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终生为人民的解放和幸福奔波操劳，贡献了全部智慧和力量。他一生曾遭到过种种意外和危险，但他胆识过人、多谋善断、沉着冷静，加上群众、战士对他的掩护保卫，他都化险为夷。
第一次，省长通缉。
1922年10月，毛泽东领导了长沙泥木工人的罢工斗争。10月23日，6000多名泥木工人到教育会坪集合请愿，毛泽东亲临指导。为了安全，他身着对襟衣站在工人中间，并带了口哨，指挥工人喊口号，他吹一声工人们喊一声，连吹连喊，工人们情绪更加高涨。这时敌人发觉他是领头的，便派两个便衣特务贼头贼脑地来抓他。毛泽东在工人中间，被工人们团团围住，便衣特务根本无从下手。毛泽东躲过了险关，湖南工运也在他的领导下声势越“闹”越大。一直到同省长赵恒惕进行了历时3天的当面说理斗争，使赵恒惕理屈词穷。赵恒惕懊丧地对左右说：“湖南再来一个毛泽东，我便不能立足了！”于是处心积虑谋害毛泽东。1923年4月的一天夜里，一个在省政府中供职的同志急匆匆地跑来告诉毛泽东，赵恒惕派出抓他的兵就要来了，要他快走，毛泽东迅速收拾了文件，作了必要安排，从屋后穿过菜园小路走了出去，又一次躲过了抓捕。赵恒惕没有捉到这个“最危险”的“过激派”人物，便下令通缉毛泽东。毛泽东见了通缉令后神色自若地说：“没有什么了不起嘛。”他从容地布置了湖南党的工作，在被“通缉”了半个月之后才离开湖南前往上海，去党中央工作。
第二次，快兵捉拿。
1925年春节期间，毛泽东回韶山养病。在养病的五六个月里，他广泛发动农民群众，同土豪劣绅进行各种形式的斗争，使土豪劣绅威风扫地，农民群众扬眉吐气。地主豪绅也对他恨之入骨。湘潭西二区上七都都总、团防局长成胥生派人向省长赵恒惕告密，要求派兵逮捕毛泽东。赵恒惕早就视毛泽东为眼中钉，连忙密令湘潭县团防局捉拿毛泽东。
一个炎热的下午，毛泽东突然接到湘潭县城急信。信上写道：“润之兄，军阀赵恒惕得土豪成胥生密告，今日已电示县团防总局派快兵前来捉你，望接信后火速转移。”这是一个农民写来的。毛泽东早料到敌人会来这一手，看完信他讥讽地说：“原来是成八胡子（指成胥生）干的好事。”
回到家里，他仍不慌不忙地接待来访农民。家里人借来了路费，催毛泽东快走。他镇定地分析说：“从湘潭县城到这里90多里路，既不通汽车，又不通火车，县团防局的兵又不熟悉道路，等他们找到成胥生后再到我这里来，预计最快也要到上灯时分，现在天还没黑。”他又向正来找他的毛福轩指示韶山今后的农运工作，直到上灯好久了，毛福轩再三催促，毛泽东才换衣趁黑夜离开了上屋场，刚走到湖堤沟附近，就见远处有灯笼火把朝这边走来。毛泽东和两个护送的农民立即潜入离大路不远的山坡灌木丛中，躲过了前来抓他的快兵，登上大路，飞速前奔。此次经长沙到广州，继续领导农民运动。
第三次，敌特盘问。
1927年上半年，毛泽东住在武昌。继上海“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长沙又发生了“马日事变”，大批共产党员和工农骨干遭到屠杀。在这危急关头，毛泽东更加忙碌操劳。7月15日，汪精卫在武汉叛变革命，国民党反动派四处抓人。为了挽救党和革命，毛泽东不顾个人安危，在白色恐怖下多方奔走。与此同时，敌人也在四处搜捕毛泽东。有一天，他正在汉口街上走着，迎面碰上两个前来抓他的敌人。敌特盘问他：“看见毛泽东没有？”毛泽东从容地指着旁边的小巷子说：“看见了，刚从这里过去的。”愚蠢的敌人信以为真，马上朝着他指的方向追去了。毛泽东则安全地回到了家里。
第四次，便衣拦截。
1921年1月到1927年8月，毛泽东曾先后4次来到杨开慧的家乡长沙县板仓从事革命活动，组织农民斗争。在白色恐怖笼罩城乡时，反动派四处张贴布告，出3000两赏银追捕毛泽东。毛泽东毫不畏惧，机智从容地应付着各种复杂局面。他在板仓常常是白天在楼上看书，夜间进行革命活动，使敌人摸不到踪影。一天午饭后，毛泽东以玩牌为名召开会议。散会后，毛泽东刚出门，就遇上一个便衣特务气势汹汹地拦住他问：“毛泽东在哪里？”毛泽东轻蔑地瞧了他一眼，沉着地指了指屋里，然后从容地挑着放在门边的水桶走了出去，巧妙地摆脱了敌人的搜捕。还有一次，敌人获悉毛泽东在板仓，立即派兵搜捕，严密布岗，封锁了山间小路，情况十分紧急。毛泽东镇静地分析了敌情，装扮成病人，坐着轿子，径直走大路，不慌不忙地从伪乡公所门口——敌人的眼皮下闯了过去。
第五次，民团追捕。
1927年9月准备秋收起义的时候，毛泽东去铜鼓直接领导第三团起义部队的行动。毛泽东一行三人，走到浏阳张家坊时，被一伙与国民党勾结的民团抓住了，他们奉命押着毛泽东去民团总部处死。毛泽东知道民团里那些普通士兵都是雇佣兵，枪决自己对他们并无好处，于是向一个同志借了几十块钱，打算贿赂押送者，以便半路上获释。拿钱买命还真灵，押送他的团丁果然同意释放他，可是负责的队长不准。毛泽东决定逃走，他一直未找到脱身的机会，直到在离民团总部约二百码的地方，他故意装腿痛落在后面，被收买的士兵也不强迫他赶上。等到毛泽东脱身走远了，押他的人才大喊：“跑了！跑了！”
跑到一块高地，毛泽东发现下面有一口水塘，周围长了很高的草，他就躲到里面。士兵追赶来了，还强迫农民帮他们搜寻。民团搜到了离他很近的地方，有时手几乎可以碰得到。他也几乎放弃了脱身的希望，但他仍屏住气，加上草的遮掩和光线很暗，民团最终也没发现他。天黑后民团放弃了搜寻。听不见追寻的人声了，毛泽东才从草丛中走出，他往腿上涂了一些泥，装作农民，翻山越岭连夜赶路。后来逃到一个市镇上住了一夜，第二天赶到起义部队驻地时，此时他口袋里只剩下两个铜板了。随即，震惊全国的秋收起义就爆发了。
第六次，地主突袭。
1928年6月，毛泽东与贺子珍正在江西永新县西乡塘边村搞土地调查。一天，一支外县的地主保安队获悉中央委员毛泽东在这里活动，蒋介石正悬赏5万大洋捉拿他。于是他们向塘边村发起突然袭击，要捉到毛泽东去领重赏。毛泽东、贺子珍听到枪声和守在要道上的暴动队员的报告都大吃一惊，因为这里的一连红军和毛泽东的一个警卫班都没料到会出意外而分散做群众工作去了，一时无法集合，仅靠几个只有梭镖的暴动队员很难顶住保安队的火力。贺子珍略显紧张，毛泽东很快镇静下来，慢条斯理地一边抽着烟，一边冷静地分析：来者是先头部队还是只有一小股保安队尚未搞清楚，如冒险出击，很可能陷入被动，自己安全无保障，还会危及群众的安全。于是果断决定：“通知村里群众，马上撤出村子！”塘边村在群山环抱之中，走出村落就是山。毛泽东与贺子珍组织群众迅速上山，隐蔽在密林中观察敌情。果然，敌人进村后找不到人，怕中埋伏，骚扰一阵就走了。
第七次，白匪“围剿”。
1931年5月16日，红军打响了第二次反“围剿”的第一仗。红一方面军政委毛泽东和总司令朱德都住在东固至中洞大道北侧白云山上的红军总司令部里。敌第28师进至中洞准备进攻东固。红一方面军总部直属队因一名新电话兵没经验，误答敌人，于是意外地与敌先头部队交火了。顷刻，敌以一旅兵力蜂拥向总司令部发起猛攻。而总部直属队这时仅有通讯排和警卫连中的六七十名战士，情况十分危急。面对突如其来的敌人，毛泽东、朱德沉着指挥战斗。霎时间，密集的枪炮声响成一片，呼啸的子弹不时飞来，炮弹碎片擦耳飞去，硝烟在身边腾起。击退敌人几次冲锋后我们的人也更少了，弹药也不多了。敌人的炮火袭击更猛，继而又像蚂蚁一样向山头爬来。在这万分紧急关头，毛泽东操着洪亮的湖南口音沉着坚定地说：“同志们，注意节省子弹，用石头也要把敌人砸下去！”在他的从容指挥下，大家一齐向山下滚石头，连伤员都爬过来参战，敌人被阵阵射击和滚石打得晕头转向，但不一会儿又一窝蜂地拥上来。面对疯狂的敌人，毛泽东仍从容镇定，决意钳制住敌人，坚持到大部队赶来。正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山下响起了嘹亮的冲锋号声，红三军和红四军按原部署赶到了，红三军团也从敌人侧后包抄上来。毛泽东和朱德脱险了。敌人受到两面夹击，不到一小时就被全歼。
毛泽东为何没出席党的二大、四大、六大
毛泽东的一生与中国革命的进程和中国共产党的发展有着重要的联系。从1921年党的建立到1976年他去世期间，先后共召开了十次党的代表大会，其中党的二、四、六次代表大会他没有参加，当然这并非数字上的巧合。
1922年7月党的“二大”召开，出席这次代表大会的代表不是民主选举产生的，除上届中央成员是当然代表外，其他代表是由中央局提名或协商确定的。会前毛泽东接到通知，急忙从长沙赶到上海，准备参加这次代表大会。据《西行漫记》记载“因走时匆忙，忘了会议的具体地址，又找不到任何一个同志”，只得又返回长沙（预定代表没赶到会的除毛泽东外，还有李大钊和广州代表）。
党的“三大”毛泽东被选为中央委员兼中央政治局秘书，负责中央日常工作。繁重的工作使毛泽东最终病倒了，不得不于1924年末回湖南养病，因而1925年1月在上海召开的中共第四次代表大会，他也就因病未能参加。
1928年6月，中国共产党第六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当时毛泽东在井冈山创建了第一个革命根据地。敌人对根据地的长期封锁和“围剿”，使他不可能有机会去莫斯科参加这次代表大会。但在党的“六大”上，毛泽东仍当选为中央委员。时过1年多，也就是1929年冬，中国共产党第六次代表大会的决议才传到井冈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