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人文主义者开始从“人”的角度出发，探讨国家究竟应该采用何种政体才能使社会更加合理。意大利思想家尼可罗•马基雅弗利（1469—1527年）在他的著名的《君主论》中对当时的欧洲社会政体提出了与众不同的看法。
当时的欧洲，实行的是封建制，名义上国君是整个国家的首脑，但实际上只能在自己直接管辖的范围内行使主权，各地封建贵族却各行其是，不仅不听君主的管辖，反而不断的反抗中央政权。就像中国的东周列国时代一样，君主与贵族、贵族与贵族之间进行着连绵不断的战争。
马基雅弗利着重从人具有邪恶天性方面，分析应该怎样做一个实实在在能紧抓国家权柄的君主。他先分析人有邪恶的本性，他说：“说到人类，一般可以这样说：他们是不知道感恩图报的、变幻无常的、虚幻的、临难图苟免、而且贪得无厌。当您使他们蒙受恩惠的时候，他们整个儿属于您的。正如我在前面谈到的，当没有需要的时候，他们表示愿为您流血，牺牲财产性命，献出自己的子女，可是，一旦真将有些需要的时候，他们就背弃你了。”他认为，作为一个君主，一个政治家，必须从这样的现实出发来观察社会，说明社会，治理社会。
马基雅弗利指出，国家之所以产生，不是神的意志，也不是道德所致，而是根源于人性的邪恶。人类最初和动物一样，没有组织、没有国家，由于人们追求权利和财富的贪婪，使得人和人之间无休止的争夺，如果任凭人的邪恶本性发展，人类必将陷入毁灭性的残杀之中。为了保护自己，保护大家的利益，人们自愿结合起来，选举出领袖，制定出约束和惩罚邪恶的法律和刑罚，于是国家便产生了。他提出治理国家的两条最重要的方法：一是要培育一支可靠的军队；二是要制订和运用好法律。
马基雅弗利深入探讨了统治者的权术。他说，君主不受任何道德约束，为了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可以不择手段。仁慈和美名对一个君主来说固然重要，但是，为了统治国家，可以不顾名誉道德，运用暴力手段镇压那些反对君主的人。他认为，作为一个君主，仁慈和残暴应该兼而有之，“然而一个人既可爱又可恨，是很不容易的事。”仁慈和可畏相比较，“还是令人可畏格外安全些”。所以，君主要善于伪装，平时要伪装成慈祥、忠实、仁爱、公正、笃信的样子，一旦局势需要就要毫不犹豫地抛弃那些“美德”，要像狮子一样凶猛，像狐狸一样狡猾。君主应该使人恐惧，但不能使人憎恨，如果一个君主随意侵占公民财产、玷辱妇女、横征暴敛、铺张浪费、加重臣民的负担，就会招来民众的憎恨。
马基雅弗利研究和探讨了历史上出现过的君主政体、贵族政体、共和政体，认为共和政体最具有优越性。但是，根据意大利当时的情况，他盼望上帝能派一个君主来把意大利统一起来，把民众从苦难中拯救出来。
法国著名的政治思想家让•不丹（1530—1596年）也是一位君主专制论者。他说：“国家是由许多家庭及其共同财产所组成的，是具有最高主权的合法政府。”一个家庭，子女要顺从父亲，妻子要服顺丈夫，家庭有了权威就不会乱。一个国家也是一样，必须由一个统治中心，这个中心必须有一个至高无上的权威,这就是国家的主权。国家的主权不受以往和现行的任何法律的限制，它绝对高于任何公民、臣民之上，一切政治权利都要依据它而产生效力，或者失去效力。在国际上，主权要维护国家的独立自主，不受任何其他权力的限制。主权就是国家的指挥权，虽然，主权者的生命是有限的，但是，国家主权本身却是永恒的。不丹在《国家论六卷》中详细论述了君主主权理论的诸多方面，他认为，民主政体，虽然公平，但民众往往缺乏正确的判断能力，容易造成国家的无政府状态。而贵族政体的官吏都是由贵族来担任，在分配和尊严上是不平等的，法律因人而异，贵族之间的争斗从不休止，所以贵族政体不是理想政体，唯有君主政体最稳固，它没有党派纷争，对内和谐，对外独立。君主把国家视为自己的财产，像一家之主一样，可以兢兢业业地管理他的国家，所以君主政体是比较理想的国家形式。
马基雅弗利从人性邪恶的一面为出发点，研究如何建立国家政体。而英国人托马斯•莫尔 （1478—1535年）则从人性本善的一面为出发点，研究如何建立一个理想社会。马基雅弗利为统治阶级出谋划策，写了《君主论》；莫尔则站在广大被统治阶级的立场上，写了《关于最美好的国家制度和乌托邦新岛的既有益又有趣的金书》，简称《乌托邦》。乌托邦的理想之国有点像中国晋代陶渊明写的《桃花源记》那样，是个子虚乌有的地方。莫尔用对话的形式写了一位航海家在一个奇乡异国——乌托邦岛上的见闻。莫尔在《乌托邦》中无情地批评了私有制的罪恶，他说：“我确信，私有财产如不能废除，财产分配就不能公平合理，全体人民的幸福就不能求得保障”；“私有制存在一天，人类绝大部分，也是最优秀的一部分将永远背负着沉重而甩不掉的贫困和灾难”；“任何存在私有制的地方，以金钱作为衡量一切的标准，那么，这个国家就不能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