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家谱记名马家禄。而父亲以爹娘起的乳名为光荣，所以经常向人报号马广东。但是，在宁夏同心的东南部地区，人们更多地知道的是马铁匠。马铁匠，是父亲的名牌，也是父亲的“品牌”。这品牌，是父亲朴实、坚强，为人宽厚、仁慈，和睦邻里的真实写照，也是值得我们永久传承的精神财富。
一
父亲1916年农历七月三十日出生于河南省怀庆府（今河南省沁阳市）大葛村后街一个贫苦农民的家庭。父亲兄弟6人，姐妹3人。祖父、祖母都是农民，仅靠耕种几分薄田维持一家生计。由于家境贫寒，生活艰辛，父亲15岁就去山西太原学手艺——打铁。主要是打剃头刀。在学艺4年多中，父亲所受之罪、所吃之苦，听来是令人难以想象的。父亲回家后，就想“起炉生火”，开一家自己的铁匠铺，然而，家中没有资本。22岁那年，父亲跟随二祖父去陕北投奔大伯。大伯当时在刘志丹的部队为一营级干部。然而，到了陕北，没找到人，只找到了大伯遗留下来的碗。他们继续寻找，谁知父亲又和二祖父走散了。在无助与穷迫中，父亲扛起了长凳，吆喝着“起刀磨剪子”，一路上有活挣口饭吃，无活就乞讨度日，辗转来到了宁夏的大水坑。
在大水坑，父亲先是给大户人家打短工，但他依然想有一个属于自己的铁匠铺。有了点积蓄之后，就在友人的帮助下生起了炉火。几年之间，父亲的铁匠炉便小有名气了，刀具、农具深得周围人的喜爱，尤其是剃头刀，轻巧、锋利、耐用，父亲被当地人称起马师傅来。在大水坑干了几年，父亲搬到了同心下马关镇。随后，朋友做媒，父亲娶了大娘余氏，落户下马关镇。在下马关镇的几年里，父亲一边打剃头刀，一边学打菜刀、镰刀、锄头等农用小工具，手艺日渐娴熟、完善。加之父亲为人朴实、宽厚，乐善好施，积攒下了好声誉。可是，结婚数年后，父亲膝下仍无子女。盼子心切的父亲领养了大哥。其后不久，父亲又举家搬迁到了同心预旺镇。
1952年初夏，大娘余氏患病早逝。９月，母亲石创桂带着与过世前夫生的女儿和父亲结婚。1953年的农历九月，道源兄出生。1955年农历七月，母亲生下了我。６口之家的重担落在父亲肩上，为了养家糊口，父亲在汪家塬买了家院和土地，并拜当地一位60多岁孤寡老人为老爹，操持起了农耕生活，农闲时间依然靠打铁贴补家用。
预旺镇办起了铁木加工厂那年，因父亲铁匠手艺在当地的名气，加之积累下的上好人缘，被招进铁木厂成了一名工人。合作化、人民公社期间，父亲一直在预旺铁木厂工作。1962年，预旺公社铁木厂解散，父亲回家务农。1964年，汪家塬大队办起了铁木厂，父亲又到大队铁木厂打铁，直到1978年底农村承包后回家。这期间，大哥、姐姐、道源兄相继结婚成家。改革开放后，父亲在家又支起了火炉，和道源兄干起了打铁的生意。基于父亲的手艺和名望，家里的铁活生意日益红火，家里的境况也日渐好起来。
1992年初春，父亲的身体日渐消瘦，经检查，已是肝癌晚期。我们兄弟姊妹惊恐之余，尽力满足老人的一切要求，发电河南叫来了四叔、五叔和道旺弟；能买到的好吃的尽力买来让父亲吃；邻里、四乡八里的亲友，也竞相探望。农历三月十五日下午5时许，父亲离开了人世，时年77岁。
二
父亲的一生，是普通而平凡的。既没有干出过惊天动地的伟业，也没有给儿孙留下万贯家财。但是，父亲做过的事情，时时迸射出像他打铁时溅出的火星一样，是那样的灼热、那样的光亮！令人感佩，令人钦敬；而他给我们的财富，就是他的做人！
父亲在世时，敬孝行善是他为人处事的首要准则。父亲三十七八岁时，为了能经常听到老人的教诲，弥补未能亲自孝敬生身父母的缺憾，认了一个从外地逃难到预旺的60多岁的孤寡老人马凤云为爹，给我们当爷爷，并且善始善终，直到去世安葬。记得爷爷临终时正是吃大锅饭时期的一个早饭后，享年73岁。弥留之际，爷爷对着生产队的队长、会计和保管及跟前的人说：“全世界没广东（爷爷唤父亲广东）和创桂（爷爷唤母亲创桂）对我的孝敬！”父亲：有爷爷这样的临终遗言，儿女们为您感到由衷的骄傲和自豪！
父亲也不是不想回老家亲自孝敬祖父祖母，只是那时兵荒马乱、交通不便、消息闭塞、经济困难，父亲纵然望眼欲穿也未能如愿！解放初期，父亲也曾靠长期的积累置办了12件皮大衣准备回老家省亲，但这12件“省亲礼物”却被一张姓人氏背着父亲拿去赌钱输光了，使父亲的心血和计划付之东流。尽管如此，父亲也只是对当事人臭骂一顿了事，没作任何追究。事后，那人洗心革面，顾家持业。此事如在今天，物欲横流，有几人能如父亲般宽宏大量、视钱财如粪土！
父亲打了一辈子的铁，没念过一天的书，就像他常说的，双手不会写八字，因此从来不记账。打的铁活，有钱的拿走，没钱的也拿去。事后有的还钱，有的不还钱，父亲也就算了。父亲去世四五年后，仍有好心人给我们还当年的铁货钱。记得一次父亲在预旺街上摆摊卖铁货，小偷就趁机偷铁货。父亲看见也不说。回家后道源兄埋怨父亲看不住摊，父亲却说：“人家是没有钱。有钱才不会偷呢！”真是朴实到家的回答，富有哲理的深刻教诲！父亲在预旺期间，曾自掏腰包为三个非亲非故、只是相识的大龄光棍娶了妻，成了家。现如今，这三家人早已是儿孙满堂、光阴红火。我们兄弟长大稍知事理后，曾问父亲做这事图的啥？父亲哈哈一笑：“图啥？做人！男活四海，女活贤良！”——这是多么宝贵的精神财富！
改革开放农村经营承包后，村上有一位闫姓残疾邻居的架子车辕木从中间折了，不能使用。经济拮据的他，望车唉声叹气，无所适从。父亲看到后，打了两块钢板，用螺杆给固定起来，修好了架子车，而且没要一分钱。当父亲去世安葬时，这位闫姓残疾邻居到家对我们说：“我也没啥能报答马姨父（村里年龄不大的人都这样称呼父亲），过事（办丧事）担水的活儿就交给我！”我们说你腿不好使（瘸着呢），还有其他人呢。他说：“不行！我就要担。”
父亲安葬那天早晨，方圆百里，回汉两教，给父亲送葬的人真是熙熙攘攘、络绎不绝。仅到坟地去的亲朋好友、乡间邻里，就近200人，是当地前所未有的。人们竞相哀叹：“一个大好人走了！”
父亲是走了。但是，他的英灵长存、精神不朽！
三
父亲的一生，只会打铁，做庄稼活不是很在行。父亲打铁，掌握“火候”，注重“淬火”。他打的刃口活（剃头刀、菜刀、镰刀等），在当地是赫赫有名。到如今，仍有人还在使用着父亲在世时打的菜刀、镰刀。父亲学艺出师，是打剃头刀。但父亲不囿于此，而是经常研习琢磨，增长技艺。在２０世纪七八十年代木材紧张时，父亲用铁材打制了一种“铡子”，较木质“铡子”既轻巧便用，又价格实惠，深受喜欢。父亲常常教导他的弟子：“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别嫌咱铁匠黑，腰缠万贯，不如身怀一技。”这是父亲从自身经历总结出的经验表白。
父亲打铁一生，前后共带了十几个弟子。对待每一个弟子，父亲都是言传身教、不偏不倚；而且宽厚仁慈、关爱如子。这些弟子，对父亲是感恩戴德、时常探望。父亲去世时，他们都不顾忙闲、不怕远近，前来奔丧。其哭声之悲切、哭情之动容，真是令人掩面不堪回首！
现在，父亲的弟子，有的已经作古，有的仍在操持铁匠活计，有的随着科技进步已经把这门手艺发扬光大了。无论他们走多远，干多大，都永远铭记着父亲的音容笑貌和谆谆教诲！
四
父亲有５个儿女。大哥是买下的，张姐是母亲带来的，彭姐是父亲认下的。关系如此复杂，我们却胜似一母同胞，和谐相处。究其原因，是父母亲的慈爱和教诲。父亲对５个儿女，不偏不倚，心公如水。买衣买吃的，一个多少都多少；责罚儿女，各打“五十”；教育儿女，吃亏是福。谆谆教诲，常萦耳际：“人，亏吃不下去，吃下去都是福！”“尊人尊自己。人敬一尺，敬人一丈。”“要知恩图报。”“要堂堂正正做人，踏踏实实做事。”“害人害己。”“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没到”……
正是在父亲的教导、培育和熏陶下，马家后辈们为人本分，做事厚道，乐善好施，无论是务农，还是上班，干工程，做生意，都干得红红火火，顺风顺水，光阴过得安安稳稳、平平淡淡又红红火火，这正是我们对父亲在天之灵最好的告慰。
五
父亲一生，有两大嗜好：一是好吃好喝，一是信佛崇道。父亲的口头禅是：“吃了喝了是落下的”。只要有钱，就买好吃的。对穿衣戴帽，却不讲究，旧一点都无所谓。谁买新衣服，他还叨叨，说穿暖和就行，穿那么新就像个“烧料子”（对虚浮的责贬），有啥用！
父亲一生没念过书，但在山西太原学手艺时经常听“说书人”说书。什么《封神演义》《王翦老祖》《呼延庆打擂》《穆桂英挂帅》等，他都听过（儿时父亲常给我们讲）。受其中的传统封建迷信思想的影响，加上父亲的生活经历，所以他非常信佛崇道。在家里盖了佛堂，敬奉太上老君和观世音菩萨，香火不停。现在想来，父亲的这一嗜好，是他的一种精神寄托。父亲曾教导我们说：“人穷不要紧，就怕穷人没精神”。看来精神之于人，是多么的重要！
如果把“精神之于人”推而延之，那么，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岂不更要有一个强大的精神支柱！
百年根脉扎同心
/ 董小平
我家祖籍陕西宝鸡，从爷爷董生荣逃荒到同心，已经快百年，有四辈人了。听父亲说，爷爷是1923年跟他舅舅逃荒出来的，当时只有15岁。也许是冥冥之中早有前定，同村一起逃荒出来的人很多，大部分在甘肃平凉落了脚，只有爷爷和他舅舅来到了同心。
爷爷学过鞋匠手艺，刚来到同心时，就先在西山一带转着锥鞋，人地生疏，居无定所，到哪儿锥鞋，就吃到哪儿，住到哪儿。后来手头宽裕点，就在同心老城西门外租了一间房子住下，还是靠锥鞋过活。
爷爷成家后，又租住在小寺对面（清真大寺正南，现在的红军长征纪念馆所在地）和马其林在同一个院子里。后来房主要搬走了，就把房子的木料散给了寺上，房子的主体就留给了爷爷。爷爷就把姓李人家给他的两间房子的木料拆了下来，在原址上盖了两间房子，自此爷爷便有了固定的家。在回族地方时间长了，爷爷的生活习惯也回族化了，奶奶也头上戴着白帽子，和回族妇女没什么两样。家里从来不吃死物，吃鸡也要拿到寺上去宰。爷爷一家和邻里之间的关系相处得很好，周围的回族群众也从来没有把爷爷一家人当汉人和外地人看，家里的用具都互相借用。娃娃们见了爷爷、奶奶，也都称呼大爹、大妈。
爷爷手艺好、脾气直，在同心锥鞋也是出了名的，人们称爷爷为董鞋匠。有些人不知道我爷爷叫啥名字，但说董鞋匠，他们都知道。爷爷锥的鞋很结实，放羊的、犁地的都愿找他锥鞋。接的活儿多，他就连夜往出赶，有时候要干到鸡叫了。对特别困难的回族老人，爷爷总是说：“能给多少算多少。”有的就干脆不要钱了。对少给的或欠下的，爷爷从来不记账。
解放后，爷爷还是干他的鞋匠活儿。1956年手工业改造时，成立了鞋业合作组，爷爷成了合作组师傅兼出纳。王德福、马进良、马有弟、马应德四人加入进来跟爷爷学锥鞋。合作组成立后，他们翻山越岭去预旺为当地乡亲们锥鞋。一直到1969年，因爷爷年龄大了，被安排到木器厂看大门。
1971年，爷爷患了重病，父亲把爷爷接到前红村养病，不到一个月爷爷就又想回家。他哪里是想家，是想他的回民邻居了。邻居马其林老人也想他，叫儿子马明保赶着驴车把爷爷接了回来。年底，爷爷去世后，马明保还常来看望我奶奶，见了面就大妈长大妈短地叫着。
爷爷没有让父亲继承他的鞋匠手艺，而是供养他上学。
父亲1963年7月从吴忠中学毕业后，当了老师，先分配到窑山学区，不久又调到王团刘家川。刘家川是个穷山村，学校只有一孔窑洞，父亲没地方吃，没地方住，村上就安排他在各家吃饭，每家一星期。父亲的后顾之忧解决后，他把所有的精力都用到教书上来。就这样一吃就是五年，父亲和乡亲们也“吃”出了深厚的感情。
1967年组织上要调父亲到罗家河湾小学工作，乡亲们知道后纷纷来和父亲告别，走的时候父亲哭了，乡亲们也哭了。罗家河湾是川区，条件好些，离我们家也近些。但工作了不到３个月，有个女教师没办法安排，学区校长虎满孝找父亲谈话，叫他再到山里去，把位置让给女老师。父亲服从组织分配，毫无怨言地背上行李又到了王家海子小学。后来，把我们家也搬到那里了。父亲一个月30斤供应粮，我们一家５口人不够吃。村上的人知道了，这个送来一袋洋芋，那个送来半袋小米。还有些人多了拿不出来，少了又不好意思送来，就让村长收集起来送到了我们家。父亲激动地抓住村长的手说：“谢谢啦，谢谢乡亲们啊！”村长说：“董老师，你为了我们的娃娃，你的家属为了支持你的工作都来到了这里，我们应该谢谢你啊！”后来公社里知道了我家的情况后，给了我们家５０公斤供应粮。从此，父亲安下心，在那个山村认真教书育人。
父亲写得一笔好字，公社里经常叫父亲去刻蜡纸和写材料。没有交通工具，进出一趟太困难。1968年年底，公社研究后，将父亲调到条件较好的前红完小工作，我们家也随父亲搬到前红。
父亲在前红村工作了十几年，我们家也在那里住了十几年。因为周围全是回族，我们一家人也越来越回族化了，吃饭、穿着都和当地人没有两样。这里的人对我们都很尊重，也没把我们当外人看。一些关系友好的回族老人开父亲的玩笑说：“董老师，你家的生活习惯跟回民没啥两样，干脆当老回回算了。”父亲一脸憨笑学着回民的话说：“听口唤吧。”
1980年9月，父亲被调到王团学区工作，我们家就落户到了王团北队。年底就实行了包产到户，我们在王团北队也分到了三块水地，共有七八亩。后来还有了一头驴，听父亲说，当时马如义贩驴，马汉儒书记就用无偿投资款给我们买了一头驴。在这里不光是公社和大队的领导给我们无微不至的关怀，当地的群众也给了我们很多的帮助。每到粮食收割时，就有好多好心人来帮忙：南队的王正明用拖拉机给我们拉过麦子，王彦成让儿子开着解放车给我们拉过糜子和谷子，穆生录老人从穆家槽子赶着牲口到王团给我们犁过地，王义忠一家人帮着打碾粮食……这就是朴实憨厚的王团人。
由于奶奶岁数大了，没人照顾，1985年夏天我们家搬回了县城。组织上考虑到父亲的困难，1986年把父亲调到城关学区工作。学区校长不想让父亲走，父亲也不愿离开王团，不想离开他工作了23年的第二故土。父亲在王团工作的23年，是难忘的23年，也是父亲经常对我们讲起的23年。
我们姊妹８个，都是喝着那里的水，吃着那里的粮食长大的，我们也把王团当成故乡了。父亲到城关学区，担任会计，不仅要做学区的各种报表，还经常给教育局做各种报表，工作非常忙。就是在患病住院期间，还被叫去汇总年报，这样一“汇”就是20年，直到退休。
1985年，我从部队复员回家，父亲让我也当了教师。参加工作后，和回族同事、回族群众和睦相处，非常尊重他们的风俗习惯。到了斋月，我从来不在他们面前吃东西，也不在办公室抽烟。有些穆斯林还请去吃油香，还要散乜帖。同事的长辈或同辈去世了，我戴上白帽子，也去送“埋体”。有时候到亲戚家串门，亲戚开玩笑说：“同心的老回回来啦。”我笑着说：回汉一家人嘛！
如今，我们一家四代人，根脉已经深深地扎在了同心这块土地上，跟这里的父老乡亲们共享着回汉一家亲的和谐幸福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