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腊半岛气候宜人，雨水充沛，阳光普照，夏无暴暑，冬无严寒。希腊半岛没有大河，没有太多肥沃的耕地，平原和山地间隔，许多大小山脉将半岛分割得零零碎碎。人们可以在山地间的平地和缓坡上种植谷物、葡萄和橄榄等农作物，在山脚的草地上放牧牛羊，但他们所种的粮食却不够养活岛上的居民。
这里除了爱琴海和一些岛屿以外，希腊半岛的大部分地区也都是山地地形，这里的地形虽然不适于农耕，由于气候的原因，农业收成也比较低。但是园艺果木、畜牧养殖，以及手工业却很兴旺发达。这里没有严重的自然灾害，很早使用铁器，使社会生产力大为提高。这些条件构成了一种轻松自由的生存环境。
希腊半岛拥有的银矿、铁矿、粘土等矿藏有利于手工业的发展。三面环抱希腊半岛的爱琴海与地中海相连，雅典人有发展航海贸易的便利条件。他们出口手工业产品，进口粮食。居民不断扩大对外交往，与海外建立密切的经济、文化联系。在雅典国家形成之初，希腊社会就已突破了自然经济，产生了商品经济，他们不再是为自身的生活需要而生产，而是为交换而生产。当时的雅典己成为地中海东部经济、贸易、文化的中心。
希腊不需要实行君主专制统治，也不可能产生古埃及那种奴隶制帝国，它的社会体制保持了原始氏族的民主制度，同时又增加了奴隶制的内容，形成十分松散软弱的城邦奴隶制统治的社会结构。
各个城邦的奴隶制又有所不同，比较著名的有斯巴达、雅典两种。
斯巴达采用贵族寡头制。
斯巴达的奴隶制是源于原始社会的血缘的氏族部落内的全体成员奴役被征服的外部落人。有本部落血缘的全体成员是奴隶主，被征服的来自其他氏族部落的外来人是奴隶，他们称这些奴隶是“黑劳士” （以斯巴达人征服拉科尼亚南部海岸的黑劳士城使其居民沦为奴隶而得名）。奴隶们的劳动成果归斯巴达全体成员共同所有，集体享用。在斯巴达这种奴隶为国家所占有的社会中，奴隶主与奴隶的对立就是公民与非公民的对立，这两个阶级的对立是十分明显、十分尖锐的。公民与非公民之间的界限，是不可逾越的。斯巴达国家长时期尽力强化公民与黑劳士之间的等级对立。斯巴达的主要经济是落后的农业经济，经常面临奴隶的起义，被奴役者人数又超过斯巴达公民人数许多倍，在这样的条件下，斯巴达实行军国主义的独裁统治和寡头政治，不仅对奴隶进行严酷的剥削和压迫，对公民也进行严格的控制，纪律严酷。
整个社会过着军事化的生活，孩子们从小受到的教育就是军事训练。为了防止斯巴达人内部贫富分化，斯巴达人不许从事工商业，除了军事外，不得从事其它生计。
斯巴达人轻视文化教育。青少年只要求会写命令和便条就可以了。斯巴达人要求他们的子弟从小养成沉默寡言的习惯，说话就象军事口令一样，语言简明，直截了当。传说有人曾威胁斯巴达国王，说要把斯巴达夷为平地，斯巴达国王的回答只是一个字：“请！”这就是著名的斯巴达式的回答。
斯巴达人轻视文学艺术、自然科学。斯巴达人也没有精致的艺术品，没有文学作品传世。据说当时的斯巴达城，几乎看不到一座宏伟的建筑物。
斯巴达是奴隶主贵族专政的国家。它的国家机构由国王、公民大会、长老会议和监察官组成。斯巴达有两个国王，在打仗时候，一个国王任前线统帅，一个国王留守国内。平时，一切重大问题，名义上还要由公民大会通过，方可有效，但实际都是由30个人组成的“长老会议”决定。公民大会由年满30岁的斯巴达男子组成。对长老会议的提议无权讨论，只有表决权，表决时以呼喊声的高低决定，声高即表示通过。公民大会用呼喊声的高低来选出长老会议成员和监察官。30名长老会议成员中，有两位国王，其余28人都是年逾60的贵族。任职是终身制，如有自然减员，仍须从年逾60的贵族中补选。长老会议又是最高司法机关，一切民法案件、刑事案件和国事案件都由它来审理。监察官由公民大会一年一选，共有五人，年满30岁的公民皆可当选。他们的职责是监察公民生活和镇压希洛人的反抗。后来。他们的权力不断加大，从监督国王，审理国王不法行为，到代替国王取得了主持长老会议和公民大会的权力，审理民法案件的权力也落到了他们手中。
斯巴达经过周密考虑，仔细地制订了对公民日常生活实行监督的制度，对公民监督包括消费奴隶们提供的劳动和劳动的产品等许多方面，甚至对公民在何地、何时、何故以及以何种方式发出笑声，都要实行监督。其目的是，通过规范公民和非公民的生活行为准则，达到强化公民和奴隶的对立。强化等级制度的结果，必然是使斯巴达的奴隶主除了本氏族原始部落的血缘关系之外，成为完全排他性的封闭集团，最后只能走上人数日减而终被外邦灭亡的道路。公元前192年，斯巴达因在战争中失败而被迫加入长期与其敌对的阿哈伊亚同盟。4年后，阿哈伊亚同盟明令废止了黑劳士制度。
雅典采用奴隶主的民主制。
在雅典，除了奴隶之外，自由民都有发表自己政治见解的权力。在雅典全盛时代，自由公民的总数连妇女和儿童在内约为90000人，而男女奴隶为365000人。奴隶是自由公民的四倍多，这些奴隶是公民的财富之一，奴隶们没有自由，没有公民权，不能参与政治活动。和在其它希腊国家一样，奴隶主可以恣意虐待和惩处奴隶。在手工作坊、矿山、农场，奴隶们被迫从事繁重的劳动。雅典的国家机器是对奴隶实行专政，对自由民实行民主。
雅典的奴隶除了原始战争的俘虏和他们的后代之外，肯定还有从海外贸易中买来的奴隶，其中也包涵本国的穷人和无力还债者及其后代的债务奴隶。奴隶属私有财产且神圣不可侵犯。奴隶的生产成果由奴隶主单方占有，国家以税收的方式取得资金。雅典的权力属于议事会，但是议事会是公民大会选举的，所以，虽然权力集中在少数人手中，但是少数人是公民选举出来的代言人。
体现雅典人公民主权观念的是民众大会权力至上的制度。雅典的民众大会是所有成年雅典公民皆可参加的大会。在这里，任何公民都有发言权；一切法律在其颁布之前都要在这里讨论通过；所有重要的国家官吏者；要在这里选举产生，一切关于战争与和平及其它重大国务都要在这里经过辩论、以多数人的意见作决定。通过这种制度，雅典的普通公民确实有许多机会去影响乃至决定政府的决策。而通过选举产生的官吏，也能较好的体现和执行民意。其次，同公民主权密切相联系的是公民个人的自由和平等。事实上，这正是雅典民主政治的出发点。总之，雅典的民主政治是为奴隶主公民服务的一种政治体制。
希腊后期，社会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了，平民和贵族之间，奴隶和奴隶主之间的社会矛盾的扩大，由于物质基础本身的软弱，无法建立更加有力的统治秩序，城邦奴隶制的危机就出现了。面对自身无法解决的社会问题和矛盾困境，希腊的上层大奴隶主阶级希望把希腊交给马其顿管理，马其顿是希腊北部一个贫瘠落后，默默无闻的城邦，到腓力二世时，这个城邦走向强盛。公元前338年，腓力二世击败反对他的希腊联邦，真正确立起他在全希腊的霸主地位。这一叛卖投降活动遭到中下层奴隶主的民主派势力的反对，公元前337年，马其顿的国王腓力二世在击败了民主派势力的最后的反抗，同希腊各城邦签订条约，迫使希腊各城邦承认马其顿的统治。在外族的王权高压统治下，希腊的社会秩序稳定下来，奴隶制危机暂告缓解，但是由于马其顿的迅速灭亡，这种统治没有持续很长时间，便再次陷于危机状态，最后，罗马征服了希腊，此后，希腊长期处于罗马帝国和东罗马帝国的统治下，古典城邦的奴隶制危机才宣告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