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6月16日，毛泽东在北京十三陵召开的一次会议上发表讲话，正式提出培养和造就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问题。他说：“帝国主义说，他们的‘和平演变’对于我们的第一代、第二代没有希望，对我们的第三代、第四代有希望。帝国主义的讲话灵不灵？我不希望它灵，但也可能灵。”7月14日在《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编辑部的文章《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中发表了毛泽东的一段论述：“为了保证我们的党和国家不改变颜色，我们不仅需要正确的路线和政策，而且需要培养和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帝国主义的预言家们把‘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中国党的第三代或者第四代身上。我们一定要使帝国主义的这种预言彻底破产。”
毛泽东还进一步提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的5项条件：他们必须是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而不是挂着马克思列宁主义招牌的修正主义者；他们必须是全心全意为中国和世界的绝大多数人服务的革命者，而不是在国内为一小撮资产阶级特权阶层的利益服务，在国际为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利益服务；他们必须是能够团结绝大多数人一道工作的无产阶级政治家，包括团结那些反对过自己并且已被实践证明是犯了错误的人；他们必须是党的民主集中制的模范执行者，必须学会“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领导方法；他们必须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富于批评精神，勇于改正自己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毛泽东还强调：“应当在长期的群众斗争中考察和识别干部，挑选和培养接班人。”
庙可以重修嘛！我出点香火钱
1966年，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早年和毛泽东在湖南省第一师范求学的同学、挚友，时任湖南省副省长的周世钊先生看到运动的兴起，甚不理解。他向毛泽东陈书，要求面见。毛泽东复函称：“不必来京，事情可以合理解决。”
1967年，红卫兵“光顾”了周世钊的家，周世钊气愤不过，去北京面见了毛泽东。毛泽东问起周世钊被抄家一事。周世钊说：“一身之外无长物，抄家者一无所获，不过搞乱了我好些旧书，弄得残缺不齐，可惜！可惜！痛心！痛心！”言下仍有痛惜之感。
毛泽东对周世钊说：“这对你不起，由我负责赔偿，你那些旧书，我这里都应该有，任你挑选拿去作赔，只不得抄我的家。”又说：“你不要由此心存芥蒂，湖南的事，你还是要管的，当说的则说，可管的则管，至少是教育方面的事，你要管，不必负气。”
周世钊回答说：“我连个党员都不是，怎么管事？怎么管事？”毛泽东说：“你愿入党我可以作介绍，你是副省长嘛！即使造反，你也应管，再说你又是湖南民盟的负责人，怎能袖手旁观呢？”
周世钊说：“今天这个局面，民主党派还能起什么作用？连个庙都没有了。”毛泽东笑了笑，说：“庙可以重修嘛！修庙是积福的事，我出点香火钱。”
毛泽东的这一席话，诚挚隽永，含义深远，足可见党中央、毛主席对民主党派、爱国人士的爱护关切之深和“长期共存”之意，也充分体现了“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真挚情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