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土地革命战争的兴起
1927年蒋介石、汪精卫集团背叛革命，从此，中国国民党再也不是革命的旗帜了，不再是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联盟，它成了一个由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反动集团所控制的政党，成了革命的对象。当时，中国出现了三足鼎立的反革命局面，有三个反革命政府，即国民党蒋介石集团的南京国民政府、汪精卫集团的武汉国民政府和奉系军阀张作霖的北京政府；有三个国民党中央，即南京的蒋记中央、武汉的汪记中央和上海的西山会议派中央。此外还有一些各自为政的国民党地方军阀，如阎锡山、冯玉祥等。国民党内各派系一致违反孙中山三大政策，攻击中国共产党。同时，它们之间又争权夺利、互相排斥，不能实现真正的合作。一直到1928年2月国民党召开二届四中全会后，蒋、冯、阎、桂四派新军阀才取得暂时妥协，原来的三足鼎立演变为国民党新军阀与奉系军阀的对抗。1928年月，蒋介石发动号称“统一”中国的北伐战争，进攻奉系军阀张作霖。当蒋介石部队进入山东境内，触犯了日本帝国主义的利益时，5月3日日本悍然出兵侵占济南，杀伤中国军民万余人，制造了“济南惨案”。“济南惨案”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极大义愤，蒋介石却命令国民党军队“忍辱负重”，撤出济南，绕道北上。6月初，张作霖放弃北平，向东北撤退，因失去日本的信任，在皇姑屯车站被日本关东军预谋炸死，其子张学良在美国的调解下，于12月29日发表“易帜”通电，接受蒋介石的指挥。至此国民党新军阀实现了形式上的统一。但是，由于帝国主义列强争夺中国的矛盾不断加剧，直接导致了国民党各派军阀之间的对抗，新军阀混战连年不断。从1929年3月到1930年5月，在不到两年的时间，就发生了十几次军阀战争。其中较大规模的有蒋、冯战争，蒋、桂战争和蒋、阎、冯、桂四派军阀的中原大战。在这些战争中，蒋介石因得到了美帝国主义和江浙财阀的支持战胜了对手，确立了他在各派新军阀中的绝对优势，巩固了他在国民党党内和全国的统治地位。
国民党新军阀的统治，依然是城市买办阶级和乡村豪绅阶级的统治，其内外政策突出地体现了卖国投降和反共反人民的显著特点。
国民党政府的外交政策是对帝国主义采取妥协退让政策，
突出的表现是对英、美、法、意等帝国主义破坏中国革命的炮击南京事件，以及在日本干涉中国内政、侵犯中国领土、杀害中国军民的“济南惨案”的问题上，向帝国主义摇尾乞怜、丧权辱国。1928年6月，国民党政府打出“外交自主”的旗号，发起了一场同帝国主义列强“修订新约”的运动，希望通过“修约”，实现关税自主和废除领事裁判权。结果帝国主义列强在形式上作了让步，在废除领事裁判权方面则毫无进展，“修约”运动没有改变帝国主义侵犯和控制中国主权的状况，中国的独立、自主仍然无法实现。反苏是国民党政府外交政策的另一个方面。南京政府大肆扇动反苏情绪，制造反苏事件。1927年12月，国民党政府派兵围攻苏联驻广州领事馆，不久，中苏邦交破裂。
蒋介石政权对内实行独裁专制，剥夺人民民主权利，残酷压迫和剥削工农群众。在政治上，蒋介石实施所谓“训政”，以中国人民缺乏政治训练为借口，公开鼓吹”以党治国”。国民党在整个国家政治生活和政权机构中包揽了一切，蒋介石一人身兼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中央政治会议主席、国民政府主席和海陆空军总司令等要职，独揽党、政、军大权。显而易见，国民党的“训政”实质上就是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就是蒋介石的个人独裁。国民党还不断强化反动国家机器，建立了一支以黄埔系军官为骨干的，拥有近代化武器装备的常备军，这支军队接受法西斯训练，其人数之多，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在当时世界上也是少有的。
在经济上，中国社会经济不仅没有改变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而且帝国主义经济、官僚资本有了迅速增长，其表现一是帝国主义经济侵略不断加深。帝国主义对华投资，从191年的22.5561亿美元增长到1930年的3.875亿美元。帝国主义列强在对华经贸仍享有各种特权的条件下，对华商品输出从1927年到1931年增加了5倍，1932年中国入超比1926年增加11.1%。另外，帝国主义还不同程度地控制了中国的财政金融、交通运输、轻重工业等，以致中国经济的殖民地化趋向日益加深。二是国民党官僚资本得到迅速发展。官僚资本主义通过建立、扩建金融机构，搜刮民财、筹措军费以及发行公债等手段，形成了以蒋、宋、孔、陈四大家族为代表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它同帝国主义、地主阶级和旧式富农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成为买办的封建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蒋介石政权的经济基础。三是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受到限制。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官僚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和封建经济的桎梏，使民族工商业日趋破产或半破产。据国民党政府实业部统计，1928年至1933年历年注册的工厂数量和资本额逐年下降，如以1928年注册的工厂数量和资本额均为100计，1932年注册额降为3.8，资本额降为12.。四是农业经济凋零，农民倍受欺榨。农民除受重租、高利贷盘剥外，还负担日益增加的苛捐杂税。
在思想文化上，蒋介石把法西斯主义同中国固有的封建伦理捏合在一起，推行思想文化上的专制主义，在各级各类学校实行法西斯教育，禁锢人民的思想，剥夺人民的自由。
上述事实表明，国民党政权是代表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利益的反动政权，中国仍旧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仍然需要进行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而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成为继北洋军阀后中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主要障碍，成为中国革命的主要对象。
国民革命失败后，国内阶级关系和阶级力量的对比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中国大资产阶级转到了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反革命营垒，民族资产阶级也附和了大资产阶级，革命营垒中原有的四个阶级，这时只剩下了三个，剩下了无产阶级、农民阶级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包括革命知识分子。”《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702页。
在国民党反动政权中，尽管存在着派系矛盾和军阀之争，但在对付共产党及革命活动上，它们是一致的，反动派的力量明显强于革命力量。
在国民党政权的反动统治下，白色恐怖笼罩全国，从1927年蒋介石背叛革命到1928年上半年，就有31万多人被杀害，著名的共产党领导人陈延年、赵世炎、恽代英、向警予、萧楚女、罗亦农等相继遇害。在那艰难的年月里，一些在革命高潮时期入党的不坚定分子，有的脱党，有的叛变，党的队伍由原来的5.7万人减少到1万人左右，工会会员在大革命高潮时期达300万人，到1929年仅有3万人，群众运动陷入低潮。毛泽东分析这一段革命形势时说：“我们一年来转战各地，深感全国革命潮流的低落……红军每到一地，群众冷冷清清，经过宣传之后，才慢慢地起来。”《毛泽东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77~78页。
在中国革命的紧急关头，为了纠正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错误，确定今后的行动方针，1927年8月7日，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会议在瞿秋白主持下认真总结了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纠正了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错误，确立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并把发动农民举行秋收起义作为当前党的最主要的任务。毛泽东在会上强调，共产党今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会议选出了新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八七”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在遭受第一次重大挫折后召开的，党中央在革命的危急关头及时地向全党和全国人民指明了革命方向，反对政治上的右倾投降主义，从失败和挫折中吸取教训，及时地扭转时局，为革命走出低谷，开创新局面进行了思想武装和组织调整。“八七”会议的不足之处，主要是在反对右倾的同时，忽视了防止已经开始出现的“左倾”情绪，反而允许和助长了冒险主义和命令主义的倾向。
在国民党反动派血腥镇压的白色恐怖下，中国共产党和革命群众并没有被吓倒，反而更加坚定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以血还血、以牙还牙的决心。1927年8月1日，在以周恩来为书记的中共前委的领导下，贺龙、叶挺、朱德和刘伯承等人率领中共直接掌握和影响下的国民革命军两万余人，举行了南昌起义。由于组织得力，起义部队仅个多小时就解决了战斗，胜利地占领了南昌城。起义胜利后，成立了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整编后的起义部队沿用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的番号。8月3日，起义军按预定计划撤离南昌城，南下广东，途中遭到优势敌人的围攻，苦战不胜，剩下的部队，一部分到达海陆丰地区与当地农军会合，另一部分由朱德、陈毅率领，转战江西、湖南与地方农民自卫军结合。
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给国民党新军阀的屠杀政策以有力回击，在全国人民中树起了一面坚持革命斗争的旗帜。这次起义是中国共产党创建红军、独立领导武装斗争的开始，揭开了土地革命战争的序幕。
“八七”会议后，毛泽东受中共中央的委派，以中共中央特派员的身份前往长沙，领导湘赣边界的秋收起义。1927年8月18日，改组后的湖南省委在长沙市郊的沈家大屋召开会议，讨论制定秋收起义的计划。毛泽东在会上着重阐述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思想，会议决定要与国民党彻底划清界限，旗帜鲜明地以中国共产党的名义号召群众，并确定集中力量在湘东赣西发动以长沙为中心的武装起义。
为便于领导秋收起义，成立了以毛泽东为书记的前敌委员会，作为武装起义的军事指挥机关。1927年9月初，毛泽东在江西安源张家湾召开军事会议，讨论秋收起义的具体部署。参加起义的主力包括两个部分：一部分是没有赶上参加南昌起义的原国民革命军第四集团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是叶挺独立团的新兵组建的，另一部分是湖南平江和浏阳的农军、鄂南通城和崇阳的部分农民武装、安源煤矿的工人武装等，共约5000人，统一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一、二、三团。起义前又收编一部分原黔军武装为第四团。9月9日，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爆发，工农革命军分别从修水、安源、铜鼓等地出发，向长沙进击，先后占领醴陵、浏阳县城和平江的龙门厂及浏阳的白沙、东门市等地。由于当时革命形势已处于低潮，敌强我弱，加上群众缺乏作战经验，起义军某些指挥员指挥失当，新收编的第四团在战斗中又临阵叛变，致使起义军受到严重挫折。9月1日，毛泽东在浏阳东乡上坪召开紧急会议，决定改变攻打长沙的计划，命令第一、三团与第二团余部迅速到浏阳文家市集中。19日晚，在文家市召开了前敌委员会会议，决定起义军撤离湘东地区，进入江西，沿罗霄山脉南移，以保存革命力量。起义军在向南进军途中，处境十分困难，在江西省萍乡县芦溪又遭到敌人的伏击，总指挥卢德铭牺牲。9月29日，部队到达江西省永新县的三湾村时进行了改编即三湾改编：由原来的一个师缩编为一个团；将党的支部建立在连上；成立各级士兵委员会，实行民主管理制度，在政治上官兵平等。10月，部队到达罗霄山脉中段即井冈山地区，得到当地武装袁文才和王佐的帮助，创建了中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
秋收起义和向井冈山进军，是中国革命的重要转折点之一，正如列宁指出的，革命政党“不学会正确的进攻和正确的退却，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列宁选集》第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85页。
向井冈山进军，就是从城市转向农村，转向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地区，它是向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道路迈出的最重要的一步。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建立，点燃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星星之火，为共产党领导的其他地区的起义树立了典范。
井冈山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它把革命的退却和革命的进攻有机地结合起来，成功地实现了中国革命的伟大战略转折，它开辟了在革命低潮形势下重新聚集力量，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实践证明，只有井冈山道路才真正符合中国国情。“工农武装割据”的实践，成为毛泽东创立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理论的起点，它使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武装斗争与农民紧密结合起来，揭开了中国共产党人向反动统治的薄弱环节——农村——展开新的进攻的序幕，为探索和开辟中国革命新的发展道路奠定了基础。
秋收起义失利后，中共中央紧接着又于1927年12月11日乘张发奎发动广州事变之际，乘乱发动了广州起义。当天，在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张太雷和叶挺、叶剑英等人的领导下，由国民革命军第四军教导团全部、警卫团大部和广州工人赤卫队为骨干，组成起义军，经过两个小时的激战，占领了广州市区的大部分地区。起义军随即成立了广州苏维埃政府，即广州公社，苏兆征任主席由张太雷代理，叶挺任工农红军总司令。在大批国民党军的围攻下，起义军浴血奋战，支持了三天时间，最终仍告失败，张太雷不幸中弹牺牲。
据不完全统计，从1927年“八七”会议以后，到1928年年底，共产党先后发动的武装起义不下百次，地域遍及江西、湖南、湖北、广东、广西、福建、陕西、河南、安徽、山东、四川、江苏、河北等省。尽管这些起义大部分都失败了，但是，由从城市中撤下来的起义部队建立起来的各个农村革命根据地，却如同雨后春笋般地生长起来，对南京国民政府的统治逐渐构成严重威胁。
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中国共产党在莫斯科举行了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次大会主要是为了系统地总结第一次国内革命的经验教训，批判右倾投降主义和“左”倾盲动主义的错误，为明确新时期革命的性质和任务而召开的。大会批判了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和瞿秋白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指出中国的社会性质仍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现阶段的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革命的中心任务是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实行土地革命，建立工农民主专政，并指出党在当时的总任务是争取群众，准备暴动。这次大会的路线基本上是正确的，对后来中国革命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大会的缺点是对中间阶级的作用和反动势力内部的矛盾缺乏正确的估计和对策，对中国革命的长期性和农村革命根据地的重要意义等问题认识不足。
二中间派别寻求中国出路的主张和活动
在中国共产党探索中国革命新道路的同时，一些上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一方面不甘心向国民党反动派妥协，不满或反对国民党的一党专政等内外政策，但又不赞成或反对共产党关于中国革命的主张。他们想寻找一条既不同于国民党又不同于共产党的道路，从而形成介乎国共两党之间的中间政治派别。这个政治派别的左翼是以邓演达为代表的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右翼是以胡适、罗隆基为代表的人权派。
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是以邓演达为领导的一部分国民党左派和脱离共产党的人士为骨干组成的。该委员会致力于通过第三条道路来实现“民族的平民的解放”，因此，通常被称之为“第三党”。1927年11月，因与蒋介石、汪精卫决裂而出走苏联的宋庆龄、邓演达、陈友仁等人，在莫斯科以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的名义发表《对中国及世界革命民众宣言》以下简称《宣言》，痛斥蒋介石、汪精卫背叛革命，已成为旧势力之化身，军阀之工具，民众之仇敌，号召人们在孙中山的精神指导下，为实现三民主义的革命纲领而奋斗。但当时他们既没有办事机构，也没有下属组织，实际上并未形成正式组织。1928年春，在《宣言》影响下，谭平山、章伯钧、季方等在上海建立了中华革命党，以实行“科学的三民主义”相号召，反对蒋介石的假三民主义。他们同国外的邓演达保持着联系，并在平、津、江苏、四川等省、市的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建立组织。1930年5月，邓演达秘密回国，在他的主持下，8月召开了有10个省区代表参加的第一次全国干部会议，通过了《我们的政治主张》，选举了中央干部会，邓演达任总干事，宣告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正式成立。第三党以反对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独裁统治为主要目标，主张进行“平民革命”，建立工农为中心的平民政权，使中国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在经济上主张消除帝国主义在华势力，消灭封建残余，建设国家资本主义。第三党积极开展反对蒋介石反动统治的斗争，在反蒋政治斗争的同时，还策划军事活动。他们始终认为蒋介石是主要敌人，把推翻蒋介石的统治当作复兴革命的主要任务，但其反蒋斗争终因邓演达的被捕、牺牲而告失败。
另外还有以梁漱溟为首的乡村建设派，晏阳初主持的平民教育派等。这些派系是20世纪30年代初中国农村经济日趋破产，阶级矛盾日益激化的情况下产生的。梁漱溟认为，“中国没有革命的对象，只有建设的对象”，中国社会的根本问题是“文化失调”，解决这一问题的唯一出路就是搞“乡村建设”。晏阳初认为中国社会的根本问题是“愚、贫、弱、私”，根源则在于“教育不能普及”，主张通过教育来改造农村，复兴农村。可见，这两派都主张用和平“改良”的办法使农民富裕起来，实践证明，这是根本行不通的。胡适、罗隆基为代表的“人权派”起因于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对国民党一党专政和蒋介石个人独裁的不满，他们强烈要求制定宪法，保障人权，提出“争法治”“争人权”的口号；同时，他们也反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反对中共领导的人民革命斗争，是中间力量的右翼。人权派的政治主张反映了在野的资产阶级对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愿望和要求及对国民党专制独裁统治的不满和反抗，这是有积极意义的。但是，由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由于他们的根本立场是站在国民党反动统治一边，代表着资产阶级右翼集团，所以他们只是幻想通过建议、批评，由国民党恩赐法治，特别是聘请他们这批专家参政，以改变其在野地位。这显然是不可能的，国民党既不肯分权，也不愿让民主妨碍其专制独裁。人权派关于中国出路的方案是根本行不通的，这早已为历史所证明，重新努力只能是徒劳的。
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和人权派的失败，证明无论小资产阶级，还是民族资产阶级都没有能力解决中国的出路问题，但是他们所做的努力，从中国革命全局来看还是有益的。他们的存在与活动，表明社会的上层确有相当一部分力量对蒋介石独裁统治极为不满，或力图取而代之，或以民主抵制独裁，这种政治活动一方面使蒋介石的统治不断遇到麻烦，一方面通过各种渠道影响群众，有助于他们逐步看清蒋介石的反动面目。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反对蒋介石国民党反动统治的革命斗争，一开始就在客观上得到从国民党内部游离出来的政治力量的配合。
三在探索革命新道路中来自国际和党内的干扰与危害
中国共产党领导土地革命，探索革命新道路斗争的艰巨性、曲折性还表现在来自内部“左”倾错误的干扰。“八七”会议开始出现“左”倾情绪，会后“左”倾倾向继续增长，成了党内的主要危险，并且很快在党中央占据了统治地位。“左”倾的主要错误是：在革命性质和统一战线问题上，混淆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将反帝反封建与反资产阶级并列，将民族资产阶级视为中国革命最危险的敌人，一味排斥和打击中间势力；在革命道路问题上，继续坚持以城市为中心，将领导各城市工人的总同盟罢工和武装起义作为共产党最主要的任务；指令根据地的红军采取“积极进攻的策略”，配合攻打中心城市；在土地革命问题上，提出“坚决打击富农”和“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主张；在军事斗争问题上，实行进攻中的冒险主义、防御中的保守主义、退却中的逃跑主义；在党内斗争和组织问题上，推行宗派主义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方针。
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给中国共产党和革命事业造成了严重危害。1931年9月，以博古为首的临时中央政治局成立，中央根据地的红军于9月间粉碎了国民党军队的第三次“围剿”，各根据地迅速扩大。而“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领东北，进而在上海发动“一•二八”事变，日本帝国主义和英美之间的矛盾和分裂也随着发展起来，在中国民族危机日益严重的情况下，不但工人、农民、青年学生的抗日运动日益高涨，其他派别也活跃起来。可是左倾关门主义否认和不利用这种政治形势，不及时发动群众，组织力量，建立联合抗日的民主政权，把革命推向前进。结果，使中国共产党脱离抗日群众，在白区的工作也遭到挫折，他们无谓地暴露党和革命组织，致使许多人被捕，惨遭杀害，党的一些机关和革命团体接连受到破坏。
1932年8月，红一方面军在周恩来、毛泽东、朱德和王稼祥指挥下，连克乐安、宜黄，取得歼敌3个旅的胜利。这时，苏区中央局前线和后方的负责人之间发生了意见分歧。10月上旬，苏区中央局在江西宁都举行全体会议，会议严厉批评前委的部署是“纯粹防御路线”，是“以准备为中心的等待敌人进攻”的右倾方针。会后撤销了毛泽东的红一方面军总政委职务，由周恩来任命。1932年年底，国民党调集30多个师的兵力向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了第四次“围剿”。中央红军在周恩来、朱德的指挥下，仍然按照毛泽东的战略思想指挥作战，取得了反“围剿”的胜利。在此期间，中共临时中央于1933年年初迁到中央苏区。临时中央在进入中央苏区后便在党、红军和根据地内全面地贯彻执行“左”倾冒险主义方针。为了排除障碍，他们在组织上采取宗派主义的手段，把持有不同意见的干部都作为“机会主义”者，开展“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中共福建省委代理书记罗明、江西省委宣传部长邓小平等人根据实际情况，反对这种“左”倾的“进攻路线”，被指责为“对革命悲观失望的右倾机会主义的逃跑退却路线”。临时中央在福建开展反对“罗明路线”的斗争，接着又在江西开展反对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的“江西罗明路线”的斗争。这场斗争的矛头，主要是指向毛泽东的各项正确主张，对不同意见的压制，造成人心惶惶，使中央苏区内的政治空气变得极不正常。
193年7月，中共临时中央在江西瑞金召开了六届五中全会，把王明“左”倾冒险主义推向了顶点。五中全会错误地判断，中国的革命危机已到了新的尖锐的阶段。1933年9月，蒋介石对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了规模空前的第五次“围剿”。在“左”倾错误的指导下，红军指挥者从战争一开始就主张“全线出击”，采取进攻中的冒险主义。红军屡战不胜，又采取防御中的保守主义，陷入被动局面。这时，十九路军发动了福建事变，该军将领于1933年11月在福建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政府，推李济深为主席，公开宣布抗日反蒋，并派代表同红军进行合作谈判，双方草签了抗日反蒋的初步协定。蒋介石被迫调兵南下镇压福建人民政府，这给红军打破“围剿”提供了有利时机。但是，博古、李德拒绝了毛泽东、周恩来等提出的将红军主力调往以浙江为中心的苏、渐、皖、赣地区，寻机作战的正确主张，结果，孤立无援的福建人民政府在蒋介石的军事进攻和政治分化下很快失败。这样，打破第五次“围剿”的希望已经没有了，只剩下战略退却——长征一条路了。
除了王明外，中共中央所犯的“左”倾错误还有两次，一次是1927年11月到1928年月的“左”倾盲动错误，认为革命形势在不断高涨，盲目要求“创造总暴动的局面”；
还有一次是1930年6月至9月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地认为中国革命乃至世界革命进入高潮，盲目要求举行全国暴动和集中红军力量攻打武汉等中心城市。
在20世纪30年代前期、中期，中国共产党内部屡次出现严重的“左”倾错误，其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了“八七”会议以后党内一直存在着的浓厚的“左”倾情绪始终没有得到认真的清理和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内部事务的错误干预和瞎指挥以外，主要的原因在于全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准备不足，理论素养不高，实践经验也很缺乏，对中国的历史状况和社会状况、中国革命的特点、中国革命的规律不了解，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没有统一的理解，一句话，不善于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的实际情况全面地、正确地结合起来。王明等人虽然读了许多马克思主义的书，但是不懂得中国的实际，他们颠倒实践和认识的关系，以为只要照抄照搬马克思主义书本上的词句和共产国际的决议、指示，就可以指挥中国革命。王明甚至提出过“对共产国际百分之百的忠诚，是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唯一保证”这样的口号，按照这种主观主义的思想路线办事，就不能不在实践中碰壁。另外还有客观上的原因。当时的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小资产阶级人数占多数，影响广泛，他们的思想必然在党内有各种各样的反应，典型表现是易于摇摆，急躁冒进。大革命失败后，国民党反动派对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的血腥镇压，激起了革命者反抗复仇的强烈要求，所以“左”倾比右倾更能为人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