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10月，毛泽东住在上杭浮桥汀城楼左侧的临江楼上，这是一座半新式的别墅。楼的主人是一个行栈业老板，红四军总部便设在这里。这天，傅柏翠向毛泽东汇报完工作，二人凭栏眺望。只见那琴岗之麓至汀江岸畔，一片开阔的田野，近处墙边和野地上，则钻出丛丛小菊，一派金色秋景。
毛泽东忽然兴致勃勃地说：“前几天从永定来，见到路上处处有野菊，沙地有，旱地有，湿地有，宅旁有，山坡有，密林也有。小小的一朵朵黄花，金灿灿，像星斗。闽西野菊多，秋天景色格外浓。这些菊都叫什么名字？”
傅柏翠说：“长在沙地、旱地、宅边的叫山黄菊；长在山谷中、湿地上的有蟛蜞菊、千里光；长在草坡、田埂上的有山柳菊。闽西野菊品种太多了，讲不完。”毛泽东说：“没想到你倒是研究菊科的专家！这上杭城边，不久前是两军大战的沙场，野菊也争芳斗妍，那些野菊花叫什么呢？”“那里的野菊名称也很多。”
毛泽东微笑着说：“总而言之，都叫战地黄花，怎么样？”傅柏翠也笑了：“名字确切，还有不赞同的吗？”“从古到今，许多人写过菊花诗，你喜欢谁的？”“我读的不多。”“就说读过的不多中，喜欢谁的？”毛泽东问。傅柏翠说：“陶渊明的‘秋菊有佳色，衰露掇其英’，‘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将菊花孤高绝俗、闲静、淡远的精神写了出来。”“陶渊明这些诗出来后，菊花和高士隐者们结下深缘，成为孤标傲世的象征。陶渊明追求真朴自然，他有条件这样做；饥寒交迫的种田人、工人，就无法做到，他们要解决饿肚子问题，不可能向往不能解决温饱的虚幻的精神生活。”
傅柏翠明白了，毛泽东并不欣赏陶渊明那种避世的闲淡生活，他要的是在风云变幻的时代激流里显示英雄本色的生活。便接着说：“我也喜欢岑参的‘强欲登楼去，无人送酒来。遥怜故园菊，应傍战场开’，明白如话，不用典故，寄托了作者对饱经战争忧患的老百姓的同情，渴望天下太平，人民安居乐业。诗有尽，思无穷。”
毛泽东接着说：“这诗有奇气，自然朴素逼真，展现一幅画图：流血遍野、刀刃相交的两军鏖战的城乡，丛丛菊花依然在路边开放。情韵无限，但不免又给人寂寞惆怅之感。”毛泽东既赞赏岑参诗，又觉得有点消沉。他问道：“菊花词呢？”
傅柏翠说：“词，我读得更少了。印象深的就是人人皆晓的李清照的‘东篱把酒黄昏后，有暗香盈袖。莫道不销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
毛泽东说：“她的词儿女情长，我更喜欢她的诗‘生当做人杰，死亦为鬼雄’。这诗显示出英雄气概，只是非咏菊。”毛泽东望着秋高气爽的长空，回过头来看到楼内十来盆盛开的大菊花，问道：“今天是九月初八吧？”
傅柏翠说：“明天是重阳。”
“黄巢有一首菊花诗：‘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后百花杀。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黄巢把菊花瓣设想为战士的盔甲，语义双关，既形容菊花秀色，又暗喻战袍，这诗具有何等的气魄！这是封建文人们想也不敢想的。”
毛泽东双手叉腰走了几步，又说：“黄巢还有一首《题菊花》：‘飒飒西风满城载，蕊寒香冷蝶难来。他年我若为青帝，报与桃花一处开。’菊花在寒秋里开放，蜂蝶不来，唯有孤芳自赏，生不逢时。黄巢感叹不已，他要做司春的春神，让菊花在春天开放，与万花争艳，想得多么浪漫。有人说‘他年我若为青帝’是向帝王挑战的反逆思想。这诗好就好在想别人所不敢想，说别人所不敢说。他如果想获得政权，给平民百姓带来春天，有何不可？还有人说这诗是黄巢5岁时写的，自然是胡讲。若说他早有叛逆思想那就对了。”
傅柏翠完全赞同毛泽东的见解，说：“什么样人讲什么样的话。反对朝廷的农民领袖，他的笔下自然而然流露出这样的思想和感情。黄巢的菊花诗与别人作品完全不同，它脱却了封建文人的气味，豪壮又不失含蓄。”毛泽东踱着步，笑着说：“现在为人民利益而造反的革命应超过前人。”傅柏翠说：“当然，共产主义是前人所没有的。”“不单主义，气魄、行动上也是如此。你们上杭不是流传有‘嘱托子孙，莫打上杭’的民歌吗？过去的造反者都无法攻下的上杭城，现在不是被我们攻下了？”
“是。我们办了前人办不成的事。”就在22天前，9月8日，朱德率领红军秘密到达上杭城外。19日晚发起攻城。经过一场激烈战斗，攻下上杭城，全歼守城之敌，俘虏1000多人，缴枪1000多支。上杭城建于宋端平元年（1234年），前后经过近70年才建成。后来又经过多次扩建加固。它三面环水，城墙高三丈多，地势险要，易守难攻，人称“铁上杭”。几百年来，民间流传一首民谣：“铁打上杭，固若金汤。东无退路，西无战场。南有河道，北有池塘。嘱咐子孙，莫打上杭。”明代农民起义军攻城失败，牺牲惨重。太平天国石达开部将石宗国率领万人攻城，伤亡巨大，城也攻不开。从1234年建城后，690年来，没有一支军队能攻进城中，只有红军一夜之间拿下了城池。毛泽东说：“我们胜利，不是因为攻城人马比石达开的人马多，也不是城里守敌弱，而在于懂得依靠群众，发动群众。攻打上杭城，你和县委同志不是发动了全县区乡赤卫队和农会会员数千人，配合红军攻城吗？还有城里群众为我们通风报信。太平军就做不到这一点。”
傅柏翠说：“这是上级布置的，我是服从命令听指挥。”
“上级也是集体领导，集中了大家的智慧嘛。”毛泽东在一朵大菊花前停下来，“石达开是英雄，他能诗；黄巢也算英雄，他也能诗。古人说：莫言马上得天下，自古英雄能写诗。过去如此，今天如此，将来亦如此。”傅柏翠说：“我们红四军里，就有许多写诗的英雄。你和朱德同志都是。陈毅同志也算一个。”他知道三人都爱写诗词，也读过他们的作品。他们诗词里流露出的是革命者不同凡响的情感和抱负。毛泽东说：“难道你不写诗吗？”“我不行。顶多是一知半解。不行。”傅柏翠摇头说。“人有时候不能太谦虚。”毛泽东说。
二人哈哈大笑。
毛泽东又说：“黄巢自号冲天大将军，打下长安，做了皇帝，可他失败了，自杀了。从起义到灭亡，先后仅10年。他到处流动，攻城守地，可今天夺下一个城池，明天又把它弃了。他所攻克的城不下数十个，但从不选择其中险要的雄关重镇，派兵驻守，作为后方的大本营。弄得入长安做皇帝，也不过掌握巴掌大的地盘。没有牢固根基，如何能长久维持？我们需要黄巢那样心有人民的雄才大略的造反英雄，又不能有他的流寇思想和成功后的享乐、忘本思想。”
他们从谈菊花诗，讲到黄巢，又将话题转到根据地建设上去了。第二天是九月初九。毛泽东工作之余，在临江楼上写下《采桑子•重阳》：
人生易老天难老，
岁岁重阳。
今又重阳，战地黄花分外香。
一年一度秋风劲，
不似春光。
胜似春光，寥廓江天万里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