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在领导旧民主主义革命的进程中，经过多次挫折和失败，逐渐认识到革命不能依靠旧军队，中国革命如果“只有革命党的奋斗，没有国民军的奋斗”，“我们的革命便不能完全成功”。《孙中山选集》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917页。因此革命要胜利必须创建一支真正革命的军队。在苏联和中国共产党人的帮助下国民党创建了陆军军官学校。这所学校设在广州黄埔长洲岛，通称“黄埔军校”。l92年5月，黄埔军校开学，孙中山兼任军校总理，廖仲恺任党代表，蒋介石任校长。
黄埔军校由总理、党代表、校长组成校本部，下设政治部、教授部、教练部、管理部、军需部、军医部名称及机构后有变化。共产党人周恩来、叶剑英曾分别担任过政治部主任、教授部副主任。邓演达曾任教育长，何应钦曾任军事总教官，共产党员恽代英、聂荣臻、萧楚女、熊雄等先后在军校任教。苏联政府为黄埔军校提供金费200万元，运来大批军械，并派优秀军事干部来校任教和担任顾问。中国共产党从各地选派大批党团员和革命青年来此学习，在第一期学员中就有徐向前、陈赓、蒋先云、左权、许继慎等。
黄埔军校参照苏联红军的建军原则，建立了党代表制度和政治工作制度，实行军事、政治并重的教育方针，注重培养学员的爱国思想和革命精神，这是黄埔军校的特点，也使黄埔军校同以往旧的军官学校有着本质的区别。黄埔军校第一期招生约500人，其中由中国共产党选派的共产党员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约有50至60人。黄埔军校对学员实行严格的政治、军事教育和训练。政治课程有三民主义浅说、中国国民革命运动、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史、军队政治工作等。军事方面，采用当时苏联最新的军事理论和技术，由0余名苏联军事顾问指导、讲授和训练。192年10月到12月，军校以毕业的学生为骨干，建立了两个教导团，第一团团长何应钦，第二团团长王懋功，每团均1000余人。
国共合作建立后，在广东革命政府辖区内，农民运动有了公开进行的条件。为适应日益发展的农民运动，培养农民运动骨干，在中国共产党的建议下，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决定开办农民运动讲习所。从l92年7月到1925年11月，国民党中央农民部在广州先后举办了五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分别由共产党员彭湃、罗绮园、阮啸仙、谭植棠主办，五届共招收学员00多人，其中80%以上来自广东。1926年月，毛泽东在广州主办了规模很大的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来自全国20多个省区的300多名学员参加了学习。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学员毕业后，一部分作为国民党中央农民部的特派员，前往广东各地指导农民运动工作，大部分则回原籍从事农民运动。这些人后来大都成为农民运动的领导干部和骨干，有力地推动了各地农民运动的发展。
192年冬，陈炯明乘孙中山北上之机，自封为“救粤军总司令”，依靠英帝国主义及段祺瑞政府的支持，准备率部进攻广州。1925年初，陈炯明部分三路向广州进犯。故此彻底消灭军阀陈炯明，已是势在必行。1925年1月，广东革命政府作出了东征陈炯明的决定，以粤军许崇智部，滇军杨希闵部，桂军刘震寰部，湘军谭延闿部及黄埔军校3000名学生军组成东征联军，任命杨希闵为东征军总司令。东征部队分左、中、右三路，左路由滇军组成，约3万人，从北面东进。蒋介石兼任粤军参谋长，周恩来作为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随军东征，负责军中政治工作。1925年2月1日，第一次东征开始。右路军在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彭湃领导的海陆丰农民的支持下，英勇作战，于2月先后攻占淡水、海丰，接着乘胜东进，于3月初占领了普宁、潮州、汕头。右路军实现了预期作战计划，取得了第一次东征的重大胜利。但是，担任左、中两路东征任务的滇军和桂军却按兵不动，并暗中和陈炯明、唐继尧、段祺瑞等军阀串通，乘东征主力部队远征东江，广州空虚之际，发动叛乱，企图推翻广东革命政府。叛军占领了公安局、电报局、火车站等广州市的重要地方。在此危急关头，广东革命政府决定调东征军回师广州镇压叛乱。1925年6月10日，东征军回师抵达广州市郊，广九、广三、粤汉各铁路工人举行总罢工，断绝了叛军的运输。在广州工人阶级和广大市民的支持下，6月11日夜，革命军发动总攻，经过一夜激战，歼灭叛军2万余人，杨希闵、刘震寰逃往沙面租界，叛乱终被平定。叛乱的平定稳定了广州局势，消除了隐患，为国民政府的建立和国民革命军的组建创造了必要条件。
1925年6月15日国民党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通过“改组大元帅府为国民政府”等决议案。6月2日，胡汉民发表施行国民政府组织大纲的通电，宣布7月1日成立国民政府。广东革命政府成立后，积极进行军政、财政、民政的统一。为统一领导军队，国民政府专门成立了军事委员会，以汪精卫为主席。军事委员会发布命令，将黄埔军校和驻地在广东的粤、湘、滇等各系部队统一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其中，黄埔学生军和粤军一部编为第一军，蒋介石任军长；湘军编为第二军，谭延闿任军长；滇军为第三军，朱培德任军长；原粤军第一师编为第四军，李济深任军长；原粤军第三军编为第五军，李福林任军长。各军建立党代表及政治部制度，共产党人周恩来、李富春等分别担任了各军的政治部主任或党代表。军事委员会的设立和国民革命军的组编，基本上实现了广东的军政统一。广东国民政府的成立，引起了中外反动势力的恐惧。在港英当局和段祺瑞政府的支持下，陈炯明重整残部向东江地区进犯，重新占领了惠州、普宁、汉源、海丰等地，并与盘踞粤南的军阀邓本殷遥相呼应，对广州形成包围之势。为彻底肃清广东境内的反动军阀力量，统一革命根据地，广东革命政府决定举行第二次东征，任命蒋介石为第二次东征军总指挥，任命周恩来为东征军政治部总主任。东征军编为三个纵队，1925年10月1日，东征军总指挥部发布东征命令，6日各路纵队开赴前线开始东征。1日东征军攻克号称东江天险的惠州城，歼灭陈炯明部主力，取得了第二次东征的决定性胜利。东征军乘胜东进，11月初全部收复东江地区，11月底，东征军在粤闽边界全歼陈炯明残部，第二次东征胜利结束。
第二次东征开始后，军阀邓本殷出兵阳江，策应东江陈炯明部，为此，广东革命政府决定同时进行南征。1925年6月31日，广东革命政府任命朱培德为南征军总指挥，12月底，南征军攻克钦州、雷州。1926年1月，南征军渡过海峡，一举攻占海南岛，全歼邓本殷部。至此，广东境内反动军阀势力被全部消灭，长期以来四分五裂、军阀割据的广东得到统一。广东革命根据地的统一，为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巩固了后方基地。
北伐是孙中山的一贯主张。他曾于1922年5月、192年9月两次进行北伐，但都因广东发生反革命叛乱，后方安全受到威胁而功亏一篑。广东革命政府在消灭了广东境内的军阀势力，统一了广东革命根据地后，广西的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竤等，于1926年2月宣布接受国民政府的领导。3月，国民政府通过两广统一方案，广西军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七军。两广的统一，进一步增强了广东国民政府的实力，为大举北伐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全国人民迫切要求国民政府出师北伐，以结束十余年来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1926年2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的特别会议上作出了准备迎接北伐的决议，指出：“现在的时局，实在是中国革命的生死存亡的关头。固然应该在北方努力集中一切革命势力来抵御帝国主义的反攻，然而根本的解决，始终在于广州国民政府北伐的胜利。”《关于现时政局与共产党的主要职任议案》，1926年2月。
因此，“党在现时政治上主要的职任是从各方面准备广东政府的北伐，而北伐的政纲必须是以解决农民问题做主干。”《中央通告第七十九号》，1926年3月。
中共中央二月特别会议精神的贯彻执行，极大地促进了国民政府出师北伐的进程和各省工农运动的发展。1926年月、5月召开的广州第一次工人代表大会、广东省第二次农民代表大会和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都催促国民政府“从速出师北伐”。与此同时，在国民政府工作的苏联顾问加伦、鲍罗廷等人支持进行北伐，并做了大量工作，对于国民政府下决心进行北伐起了积极的推进作用。
1926年6月5日，国民党中央通过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案，任命蒋介石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7月6日，国民党中央通过《为国民革命军出师宣言》，宣言指出，中国人民一切困苦之总原因，在帝国主义者之侵略及其工具卖国军阀之暴虐。中国人民唯一的需要，在建设一人民的统一政府。宣言揭示了北伐的目的，表明了北伐战争的正义性质。7月9日，国民革命军在广州誓师，北伐战争正式开始。
北伐开始时国民革命军共8个军，有兵力10万人，蒋介石为总司令，李济深为总参谋长，邓演达为总政治部主任。除由李济深统领第四军一部、第五军大部留守广州，第七军一部留守广西外，其他各部均出师北伐。北洋军阀主要分为三大势力：一是控制着湖北、湖南、河南及直隶南部的直系军阀吴佩孚，有兵力20万；二是盘踞江苏、浙江、安徽、江西、福建五省，原属直系现已独成一派的孙传芳，有兵力20万；三是占据东三省、热河、察哈尔和北京、天津地区的奉系军阀张作霖，有兵力35万。这三大军阀共有兵力约75万，其他各省还有许多小军阀，从双方总兵力的数量来看，北洋军阀占着很大的优势。但是，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已完全失掉了民心，内部又存在深刻的矛盾。北伐开始时，张作霖希望借北伐军的力量削弱吴佩孚的实力，对战争采取观望态度；孙传芳则宣布“五省保境安民”，暂时保持中立，而吴佩孚的主力部队这时正在北方进攻冯玉祥的国民军，他在湖南、湖北战场上只有10万人。于是北伐军首先集中力量打击吴佩孚。
针对敌我力量对比的实际状况，北伐军在以加伦将军为首的苏联军事顾问的帮助下，制定了集中兵力、各个歼灭的战略方针：湖南、湖北战场取得胜利后，再集中兵力转向东南各省，消灭孙传芳；最后进入长江以北地区，消灭张作霖，统一全中国。根据上述作战方针，北伐军先后在两湖、江西和福建三个战场展开作战。
两湖战场是北伐的主要战场。早在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前的1926年5月，国民政府就派出第四军叶挺独立团和第七军一部，作为先头部队，分别由广东和广西出发挺进湖南，驰援被吴佩孚援军击败而由长沙退守衡阳的唐生智第八军，从而拉开了北伐战争的序幕。以共产党员为骨干的叶挺独立团英勇善战，是北伐军中政治觉悟最高、战斗力最强的一支队伍。1926年6月初，叶挺独立团连克汝城、永兴、安仁等地。与此同时，第七军一部也到达衡阳一带，协助第八军击退直系军队的进攻，北伐军初战告捷，稳定了湖南战局，打开了向北进军的通道。
1926年7月9日，国民革命军正式出师北伐，沿途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工农群众积极支援北伐，中共广东区委发动工农群众组织运输队、宣传队和卫生队，随军出征；中共湖南区执行委员会发动工农群众参加带路、送信、侦察、运输、扫雷、担架救护等任务，还组织农民自卫军直接参加作战。不难看出人民群众的支持是北伐战争胜利发展的重要条件。
1926年8月19日，北伐军再度发动攻势，相继攻占平江、通城、岳阳等，进入湖北战场与敌相持于汀泗桥。位于粤汉铁路线上的汀泗桥是进入武汉的门户，它一面靠山，三面环水，地势险要，易守难攻。吴佩孚在此陈兵2万余人，企图阻止北伐军前进。8月26日，北伐军发起对汀泗桥的进攻。战斗十分激烈，双方伤亡甚多，阵地四次易手，北伐军仍不能攻下。后在当地农民引导下，叶挺独立团穿山走小路，迂回到敌后，采用前后夹击的战术，于27日占领汀泗桥。北伐军接着乘胜追击，于8月30日攻占贺胜桥，吴佩孚被迫率部退回武汉。9月1日，北伐军兵临武汉，5日占领汉阳，6日占领汉口，10月10日占领武昌。武汉三镇被攻占后，吴佩孚的主力基本被消灭，残部逃往河南和鄂西。至此，北伐军取得了两湖地区作战的胜利。由于叶挺独立团作战勇敢，纪律严明，屡建战功，因此独立团所在的国民革命军第四军被人们称誉为“铁军”。
当两湖战场取得决定性胜利之后，北伐的主要战场转向了江西。1926年8月下旬，孙传芳撕下“中立”的伪装，召开军事会议，决定从苏浙皖三省抽调主力部队10万人入赣，准备与北伐军决战。9月上旬，国民革命军第二、三、六军和第一军第一师乘孙传芳军尚未集中完毕之机，向江西发起攻击，连克赣州、铜鼓、修水、萍乡等地。9月中旬，北伐军向南昌发动进攻，并一度攻占该城，孙传芳迅速调集主力反扑。由于蒋介石的嫡系第一军第一师不服从命令，擅自从南昌撤退，加上各军间未能协同，致使占领南昌的国民革命军第六军遭受重大损失，第一师几乎全军覆灭。10月，第七、四军奉调先后入赣，北伐军实力大增，随即向南浔路一带发动猛烈攻势，歼灭孙军主力一部。11月初，北伐军兵分三路会攻南昌，11月5日克九江，8日进入南昌，至此，孙传芳主力大部被消灭。
在福建战场，由于孙传芳把主力部队西调江西对抗北伐军，福建地区力量相对比较薄弱。1926年10月，国民革命军第一军主力向闽西发动进攻，占领了永定等地。在北伐军节节胜利的影响下，孙传芳在福建的部队纷纷倒戈，12月18日北伐军进占福州，战争开始向浙江方向推进。北伐军在长江中下游取得重大胜利的同时，退守绥远一带的国民军，在苏联和国共两党的帮助下，也展开反攻。1926年9月，冯玉祥从苏联回国。9月17日，冯玉祥国民军在绥远五原誓师，宣布参加国民革命，冯玉祥就任国民军联军总司令。五原誓师后，冯玉祥对国民军进行了充实和整顿，并接受了中共北方区委李大钊的建议，制定了“固甘援陕，联晋图豫”的方针。国民军随即南下陕西。11月下旬，与坚守西安的国民军李虎臣、杨虎城部里应外合，击退受吴佩孚之命入陕的刘镇华部，解除了西安之围。接着，国民军经潼关进入河南，与北伐军南北呼应，形成了夹击河南奉系军阀的态势，从而有力地配合了南方国民革命军的北伐。
1927年初，北伐军在取得江西、福建战场胜利后，兵分三路乘胜追击，锋芒直指军阀孙传芳的老巢南京和上海。东路以第一军为主，以何应钦为总指挥，白崇禧为前敌总指挥，由江西东部和福建北部进攻浙江；中路以第三、六、七军为主力，蒋介石兼总指挥，下分江右军和江左军，沿长江两岸向东进攻苏皖，同何应钦部会攻南京；西路以第四、八军为主，唐生智任总指挥，除部分军队留守武汉外，大部沿京汉线北上挺进河南，与冯玉祥部取得联络，以牵制敌人。1927年2月18日，东路北伐军占领杭州，3月中旬抵达上海郊区，3月21日，上海工人阶级为配合北伐战争，发起了第三次武装起义，次日解放了上海。随后，北伐军进驻上海。3月2日中路军之江右军攻克南京。至此，长江以南地区完全为国民革命军占领，北伐战争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国民革命军自1926年7月出师北伐，到1927年3月，不到10个月就消灭了吴佩孚、孙传芳两军阀的主力，把国民革命从珠江流域扩展到长江流域，沉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在中国的统治。
当北伐军攻克武汉三镇以后，国民革命的中心事实上已从珠江流域转移到长江流域的广大地区，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北迁便成为革命形势发展的客观要求。因此，1926年11月，国民党中央决定，将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中央党部从广州迁往武汉。12月7日，国民党中央正式发表迁都通电，并停止在广州办公。13日，第一批到达武汉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和国民政府委员徐谦、孙科、邓演达、宋庆龄、陈友仁、吴玉章、宋子文、董必武等十余人，组成了“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与国民政府委员临时联席会议”，以徐谦为主席，代行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职权，开始在武汉办公。1927年1月1日，国民政府明令定都武汉。
北伐战争的胜利进军，把国民革命的高潮推向顶点。在北伐战争的影响下，中国人民的反帝爱国运动和工农革命运动获得了迅速的发展。
北伐战争开始后，英、美、日、法等帝国主义国家采取外交讹诈和军事威胁双管齐下的手法，对中国革命横加干涉。因此，在1926年年底到1927年年初，在北伐军占领下的湖北、湖南、江西等地，爆发了一场以工人阶级为主体，以要求废除不平等条约、撤退外国驻华部队、收回租界为内容的声势浩大的群众性反帝爱国运动。在这场斗争中，武汉国民政府依靠工人阶级和广大市民的力量，胜利地收回了英帝国主义在汉口、九江两地的租界。收回汉口、九江的英租界，是中国人民近百年来反帝斗争的一个壮举，它极大地鼓舞和推动了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
工农运动的发展和工农群众的支持是北伐战争取得重大胜利的重要原因，而北伐战争的胜利又极大地影响和推动了工农革命运动的迅猛发展。1926年10月，国民党在广州召开中央委员及20余省区代表联席会议，到会代表80多人，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占有优势。这次会议重申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指出要大力发展工农运动，于是北伐军占领下的长江流域各省都不同程度地采纳了扶助农工的政策。这样，在国民政府的大力支持和中共的领导下，工农运动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蓬勃发展的局面。在工人运动方面，北伐军所到之处和势力影响的范围内，尤其是湖南、湖北和江西三省，工人运动发展最为迅猛，主要反映在工会组织及工会人数急剧增加。据统计，到1927年春，全国工会会员已由北伐前的120万人增加到200万人。
工会运动的迅猛发展还表现在，工人阶级同北伐战争紧密配合，发动大规模的罢工斗争乃至武装起义。为了配合北伐战争的胜利进军，迎接北伐军进占上海，从1926年10月到1927年3月，上海工人阶级连续举行三次武装起义。第三次武装起义，在总结前两次起义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组成了以中共中央和上海区委负责人为成员的特别委员会，作为起义的最高决策机关，特委下设特别军委，由周恩来时为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书记负责，直接领导起义的军事行动，并决定由周恩来担任第三次起义的总指挥。由于这次起义在思想上、组织上，特别是军事上做了周密的准备，起义开始后，经过30个小时的激烈战斗，上海工人阶级取得了第三次武装起义的胜利。随后，国民革命军顺利进驻上海。
在工人运动高涨的同时，在中共的正确领导下，全国农民运动迅速发展起来，形成一个伟大的力量，有力地促进了革命运动的发展。北伐战争开始后，中国共产党全力领导和发动全国各地农民运动以支援和配合北伐战争。随着北伐军攻占两湖指湖南、湖北，北伐战争向长江流域的发展以及国民革命重心的北移，农民运动的中心也开始转移到以两湖为中心的长江流域和全国其他地区，中共关于农民运动的计划得以付诸实现，广大农村出现了千百年来不曾有的革命景象，其中湖南省的农民运动发展最为迅速和发达，成为全国农运的一面旗帜。到1927年1月，湖南全省农会会员发展到200万人，成为全国农会会员人数最多的省份。湖南农民运动的迅猛发展，鼓舞和推动了湖北及其他各省农运的发展。在湖北，北伐前仅有农会会员7万多人，北伐军占领武汉后到1926年年底，全省农会会员就发展到28万多人，1927年月，又增加到100万人。在江西，1927年2月，农民协会由北伐前的个县发展到5个县，农会会员由1926年10月的6000余人增加到30余万人。同月，江西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召开，省农协正式成立。此外，陕西、河南、山东等地的农民运动发展也比较快，都建立了省农会。
在农民协会的领导下，农民群众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前所未闻、前所未有的农村大革命，猛烈地动摇和冲击着中国几千年来的封建统治制度的根基。农村大革命的兴起，使阶级斗争出现了空前激烈复杂的形势。帝国主义、封建军阀、地主豪绅和国民党右派对农民运动又怕又恨，诬蔑和谩骂农民运动“糟得很”，是“惰农运动”“痞子运动”。与此同时，共产党内以陈独秀为代表的一些领导人，也指责农民运动“过火”“搞糟了”。
为了驳斥对农民运动的种种非难和攻击，清除共产党内外对农民运动的错误认识，更好地总结农村大革命的经验教训，把蓬勃发展的农民革命引向高潮，毛泽东在参加湖南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后，于1927年1月到2月，在湖南省委的帮助和支持下，亲赴湖南省的湘潭、衡山、醴陵、长沙、湘乡五县进行实地考察，大量搜集有关农民运动的第一手材料。经过一个多月的调查研究，1927年3月毛泽东发表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以大量的无可辩驳的事实论证了农民问题的重要性，热情歌颂了农民运动的伟大功绩，驳斥了对农民运动的种种责难。毛泽东充分肯定了农民运动在中国民主革命中的历史地位和作用，指出，国民革命需要一个大的农村运动，农民运动建立了中国几千年来不曾成就过的奇勋大功，农村大革命是实现乃至完成国民革命的重要因素，农民运动不是“糟得很”，而是“好得很”。毛泽东强调：必须依靠广大贫农做“革命先锋”，团结中农和其他可以争取的力量，把农民组织起来，从政治上打击地主，彻底摧毁地主阶级的政权和武装，建立农民协会和农民武装，由农民协会掌握农村一切权力，然后进行减租减息、分配土地等斗争。
毛泽东的报告，热情地赞颂了农民群众推翻乡村封建势力的伟大功勋，尖锐地批驳了党内外责难农民运动的种种谬论，阐明了农民斗争同革命成败的密切关系，是共产党指导农民斗争的重要文献，这个报告于1927年月在汉口以《湖南农民革命》的书名公开出版。
随着政治权欲的膨胀，蒋介石开始树立个人权威，培植派系势力，网罗军校右派分子，以限制和打击共产党及左派力量。1925年的两次东征和平定杨希闵、刘震寰叛乱，使蒋介石在国民党中的地位有所提高。1926年1月在国民党二大上，蒋介石被选为中央执委，随后又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总监。这样，蒋介石一跃成为国民党内握有军政大权的重要人物，这为他篡夺更大的权力提供了方便。
1926年3月18日，蒋介石通过自己的亲信，传达一道命令给海军局代理局长、共产党员李之龙，速派得力兵舰两搜，开赴黄埔，听候差遣。李之龙立即派出中山、宝壁二舰开往黄埔，但蒋介石却声称并无调舰之命令，经请示蒋介石后李之龙将中山舰调回广州。蒋介石以中山舰往返开动，系共产党阴谋暴动，推翻国民政府为由，于3月20日凌晨，擅自宣布广州戒严，并调动军队占领中山舰和海军局，逮捕了李之龙，扣押了黄埔军校和在第一军中担任党代表以及做政治工作的全体共产党员，包围了省港罢工委员会和苏联顾问团住宅。这就是“中山舰事件”，又称“三二○事件”。中山舰事件发生后，毛泽东、周恩来、陈延年等共产党人坚决主张彻底揭露蒋介石的反革命阴谋，但共产党的主要领导人陈独秀害怕对蒋介石的斗争会招致统一战线的破裂，力主对蒋介石妥协让步，甚至错误地认为事件的发生是由于共产党过分包揽了国民党的一切工作及蒋介石误信“谣言”所致。中山舰事件是蒋介石篡夺革命领导权关键的一步。
接着国民党又于1926年5月15日至22日召开二届二中全会，蒋介石打着改善国共两党关系的幌子，以“消除疑虑，杜绝纠纷”为借口，提出了一个旨在限制共产党员在国民党内任职和活动的所谓“整理党务案”的提案。“整理党务案”是蒋介石在“中山舰事件”后策划的又一打击共产党，篡夺国民党领导权的阴谋。鲍罗廷为了贯彻共产国际提出的要共产党员继续留在国民党内并促使蒋介石北伐的方针，对蒋介石作出让步，同意了他的要求。在上海的中共中央也采取了妥协态度，致使《整理党务案》顺利通过。随着北伐军事行动的进展，蒋介石凭借自己掌握的军事力量，相继在江西、安徽制造了一系列摧残工农运动、屠杀共产党员的反革命暴行。
北伐战争的胜利进军，沉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在中国的统治，帝国主义为了维护在中国的特权，加紧了对中国革命的干涉，并积极寻求在华利益的新代表。北伐战争向长江流域的推进直接威胁到了英国的利益，因此，英帝国主义成了干涉中国革命的急先锋。1926年9月初，当北伐军兵临武汉时，英国军舰公然援助吴佩孚，炮击北伐军。9月5日，英国军舰炮轰四川万县县城，炸死、炸伤中国军民1000多人，制造了“万县惨案”。1927年1月，英国又制造了枪杀中国人民的汉口“一三”惨案和九江“一六”惨案。1927年年初，当北伐军向南京、上海进军之际，英、美、日、法等国都增派军队、调集军舰来华。到1927年3月，帝国主义停泊在中国领水的军舰共计170余艘，其中在上海附近的达60艘，军队增加到3万多人。
在武装干涉中国革命的同时，帝国主义采取分化瓦解革命统一战线的手法，积极从革命阵营中寻找新的代理人，他们打着“和平”“中立”“不干涉中国内政，尊重中国领土主权”的幌子，千方百计地勾结反革命力量，而隐藏在革命内部的国民党新的右派代表蒋介石，就成为他们破坏中国革命、维护在华特权的理想代表人物。
与此同时，蒋介石也在竭力设法取得帝国主义的谅解和支持。1927年3月26日，蒋介石到达上海，对如何进一步反共“清党”和发动反革命政变进行了部署，迫不及待地要求帝国主义直接予以支持。为此他密令取消“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向帝国主义各国表示，国民革命军是列强各国的好朋友，决不用武力来改变租界的现状。帝国主义在得到蒋介石的保证后，答应可以通过租界为其提供一切反共便利，驻上海的3万多名外国军人可以帮助蒋介石镇压革命。同时，蒋介石力争上海的大资产阶级和青帮的支持。月1日，上海大资产阶级为蒋介石提供经费300万元，青帮头子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等人则决定建立反动组织“中华共进会”，协助蒋介石发动政变。
在取得帝国主义的支持和大资产阶级、青帮的许诺后，蒋介石加紧部署政变。尽管如此，共产国际对蒋介石仍然抱有期望，不赞成同蒋介石破裂。1927年3月下旬，陈独秀向共产党内发出一信，提出“要缓和反蒋”；接着，陈独秀又和汪精卫会谈，并于月5日发表了《汪精卫、陈独秀联合宣言》。这个宣言只字不提蒋介石的反革命言行，反而千方百计地为蒋介石开脱，宣言竟然把蒋介石的反共行为说成是误会，要求革命群众，不要听信任何谣言。这个宣言发表后，一部分共产党员十分愤慨，但许多人都误以为局势已经缓和下来，以致蒋介石突然发动政变时，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处在毫无防御的地位。
1927年月12日凌晨，由“中华共进会”组织的全副武装的青红帮流氓打手，身穿蓝色短裤，臂缠白布黑“工”字符号，冒充工人纠察队，从租界出发，向闸北上海工人总工会和南市、沪西、吴湘、虹口等处工人纠察队发起突然袭击。当工人群众奋起反抗时，蒋介石借口调解“工人内讧”，调来大批反动军队收缴“双方枪械”，工人纠察队的l700支枪全部被缴，队员死伤300多人。13日，上海20万工人举行罢工，抗议反动派的血腥暴行。总工会召开数万人参加的群众大会，要求发还工人纠察队的武装，惩办肇事凶手。会后，群众冒雨游行。当游行队伍行至宝山路时，遭到事先接到屠杀命令、早就埋伏于此的蒋介石反动军队的袭击，当场打死工人、市民100多人，很多人受伤。接着，蒋介石下令解散上海总工会，封闭所有革命组织和进步团体，禁止罢工和示威游行，许多共产党员、工人、进步青年被捕杀，上海陷入一片白色恐怖之中。据不完全统计，从月12日到15日，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有300多人被杀害，500多人被捕，5000多人失踪，著名的共产党员汪寿华被害。这就是震惊中外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
在北方，奉系军阀张作霖也与蒋介石遥相呼应，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人士。1927年月6日，张作霖不顾外交惯例和国际公法，悍然派兵包围、袭击了苏联驻华使馆，逮捕了在苏联使馆避难的李大钊等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80余人。月28日，张作霖不顾全国人民的反对和谴责，在北京绞杀了中国共产主义的先驱、中共的主要创始人之一的李大钊，同时遇难的还有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20多人。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蒋介石在帝国主义和江浙财阀的支持下，于月18日在南京建立了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国民政府，与保持国共合作的武汉国民政府相对抗。南京国民政府以胡汉民为主席，以蒋介石、吴稚晖、张静江、邓泽如等人为常委。它对内发布的第一号命令，就是实行“清党”，列入首批明令通缉名单的主要有鲍罗廷、陈独秀、谭平山、林祖涵、吴玉章、毛泽东、恽代英等共产党人和邓演达、徐谦等国民党左派共190余人。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和南京国民政府的建立，标志着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已经成为投靠帝国主义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反共势力的中心，成为中国革命最大最凶恶的敌人，国共合作的国民革命在局部地区遭到了失败。
武汉国民政府在面临着严重的经济危机的同时，又发生了严重的政治动摇，号称“左派领袖”的武汉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逐渐右转，开始公开压制工农运动，攻击共产党。1927年月底，在汪精卫的要求下，武汉国民党中央组织了特别委员会，专门查办湘、鄂、赣三省工农运动中的一切“越轨”行为。5月8日，武汉国民政府发出严禁集会和示威游行的通告。
地主豪绅和北伐军中投机革命的反动军官也大肆活动起来。在农村，地主豪绅或派人混入农会进行破坏，或秘密组织暗杀队、大刀会、拳头会等反动组织，屠杀农民群众。在军队中，武汉政府的反动军官在蒋介石的策动下连续发动反革命叛乱。1927年5月13日，原驻宜昌的国民革命军独立第十四师师长夏斗寅通电联蒋反共，率部沿江东下，一直攻到武昌附近。继夏斗寅叛乱之后，驻防湖南长沙的国民革命军第三十五军三十三团团长许克祥，在军长何健的指使下，于5月21日在长沙发动叛变，解除了工人纠察队及农民自卫军的武装，捕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100多人，这就是“马日事变”当日中文电报代日韵目为“马”字，故称。事变后，许克祥颠倒黑白，声称此次事变乃“反动分子”挑拨兵、农、工感情，工农武装纠察队进攻长沙驻军所致，将其反革命活动嫁祸于共产党和工农群众。
在这紧急关头，中国共产党于1927年月27日至5月9日在汉口召开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鉴于党的主要负责人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对革命已经造成了危害，大会对此进行了批评，但是大会对陈独秀错误的内容和性质以及对共产国际指导中国革命中的错误，都缺乏应有的认识。中共“五大”以后，汪精卫集团日趋反动，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和苏联顾问鲍罗廷等却仍然对汪精卫抱着很大的幻想，仍然把他看成是国民党左派，认为当前党中央最重要的问题，是如何搞好同国民党左派的关系，为了搞好同国民党左派的关系，他们对汪精卫集团处处采取迁就态度。
在汪精卫集团公开叛变迫在眉睫的严重时刻，1927年7月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召开扩大会议。毛泽东在会上提出农民自卫军应该上山，“上山可造成军事势力的基础”，农民自卫军必须保存，但是，毛泽东的建议没有受到重视。7月13日，中共中央发表对政局宣言，谴责武汉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的反革命罪行，宣布撤回参加国民政府的共产党员。1日，宋庆龄发表严正声明，痛斥汪精卫集团背叛革命的罪行，她指出：“他们已不再是孙中山的忠实信徒，党也就不再是革命的党，而不过是这个或那个军阀的工具而已，因此对于本党新政策的执行，我将不再参加。”此声明表明了她反对国民党右派，继续维护孙中山三大政策的立场。
1927年7月1日晚，汪精卫召集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团举行秘密会议，布置了“分共”和实行大屠杀的计划、步骤。7月15日，汪精卫召开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扩大会议，宣布实行“分共”，和共产党决裂，公开背叛国民革命。接着，武汉国民党中央训令军事委员会在军队中“清共”，国民政府也发出通知，取缔共产党和一切革命活动。反动军队封闭了所有工会、农会和革命团体，大规模地捕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
“七一五”事件，标志着汪精卫集团公开背叛革命，而国民党则彻底抛弃了孙中山的三大革命政策和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纲领，已由各革命阶级联盟的革命政党演变成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反革命政党。至此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革命统一战线最终破裂，轰轰烈烈的国民革命失败了。国共合作的国民革命虽然失败了，但它沉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在中国的反动统治，空前地提高了人民群众的觉悟，锻炼了中国共产党，为中国革命提供了极为宝贵的经验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