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8年底，为了帮助部分新民学会会员出国，也为了使自己能够进一步接触新思想和新人物，毛泽东第一次来到北京，在老师杨昌济推荐下当了一名北大图书馆助理员。图书馆助理员的任务之一，就是负责登记那些前来北大图书馆阅览室阅读报刊的人。
此时的鲁迅，由于任职关系，经常去北大图书馆借阅图书，因而使正在北大图书馆工作的毛泽东有幸见到了《狂人日记》的作者鲁迅。
当时由于毛泽东的职务非常低，北大的一些知名人士前来读报时，毛泽东虽然想与他们攀谈，但他们多对他不屑一顾。然而，鲁迅却不像他们那样。一天，毛泽东做登记之际，见一位40岁上下的中年人自报鲁迅时，便主动与他交谈起来。交谈中，鲁迅得知毛泽东只有8元月薪，就主动提出愿介绍毛泽东到别的图书馆工作，工资会有几十元。毛泽东非常感谢鲁迅的关怀，但他向鲁迅表示志不在此，便婉言谢绝了。这是毛泽东第一次见到鲁迅。
1920年元旦前后，为驱逐皖系军阀张敬尧对湖南的统治，毛泽东率领湖南学生到北京请愿。在京期间，他专门拜访了李大钊，并向李大钊表示，想专门拜访一下鲁迅。李大钊随即与周作人进行了联系。周作人当即表示欢迎。于是在周作人的引见下，鲁迅在八道湾寓所与毛泽东相见。二人直到华灯初上才互相道别。
毛泽东和鲁迅，自1920年4月在北京晤面之后，再未见过。
毛泽东谈几位老师对他的影响
“我在师范学校读了5年书，抵住了后来一切广告的引诱。最后，我居然取得了毕业文凭。我在这里——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度过的生活中发生了很多事情，我的政治思想在这个时期开始形成。我也是在这里获得社会行动初步经验的……”
“学校里有一个国文教员，学生给他起了个‘袁大胡子’的绰号。他嘲笑我的作文，说它是新闻记者的手笔。他看不起我视为楷模的梁启超，认为他半通不通。我只得改变文风，钻研韩愈的文章，学会了古文文体。所以，多亏袁大胡子，今天我在必要时仍然能够写出一篇过得去的文言文。”
“给我印象最深的教员是杨昌济，他是英国回来的留学生，后来我同他的生活有密切的关系。他教授伦理学，是一个唯心主义者，一个道德高尚的人，他对自己的伦理学有强烈信仰，努力鼓励学生立志做有益于社会的正大光明的人。我在他的影响之下，读了蔡元培翻译的一本伦理学的书。我受到这本书的启发，写了一篇《心之力》的文章。那时我是一个唯心主义者，杨昌济老师从他的唯心主义观点出发，高度赞赏我的那篇文章。他给了我一百分。”
“一位姓唐的教员常常给我一些旧《民报》看，我读得很有兴趣，从那上面我知道了同盟会的活动和纲领。有一天我读到一份《民报》，上面刊载两个中国学生旅行全国的故事，他们一直走到西藏边境的打箭炉。这件事给我很大的鼓舞。我想效法他们，可是我没有钱，所以我想应当先在湖南旅行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