营建搞完之后我们部队进入了正常的训练和工作，战士们也松了一口气，晚上有了一些休闲时间。那时没有电视，除了部队有时放个电影，战士们晚上多数凑到一块打打扑克。我们戏称学习“五十四号文件”，因为扑克牌有五十四张，因为我们的干部、战士来自全国各地，我们玩扑克也是全国各地的玩法都有，花样繁多。年龄大一点的老兵和干部则下下像棋，个别的看看书报。那时也没有多少书可看，报纸上是千篇一律的政治口号，趣味性、可读性不高，想在上面找点知识性的东西都找不到，因此我也参与到玩的行列。副所长下棋爱耍赖，我们俩经常为他耍赖吵架。有一次，我真的气急了，不仅把棋扑落地上，还把桌子给掀翻了，他则把一盆水泼到了我身上。为此我好几天不理他，可是我们都是那种记吃不记打的人，忍不住了，还是要在一起下棋，因此我爱人说我们俩是“狗脸亲家”。
战友们最高兴的事情是收到家信。从信封上可以看出哪些信是女同志写的，于是就抢先拿到手，再恶作剧，“敲诈”收信的人，让收信的人买糖果，直到闹得大家都抱到一起抢了这些糖果才罢休。我们所的几位家属就跟约好了一般先后来到了部队，先是所长家属来了。
所长两口子结婚很多年了，可是不知为什么一直没有孩子。因为所长家属在河北老家就是小学老师，我们都劝他把家属调到部队跟前的学校当老师，我们部队跟前这所学校是我们在营房建完之后很快就建成的。地方为了照顾部队特意拨款，我们部队也出了一部分钱，这样即可照顾到我们部队和离我们部队不太远的李桥村的孩子们入学，也方便了我们部队家属中的教师有地方安排。看到所长家属来时还通过火车发过来好多行李，看样子像是有安营扎寨的意思。事情也真让我们说着了，所长家属真的放弃了河北老家的工作，来部队当了随军家属。这在以前是她最不愿意干的一件事了，因为河北老家里还有年迈的父母，再说了，河北县城的环境总比这戈壁滩上好多了，现在她也是无可奈何，她看到我们儿女双全，很是羡慕，她说：“甘蔗没有两头甜，所长转不了业，我也只好委曲求全了。”我们则羡慕所长家属是老师，那时我们部队很多人找对象找的都是老师，我们之所以羡慕她们，是因为她们每年有两个假期，这样她们就可以来队探两次亲，中途男方再回去一次，他们一年就可以见三次面。而其他人只能见两次面，有的家在农村的，惦记着家里的猪啊、鸡啊什么的一次都来不了。我的家属为了要求进步，有时她一年也不休一次假，后来我发脾气了，她才开始休假。不过家属是老师的则感叹：“把工资全扔到火车上了，所以过得比你们穷多了。”
副所长的家属也来了，他家属在我们四川农村，不知是在农村干活累得，还是有什么病，一副有气无力的样子，发辫也毛刺刺、乱糟糟的，战士们背后叫她“死鱼”。她也不多和大家说话，饭也不多做，每天看到副所长下了班后忙上忙下的做饭，战士们跟他开玩笑叫他“小值勤”。
我也收到了家信，我爱人和孩子们也准备到部队来探亲，我尽管在战士们面前还保持着一些矜持，可是内心的喜悦是藏不住的，战士们一看我的脸色就知道我有什么喜事了，于是纷纷问我：“指导员家属是不是也要来队了？”于是他们主动给我帮忙，腾房子、搭床铺，而我则先把我们所的缝纫机抬到屋里，我要让她给我们所里的战士们补一补军装。那时的军装都是棉布的，不仅洗了容易皱，而且不结实，战士们干活训练膝盖和臀部很快就烂了。衣服皱了还好说，我们就找一节废钢管，焊一个底，把砟子碳烧红，放到钢管里就可以熨烫衣服了，连队就没有我们这种条件，年轻人爱美就用一个大茶缸装上开水来熨烫衣服。有的衣服或者裤子实在没办法补了，我爱人就和战士们商量，请他们把烂衣服贡献出来，把上面的好布剪下来补那些还能够补的衣服。因为所长家属是独生女，不会做针线活，她就给我爱人打下手，而副所长家属更绝，她是孤儿，从小就没人教她做针线活，她的孩子穿的衣服在家乡都是请裁缝做的，鞋子都是买的，而我家属则是兄弟姊妹七人中的老大，她妈妈在她很小的时候就培养她做针线活，我的孩子们穿的衣服、鞋子，除了她妈妈做的就是她做的，很少有买的，但我的孩子们穿出去，人家会问是在哪儿买的，因此我爱人每次来队都要做这些活。这次副所长家属听副所长说我爱人会做衣服，就买来新布准备让我爱人给她的孩子做衣服。我又买来米、面、菜、肉，我想，几位家属探亲能凑到一块儿挺不容易的，我准备请他们两家一起吃个饭。
第二天，我把她们娘几个接来，女儿还小，什么也不懂，可是儿子却不行，他一个劲地喊着要回家，因为他和我不多见，他不愿理睬我，也不让战士们碰，说：“妈妈，我不喜欢和警察在一起，我们回家吧。”晚上睡觉，他几次从床上溜下来要回家，而且他推着我不让我和他们睡一个床，这种情况一直持续了好几天，他和我和战士们才有点混熟了，他不再排斥我，但我要想把他单独领出去还是不行。对于这种现像，在部队还流传着一个笑话，因为部队家属来队，部队能给腾出一间房子就不错了，都是跟孩子住在一间房子里，甚至睡一张床上，有些战士调皮捣蛋，就爱逗来队的小男孩。有一次，有一家属带着四岁的儿子来部队探亲，战士们就问孩子，晚上睡觉听到什么动静没有，孩子说：“没听到。”战士们告诉他说：“那怎么行呢，那你们家要进去什么坏人，假如你爸爸、妈妈睡着了，怎么办？从今天晚上开始，你睡觉要警觉点，你要把你们家的灯绳控制在你的手上，晚上睡觉由你来关灯，一听到什么动静，你就马上把灯拉开，大喊一声‘缴枪不杀’，于是坏人就被你抓住了。”到了晚上，孩子如法炮制，非要控制灯绳，爸爸、妈妈也不知孩子是什么意思，就让他来关灯，过了一会儿，爸爸、妈妈以为他睡着了，于是开始做爱，爸爸正气喘嘘嘘干得起劲，突然灯被拉开了，只听儿子大喊一声：“缴枪不杀。”弄得爸爸、妈妈很尴尬。第二天，战士们问小男孩：“你昨天晚上捉到坏人没有？”小男孩哭着说：“捉到爸爸欺负妈妈，原来坏人是我爸爸，我再也不理他了，我要回家。”他果然拉着妈妈喊着要回家，而且几天都不理睬爸爸。这虽然是个笑话，但也折射出我们部队干部夫妻的尴尬和无奈。
对于我爱人的到来，战士们是比较欢迎的，因为她在地方做共青团工作，和年轻人有着天然的联系，她来了之后不仅帮助战士们补军装，还帮助我们改善伙食。因为都是年轻人，本来采购来一些好东西，但是炊事班却做不好，我爱人来后就被战士们拉到厨房，帮助我们做诸如红烧肉、汆丸子什么的，战士们很爱吃，她还将我们所自己磨的豆腐做出很多花样，什么锅塌豆腐、麻婆豆腐、熊掌豆腐、一品豆腐，不仅花样多而且各有各的味道，她还将普通的土豆做出很多花样，什么炒土豆丝、凉拌土豆丝、拔丝土豆、椒盐酥脆土豆片，她还把土豆煮熟做成土豆泥，把煮熟的土豆捏成枣子的形状，用油炸了做成油炸金枣。战士们吃得很高兴，说：“嫂子来了后我们比过年还吃得好，同样的东西嫂子做出来就是不一样。”战士们根本不让我们自己做饭，她也没有时间给我们做饭。那个星期天，我提出请所长和副所长两家人吃饭，他们提出：“就在大灶上做吧，我们给嫂子打下手。”我爱人说：“既然这样，我们把后勤武助理员一家和段助理员一家都叫来，我们在一起热闹热闹。”
谁也没想到，这次吃饭本来是件很高兴的事，却变成了诉苦会。首先是副所长爱人先哭了起来，她说，看到我爱人一天那么高兴，她很自卑，由于她是孤儿，副所长家里也没什么人，她生小孩后什么都要自己做，还要下地干活，不仅腰腿疼得要命，而且还落下了严重的妇科病，每天疼得腰都直不起来，所以她一天没精打采的，非常痛苦。紧接着是段助理的爱人，她一连生了三个女儿，婆婆、公公整天不高兴，乡下那些有封建思想的人也瞧不起她，她觉得身体上的伤痛和苦累都可以忍受，最不能忍受的是别人的白眼。她拉着我爱人的手说：“妹子看你有多好，有儿有女，儿女双全，多幸福啊。”她一说起生儿育女的事，所长爱人更是一肚子苦水，她对段助理的爱人说：“你尽管生了三个女孩，但还是有啊，我结婚这么多年，没有孩子，苦药汤喝了无数，白眼看了无数，我真是受够了。还有人劝所长离婚，说你们家这个‘军用品’不行，你再换一个吧。你说气人吧，将我们叫‘军用品’。”所长爱人愤愤地说。我爱人听到这儿也哭了出来，她说：“你们看到我每天挺乐观的，其实我生女儿后得了产后风，我也是浑身都是病，可是生活还是要过，孩子还是要好好管，整天愁眉苦脸是解决不了问题的。”于是她提议：“回头让他们几个去找一找柴军医，给我们几个好好地做一做妇科检查，请她给我们几个好好调理调理，今天我们好不容易凑到一起，我们不说这些，我们吃饭，吃饭。”
过了几天，我们几个找到卫生队队长把现在来队的几位家属有病的事说了，卫生队队长一听，就说：“这是一个很好的建议，我们在部队，老婆、孩子在家吃了很多苦，受了很多罪，她们好不容易有一个休假的机会，应该给她们检查一下身体。”于是卫生队很快组织了团里所有来队家属到地方医院进行了体检，并且向团里汇报。从此以后我们团里形成了制度，凡是来队家属，只要自己愿意，都可以由团里统一组织体检。经过检查所去的家属几乎大部分都有妇科疾病和其他方面的疾病，团里的干部对于团里所做的这件事都很受感动，极大地调动了干部的工作积极性，对于稳定干部情绪、稳定军心，起到了很大的作用。通过检查，发现副所长爱人的病最严重，地方医院建议住院治疗。地方医院的妇科主任是一位很豪爽的女同志，她认为我爱人的病也比较重，她建议我爱人也治疗一段时间再走，我爱人说：“谢谢主任的关心，假期一截止就准备回去，我回去后根据这儿的检查结果，进行治疗。”而所长的爱人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人胖了也显得年轻了。过了一段时间我们几个和所长开玩笑：“有没有情况？”所长笑了，说是有情况，我们一伙人把他抬了起来，欢呼了一番，然后逼他唱《打靶歌》，“走向打靶场高唱打靶歌，豪情壮志震山河……亮一亮手中枪刺刀手榴弹，瞄得准来打呀打得准……”听着所长变腔变调地唱着，我们特别开心。副所长爱人经过一段时间治疗病也好多了，由于身体好多了，人也开朗了许多，我爱人走后，她主动到厨房帮忙。
我爱人是个多才多艺的人，她除了帮厨、帮助战士们缝补衣服，还指导我们所里的干部、战士写文章，给报纸、电台写新闻稿，帮助我们所排节目，有时我拉二胡，张技师拉手风琴，我们大家在一起唱歌，使我的孩子也很受感染，到她们休假满了之后，我儿子竟然学会了很多歌，随着他和战士们越来越熟悉，他的胆子也大了起来，他还主动给大家唱一首歌，尽管他的动作笨拙，表演起来却很有阳刚之气，非常可爱，大家都很喜欢他。战士们很尊重我爱人，有些事不跟我说，但是和她说。她由于长期做青年工作，对战士们的心理掌握得很准确，有些战士有这样那样的思想问题，跟她说，但是不跟我说。我爱人就给我提意见，说我有时太严肃了，战士们有些怕我。因此有什么事就给她说。她一提这样的问题我就知道，战士们跟她说什么了。我就跟她说：“我们是部队，还要讲服从命令、听指挥，还要讲纪律，不能拿你们地方的那一套来我们部队用。”她却说：“你有了缺点不敢承认，还在强词夺理。”其实我也明白，我那时之所以在所里有那么高的威信，与她所做的思想工作有很大关系。我很感谢她，我也觉得有点对不起她，她身体也不太好，在家里既要工作还要照顾两个孩子，本身就够忙、够累，来到部队还是这样忙忙碌碌，我心里有点于心不忍，可是她却很愉快。她就这样忙忙碌碌地把假期度完了。她和孩子们要走的时候，不仅我心里恋恋不舍，战士们也舍不得她们走，他们把家里邮来的自己舍不得吃的东西都拿出来给我的孩子，她们娘仨走的时候，战士们轮流抱着我的两个孩子送了一程又一程。
我爱人在临走的时候告诉我她发现了一个问题，她说：“你们所的战士们都生龙活虎的，唯有那个叫罗宏喜的一声也不吭，整天闷闷不乐，静静地坐在那里看着战友们玩，他似乎有什么心事。”我说：“你也发现了，我看也是，肯定他有什么事情藏在心里。”“对于这样的战士，你要多留点心，帮助他解开心结。”我爱人语重心长地说。我说：“我也注意他很长时间了，我正在试图走进他的内心。”
罗宏喜烟瘾很大，他知道我不抽烟，于是他每个月都把我的烟票用了，每个月几元钱的津贴，几乎都抽了烟。因为我那时是所里的指导员，同时还兼着所里光学技师的工作，我有心多接近他，以便多了解他，于是我就让他跟着我学习光学器材的维修。我们的光学车间不大，里边除了我们两人的工作台就是一些工具。每天除了我给他讲解光学器材的原理和如何修理外，他几乎不说话。不过他学的很快，时间不长，一些小问题他就可以独立处理了。有时我要给所里讲课，我起草的讲课稿，他就帮我抄写出来，他的字写得很漂亮，从字上看他还是很有才气的。我还发现，他虽然不吭气，但是心很细，有的战士脱下的脏衣服、臭袜子放到床上忘了洗了，他就悄悄给洗了，晾干后又悄悄叠好放回去。也有被别人冤枉的时候，有个战士脱下的脏衣服的口袋里装了一盒烟，他洗之前把烟掏了出来，放到了枕头上不知被谁拿走了，结果这个战士就问谁动了他的衣服。他说：“我给你洗了在外面晾着呢。”这个战士又问：“那么我的烟呢？”他说：“我给你放到枕头上了，这阵不知为什么又不见了。”这个战士又说：“我知道你狗日的抽烟最凶了，肯定是你以给我洗衣服为名，拿我的烟抽，没烟抽你说一声，何苦这么偷偷摸摸的呢？”罗宏喜脸涨得通红，上去就给了这个战士一拳，将这个战士一下子打到在地上，这个战士爬起来就跟他厮打到了一起，其余的战士赶紧把他们拉开，有的战士赶紧跑去喊我，我过去一看是为这事，就把我看到的罗宏喜给他们几个洗衣服的事说了，他们班的几个战士听了以后都觉得不好意思了，和他厮打的战士一直低着头。这个战士抬起头后我看到他满脸泪水，他一把抱住罗宏喜小声说：“对不起。”让我没想到的是全班战士一起热烈地鼓起了掌，罗宏喜也感到不好意思了，低声说：“我打你也是不对的。”随后，从枕头后的床板缝隙找到了香烟，一场风波就这样过去了。
罗宏喜也很感激我对他的帮助，和我的感情也更亲近了一步，从此罗宏喜的话多了一些了。他人很勤快，早上起的特别早，起床号吹响的时候，他已经把所里的院子都扫得干干净净了。他把我们的光学车间打扫得干干净净，他们班的玻璃也被他擦得干干净净。他还是不多说话，他也发现我在悄悄地观察他，他不正面看我，见了我总是把头低下，但是，我还是发现他想和我说点什么。过了一段时间，部队开始冬季拉练，我们的科目是冬季车炮及人员隐蔽演习，我们的炊事班就设在我们所在的荒原边上，在地下挖一个灶洞，在地上再挖一个锅形，地面刚好形成了锅台。我们在锅台上方又搭了一个白色的帐篷。为了隐蔽的需要，保持和雪地一样的颜色，我们把皮大衣翻过来穿，让毛朝外，我们的车、炮也穿上了白色的车炮衣，为了伪装得更好，战士们找来了很多干树枝放到车、炮上面，干树枝落上雪就好像一个落了雪的小树林。白天干活穿着大衣不方便，我们就每人披了一块白色的斗篷。演习的侦察机大白天飞过我们头顶竟然没有发现我们。我们住的地方就是在荒原的下面掏一个拱形的洞，为了防止坍塌，洞的开间比较小，只能容下两个人。
天擦黑，我检查完战士们的洞以后我还是选择了和罗宏喜住一个洞，我们的雨披是那种方雨披，我们将一件雨披钉到塬的上沿作为门帘，把另一件雨披铺在毡子下面，将我们俩的皮大衣再压到身上，我们以为这样就很暖和了，结果我们睡下之后才感到又潮又冷，这时外面又刮起了狂风，呜呜直叫，风卷着雪把我们挂在洞口的雨披掀得呱嗒呱嗒响，罗宏喜又起来，把雨披下摆又从里面用土压了压。这时我又惦记着战士们，于是起来拿着手电筒到各个洞口去提醒战士们也要把门帘压好。回来后我们根本睡不着，于是我们就躺在那里闲谝，我们谝一些名著，他知道得还很多，甚至像《红楼梦》中的很多诗句他都能背得出来，如《好了歌》等，但是当我问起他的家，他愣了一会儿，没说话，因为在黑暗中我也看不清他的脸部表情，紧接着他像压抑了很久，突然哇的一声大声哭了起来。我一下子吓住了，我赶紧安慰他：“小罗，你别哭了，有什么事，你说出来我们共同解决。”然而他哽咽了一会儿，慢慢平静下来，却终究什么也没说。于是，我们就这样默默躺着，我想这一夜我们都没睡着……
第二天我到连队检查火炮是否存在“带病”情况，后勤张助理就跑过来跟我说：“你们所的战士罗宏喜跟别人打架呢。”我去的这个连队离我们所露营的地方不远，于是，我就赶紧跑了回去，只见，罗宏喜和我们团成参谋面对面站着，两个人都气呼呼的，谁也不说话。我走到跟前向成参谋打招呼，我说：“成参谋您好，对不起，我们的战士不懂事，惹您生气了。”结果，他说了一句话，惊得我目瞪口呆。他说：“我叫田成生，是咱们师作战科的。”“您说什么？您是师作战科的？您不是我们团的成参谋吗？”“那是我弟弟。”原来他们是双胞胎兄弟，真是太像了。他说：“听你们这个战士的口音，和我还是个老乡，可是他为什么对我有这么大的气，我也不明白，他是不是对我弟弟有什么意见，认错人了。”我再一次向田参谋道了歉，我想到连队的事情还没办完，于是没有立即找罗宏喜核对这件事情。到了晚上我们都回到了山洞里，我就问他：“你今天怎么了，干吗那么激动？”这回他哭得更伤心了，我赶紧劝他：“没有过不去的坎，有什么事你说出来咱们共同解决。”他停止了哭泣，哽咽着向我讲述了他的家庭的悲惨遭遇。然而当他说出来之后，我感到非常震惊，我也深深地感到，他的问题我是无力解决的。
他的话匣子一旦打开似乎很难收住，从他的谈吐看，他的语言表达能力并不差，而且还算是能说的那种人。他这一讲就一发不可收拾了，当我听了他的讲述之后所产生的愤怒、惋惜、同情是难以言表的。我为对罗宏喜产生那些偏见和误会而自责。于是我下定决心，今后无论遇到什么情况，我都要好好爱护罗宏喜，帮助罗宏喜，让罗宏喜感到生活在这个部队的大家庭里是温暖的。
罗宏喜告诉我，他的家乡在湖北一个小山村里，那时他爸爸、妈妈，还有一个姐姐、一个妹妹，一家五口其乐融融。他说：“我的父亲和母亲是青梅竹马，从初中到高中都是同班同学。母亲长得很漂亮，学习也很好，由于她家地主出身，再加上她从小失去母亲，继母对她很不好，养成了她逆来顺受内向的性格。她不爱笑，同学们背地里都叫她冷美人。由于母亲长得漂亮，追求她的男同学很多，但后来都碍于母亲家庭出身和母亲内向的性格而敬而远之，只有父亲对她不离不弃。他们两个之所以能走到一起，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我父亲虽然家庭出身比较好，但他也失去母亲，继母对他也不好，于是两个同病相怜的人就很自然地走到了一起。后来我父亲考上了东北的一家工程技术学院，我母亲则因为家庭出身不好，没有上成大学。在我父亲上大学二年级的时候，我母亲悄悄去了一趟东北，他们俩结了婚。因为那时祖父和父亲的继母都还在，但是身体不好，叔叔也在外面上学，母亲很自然地就承担起照顾两位老人的重担。父亲毕业后被分配到武汉一家兵工厂里当技术员。父亲刚毕业不久，祖父、祖母相继去世，本来母亲可以随父亲到武汉去，但是母亲不愿意到武汉当家属靠父亲养活，再加上不久姐姐出生了，母亲不愿意给父亲增加负担，就仍然留在家里。父亲一年能回家一两次，但是父母亲感情很好。我母亲这个人，可能因为家庭出身不好，在家里又是继母当家，因此她不仅内向而且极能逆来顺受，什么事情都甘愿自己吃亏。父亲每次回来都跟她说，一个人的家庭出身是不能选择的，何况我们家又不是地主，你在村里应该理直气壮地生活。但是对于一个人来说真是山难挪，性难改，从我母亲的遭遇来看充分证明俗话所说的，人软弱就是自己最大的敌人。由于我母亲懦弱，再加上她本人身体不好，她在村子里对谁都是客客气气的，从不招惹是非，父亲常说：‘家有贤妻，男儿不遭偾事。’但是也不知怎么回事，我们大队的当家人，造反派头头，后来的大队革委会主任田震山田胖子就是不喜欢她，母亲经常受到田胖子的训斥，他总是为难我们家。田胖子很胖，脸也很黑，但是他一天到晚脸上都是笑嘻嘻的，也就是他的这张笑脸迷惑了全村的人，由于他经常训斥我母亲，母亲从来也不反抗，也不说什么，但是我们却很怕他。有一天我在我家房后面晒柴火，我突然看到田胖子匆匆忙忙往我家走，我想他可能是来找我妈妈的，我也没在意，过了好一会儿，屋里传出母亲凄惨的喊叫声，我放下柴杈就往屋里跑，我看到母亲的头发很凌乱，只见田胖子跪在母亲的面前不知说着什么，母亲看见我就对我说：‘这里是大人的事你出去。’
我懵懂地跑了出来，从此母亲更沉默了。我总是纳闷，田胖子不是挺恨我母亲的吗，可又为什么要给母亲下跪呢？我百思不得其解，也许母亲说得对，这事是大人的事，小孩子是想不明白的，随他去吧。时间不长父亲的工厂就停产了，父亲从武汉回到了家。过去父亲从武汉回来母亲是很高兴的，想着法儿给父亲做好吃的，和父亲一起到镇子上去赶集。现在父亲回来母亲也高兴不起来，我虽然小，但是我也能看出来母亲的笑是强挤出来的。紧接着母亲就提出要跟父亲到武汉去，说这里学校都不上课。孩子们都被耽误了。父亲则说，武汉很乱到处都武斗，武汉的学校也不上课。父亲就是为了躲避武斗才回家的，父亲还从武汉给田胖子带了一条烟和一瓶酒。父亲说烟和酒是托一位朋友费了很大的力气才买来的。父亲在家里破天荒地待了好几个月，因为父亲在家把很多活都干了，一家人其乐融融。我认为那是我们全家在一起最愉快的几个月，每到晚上我们就围在父母身边让父亲讲故事，父亲的故事好像永远都讲不完，我们都感到很快活，我们就在父亲的故事中依依不舍地进入梦乡。有时父亲的故事还没讲完，第二天早上起来我们还要追着父亲问结果，父亲就笑着跟我们说，好好干活，晚上奖励你们多讲一会儿，我们则欢呼着去拾柴或着去捡蘑菇。这一阵大队和生产队的造反派也没有来我家找麻烦，看起来无论大队还是生产队都还是给父亲面子的。父亲还把大队和生产队的头头们都请来在家里吃了顿饭，那顿饭是很丰盛的，母亲不仅宰了一只大公鸡和我们从山上捡的蘑菇一起炖，还烧了我们平时舍不得吃的腊肉，那腊肉熏得又红又亮，别说吃了，就是看着都要流口水，还有父亲从镇上买来的猪肠子，喝的是父亲从武汉买回来的烧酒。母亲把这些菜每样拨出来一点，让我们几个孩子在院子里吃，我们吃得太香了。姐姐舍不得吃，她都让给我和妹妹吃，我们两个到底还太小，只顾自己狼吞虎咽，也不管母亲和姐姐吃好了没有。当我们吃饱喝足跑进伙房时，我看到母亲手里拿着一块黑馍馍在擦锅底剩余的一点菜汤，我多少感到有点不好意思。有一天父亲和母亲把我们几个领到镇子上的照相馆照了一张全家福，我们全家还在镇子上的饭馆吃了一顿饭。父亲有一张五斤的全国粮票，父亲让我们尽情地吃，我们把红烧肉的汤浇到米饭上，就连妹妹竟然也能吃两碗干饭，可见我们平时是很缺油水的，那是我们吃过的最好的一顿饭。吃完饭后，父亲又把我们领到商店里给母亲、姐姐、妹妹都买了花布，给我买了一双球鞋，我们高兴极了，十几里路我们几个孩子一路跑着、乐着、蹦着、跳着，不觉得什么就到家了。”说着，罗宏喜就从怀里将他们家的全家照掏了出来，他的父亲很英俊，他的母亲、姐姐、妹妹都非常美丽，但是，都是那种冷峻的美，全家人除了他的父亲和他的小妹妹脸上有点笑容外其他人都非常严肃。他看着这张照片哭的更厉害了，我所能做到的就是拿毛巾为他擦干眼泪。他稍微缓和一点了，把照片装起来就又开始了他的讲述。他说：“我们的幸福生活很快就结束了，父亲的单位终于来电报了，说是让父亲赶紧回去参加运动。再不回去就要停发父亲的工资，父亲依依不舍地走了。我们把父亲送下山峁，送到路边我们还是恋恋不舍，最后还是父亲逼着我们往回走，就这样父亲一步一回头地看着我们，我们也一步一回头地看着父亲慢慢地走远了。
父亲走了之后母亲一个人躲在家里哭了很长时间，我们也不知为什么，只能围在母亲周围，也哭着劝慰她。但是父亲走后我家出奇地平静，田胖子对我家出奇地好了起来，但是每次他来，母亲都吊着脸一副不欢迎的神态。田胖子有时给我们家送点肉，有时给我们送点米或者面什么的。但是我总有一种预感，田胖子是黄鼠狼给鸡拜年——不怀好意。有一天，姐姐带着我和妹妹去山上采蘑菇，我是先回到家的，我听到屋里有说话的声音，我就躲在堂屋里偷偷地听着。我听到母亲对田胖子说：‘我这个人窝囊、软弱，你已经欺负了我，我就不说了，我只是感到对不起我家老罗。求求你千万别碰我女儿，她还是个孩子。’我听了母亲这些话感到很震惊，但是我终究太小，不太明白母亲说的是什么意思，我以为母亲所说的欺负可能就是以前田胖子训母亲的那些事。
日子就这么不咸不淡地过着，使我们感到很奇怪的是这次父亲走后很长时间也没有来信，更没有寄钱，母亲跑到镇上邮电所打电话也没打通，我们都很惦念父亲。我从小孩子的角度想，父亲是大人了，什么事情都知道，怎么处理用不着我们小孩子操心。但是不知怎么搞的，总有一种不祥的感觉，母亲一天到晚愁眉苦脸，姐姐也不说话，唯有妹妹跑来跑去撒娇时能给家里带来一点生气。她一会儿让母亲给她做花衣服，一会儿让我给她掏小鸟，一会儿让姐姐给她梳小辫，真是小孩子不知大人愁啊！有一天我家终于出事了，那天我和姐姐、妹妹从山上回来，只见我家门前站了很多人，我们也不知家里发生了什么事，惊慌失措地挤到跟前，只见一个矮胖的女人带着两个大概有十五六岁的胖男孩，那两个胖男孩长得很像，他们站在那个胖女人身旁一个劲地拉着胖女人走，胖女人则使劲甩开他们，继续跳着脚指着我家门叫着我母亲的名字：‘李玉容你个狐狸精，你出来。’我一看这架势又怕又气，想冲上去和她理论，姐姐一把拉住我让我千万不要吭气。这时我们也不知母亲在不在屋，这个胖女人是谁？我问姐姐，姐姐悄悄告诉我这是田胖子屋里的堂客。姐姐摁住我叫我千万不要动，我们就这样又气又怕地躲在人群里。这时有几个老一点的大娘大婶开始劝她，有一个大婶连拉带拽地把她往自己的家里拉，胖女人一看自己骂了半天也没有对手，可能也感到挺没意思的，就顺坡下台跟着那位大婶往她家里去了。他们走后乡亲们这才发现了我们，跟姐姐说，还傻站着干什么，还不赶紧去看看你娘。我们这才如梦初醒赶紧奔到屋里，结果母亲一人在屋里，早已哭得昏死过去。姐姐赶紧又跑出去把邻居也是和我们同姓的罗贵爷爷叫了回来，罗贵爷爷的老伴也跟了进来，一起把母亲抬到床上。只见罗贵爷爷使劲掐母亲的人中，母亲用很小很细的声音哼了一声，又长长地吁了一口气，才算醒了过来，母亲醒来后拉着罗贵奶奶的手哭着说自己不想活了，罗贵奶奶说：‘谁都知道你是个好人，是个老实人，再说了，你走了孩子们怎么办？孩子们就可怜了。’这时母亲抬起头，看了我们一眼，对罗贵爷爷和奶奶说：‘我知道了，你们二老回吧，给你们添麻烦了。’罗贵爷爷、奶奶走后母亲强打起精神来给我们做了点饭，她自己却一口也没吃，姐姐端着饭跪在了母亲的床前，母亲才勉强吃了几口。这件事出了之后对母亲打击很大，母亲病了很长时间，病好了之后母亲也不愿出门。田胖子也有一段时间没到我家来了。我们天真地认为，田胖子叫他老婆这一闹可能还闹好了，有可能再也不来我家了，我家安静了很长时间。
在这样的日子里母亲过两天就给父亲写一封信，可是总也不见父亲回信。母亲除了写信外，还写些什么我们当时也无从知道。母亲睡的很晚，在灯下做衣服、鞋子。母亲说男娃娃穿鞋费，于是就给我多做了几双，给姐姐做了两件新棉衣，把姐姐的旧衣服改小给妹妹做了两件棉衣，又把父亲的工作服给我改做成了棉衣、棉裤。母亲说，夏天怎么都能过去，唯独冬天是非常难过的。母亲还把父亲节省下来的线手套全部都拆了，又加上一股平时用的棉线，给我们每人织了几双袜子。同时她还教姐姐做针线活、织线衣，母亲说以后上山拣柴之类的活让小喜和小妹去，让姐姐在家学学做饭、学学针线活。姐姐也很乐意做这些事情，做出来的东西也像模像样的。但是姐姐到底还是孩子，我和妹妹只要回来一说山上的新鲜事她就动心了，就又跟我们跑到山上。姐姐不像我，她非常爱学习，我们在山上拾柴累了坐下休息时，她就赶紧把书拿出来看一会儿。她有很多梦想，如果‘文化大革命’后学校恢复上课了，她还想去上学，将来她还要上大学，她还想当电影演员。在山上她经常畅想着她的未来，她还问我长大干什么，我毫不犹豫地告诉她，我要当解放军。姐姐有一位男同学叫刘波，是邻村的，对姐姐很好，经常来我们家，帮我们家做点事。而且他们家和我们家的情况相似，他的父亲也是在城里工作，只不过他的父亲离家近一点，他父亲经常回来，经常给我们带来点城市的消息。他也和姐姐一样爱好文学，经常写点什么拿来给姐姐看。据说，他的什么亲戚在部队是个大领导，过了不久他就当兵走了，一开始，经常给姐姐来信，还寄来他穿军装的照片，真是太漂亮、太英俊、太威武了，惹得我心里痒痒的，我什么时候也能穿上这绿军装该有多好。姐姐经常把他的照片偷偷地拿出来看，好像能看出无限的甜蜜和幸福，她经常看着照片自己一个人笑，我笑她痴，她就追着打我，我则故意从她的腋下钻过去。刘波的最后一封信上说由于他调到另一个地方，出于保密的需要以后不能给姐姐来信了。为此姐姐郁闷了很长时间，性格更内向了，她也没有可交流的人，十分苦闷。我们在山上就会时常想起父亲，我们都很纳闷父亲怎么不来信呢？姐姐猜想可能武汉很乱，邮电局也不干活了，有可能父亲想邮信也邮不出来，不然的话妈妈写了那么多信为什么都没有回音，肯定妈妈的信还在邮局没邮出去。
由于我们山区比较潮，母亲的腿风湿是比较严重的，但是母亲都咬着牙坚持上山下地干活。直到有一天，母亲下地去干活了，我们几个则到山上去采野菜，我们回来的比较晚，本来我们想，母亲肯定把饭给我们做好了，但是我们回到家以后却不见母亲回来，于是我和姐姐顾不得饥饿，赶紧往母亲下地的方向去找。我们在去的路上碰到下工的乡亲，他们说你妈妈还在地里，我们就往母亲干活的方向跑，只见母亲趴在田埂上，满身都是土，脸色苍白，豆大的汗珠顺着脸往下淌，母亲咬着自己的下嘴唇似乎很痛苦。姐姐赶紧扑过去扶母亲，我也赶紧过去企图把母亲扶起来，但是凭我们俩的力量根本扶不起母亲，因为她自己一点力也使不上，于是姐姐俯下身把头伸到母亲的腋下，我也照姐姐的样子使劲往起抬母亲。这时只听母亲惨叫一声就晕了过去，我和姐姐都吓哭了，姐姐对我大喊：‘小弟赶快回村子里喊人。’我又饿又累又怕，跌跌撞撞地往村子里的赤脚医生家里跑，赤脚医生陈二明叔叔正在家里吃饭，看到我一头冲进屋，他们全家都吓了一跳，我大声哭喊着，让陈叔叔赶紧去救母亲。陈叔叔听了我述说的情况后，把他的两个儿子也叫上，拿了一块有半个床宽的木板就跟上我往田里跑。跑到田里，母亲虽然已经醒过来，但是还是不能动。陈叔叔问母亲哪里疼，母亲指指自己的膝盖说腿疼。陈叔叔把母亲的裤子卷起来一看母亲的膝盖红肿的很厉害，陈叔叔说：‘风湿性关节炎急性发作。’于是大家七手八脚地往木板上推母亲，结果母亲又大叫着再一次疼昏了过去。我一看母亲的后背，母亲的衣服都被汗水浸湿了，里边的红色衬衣已经将外面的黄色外衣染红了。在陈叔叔一家的帮助下我们把母亲抬回家，在把母亲往床上移的时候，母亲脸色苍白，我们刚一动她她又一次惨叫一声昏了过去。陈叔叔忙活了一阵，他回家去拿了一支像甘蔗那么粗的针管子，将那粗粗的针头插进母亲的关节，然后慢慢地往出抽，大概抽了四十分钟从母亲的一条腿里抽出了将近一管子黄色液体，紧接着陈叔叔又从母亲的左腿里抽出了一管子，然后给母亲打了一针。过了一会儿，母亲沉沉地睡了过去，陈叔叔说没事了，这才回了家。
陈叔叔在家里排行老二，他的哥哥在遥远的黑龙江工作，他的父亲是一位老医生，父亲在城里，‘文化大革命’刚开始就被批斗至死了。父亲临死之前嘱咐陈叔叔赶紧带着孩子回老家去。说：‘只有回到老家，你的医术才能有用武之处，你也才能保护你的老婆孩子。’就这样陈叔叔就回到了老家，家乡的父老乡亲都知道他们父子的医术，因此陈叔叔一回到家乡就有很多人找他看病，再加上我们村子和周围几个村子都没有医务室，于是陈叔叔就成了我们周围几个村子的赤脚医生。姐姐一夜没睡一直守在母亲身边，清晨母亲醒来后说：‘孩子们，妈妈把你们吓坏了，对不起。’姐姐说：‘妈妈您说什么呢，您每天起早贪黑地照顾我们，你有病我们照顾您是应该的。’由于母亲的腿不知怎么搞的支撑不住身子，她再不能下地干活了，于是姐姐就代替母亲去干活，但是姐姐毕竟是小孩子，不能给全工分，因此到了秋天我们家分的粮食就要倒找钱，或者少分给一些口粮。父亲很长时间没有寄钱了，我们那时就是分够了口粮也不够吃，如果少分了口粮我们就难活了。我们在粮场上苦苦哀求生产队长不要扣我们的口粮，正在这时田胖子来到粮场，他问生产队长是怎么回事，生产队长向他讲了我们家要少分口粮的事情。我们心惊胆战地看着他，不知他要说什么，让我们万万没想到的是，他却说，让生产队长把粮食全部分给我们，其余的事情由他来处理。我们悬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我们回到家本来要把喜讯告诉母亲，却看到母亲的脸青紫了一大块，原来母亲的腿没劲，她下地腿支撑不住，摔到地上脸碰到桌子腿上，把脸碰青了。姐姐一个劲地埋怨母亲，说：‘以后您不要给我们做饭了，等我们回来自己做。’母亲眼里沁满了眼泪，但她什么也没说。我则赶紧把我们分口粮的事告诉了她，但我发现她并没有什么喜悦。
有了口粮我们似乎觉得心里安稳了许多，尽管母亲的病好的较慢，但是生活还算平静，然而好景不长，这一天，姐姐带着妹妹下地，我则独自上山去拾柴，没有姐姐、妹妹在一起我感到很没意思，于是我拾了一捆柴背上回来了。我把柴摊开晾上，就习惯性地往母亲的屋走去。然而当我推开母亲的门，我突然惊呆了，只见田胖子像一头退了毛的大肥猪趴在母亲身上，母亲在他的身下无力地挣扎着。我立刻血往头上涌，回头抄起一把耙地的耙子，就朝田胖子打了过去，他的屁股上立刻出现了几个血印。田胖子翻身下地，赶紧穿上短裤，我则扑向母亲，母亲紧闭双眼，浑身颤抖。我看到母亲的惨状，就又回过头扑向田胖子，田胖子刚穿上裤子，上衣还未来得及穿，他抱着上衣就往外跑，我则提着耙子紧追出去，然而我毕竟是小孩，田胖子东一拐，西一拐，就不见了。我于是赶紧去田里找姐姐，等我和姐姐赶回家中，母亲已经割喉自杀了。我太后悔了，我应该先顾母亲，母亲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事。姐姐吼着让我赶紧去喊陈叔叔，陈叔叔来了之后看到姐姐将母亲的脖子用白布缠了一圈又一圈，但血还是使劲地往外渗，就赶紧给母亲打了止血针，给母亲做人工呼吸，并使劲捶了她的胸部几下，直到折腾得满头大汗，他站起来无力地摇了摇头，叹了口气说：‘孩子们，不行了。’我们几个都傻了，我们一起跪下乞求陈叔叔想办法把母亲送到镇上的医院去。‘没有用了，孩子们，赶快通知你们的父亲。’这时我们才看到母亲写好的遗书：
对不起了，孩子们，我本来早就想死了，但是为了你们，我屈辱地活着，桌子上是家里所有的钱和粮票，拿上钱和粮票去找你们的父亲，在去之前暂时不要告诉你们的父亲我走的事情。你们也不要找田胖子去算什么账，也不要说什么，把我葬了就行了。宏英，你是老大，你要坚强，负起照顾弟弟、妹妹的责任。宏喜，你是个男孩子，你要像个男子汉，听姐姐的话，你们两个要把小妹带好，让她长大成人。我把你们几个的冬衣都做好了，每人做了几件，够穿几年的了。我给你们的父亲也写了一封信，你们去的时候把信带上。咱们家不欠任何人家的钱财。永别了！我可怜的孩子们，妈妈是爱你们的，希望你们不论遇到什么情况，都要活下去。你父亲那里也不知发生了什么，如有不测，你们就到甘肃去找你们的叔叔。
妈妈绝笔！
看了母亲的遗书我们几个哭得更厉害了。小妹趴到母亲身上哭得撕心裂肺，她哭喊着：‘妈妈您怎么不要我了！您怎么不要我了！’在我们哭作一团的时候陈叔叔出去叫来了罗贵爷爷和我们家的几个本家长辈，他们商量着说是要给父亲发电报。姐姐告诉他们说我们在这之前给父亲写过信、打过电话，也发过电报但都没有回音。他们说，不管怎么样也要发一个电报。就这样，等了三天也不见父亲的回音，乡亲们就帮我们把母亲葬了。姐姐请人帮忙做了一个木牌，姐姐自己用铅笔画好字的轮廓，然后用凿子一点一点刻了出来，立在了母亲的坟前。在母亲去世21天之后姐姐带着我们去找父亲，罗贵爷爷和陈叔叔把我们送上去武汉的火车，他们对我们千叮咛万嘱咐：‘孩子们，到了武汉要是找不到你们的爸爸，就赶紧回来。’
我们到了武汉以后，看到到处贴着‘打倒走资派×××’‘打倒保皇派××兵团’‘打倒修正分子×××’的大字报。我们出了火车站不远，就走不动了，到处都是街垒工事。我们拿出父亲单位的地址问路，有人告诉我们这个厂是军工厂，都是××兵团的，是保皇派，和这里筑街垒的是两派，要我们绕着走，不然的话有可能被当做奸细扣下。我们按照好心人的指点，绕到城外，终于走到了父亲的工厂。离父亲的工厂很远的地方就设了卡子。我的小妹虽然还没上学，但是也认识一些字，这时她突然指着远处的墙上有父亲的名字，我们抬头望去果然是‘向罗林同志致敬！’的标语。标语有点旧了，说明已经贴了有一段时间了。这是什么意思，我们迷惑不解，守在卡子跟前的人不让我们进，我们就指着墙上的标语说，我们就是墙上贴的标语上那个人的孩子。他们一听，赶紧派人把我们领了进去。进去后屋子里有很多人，有一个头目一样的人问我们：‘是听到了什么还是为别的事找父亲。’我们就把母亲去世，我们来找父亲的事情说了，整个屋子里的人都惊呆了，他们立刻都围了过来。这时我们才知道我们的父亲已经去世三个月了。原来父亲工作的这家工厂是军工厂，这里的人几乎清一色的‘老保’，他们坚决保卫工厂，不使他们所生产的武器流失到外面，在‘造反派’偷袭工厂时父亲为一个年轻人挡了子弹，年轻人得救了，父亲被抬到医院后抢救了五个小时以后去世了。‘那你们为什么不通知家属？’姐姐急切地问。他们说：‘你们的父亲说你们的母亲身体不好，不管出现什么情况，都不要告诉你们家。’姐姐一听就大哭了起来，我想到我的可怜的父母到最后一刻都想着对方，都想着别人，我突然觉得父亲死得是值得的。晚饭是在工厂小灶吃的，这样丰盛的饭菜我们还是第一次吃到。有鱼，有红烧肉，有炖肉骨头，有小虾米，还有两道菜我叫不上名字，还有一道肉丝汤，姐姐看着满桌的饭菜只是哭根本吃不下去，我和妹妹真是饿急了，也顾不了那么多就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在座的人都瞅着我们俩吃，有一个年龄大一点的人一个劲地给我们夹菜，嘴里不停地说：‘好好吃，孩子们饿坏了。’直到这时我才抬起头看了看周围的人，有四个老一点的，还有一个年轻人始终低着头。直到这时，其中一位年长一点的才开始说话，他们四个人，一位是父亲厂里的，也是他们这个战斗兵团的负责人，叫张永昌，一位是父亲生前的好朋友，叫刘立平，一位好像也是父亲厂里负责的，叫我们多吃点的那位老人，是父亲厂里的老工人叫陈树德，父亲救的就是他的儿子叫陈新。陈新就坐在我的对面，他始终低着头，一声不吭，父亲的好朋友介绍完之后，他站起来向我们鞠了一躬，满眼含泪地说：‘对不起，是我害了罗叔叔，是我害了你们全家，使你们这么小就失去了父亲。’他使劲地捶打着自己的头，大哭着说：‘我是罪人，我对不起你们，你们就不要回去了，我做牛做马也要把你们养大成人。’张勇昌说：‘孩子，怎么能怪你呢？要怪只能怪那些“造反派”。你是在工作，你有什么错，你千万不能这么想。’其他的人也都劝他，他终于停止了哭泣。张叔叔又劝大家先吃点东西，有些事随后再商量。陈树德叔叔则说：‘不管怎么说这事是因为小新引起的，孩子们，你们考虑考虑，听说你们还有一个叔叔，要不给你们的叔叔发个电报叫来一起商量商量，你们如果愿意留在武汉，不管有多大的困难，我们也要想办法照顾好你们。’张叔叔也说：‘我们厂里也可以照顾你们。’吃完饭他们把我们送到厂里的招待所，我们刚坐下就进来一位军人，他们告诉我们说是支左部队住厂里的军代表，他进来后很客气，说：‘孩子们，你们辛苦了，你们的生活问题我们一定解决好。’他们又把我母亲去世的事情说了，军代表感到很惊讶，就问我们是想回老家还是留到这里。姐姐说：‘我们晚上商量一下明天给你们答复。’他们走了之后，姐姐把我们两个叫到跟前说：‘我们现在是爸爸、妈妈都没有了，我想我们的父亲已经不在了，现在这个地方又这么乱，我们在这里人生地不熟，我们几个孩子待在这儿还要给别人找麻烦，我看我们还是回去吧，你们两个同意不？’我说：‘听姐姐的，姐姐说怎么办就怎么办。’妹妹说：‘我也听姐姐的。’妹妹这时好像长大了许多，但是她毕竟还太小，说完就到楼道里乱跑起来，气喘吁吁地告诉我们这里没有茅房，我和姐姐赶紧出去一看，厕所就在走廊里，妹妹则惊呼：‘这么高级的茅房呀！比我们的家还好。’我们在武汉住了三天，陈新和他父亲一直陪着我们，听说他们家借了很多钱，不知他们借钱干什么，第四天军代表来到招待所，拿五千元钱交给姐姐说：‘这是陈师傅和全厂职工凑的，孩子们，你们今后生活的路还很长，这点钱你们拿上，车票已经给你们买好了，让陈师傅和陈新送你们回去。’天呀！这么多钱呀！我一下子明白了陈师傅家为什么借钱了，现在我们什么客气话也没法说了，就只有把钱拿着了。陈新的妈妈也来送我们，给我们蒸的馒头，说是让我们火车上吃，还给我们买了衣服、鞋子。说是本来还要给我们买些水果，但是现在太乱，什么也不好买。陈师傅父子俩一直把我们送到家，在我们家住了几天，给我们把房子修了修，把我们家的柴房、厨房都收拾得好好的，他们才依依不舍地离开了我们家。后来小陈每隔一段时间就来我们家一趟，他尤其对姐姐很好，每次来都给姐姐带个小礼物。但是姐姐还惦记着刘波，总是不接他的茬。同时姐姐也对刘波这么长时间不来信心里有些疑惑，于是她准备到刘波家去看一看到底是怎么回事。第二天正好是赶集的日子，姐姐起了个大早，给我们做了点吃的，就领上我和妹妹上路了，这是父亲、母亲去世后姐姐第一次领我们出门，我们都很高兴，姐姐领着我们在集上买了点水果，就往刘波家走。镇子上离刘波家不远，我们走了一会儿就到了。我们推开院门，只见院子里东西放得很凌乱，我们推开屋门，屋里光线很暗，只听到一个微弱的声音问：‘谁呀？’我们进得屋子以后看到堂屋的正墙上挂着刘波的遗像，姐姐一看眼泪立刻就出来了，我们赶紧扑进东屋，只见一个老人倚被坐在床上，他的一只眼睛好像残了，另一只眼睛还能看到东西。老人告诉我们他是刘波的父亲，刘波的母亲到镇子上去给他抓药去了，叫我们稍等一会儿刘波的母亲就回来了。他告诉我们他原先是镇上粮库的主任，因为‘造反派’要抢粮食他不让抢，结果眼睛被打瞎了一只，腿也被打断了，由于没有得到及时的治疗，一条腿永远地残废了，现在拄着拐棍勉强能走路。他还告诉我们刘波在给姐姐来最后一封信之前查出来恶性肿瘤，刘波为了不连累姐姐，不让姐姐惦记，就给姐姐来信谎说出于保密的原因不再和姐姐通信了。姐姐听到这里以后立刻跑了出去，站在刘波的遗像前深深地鞠了一躬，然后对着刘波的遗像就哭了起来，正在这时，刘波的母亲回来了，她看到姐姐站在刘波的遗像前哭，先是愣怔了一下，紧接着她就明白了是怎么回事，也跟着哭了起来，哭了一会儿她又赶紧拉姐姐和我们坐下，紧接着她又打开箱子，拿出了一件花衣服。这是刘波刚得病但是还没确定什么病，到军区总医院检查病时买的，紧接着他就被确诊为癌症，于是他就没有邮这件衣服而是写了那封信。刘波的母亲还拿出了刘波临去世前写给姐姐的信。
宏英：
你好！当你接到这封信时，我可能已经不在人世了，你是个好姑娘，在我生命的最后阶段，我十分想你，我想到我们在一起时那些幸福的时光，我感到无比的甜蜜，这种幸福甜蜜的回忆，减少了我的疼痛和痛苦，于是我在最难受的时候我就想你，我还向同病房的病友谈你，我把我写给你的诗给他们看，我把你写的诗念给他们听，他们陪着我哭陪着我笑，你给我生命的最后时刻，带来了无限的欢乐。只是我没有福气成为你最亲的人，这可能就是命运吧！希望你好好生活，你这么好的姑娘肯定有好小伙子喜欢你的。
祝你万事顺利！
刘波绝笔！
姐姐看到这封信后哭得更凶了。紧接着刘波的母亲就赶紧点火做饭，姐姐执意不在他家吃饭，但是刘波的父母亲都不干，刘波的母亲说：‘今生我们虽然不能做婆媳，我有两个儿子没有女儿，孩子你可以做我的女儿，我们希望你在赶集的时候来我们家歇歇脚。’盛情难却，我们只好在他们家吃饭。这顿饭二位老人尽了最大的努力，宰了自家的一只正在下蛋的老母鸡，炒了自家腌的咸菜、咸肉，我们感到很不落忍。下午我们回来的路上，姐姐捧着刘波送的花衣服边走边哭，回到家里姐姐也不给我们做晚饭，趴到床上继续哭。父母亲的去世对姐姐的打击就够大的，但是对于刘波那里姐姐还怀着一丝希望，然而，这次刘波去世的消息是彻底把姐姐击垮了。姐姐不吃不喝整整睡了两天两夜，第三天早上起来她喝了一点我熬的稀饭，她对我和妹妹说：‘姐姐我想通了，这就是命啊！从现在起姐姐带着你们俩好好过。’真是从那天开始姐姐的情绪好了很多，好像也开朗些了，我和妹妹也受她的情绪的感染，心情轻松了些。在这期间小陈来过一次，姐姐对他的态度也好多了，小陈这次来也受姐姐的情绪的感染，住得很快活，走得也很愉快。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这一天，天气阴沉沉的，姐姐看了看天，自言自语地说：‘看样子雨好像下不来，我今天不下地了，趁还没下雨，和你们上山砍点柴存起来。’我们高高兴兴地到了山上开始砍柴，就在这时下起了暴雨，我们一下子慌了，妹妹踩松了一块石头，石头往下滚，紧接着妹妹也随着滑倒滚了下来，姐姐一个箭步蹿过去一把拽住了妹妹，大声喊：‘宏喜快把柴扔掉。’我赶紧把柴扔掉，姐姐小心翼翼地把妹妹扶到我的跟前，然后用我们带的捆柴的绳子把我和妹妹拴住，因为我的绳子连同柴火一起扔掉了，这是我们唯一的一条绳子了。姐姐用手拉着绳子，我和妹妹慢慢地往下滑动，可这时姐姐突然滑倒，朝下骨碌下去，姐姐怕把我们带下去，她就手放开了绳子，这样姐姐骨碌得很快，我和妹妹都吓傻了，大声哭喊着姐姐，姐姐只喊了半声：‘别管我……’其余的就听不见了。我和妹妹哭着回到村里，叫来乡亲们寻找姐姐。姐姐很快在山沟里找到了，姐姐浑身都是泥，一块大石头压在了姐姐身上，就这样姐姐也永远地离开了我们。妹妹哭得撕心裂肺，我则很发愁，我和妹妹今后怎么办呢？乡亲们帮着发电报叫来了叔叔、婶婶和小陈，小陈很悲伤，哭着说：‘都是我害得你们家破人亡。’我们是第一次见婶婶，婶婶看起来慈眉善目的，她一直拉着妹妹的手，妹妹被这一系列的打击彻底吓傻了，一会儿哭，一会儿笑。我的脑子一片空白，我在姐姐的遗体还在山上的时候解下了挂在姐姐腰上的钥匙，我把钥匙给了叔叔，叔叔去镇上信用社取了些钱，把姐姐和母亲埋到了一起。小陈提出要把我们带到武汉去，由他来照顾我和妹妹，但是叔叔、婶婶都不同意。叔叔、婶婶很快地为我们办好了孤儿的证明，我们到了甘肃后他们又为我们办好了准迁证，再后来，我们就在甘肃住了下来。现在妹妹还在叔叔家。由于妹妹在短短的一年时间内，经受的这么多打击不是她小小的心房能装得下的，她的精神受到了严重的刺激，她整天不说话，有时晚上睡觉突然惊醒，大喊大叫。叔叔、婶婶自己没有孩子，他们把我和妹妹视如己出，对我们很关怀。我到了甘肃后念完初中本来要下乡的，就是因为有我们老家开的孤儿证明，我才参加了工作。因为我一心想当兵，刚好去年咱们部队在我们那儿征兵，我就来了，我人虽然到了部队，但是，我很惦记着妹妹，因此，我经常一个人在那里瞎想，只有收到妹妹写来的信，我才放心。”
罗宏喜讲完了，他似乎长长地吁了一口气，但是我的心却堵得厉害，像有一块大石头压在心上，气也喘不上来。但是，我还是安慰了他一番，他自己也说：“指导员，希望您为我保密。”因此直到出事之前，罗宏喜的事情我们所除了我谁也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