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传播成为主流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四个原因：第一，各地出现了一大批宣传马克思主义的进步刊物；第二，宣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团体在全国各地陆续出现；第三，大量马克思主义著作被翻译出版；第四，涌现出一大批积极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进步分子，并形成了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队伍。
马克思主义在传播过程中，从1919年7月至1920年1月，同反马克思主义思潮进行了三次论争。
问题与主义之争的论战。双方主要代表人物为李大钊和胡适，主要围绕着两个问题展开争论。
第一，胡适攻击马克思主义是外来的进口的“主义”，是无用的；李大钊认为问题与主义有不可分离的关系，解决社会问题离不开主义，解决中国问题需要马克思主义。第二，胡适反对所谓中国社会问题的“根本解决”，主张一点一滴的改良；李大钊指出，对于中国问题，必须有一个根本解决，才有一个一个具体问题解决的希望，而根本解决需要通过阶级斗争来实现。
与基尔特社会主义的论战。双方主要代表人物为陈独秀、李达、李大钊等人和张东荪、梁启超等人。主要围绕三个问题争论。第一，张、梁认为中国当务之急是发展资本主义，而不是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者指出，资本主义不能解决中国的贫穷问题，社会主义才是真正“开发实业”的方法。第二，张、梁主张的调和同资产阶级的矛盾等改良主义手段解决问题，马克思主义者指出，无产阶级应采取革命手段，夺取国家政权，剥夺资本家的特权，发展生产力。第三，张、梁反对成立中国工人阶级政党。马克思主义者认为，要组织“民众的实力”，实现“中国彻底的大革命”，就急需组织一个“平民的劳动家的政党”——共产党。
与无政府主义者的论战，这场论战于1920年9月开始，以1921年中共成立前后最为激烈，至1922年年初，以马克思主义者的胜利而告结束。双方的主要代表人物是陈独秀、李大钊与蔡凌霜、区声白等。马克思主义者主要就三个问题批判了无政府主义。第一，批驳了无政府主义者反对一切强权和国家，尤其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谬论。明确指出，推翻资产阶级国家后，一定要建立无产阶级的国家，否则，共产主义不能实现。第二，针对无政府主义反对一切约束，主张个人绝对自由错误观点，指出：在人类社会中，离开社会的个人“绝对自由”是根本不存在的，自由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第三，驳斥了无政府主义者在生产方式上反对集中，在分配方面反对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的错误观点，指出：只有依靠集中统一领导，才能使各地方各职业的生产保持均平，在社会主义阶段只能实行“按劳分配”。
通过上述三次论战，马克思主义得到更广泛的传播，这些论争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奠定了思想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