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工业革命，即近半个多世纪来新技术革命的发展，把世界各国的交往推到了一个新阶段。交通技术的发展把地球上的空间距离变小了，信息技术的发展把世界各地获取信息的时间缩短了。这种局面不仅大大改变了人类的生活条件，而且加快了经济生活的国际化，使世界各国原有的“一国经济”正在走向“全球经济”。从而形成了全球相互依赖的经济格局，使世界变得空前开放、空前的相互依存。人类的历史正在步入全球一体化的进程。这一进程首先是由经济一体化开始的。
为了促进本国的经济发展，一些相近相邻的国家经过洽谈建立自由贸易区，成员国之间免征关税和取消其他贸易限制。再进一步建立关税同盟，在同盟内部商品自由流通、自由竞争，形成了共同市场，在成员国之间实现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
经济一体化的最终发展目标和最高级的形式。它要求其成员国在实现关税、贸易和市场一体化的基础上，建立一个超国家的管理机构，在国际经济决策中采取同一立场，行使统一的货币制度和组建统一的银行机构，进而在经济、财政、货币、关税、贸易和市场等方面实现全面的经济一体化。
欧盟的成立起到了引领全球经济一体化的示范作用。
欧洲本来是古代罗马帝国的版图，由于日耳曼人的入侵分裂成许多个小国，经过资产阶级革命，铲除了许多封建割据，但是至今仍有45个分散独立的国家和地区，不利于欧洲经济的发展。欧洲人想成立欧洲联盟的思想由来已久。
1958年1月1日，法国、联邦德国、意大利、荷兰、比利时和卢森堡6国首先成立了“欧洲经济共同体”。1993年，欧共体已有12个欧洲国家，正式更名为“欧洲联盟”。到2009年已有27个国家加入了欧盟。他们是：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荷兰、比利时、卢森堡、丹麦、爱尔兰、希腊、葡萄牙、西班牙、奥地利、瑞典、芬兰、马耳他、塞浦路斯、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罗马尼亚、保加利亚。
欧盟建立了它的执行机构——欧盟理事会；制订了宪法、组成了议会和法院，行使统一的货币制度和组建了统一的银行机构。
欧盟成立后，经济快速发展，1995年至2000年间经济增速达3%，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由1997年的1.9万美元上升到1999年的2.06万美元。欧盟的经济总量从1993年的约6.7万亿美元增长到2002年的近10万亿美元。
2010年欧盟国内生产总值16.106万亿美元，人均GDP32283美元。欧盟的经济实力已经超过美国，居世界第一。
从1989年开始，中国、日本、韩国、中国台北、中国香港、泰国、越南、文莱、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新加坡、菲律宾、澳大利亚、新西兰、巴布亚新几内亚、美国、加拿大、墨西哥、俄罗斯、智利、秘鲁等21国和地区探寻和摸索着成立了“亚洲、太平洋经济合作组织”。从规模上看，它是全球最大的区域性经济一体化组织。由于规模过于庞大，成分过于复杂，成员国之间的文化、宗教、民族等具有多样性，价值观或意识形态不尽相同，政治制度也有较大差别，虽然经过15年的探索和发展，还是出现了许多问题，尚需要进一步的调整。目前还只能是一个强调自愿、自由的松散组织。但是，这种一体化的趋势是不会改变的。
在亚洲和太平洋经济合作组织的框架内，一些地区比较邻近，文化比较相同，政治体制比较类同的国家和地区逐渐组建小范围的一体化经济。
1994年1月1日，美国、加拿大、墨西哥三国在《北美洲自由贸易协定》的基础上，组成了区域性经济一体化组织。
东盟十国组建了“东盟自由贸易区”；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组建了“澳新自由贸易区”；以及正在洽谈的10+1“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10+3的“中日韩与东盟自由贸易区”；将来势必发展为“东亚自由贸易区”。
先是小范围的小规模的一体化，发展成为中、大型的一体化；最后必然发展成为全球经济一体化。因为，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生产的发展，没有哪一个国家能够拥有发展本国经济所必需的全部资源、资金和技术，也没有哪一个国家能够生产自己所需要的一切产品，因此必须进行交流和相互合作。
随着经济的交往必然会引起文化的交流，它将涉及到政治制度、意识形态、宗教信仰、哲学思想、人生观、价值观，以及各民族不同的民风民俗等等方面的交流。以往是不同的文化相互竞争，相互排斥，一定要争出个高低上下，一方想压制另一方，一方想吃掉另一方，发展到极端的情况就像希特勒鼓吹的那样，认为只有自己的民族才是最优秀的，其他民族是劣等民族，应该被剥夺、被消灭。和以往不同，而今的交流是相互兼容、取长补短。结果会形成一种兼收并蓄的多元文化。
所以，全球一体化不仅仅是经济一体化，而是多元的经济、多元的政治、多元的思想、多元的宗教、多元的文化找到相互的契合点，实现兼收并蓄的全球一体化。
当人类历史进入21世纪，人们对于文明的话题日益关注。这一方面是人类在经过漫长的文明进程后，开始对人类文明的含义认识日益深刻，另一方面，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与对话的问题也日益现实地摆在了人类面前。
一个问题，文明之间是否会产生冲突？
美国学者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中认为，在冷战后的世界，文明冲突的基本根源不再是意识形态，而是文化或文明方面的差异。世界新格局的决定因素在于七大文明或八大文明，即中华文明（1993年亨氏称“儒教文明”，1996年改称“中华文明”）、日本文明、印度文明、伊斯兰文明、西方文明、东正教文明、拉美文明，还有可能存在的非洲文明。文明的差异是人类各种差异中最根本性的差异，基本上是不可消除的。具有相似文化的人民和国家正在聚合，具有不同文化的国家和人民正在分离。由意识形态和超级大国关系界定的联盟正在让位于由文化和文明界定的联盟。因此，一个以文明为基础的世界秩序正在形成。未来主宰世界的冲突主要是“文明的冲突”。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在世界上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和争论。
中国学者何星亮在《文明会冲突吗？》一文中认为，文明本身不会冲突。
第一，文明是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产生的，人和动物是有机体，自然界是无机体，产生于人与自然之间的文明是介于有机界和无机界之间的第三界，它既不是无机体，也不是完全与有机体无关，是人类在社会实践活动中后天学习所得，具有超自然性，是自成一体的实体， 所以它本身不会自动冲突。在世界上，只有有机体才会冲突。
第二，文明的不同而发生的冲突往往是由于不理解或误解引起的。文明或文化与人的心理、观念密切相关，它并不是完全无机的，文化具有族群性。世界上各族群的文化均有自己的特点，各民族的伦理道德、行为规范和风俗习惯均不相同，各有特色，有些习俗甚至完全相反。龙，在西方是一种恶兽，是洪水和灾害的象征，在中国，却是神圣、吉祥的动物，是帝王的象征，是民族的象征。钟表，在日本人看来是永久、吉祥的象征，结婚时送钟表在日本是十分普遍的，中国忌讳送钟表，因为“钟”与“终”谐音，因而结婚送礼一般不送钟表。正因为文化或文明具有族群性，因此容易引起误解，进而引起冲突。
何星亮先生通过19世纪末英国殖民政府与阿散蒂人之间由于不理解而引起冲突的故事来进一步说明。阿散蒂人是西非加纳民族之一，1873年其居住地成为英国的殖民地。阿散蒂人有一传国之宝——金椅子，是王权的象征，人们视之为神物。传说这把椅子从天而降，是阿散蒂人灵魂的象征，与全族人的生命息息相关，所以每年要抬着出巡全族领地。其首领对之极为尊重，平时珍藏着，不敢真正坐它，更不是当作宝座之用。1896年，英国派驻该地总督误以为金椅子是阿散蒂人首领的宝座，便想把它据为己有，并把它当作王座一样坐于其上，这样，阿散蒂人便完全听命于己了。然而，事与愿违，阿散蒂人听说总督要把他们的“国魂”置于臀下便十分愤怒，赶紧把金椅子埋在秘密之处，并动员全族起来与英国军队进行了持续二三十年的战争。1921年，人类学家拉特雷来到阿散蒂，发现持续二三十年的残酷战争只是因为文化不同而产生的一种误解而已，他以其所了解的关于阿散蒂人的人类学知识，向当局说明阿散蒂人的金椅子虽有椅子的形式，但它与英国人的“御座”并不相同，要统治阿散蒂人并不用坐在此“宝座”上。他建议总督立即下令取消获得金椅子的企图，不久，阿散蒂人的反抗行动便平静下来。①
何星亮认为，虽然文明自身不会冲突，但是由于文化具有功用性，它可以被某些恐怖分子或民族分裂主义分子拿来作为冲突的工具。何星亮说，任何一种文化都是人们创造的，同时也是为人们所利用的。一种文化一旦产生之后，便在社会中具有功能，反过来对社会发生作用。不同阶层的人们都可以利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如宗教信仰，平民百姓利用它来满足精神生活的需要，求得感情上、心理上的慰藉和平衡。历史上的许多英雄豪杰曾利用它来唤起民众，组织义军，推翻旧政权，建立新政权。统治阶级也一样，利用它来麻痹人民，控制人民，以维护其统治。一些不法分子则利用它来赚取钱财或达到其不可告人的目的。历史上发生的各种不同民族、不同宗教或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主要是挑动冲突者把文明或文化作为工具，利用不同文化、不同文明之间的差异性进行煽动，从而引起冲突。①
世界上还有一些学者认为，虽然文明之间存在着冲突，但文明之间的对话应是21世纪的主流，杜维明先生作为全球文明对话的积极倡导者认为：“全球经济体制可以提高生活质量。它的建立有助于金融稳定并最终促进经济的均衡增长。毫无疑问，竞争的市场中一定会有输赢。在某个时期，某一特定区域的文化和语言必定会对其他地区产生渗透性影响。然而，将全球化理解为强权的主宰，此种状况无论是源于精心策划，还是因失误所致，都将无助于国际稳定。既然全球化不是同质化，那么想象中或现实中的霸权主义必然会对培育一种世界和平文化的努力造成损害。文明对话的宗旨就是要改变全球化所带来的这种意外的和负面的后果。”②显然，关于文明的争论依然是21世纪一个长期、主流的话题。其实人类社会就是一个不断认识文明、体验文明的过程。人类文明的历史有多长，关于文明的讨论就会有多长。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进入全球化后文明的重建问题。20世纪60年代以前，虽然世界各国的经济、政治和文化交往日益加强，但是，人们的活动和思想仍然局限于民族国家的框架之内。20世纪70年代的两次石油危机动摇了世界经济结构，也改变了西方人对世界的看法。人们认识到，世界日益成为一个全球共享的空间，一些国家或地区的经济、政治发展能够对其他国家和地区产生重大影响，民族国家式的政治调控能力在某些场合是不够的。面对全球化的趋势，世界各国都在寻求应变办法，不同的党派及政界、经济界的首脑人物也都通过不同途径表达了自己的主张。1975年11月，西方首脑会集于法国朗布依埃，着手讨论如何克服西方国家衰退可能出现的危机，同时试图在政治、经济上协调一致的行动。这次会议是西方国家有意识地对政治、经济问题做出全球性反应的开端。德国总理赫尔穆特•施密特就是这次会议的发起人之一。施密特很早就意识到全球化时代的来临，意识到这个时代的来临对文明意味着什么和如何应对这个时代的来临。全球化究竟意味着什么？在施密特看来，虽然世界经济早在马可•波罗时代、达•伽马时代、哥伦布时代就已经存在了，但是，与过去相比，在20世纪的进程中，世界五大洲之间，近两百个国家之间的交融和交往发生了质和量的重大飞跃。现代交通、贸易、通信和金融的发展极大地改变了世界的面貌。整个世界在20世纪的变化之大是它在19世纪所发生的变化无法比拟的。全球化发展表现在以下方面：世界性的人口爆炸；参与世界经济的国家日益增多；贸易、资本流通和金融流通的自由程度迅速提高；技术进步及其传播的速度越来越快；劳动岗位从传统工业国家转移到新兴工业国家；世界力量对比发生变化；各种文化、文明之间存在着发生冲突的危险。施密特认为，全球化既是一个实践——政治话题，也是一个社会——经济话题，还是一个思想话题。受全球化的影响，除了原有的问题有待解决以外，包括德国在内的世界各国目前无论在政治、经济，还是在文化方面都还面临着一些新问题。
——如何遏制人口爆炸继续延续的势头？由谁来采取行动？应采取哪些手段？
——如何防止世界人口增长和工业化程度提高给自然环境所造成的破坏，譬如避免全球性的温室效应？这样做要付出多大的代价？谁来支付这笔费用？
——我们需要一种世界范围内协调一致的能源政策吗？
——必要时可以通过联合国的军事干预来阻止、结束战争和内战吗？如果联合国的行动因否决权的原因受阻，地区性的安全阻止，譬如北约，可以或应当进行干预吗？如果某个国家发生内战，可以对它进行外力干预并损害其主权吗？或许至少在遇到种族灭绝行为时可以这样做？谁来做出决定？谁派遣士兵？
——如何阻止武器和战争工具的交易？如果裁军取得成效，又将如何解决美国、欧洲、俄罗斯和其他国家数百万军工产业的雇员所面临的问题？
——如何制止核武器的扩散？如何让拥有核武器的国家最终裁减其庞大的军火库？
——如何制止大规模的移民潮和难民潮？哪些措施是容许使用的？
——全世界能够并可以使用哪些手段来防止新型的、借助新技术进行的跨国犯罪？如何对付国际恐怖主义？
——由于经济和技术的全球化给不同国家带来的机遇和风险不一样，哪些防范风险的措施是必要的，哪些是应当禁止的？
——鉴于上述大量问题，欧盟的任务是什么？各成员国的任务是什么？我们能够保持自己的民族特性吗？
——我们必然会遇到“文明的冲突”吗？怎样做才能防止世界观、宗教或文化方面的冲突的扩大，乃至引发战争？
与其他人关注全球化的角度不同，施密特试图通过描述全球化的种种表现，来提出当今世界所面临的新问题以及解决这些新问题的途径。针对全球化对世界文明的客观挑战和超越，施密特从七个方面论述了应对措施，归结起来，这些措施可以分为四类：首先，梳理法律和放松调控，精简国家的职能，明确各级政府部门的职责。其次，改革税收制度，明确财政职责，建立公正、透明的税制。再次，改善社会保障体制，建立灵活的劳动市场制度。最后，鼓励科学研究，刺激创新活动。施密特着重指出，解决上述所有问题，除了需要上述政治、经济政策以外，还需要文化政策措施，需要达成一些世界公认的最低限度的道德基本准则。施密特着重论述了全球化时代的文化和道德的价值、社会各界的道德责任，以及不同文化、文明之间相互尊重的必要性。施密特的主张在于他提出了如何建立全球化时代新的文化价值体系这一重大问题，在当时，研究全球化问题还很少涉及这个领域。
施密特不赞成美国学者亨廷顿关于不同文明之间必然会发生冲突的观点，认为这种观点容易产生不良的心理导向，让人觉得面对文明冲突的危险束手无策。施密特承认，由于技术和经济的全球化导致世界各国的交往比过去任何时期都更加密切，使人与人之间的相处变得更加拥挤，“摩擦面”更大，应当意识到不同文明之间发生冲突的危险。此外，种族因素和宗教因素的存在也容易使全球化所造成的困境和社会弊端变得突出，并且使在政治、经济或社会化造成的困境和社会弊端变得突出，在政治、经济或社会的危急关头还会成为对抗的根据。因此，各种文明、宗教之间必须相互尊重。实际上，各种文明在一些基本的价值（尊重生命、承认义务）上存在着许多共同之处，只是侧重点有所差异。只要有意识地采取行动，就能够在一些最基本的准则上达成全球共识。①
纵观历史，人类自从进入文明社会以来，自古至今历时数千年，各个时代、各地区、各民族所创造的文明真可谓色彩缤纷，千姿百态，就像一个繁茂的百花园，使漫长的历史显得如此丰富而又精彩。文明虽然都是人类的创造，在满足人的基本需要和表达人的思想感情方面有其共性，但由于客观环境和社会历史文化背景不同，各种文明在表现的方式上却各有其特殊性，呈现出丰富多彩的不同面貌和彼此间的明显差异。有人认为，在全球化时代将会出现一个统一的“全球文明”以取代各个不同的文明，而各个文明所创造的文化也将朝着“趋同”的方向发展，文化的多样性亦将逐渐消失。这种看法是十分错误的。实际上，经济全球化大大加强了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这不仅没有消除各种文明和文化的差别，反而使它们获得新的活力，日益朝着多元化的方向发展。现在不同文明和多元文化的长久存在已得到社会的充分肯定。1998年联合国大会正式通过决议确认世界上各种不同文明的存在，并把2001年定为“文明对话年”，提出要开展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和交流，保持文化的多元化。2001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会通过了《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把文化多样性提升到“人类共同遗产”的高度来认识，认为它是保证人类生存所必需的。这两个重要的国际组织的决议，不仅反映了当前世界文明的实际状况和发展趋势，而且表达了世界各族人民要求发展各自的文明和保持自己的文化特性的热切愿望。
人类文明史昭示我们，既要承认各个不同文明的存在，也要看到不同的文明之间需要有经常的对话和交流，需要相互吸收和交融，才能得到不断地发展。文明不是与世隔绝、鼓励自在和自我封闭的实体，它需要与外界交往，通过与其他文明的接触、对话和交流，从外界不断获得营养，吸取新的活力，焕发新的生机，才能发展壮大。一旦把自己封闭起来，断绝与其他文明世界的联系和往来，就会失去创新和前进的动力，变得保守僵化，以致走向衰落。历史上这样的事例是屡见不鲜的。因此，世界文明整体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不同的文明之间保持良性的互动关系。法国历史学家布罗代尔对文明之间的交流有很精辟的看法，他认为，文明既有能动性，能够不断演变，又有稳定的不变性。文明的本质特征之一就是相互传播和借用，既把自己的东西向外输出，又要借鉴和吸收其他文明的东西，但借鉴是有选择的，只借鉴对自己有用的东西，以保持自身的独特性和稳定性。不同文明间的对话和交流，首先要注意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保持各自的主体意识，一方面不能认为自己的文明天生优越而强加于人，另一方面对其他文明也不能全盘照抄照搬，而要根据自身的需要去借鉴和吸收其他文明中适用于自己的优秀成果。归根到底，不同文明的对话和交流还是为了丰富和发展自己的文明，彼此取长补短，谋求共赢。正是通过这种对话和交流，人类在历史上创造的各种伟大的文明得以世代相承，薪火相传，犹如江河汇入大海，成为人类的共同财富。英国哲学家罗素指出：“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过去已经多次证明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里程碑，希腊学习埃及，罗马借鉴希腊，阿拉伯参照罗马帝国，中世纪的欧洲又模仿阿拉伯，而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则仿效拜占庭帝国。”如果说在过去的旧时代，文化交流曾在人类文明发展中起了如此重大的作用，那么在国际联系和科技技术空前发达的今天，文化交流的重要性就更不用说了。在这动荡不安的世界，更应在和平共处的基础上促进不同文明的对话和交流，加深相互理解，维护世界和平。①正如江泽民同志在联合国会议上所说：“世界是丰富多彩的。如同宇宙间不能只有一种色彩一样，世界上也不能只有一种文明、一种社会制度、一种发展模式、一种价值观念。各个国家、各个民族都为人类文明的发展做出了贡献。应充分尊重不同民族、不同宗教和不同文明的多样性。世界发展的活力恰恰在于这种多样性的共存。应本着平等、民主的精神，推动各种文明相互交流，相互借鉴，以求共同进步。”①
《文明的进程》这本书的初衷本是写给生活在21世纪的青少年朋友们看的，希望他们了解一下人类的文明是怎样发展的，在21世纪又将如何发展。书到结束时，我们发现，对人类文明发展的了解应当成为21世纪所有人的常识。换句话说，21世纪的人只有具备了这些基本的文明常识，并从这些常识中反思、践行和发展新的文明，才是一个21世纪的文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