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基本内容
1952年年底，即将结束的三年国民经济恢复工作取得了巨大成就，也积累了实际工作经验，并在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初步成功的示范和鼓舞下，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提出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加速了我国向社会主义的转变和过渡。
毛泽东运用马克思、列宁关于过渡时期的理论来探索中国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道路。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明确提出了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国家变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基本方向。毛泽东在1952年9月2日中央书记处的一次会议上，讨论“一五”计划的方针和计划时，提出了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毛泽东指出，从现在开始要用10年到15年的时间，随着社会主义的因素不断增加，一步一步地逐渐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而不是等到10年或15年以后再采取突变的方针向社会主义过渡。这是酝酿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开始。随后，刘少奇、周恩来等人都较详细地论述过“从现在起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去”的指导思想和大致设想。1953年5月，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通过深入调查，写成了《资本主义工业中的公私关系问题》的调查报告，毛泽东在对这个报告的批语中明确提出了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基本内容，并在6月1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形成了比较完整的表述。12月，在中共中央批转中央宣传部拟定的关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为动员一切力量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中，毛泽东对总路线的内容作了详尽而准确地阐述，即“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条总路线是照耀我们各项工作的灯塔，各项工作离开它，就要犯右倾或‘左’倾的错误。”195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用法律的形式，把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作为全国人民在过渡时期的总任务确定下来，并写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是以“一化三改”为核心的总路线，“一化”即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这是总路线的主体；“三改”即逐步实现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是总路线的两翼。工业化是社会主义改造的基础和目的，社会主义改造是工业化不可缺少的条件和手段。这两方面互相联系、互相促进、互相制约，体现了发展生产力和变革生产关系的有机统一，推动着我国社会迅速地向社会主义飞跃。这是一条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同时并举的总路线，由于我国的实际状况，决定了要实现这条总路线必须经过长期的努力。从1953年起，用15年或更长的时间，完成向社会主义的过渡，而且连用了两个“逐步”，强调要“逐步改造”“逐步过渡”，表明当时在时间与速度上的考虑，基本精神是要稳妥、慎重，在建设、改造与稳定三者的关系上，基本思想是以改造促建设、发展，以建设、发展巩固和创造新的稳定，以稳定保证改造和建设、发展。毛泽东一再强调要逐步过渡，稳定前进，指出：“一年一小步，五年一大步，三个大步就差不多了。”《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702页。
这种认识无疑是比较稳妥和谨慎的。
同时，我们也应看到，由于受苏联模式的影响，当时对什么是社会主义认识不清，没有从我国是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生产力发展水平很低的实际来变革生产关系。中共中央在批复的《关于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中也指出，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的实质，就是使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所有制成为我国国家和社会的唯一的经济基础，就是把生产资料私有制转变为单一的社会主义公有制，这就孕育着“求存”的倾向，违背了生产关系一定要符合生产力的经济规律，从而阻碍生产力的发展。
尽管如此，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反映了中国人民要求走社会主义道路，迅速发展国民经济，尽快变农业国为工业国，摆脱贫困，消灭剥削制度的强烈愿望，代表了全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也反映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探索中国发展和开创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创造性贡献，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内容。
二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反映了历史的必然
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的提出是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根据列宁关于过渡时期的学说，认真总结新中国成立后三年经济恢复的实践经验，根据中国国情提出来的，是当时客观形势发展的需要，反映了中国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历史必然。
首先，实现国家工业化，是国家富强的物质基础和先决条件，没有工业，便没有巩固的国防，便没有人民的福利，便没有国家的富强。新中国成立后，经过三年的经济恢复，工农业产品的产量达到或超过历史最好水平，但整体来说中国还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现代工业在工农业总产值中只占26.6%，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同当时一些经济发达国家相比，差距很大。截至195年，我们连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都不能制造，许多工业部门仍然是空白，中国人民迫切希望改变这种落后状况。一部中国近代史用血的事实告诉我们，要使中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不因落后而挨打，就必须使国家工业化，建立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改变我国经济落后的状况，实现更快的发展生产力这个社会主义阶段最根本的任务，使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更好的体现出来。
其次，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也是迅速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社会主义强大国家的迫切需要。新中国成立后，由于中国经济极为落后，工业极不发达，国家需要有利于国计民生的资本主义经济有一定的发展，但是它又有唯利是图、损人利己、投机取巧的本性和生产无政府状态等不利于国计民生的消极一面，我们必须对它进行限制，这就不能不在社会主义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之间发生限制和反限制的斗争。随着国家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开展，社会主义经济与资本主义经济的矛盾更加尖锐。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从投机资本的猖獗活动等事实来看，资产阶级不法行为确实给国家经济建设带来严重危害。随着国家计划经济建设的开展，资本主义经济消极落后的一面表现得更为突出，经济上的矛盾又必然造成阶级关系的紧张和阶级矛盾的加剧，在当时能限制资本主义经济消极方面的经济力量还比较弱，通过“五反”运动虽然能打退资产阶级的进攻，打击不法资本家的违法行为，但是没有也不可能彻底解决问题，所有这一切，客观上要求必须及时地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以便从根本上解决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解放被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束缚的生产力，推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迅速发展。
第三，对个体农业和手工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是发展农业和整个社会生产力的需要。土地改革后的农村，是小农经济的汪洋大海，农业经济虽有一定的发展，但又受到个体经济的限制。小农经济是一种小而全的封闭式经济，生产力水平十分落后，不利于分工发展多种经营，也不利于进行大规模的农田水利建设，个体农民尤其是其中的贫苦农民，由于生产规模小，势单力薄，在生产和经营中存在许多困难。这种分散落后的小农经济，限制了农业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不能满足人民和国家工业化对粮食与工业原料日益增长的需要，国家也很难对大量分散的个体农户进行有计划的指导，这就使个体农业同社会主义工业化之间的矛盾暴露出来。只有组织起来走互助合作化道路，才能克服上述矛盾，才能发展生产、兴修水利，才能适应工业发展的需要和避免两极分化。党在总结国民经济恢复时期互助合作的经验时认为，这种互助合作形式不仅是帮助贫困农民克服困难，增加生产的有效形式，同时也是防止农村资本主义自发势力产生，引导农业向社会主义方向发展的适当形式。
更重要的是，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要求农业提供越来越多的工业原料、资金和市场，而农业的发展又需要工业的支持，但当时的工业较落后，不能给农业有力的支持，在这种情况下，农业只能靠互助合作形式来发展，这是当时历史条件下的唯一选择。
从社会政治生活方面看，实现农业合作化，是巩固工农联盟，加强人民民主专政的需要。土地改革后，农村出现贫富分化的趋势，商业投机和高利贷日益活跃，雇工剥削逐年增长，新富农已出现，而贫苦农民的生活仍然很贫困，两极分化使作为国家政治基础的工农联盟难以巩固，经济建设将失去必要的社会和政治保障，为此就必须引导农民走社会主义集体化道路。
个体手工业与个体农业的情况基本相似。当时手工业在国民经济中占很大比重，手工业的产值约100多亿元，占全国工农业总产值的13%左右，手工业工人约100多万人，手工业在供应城乡人民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维持就业，活跃市场等方面起着重要作用。但是分散的个体手工业是十分落后的，新技术的使用受到很大限制，在生产和销售方面遇到许多难以克服的困难，同样不能适应国家建设和人民生活的需要。同时，手工业者是小私有者，如果任其自流，也会出现贫富两极分化。因此，必须通过合作化把手工业者的个体所有制逐步改造为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这是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此外，我国已经有相当规模的社会大生产，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对整个国民经济的领导不断加强，实现社会主义也是中国共产党确定的奋斗目标。
总之，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是具有现实依据的，符合我国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是在科学地分析了我国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后，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作出的正确抉择，反映了历史发展的必然性。同时，使广大干部和人民明确了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奋斗目标和具体道路，激发了他们建设社会主义的热情，有力地推动了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事业的发展。
对个体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为了确立社会的生产关系，健全社会主义上层建筑，以继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创造了必要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