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工农武装割据思想的提出
国民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应该走什么道路是中国共产党所面临的首要问题。“八七”会议拉开了中国共产党人探索中国民主革命新道路的序幕，毛泽东提出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著名论断，揭示了中国革命的特点是武装斗争。那么，在当时的国情下，武装斗争应该指向哪里？是农村还是城市？井冈山等革命根据地的建立，从实践上为中国革命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但是，农村革命根据地的斗争环境异常艰苦，共产党和红军内部常有人怀疑红色政权能否存在与发展，对新道路信心不足，甚至有人提出“红旗到底打得了多久”的疑问。针对革命队伍内部悲观失望的情绪，毛泽东总结了井冈山等'农村根据地的初步经验，于1928年10月和11月写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和《井冈山的斗争》两篇文章，提出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
毛泽东首先从理论上深刻分析和论证了中国红色政权存在和发展的原因和条件。毛泽东指出：“一国之内，在四周白色政权的包围中，有一小块或若干小块红色政权的区域长期存在，这是世界各国从来没有的事，这种奇事的发生，有其独特的原因。而其存在和发展，亦必有相当的条件。”《毛泽东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8~9页。
这是因为：第一，中国是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大国。由于近代中国经济发展不平衡，没有统一的资本主义经济，自给自足的地方性农业经济广泛存在，这就为红色政权的存在提供了物质基础，使边远落后地方的红色政权可以不依靠城市就能保持其简单的生产和再生产；由于近代中国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广大农村是反动统治的薄弱环节，而农民又是革命的主力军，这又使红色政权获得了深厚的阶级基础；由于帝国主义国家的间接统治和互相斗争，造成了军阀割据的局面和连续不断的军阀混战，使反革命力量进攻革命力量不一致，这又使红色政权获得了存在和发展的缝隙；由于中国是一个大国，幅员辽阔，革命力量有广阔的回旋余地。上述这些中国的特殊国情，是红色政权能够存在和发展的根本原因。第二，革命的广泛影响和良好的群众基础是红色政权能够存在和发展的必备客观条件。红色政权首先发生并能够长期存在的地方，往往是那些受过国民革命影响、工农运动曾经蓬勃兴起的地方，如广东、湖南、湖北、江西等省。这些地方都曾经建立过党的组织和工农群众的组织，开展过轰轰烈烈的反帝反封建斗争。第三，全国革命形势继续向前发展，这是红色政权能够存在和发展的又一客观条件。1927年月，蒋介石在南京建立的国民政府，是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新军阀政权，对外投靠帝国主义，对内实行法西斯独裁统治，它不仅没能解决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相反却使中国的各种社会矛盾更加尖锐激化。由于存在着深刻的革命根源，中国革命的形势必然继续向前发展，从而有利于根据地红色政权的建立和巩固。第四，相当力量的正式红军的存在，这是红色政权能够存在和发展的必要主观条件。如果没有自己的武装，甚至只有地方性的赤卫队而没有比较强大的正式红军，就不能对付反动武装，不能造成割据的局面，不能保障红色政权的存在和发展。第五，共产党的正确领导及其正确的政策，这是中国红色政权能够存在和发展的前提和关键条件。只有中国共产党党内团结及其政策、方针正确的时候，中国的红色政权才能够存在并发展得比较好；而党内分裂和政策出现错误的时候，中国革命无不遭到了失败和挫折。
国民革命失败后，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离开城市，挺进农村。在农村这个新的天地，如何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斗争？革命在边远落后的农村能否取得成功？毛泽东在及时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工农武装割据”思想，是指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以武装斗争为主要斗争方式、以土地革命为中心内容、以根据地为战略阵地的思想，“三位一体”，缺一不可，这是红色政权建设的总概念。土地革命是这一思想的中心内容。进行土地革命，消灭封建土地所有制，广大农民的革命积极性才能充分地调动起来，红军和革命战争才能得到广大农民的支持。武装斗争是工农武装割据的主要斗争形式。建立革命武装，才能保卫根据地和土地革命的成果。没有红军战争的胜利，根据地就不能得到发展壮大，土地革命也没有保障。建立相对巩固的根据地，是进行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的战略依托；没有根据地的武装斗争，就会成为流寇主义，土地革命也无法深入开展。“工农武装割据”思想，实际上是回答如何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道路的问题，是毛泽东等人对中国革命的重大贡献。
二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理论的形成
中共六大之后，工农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有了很大的发展。到1930年初，全国红军主力部队发展到7万多人，地方武装近3万人，在全国建立了十几块革命根据地，较大的有中央革命根据地，湘鄂西革命根据地，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等。
随着“工农武装割据”的兴起，党在农村的工作有了一定发展，因而农民出身的党员在党内的比例不断增大。红军也是以农民为主体，并有一部分来自旧军队，所以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经常反映到党和红军中来。1929年，中共中央根据红四军两年来的斗争情况和存在的问题，由周恩来起草了给红四军前委的信，信中分析了国内外形势，肯定了毛泽东等人开辟农村包围城市革命道路的伟大实践，提出了一个对中国革命道路理论的形成有重大意义的论断：“先有农村红军，后有城市政权，这是中国革命的特征，这是中国经济基础的产物。如有人怀疑红军的存在，他就是不懂得中国革命的实际，就是一种取消观念。”《周恩来选集》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32页。
1929年12月，红四军根据“九月来信”的精神，在福建上杭县古田召开了中共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即著名的古田会议。会上，毛泽东作了报告，报告及其他几项决议得到通过，其中最重要的是关于纠正党内错误思想问题的决议。它规定，中国的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必须绝对服从党的领导，全心全意地为实现党的纲领、路线和政策而奋斗，这就使红军根本区别于历史上的一切旧式军队。在党的建设方面，决议规定的建党原则，强调了加强党的思想建设的重要性。古田会议解决了处在分散的农村游击战争环境中，如何建设坚强的无产阶级政党和新型人民军队问题，特别是无产阶级的领导权问题，从而为党的工作重心放到农村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支点，保证了“工农武装割据”的不断巩固和扩大，为中国共产党人找到民主革命发展道路，提供了一个极其重要的前提条件。
1930年1月，毛泽东写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著名通信。在这篇文章中，他总结了井冈山和赣南、闽西根据地斗争的实践经验，汲取了其他根据地的有益经验，阐明了中国必须走与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不同的道路，进一步发展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实际上否定了照搬外国经验的“城市中心论”，提出了“以乡村为中心”的思想。至此，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的理论初步形成。本通信的主要内容有几个方面：第一，毛泽东批评了把建设、发展农村根据地和进行游击战争作为权宜之计的主张，强调了把党的工作重心放在农村的重要性。他指出：“……全国范围的、包括一切地方的，先争取群众后建立政权的理论，是于中国革命的实情不适合的。”《毛泽东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97~98页。
因为，中国是一个许多帝国主义国家相互争夺的半殖民地，因此，所谓“城市中心论”，靠中心城市武装起义夺取政权的道路是行不通的。中国统治阶级内部长期混战，始终不能形成一个统一的政权。在这种情况下“工农武装割据”就会长期存在。当时的革命形势已经表明，中国革命要走上胜利发展的道路，必须要把党的工作中心放在农村。第二，毛泽东高度评价了党领导的农村革命斗争。他指出：“红军、游击队和红色区域的建立和发展是半殖民地中国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农民斗争的最高形式，和半殖地农民斗争发展的必然结果；并且无疑地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最重要因素。”《毛泽东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98页。第三，毛泽东论证了城市斗争和农村斗争的关系。他强调，抛弃城市斗争，是错误的，但畏惧农民势力的发展，以为将超过工人的势力而不利于革命也是错误的。在中国，只有农民斗争得不到工人的领导而失败，没有农民斗争的发展超过工人的势力而不利于革命本身的。毛泽东强调无产阶级领导是革命胜利的唯一关键。第四，毛泽东提出了为实践所证明的农民革命斗争发展的有效模式。他认为，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农村革命斗争，应沿着“朱德毛泽东式、方志敏式之有根据地的，有计划地建设政权的，深入土地革命的，扩大人民武装的路线是经由乡赤卫队、区赤卫大队、县赤卫总队、地方红军直至正规红军这样一套办法的”《毛泽东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98页。
。第五，强调了坚持农村根据地斗争的意义。毛泽东认为：“必须这样，才能树立全国革命群众的信仰，如苏联之于全世界然。必须这样，才能给反动统治阶级以甚大的困难，动摇其基础而促进其内部的分解。也必须这样，才能真正地创造红军，成为将来大革命的主要工具。总而言之，必须这样，才能促进革命的高潮。”《毛泽东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98~99页。
上述这些论述，进一步发展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实际上否定了照搬外国经验的“城市中心论”，提出了“以乡村为中心”的思想。至此，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革命道路的理论基本形成。
毛泽东在此之后不久写了《反对本本主义》一文，指出“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毛泽东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09页。
“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毛泽东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11~112页。
“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毛泽东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15页。
并积极提倡共产党人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揭露了教条主义的错误及其对革命事业的危害，批评了红军中一部分人安于现状、墨守成规、迷信“本本”、不愿作实际调查的保守思想。这表明，毛泽东从思想路线的高度为开创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指明了方向，并把这一道路的理论建立在坚实的唯物主义哲学基础之上。
20世纪20年代后期和30年代初期，在中国共产党党内盛行着一种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俄国革命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特别是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顽固地坚持“城市中心论”，反对毛泽东“以乡村为中心”、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理论，排斥毛泽东在中央革命根据地对于党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导致了第五次反“围剿”斗争的失败，红军被迫转移，损失严重。1935年1月，遵义会议的召开，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党内长达四年之久的统治，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中央的正确领导，从而使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道路的思想在全党的贯彻有了保证。遵义会议后，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道路成为全党的指导思想。
从1936年12月到1939年12月，毛泽东先后发表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新阶段》《战争和战略问题》《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共产党人〉发刊词》等文章，进一步从理论上系统地论述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必要性与可能性，形成了严整的理论体系，成为全党的共识。党所找到的革命新道路是使中国革命复兴和发展并取得胜利的必由之路，它完成了党从国民革命的失败到土地革命战争发展的历史转折。不仅如此，它在国际共运发展史上也是一个伟大的创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