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腊文化的核心观念是理性的价值观，它和对上帝的信仰观念是分马牛不相及的。但是，随着基督教在罗马帝国的广泛传播，连罗马皇帝君士坦丁也皈依了基督教，并且亲自主持统一基督教会的工作。这就势必引导跟多的上层官吏和知识界人士皈依基督教。罗马文化是希腊化的文化，在哲学上，思想上，罗马文化和希腊文化一脉相承。那些谙熟希腊理性的知识界上层人士，当他们皈依基督教的时候，在他们的意识里就已经把两种不同的文化融合在一起了。
古希腊哲学发展到后期，实际上已经走进了神学的门槛。柏拉图把古希腊哲学推到了高峰，他和他的老师苏格拉底、学生亚里士多德三人是最伟大的希腊哲学家，他们是西方哲学的奠基人。
柏拉图认为世界由“理念世界”和“现象世界”所组成。理念的世界是真实的存在，永恒不变，而人类感官所接触到的这个现象世界，只不过是理念世界的微弱的影子。靠感官认识的“现象世界”是变化莫则的，而靠理性把握的“理念世界” 才是永恒不变的。感性事物都是按理念来命名的，因理念而得名。众多的事物之所以存在和变化，是因为“分有”与其同名的理念。比如每一匹具体的马都是有生和死的变化，而“马”的理念却是永恒不变的，每一匹马因为“马”的理念而得名，它的存在因“分有”“马”的理念而存在。现实世界中的马是理念世界中“马”的影子罢了。柏拉图认为独立于现实世界之外还存在着一个“理念世界”，用我们今天的哲学语言来说，柏拉图的“理念世界”与佛教中的佛的概念，与基督教中的上帝概念同属于客观唯心主义。
柏拉图承认灵魂的存在，他借苏格拉底的话说：“我们的学习就是回忆的过程……，证明我们必定在以前某个时候已经学到了现在回忆起来的东西。但是，如果我们的灵魂不是在投生为人以前已经在某处存在过，这回忆就是不可能的。所以根据这个论证，也可以看出灵魂是不死的。”
柏拉图还提出了《理想国》的讨论。怎样才能使一个国家达到正义？柏拉图认为，首先，治理这个国家的统治者必须是有知识、有智慧、热忱于寻求真理的哲学家；其次，保卫这个国家的人应该是勇敢的卫士；再则，当统治者与被统治者能够和谐一致，这个国家就达到了自制。若一个国家有了智慧、勇敢、自制这三种德性，也就有了正义。这和耶稣所说的“上帝之国”也有异曲同工之妙。
古希腊哲学晚期产生了以普罗提诺为代表的新柏拉图主义，它从柏拉图的哲学出发，对柏拉图的学说的许多地方进行了新的诠释。和柏拉图的“理念”相类似，他创造出一个“太一”的哲学概念，他说：太一是一切之父，是最完美的原始力量；太一首先流溢出伟大的心智，由心智再喷射出灵魂，灵魂最后又回到太一。普罗提诺论述灵魂回到太一而获得解脱时说：
“灵魂很自然对神有一种爱……在更高的世界里，我们找到了真正的爱的对象，当我们抓住了，掌握了这种对象时，我们便有可能与它合为一体，因为它并不是披挂着血肉的。”
——《西方哲学原著选读》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218页
这个“太一”是类似以上帝的概念，又带有东方神秘主义的色彩。它建构了超自然的世界图式。更明确地规定了人和神在其中的位置和关系，建立了哲学和宗教的同盟。它采用折衷主义，把希腊哲学，宗教思想和东方的神秘主义融合在一起。新柏拉图主义被认为是以古希腊思想来建构宗教哲学的典型。它为基督教神学的产生和发展铺平了道路。
古希腊罗马哲学，从摆脱神话传说、坚持用自然本身来说明自然开始，用理性来认识世界，转了一大圈，到新柏拉图主义，又重新走进了神学的门槛。这说明人类的认识是螺旋上升的。古希腊的神话走向了哲学，米利都学派的泰利斯首先开创了用自然的物质来说明世界的道路，到希腊罗马哲学的晚期，哲学家仍然不能用自然的理论解释世界的时空、起源、生命、思维等问题，他们不得不再又一次借助唯心观念，说在现实世界之外存在着一个 “理念”、“太一”的神秘世界。使哲学和科学作为婢女拜倒在上帝的脚下。
基督教在罗马传播早期，产生了一批基督教的教父神学家。其中影响最大的神学家是用拉丁文写作的奥古斯丁教父。奥古斯丁一生撰写了大量的神哲学著作，他摒弃了古典人文主义理性独立的根本精神，主张信仰是人生的最高权威，理性必须以信仰为导向。他说：“研究的正确方向，必须是从信仰出发。”没有信仰就不可能获得知识，没有上帝的引导，个人就不可能理解终极的真理。同时他又是柏拉图主义的崇拜者，他充分肯定理性的力量，他说：“要是没有理性的灵魂，我们甚至不能信仰。”这样，奥古斯丁就为基督教的信仰披上了古典人文主义的理性外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