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腊是古代世界中最钟情于自由的民族。没有那一个民族曾对自由，有过如此炽热的热情。自由，对于希腊自由人，既是生存的必要条件，也是幸福生活的基本内容。生活在自由中、希腊人所体现的那种自由精神，塑造了古希腊罗马文明的精神和风貌。自由的精神是希腊人的道德、法律、制度的基础。
古代各民族向文明过渡有两种基本方式：其一是东方过渡的类型，其二是古代希腊罗马过渡的类型。第一种过度是以土地为基础，所形成的阶级社会所有制，在形式上几乎没有对原来的氏族土地公社所有制有任何变动，氏族成员的个人始终没有从氏族的脐带上脱离开来，因而不能得到自主的发展，这种类型的社会是十分保守的。第二种以城邦为基础。在向文明过渡中，瓦解和消灭了原始公社和氏族制度，创造了崭新的社会形式来代替它们，公社共同体就成为自由和平等的私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它们对抗外界的联合和保障。
在希腊人看来，幸福是与自由相联系的，有自由才有幸福，失去自由就是被奴役。获得自由身份的希腊自由民特别注意充分享受自由。这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首先是自由地生活；希腊人特别讲求生活上的自由自在，不受拘束。除了公共事务和战争是公民的职责外；他们从事各种体育和娱乐活动，如四年一届的奥林匹克运动会和其他各种运动会。还有泛雅典娜庙会，祭祀酒神等各种节日。希腊人的生活得既潇洒自在、无拘无束、又丰富多采。
其次是自由地谈论。希腊人特别喜欢自由地谈论，他们不仅在公民大会等政治场合自由地讨论城邦的任何重大问题，而且在街头巷尾就广泛的问题发表自己的见解。言论自由尤其给思想家们表达自己的思想提供了天地。只有苏格拉底是一个反例，他为祖国追求善的理想。“善”并不是希腊人首要的价值观，可是苏格拉底到大街上、市场上到处找人谈话，进行辩论，或者在贵族举行的各种宴会上讨论和发表他关于“善”的哲学演说。他把自己比作一只牛虻，这只牛虻是神赐给雅典的礼物，目的是要用它来刺激这个国家，因为这个国家好象一匹骏马，但由于肥大懒惰变得迟钝昏睡了，所以很需要有一只牛虹紧紧地叮着它，随时随地责备它、劝说它，使它能从昏睡中惊醒而焕发出精神来。苏格拉底终于把雅典这匹骏马叮得不耐烦了，他被人控告犯有败坏青年和信仰的罪状。在法庭上他不畏惧、不求饶，侃侃而谈，申辩自己的所作所为是正当的，这当然不能得到宽恕。他被判处死刑，朋友们打算营救他逃离雅典，但他也拒绝了，因为他认为自己应遵守雅典的法律，他和国家之间有神圣的契约，这是他不能违背的。所以他十分自觉和从容地接受了死刑，在临终前仍同朋友们讨论哲学问题。在时间终于到来时，他安详地喝下了毒酒，用自己的生命和哲学实践报答了他的祖国。有人说这是一个误会，也有人说这是对雅典的民主制度是一个莫大的讽刺。
第三是自由地思考。正如前面所提到的亚里士多德在谈到希腊哲学产生的原因时，认为哲学之所以在希腊产生，一是因为“惊异”，二是因为“闲暇”，三是因为“自由”。在他看来，哲学是一门本性自由的学问，其生命的源泉就在于自由的思考。哲学在发展中，需要有一种自由的批判精神，才能不断地有所突破和创新，没有思考的自由，这一切是绝对不可能的。所以，哲学需要思维自由。希腊城邦给公民提供了这种自由，于是哲学在希腊出现了。并且造就了像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这样一批哲学巨匠。
第四是自由地创作。文艺的创作也同样需要自由。文艺创作的目的在于创造美的形象。美是文艺的生命，而美是与自由相通的，美是自由精神的体现，只有自由的主体才能陶冶出美的文艺。
个人的自由必须有一种民主政体作保证，希腊人的自由和希腊人的自由精神，实际上是希腊民主制度的产物。民主也是希腊人追求的目标价值之一，特别是雅典人在社会政治方面的价值取向和追求。公元前594年，梭仑被推举为执政官，赋予以执行改革的全权。在政治上，他定期召开公民大会，重大事情由大会审议，并使贫穷公民也有资格参加大会，从而提高了公民大会的威望和作用；他还建立了为公民大会准备决议草案的四百人会议，所有的公民都有资格被选入；他还组织了最高法院，负责审理对执政官所做判决的上诉，其成员由公民投票选举产生。后来又有克利斯提尼继续进行民主改革。在他的坚持下，通过了一项彻底废除按氏族划分公民的法律，给予当时定居雅典的所有男子以具有充分权力的公民资格，从而大大地扩大了公民的人口数量；改组四百人会议成五百人会议，并使之成为最高政府机构，拥有为公民大会准备提案的权力，并负责行政管理，其成员从所有年满30岁的男性公民中抽签选出；还增大了公民大会的权力，给它以讨论、通过或否决给会议提交的议案的权力。以及宣战、拨款和对退职的执政官进行会计审查的权力；使氏族贵族的主要权力机关执法官院失去作用，建立了决定军事和对外关系的十将军院。克利斯提尼的改革彻底摧毁了氏族贵族的统治，建立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民主政治国家。
民主的政治制度和政治宽容政策为公民自由权利的保障和自由意识的培养，提供了政治环境和保证。前面已经说过，希腊公民享有广泛的生活、言论：思想、创作等方面的自由。所有这些方面的自由都只有在民主制度下才能获得。正如黑格尔所说：
“雅典那时有一种活泼的自由，以及礼节、风俗和精神、文化上活泼的平等……在不违背平等和自由的范围以内，一切性格和才能上的不同，以及一切特质上的参差，都得到了最无拘束的发展，都在他的环境里得到了最丰富的刺激来发扬光大。”
——黑格尔：《历史哲学》，商务印书馆1956年版，1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