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信之，男，汉族，生于1930年12月，山东省昌乐县人，中共党员。1952年12月在同心参加工作，1952年12月至1954年10月在同心县卫生院工作，医生；1954年10月至1956年8月任同心县下马关卫生所所长；1956年8月至1957年5月在吴忠医院学习；1957年至1978年在同心县医院工作，医生；1978年至1979年12月任同心县韦州医院副院长；1984年1月任调研员，1993年1月退休。
董信之是解放初期到同心工作的医务工作者，是同心卫生事业的奠基人之一，也是同心县外科手术的鼻祖，曾任过同心县医院副院长，是同心县老一辈医务工作者中的佼佼者。
董信之历时20多个春秋，跋山涉水，历尽艰辛，完成了至今仍有医学价值的《宁夏同心县中药资源》一书。
苦难的童年
我叫董信之，1937年我8岁的时候，随家人逃荒到现在的内蒙古后河套临河县，在离吴家河5公里路的一个村落居住，住的是茅草庵。不幸的是我父母操劳过度，吐了三天血，后相继病故。我的生活跌入了深渊，艰难和困苦可想而知。后来打听到宁夏给孤儿管饭还让念书，我就辗转到了宁夏，被收容在赈济委员会宁夏儿童教养所，于1945年8月考入宁夏（市）八里桥国立职业学校念书。又于1946年3月考入宁夏护士学校。为谋生活，1947年11月底，听说马家军（马鸿逵）招兵，我因此误入马家军，考入交通处无线电干部训练班，担任电报员工作。
和平解放有功证
1949年9月初，我在原国民党十一军一六八师无线电排担任中尉技佐，解放军已经打到中卫下河沿黄河渡口处，守中卫的原国民党八十一军军长马鸿宾宣布起义。我决定留下来，并动员一起的赵德昌，我们两人看守两部美制整架电台。我们保护了人民的财产，被记了一功，解放军给我们办了“和平解放有功证”证件。
来到同心
卫生学校改办好后，我又入校继续读书，学校吃穿实行供给制。我被分配到医训班。1950年6月，我在学校被无记名投票选举为代表，出席了宁夏首届学代大会。
在卫校里学习了二年半后，我毕业了。我和同学邵泽南被分配到同心。我们坐上大卡车向同心出发，卡车过了中宁，开始感受到了一种荒凉。到了同心县，办好了手续，给我发了一个红牌，我的证章是54号，上面盖有同心县人民政府的公章。
从县政府出来，到了下面一条街，即看见平地上出现一个高约三五米的台阶，有个门，上面挂着同心县卫生科、同心县卫生院、同心县少数民族妇幼保健站3块牌子。进到院子后，卫生科科长李艮热情地接待了我们。他让我们先休息几天，把同心县城熟悉一下。我看见在房子的阴凉处放着一块约10公分厚的冰块，才知道这里严重缺水。
卫生科管3个单位，一共14人。我们门诊部看病的大夫只有一人，卫生院药房师一人，还有一个实习生。县级5个单位是一个团支部，我担任团支部组织委员。我还负责卫生科的治安保卫工作，保管枪4支。一个月以后，让我负责医疗工作及门诊病人，那时病人很多，基本上是免费治疗，这是我在同心从事卫生工作的开始。
处理难产手术
1953年春节后，在卫生院斜对门有一产妇难产，我去出诊时看到胎儿已死。产妇在炕沿边上，两条腿由老乡抓好，由我做手术，这个被难产折磨的产妇终于被救活了。在当时，这个手术影响很大，这种处理方法在同心县还是第一次，一个没有结婚的汉民男青年，给戴着盖头的回族妇女做难产手术，对民族团结起到了很好的作用，消息传遍了全县，这是史无前例的。
给教长看病
同心县第一例腹部外科手术，是1954年给患者周瑜文做的，他是政协秘书长、农业科副科长，吴忠县涂正春院长帮我成功做了这一例手术。
1954年七八月间，县通讯员骑着马，另拉着一匹马，到卫生院向我招手。他见到我说马上准备去看病，并嘱咐我谁也不要给说，就要我一人跟他去。他说，是某教长两个小时前在海原兴隆受伤，需要做手术。他把自己带的压有10发子弹的枪给了我，一会儿，就见贺永吉县长带领警卫员准备出发，警卫员带着一支美制卡宾枪，腰内别了一支盒子枪。
我们3人骑着马，来到了清水河边，河里正在发大水。马用鼻子嗅了嗅水，并用脚踏水，就见警卫员将马拉回，那位警卫员曾是部队转业军人，我以为水大不走了。这时只见他快速拉回马，狠劲地抽了一鞭，马一下子跨入河中，由于水流湍急，那匹马立即向水中游去。我的马紧跟其后，也进入河中，水流仍然很快，只见马露着头，我一手托着消毒手术包，头只顾朝前方看着。当马一脚踏上了岸，我总算明白了，马是龙也。
到了庄子上，在两孔套在一起的土箍窑里，我们见教长躺在炕上，盖着单子。县长向教长说了一句回民礼节的话，之后我即抓紧时间处理伤口，教长在炕上和县长在一起。手术后，我在炕的另一头坐着，见有人端着饭和肉，是个约五六十岁的老头，老头即要跪下，教长说了几句什么，贺县长就说，不要下跪。我们正在吃饭，就听见外面有人吵：“你给老人家说，让我去，我先选8个人抬老人家，到县上去的人都是有功的。”我才感受到这些人对老人家的尊敬和爱护。在下午潮水有些退却时，人们争着将老人家抬过了河，在县政府住下，我每天去打针换药，直到痊愈回家。
在下马关治疗炭疽病
我于1954年11月调到下马关卫生所任所长，第二天见有个病人来看病，他叫田茂生，因左手中指患炭疽病，当地老乡叫恶指。因为痛得没有办法，有人给出了偏方，就把一只猪杀了，把苦胆套在手指上止痛，但仍痛得不行。我说一分钟就叫你不痛，便采取从手指两边注射了2%的普鲁卡因封闭疗法，并包扎好，还给打了消炎针，吃了消炎药。他的伤口几天后就痊愈了，在当地留下了好的影响，病人渐渐多了起来。
建设下马关卫生所
1955年春天，我给一个40多岁的人治好胃病后，他问我有什么困难，他可以帮助我解决。我们卫生院最大的困难就是没有房子。这个不知姓名的瘦高个子人，穿黑长袍，看着很有知识和学问，我才知遇到贵人了。
事情进展得很快，约一个月多一点，他就给我来了信，说给解决了6000元钱，这个钱在当时是一笔相当大的款项。我们买了盖房子的檩条，又在中宁买了芦苇、草席，雇了20头驴运输，还请到了盖房师傅。买了两套四合院的房子，拆了当做地皮。区政府派了建筑工人和木匠开工建筑。由我设计了8间带走廊的房间，大玻璃窗子，带有弹簧合页的走廊门，并在院子内盖了4间住宿房。下马关卫生所新盖的房子是同心县第一批砖木结构的房子。
开展手术
1956年9月，上级通知我和邵泽南二人到吴忠医院进修外科手术半年。在学习中，我有机会主刀做了腹股沟斜疝和阑尾切除术。1957年3月我和邵泽南回到同心后就建立了病房和手术室。当年5月份，有位叫苏治虎（回族、韦州人）的病人得了肝包虫囊肿，我和邵泽南给做了切除术，我主刀。
1957年夏天，城关一个产妇难产，为急救大人和孩子，做了剖腹产手术，这也是同心的第一例剖腹产手术。1957年秋天，给周生壁（他原是栗荣祥书记的警卫员，回民，同心周家段头人）做了肠梗阻肠吻合手术，这是第一例肠吻合手术。给马尚选（回民，下流水人）做了第一例阑尾炎手术。
1958年，因为我自己制造氧气，发生爆炸，把我的脸也烧伤。为了安全，以后我改用局麻做剖腹产手术，第一例的病人叫锁富兰（回民，22岁，田老庄吴家堡子大队白源头子人）。1960年，第一例胃肠吻合术，病人叫马成洪（回民，喊叫水人），这次手术由银川郭志远老师帮我做的。
胎内带尾椎肿瘤
1959年8月，病人王彦荣，小名二力，男，回民，8岁，城关麻疙瘩大队人，身后有一肿瘤，送病理检查肿瘤为良性。我给他做手术，当切开露出囊肿，肿瘤底部就像农民脚后跟似的很厚皴。我就沿着皴边上切开皮肤，有结缔组织很厚，渗血很多，助手刘忠（汉民，中宁人）一直用热布止血擦血。这个手术做了整整一夜，一直做到鸡叫天亮，病人脸也有些苍白，我们也很累很累，把瘤子基本上切除。我把多余皮肤剪掉缝合，还存下比山羊尾巴稍大的一块，我准备好了以后病人第二次手术时切去。缝合后，病人说以后不必做手术了，以前蹲下把瘤子当凳子，现在穿上裤子都看不见了，这就很好了。“文化大革命”时期，他结婚了，还生了3个孩子。
见证同心卫生事业
1958年4月底，我被选为出席甘肃省第二次先进生产会议代表。1958年7月，我被聘为《宁夏日报》通讯员。这年，在十几亩大的地皮上盖了县医院，总共有100多间房子。
这年，同心县卫生院改为同心县人民医院，同心县少数民族妇幼保健站改为同心县少数民族妇幼保健所。同时政府下通知，任命我为同心县人民医院副院长，为副科级。
1961年3月25日~4月2日，我作为代表参加了同心县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并被选举为人民委员会委员。1963年12月，我作为代表参加了同心县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并被选举为人民委员会委员。
同心中草药调查
为响应党的调查中草药的号召，吴忠县卫生科科长李风光带我们到了罗山，在林管所绿化台住了一个月，对罗山的一些植物药材进行了识别。休息几天后，我们6人带着6支枪，就进入了六盘山。到了林建师，办了入山手续，先在什字路饭店住下，每天到四周围走5~10公里山地沟河。有一天，李风光因感冒没有外出，我们5人出去不远，碰见了一只豹子。所幸豹子离我们而去，好险呀！
采集标本
我从1974年至1978年6月到罗山十几次。我去六盘山20多次，一个人住在林场水管所大院内。还有一次在二龙河林场（也叫20间房林场），从3月住到6月。我为了观察初春深秋常绿植物和植物的兴衰，1978年3月到六盘山，那里还在下雪，我从3月住到6月。每个林场都有一辆手扶拖拉机，我乘拖拉机往返于各个林场，在林场吃住，采集了大量标本。
1975年，我和县医院中医邰占林及汪家塬赤脚医生胡德正到六盘山一次，时间几天。我和邰占林带同心卫校30多人到罗山去过一次，在罗山林场住了10多天，教同学们认识中草药。我和邰占林还带了两个赤脚医生到米钵山。1975年，我和胡德正去马家大山一次，以后我一人又去了一次。我每次上山时，都带着李风光送给我的小稿夹和植物的标本框夹，还有压标本用的贡草纸。
我从1972年到1978年走遍了同心县8000多平方公里的山山川川、沟沟壑壑，到罗山10多次，共采集药用植物标本2000余种份；到六盘山去过20多次，走遍了9个林场，采集植物标本2000余种份。
《宁夏同心县药用植物名录》问世
我于1984年2月初步整理写出《宁夏同心县药用植物名录》（附药用动物和药用矿物），计药用植物82科331种，附药用动物名录44科72种，药用矿物5种。
《宁夏同心县药用植物名录》首次提供了宁夏同心县的药用植物的信息情报。书印成后，送给自治区药检所4本，送给同心县科委10本，还给了县领导和有关部门各几本。
宁夏中药资源普查评审验收
1987年2月16日，宁夏中药资源普查评审验收成果鉴定会议在宁夏宾馆东楼召开，出席会议的有领导、专家、教授共21人，是一个较高级别的会议。第四天上午发奖，分设3个等级奖项，我被评为二等奖，发了奖状、奖金、皮箱等，会议展览厅内还展出了我的5本书。全区共发了5面鲜红的大锦旗，我为同心县争得了一面。
后 记
董信之老人在草稿中说：“因我已80多岁，又有心脏病、糖尿病、高血压、脑中风后遗症等，执笔困难，思考力欠佳……如能为同心的卫生事业和同心历史做一点记忆和回顾，我也很欣慰了。”董信之老人的回忆录，将同心县卫生事业的历史充分展现，国家命运、个人时运、卫生事业都有所叙述，对我辈有所启迪。
但愿有更多的读者能读到此文，能体会到60多年前同心医疗事业起步的艰难，向一代代同心卫生人的救死扶伤伟大精神致敬！
我的四川老爸/ 马学军
马英虎，男，回族，1918年2月出生，四川省巴中市通江县人。1931年3月参加革命，1932年12月加入红四方面军，1935年5月随军长征，1936年10月路经同心时遭遇当地土匪袭击流落同心。1945年至1949年8月被迫在国民党八十一军顶兵，部队投诚后回乡。1949年9月宁夏解放时在新庄集区参加支前工作，1951年3月在新庄集区政府工作，1956年下半年在吴忠干校学习后任三区（新庄集）五乡乡长，1957年12月被精减。1958年7月至1960年12月在骡子沟铁矿当工人，1960年1月至1980年3月在同心县草原站、种畜场当工人并退休。1983年组织更正按新中国成立前离休工人对待。
在四川省巴中地区大巴山南麓与川陕边境交界的通江县，有一条神奇秀丽的诺水河横穿而过。20世纪二三十年代，沿河两岸军阀混战，民不聊生。由此，中国革命的火种燃向这里，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在这里建立了川陕革命根据地，红军第一支正规妇女武装“红四方面军妇女独立营”也在通江县诞生。我的父亲就出生在诺水河畔的一个叫楼子庙的山村，他的童年和少年就在这块红色的土地上度过。
据父亲讲，他本姓李，在他的记忆里没有父母的印象，他出生后不久父母便相继去世，由爷爷奶奶抚养。到父亲3岁时两位老人又不幸同期离世，留下他和一个姐姐一个哥哥，他们姐弟3人只好以讨饭为生，之后父亲先后被姓龚、姓金两家收养，大爹被姓朱人家收养。从此姐弟3人失散，失去联系。
长征途中流落同心
父亲1931年3月参加当地革命武装，1932年年底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路经通江县平溪坝（现为平溪镇）时，父亲（当时名叫金会涛）经七十三师（后改为三十一军）政治部宣传科科长范长福同志介绍参加了红军，在七十三师政治部司号连担任司号员，一个月后调整到总医院当护士。此后，父亲随部队在通（江）南（江）巴（中）根据地一带，经历了跟国民党军阀田颂尧、邓锡候、刘湘、杨森等部队的战斗。
据父亲回忆，民国24年（1935年）农历三月，他所在的部队从江油出发，经茂州（现茂县）于6月到达毛儿盖与中央红军会合休整，期间听到了具有革命历史意义的“巴西会议”。会后部队又南下，经芦花（黑水）、马尔康、懋功到天全、芦山一带，与国民党胡宗南部队作战，又因飞机炸断了雅州（现雅安市）大桥。在民国25年（1936年）大年初一那天又开始北上，再次进入到荒无人烟的大雪山，部队也陷入最困难的境地，人马缺粮草，靠吃树皮、野果、死骡马维持。在这样艰难困苦的条件下，前方部队还将能吃的东西放在路边留给后方的同志。进入草地时正值农历六七月份的雨季，灰绿的沼泽地泥泞不堪，大家都是手拉手前行，稍不小心就陷入泥潭。晚上大家就地坐着休息，早上起来身下就是一个水窝。父亲常给我们家人及身边的人说，他们过雪山草地时，晚上睡觉谁也不知道第二天早上能不能活着起来，在前行时边走着随时就有倒下的战友，身边离去战友的尸体随处可见。部队经过甘肃的洮州、岷州（现临洮、岷山）一带，到达甘肃会宁后，部队分为两部分，一部分在甘肃靖远县过了黄河，父亲随另一部分部队从靖远进入宁夏海原境内。农历九月十五日（公历10月29日）到达同心沙嘴城时，部队接到上级命令，改变了原进驻宁安堡（现中宁县宁安镇）的计划，决定东上窑山，部队在白家湾、南关口、马段头一带驻扎待命。一天夜里父亲和卫生队的几位战友奉命从磨其子转送伤员，天气气温骤降，夜里飘起了雪花。他们晚上十一二点行至马段头山的西疙瘩梁时，突然遭遇当地土匪“马老九”（绰号）部下的枪袭，父亲慌乱中掉进了一个被洪水冲涮的深坑里（此坑在我16岁时和父亲路过时亲眼见过）摔晕。第二天天刚亮，土匪来打扫战场时，沿着雪印在深坑内找到父亲，又在附近的沟里找到了另外两位战友，一个叫罗加保，一个叫张树仁。土匪将父亲他们3人捆绑带回驻地，关在一个老乡家的磨窑里。在磨窑里土匪不给吃喝，一位老奶奶见他们用舌头舔磨盘上的面吃，便偷偷背着看守从门缝里扔给他们两个谷面馍馍和五六个生洋芋。土匪见他们都没带枪，正准备处置他们时，庄子上的乡亲们听到后，几位年长的回族老人出来求情，一位叫马永贵的老人说：“红军也是穷苦人，害他们的命使不得，你们行个好，看谁家缺人手留下做个帮手吧。”就这样，父亲他们3人算是留下了一条命。之后，父亲被小井子的马存德收为养子，罗加保被磨其子一马姓老人收养，改名为马义才，张树仁（解放后不久返回了原籍）被名叫马乌子的认成弟弟。从此父亲他们3人就流落此地。
父亲被收养进家后很快适应了新的生活，加之养父母当时没有生育儿女，对父亲如亲生看待。父亲是个很勤快的人，除了种家里地外，还到新庄集的青山一带给人拔麦子、拔糜子挣钱，冬天闲时就到中卫宣和一带挑砂锅换粮贴补家里。几年后家里光景好转了起来。父亲后来与海原大地震时逃荒到邻村的冯桂英成了亲，结为患难夫妻。1945年，爷爷在国民党八十一军当兵的五弟马存海逃跑，父亲被迫顶兵，1949年8月部队投诚后父亲回到了家里。
平凡岗位尽显党的恩情
1949年9月宁夏解放，父亲主动找到组织参加了新庄集区支前征粮和地方武装剿匪，搜剿土匪枪支10余支。抗美援朝开始后父亲组织当地群众为十九兵团同心兵站运送公粮。1951年3月正式到新庄集区政府工作，当时区政府工作人员缺少，工作非常忙。人们都拄着棍往返于各个村庄，父亲心里只想着多干工作。1952年母亲在父亲的引荐下也参加了工作，先后在新庄集区妇联和供销社工作。我的父母从苦难中成为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代建设者，用他们的话说，是共产党让他们真正翻身当家做了主人。在这期间和父母一起工作的同事有王振中、卜宗夏、马德璞、冯长太、乔风鸣等。
1956年下半年的一天，县委书记张少舟在下乡时碰到了父亲，他问父亲工作的咋样，有没有困难，父亲很执著而高兴地回答“好得很！”接着张书记对父亲说：“你是老革命，以后工作的路还长，你得学点文化知识才对，有机会组织上安排你到外地学习学习。”父亲听后激动地回答说：“我一个讨吃要饭的，要不是共产党哪能有我的今天，我拿铁锹干粗活还行，拿笔可拿不动呀。”惹得在旁的人哈哈大笑。不久父亲果真接到去吴忠干校学习的通知，他便去学习。父亲一提及这件事就兴奋不已，说这是他一生最幸福的日子。到了干校既高兴又紧张，第一次拿笔时手不听话，比拿镢头还吃力。当第一次会写自己名字的时候，心里就像喝了蜜一样甜美。他为了把学习搞好，晚上常把头蒙在被窝里打开手电偷着学，甚至连上厕所都带着课本。从吴忠干校学习回来后，父亲被调任三区五乡当了乡长，1957年12月底被精减回家务农。1958年7月大炼钢铁开始，组织又重新安排父母到骡子沟工作，父亲既带民工又担任保管，母亲在工地做饭。当时我的姐姐已经4岁，由于父母工作太忙不得不将姐姐留给姨娘照看。1960年1月父母被调到草原站工作，不久母亲因病离职。父亲在畜牧单位一干就是20年，直到1980年退休。
父亲对党怀有深厚的感情，他把这份情怀全部投入到工作当中。无论是他当干部时期，还是在长达23年的工人期间，总是脚踏实地坚守在最艰苦的岗位。在我的心目中他就是一个“老黄牛”。革命战争年代老一辈革命家吃苦耐劳、认真负责的精神在他身上得以体现。父亲在草原站工作的20年里一直干农工和牧工，在我的记忆中，父亲常常是赶着毛驴车奔波于单位与羊圈的路上。那时草原站的羊群全年驻扎在罗山坡下，父亲既是看圈的又是做饭的，尤其是冬季到了羊产羔期，他就更忙了，常把面熬成糊糊装进奶瓶里把小羊羔当娃娃喂。记得在1973年冬天，父亲因劳累感冒引发肺气肿和胸膜炎住进了韦州卫生院，站上的领导看他病得不轻，请医院好好给他治治，可他刚住了一周就偷着跑回了羊圈。父亲曾给我们家人讲过这样一件事，那时草原站还在海子棠（现红寺堡），站上的工人都在野外找草，任务定量，他发现有位工人干一阵睡一阵，但每天交的数量却比其他人都多，他很纳闷，后来他发现这位工人在捆草时常在中间包土。父亲在他交草过称时当场打开了草捆。父亲由于对工作这种认真劲也得罪了不少人。“文化大革命”期间，因给国民党顶过兵，登记落实流落红军时被拒之门外，“文化大革命”升温又成为“叛徒”的把柄，而遭受人格污辱和人身攻击，母亲、姐姐和我3人也由此被注销居民户口下放农村。
尽管这样并没有改变父亲对党的挚爱和对工作的执著，倒把这种情怀作为对我们子女唯一的希望和要求。他一生对我们姐弟俩的期望就是不忘红军的光荣传统，学习红军革命精神。老人由此给姐姐取名叫马怀军，我名字的意思自然就很清楚了。我刚参加工作时是教师，父亲就反复叮嘱我：教师是良心工作，要好好教娃娃们呢。5年后我入了党，父亲才算放了心。在我改行到乡镇工作时，父亲又提醒我，老百姓是我们的衣食父母，绝不能给他们摆架子。父亲这些朴实无华的教诲我暗暗记在心里。
红色姐弟根扎回乡
父亲落脚同心，随着岁月的流逝，对家乡亲人的思念越来越强。1964年父亲向老家通江县公安局写了封请求寻找亲人的信。半年后收到了通江县公安局的公函，父母得知老家哥哥在世，姐姐下落不明的消息后，兴奋和悲伤交织在一起。父亲拿着信逢人就说这是埋藏多年的期盼。由于条件限制，直到父亲退休时双方亲人还靠书信传递情感。
人生有时会有意想不到的巧合，失望之中也会有意外的惊喜。1967年，草原站因给国防让地往下马关公社的池家峁搬迁。父亲喜欢给别人讲自己参加红军的经历，在和吴忠建工队工人们拉家常的过程中，父亲的身世引起了一位杨姓工人的注意，他告诉父亲说，吴忠东风公社他老家有一位四川女红军长相跟父亲很像。得到这条信息后，父亲就北下吴忠。谁能想到奇迹会在这里出现，失散40多年的姐弟俩竟在回乡相聚！
姑姑名叫李正秀。父亲他们姐弟3人失散后，姑姑也在家乡参加了中国工农红军，在“红四方面军妇女独立师”，同属红四方面军三十一军。1936年10月姑姑随部队长征到达甘肃高台县后，奉命向山丹、张掖一带进发。1937年1月在高台战役中全连被国民党马步芳部队击溃，姑姑和剩下的战友被俘，在被处决时所幸没被子弹击中要害，子弹从后脑右侧擦眼而出倒在血泊中，苏醒后巧遇一位吴忠籍在当地逃荒的回族男人相救留下性命，但右眼伤残失明，后来两人成亲在当地生活。解放后姑姑随夫回到吴忠，后被组织确认为老红军，1992年去世。姑姑生有两男，我们两家团聚时大姑舅哥已结婚成家并参加了工作，二姑舅哥依照姑姑的心愿参军服役。从此我们又有了姑姑一家亲人。
父亲姐弟在宁夏的团聚，了却了他们姐弟3人心中那块生死未卜牵挂的心结。到70年代初，四川的大爹家已是一个有三男三女的家庭了。大堂哥和堂弟先后参军，大堂哥朱学诗随姑叔之意于1976年复员宁夏，后被安排在青铜峡铝厂工作。现在我们已有四代根扎回乡。令我内疚的是直到1985年3月得知大爹不幸去世，我才带父亲第一次返回阔别50年的老家，留下父亲哥俩再未相见的憾事。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家庭经济条件好转，双方亲人互相探望。2000年我和父亲再次探亲，老家诺水河凭借红色革命圣地和风景名胜地优势，成为四川省重点风景旅游区。父亲为家乡今非昔比的变化感慨不已。
后 记
父亲退休后就上寺礼拜，在寺上30年的宗教生活中与锁成忠老哈吉、糟权阿訇、丁又新老人等结下了深厚的交情，留下很好的口碑。1982年住进利民东街家属区后的多年里，他和李成发、马占仁、张太志、张英武等老红军、老干部，义务为大家给窖里放水、收电费，为家属区里的邻里纠纷、治安操心，被大家称为闲不住的人。在家里他更是闲不住，为我们子女分忧解愁。
在我的眼里父亲是个爱党敬业、朴实宽厚、感恩孝敬的人。革命战争年代他毅然参加红军决心跟党走；革命胜利建设时期他默默奉献在平凡的工作岗位，即使在遭遇不公时也没有动摇对党的坚定信心。晚年他见证了改革开放带来的巨大变化，常常以“共产党好”来诠释“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真理；尤其令我们晚辈敬佩的是父亲对养父母和岳父母5位老人的感恩之情、孝敬之心。他一生完全融入到两个大家庭生活之中，对待老人如亲生父母。从我记事起，他总是设法抽空带我们全家回去看看，即使是在生活最艰苦的年代，父亲也是节衣缩食，给几位老人积攒糖茶布料，关心照料他们的生活。父亲在养父家族中是名副其实的“大儿子”“大哥”，在岳父家族中又是名副其实的“大女婿”“大姐夫”，两家的重要事上都少不了父亲“老大”的角色。几位老人有病或“口唤”时，他几乎都是守在跟前的。父亲的工作和为人成为了我人生的标杆。
父亲的一生饱尝了艰辛和曲折，也尽享了人生的幸福和快乐。在父亲一人流落同心到归真的74年里，他在同心有了近200人的亲人，在90岁高龄时得了重孙。晚年的父亲与我们一起分享了四世同堂的快乐。
让父亲一生唯一遗憾的事是，他参加红军的这段历史由于种种原因最终没能得到政策落实。虽然他只是一个“口头上”的老红军，但他跟张元虎、何国鳌、马英福、马得禄、顾守魁、王守民等这些流落红军一样，把根深深地扎在了同心这块红色热土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