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夏，萧军因对一些同志的文艺观点和做法不满，打算离开延安，赴重庆继续从事革命文艺活动。临行前，他从作家和党外人士的角度，向毛泽东连写两封信，直率地反映了延安文艺界以及党的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也流露出他不愉快的心情。
是年8月2日，毛泽东给萧军复信。个大粗重、力透纸背的铅笔字在一番慎思之后，纷纷落在3张白信笺上：“萧军同志：两次来信悉阅，你要的书已付上。我因过去同你少接触，缺乏了解，有些意见想同你说，又怕交浅言深，无益于你，反引起隔阂，故没有即说。延安有不少的坏观象，你对我说的，都值得注意，都应改正。但我劝你同时注意自己方面的某些毛病，不要绝对地看问题，要有耐心，要注意调理人我关系，要故意地省察自己的弱点和缺点，方有出路，方能‘安心立命’。否则天天不安心，痛苦甚大。你是极坦白豪爽之人，我觉得我同你谈得来，故提议如上。如你同意，愿同你再谈一回。敬问近好！”
这封信写得情理交融，感人至深。萧军见后，立即赴约，两人又推心置腹交换了许多意见。萧军提出，党要制定文艺政策，否则许多问题争论不休，没有标准，难明是非。毛泽东很赞赏这个意见，同时说服他留在延安，为党的文艺工作多做工作。毛泽东真挚的感情，坦诚的态度深深地打动了萧军。最后，他取消了离开延安的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