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8年11月，历时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德、奥等同盟国的失败和以英、美、法、意、日等协约国的胜利而告终。1919年1月，27个战胜国在法国巴黎凡尔赛宫召开战后“和平会议”。实际上，这是一个由英、美、法、意、日五个帝国主义国家把持操纵的分赃会议，目的是如何在战后重新划分世界势力范围和争夺世界霸权。
中国政府由于1917年8月正式对德宣战，参加协约国，因而也作为战胜国派出了以外交总长陆征祥、驻美公使顾维钧等五人组成的代表团，出席这次会议。中国代表先后向“和会”提出两项提案：一是取消帝国主义在华势力范围，撤退外国军警，裁撤外国邮电机关，取消领事裁判权，归还租借地和租界，关税自主等七项希望条件。一是废除1915年日本和袁世凯订立的“二十一条”不平等条约，归还大战期间日本乘机夺去的原德国在山东的各种权益。其中，山东问题是巴黎和会上有关中国问题的焦点。应该说，中国代表提出的两项议案是完全合理的，然而，由于英、美、法等帝国主义在中国享有极大的特权，根本无视中国的主权和战胜国地位，对中国代表的提案以不属于和会讨论范围和权限之内为理由加以拒绝。只有山东问题，在讨论如何处置德国在远东太平洋和非洲殖民地问题时被列入讨论议程，但日本以武装占领既成事实和中国政府曾有“欣然同意”的换文作借口，蛮横要求会议将德国在山东的特权无条件转让日本，英、法、意等国支持日本。
月30日，英、法、美三国举行会议，拒绝中国代表出席，决定将德国在山东权益全部转交给日本，并堂而皇之地写进了《凡尔赛和约》。作为战胜国的中国，不但没有受到战胜国的待遇，相反却连应该收回的权益也没有收回，竟和战败国一样遭到惨痛的宰割，这无疑是中国外交中的又一奇耻大辱。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遭到的惨痛失败，击碎了中国一些先进分子原来对和会所抱有的希望和幻想，更进一步认清了帝国主义一丘之貉的本质。这样，长期以来在中国人民中蕴藏、潜伏着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情绪急剧增长发展，而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的失败，最终引发了五四爱国运动。
巴黎和会中国外交失败的消息传出后，立即在中国人民中，首先在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中激起强烈的愤慨，以学生斗争为先导的五四爱国运动就象火山一样爆发了，其中尤以北京学界为最。5月3日晚，北京13所中等以上学校的1000多名代表在北京大学开会，北大法科学生谢绍敏当场破指写下了“还我青岛”四个血字。会议一致决议：联合各界，力争国权；通电巴黎的中国代表拒绝在和约上签字；通电全国在5月7日国耻纪念日举行示威游行；5月日北京学生在天安门前集会举行抗议和示威。
5月日下午1时左右，北京大学、北京高师、中国大学等13所学校3000多名学生集会天安门前，发表演说，散发传单，高呼“外争国权，内惩国贼”“拒绝在巴黎和会上签字”“抵制日货”等口号，手持写有“取消二十一条”“还我青岛”“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等标语的旗子，一致强烈要求惩办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三个卖国贼。集会结束后，按大会决议，学生们开始示威游行，向东交民巷使馆区进发，一路散发传单进行爱国宣传，许多市民和群众加入学生队伍。游行队伍行至东交民巷西口，遭到使馆巡捕和中国军警的阻拦，暴晒于炎日下两个小时仍不能通过使馆区，交涉毫无结果，学生们顿时义愤填膺，怒火满腔，决定直接去找卖国贼曹汝霖问罪。游行队伍由东交民巷西口转经东长安街直去赵家楼胡同曹汝霖住宅。正在曹家未及逃走的章宗祥被愤怒的学生痛打一顿，学生们捣毁曹宅器具，并放起火来。曹宅起火后，学生们陆续撤离，此时大批军警赶来，抓走了未及撤走的32名学生。为了营救被捕学生，5月5日上午，北京专科以上学校学生代表会议决定，自即日起实行北京学界总罢课，要求北京政府无条件释放被捕学生，并通电全国，请求各方支援。学生的爱国行动得到了社会各界爱国人士的支持，北京1所专科以上学校校长会议决定，组成以北大校长蔡元培为首的校长团，参加营救被捕学生的活动。6日，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宣告成立。要求政府释放被捕学生，严惩曹、陆、章三个卖国贼，致电巴黎专使，誓死力争收回青岛权利，决不在和约上签字。从此，北京学生运动有了统一的领导机构和组织，开始向有组织的方向发展。
北京爱国学生运动发生以后，北京政府十分震惊和恐慌。5月日晚，国务总理钱能训召开紧急内阁会议，研究对付学生的办法，5月6日，北京政府总统徐世昌发布镇压北京学生爱国运动令。7日，在学生总罢课的威胁和社会各界的压力下，北京政府以学生不参加当日国民大会和各校复课为条件，被迫释放了被捕的32名学生。北京学生为了实现爱国运动的目标，在被捕学生获释后继续坚持斗争。11日，旨在声援学生的北京各大专院校教职员联合会正式成立，表示和学生一起斗争。19日，北京学联作出从即日起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再次实行总罢课的决定，当日计有25000多名学生参加总罢课，并组织讲演团上街演讲，开展维护国货、抵制日货运动。为了扩大北京学生运动的影响，让外界了解北京学生运动的真相，力争全国各界的支持，北京学联派出学生代表，南下前往天津、济南、南京、上海、武汉、九江等地，请求和呼吁援助。6月3日起，北京20多所学校数千名学生走上街头演讲和宣传，北京政府出动大批军警，将北京大学作为临时监狱，逮捕爱国学生1000余人，但学生并没有因此停止斗争，表示不达目的，决不罢休。
在北京学生运动的影响和推动下，全国各地学生纷纷起来响应，运动迅速遍及全国。天津、上海、长沙、武汉、成都、南京、西安、广州等大中城市的学生相继举行罢课和示威游行，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恽代英、周恩来等人分别在各地指导并参加了爱国学生运动。甚至海外侨胞和留学生也以各种方式和行动响应国内学生运动。北京五四反帝反封建的斗争浪潮席卷中华大地。
从5月日北京学生集会天安门举行示威游行，到6月3日北京政府对爱国学生实行大逮捕为止，爱国学生历时一个月的斗争，是伟大的五四爱国运动的第一个阶段。这一阶段，爱国运动呈现出这样一些特点：运动的中心在北京，运动的主力军是广大的爱国青年学生，主要斗争形式是学生罢课。尽管参加运动的阶层局限于知识分子，缺乏深厚坚实的群众基础，但青年学生以他们无畏不屈的精神和英勇斗争的行动，打击了帝国主义和国内封建军阀的统治，唤起了全国民众民族意识的觉醒，从而为五四爱国运动进入一个崭新阶段，向更加广泛和深入的方向发展奠定了基础。
6月3日，北京政府大规模逮捕爱国学生的消息，由北京学联向全国通电。6月日，上海学联获悉此消息后，立即行动起来，并向全国各省各界发出紧急通电，呼吁全国一致行动，速起援救北京学生。上海工人阶级率先举行政治大罢工，声援北京学生。6月5日，上海日资内外棉第三、第四、第五纱厂工人首先举行罢工。从第二天开始，上海工人罢工规模不断增加和扩大。6月10日，上海工人罢工达到最高峰，当天，沪宁、沪杭、淞沪铁路工人全体罢工。整个上海内外交通中断，各业全部停产，处于瘫痪状态。总之，从6月5日到10日，全上海罢工的企业、工厂达50多个，参加罢工的各行业工人多达六七万人，在上海工人的影响和推动下，长辛店、汉口、唐山、长沙、济南等地工人也开始罢工。工人阶级不仅仅是罢工，而且还举行示威游行，开展多种爱国活动，以其英勇的斗争充分显示了无产阶级巨大的战斗力，给帝国主义和封建统治者在政治、经济上以沉重的打击。
在工人罢工斗争的影响和青年学生的推动下，从6月5日起，上海全体商人实行罢市，全市各业大小商店、影院、饭店、银行一律关门停业。与此同时，5日下午，上海各小学也一律罢课，至此，全上海大中小学实现全体罢课。这样，“六三”以后上海第一个在全国实现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商人罢市的“三罢”局面。从上海开始的“三罢”迅速影响扩展到各地，全国有22个省150多个大中城市都发生了“三罢”斗争。甚至一些省的农界也积极投入这场斗争，开展声援北京爱国学生的活动。
席卷全国的“三罢”斗争浪潮，形成了一个汹涌澎湃、波澜壮阔的全国反帝爱国运动。而6月5日上海“三罢”斗争的实现则标志着五四爱国运动已经进入和发展到一个崭新的阶段——广泛的全国性的革命运动。这一阶段，爱国运动呈现出这样几个特点：运动的中心从北京转移到上海；运动影响扩及到全国各地；运动的主力由学生转变为工人阶级；斗争方式由前一阶段的罢课发展为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和商人罢市，即“三罢”。工人阶级以独立的政治力量姿态第一次登上中国历史舞台，向全国人民显示了其强大的威力。工、商、学、农各界，在中国革命斗争史上第一次联合起来，充分显示和说明了中国人民觉悟程度和组织程度空前的提高。这样，与第一阶段相比，五四爱国运动已远远超出了知识分子的范围，发展成为一个以工人阶级为主力军，包括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在内的广泛的群众性的全国范围的反帝反封建的爱国民主运动。在以工人阶级为主力军的反帝爱国运动的第二阶段，工、商、学、农联合行动，给北京政府以有力的打击。
6月7日，北京政府释放了所有被捕学生，并公开表示道歉。10日被迫罢免曹、陆、章三个卖国贼各自的职务。这样，惩办卖国贼这一具体斗争目标基本得以实现。五四爱国运动取得了第一个重大胜利。但是，山东问题仍然没有得到解决。北京政府以罢免三个卖国贼作为缓兵之计，继续实行卖国政策，所以要求拒签和约就成了6月10日以后反帝爱国运动的主要目标和中心内容。6月19日，全国学联发出致北京政府电，表示誓不承认和约签字。全国人民、海外侨胞、留学生共同向巴黎的中国代表团发出7000多份电报，强烈要求他们拒绝签字。6月28日是巴黎和约签字的日子，这一天，旅法华工和留学生万人举行集会，包围出席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住所，不准中国代表赴会签约。最终，中国代表团拒绝在对德和约上签字，拒签和约，这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近代中国外交史上是空前的，极大地震慑了外国帝国主义列强。
五四运动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它具有彻底不妥协地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决心。五四运动不仅是一次伟大的爱国民主运动，也是一次空前的思想解放运动；五四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做了思想上和干部上的准备；五四运动标志着中国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已经开始发展到一个崭新的阶段——新民主主义阶段，它揭开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