入，也改变了农民的思想观念。
彭阳县古城镇中川村农民徐建富，2010年承包土地种植160亩地膜玉米，亩产超过全县平均水平，达到近600公斤。按照市场收购价格每公斤1.8元计算，他仅靠销售玉米就能赚10多万元。当年，彭阳县30万亩秋覆膜玉米大获丰收，玉米总产量达到1.4亿公斤，总产值超过3亿元。金灿灿的玉米如小山一般堆积在农家房前屋后，构成农村特有的田园美景。
“以前群众怕投资、怕麻烦，对覆膜种植不积极，地膜玉米丰收让农民大赚了一把，许多群众开始争抢着搞覆膜。”王洼镇山庄村村民王俊成说。像王俊成这样种植了地膜玉米的农民都尝到覆膜种植带来的甜头，周围群众对覆膜的看法发生转变，积极开展覆膜种植。
这种以点带面、区域连片，技术示范、整体推进的措施，让秋春覆膜、节水灌溉等旱作节水农业得到大力发展。截至2011年，固原市完成旱作节水农业105.5万亩，其中秋覆膜75万亩，早春覆膜30.5万亩，建立万亩旱作节水农业示范基地20个。以秋覆膜为主的旱作节水技术的大面积推广应用，在旱情较重的情况下，农作物出苗齐、生育期提前、蓄水保墒效果好，为农业增产、增效、增收奠定了基础。
土豆：“救命蛋”变身“金蛋蛋”
2001年8月，温家宝总理说，“我国土豆种植面积占世界的五分之一，产量占世界的四分之一，加快引进和培育优良品种，努力提高土豆的加工转化程度，不断开拓消费市场，我们完全应该而且能够把小土豆办成大产业”。 西吉县把总理的愿望变成了现实，从最不值钱的作物、躲灾度荒的“活命粮”到身价倍增、群众脱贫的“致富豆”，西吉马铃薯产业经历了从零星种植到产业化开发和深加工、靠品牌闯市场的发展之路。
十年九旱甚至十年十旱，这就是西吉县的自然条件。但这里秋天雨水相对较多，加上境内气候温凉，昼夜温差大，土质疏松且富含钾元素，种植土豆具有先天优势。遗憾的是，尽管西吉人很早就发现了这一劣势中的优势，可是年复一年，全县几百万亩农田里当家的农作物品种依旧是清一色的小麦。干旱肆虐着这块黄土地，有的年份小麦几乎颗粒无收。许多种麦户只能靠救济粮度日，但多种了土豆的农户吃饭却无大碍。土豆因此被群众称为“活命粮”“救命蛋”。
作为宁夏的农业大县，种植土豆已有多年历史且大多数耕地适宜种植土豆，不能再“守着青山没柴烧”“抱着金碗去要饭”。西吉县种植调整方向，提出“避害就利，压夏扩秋”的农业发展新思路，群众也开始主动压缩小麦多种起了土豆。
一些农民看到县城里有人卖土豆粉条、粉丝和粉皮很能挣钱，便率先行动起来，置办机器因陋就简建起了粉坊，把家中多余的和走村串户收购来的土豆加工成各种淀粉制品销售换钱，结果很快过上了好日子。
农民群众的自觉行动启发了政府决策者。1986年前后，西吉县决定把“富民强县”的主攻方向定在土豆开发上，并且按照“农工互补”方针，一边培育种植基地，一边着手筹建深加工企业。1990年，年产5000吨土豆精淀粉的西吉淀粉厂投产，命名为“金豆工程”的农业产业化项目正式启动实施。
自从深加工企业大量收购土豆以来，西吉县市场上的土豆价格开始翻番，种1亩土豆的收益至少是小麦的2倍多。尝到了甜头的农民热情高涨，全县的土豆种植面积成倍增加。与此同时，民间的加工队伍也持续壮大。
土豆出深山，农民增收乐。西吉县雨后春笋般涌现出多个土豆种植专业村，也出现了多个种植面积在 15亩以上的专业大户。农民种土豆卖土豆能赚钱脱贫，加工贩运土豆更能增收致富。
公益乡耀州村是西吉县个体土豆加工最红火的专业村。在这个偏僻山村，50户农民家家户户都开粉坊，规模大的农户每年能加工土豆15万公斤，最小的也可达1万公斤，生产的粉条、粉丝、粉皮等土豆淀粉制品远销陕西、甘肃、新疆等省区，年人均纯收入高达2400元。
政府一方面引导群众种植优良马铃薯品种；另一方面通过招商引资，吸引外地加工厂家在当地投资，大力发展马铃薯深加工产业，制成薯棒、薯条等加工产品；除此之外还积极开展淀粉加工产业，形成“三业并举”的产业发展体系，实现了种植面积、产量和效益的“三个翻番”。近几年来，西吉县马铃薯的种植面积一直保持在100万亩以上。2010年，马铃薯种植面积达到125万亩，总产量达180万吨以上，农民人均马铃薯产业纯收入达1000元，西吉县成为马铃薯种植第一大县。
科技创造价值。西吉县委、县政府在制订马铃薯生产发展规划过程中，一直把培育良种、科学种植当成不懈追求的目标。近年来，他们强化技术支撑，研究开发和大力推广脱毒种薯繁育、标准化栽培、机械化作业、测土配方施肥、病虫害防治、储藏保鲜等关键技术，积极鼓励生产大户建立绿色马铃薯标准化生产基地。
推广良种良法是提高种植效益最有效途径。西吉县投资1200多万元，建立起“西吉县马铃薯种薯脱毒繁育基地”和“西吉县马铃薯高新科技示范园区”，解决了长期以来困扰马铃薯产业发展的种薯退化、病毒、单产低、储藏难等问题。大面积推广高产、高效、优质、安全的良种良法，使马铃薯的品质和效益得到明显提高。西吉县马铃薯产业服务中心先后选育引种了50多个品种，从中筛选出了12个当家品种，目前，已经形成了菜用型、食品加工型、淀粉加工型、商品专用型4类，优良品种普及率达到90％以上。优质脱毒原种年生产能力达到1000万粒，在满足本县生产需要的同时还向周边地区供种，仅推广脱毒技术一项就使马铃薯增产30%以上。
李春茂是西吉县马铃薯种植大户，家里30多亩地种的全是马铃薯。种了半辈子马铃薯的李春茂明显感觉这几年产量越来越高：“最初一亩地只能打500公斤，后来从乡里学了技术，全部选种优良品种，去年亩产达到2500公斤，最高时打过3500公斤。一年能收入5万多元。”
传统农业有了现代科技的注入，生产要素不断优化组合，实现了农民收入的超常规增长，使西吉县农民由“靠天吃饭”向“靠科技吃饭”转型。
品牌战略让马铃薯走出国门。2004年3月，西吉县被中国特产之乡组委会命名为“中国马铃薯之乡”。2005年，西吉县的火石寨、苏堡两乡通过宁夏回族自治区无公害产地认定，宁薯8号、宁薯9号、青薯168号三个马铃薯品种获得农业部无公害农产品认证；2006年，“西吉县马铃薯”原产地商标通过了国家工商总局注册，创建的32万亩马铃薯基地被农业部绿色食品管理办公室和中国绿色食品发展中心批准为“全国绿色食品原料（马铃薯）标准化生产基地”。2010年，“西吉马铃薯”荣获全国知名商标。
冬季用日光温室、春季用拱棚、夏秋露天种植，实现了一年四季都有新鲜的马铃薯上市销售。聪明的西吉县人还巧打时间差，冬储春卖，使土豆身价翻倍，卖出了苹果价。窖藏是马铃薯储藏的一个传统方法。农户自建自用的小型土窖由于通风透气性差，储藏马铃薯损失率高。政府有组织建设的新型大中型砖混结构的储藏窖，不但使鲜薯的损失率大大降低，而且还方便了外来商客的集中采购。
搞活流通，做大市场，大力实施营销战略，是做大西吉马铃薯产业的另一个法宝。以新营乡、将台乡马铃薯外销专业市场为主体，以购销贩运大户为依托，各乡（镇）农贸市场为补充，完善以收购网点为基础的马铃薯交易批发和购销服务网络，年外销马铃薯鲜薯40万吨以上。同时，完善了宁夏农业科技（马铃薯）“110”西吉服务中心，建立了网络查询、电话咨询、专家咨询三大平台；完善了宁夏西吉县马铃薯产业网站，并将信息服务延伸到全县19个乡（镇）和马铃薯重点加工龙头企业、销售代办点，新建了将台乡马铃薯市场和新营乡马铃薯信息中心，市场信息服务网络初步形成。
大力实施品牌带动战略，促进马铃薯产业升级。西吉立足银鸥牌系列淀粉、“西吉马铃薯”产地商标和全国绿色马铃薯标准化生产基地等品牌优势，加大投入，组织专门技术力量研究做好精淀粉、“三粉”和鲜薯的精美包装，加强企业和市场管理，扶持引导马铃薯生产者、加工者、销售者规范产品品种、加工工艺、产品质量标准和检测程序，对淀粉和鲜薯销售进行商标、质量、品牌、包装“四统一”，全面提高产品质量等级；对粉条、粉丝、粉皮“三粉”加工产品，以农村经济合作组织为桥梁，统一注册商标，统一包装，创立品牌，提高了西吉县马铃薯在国内外市场的知名度和竞争力。
“西吉县的土豆鲜嫩口感好，在广州、福建、香港的餐厅非常受欢迎。”广州客商廖光辉说。如今，知名品牌很受客商青睐，青薯168品质好，食味香甜，皮较薄，耐储藏，适菜用，畅销广东等南方市场，并经这些地方客商再次包装，已打入韩国、马来西亚、香港、澳门等地市场，价格一路攀升。
2011年，西吉马铃薯在遭受了春夏连旱、秋季低温多雨等不良气候的影响之后，又面临国内多地马铃薯价格低迷、滞销等窘境，但依托“中国马铃薯之乡”和“中国驰名商标”两大品牌优势，西吉县对马铃薯收贮、加工、销售等工作采取了十项措施确保马铃薯产业发展和农民增收。目前，西吉县共有马铃薯淀粉加工企业87家，加工能力70万吨，另有18.7万座马铃薯贮藏窖，可贮藏马铃薯70万吨，这两项就能消化140万吨马铃薯。另外，政府鼓励宁夏佳立公司等龙头企业以最低保护价0.35元/斤收购。所以，西吉马铃薯在全国供大于求的局面下依然基本不愁销路。
头顶的天还是“十年九旱”，脚下的地还是那么贫瘠，但与10多年前相比，今天大多数西吉农民的手头却宽裕多了，眉头也舒展开了，马铃薯产业引领他们正在或者已经踏上一条开发式脱贫致富的路子。
西吉西芹，走俏江南
2001年，西吉县把西芹种植确定为调整产业结构、发展现代农业的又一切入口，如今已经走过了10年的发展历程。10年的酸甜苦辣中，从最初的农民不愿种植、小打小闹、经历卖难到今天叫响全国11个省20个大中城市35个市场，西芹做出了产业大文章。 “政府引导，市场运作，协会牵头，菜农主体，诚信经营”，这是西吉县政府与菜农合力闯市场、强产业的勇气和信心。2011年，西吉县百公里产业带5.2万亩西芹总产量超过30万吨，6万多农民直接受益，实现产值逾5亿元，为全县农民人均纯收入贡献1000余元。
10年前，吉强镇农民各自为阵，小麦、马铃薯、胡萝卜，自己想种啥种啥。“那时候，种一亩小麦最多收入七八百元。可说种西芹，谁都不敢轻易尝试。”回忆当初的转变时，水泉村农民付国栋正忙着招呼打工的妇女收获捆绑自家地里的西芹。2011年，他的8亩西芹预计能收入8万多元。和付国栋一样，吉强镇许多农民种植西芹都是从胆怯的尝试开始的。
万崖村农民张占珍家有16亩地，以前种小麦和马铃薯。镇上让种植西芹，有优惠政策，有补贴，可他迟迟不敢尝试。直到2007年，才辟出了一亩“试验田”，种上了西芹。那一年，他自己拉上菜到市场上去卖，卖得很艰难。第二年，他害怕了，停止了小打小闹的尝试。可看到邻村种植户的好收益，他依然不甘心，2009年又种了一亩。当年，他的西芹收入了8000多元，从此信心大增。从3亩到5亩，这两年种植面积年年增加，收入也一路攀升。和张占珍比，贾耀武算是个胆大人。从2005年开始种西芹，也经历了卖难，可他从没有放弃。“从种一亩开始，虽然刚开始不好卖，可是我没有害怕，想着坚持下去，一定会好起来的。”今天，当贾耀武说这话时，收获已经印证了当初的憧憬。他边种植、边琢磨，走市场，了解行情，调整思路。如今，他不仅是一个拥有12亩西芹的成功种植户，还是华盛蔬菜合作社的法定代表人，成为敢闯市场、敢闹海的现代农民。
“引导农民调整产业结构，种植西芹，是一个艰难的过程。镇上的干部上门给农民做工作，告诉他们，咱们这里气候冷凉，适宜种西芹，收益会比种庄稼好得多。可老百姓看不到实实在在的收入，谁信你呢。为了推广种植，推动西芹产业发展，镇上干部和农民曾经起过口角，甚至有过冲突。”吉强镇镇长刘继珍说。好在通过政府的引导，种植大户的带动，风雨过后终见彩虹。如今，吉强镇的西芹种植面积已经从2001年小打小闹的不足千亩发展到2011年的4万亩，成为西吉西芹产业的主战场。葫芦河川道区的新营、硝河、将台、马莲、兴隆也相继扩大种植规模。目前，全县西芹种植面积达到了5.2万亩，销售收入预计达到4亿元，成为继马铃薯之后的又一明星产业。农民戏称“种马铃薯买三轮车，种西芹换小轿车”。
“刚刚发展西芹产业的时候，只考虑了扩大规模，而忽略了市场。2004年，农民的菜卖不出去，拉到了镇政府门口。”西吉县农牧局局长杨俊炜说。西芹的发展凝聚着他的心血，他也亲历过卖难。其实，对于很多种植户来说，都有卖西芹败走麦城的辛酸。2004年，吉强镇水泉村农民侯海珍为了将西芹销售出去，装上几百斤芹菜，搭上一辆货车，去了陕西省宝鸡。在蔬菜批发市场，他掏出芹菜向人家推销：“这个不要钱，你先拿回去尝尝。”可无论他怎么热情，都没人理会。
2009年，万崖村几户农民满怀着收获的希望，装车前往陕西销售西芹。可东奔西跑了几天，菜没卖出去，都烂在了车上。含泪倒掉30多吨西芹的农民，再也没有返乡的力气了。最后，吉强镇镇长刘继珍亲自把他们接了回来。
不能再单打独斗了，一定要为西芹销售打开市场！2004年，在经历了卖难的阵痛后，时任吉强镇党委书记的杨俊炜找来了当地蔬菜种植大户吴文学，动员他为西芹销售想想办法。为了在规模中求效益，吴文学当年注册成立了全县第一家蔬菜协会吉强镇蔬菜协会，上门动员50多户菜农加入协会成为会员。
“2005年，为了销售西芹，我晚上坐火车赶路，白天跑市场。那时候，一天能吃上一碗热面就很满足了。宝鸡、西安、郑州，每到一个蔬菜批发市场，别的我什么都不看，只看批发芹菜的。一直静静地站着从头看到尾，然后就去和人家谈。”从吴文学的讲述中，我们能感受到那段艰辛的历程。那一年，他联系了袁宝林等三位客商，在40多天时间里，销售完了吉强镇的1000多亩西芹。当他把这个好消息告诉杨俊炜的时候，杨俊炜竟然不敢相信。“当时，杨书记给了我两盒红国宾烟说，兄弟，我没什么感谢你，这两盒烟你拿上。我当时真的被感动了，从那个时候，我就下定决心，一定要把西吉县的西芹产业做大。”说这番话时，吴文学的眼里闪动着泪花。
如今，吉强镇蔬菜协会已经更名为吉农蔬菜合作社。通过滚雪球式的发展，吉农蔬菜合作社的会员已经达到1700多户。吴文学联系的客商超过30人，市场拓展到湖北、安徽、湖南等地。2011年，从7月1日开始，从吉农蔬菜合作社销售出去的西芹每天超过100吨。这只是政府与农户合力闯市场中的一个感人的片段。
在政府注重对中介组织培育的带动下，各蔬菜协会在西芹销售中扮演起了一头连着农户、一头连着市场的重要角色，农民真正成为了市场的主体。到2011年，包括个体、公司、合作社在内的中介代办点达到71家。2011年，西吉县的西芹种植面积较上年翻了一番。为了确保销售，7月25日，县委、政府专门召开西芹销售工作会议。8月4日至14日，派出以县委常委、副县长周文贵为组长的西芹外销市场考察组，前往陕西、河南、湖北、安徽、湖南等6省11个市的15个大型农产品批发市场考察推介。考察组及时反馈每个市场的芹菜销售信息，县农牧局以外销市场考察快讯和手机短信的形式发布，让菜农随时掌握市场行情。
多年的打拼，让西吉菜农在风里浪里长了见识，也让西吉西芹赢得了好口碑。安徽合肥客商孔凡利是去年才走进西吉市场的，以前他的联系点在山东、山西、陕西等地。“2010年，是从朋友那里得知西吉市场的，当初我不相信，心想那里也能产西芹？起初，我是带着很多疑虑和担忧来到西吉的。来了才发现，这里的西芹品质好，老百姓很热情，发货量很大，是个不可多得的市场。”对于西吉西芹，他有种相见恨晚的感觉。“西吉西芹品质好，能站住市场。”已和西吉西芹有6年缘分的陕西客商郭创忠赞不绝口。
打造“西吉西芹”品牌，提升知名度和市场竞争力。无论是政府部门，还是曾经在市场面前发憷的农户，在目前火爆的销售市场面前，有了新的目标。“以前，农民没有市场意识，提供的菜品有以次充好的。现在，大伙都能不折不扣地按客商的要求供货。在多年的摸爬滚打中，大家都明白了一个道理：不能自己砸自己的牌子。”丰农合作社法定代表人祁云峰深有感触地说。“目前，我们正在积极申报注册“西吉西芹”商标，一定要把它打造成宁夏的著名商标，中国的驰名商标。”对于西吉西芹的未来之路，现任西吉县农牧局局长的杨俊炜坚定要走品牌赢市场的道路。
红河辣椒，品优价高
彭阳县红河乡曾经一直以冬小麦种植为主。虽然地处红河流域，光热资源丰富，土壤比较肥沃，灌溉便利，适宜种植多种蔬菜。但开始种植辣椒，许多农民依然是经过一番激烈的思想斗争后“冒险”开始的。如今，随着一辆辆贩运辣椒的外地卡车驶向这个山沟里的小乡镇，滚滚车轮辗出了红河人的好生活。
1994年，21岁的王正军从彭阳二中毕业回到红河乡红河村秦沟队的家。父母在靠山洼的地方挖了几孔窑洞，还特地给他留了一孔等将来娶媳妇用。看到这些，王正军心里却不轻松：窑洞里空荡荡的只有土炕，年迈的父母在地里操劳，年幼的弟妹们还在等待能够走进学堂。“这样穷下去不是办法，一定得想个法子。”要改变生活就不能墨守成规，上过学的王正军知道在十年九旱的家乡，种粮要想躲避自然灾害的影响是不可能的。“得重新种个啥”这个想法刚有点苗头就遭到全家人的反对：“好好一个农民，不种粮食，你还能反了天去？”
在一片反对声中，王正军的想法迟迟未能付诸实施。最后，经过一番思想斗争，1996年，王正军不顾家人和乡亲们的反对，说服了几个同村人，联合起来试种蔬菜。红河乡有种植蔬菜的传统，常沟、友联等村从1985年就开始种植蔬菜了。他想，有人种过，就说明这个地方能种菜。于是，从几分到几亩，种植面积不断扩大。
环境不断变化，王正军也不甘于现状。当时他种陆地辣椒每亩也有近4000公斤的产量，再加上两亩西瓜，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但2002年，当小拱棚开始在秦沟搭建时，接受新事物特别快的王正军马上意识到这是个好机遇，于是他又在自家几亩地里建起小拱棚，渐渐地周围邻居都看到王正军家的变化，大家纷纷效仿种植辣椒，一时间“种辣椒”成了秦沟人的集体劳动。
和王正军一样，红河村农民王克栋戏称，现在的好日子还是自己1998年的一次“冒险”换来的。那一年，他在村里率先种了2亩辣椒，没想到，当年这2亩辣椒带来3000多元的收入。王克栋惊喜之余算了一笔细账：一株辣椒就可以为自己结出一块五毛钱。红河乡农民得知王克栋种辣椒赚了大钱，也开始一亩半亩试种。这种摸得着、看得见的实惠使得辣椒种植面积越来越大。
2001年，红河乡党委、政府引导农民扩大辣椒种植面积，当年就达到2080亩。种得多了，产量高了，销售自然也就成了问题。为了满足市场需求，提高红河辣椒的市场竞争力，红河乡一方面引进新品种。如今，“亨椒一号”辣椒以个大、肉厚、味香、产量高、耐运输等优点，取代了红河“牛角王”在市场上的地位，成为红河辣椒的主打品牌。新冠龙、航椒、太空五彩椒、紫龙等数十种高档新品种也成为辣椒家族的新生力量。另一方面，成立红河乡辣椒专业合作社，在规模中求效益。负责人扈志武介绍，全乡辣椒种植户几乎都是合作社社员，合作社负责产前培训、提供种苗、产中技术指导和产后销售等一体化服务。
为了实现更大的品牌效应，彭阳县推行统一品牌、标准、包装、价格、信息的“五统一”销售模式，由县农牧局制定统一生产标准，由县供销社统一设计辣椒的品牌、商标，制作统一包装纸箱和包装袋，对农户实行产品质量信用制，由营销人员将产品统一按合同销售。这种“打包”销售的方式，使彭阳辣椒声名大振，既满足了客商的要求，也保护了农民的利益，实现了双赢。
现在，彭阳县的辣椒主产区在红河、古城等红河、茹河流域5个乡镇，种植面积达5万亩。2010年红河乡农民人均纯收入3800多元，比全县平均水平高出400多元，其中辣椒提供收入1600多元。在川道辣椒产区，辣椒种植户超过1000户，最多的种了23个棚，大多种植户人均收入超过1万元。在陕西恒润集团红河蔬菜生产园区和宽坪村高效设施农业示范园区辐射下，2011年，红河乡连片发展设施农业1.2万亩，其中辣椒面积约占70％，预计总产量可达2万吨。由于2011年辣椒收购价格较上年同期增加了1元左右，达到每公斤2.8元，辣椒可为全乡农民带来约5000万元收入。如今，一到收获季节，辣椒就红遍了川台地。“根本不用出去，每年客户都是直接上门的，红河辣椒早都有名气了，一个小拱棚的收入就能顶好几亩小麦，只要把辣椒种好，不愁销不出去。”王正军憨憨地笑着说。
西安客商乔武学说，红河辣椒几乎占据了西安辣椒市场一大半的份额，他们称红河乡为宁夏的“辣椒之乡”。
彭阳梅杏，果脯甘甜
林与果，在彭阳县实现了完美结合。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彭阳，荒山秃岭，沟壑纵横。每年降水量不足300毫米，而蒸发量却在2000毫米以上，干旱多灾，水土流失严重。起风时，尘土蔽日。下雨时，雨水顺山而流。山上不长草，老百姓都把山坡叫“滚牛坡”。当时一亩小麦最多能收200斤。1983年建县之初，彭阳县农民人均年纯收入仅72元。
只有改善生态环境，才能换来青山绿水，才能让百姓走出贫困。“生态立县”的道路就此起程。“山顶林草戴帽子，山腰梯田系带子，沟头库坝穿靴子”的治理模式，以小流域为单元，实行山水田林路统一规划，梁峁沟坡综合治理，工程、生物、耕作措施相配套，乔灌草种植相结合，从1983年建县至2011年，彭阳县一张蓝图绘到底，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生态立县”发展之路。
改土治水、改善生态20多年，彭阳人用铁锹挖出的带子林可以绕地球两圈半。经过28年的治理，全县林木累计保存面积达到197.6万亩，其中退耕地造林75.6万亩，森林覆盖率由建县初的3%提高到24.8%。累计治理小流域100条1779平方公里，治理程度由建县初的11.1%提高到76.3%。彭阳县先后被评为“全国造林绿化先进县”“全国退耕还林先进县”“全国经济林建设先进县”“中国名特优经济林仁用杏之乡”“全国生态建设先进县”“全国绿化模范县”等称号。
8月，是彭阳一年中最好的季节。如今，当你走进彭阳，层峦叠嶂的绿如同一个巨大的油彩画盘。画笔点染间，为绵延的山岭铺了一张嫩绿鹅黄的花样地毯，山川沟壑如同泼墨山水般壮美。
荒山披绿的背后，依然存在着缺憾。2008年，彭阳县人均GDP4756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9470.56元，农民人均纯收入2663.35元，城镇化水平14.7%。每一项数字都低于全区平均水平，如果不发展，这个差距还会进一步拉大。治山治水更要治穷。于是，彭阳的生态建设再迈新步，走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统一的发展路子。
2009年4月21日，时任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建国来到彭阳进行专题调研。他说，“我们那么多山，那么多梯田，光种庄稼就能发展？就能致富？就能实现现代化？我看很难。”“能不能通过退耕还林的补植，把彭阳变成一个大花园、大果园？即使将来青壮年劳力少了，老年人看守果园也能保持较高的收益，过上幸福的日子。”陈建国建议彭阳县大力调整产业结构，通过退耕还林补植把彭阳变成一个大花园、大果园。同时，深化县情认识，再绘一张蓝图，再一任接着一任、一代接着一代干下去，走出一条符合彭阳实际、具有彭阳特色的新的科学发展之路，走出一条符合彭阳实际的现代化之路，在固原率先实现小康社会。
由生态型向生态经济型转变，这是一条希望之路。彭阳县光、热、水、土资源丰富，发展特色林果业具有一定的传统和优势，杨万珍和他的花果山就是佐证。
1986年，杨万珍率先承包了生产队的80亩荒山，开始了造林绿化的奋斗历程。他带领全家以愚公移山的精神，治理大小沟壕100多个、10亩大的塘坝1个，共移动土方4万余方，已基本达到水不下山、泥不出沟的效果。在荒坡上挖带子田、鱼鳞坑，种植果树和杨、柳、槐等用材树，目前果园已扩大到160多亩，绿化荒山沟道480多亩。果树种植品种由原来单一的苹果发展到现在的桃、李、杏、梨、花椒等6个品种。在他的“花果山”中，苹果已有红富士、乔纳金等20多个品种，梨有7个品种，杏有串枝红、仁用杏等。由于果子品质好，又是绿色食品，每年未到收获季节，就有外地客商前来预订收购。
杨万珍刚开始承包荒山造林种果树时，就有村民对他说，“你不种粮食种树，还能吃树去；再说国家又没有出台明确的产权政策，如果树木长成林收归集体咋办？”杨万珍坚信，党的政策不会让农民吃亏，在这个干旱山区种树的收入还是比种粮收入高，自己的选择不会错。
2008年，中央出台了全面推行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意见，这让他更加坚定了信心，也使全体村民们的顾虑消除了。在杨万珍的带领示范下，陈沟村的老乡们也纷纷开始荒山造林种果树。正是无数个像杨万珍这样敢想敢干的人，奠定了彭阳县林果产业的基础。
按照陈建国提出的“把彭阳建设成大花园、大果园”的思路，彭阳县围绕培育退耕还林接续产业，制订了《彭阳县2010-2015年林果产业发展规划》，规划称力争用3至5年时间发展经济林50万亩，其中集中连片发展优质高效经济林20万亩，嫁接改良低产山杏20万亩，农户房前屋后发展庭院经济林10万亩。到2015年，全县农民人均经济林面积达到2亩以上，林果业提供农民人均纯收入1000元以上。
按照新的思路和目标，近几来，彭阳县坚持走由生态型向生态经济型转变的路子，把以杏为主的林果业放到全县产业发展的重要位置，采取流域型生态经济沟、庭院经济、设施栽培和嫁接改良提升四种模式，以建设示范基地、示范园为重点，按照北部仁用杏和优质山杏，南部鲜食加工杏及在河谷川道适宜区集中连片发展以核桃、花椒为主的优质经济林结构布局，新发展桃、李、杏、核桃、枣子等特色经济林7万亩；重点在长城塬生态农业示范区打造3万亩经济林示范基地，在麦子塬打造万亩经果林带。在12个乡镇发展庭院型经济林0.4万亩。组成林果技术嫁接服务队，在光、热条件较好的退耕还林区域改良低产山杏林6万亩，嫁接优质杏子等品种200多万株，建成千亩以上改良点12个。依靠红河、茹河地域优势，发展设施型经济林1000亩；引进浙江绿源食品有限公司，在城阳乡杨坪村新建杨坪千亩林果设施园艺示范区1个，建成400栋果棚、45栋育苗棚、200亩采穗圃，栽植葡萄、金太阳、春雪毛桃等品种。在全县7个杏子大乡投资新建杏肉晾晒棚2000栋。
胡志兴是彭阳县白阳镇周沟设施林果示范园经户。2011年，他的一栋日光温室杏子在4月底抢先上市，创下了每公斤100元的传奇，一栋温室收入7万元。“7万元，这在以前想都不敢想。”胡志兴说。
林果产业让许多农民有了从来没有想过的高收入。2011年，彭阳县林果业再度喜获丰收，以杏子为主的经济林产量达20万吨，实现林业产值1.29亿元，提供农民人均现金收入549元，林果产业成为彭阳绿山富民的一项主导产业。隆德药材，土里生金
海拔高，气候冷凉，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让隆德县成为中药材生长的一块宝地，隆德县因此有“天然药库”的美称。但长期以来，由于量少分散，使这些药材宝贝“待字闺中无人知”。近年来，隆德县发挥优势，大力发展中药材产业，终使这些天生丽质的中药材走俏海内外。
红崖村位于隆德县清凉河流域，北连六盘山，南靠清凉山，清凉河穿村而过。由于气候湿凉，红崖村非常适宜种植中药材。红崖村农民一直有种植中药材的传统，但是由于没有形成种植规模，中药材品种单一，农民依靠种植中药材收入微薄。鉴于这种情势，隆德县在中药材种植上下大力气，对现有种植中药材耕地进行流转，实行企业、种药大户与农户签订土地流转合同，每亩付给农户土地流转费，土地交由药商经营种植药材，实现了土地的合理流转和中药材规模化经营，让红崖村的中药材种植业走上了科学发展的道路。
为了提高中草药的亩产效益，隆德县科技局先后与宁夏大学、中国药用植物研究所经过两年技术攻关，科学掌握了秦艽、铁棒槌、黄芪等六盘山道地药材种植流程。投资30万元建立了六盘山道地中药材引种驯化园，占地150亩种植156种中药材进行科技研发，并进行大面积科技推广。只有通过试种成功，掌握了中草药的生长技术流程，才能最大化提高中草药产量。通过科技推广，引进新品种，红崖村中药材种类由原先的5种增至15种，每亩增加产量15公斤至20公斤，1300多亩就为药农每年增加近20万元的收益。
红崖村成为了众多客商眼中的“药王村”。 中药材投资商宫光前说：“走遍全国，才发现在红崖村发展中草药的环境非常优越。因为种植的中药材品种丰富，品质优良，基本实现了规模化种植，常用的中药材在这里都能收购到，而且数量也能保证。我非常喜欢到这里投资收购药材。”
红崖村药材产业的发展历程只是隆德县药材产业发展进程中的一个缩影。
为了将药材产业做大做强，隆德县采取“公司（科技特派员）+基地+农户”的运作模式，开展土地流转，推行订单种植，以黄芪、秦艽、甘草为重点，搭配种植水飞蓟、板蓝根、菊芋等品种，实施多项保护、示范类科研课题项目，驯化、保护黄精、盘贝母等本地濒危品种50多种，引进附加值较高的金莲花、白术等品种20多个。以六盘山中药材资源修复示范区为核心，通过围栏保护、自然修复、人工补植、良种繁育、林药间作、规范化种植等措施，建立六盘山野生中药材资源修复基地7万亩，通过试验示范，总结提出了六盘山道地中药材种质资源保护、人工驯化和规范化栽培技术，为全县中药材产业发展提供了科技支撑。截至2011年，中药材种植面积达16.5万亩，建立万亩以上中药材规范化种植基地1个，千亩以上基地6个，百亩以上基地16个。
中药材种植规模的扩大和品质的提高，以及招商引资的优惠政策，吸引了不少药材企业落户。宁夏中山甘草种植有限公司就是其中之一。2010年，总经理徐建华在隆德县的邀请下投资成立了宁夏中山甘草种植有限公司，流转了5000亩土地专门种植甘草。如今，这5000亩甘草已从一粒粒种子长成甘草苗，如果出售的话，亩均收入将达8000元。徐建华说：“原来在其他地方尝试过中药材种植，把精力放在流转土地、跑手续等方面，但主要还是自己不太懂行，所以没有成功。如今在隆德，科技局的同志三天两头主动跑来询问情况，其他部门也积极帮助解决困难，让我在这里有了很足的投资信心。”
近年来，隆德县用优惠政策吸引企业“进驻”，用科技扶持让企业放心“常驻”，推动了产业长足发展。宁夏德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宁夏明德中药饮片有限公司、隆德康鲜中药材有限公司等一批中草药种植、加工、销售等企业在隆德聚集。引进西安杰瑞达、河南商丘制药厂等企业和种植大户16人，建立了康鲜中药材科技示范园区、新兴塬甘草规范化种植加工科技示范园区和菊芋加工厂等，有效延长了产业链条，提高了产品附加值，结束了隆德县中药材产业有种植没加工的历史。
目前，隆德县种植药用植物90科618种，占全区总数的67%，是科技部确定的中药现代化科技产业基地，宁夏唯一的“优质中药材基地县”。自治区药品检验所检测表明，隆德县3年生黄芪、黄芩的有效成分含量分别高出国家同类产品标准含量的120％和92％。隆德县中药材以其良好的品质跻身国内多家大型药企，俏销国内外市场，年销量1万多吨。尤其在安徽亳州、广州清平等全国九大中药材市场上独占鳌头，盘贝母市场价比其他产地产品高出80%。三九医药和河北恒利集团等多家全国著名药企，均在隆德采购原料。隆德西北药材公司年销中药材1000多吨，其中部分经客商转销韩国、日本等国。隆德县已注册“六盘明珠”“塞上六盘”“隆珍杰”3个中药材商标，开发药茶12种，旅游产品2个。
“这里气候冷凉，无病虫害防治带来的农药残留，无工业污染，而且药材茎体密实，有效成分含量高。”长年在隆德县经营药材的广州商人李先生，对六盘山区中药材赞不绝口。
2011年12月3日，隆德县联财镇赵楼村农民赵瑞峰以每公斤6.5元的价格将自己种植的一部分黄芪出售给安徽亳州的客商，按照这样的价格计算，他种植的110亩黄芪预计收入将超过20万元。当年，隆德县中药材种植面积达23.5万亩，预计总产值达9600万元以上，农民人均药材收入260元以上。
小苗木创出大产业
得天独厚，这是泾源县发展苗木产业的条件概括。这里地处陕、甘、宁三省（区）交汇中心，被誉为高原绿岛的六盘山下。气候春寒、夏凉、秋短、冬长，森林覆盖率41.8%，被誉为黄土高原上的“绿色明珠”和“小九寨”。
依托优越的立地条件和生态环境优势，泾源县把苗木产业确定为全县“四大支柱产业”之一。2006年至今，苗木产业带来的经济效益已经把国家级贫困县的称号甩在了身后。小苗木闯出了大市场，小苗木让农民赚了大钱。
香水镇下寺村就是靠发展苗木产业富起来的典型。
泾源县下寺村是该县最小的行政村之一，全村共11户418口人，耕地多为山地，土地贫瘠，沟壑纵横，自然灾害频繁，贫困面一度高达88%，曾是全县有名的“后进村”。
1990年，本村回族女党员童玉梅凭借在六盘山林业局打工的经验，自己试种了一亩半落叶松，纯收入2000多元。通过育苗销苗，童玉梅盖起了5间房子，买了全村第一台大彩电，成为村里的致富先进户。自己的日子过好了，童玉梅带领村民种植苗木致富的愿望更强烈了。1997年村里的党支部改选让她挑起了大梁。
致富的道路到底该选哪条？童玉梅根据自己的经验确定了发展苗木经济的路子。然而，如何让村民们从传统的以种粮为主的生产观念中转变过来却有很大的困难。村民们顾虑重重——种了树能不能卖出去？土地都种了树，一年到头吃什么？为了打消村民们的顾虑，童玉梅请自己在林场工作的丈夫讲解育苗的种种好处和发展前景，自己又领着几名党员带头种树。
2000年，随着西部大开发政策的全面实施，再加上国家退耕还林政策的支撑，她带领支部一班人立足村情，实行党员、干部联系贫困户制度。村干部每人联系、包扶10户贫困户；组干部每人联系、包扶5户贫困户。村民看到党支部动真的，劲头上来了，干部号召做什么，大家一呼百应，种植苗木的村民开始多了起来。
2003年，下寺村的苗木种植面积发展到了300亩，然而，村民单枪匹马式的分散经营所面临的难题也逐渐暴露出来：规模小，技术弱，外销难，等等。在市场经济中，得成立企业、机构，才能成事。
那一年，村里注册成立了全县第一家以苗木种植、销售、生态、绿化为主的私营企业——泾源县六盘山园林有限公司。公司采取多种措施解决了村里苗木外销的难题，越来越多的村民加入到苗木种植的行业中。当大部分有能力发展的农户尝到了甜头，不断扩大种植规模的时候，下寺村的贫困户着急了。为了帮助困难群众，公司用赊销、无偿提供苗木、借款和担保贷款等多种方式支持他们发展苗木种植。
2005年，童玉梅发起成立了本地区第一家苗木花卉专业协会，实行“支部+协会+农户+基地”的运营模式。协会发展的一些重大事项由村支部和协会共同商定，支部成员联系农户；每一个农户既是协会成员，又有一定数量的苗木基地，在具体发展过程中，做到尽量集中连片。这种运作模式，便于组织、协调、领导，比较灵活，农民也感到心里踏实。
经过多年的发展，下寺村95%的可利用的土地都种上了苗木，2010年全年实现苗木销售收入300多万元，人均纯收入超过了3200元。
曾是“后进村”的下寺村如今却在泾源县各个村的经济发展中跑在了前头，这让县里的其他村子“红了眼”，“一样的水土，一样依托着六盘山的资源，我们村的自然条件情况还比下寺村好些，干吗不能学人家搞苗木经济呢？”其他村的村民们心里都活动起来了。“后进村”带来的示范效应如涟漪般在泾源县各个村镇荡漾开来。
看到这样的发展基础，泾源县委、政府花大力气把苗木产业作为县里的四大主导产业之一加以扶持，牢固树立“生态立县，产业兴县”理念，依托本地资源优势和立地条件，确立了人均一亩苗，实现产业提升、农民增收的目标。坚持走生态产业化、产业生态化的发展之路，采取政府主导、土地流转、市场运作、大户带动、群众参与的运作方式，建立了协会入股融资、协会担保贷款融资、招商引资或大户融资、干部职工担保贷款融资四个产业融资机制，县政府出台了“以奖代补”激励扶持政策，着力在建设园区、拓展市场、打造品牌、完善配套、健全服务、招商引资上下工夫，促进苗木种植连片集中、规模经营，加快了苗木产业产、供、销一体化进程，苗木产业发展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2011年春季，泾源县各种规格的苗木价格继续走好，比往年偏高30%左右。苗木价格的上升，进一步活跃了苗木市场，一部分苗木在县境内销售，一部分苗木销往区内的银川、西吉、隆德、彭阳，一部分销往甘肃平凉、定西、临夏、西峰，内蒙古等地。苗木市场得到进一步拓展，苗木市场窗口作用和“六盘山”苗木品牌优势进一步凸显，初步形成了“买全国，卖全国”的格局，产生了良好的经济效益。2011年春苗木交易量达3.8亿株，苗木产业收入突破2亿元大关。同时为农村剩余劳动力和农村妇女创造了更多的就业机会，仅苗木栽植、管理劳务收入达6500万元，农民人均苗木劳务收入600多元，极大地带动了运输、餐饮等服务业的发展。
截至2011年上半年，全县苗木种植户达到2.1万户，千亩育苗园区22个，500亩以上苗木专业村28个，10亩以上育苗专业户2260户。全县人均拥有苗木1.5亩，预计2011年3000多元的农民年人均纯收入中，苗木收入将占到1180元。
如今，苗木产业成就了许许多多“隐形”百万富翁。下寺村112户村民共种植1100多亩苗木，按市价估算产值达4000多万元，其中二三十亩的大户有20多户，都是“隐形”百万富翁。在香水镇米岗村，鄢学春雇了100多名村留守妇女给新培育的120亩幼苗覆土。他指着一垄1.2米宽、100米长的苗垄说：“下面可压着‘5万元’呢，今年开春就卖，成本只有几千块钱。”据测算，这些苗木让鄢学春2011年就可以成为百万富翁。黄花乡土窑村杨清荣拥有230亩千万元苗木资产，还成立了专业合作社，将全村86户村民发展成纯苗木户，20亩以上的大户就有20户，亩均产值5万元左右。这两年村里新添了十几辆小轿车。
现在，对于苗木经济的前景，泾源县又有了新的目标：到2015年实现全县人均2亩苗，苗木销售收入3.2亿元，农民人均苗木收入3700元，占到农民人均纯收入的60%以上。
之所以制定这样的目标，是因为泾源县看到了苗木产业面临的发展机遇：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入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若干意见》、“十二五”规划都把生态环境建设作为重要目标之一进行了规划部署，提出今后10年西部大开发战略总体目标之一，就是在西部地区选择5大片重点生态区，实施十大生态工程，为苗木产业发展提供了难得的政策机遇。宁夏启动实施重点生态工程，提出并组织实施“六个百万亩”生态林业工程、防沙治沙示范自治区建设工程，对优质林木种苗的需求量将不断增大。随着全国特别是西部地区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城市绿化对特色苗木的需求也日益增大，这些都为泾源苗木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草畜产业，牛羊发财
草畜产业是西海固地区的传统产业。2003年以来，固原市抢抓国家西部大开发退耕还林的历史机遇，按照“稳粮、扩经、增草、兴牧”的工作思路，通过信贷扶持、项目带动、科技推动、服务促动，积极调整农业结构，加快畜牧业基础设施建设，帮助群众转变观念，草畜业逐步进入到扩量、提质、增效阶段，呈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
在草畜产业发展中，适宜县域经济发展的“泾源肉牛发展模式”和推动肉牛养殖示范村建设的“石羊模式”相继产生，并在全市乃至全区推广，成为带动畜牧业发展的先锋。
几年前，就叫响了“赶着黄牛奔小康”的泾源县，充分尊重回族群众养牛的传统，结合当地有丰富的牧草资源的实际，把以肉牛养殖为主的草畜产业确定为调整农业结构、增加农民收入、培育地方特色、壮大县域经济的“一号工程”。 经过几年发展，泾源县探索出一条以改良土种黄牛，让牛吃“套餐”、住“宾馆”、建“户口”为主要内容的标准化养牛路子，更是建立起自己的销售渠道，吸引固原周边黄牛搭乘“泾源肉牛”品牌车，赶国际大集。
大湾乡何堡村张广田说：“县上的养牛政策‘牛到了家’。少生快富、生态移民等好多项目都是将良种牛送到了群众家，群众非常满意。”泾源县在肉牛养殖工作机制上，创出了政府强力推动、科技服务促动、养殖园区拉动、营销大户带动、养殖协会联动、群众积极主动的“六动”机制。在发展方式上，探索出整村推进、以繁为主、以贩促养、养贩结合，显现了较大的规模效应。在工作成效上，实现了养殖规模化、饲养标准化、品种优良化、结构合理化、饲草多元化、营销市场化、生产品牌化、服务科技化。这套养殖规范化、圈舍标准化、品种优良化、饲草多元化、营销市场化、服务科技化的“泾源肉牛养殖模式”，被宁夏自治区党委政府充分肯定，并在全区推广。
2010年年底，全县肉牛饲养量达到16.5万头，提前实现了“人均一头牛”目标。实现了三个转变，即：畜产品供给实现了由长期短缺到总量平衡的历史性转变；肉牛养殖业由“小群多户”的传统粗放型养殖模式向规模化、标准化和集约化现代养殖模式转变；产业定位开始由家庭副业到支柱产业的转变。全县肉牛养殖人均占有量、肉牛良种化程度、肉牛科学化养殖普及率居全区之首，草畜产业秸秆加工调制、黄牛改良、养殖基础设施建设、养殖技术推广等各项工作跻身宁南山区各县前列。2011年年底，全县肉牛饲养量达到20.3万头，其中存栏8.7万头，出栏11.6万头，人均牧业收入达到850元。肉牛养殖初步形成了“大户带全村，园区带全乡，龙头带全县”的发展格局，草畜产业已真正成为全县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带动地方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主导产业。
大力发展养殖的同时，泾源县倾力培育中介组织，不断完善市场体系。全县共成立肉牛养殖合作组织37个，建成肉牛养殖示范村76个，初步探索形成了“公司+基地+协会+农户”的模式。县域内生产的肉牛及牛肉产品全部通过无公害农产品认证和产地认定。注册了“泾源黄牛”地理标志和地理商标，产业化龙头企业——宁夏六盘山泾河清真食品有限公司生产的泾河清真系列牛肉产品取得有机认证，形成了“六盘山”“泾河”清真品牌，生产的“清真”牛肉更是成为“抢手”的外贸牛，远赴欧洲、东南亚、西亚等地赶国际大集。
宁夏六盘山活畜交易市场日交易肉牛500余头，年交易量达10万头以上。新建成的定点屠宰厂日屠宰加工肉牛50头以上。加工生产的“清真”牛肉销往西安、兰州、上海等地。泾源县已真正成为宁南山区肉牛养殖核心区和西北肉牛生产、加工、销售集散地，逐步凸显洼地聚金效益。
石羊村位于固原市区东北25公里，是一个纯回族聚居村。石羊村素有养殖传统，尤其以养牛闻名。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近年来，随着养牛业成为原州区的支柱产业之一，石羊村养牛业在政府的倡导支持下方兴未艾，但是由于没有合作经济组织引领，养牛业一直处于散养、自然发展状态，农民养牛方式、品种改良、市场销售等方面更处于无序状态。
2007年12月，石羊村退伍军人、共产党员马万武看到养牛大有前景，群众养牛的劲头很大，积极性很高，但辛辛苦苦养牛却没能赚到多少钱，于是他主动寻求原州区农牧部门的指导支持，积极组织成立了石羊村富源肉牛养殖专业合作社。自此，石羊村养牛业才“柳暗花明”，走上了快速发展之路。
石羊村养牛合作社目前运作的主要模式是“合作社+基地+养殖农户”。采取统一管理、分散养殖，并按照统一购牛、统一技术、统一销售的三统一原则为养殖户提供一体化服务，从而很好地解决了农户养牛技术、销售等困难，也降低了养殖成本和养殖风险，走出了一条特色养牛之路。
马万武带头创办了自己的中心育肥场，常年牛存栏50头以上。由于按照标准配方饲喂，育肥的肉牛个个膘肥体壮，吸引了本村以及周边的农户来参观学习。农户加入养牛专业合作社后，买卖、技术服务等一切都由合作社来完成。合作社的技术人员经常深入养牛大户，搞技术服务。在技术人员指导下，养牛户掌握了养牛技术，通过在学中养、养中学，积累了大量的养牛经验，示范带动全村5头以上的养牛户达300多家，社员户均养殖肉牛11.7头。
合作社采取三个“统一”措施，确保肉牛茁壮成长。统一进出栏。在牛进栏时，由合作社出面，根据市场行情对进栏肉牛的品种、价格把关，买回来的肉牛社员自行分散育肥，待出栏时再由合作社对其估价出售，收益归社员所有。确保了社员以合理的价格购进短时期内容易育肥的种牛，高价出售育肥肉牛，降低了养殖风险，增加了养殖收益。统一疫病防治。对常用兽药在招标会上由合作社统一招标订购、大批量进货，不仅保证了药品质量，也使这些药品的价格大大低于市场零售价。同时，合作社聘请专业兽医对社员经常开展常规防疫培训，培养了一批本地防疫员，起到疫病自防自治作用，提高了疫病防治及时率和防治效果，也降低了疫病防治成本。统一饲草配送。建设饲草配送中心，对饲草进行统一订购、运输、加工调制和配送，提高了饲草综合利用率与配制科学性，也解决了春冬青饲料供给不平衡的问题和部分社员基础设施条件差、劳力少的贮草困难，降低了火灾隐患，净化了乡村环境。
养牛业投资大，资金回收慢，缺乏资金是制约社员扩大再生产的主要瓶颈。为此，合作社依托政府基础母牛贷款贴息补助的支持，以合作社的名义和信誉，积极主动联系协调金融部门贷款，并将所贷款额无偿分配给资金困难的社员，助其发展养牛，待牛育肥出栏后再还款，自合作社成立以来，先后为社员申请担保贷款480万元。仅2010年合作社获得政府贷款贴息补助30余万元，同时，又成功申请到“神内二期宁夏高档肉牛养殖”项目。合作社利用项目支持、农村信用社和邮政储蓄银行贷款相互周转，争取融资空间，成功破解了社员的资金难题，为社员养牛注入了活力。
石羊村富源肉牛养殖专业合作社成立以来，极大地推动了养牛业的发展，也为把原州区打造成肉牛养殖县（区）积累了经验。
提高了组织化程度。以前，都是分户饲养，大多数农户都没有买卖技巧，养殖户利益不能保障。合作社的成立，破解了养殖户无序分散养殖与市场脱节的矛盾，较好地解决了两者衔接的问题。养殖户加入合作社，合作社为其提供产前、产中、产后全程服务，负责买卖、疫病防治、技术服务等一系列问题，社员只管养好牛，就能赚到钱。不仅解决了农户养难、卖难、贷款难等问题，扩大了市场覆盖面，也拓展了外部市场，使生产更趋理性化、科学化和效益最大化。
培育了经纪人队伍。在专业合作社带动下，培育了一大批牛经纪人队伍。一方面汇集了过硬的识牛、养牛技术，另一方面保障了供求信息，合作社能准确掌握周边谁家养几头牛，啥时出栏，帮助组织销售。如有要货的，就能迅速组织到牛源，保障了市场供给。不仅解决了养殖户的销售问题，也带活了交易市场。
打响了合作社品牌。合作社坚持诚信经营，以增加养殖户收入为目的，为养殖户提供全方位服务，帮助养殖户解决诸多困难，转变了传统饲养方式，减小了养殖市场风险，使石羊村肉牛养殖走上了“合作社+基地+社员”的产业化经营路子，保护了养殖户利益，增加了其收入。在社员和客商中树立了良好的口碑，打响了合作社品牌，为农民专业合作社经营积累了经验。
推动了牛产业发展。合作社实行的统一管理、分散养殖方式，有效解决了牛的品种、育肥、疫病防治、饲草配送、买卖等技术难题，大大降低了社员养殖成本，使社员真真切切尝到了入社的“甜头”，实实在在促进了养殖户增收。这些良好效益，加快了原州区肉牛养殖的产业化、规模化发展，凸显了巨大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
目前，石羊村全村有8个村民小组，543户2934口人，牛饲养量2850头，存栏2000头，养殖户户均养牛9.3头。2010年农民人均纯收入3280元，其中养牛收入1476元，占人均收入的45% 。
目前，全市在建的59个肉牛养殖示范村和10个养殖园区进展顺利，完成黄牛冷配改良5.2万头，肉牛饲养量达到71.6万头。大力实施优质饲草及非常规饲草资源的开发利用技术推广，计划调制饲草30.6万吨，有效提高全市饲草资源利用率，促进优质饲草的全年均衡供给，提升肉牛产业生产技术和整体发展水平。
北川枸杞，富农一方
原州区北部川区（包括海原县、同心县的川道区）种植枸杞有多年历史。近年来，在“优质名牌枸杞基地建设”“退耕还林工程”和“无公害枸杞行动计划”等项目的实施与带动下，原州区枸杞产业得到了快速提升和发展，不仅枸杞基地建设形成了一定规模，而且枸杞产量和质量大幅提高，已初步形成无公害标准化产业格局，取得了显著的经济、生态和社会效益。
2001年，自治区决定实施枸杞南移工程。枸杞南移工程涉及清水河两岸的固原市原州区、海原县、同心县、红寺堡及中宁县长山头地区，区域内有大片盐渍化土地适宜种植枸杞。
枸杞产业为劳动密集型产业，该区域退耕还林工程实施后有大量富余劳动力，可以在枸杞产业发展中实现就地转化就业。纵贯枸杞南移实施区域的清水河，因河水盐碱度高，非常适合浇灌枸杞。种植实践也表明，当地枸杞盛果期亩均效益在2000元左右，比粮食作物高出3至4倍。枸杞产业是自治区四大特色支柱产业之一，南移区域的加入将进一步保证宁夏枸杞产业做大做强，带动农民增产增收。
枸杞南移工程给区域内农民的生产生活带来了变化。高崖村堪称原州区的北大门，位于七营镇最北端，北与海原、同心两县接壤，是一个回汉杂居村。过去由于土地盐碱化严重，种啥啥不成，农民辛辛苦苦劳作一年入不敷出，成为全镇的贫困村之一。
进入20世纪90年代末，一些有头脑的人开始引进枸杞种植，逐步摆脱了贫穷的困扰。2000年国家实施退耕还林政策以后，原州区抓住这一有利机遇，借助自治区枸杞南移战略实施的历史机遇，将该村列为无公害种植示范村。高崖村依托清水河河谷沙滩地的地理优势，按照扩大特色种植基地的要求，立足实际，突出特色，以退耕还林政策为带动，积极引导农民调整产业结构，大力发展枸杞产业。集中连片在清水河畔的2200多亩盐碱化严重的沙滩地上种植了宁杞一号优质枸杞。经过科技人员的培训指导和杞农的精心管护，这片杞园如雨后春笋茁壮成长，两三年就开始挂果，收入颇丰。
枸杞南移工程实施以来，高崖村不断摸索枸杞栽培技术，使这块祖祖辈辈发愁的盐碱地变成了生产 “红宝”的“宝地”，红艳艳的枸杞让农民们走上了富裕道路。2005年，村民李华仅靠家里的3亩枸杞，就收入了1.4万元。
2004年，这里被国家农业部认证为无公害化枸杞产业基地。以前，由于受枸杞品种和种植技术局限，原州区枸杞品质不佳，每到收获季节，茨农无不为枸杞销售发愁，于是不得不骑自行车串卖。如今，优质无公害枸杞引得外地客商纷纷订购、争购，以前四处寻找市场的枸杞成了“香饽饽”。
2006年，沈阳德生堂天然药物有限责任公司到宁夏考察，将高崖村枸杞送往德国公司进行鉴定。经过100多项精密检测，得出结论：高崖村枸杞农药残留量低、产品达到有机枸杞标准，并将高崖村2918亩连片种植枸杞确定为该公司有机枸杞种植基地示范园区。当年，该公司收购加工的100吨高崖村枸杞在德国刚一上市，就受到大家欢迎，产品很快热销一空。2007年，德生堂天然药物有限责任公司技术人员与高崖村再续“良缘”，准备将高崖村有机枸杞打进美国市场。
2007年7月，美国有机食品工程师克里斯多夫随沈阳某枸杞加工出口企业专程来到固原，当场看中了高崖村2600亩品质绝佳的枸杞鲜果。当日，通过对当地枸杞籽、水质、土壤、地理环境的反复考察、化验，克里斯多夫认为，高崖村光热充足，昼夜温差大，灌溉方便，园区周围无污染源，是种植有机枸杞的最佳地区，同意收购并出口高崖村枸杞。
随着枸杞产业的不断发展壮大，高崖村在基础设施、人居环境、生活水平上有了很大改善。
原州区以高崖村无公害枸杞示范园区为典范，向头营镇、黑城镇大面积推广。为此，原州区林业局专门成立了经果站，技术人员手把手传授茨农无公害种植技术。大面积的推广种植使枸杞形成了规模，也使更多的农民增加了收入。
2004年，七营镇拿出了1/3的水浇地种植枸杞，80%的行政村种植枸杞。1998年固海扬黄扩灌工程把黄河水送到了七营镇，使七营镇3万多亩平整的土地灌上了黄河水，为想在土地产出上做文章的七营镇群众带来了福音。七营镇日照充足，昼夜温差大，无霜期长，年积温高。加之从20世纪70年代就引种过枸杞，2003年全镇的枸杞种植扩大到1.12万亩，全镇13个行政村有10个种植枸杞。2004年固海扬黄扩灌工程竣工通水 ，七营镇又成为最大的受益者。当年，七营镇新增枸杞4000亩，亩收入在1600元以上。
目前，固原北川区的枸杞种植面积不断扩大，成为农民增收致富的主导产业。
百万亩库井灌区，勾画农业新蓝图
生态脆弱，十年九旱，水资源时空分布不均是西海固地区的自然条件，水资源供需矛盾突出是制约发展的主要瓶颈，农田水利建设滞后是影响农业稳定发展的最大硬伤。随着经济发展转型，强化水资源节约利用工作越来越繁重，加快扭转农业“靠天吃饭”局面任务越来越艰巨。
“十二五”时期，充分利用现有河流、库井的水资源，大力发展百万亩现代生态农业示范区，既有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又是一项重大的生态工程、民心工程，对于加快西海固扶贫开发进程、转变发展方式、统筹区域协调发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意义重大。
以实施生态移民攻坚计划为契机，统筹推进固原城市发展和新农村建设，统筹生态建设和经济发展，统筹生态移民攻坚和全市的扶贫解困工作。把建设区域中心城市和大县城作为固原发展的重大战略，形成城乡、山川统筹发展新局面。将固原市境内清水河、葫芦河、渝河、泾河、红河、茹河流域库井灌区建设纳入整体规划，建成百万亩节水型生态农业灌区，既能增加灌溉面积，提高水资源利用率，又为统筹城乡水利发展、发展现代农业奠定基础。
通过以水源涵养、病险水库除险加固改造、农村饮水安全和水土保持、生态建设为重点的基础设施建设，建成渠系配套、设施齐全、功能完善的新灌区，采取节水灌溉方式，实行管道输水、低压管灌，引进先进的节水灌溉技术、设备与管理经验，积极发展节水生态农业，能够使有限的水资源得到充分利用，改变靠天吃饭的被动局面。
西海固自然资源匮乏，生态脆弱，经济发展的制约因素相对较多。要实现小地区的大发展，就必须拓展发展空间，创新发展思路，在提高县域经济承载力上下工夫。百万亩库井灌区建成后，可新增灌溉面积60多万亩，粮食产量提高25%，增加承载人口10万人。据此，可将居住在生态环境恶劣、生产生活条件艰苦地区的群众搬迁到灌区，改善农民的生活环境和生产条件。
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是提高经济运行水平和区域竞争力的重要选择。百万亩库井灌区建成后，可根据地域和气候特点，发展蔬菜、花卉、苗木等特色农业和现代生态农业，推进农业生产方式转变，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
据初步估算，通过有效整理土地，建成百万亩库井生态农业示范区，可整理退出近100万亩土地用于恢复生态，使“三河源头”得到有效保护，同时能够减轻人为破坏生态环境的行为，大大减轻移民迁出区生态环境压力，既巩固退耕还林成果，又达到恢复生态的目的，实现脱贫致富与生态建设的“双赢”。
在原州区清水河、西吉县葫芦河、隆德县渝河、泾源县泾河、彭阳县红河、茹河等流域，采取“百万亩库井灌区项目包”的方式，通过土地流转、土地整理、流域治理、生态建设、农田建设、水利建设等生物措施和工程措施，把现有的低水平库井灌区打造成为最具潜力的“新三区”（节水型生态农业区、生态移民安置区、多元产业聚集区）。
通过综合工程治理，灌溉面积达到100万亩，实现山、水、田、林、路、村统一规划，拦、蓄、灌、排、节、治（污）综合治理，农、林、牧、副、游、地（整理土地）科学开发。突出区域特点，更好地发挥区域的生态、生活、生产功能，建设良好的生态环境，发展山区生态农业，实现山区生态安全、山川秀美、农民富裕，可持续发展。新三区的建成要成为西海固粮食安全的基础保障，现代节水农业发展的主要基地， 县内移民的主战场，生态环境保护的基本依托，县域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
建设百万亩库井灌区以提高水资源利用率为切入点，采取挖潜、截流、节水灌溉、改善水质等措施，加大水土资源保护和有效开发利用，全面科学实施土地整治、小流域综合治理、农田水利建设和生态修复，以水资源的节约高效利用为前提，扩大库井灌溉面积，着力打造好节水型现代农业区、生态移民安置区、多元产业聚集区“三大区域”。
节水型现代农业区。以顺应自然规律和经济规律为前提，以生态恢复和现代农业为主要内容，以集水节水改水提高水资源利用率为切入点，大力发展喷灌、滴灌、覆膜保墒等节水新技术，充分利用水资源，清水河、葫芦河、渝河、红河、茹河流域为主区域，加大病险水库除险加固等库井工程建设，加强流域综合治理，加快重点水利工程建设，改革水利管理机制体制，增强库井蓄水能力，增加库井灌溉面积，打造设施农业（种植、养殖）产业带，高效节水灌溉生态农业示范区，形成原州区生态型冷凉蔬菜和枸杞生产基地、西吉县马铃薯种薯和西芹生产基地、隆德县中药材和瘦肉型猪生产基地、泾源县肉牛和苗木生产基地、彭阳县经果林、草畜产业和辣椒生产基地。
生态移民安置区。通过百万亩库井灌区建设，扩大灌溉面积，建设移民新村就近搬迁安置县（区）内移民，在移民村人均建设一亩水浇地、户均发展一亩设施农业，引导移民大力发展特色农业，彻底改变广种薄收、靠天吃饭的生产方式。坚持整合资金、捆绑项目，坚持移民新家园与新产业同建设、同发展。在“搬得出”上，要进一步加强组织领导，围绕项目规划、资金管理、工程质量、移民入住等重点环节完善机制；在“稳得住”上，不断完善基础设施，以优质的工程质量赢得民心，以完善的公共服务设施吸引移民，以规范的管理教育移民；在“能致富”上，以发展优势特色产业鼓舞移民，按照“特色、优质、高效、增收”要求，因地制宜培育和发展移民区产业，突出高效设施农业、养殖业和劳务产业，为移民群众安居增收和长远发展构建产业支撑。实施生态移民工程符合自然规律、经济规律和社会发展规律，符合山区农民群众的愿望，必须毫不动摇地强力推进，必须加大投入巩固提高，奋力开创生态移民新路子。
多元产业聚集区。坚持以农业为主导向以工业为主导、多产业发展并举转变的战略转型思路，打造多元产业聚集区。主动出击，上下协调，努力争取一批重大灌区农田水利基础设施项目、特色优势产业项目、保障和改善民生项目、统筹城乡发展项目，全力以赴争取国家、自治区支持。根据库井灌区地域和气候特点，发展蔬菜、花卉、苗木等特色农业、现代生态观光农业，积极培育“农家乐”、旅游服务等第三产业，同时围绕设施农业、冷凉蔬菜、清真牛羊肉、马铃薯等农产品加工产业体系建设，着力向灌区引进落地一批投资强度大、科技含量高、产业带动强的重大项目，延伸产业链条，提高产业聚集度，推进山城经济健康发展。
拉长产业链最关键
发展特色农业必须做好农产品精深加工工作，必须根据市场需求，大力培育具有本地资源特色、市场容量大、竞争力强、对农业生产具有带动作用的农产品精深加工业、加快对现有农产品加工企业的改造，提高加工能力和产品档次。
抓好农副产品精深加工，是农业产业化生产的重要环节。培植拳头农产品，以发挥加工企业的牵动作用，走科技联姻之路，提高农产品的科技含量，逐步延伸产业化经营链条，推动农业产业化进程。
目前，农业产业化中普遍存在产业链条短、经济效益低的问题。拿马铃薯产业来说，马铃薯加工转化在西吉县主要是生产马铃薯精淀粉和“三粉”，且加工转化比例不高。单一的淀粉加工使西吉县马铃薯加工转化停滞在初级产品加工阶段，马铃薯薯条、薯片等精深系列产品的开发与加工尚属空白，严重影响了产业链条的延伸。
产业链条短的主要原因是：
部分农产品基地规模相对较小且布局分散，这极不利于加工转化和批量销售，缺乏市场竞争力。 龙头企业少，辐射带动能力不强。加工能力偏小，转化增值率较低。产品科技含量低。在农资供应、营销网络、产品深加工、包装材料、品牌宣传策划等方面显得极为短手。龙头企业和农户之间利益分配机制不完善。由于缺乏合理利益分配机制，龙头企业和农户之间没有形成责权分明、利益均沾、风险共担的长久稳固的经济利益共同体，二者之间仅是简单、松散的原料买卖关系。产品滞销时龙头企业不愿收，紧俏时农民又不愿卖，此外，农户无法分享加工、运销等环节的丰厚利润，农民在参与农业产业化经营上得到的实惠不多。在优化农业内部结构的同时，拉长产业链对农民增加收入更加重要。
盘活土地资源，发挥聚集效应
两年时间，西吉县“华林模式”成为在固原乃至整个宁夏叫得响的示范样本。作为对传统农业发展理念的颠覆和耕作模式的变革，“华林模式”的开创之路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在经历了探索到成功实践的过程后，“华林模式”带给我们的不仅是经济效益上简单的数字变化，更是关于发展的思考和启示。
让“华林”选择并最终落户西吉，对于西吉的许多干部来说，那段艰辛的历程至今记忆犹新。
2008年9月，时任市委书记的刘小河带领固原市党政代表团参加厦门投洽会。这次投洽会上，经福建对口帮扶干部陈玉鹏牵线搭桥，福建莆田华林蔬菜基地有限公司和西吉县达成了投资协议。
2008年9月至12月，华林蔬菜基地有限公司董事长林水英先后7次带人到西吉考察，并对当地的水质、土壤等进行了8次化验。每次考察，西吉县分管领导都带领发改、招商、农牧、水利等部门的负责人从早到晚一路陪同，从介绍当地情况到生活上的照顾，事事处处都为他们着想。但化验结果并不理想，加之拟建基地电、路、水等基础设施条件差，经过4个月的考察，林水英产生了放弃在西吉投资的想法。
2009年3月，在自治区扶贫办的协调下，林水英再次来到宁夏，对青铜峡莲湖农场及中卫黄羊滩农场进行考察。时任西吉县副县长的武维东得知消息后，带领招商部门负责人连夜赶往银川机场迎接，并一路默默相随。莲湖农场土地连片，水、电、路等基础设施配套，土地租赁费少，并承诺配套建设厂房。良好的基础条件和一系列优惠条件让林水英动了心。
考察结束后，武维东诚恳邀请林水英再到固原。市委书记刘小河得知情况后，亲自出面给林水英做工作，并对负责项目引进的人说，固原的农业开发需要华林这样的龙头企业带动，华林即便不能落户西吉，也不能走出固原，无论如何也要把华林留在固原。于是，彭阳县红河乡成了林水英考察的又一站。这里是一个传统种植蔬菜的地方，蔬菜种植已经有了一定规模，并且彭阳县给出了许多优惠条件。这又让林水英眼前一亮。
考察比对得越多，西吉在基础条件方面的劣势就越明显。但引进“华林”这样的龙头企业对西吉的发展至关重要、意义非常。“以诚挚的感情留人，以优惠的政策留人，以优质的服务留人”，一定要把“华林”留在西吉！西吉县的领导和干部达成了共识，坚定了信心。争取的脚步更加紧迫，每一项工作做得更加细致周到。一番情真意切的争取，让林水英看到了西吉县领导干部渴盼发展的迫切心情和亲商、爱商、富商的诚意，使她投资西吉的顾虑一一化解。
2009年4月21日，宁夏华林农业综合开发公司正式在西吉县注册成立，工商、税务、发改等部门现场办公，当天就办结了所有手续。
让企业落户，就要让企业真正发展起来。为了让“华林”尽快建好基地，西吉县供电局职工加班加点工作，两天为项目区拉好了电。从办公区域的设计到办公设备的购置，大大小小的事，各有关部门都为企业着想，尽可能提供服务，协助解决。企业在这样的地方发展，林水英放心，更有信心。
“华林”带来的是一套先进的发展理念和耕作方式，其运作方式是将农民承包经营的分散土地集中起来，成立土地流转合作社，再由合作社与企业签订土地租赁合同，由企业负责资金、技术、营销等项目，建立标准化、集约化生产基地，实行产、加、销为一体的产业化经营。
要让这一生产方式在西吉落地实践，把各家各户分散的土地通过土地流转化零为整是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农民思想上不接受，要想动并非易事。为了推动项目落实，西吉县专门成立了由副县长担任组长，县发改、水利、农牧、招商等相关部门组成的工作小组。为了让农民转变观念，干部数次上门做工作，最终企业以每亩500元的租赁价格从农民手中一次性流转土地3000多亩，在兴隆镇、将台乡、吉强镇等地建立起蔬菜基地。但当年，由于多受极端天气的影响，露地蔬菜受损，企业亏损，而流转农民土地的钱一分也没有少。
为了帮助企业更好发展，西吉县专门抽调人员进驻华林公司协调解决基础设施建设、组织当地务工人员等问题，为“华林”提供最周到的服务。看到这些，“华林”发展的信心丝毫没有减弱。在示范带动下，农民的观念也逐渐发生变化，接受了土地流转这一形式。截至2009年，华林公司共租赁土地6200多亩，在兴隆镇、将台乡、硝河乡建立兴隆、玉桥、东坡、西坪、马昌5个蔬菜基地和牟荣1个育苗中心。其中，在西坪建设大拱棚番茄示范基地500亩，露地番茄示范基地470亩。在“华林”蔬菜基地建设过程中，共有930多户农户加入了土地流转合作社，其中仅兴隆镇就有498户农户分别加入了兴隆、单北、团庄等5个土地流转合作社。
如此大规模的土地流转，在西吉尚属首次。土地还是那片黄土地，过去当地农民按传统经验种植小麦、玉米、马铃薯等农作物，十年九旱，靠天吃饭，每亩的纯收入只有300元左右。而华林公司接租土地后，由公司统一提供良种，统一技术标准，全程技术指导，生产全程实施企业化管理，确保了生产种植质量和效益。土地产量大大提高，大棚西红柿亩产达到5000公斤，每公斤均价在2.5元左右，销往泉州、广东、上海等地。农民每年除每亩地收入租赁费500元外，还可以到“华林”的蔬菜基地打工，一天仅工资收入就有30元。
更为重要的是，大型企业连片租赁土地，释放了大量的农村劳动力，从此改写了农民世代务农的历史。44岁的杨举是兴隆镇西坪村村民，家里的5亩地流转了3.5亩，以前夫妻二人成年围着土地转，但收益却甚少，每亩地的收入在500元左右。现在，他们不仅有租赁土地的固定收入，还可以就近打工，年收入达到了1万多元，翻了几番。而像村里武汉忠、马宗文这些地多的农户，大量劳动力解放出来后还可以外出务工。据介绍，“华林”通过生产性雇工，高峰期每天5000多人在基地打工，平时也有2000多人，当地农民变成了产业工人。剩余劳动力进城务工，从而实现从第一产业到二三产业的大转移，加快了城市化进程。
经过近三年的发展，如今，在开展现代农业产业化的实践中，华林模式的效益日益显现，公司连市场、市场带基地、基地带农户的格局已经形成，实现了土地合理流转、企业承担风险、农民与企业共享利益的局面。2010年，时任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建国在西吉考察时指出，“华林模式”成为宁夏推进现代农业生产的优选模式。以“华林模式”为样板，固原加快了农村土地经营流转，大力发展设施农业，为农民增收致富撑起了“一片艳阳天”。
原州区以发展设施农业为契机，加快土地流转进程，推进土地适度规模经营，提高集约化水平。2009年共流转土地3.85万亩，用于种植蔬菜大棚的每亩净收入达1.1万～1.5万元，用于特色种植的每亩毛收入在1200～3500元。同时，土地流转促使了劳动力的转移就业，截至4月底，全区农村劳动力转移2.37万人，占农村劳动力总数的15.41%。在原州区头营镇马园设施农业园区，已流转土地1716亩，主要种植辣椒、黄瓜、番茄、西芹和油白菜等蔬菜品种，每栋日光温室年收入1万元以上，种植农户人均种菜收入达到1500元以上，为设施农业发展和土地流转工作起到了示范带动作用。
西吉县以发展马铃薯、西芹等主导产业和特色优势产业带动土地流转，采取“合作社+基地+农户”等方式带动农业产业规模化发展。按照“依法、自愿、有偿、流转”的形式，先后在吉强镇、兴隆镇、马莲乡成立土地流转合作社，把农民的土地以租赁经营的方式流转给西吉天禄农业产业化合作社、福建华林蔬菜基地有限公司和宁夏佳立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建立千亩西芹生产基地、千亩绿色无公害蔬菜基地和万亩马铃薯三级种薯繁育基地。统一规划、统一提供优良品种、统一种植技术、统一投资，实现了土地的集约化管理、利用和对土地的精耕细作，农民就近在基地打工促进增收，实现了土地从“地尽其力”到“地尽其用”的转变和土地增收效益最大化。目前，西吉县农村土地流转总面积6.4万余亩。
彭阳县土地流转总面积2万亩，占总承包耕地面积的2.3%，涉及145个行政村2719户农民，签订土地流转合同1881份，签订率为69.2%。主要有转包、转让、互换、出租四种流转形式。土地流转过程中，主要有以下五个特点：在合同签约上，以口头协议为主，以书面合同为辅；在经营方式上，以农户分散经营为主，以规模化经营为辅；在流转途径上，以农户自发流转为主，以组织引导为辅；在流转用途上，以农业用地为主，以非农业用地为辅；在流转金支付上，以现金为主，以实物为辅。
隆德县通过政府引导、产业带动、政策推动，共流转土地面积2.7万亩，涉及农户4800户，促进了农业特色优势产业的发展和农民增收。在土地流转过程中出台各类扶持优惠政策措施，积极鼓励有资金、懂技术、善经营、会管理的农业企业、种植大户、农民专业合作社等单位或个人，围绕当地主导产业和特色产品投资效益农业，通过统一规划，促使土地向生产能手和优势产业聚集，实现土地流转的规模经营。同时，专门组织人员外出观摩“取经”，吸取成功经验和做法，目前已在6个乡镇的7个村建立了农村土地信用合作社，存贷地面积达到2660亩。
泾源县土地流转面积达2.6万亩，涉及农户2207户。为了规范农村土地流转，探索土地的规模化、集约化经营，结合本县实际，提出了农村承包耕地的流转暨农村土地信用合作社试点方案，成立了3个试点社共存入土地1991.3亩，存地农户372户，存入的土地全部贷给有能力的苗木种植大户经营，从而整合了土地资源，推进了苗木产业的规模化发展，增加了农民的经济收入。
社会化服务滞后，流通环节不畅
近年来，农产品卖难的问题时常出现。造成农产品卖难的原因很多，既有区域性、结构性、季节性及突发性市场波动等方面的原因，也有生产、流通、管理等方面的深层次体制原因。
一家一户的小生产模式是造成农产品生产周期波动的重要原因。目前，我国农业生产主要以家庭为单位，这种模式有利于形成激励机制，有利于为农民提供基本的生活保障，应该长期坚持。但是也要看到，农业生产分散经营、组织化程度低，不适应市场经济条件下大市场、大流通的要求。特别是农民整体上适应市场经济的能力弱，对市场变化趋势缺乏准确的判断力，生产带有很大的盲目性和趋同性，“扩种—过剩—卖难—减收”的现象仍然比较普遍。
流通渠道组织化程度低，阻碍了农产品正常流通。农产品流通渠道包括农户、经纪人、批发市场、城市农贸市场和超市等环节，市场经营主体以自然人为主，组织化程度低。特别是近年来，一些地区对农产品市场流通渠道建设不够重视，市场流通体系功能弱、流通成本高，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农产品的正常流通。一是农民进入市场的组织化程度低，在市场竞争中处于弱势地位;二是市场布局不合理，没有形成覆盖全国的流通网络；三是农产品交易方式落后，特别是农产品收集、中转、运输、一次分配等流通环节没有分离，交易分散，无法形成能够反映整体交易情况的市场信号，市场机制难以发挥作用；四是市场基础设施建设不足，突出表现在硬件设施落后，信息服务条件差，质量安全检验检测体系不健全，冷链运输系统不发达等方便。
信息传导不通畅，增大了农业生产的盲目性。农业的信息网络，缺少能够把政府导向、市场行情、农业生产、批发零售、居民消费连接起来的综合网络和信息，特别是信息传导在乡、村一级容易出现断层，农民获取有关农产品生产、流通和加工的信息仍然存在困难。另外，大多数农民因自身素质原因缺乏对信息的分析、选择能力，因而造成农民生产和农产品流通的盲目性。
农业科技投入严重不足
农业科技水平仍然比较低，这是制约西海固农业发展的又一瓶颈。一是农业科技人才缺少，科技队伍老化，知识体系不健全，急需的现代农业技术专家有限。二是农产品品质不高，新品种引进、消化、再创新能力弱下。三是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不健全，农村经营体制比较僵化，规模化经营模式没有建立，分散化经营成为制约农村社会化大生产的掣肘因素。四是科技硬件落后，基层农业科技服务机构手段单一，设备简单，技术落后，农业科技成果转化困难，形成不了农业新的生产力。五是农业科技资金投入不足。六是农业产业化和机械化程度底。 2009年年底全市设施农业累计建设面积15.63万亩，保有面积10.04万亩，仅占全市耕地面积的3%；农业机械化面积5.4万亩，也只占全市耕地面积的1%。
拿泾源县的苗木产业来说，县里的苗木种植技术一般都是由种植大户传授给其他种植户。县里也经常派科技人员帮助种植户解决一些问题，但还是有许多科技方面的难题不能很好地解决。比如鼠害的难题，种植户在树苗移植、除草剂使用、冻害防御等方面，需要更多的专家给予指导。
调结构，走生态农业特色路
强化农业基础地位不动摇，以建设南部山区现代生态农业示范区为目标，做好公司、农户、基地、市场“四篇文章”，加快传统农业向现代生态农业转变，加速农业产业化进程，应当是西海固农业发展的必然选择。
打造优势特色产业带，坚持区域化布局、规模化生产，在确保粮食生产基本稳定的前提下，加大结构调整力度，每个县（区）突出1～2个当家产业和主打品牌，使特色产业向优势区域聚集。充分发挥重点河流流域水土光热良好、交通便利的优势。
以节水高效现代农业为重点，突出打造“五大优势特色产业带”，即清水河流域冷凉蔬菜、马铃薯、枸杞特色产业带，葫芦河流域马铃薯、西芹特色产业带，渝河流域中药材、花卉特色产业带，泾河流域黄牛养殖、苗木特色产业带，红河、茹河流域辣椒、经果林特色产业带。同时，在黄土丘陵地带、土石山区发展小杂粮、生态鸡、食用菌等特色产业。按照园区化、专业化、标准化要求，培育一批示范园、示范基地和专业村、专业乡，建成全国重要的马铃薯脱毒种薯生产基地、中药材生产示范基地、绿色冷凉蔬菜生产基地、黄牛标准化养殖示范基地和六盘山特色苗木基地。
滴灌技术，旱地不旱
水是西海固地区的痛和困。为了打破水的制约，这里的人开始转变观念，利用现代技术破解发展难题，滴灌、喷灌、微灌等现代节灌技术在大山深处的乡间地头大面积推广。
高效节水灌溉技术的推广，极大地提升了农业整体技术水平，减轻了劳动强度，是对农业生产力的极大发展和传统耕作模式的技术革新，是一次生产方式的重大变革。
原州区水资源总量1.26亿立方米，人均占有量为282立方米，是全国人均占有水资源量的13%，是典型的水资源缺乏地区。为了破解农业发展难题，原州区在节水上做文章，充分利用地表水、合理开发地下水、高效利用扬黄水，大力推广以滴灌、喷灌、微灌等方式为主的现代节灌技术，实施了以马铃薯种薯、冷凉蔬菜、无公害枸杞等优质高效作物种植为主的宁南山区高效节水生态农业示范区。为干旱山区、贫困地区、民族地区、革命老区发展现代农业起到了示范引领作用。
在节水灌溉工程建设上，原州区充分发挥国家和自治区节水灌溉项目的示范带动作用，始终坚持典型引路，对引进的各种节水新技术，先抓试点，再将示范点扩大到示范区。依托国家农业综合开发项目，初次尝试在中河乡建立了第一个万亩马铃薯种薯繁育基地，全部配套现代大型喷灌设施，迈出了原州区发展现代高效节水生态农业的第一步，也为原州区发展现代高效节水农业初步积累了经验。并组织水务、扬黄、农牧等部门赴甘肃、新疆等地考察学习高效节水灌溉先进技术，聘请专家对技术人员和灌区群众进行培训，为发展现代高效节水农业提供技术支撑。在建成的现代高效节水农业示范园区，根据不同作物设立了醒目的节水灌溉宣传标志牌。
目前，原州区已在中河、头营、三营等乡镇建成4个万亩高效节水示范园区，并对7.2万亩设施农业进行节水改造，全区高效节水灌溉总面积达到13万亩。其中配套时针式喷灌机20台套，卷盘式喷灌机10台套，喷灌面积1.95万亩，发展滴灌2.05万亩，设施农业膜下滴灌9万亩。
固原市农发办的杨小珍介绍说：“以前逢干旱年份，1亩地需水300立方米还不够，现在我们采取‘政府引导，企业经营，农户参与’的模式，通过土地流转，改变一家一户种植模式，将传统农业转变为现代高效节水农业。今年，1亩地用水70立方米就够了。”
原州区现代高效节水生态农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探索出了一条实际有效的新路子，取得了较好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促进了全区高效优质农作物的规模化种植、集约化生产、产业化经营。“宁南山区高效节水生态农业示范区”的雏形已基本形成。
发展高效节水生态农业前，受水资源不足的制约，原州区河谷川道区大面积传统种植小麦、玉米、葵花等作物，效益不高。节水灌溉工程的实施，有效破解了当地特色优势产业发展的用水难题，马铃薯种薯、枸杞、冷凉蔬菜等特色优势产业种植面积迅速扩大。全区马铃薯种植面积达到53万亩，枸杞种植面积达到7万亩，蔬菜种植面积达到18万亩。特色产业种植面积不断扩大的同时，增产效果也十分明显。马铃薯种薯亩均产量从高效节水灌溉实施前的1000公斤增加到2500公斤，亩均增产1500公斤，按市场价2元/公斤计算，亩均增收3000元；枸杞亩均产量从高效节水灌溉实施前的200公斤增加到220公斤，亩均增产20公斤，按市场价48元/公斤计算，亩均增收960元；露地蔬菜亩均产量从高效节水灌溉实施前的3700公斤增加到5200公斤，亩均增产1500公斤，按市场均价2元/公斤计算，亩均增收3000元，设施蔬菜按每年两季计算，亩均可增收6000元以上。据实际运行监测，在作物生长期内马铃薯喷灌亩均年用水量180立方米、滴灌90立方米；枸杞滴灌亩均年用水量150立方米；蔬菜膜下滴灌日光温室亩均年用水量360立方米，拱棚亩均年用水量210立方米。与传统灌溉亩均年需水马铃薯280立方米、枸杞560立方米、蔬菜日光温室540立方米、蔬菜拱棚380立方米相比，节水效果明显。据测算，原州区13万亩节水高效灌溉农业年可节水1950万立方米，按照我区水费0.3元/立方米计算，年可节约水费585万元。与传统灌溉相比，采用高效节水灌溉可节约灌水所需劳动力80%以上。同时，发展现代高效节水生态农业，实行土地流转集约经营后，项目区农民与土地“松绑”，不但流转土地每亩年收益200元，而且由农民变身为“农工”，可外出或就地打工，年增加收入3000元以上。
社会效益初步显现。高效节水灌溉技术推广，使山区干部群众对现代节水、机械化作业及新技术、新品种的推广及规模集约经营有了更加全面的认识，转变了干部群众传统的耕作观念，进一步增强了构建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共识，坚定了发展现代节水农业的信心。高效节水灌溉农业极大地提升了农业整体技术水平，减轻了劳动强度，是对农业生产力的极大发展和传统耕作模式的技术革新，是一次生产方式的重大变革。
生态环境明显改善。一是高效节水灌溉从根本上避免了由于漫灌所造成的水土流失、土壤板结，使土壤侵蚀模数和侵蚀深度得到有效控制。二是有效节约农业生产用水，增加生态用水，增加了绿地面积，美化了项目区环境。三是使水资源进一步得到合理配置，减少水资源浪费，避免了不合理开发，从而为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创造了条件，保持了水资源供需平衡，维护了水环境的生态平衡，有效保护了水土环境。四是减少化肥、农药用量，减轻土壤水体污染，保护农田生态环境推广使用高效节水灌溉技术，土、肥、水资源得到了合理的利用，减少了化肥、农药等对环境的污染。五是节水农业园区道路、渠系、垄坎的植树绿化及宽幅林带绿化造林，有效地改善了生态环境。
让农民的腰包鼓起来
西海固是贫困地区、民族地区、革命老区，贫困面广，切实解决好农民增收问题，不仅关系农村的改革、发展和稳定，而且关系西海固能否缩小差距，与全区、全国同步实现小康的全局。
实施“农民收入倍增计划”，是缩小城乡差距，推进跨越式发展重要举措，是顺应农民过上更好生活新期待，建设农民幸福美好家园、建设小康社会的内在要求。
2011年至2015年，“农民收入倍增计划”以新农村建设为总揽，以提高农民收入水平为核心，以转变农业发展方式为主线，以做大做强特色优势产业为重点，大力实施产业富民战略，用工业化理念谋划农业，着力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着力提升农业产业化经营水平。
实施劳动力资源转移、龙头企业带动、马铃薯产业、草畜产业、设施农业、林果产业、非农产业、生态移民“八大增收工程”，构建农业增效、农民增收的长效机制，促进农民收入持续快速增长。
坚持务农增收与非农增收相结合。具体要求是坚持不懈地抓好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发展优质高效农业，增加农业经营收入。大力发展非农产业，增加工资性收入和第二、第三产业收入。援助性政策与发展性政策相结合，不折不扣地落实强农惠农政策。增加财产性和转移性收入，谋划并实施好农业基础设施项目，增强发展后劲。提升农民素质与减少农民数量相结合，切实加强职业技能培训，不断开发劳动力资源，切实提高创收能力。组织实施好生态移民、劳务移民、教育移民工程，不断减少农业从业人员数量。
力争“十二五”期间农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增长15%左右，比2010年翻一番；除户均转移1名劳动力外，根据产业布局，实现人均种植2亩马铃薯或户均2亩经果（药）林或户均1亩设施农业或人均饲养2头牛的目标。
农民收入倍增计划以建设宁夏南部山区生态农业示范基地为契机，因地制宜，突出特色，充分发挥地域比较优势，发展特色优势产业，着力建设六盘山肉牛标准化养殖基地、全国重要的脱毒种薯繁育基地、六盘山绿色蔬菜和花卉生产基地、国家地道中药材种植示范基地、全区最大的农村劳动力培训转移基地。固原市确定的“农民收入倍增计划”的八大工程是：
实施劳动力资源转移增收工程。坚持走市场化、产业化、品牌化的路子，强化技能培训，加快培育大型劳务公司和中介组织（经纪人），狠抓劳务基地建设，着力打造劳务品牌，切实做好信息和维权等各项服务工作，确保劳务产业在规模、质量和效益上取得重大突破。到2015年，培育劳务输出专业村100个，培训农村劳动力50万人（次），取得国家职业资格证书的达到20万人（次）；建立新劳务基地250个以上；每县（区）培育大型劳务公司1～2家，每乡（镇）新发展劳务中介组织或劳务公司2家以上，每个行政村最少发展年带领100人以上劳务经纪人10名，带领50人以上劳务经纪人50名；年转移农村劳动力达到30万人左右（户均转移1名劳动力），创收25亿元以上，其中技能型务工人员占总务工人员的40%以上，定居城镇、自主创业的达到5万人左右。
实施龙头企业带动增收工程。按照每个产业分别培育壮大1～2个以上大型龙头企业的总体要求，坚持“改造提升一批，招商引资一批、就地扶持发展一批”发展方式，大力推广“龙头企业主导＋土地租赁流转＋吸纳农户务工”模式，高水平建设23个自治区级、27个市级现代生态农业示范基地。坚持实行引进农业龙头企业责任制，每县（区）每年至少引进1家总投资3000万元以上、年内到位资金1000万元以上的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每年选择10家有潜力、有竞争力的企业重点扶持，努力培育形成农业特色优势产业集群。到2015年，培育年产值过亿元的国家级重点龙头企业 5家，年产值5000万元以上自治区重点龙头企业10家，年产值3000万元以上的市级重点龙头企业20家，农产品加工企业总量达到360家。
实施马铃薯产业增收工程。坚持优化品质、提高单产、主攻种薯繁育的思路，以实施“百万亩马铃薯抗旱增产示范工程”为抓手，强化市马铃薯质量监测中心和各县（区）马铃薯脱毒繁育中心基础设施建设，加快完善三级种薯繁育体系，建设全国重要的种薯和优质淀粉、优质菜用薯生产基地。到2015年，马铃薯种植总面积稳定在200万亩以上（户均5亩以上），发展马铃薯优质高产示范村60个，建设集中连片万亩马铃薯高产种植基地5个，原种生产能力达到2亿粒，建成种薯繁育基地35万亩左右，菜用型生产基地80万亩、加工型生产基地90万亩，品种专用化率达到80%，良种化率提高到90％以上，脱毒化率达到100%，总产量达到300万吨以上。
实施草畜产业增收工程。以实施“百村肉牛养殖示范工程”为抓手，以肉牛养殖示范村和养殖园区（场）建设为重点，狠抓畜群畜种结构调整、品种改良、饲草调制配送、养殖大户培育、先进育肥技术推广等关键环节，促进草畜产业扩量提质增效。到2015年，发展饲养量1000头以上的养殖示范园区40个，存栏500头以上的肉牛养殖示范园区（村）200个，存栏200头以上养殖示范园区（村）300个，存栏200头以上的养殖大户500户；肉牛良种率达到85%以上，秸秆调制率达到60%，配混（合）饲料入户率达到50%，暖棚养殖户占养殖总户数的50%以上；多年生牧草留床面积稳定在300万亩，肉牛饲养量达到100万头（人均1头牛）。
实施设施农业增收工程。结合实施清水河、葫芦河、红河、茹河、渝河流域百万亩库井灌区节水高效农业示范工程，坚持“建园区、扩规模、创品牌、强服务、拓市场、求效益”的总体思路， 巩固提升彭阳辣椒及林果、西吉西芹及胡萝卜、隆德花卉及瘦肉型猪、泾源肉牛及苗木、原州蔬菜和枸杞等区域特色产业，形成“一县一品”产业带。强化科技支撑和政府推动，完善“五统一”（统一品牌、统一质量标准、统一包装、统一价格、统一信息服务）市场营销机制、多元化资金投入机制和标准化、无公害生产监测体系，提高设施农业的质量、产出率和经济效益。到2015年，设施农业面积稳定在27万亩。
实施林果产业增收工程。加大退耕还林后续产业培育开发，突出抓好彭阳县、原州区东部的“两杏”、早酥梨等经果林产业，原州区的枸杞产业，隆德县六盘山区道地中药材和花卉产业，泾源县的苗木产业，培育蘑菇、木耳、人参等林下产业。在六盘山外围阴湿地区建设针叶树育苗、花灌木绿化苗木基地15万亩，在河谷川道区建设乔灌苗木基地15万亩；在海拔1500米以下地区建设核桃、花椒、“两杏”、酥梨、苹果等经果林基地10万亩；在六盘山沿山地区新建中药材种植基地10万亩，总面积达到35万亩；在清水河流域建设5万亩枸杞基地。到2015年，经济林面积达到120万亩以上。
实施非农产业增收工程。强化对小城镇和村庄建设的规划指导，建设一批红色文化、绿色环境、回乡风情、新型矿区、商贸流通等各具特色中心镇，努力形成“一镇一品”的产业格局，引导更多的农民进入小城镇从事第二、第三产业。以全市的城中村、城郊村、乡（镇）政府驻地村和交通干线村为重点，鼓励扶持农民大力发展商贸流通、交通运输、汽车维修、餐饮、农副产品加工、营销、中介服务等二、三产业，着力打造第二、第三产业专业村。围绕六盘山、须弥山、火石寨、泾河源等重点旅游景区，发展集回族饮食文化、风土人情、手工艺品制作于一体的旅游服务业，加大乡村旅游市场开发力度，积极发展农家乐和观光休闲农业。
实施生态移民增收工程。按照自治区的统一规划部署，制订固原市《“十二五”生态移民规划》和年度计划，确保用5年时间，以县内安置和县外移民相结合，生态移民为主与劳务移民、教育移民相结合等方式，完成23.2万人（县内8.3万人，县外14.9万人）的生态移民。按照建设新农村的要求，精心编制移民安置区建设规划和产业发展规划，整合项目资金，配套完善公共服务设施，做好移民实用技术和创业能力培训，着力发展特色优势产业，引导、鼓励、促进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确保“搬得出，稳得住，能致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