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待人接物很有原则、很有人情味，他有自己的一套规矩：“做事以事论，私交以私交论；做事论理论法，私交论情。”“力只可用于法，用于法则可有效；力不可用于私人交谊，用于私人之交则绝对无效。岂止无效，反动随之矣。”“我觉得吾人唯有主义之争，而无私人之争。主义之争，出于不得不争，所争者主义，非私人也。私人之争，世亦多有，则大概是可以相让的。”
毛泽东与同志、朋友、亲人相交，各有不同特色。党内同志，毛泽东不搞迎客送客之礼节。有时国家、政府和军队的主要领导同志来向他请示汇报工作，他也并不起身，继续批阅文件，有时听了几句汇报，才做个手势：“坐嘛，坐下说。”对于较长时间没见过面的老同志，毛泽东要起身迎送握手，但绝不迈出门槛。
毛泽东似乎有意约束自己，不要同某一个或几个重要的党政军负责人发展超出同志或战友关系的私人情谊。同志关系就是同志关系，尽量避免在同志关系上夹杂过于浓厚的个人感情。比如同周恩来，合作共事几十年，毛泽东的衣食住行都无时无刻不得到周恩来的直接关心和照料，他们的情谊应该是非常深厚的，每当关键时刻，毛泽东总信任地将大权交给周恩来。但是，毛泽东从来没对周恩来说过一句超出同志关系的私人感情的话。毛泽东是党的领袖，自己不该有亲疏，也不能让其他同志感觉有亲疏。也许就是这个原因，他在党内同志中没有过多过深的私交。
毛泽东与党内同志除工作关系，基本无往来。只有陈毅是例外，有诗词交往。毛泽东与许多党外民主人士却是私人友谊深厚、交往甚多，而工作往来不多。
毛泽东与章士钊书信往来不少。有次，毛泽东看过章士钊的来信，手指尖在桌上轻轻敲两下，转向卫士吩咐：“你赶紧上街，买两只鸡，给章士钊送去。”
卫士拎着两只鸡送到章士钊家里，并说：“主席送你两只鸡。”章士钊连连点头：“谢谢，谢谢。”卫士说：“主席看到你的信了。”章士钊举举两只鸡：“知道了，这是回话。主席身体怎么样？”卫士说：“很好。”
毛泽东对于亲属故旧，更是坚持“做事论理论法，私交论情”的原则。
1950年春，毛泽东对儿子说：“岸英你回家一趟，代我给你母亲扫墓。带些东西，代我为老太太祝寿。你妈妈是个很贤惠的人，又很有气魄，对我帮助很大，她的父亲杨老先生是个进步人士， 对我资助不少，我很怀念。”
毛泽东长期地、经常地从自己工资和稿费中拿出钱来赡养杨老太太，资助生活困难的亲友，但是，又绝不恩赐任何亲友以金饭碗。新中国成立之初，亲友们抱了很大希望给他写信。他给杨开智的回信说：“不要有任何奢望，不要来……”
毛泽东所作诗词《蝶恋花》尽人皆知。一句“我失骄杨君失柳”，更将他与杨开慧、柳直荀及李淑一的深厚情谊全部表达出来。可是，李淑一请毛泽东为她说句话，到北京来学习时，毛泽东却没有说。他对谁也不改“做事论理论法，私交论情”的原则，公私分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